sql server raiserror: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久远的一场超级大辩论

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久远的一场超级大辩论
作者：老蛋 提交日期：2009-4-28

1、
　　公元前81年，二月，大概是春节前后，西汉首都长安迎来了全国各地六十余位文化、艺术、思想和知识界的代表。
　　长安的初春，乍暖还寒，六十多位代表意气风发地与西汉的的主要领导人共商国事，出席会议的领导人有御使大夫桑弘羊、臣相车千秋等，会议由车千秋主持。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场会议描述，当然，如果接着写下去，直写到团结、胜利乃至会议精神和欢欣鼓舞，就没有后来的历史了，更没有您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个代表劈头盖脸地就问责御使大夫和臣相，从政府垄断的盐铁行业开始，一直问责到历年的农业、工商业、军事、社会道德、文化建设、法制建设等等方面，言辞激烈，态度严肃，而以桑弘羊为首的政府代表也毫不示弱，对于代表们的指责理解予以猛烈还击，一一予以驳斥。
　　双方你来我往，吐沫横飞。一个省油的灯都没有。
　　会开完了，话还没说完，到了大会闭幕的时候，按照史书的记载，应该是民间代表和政府代表依然不服，道别完了，互相还揪着辩。
　　这场口水战是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本来就想说说生产销售盐和铁的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事，结果，这六十多人把话题从盐、铁两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扩大到整个工商业、经济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上来。
　　按照现存的史料看，会议应该是保密的。因为后人能够看到这场盛况的口水大战是会议之后二十多年（也有考证为三十多年后），一个参与了会议的政府官员完整的记录下当时的言论。经过整理编辑。起名《盐铁论》。
　　这个官员叫恒宽，恒宽老师写这本书并流传到社会上时，会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都已不在人世。在当时来看，应该算是解秘资料了。可以猜想到，如果会议内容不是过于敏感和尴尬的话，当时就可以编辑整理出来。何必要等二、三十年。
　　恒宽老师不知道，他的这本书，成了后世中国国学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在两千多年后一场文化革命的时期，很多革命干部能将书倒背如流，熟读这本书是为了狠狠地批判这本书，批判书里的人和他们的言论。
　　首先，参加会议的六十多位全国代表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是贤良，贤良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是汉武帝定的，有三个标准，一明国家之大体，二通人事之终始，三通正言直谏者。
　　根据这个标准，各地选拔和举荐的时候，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天下豪富民”，就是有钱的民营企业家。一般有钱还不行，得是天下豪富民，《杂论篇》里为后人记下一个叫有茂陵唐生的大老板；《汉书》里记载了一个叫魏相的的大老板。
　　这些大老板可不是简单的大老板，其中魏相是学《易》的，而且水平极高，在整个的辩论会中，代表们辩急了眼，竟然将一个自己知道但绝不能说出来的天机给泄露了出来。竟然，当场悄悄给算了一卦，好在没有直说，其实就是说了一个预言，没有直说，暗示了一下，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第二类人是文学，文学这个词那时还有这样的讲法。所谓文学就是那些肯读书，会读书，真的有知识，有文化，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那种人。孔子设的四科中，就有文学这一科，要按文凭算的话，怎么也是大本以上吧。
　　这六十多人中，确实个个是民间的高手，语言清晰，逻辑严密，思维敏捷。非要拿现在的词套，“民意代表”勉强能套的上。
　　民意代表们的对手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
　　这些对手可不是吃素的，桑弘羊，十三岁就进宫做官，受汉武帝亲自调教，据说他从小心算能力就超强，强到什么程度呢，史上没有记载，但是，能让汉武帝器重并委以重任最终又在身后让他辅助昭帝的人物，绝非等闲之辈。
　　而且，汉武帝的功业与桑弘羊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六十多人要批评的就是汉武帝的很多政策，而这些政策正是桑弘羊引以为骄傲的业绩。
　　大辩论开始了。
　　民意代表们绝不是善茬，他们开门见山，一点废话都没有，直接就从垄断下手，说：治理和发展国家，要以德治国，抑制追逐利益的社会风气，弘扬仁义，不让把上上下下都搞的一副利益熏心的样子，社会风气才能好转，现在各地盐啊、铁啊，酒啊，都被国营垄断了，私营企业沾都沾不上，只能搞点废品收购或者卖饲料之类的买卖，还口口声声要他们做大做强，这就是与民争利，把忠厚的社会风气给败坏了，让整个社会都充斥了贪婪之心，所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老实本分的少了，都想着发横财，没心思种地，人心本末倒置，本分的人少了，花哨的人就多了，花哨的人和事多了，社会本质就开始败坏，人心就奢侈下劣，就会有发生饥寒灾祸的可能。只有本分人和诚实朴素的人就多了，农业就兴旺，财用就富足。所以，应该废除垄断，抑制工商业，促进农业发展。
　　官员们立刻把话接过来。从国家的角度，予以猛烈而严谨的还击。
　　在官员们接过话之前，还要说一下，这场始于垄断批判的大辩论的背后有一些特殊的历史背景，绝不是西汉昭帝和他的官员们一时心血来潮就下诏召开的。
　　根据历史记录和推断，这幕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加上当政者各怀各的心思，出于不同的目的，最终促成了这场口水大战。在历史中激荡起的涟漪，一直影响到两千多年以后。

2、　　
　　事情还得先扯到汉昭帝的父亲汉武帝那儿，光说汉武帝还不行，还得再往上扯一下汉文帝。再往上到汉高祖。
　　简单说，就是汉武帝的老辈在秦灭后，拿下了江山，面对这么一个经过了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大烂摊子。高祖这个刚从马背上下来的政治家对国家、社会做了极其深刻的思考，最终小心翼翼地开始上岗治国，
　　一系列政策出台了，这些政策包括：鼓励生育，减轻税赋，厉行节俭，积极创建节约型社会，开放一切资源，开放关禁，搞活流通。
　　开放关禁，就是一切都民众开放，制铁，煮盐这类关系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行业也全部开放，完全自由市场经济。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铁能私营就跟现在的军火私营是一样的，美国不禁枪在现在看来很难理解很牛，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也是不禁枪的。你想打把什么样的刀挂在身上，也没人拦你。你打一百把刀挂身上，只要你不砍人，就没人管你，你要是砍人，人家也有刀砍你，砍不过你，政府就派兵来砍你。
　　这还不算，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高租竟然开放了货币，这就意味着，那时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自己造钱，在市场上流通。
　　到了吕后上岗的时候，这位在历史上身背很多恶名的太后，接着高祖的惠民政策，有出台了“奖励孝悌力田”，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敦行务本。
　　这样一来，国力开始逐渐恢复。
　　到了“文、景之治”时，汉之前的农业税惯例是十分之一，高祖给改成了十五分之一，到了文帝时，觉得老百姓过的还不够好，又给减了一半，就是三十分之一，其中，在位二十三年中，还有十二年全免。
　　这时国家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丁兴旺，家庭富足，各地的粮食储备库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还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意思是各地纷纷涌现出很多的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市场空前繁荣，物资供应丰富。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南阳孔氏“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
　　老百姓有钱了，国家也有钱了，但领导人却节俭的要命，在历史上的抠门指数超高。
　　文帝十三年下诏发了个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第二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各地贡献奇珍异物。
　　而且，文帝管的住自己，也管的住媳妇，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好象是为了节约布，甚至，帷帐上连朵花都不绣。更别说出去开个公司干个什么买卖了。
　　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嫌贵就算了。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自然就跟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的事情即便有也不敢张扬。
　　史家都确定，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确实是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其实，表面上看，是物质的极大的繁荣，但背后却有着社会道德标准高和人心忠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想一想，商人可以自己造货币，可以造铁，不仅没有出乱子，反而社会安定，人民富足。
　　至少应该有很完善和严厉的法制作为保障吧，但是，高祖却废除了秦时一系列苛刻的法律。代之更为宽容的法律。这大概人心道德和经济建设一起发展的道理，还有个词叫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
　　这么一个好家当，交到汉武帝手上。
　　汉武帝确实是雄才大略，手上有钱，家底殷实，特别是不甘心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当他确定和亲政策已经走到尽头时，决定动武。说干就干。
　　他十六岁即位，七十岁逝世，在位时，打了四十四年的仗，历史上有评价，共创建了这样几个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这位被史家挂了五块沉甸甸政治金牌的皇帝在晚年也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求长生不老之类的。可是，他老人家确有过人的一面。
　　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为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罪己诏”的形式告之天下。
　　相当于他还活着的时候在如今人民日报的头版或者新闻联播换金时间告诉全国人民。我作为国家领导人在位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给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向人民道歉。
　　这位勇于认错的皇帝临死前除了对人民的愧疚和对自己武功，把领导国家的重担交给了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可是这为太子还小，才七岁，刚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当然接不了这一大摊子，于是就让大臣霍光辅佐他作皇帝。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
　　这时，国家领导权实际上是在霍光和另外几个大臣的手上，这几个大臣，一个是桑弘羊，一个是上官桀、还有一个是田千秋。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功勋累累，桑弘羊则是在经济上帮助汉武帝完成四十四年征战史的功臣，两人很快发生矛盾，形成霍光一派，桑弘羊和上官桀一派。这场政治斗争必然要分个胜负。
　　因此，有史家判断，在全国找六十多位代表来问责，一定是霍光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当然，当时国内，因为连年征战，国家已经不堪承受，流民遍地，民怨极大。这也是六十多敢于直谏的贤良撸着袖子奔赴到长安责难政府官员的重要根源。
　　作为政府官员，不管有什么私利在心里，但治理好国家，让国家和人民富强的愿望都是一致的，从高祖到文帝再到武帝再到现在，这些身历了朝代更替的大臣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很混乱，很迷茫，确实也需要听一听他人的建议。
　　事起由一个叫杜延年的人，他是霍光的亲信，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向霍光建议， “现在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这些农民工在外边又找不到工作，回家种地又赚不到钱，日子不好过，还是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局，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
　　霍光接纳了这个建议，就让各地选人，集中到伟大首都长安开会，一方面了解民意，另一方面靠他们为国家献计献策，通过他们的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发展找到一条道路。
　　会议的主题很斯文，叫“问民间疾苦”。
　　现在大致能了解到一些汉宫殿的情况，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会在哪里开的，中午吃饭是几菜一汤，晚上住的是几星级的宾馆，现场挂没挂“问民间疾苦”这样的标语。
　　总之，六十多人开个会，加上政府官员，旁听的，观摩的，端茶倒水的，做记录的，保安，物业还有见吵的太厉害在一边等着用武力劝架的卫兵，最多也就一百来人。
　　这一百来人，不用太大的殿就能坐的下。接待起来毫不费力。
　　一个县礼堂都绰绰有余。
　　这六十人多坐下后，就把矛头对向了桑弘羊，指责他出台并执行的行业垄断政策破坏了民风和社会道德。
　　史上，很多人知道三国时有舌战群儒的局面。
　　但，真正的舌战群儒还是在这里。久经战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严峻考验的桑弘羊毫不畏惧，面对劈头盖脸的责难，立即还以颜色。
　　按照《盐铁论》的记载，没有客套话，也没有喝口茶清清嗓子，开口直奔主题。

3、
　　政府官员说，匈奴跟我们的外交关系破裂了，多次侵扰我们的边境，防他们吧，边疆长期驻军，将士们辛苦不说，军属也很不容易，付出很多，不驻军战备吧，匈奴又频频骚扰，侵犯我们的国土和主权。
　　上一代领导人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为了不再让人民群众受苦，尤其是边境的人民群众被匈奴欺压迫害，所以在边境建造大量的军事设施，保家卫国，休整烽火台，屯田驻军，进行战略防御。可是，国防开支非常庞大，没有办法，才将盐、铁和酒类由国营专卖，采用了平准法和均输法，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现在你们想废除这个政策，一则会让国库空虚，二则会使边境防御资金短缺，让那些守卫边疆的将士们挨冻受饿。
　　你们说，你们这么吵吵，合适吗？
　　能废除这些政策吗？
　　盐、铁、酒专营，这个好理解，平准、均输法就不太好理解了。这事还得从桑弘羊那儿讲起，先帝刘彻让老百姓日子过的好的不得了，他自己连个家具都不舍得添，皇后的蚊帐上连个花都不绣，实在是有点过。这样一来，国家确实没什么钱可支配，都在老百姓那里。
　　到了汉武帝，要跟匈奴打仗，那就需要钱，需要钱就得想办法从老百姓手里拿，拿要拿的有道理，直接收税显得笨拙，那时候看起来老百姓的思想觉悟也不高，皇帝一号召保家卫国，居然也没有人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捐武器和粮食。
　　说明那时候国防教育做的不好。贯彻的不彻底。群众基础也不好，这时候再搞国防教育是来不及了，那就出台一个能快速地搞到钱的方法。
　　这方法叫均输法。
　　那时候，市场很繁荣，虽然交通物流比较落后，但是，很多类似温州商人这样的人看到了商机，不断地将此地的便宜货倒卖到贵的地方，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汉代征税是征实物，运输很成问题，又造成商机。但同时，对国家来说，这里有很大的利润。
　　于是，从小就脑筋超级好的桑弘羊创造性地发明了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了收入。
　　平准就是官府负责京城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各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那些温州商人们以及全国靠贸易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所有的商机都被政府端走了，他们没了获利的机会，只好回家，要么找个工作，要么做个小买卖，要么种地。
　　在汉武帝的直接关怀下，由桑弘羊的牵头挂帅，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平准和均输工作，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不理解，但是在汉武帝的亲切关怀下，桑弘羊等同志废寝忘食的积极推动下，扫除了一切障碍，使国库充实，各类投机倒把的嚣张气焰遭到了严厉的打击。
　　国防事业和与匈奴的战争得到了充分的经济保证。
　　而桑弘羊同志也因为在经济领域中的突出贡献受到了以汉武帝的表彰，成长为一个高级领导干部。
　　为国家的经济、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是，却遭到了读书人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思想觉悟不高的人民群众的敌视。
　　有一年大旱，很多被断了财路的群众散布谣言，说，只要把桑弘羊扔进锅里煮，灾情就能解除。
　　广大人民群众恨桑弘羊恨到这个地步，不仅仅是因为他发明了平准和均输法，他还干了一件超级雷人的事情。

 

作者：树也会思考　回复日期：2009-04-29　19:19:40　

 

　　似乎现在喜欢解读历史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史为镜，可知兴亡，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有很多重复的，原因在于“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屁民）”　　
　　历史可以研究，但当时的真实环境却不是现在的人几个字的就解读得了的。　　
　　感谢楼主提到＜盐铁论＞，让我有机会了解，但是，楼主戏谑的解读语气却是我很不能接受的，而且很怕楼主接下来会将这部巨著和当前的社会不良现象结合起来，误导读者：盐铁论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在讨论经济政策！　　
　　特此更正！　　
　　在此贴上百度来的一些资料。　　
　　《盐铁论非鞅》译文：　　
　　贾谊之后，儒生们继续散布法家导致秦国灭亡的历史谎言。在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的盐铁会议上，那些儒生们指出是“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他们当面质问桑弘羊：“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桑弘羊当时反驳说，是赵高亡秦，而非商鞅：“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负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盐铁论 ·非鞅第七》，译文：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因而富强，后来终于兼并六国而完成了帝王的统一事业。到了秦二世的时候，由于奸臣独断专行，合理的法律制度得不到实行，旧贵族叛离，使得秦朝灭亡。正如《春秋》上说的：“不说这个了，因为祭仲已经死了。”善于唱歌的人能使别人接续他的歌声，善于制作的人能使别人继承他的事业。原始的椎车变成有轮辋的车子，是相土的继续改良发展而成的。周朝的建国事业能完成，是周公出力的结果。虽然有裨谌为郑国起草政令，而没有子产来修改润色，虽然有周文王、周武王制定的规章制度，而没有周公和吕望的配合，他们的功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现在你们用赵高篡权而使秦国灭亡这件事来攻击商鞅，就好像用崇侯虎扰乱殷政这件事来指斥伊尹一样啊。） 　　
　　客观地说，贾谊也看到了秦始皇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那就是财政政策的极度膨胀。司马迁也说秦始皇“轻民力”。贾谊“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的主张在汉初也得到了认真贯彻。汉家改变秦始皇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又恢复了法家——祖龙（秦始皇）是死了，但祖龙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到汉宣帝时代（公元前49年）。
　　大夫说：“从前商鞅作秦国宰相，在朝内建立法度，严格刑罚，严明政治，奸邪虚假的人无法立足。在朝外设置比从前好一百倍的制度，征收山川土地的赋税，国富民强，用具充足，积蓄的财力绰绰有余。凭借这些征讨敌国，占领土地扩大边境，不用向百姓征收赋税，军队就能自给自足了。所以资源用不完而百姓不知道，西河的土地虽然被挖空了而百姓没有受苦。发展盐、铁的好处，能够用来解决百姓的困苦，满足军队的费用，注重积蓄用以防被缺乏和用光，盐铁能补给的地方很多，多国家有利，对百姓无害。百姓有什么困苦，文学先生又有什么忧虑呢？”
　　文学先生说：“从前文帝的时候，没有发展盐、铁产业而百姓也富裕；如今发展了盐铁而百姓也有困乏的，没看到发展盐铁所得的利益有什么好处，反而看到了它的弊端。况且利益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出的，全都是从百姓身上取来的，叫做“百倍”，这是错误的观点。这和愚昧的人反穿这皮衣背柴禾，爱惜衣服上的毛，却不知到皮快被磨光了。如果今年李子、梅子结的果实多，明年产量就会衰减；新谷熟了陈年的谷子就会降价。天地之气不能都满，何况人间的事情呢？所以对那方面有利的话对这方面一定有害，就像太阳和月亮不能同时照亮，白天和晚上有长有短。商鞅严酷的法律追求利益，秦国百姓民不聊生，都去向秦孝公哭诉。吴起（在楚国变法）发动战争，楚过百姓搔乱，都去向楚悼王哭诉。这之后楚国越来越危难，秦国越来越削弱。所以财力蓄积起来了民怨也蓄积起来了，地域拓广了而祸患出现了，怎们能说‘资源用不完百姓不知道，西河土地挖空百姓不困苦’呢？如今商鞅的方法又在朝内施行，吴起的兵法又在朝外发动，参军的人匆匆忙忙，没有参军的人缺乏用度，老母亲痛苦，妇女哀怨叹息；我就算不想忧虑，能达到吗？”
　　大夫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因此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成就了皇帝基业。到了亲二世的时候，奸臣专权，公平的法律施行不了，诸侯叛乱，国家灭亡。《春秋》说：‘不必说，祭仲肯定会灭亡。’善于唱歌的人会让人延续他的歌声，善于技术的人会让人继承他的技术。“蝉攫”这种椎车，时相土发明的。周朝的建立，有周公的功劳。就算有裨谌的起草，没有子产的润色，就算有周文王、周武王定下的规矩，没有周公、吕尚的修正，就都成不了功业。现在是因为赵高灭亡的秦过而不是因为商鞅，就像是崇虎扰乱了商朝而不是伊尹扰乱的。”
　　文学先生说：“善与雕凿木材的人组合起再多的木材也拔不出来，善于打地基的人垒起再高的建筑也不会倒塌。伊尹用尧、舜的治国方法给商朝奠定基业，子孙传位，经过一百代都不灭亡。商鞅用酷刑苛政为秦国打下基础，所以到了秦二世就被夺去了政权。刑罚已经很严酷了，还要制定“相坐法（一人犯罪，株连多人）”，鼓励诽谤，增设肉刑，百姓胆战心惊，不知到手脚该放到哪里。征收的赋税已经很多了，还要禁止开垦山川沼泽，在国内发展盐铁这种百倍之利的产业，百姓却没有说话的地方。崇尚利益而忽略仁义，追求国力崇尚军功，虽然扩大了疆土，但是就像病人需要水，多给他水病却更加重了，你只知道商鞅为秦国开创了帝国基业，不知道他也给秦国铺下了灭亡的道路。狐刺大小的凿孔，就算鲁班也不能造出合适的榫子。一筐土的地基，就算再好的工匠也不能垒出高的建筑。就像秋天的莲蓬遭到霜打，遇到风就会凋落，就算有很多莲子，有什么用呢？所以扁鹊不能让白骨长出肉，微子、箕子不能挽救灭亡了的国家。”
　　大夫说：“说起来不难，做起来难。所以贤人脚踏实地而追求实际功效，并不是说空话。从前商鞅精通变法之术，凭借他的权力，为秦国谋得利益成就功业，凭借战争攻打诸侯，吞并邻近的国家，消灭远方的国家，兼并燕过、赵国，陵迫齐国、楚国，诸侯向秦国行礼，臣服西面的秦国。再后来，蒙恬征讨夷狄，扩张了千里的土地，度过黄河以北，就像摧枯拉朽一般。为什么呢？商鞅遗留下来的计谋，准备的充分。所以秦国的每次行动都能获得利益，建立功业。积累谋略，国家借此强大。所以把秦国的兴起和灭亡归根到百姓头上，没有看到长远的计谋指引的正确方向。”

　　文学先生说：“商鞅的变法，并不是没有实行；蒙恬打退夷狄使他们撤退了一千里地，并不是没有功劳；秦国威震天下，并不是不强大；诸侯向西边的秦国行礼，并不时不臣服秦国；然而这些都是秦国灭亡的原因。商鞅利用权力危害秦国，蒙恬用获得的一千里土地导致秦国灭亡：这两个人，只知道谋利而不知道避害，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让，所以最终自己死了，国家灭亡。这就是此所谓贪图短浅的利益，是愚蠢的人的做法，有什么‘大道’在里边？所以说：‘小人先是聚集一起合谋然后分裂争斗，起初虽然能乘马车有气派，最终必然后悔得吐血。’就是说的这些事。”
　　大夫说：“长得好看的人，长得丑的人就会嫉妒；贤能的人，平庸的人就会厌恶。所以上官大夫在楚顷襄王面前陷害屈原，公伯寮在季孙面前说子路的坏话。商鞅以平民的身份，从魏国来到秦国，不到一年就当了宰相，改革变法严明政治，秦国非常昌盛。所以一发动战争敌人就会割地求和，停止战争国家就更加富强。秦孝公非常高兴，封给他于、商一带五百里的土地，他的功劳大如山，名传后世。后代的人达不到他的成就，因此嫉妒他并贬低他的功劳。”
　　文学先生说：“君子进取一定要遵守正道，退让也不回丧失道义，处在高位也不骄傲，被触犯也不回惩罚他，职位尊贵但是行为谦恭，功劳很大但是合情合理；所以平庸的人不嫉妒他的能力，世人不嫉妒他的功业。现在商鞅放弃了正道而利用权力，抛弃了道德而使用武力，法律苛刻刑法残酷，以暴虐百姓为风气，以欺凌祖国以功劳，处罚秦国的宗亲来树立威风，对百姓没有恩德，对诸侯没有信义，人人都怨恨他，家家都仇视他，虽然因为功劳获得了封赏，就像吃有毒的肉来充饥不止面临着灾难。苏秦合纵连横，统领六国，他的功业并不时不大；桀、纣和尧、舜同样出名，至今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名气并不时不大；但是错误的人得不到赞扬。所以做事不追求多，名字不追求能够留传。”
　　大夫说：“白布不能自己就能和黑布区分开，贤圣的人不能独自挽救乱世。所以箕子被囚禁，比干被处死。伍员作吴王阖闾的相国成就了霸业，吴王夫差无道，流放并杀了他。乐毅被燕昭王信任，却被燕惠王疑忌。作臣子的尽了自己的气节来留名史册，遭遇下一代君王却不能被任用。大夫文种辅佐越王，替他出谋划策，终于打败了强大的吴国，占有了东夷地区，最终被赐自缢而死。骄纵的君主背弃恩德，听信流言，不考虑他的功劳，难道是臣子自己的原因？”
　　文学先生说：“比干被挖心，子胥改名鸱夷子皮逃难，不时轻微的触犯了君主导致杀身之祸，是因为强行权谏来博得名声。忧国忧民的忠心，在内心被触动，忘记了身外的祸患，只想到要辅佐国君救助百姓，所以就算死了也没有怨言。君子能够实行正确的但是不能防范错误的，虽然身遭杀害，不时他的罪过。所以比干死后而商朝百姓怨恨赏纣，子胥死后吴国百姓怨恨吴王。现在秦国百姓怨恨商鞅的政策，比私仇还要厉害，所以秦孝公死的那一天，全国都攻击商鞅，商鞅东西南北哪里都逃不走，仰天长叹说：‘啊，变法的弊端，到了这种地步！’最终被车裂而死，宗族全被处死，被天下嘲笑。这是他自找的，不是别人杀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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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些所谓的“文学和贤良们”对商秧的攻击吧，，难道这还可以称为“明国家大体，通人事终始，正言直谏的民营企业家，民意代表“？？？　　　
　　＜盐铁论＞本就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为民请命的，讨论经济政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的人，竟然连抗美援朝的意义都否定了，以己度人，以己度史，历史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贴一篇文化大革命时关于＜盐铁论＞的文章和＜盐铁论＞原文地址。
　　＜声明：本人同意其观对孔老二的观点＞　　
　　＜盐铁论＞原文地址http://www.guoxue.com/zibu/zhajia/yantielun/ytlml.htm

　　读《盐铁论》　　
　　——西汉中期一场奴隶制复辟与反复辟的论战　　
　　《盐铁论》全书计六十篇，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81年）政府召开的一次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该书采用对话的形式，记述了当时儒法两家激烈论战的历史事实。　　
　　在汉朝初期，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是一股反动的复辟势力，他们不仅垄断了煮盐、冶铁、铸币等工商业，操纵着封建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勾结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积极从事分裂活动以颠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北方匈奴的奴隶主贵族也不断地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安全。杰出的法家人物桑弘羊，根据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入侵的政治路线，参与制订并贯彻执行了诸如盐铁官营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不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填补战争费用的消耗，更重要的是“离朋党、禁淫侈、绝兼并之路”，大大削弱了工商业奴隶主以及地方诸侯王等复辟势力的物质基础，从而出现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的繁荣局面。在当时这是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但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不甘心失败，总想伺机复辟。汉武帝死后，八岁的昭帝上台，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独揽大权，他们认为时机到了，网罗了一批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即所谓“文学高第”和“贤良方正”，策划了一次盐铁会议，拾起孔孟之道的破烂武器，向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汉武帝政治路线的维护者发起突然袭击，从而挑起了儒法两家在改变还是坚持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

　　一　　
　　文学、贤良们站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原则。这样做，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同时，“末盛则本亏”，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他们振振有辞，俨然一群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他们说的“义”与“利”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当年孔老二就口口声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实他鼓吹的君子之“义”，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的反动精神，代表着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最狭隘的私利；他拼命攻击小人之“利”，则是为了反对新兴势力的政治利益。这就是儒家“义”、“利”观的反动实质。文学、贤良们打着“义”的幌子来反对“利”，其目的是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妄图改变法家的政治路线。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并举出大量的历史事实，热情赞扬法家的变法革新，指出商鞅“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终于统一了六国。而孔孟之流大谈仁义，“危不能安，乱不能治”，终究挽救不了奴隶制的灭亡。从而对文学、贤良们的“义”、“利”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文学、贤良们果真是要“义”不要“利”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孔孟之徒从来是贪得无厌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吗？孔老二在这方面，称得上是黑样板。在陈蔡被围、饿扁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一点酒肉，他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抓起酒杯就灌。虽然他反对搞商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仍然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是多多益善。他的徒子徒孙文学、贤良们，也正如桑弘羊所揭露的，是一帮“洁言污行”、“鸡廉狼吞”的巧伪人。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在暂时捞不到油水时，他们对别人眼红的要命，却装着不屑一顾。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象饿狼一样，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什么都吞下去。这就是文学、贤良们要“义”不要“利”的真相！

　　文学、贤良们还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大讲什么老百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穿破衣的寒、吃粗糠的苦，似乎他们真的要为劳动人民谋利益了。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废除了盐铁官营，究竟对谁有好处呢？汉武帝的时候，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结果是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山西。这类人役使大批贫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财过王者”（《汉书.食货志》）。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大搞分裂割据活动，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的祸根。显然，文学、贤良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这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正是为了同这些反动势力争利，在当时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桑弘羊痛斥文学、贤良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也干不成。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服务的。这个批判，击中了文学、贤良们的要害。他们叫嚣的“罢盐铁，退权利”，就是要罢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退给他们分裂之权、割据之权。这些要求，不过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翻版。只是时代变了，随着斗争发展，地主阶级内一部分人满足于既得利益，变成了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开始和奴隶主复辟势力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桑弘羊同文学、贤良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和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他所捍卫的，是汉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是历史的进步，国家的统一。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在攻击进步势力的革新措施时，往往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实质上他们和文学、贤良们一样，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而是代表被革命阶级打倒的一小撮反动复辟势力。　　
　　文学、贤良们本来是一些“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寄生虫，但在盐铁会议上竟然哼哼唧唧，大讲起“养桑麻，尽地力”来，岂不是荒唐可笑！儒法两家谁真正重视农业生产，本是一清二楚的。商鞅奖励耕战，十分重视农业。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武帝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法家的路线，在注重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解决了国家发展“用度不足”的问题：“佐助边费”，“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和发挥了法家“崇本抑末”的思想，批驳了文学、贤良们只有废除盐铁官营，才能“广利农业”的谬论，指出治理国家应该“开本末之途”，使农、工、商都得到发展。没有手工业，农业工具就会缺乏；没有商业，物资就不能流通。农业工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产；物资就不能流通，财政就会发生困难。所以，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垄断工商，掌握物价，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文学、贤良们企图利用“广利农业”的口号反对盐铁官营，目的是逼迫西汉政府放弃官营工商业阵地，让奴隶主重新把持盐铁业，更加猛烈地兼并土地，破坏农业，从经济上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国内政策的争论，主要表现在统一和分裂上。从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来，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唐朝柳宗元作的《封建论》，就是对这个争论的一个出色总结。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对于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当时的所谓“杨可告缗”，使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批破产。从他们那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地方豪强进行叛乱的物质基础。新兴地主阶级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才基本上得到了巩固。在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国家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在这方面，汉武帝和桑弘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　　
　　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在这次盐铁会议上，文学、贤良们也是这样。他们在汉武帝抗击匈奴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的旗号，攻击抗击匈奴战争是“废道德而用兵革”，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这是十足的投降主义谬论！　　
　　 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匈奴是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他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的立场，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动员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是赢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用“废道德”来责难和否定这场进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就是甘当汉奸的投降主义“道德”。桑弘羊反驳了文学、贤良们不区分战争性质的谬论，指出：抗匈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想扩大地盘而兴师动众，是“兴义兵以诛暴强”，打击侵略者。这就勇敢的捍卫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路线。　　
　　从西汉开国到盐铁会议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内的反动、分裂、割据势力经常同匈奴侵略者相勾结，以图颠覆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汉初韩王信、代王陈欷、燕王卢绾，先后与匈奴勾结，充当可耻的汉奸。景帝时七国之乱，又有吴王、楚王、赵王和匈奴阴谋勾结。汉武帝抗击匈奴，地方豪强势力就“颇有异心”。汉武帝刚一去世，这伙反动势力的代表文学、贤良们就在盐铁会议上大打出手，猖狂进攻。它说明了抗战和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激烈的进行着。这段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凡是搞分裂倒退的人，由于不得人心和极端虚弱，总要寻找后台老板，借助侵略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充当汉奸走狗。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文学、贤良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正确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在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桑弘羊阐明了反侵略的战备思想，说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只要坚持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以义伐不义”，就会象“秋霜而振落叶”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就狠狠地回敬了那些妄图投降叛变、破坏国家统一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三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的论战，反映了两种历史观的鲜明对立。这是宣扬历史倒退和倡导进步革新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文学、贤良们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条。他们鼓吹“百世不易之道”，主张“法三王”，就是要把夏、商、周的奴隶制度当作万古不变的社会模式。在他们眼里，人类不能发展，社会不能变化，历史永远停止在一点上，当国王只能当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国王。他们竭力鼓吹“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拼命要求“复古往之道”。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谁就是天老爷的骄子，人间的圣贤谁就能够“昌”。如果有谁要搞变革，那只会越变越坏，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不通大道”，罪大恶极，就要“亡”。坚持这种反动的历史观，文学、贤良们就从吴起、韩非，一直骂到杜周、张汤，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特别是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和著名法家商鞅，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桑弘羊作为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代表，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反动历史观。他认为，“异时各有所施”，要想治理国家，必须面对现实，从形势需要出发。舜、禹和商汤、周文的兴盛，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不同的政策造成的。因此，要“因时而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实行变革。他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山丘，名传后世”。他特别热情地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和统一中国的伟绩，认为对于孔老二那一套反动思想及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是个巨大的进步。

　　颂古非今，鼓吹“今不如昔”，是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攻击革命和进步势力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思想根源上说，都出自主张倒退、反对变革的反动历史观。反动派污蔑现实，就要美化过去，伪造历史。文学、贤良们把汉武帝以来巩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胜利局面，说得一塌糊涂。而把早已腐朽了的奴隶制描绘得尽善尽美，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赋税么？微乎其微；劳役么？不过几百里，连衣服也不用换，就可以回家了；剥削、压榨么？奴隶主们是“上取有量”，从不乱来的。在这种制度下，“上不苛扰，下不烦劳”，据说，“为善于下，福应于天”，连气候都是风调雨顺。“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真是“国无夭伤，岁无荒年”，好一个极乐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哪里有过这种奴隶制社会？把一小撮奴隶主的天堂，美化成“全民”的天堂，这不过是一切孔孟之徒为了复辟旧制度时惯用的手段罢了！他们伪造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　　
　　这伙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还打出了“回到古代去”的破旗。他们滔滔不绝，说什么一切都应该象古代一样，穿衣服要穿粗麻布衣；做饭把粮食放在火上烤一烤就行，连稗子也吃；住房搭草棚、挖山洞能挡风雨就可以；欢乐时敲敲木头、打打石头就算音乐，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真是想回到古代去过这种生活吗？完全是欺人之谈！按照儒家的经典，“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臭讲究，哪里肯过那种原始的简朴生活？桑弘羊指出，文学、贤良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伙“内贪外矜”、“情貌不相符”的伪君子。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的眼睛是很亮的，他揭露他们在思想品质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虚伪。　　
　　他还进一步指出，文学、贤良们的这一套反动历史观，不但虚伪已极，而且腐朽透顶，“不合于世务”。为了彻底把驳倒这些“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的孔孟之徒，桑弘羊把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拉出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说：那么推崇的大圣人孔丘，在鲁国吃不开；在齐国被驱逐；卫国根本不用他；匡城的老百姓把他围起来，要杀他；困于陈蔡，断炊绝粮。这个家伙，“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就是说，孔丘其人，明知行不通，还鼓吹开倒车，真是顽固反动；到处碰壁，还追名逐利，真是贪得无厌；不问情况，不看对象，还乱跑乱说，真是愚蠢可笑；四处挨骂，走投无路，还想苟活下去，真是卑鄙无耻。这“强”、“贪”、“愚”、“耻”四个字，活画出了儒家老祖宗孔老二的没落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桑弘羊对孔老二的痛斥，是继杰出奴隶革命英雄柳下跖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对孔老二一次痛快淋漓的批判。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摘自《红旗》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Leng_Xu_303　回复日期：2009-04-29　22:43:30　

 

　　这场论战，桑弘羊赢了。
　　桑弘羊出身于大商人之家，从小秉承其父的精明计算，他从十几岁起就身在宫庭，看到汉武帝经年穷兵渎武，国库空虚，所以，就给汉武帝奏本，通过“盐、铁、酒”之类的垄断经营，来扩充国库的银两来源，汉武帝出于无奈之下，接受了桑等人的提议，推行国有垄断性质的政策，当然引得满朝大臣的反对，因为在中国，历来王朝有一条规则：官不与争利，官只对市场实施监管，一旦参与牟利性质的经营，不仅扰乱市场，而且是道地的对民盘剥。
　　但当时的汉武帝也是迫于扩充国库钱源，只得摈弃众议，独采桑议。
　　从此后，汉武帝的国库是满盈了，任其挥霍，但中国的商人却失业了，百姓只能从垄断的官商处去购买垄断价格的盐、酒、铁之类，结果是：民财竭了，民不聊生，土地兼并、怨声载道。

 

作者：老蛋　回复日期：2009-04-30　08:16:27　

 

4、　　
　　算缗和告缗。
　　这两个词对现代中国人是很陌生的，不过，如果在网络上一搜，通常会在一些税收论文上找到这两个词。
　　简单说，算缗就是财产税。
　　汉武帝要打仗，而且当时的上层社会不像先帝那样紧巴巴地过日子了，都不差那几个钱，一花就收不住，到处都需要钱，光靠垄断几个大行业，钱还是不够，怎么办。
　　好办，那就所有的有财产的人交税。把财产分一份上来给国家。
　　元狩四年，在侍中桑弘羊和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武帝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及打击偷逃财产税的办法的通知”。
　　没错，算缗其实就是打击偷逃柴产税的办法。
　　在《史记•平准书》白纸黑字地记着，两项法令基本上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没有营业执照的（汉代商人的营执照跟户口挂钩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报自己的财产，按比例上财产税。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算缗”。 就是这么来的。
　　（二）除了政府官员，杰出青年、荣誉市民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就是说有车有船的，上税。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他去边境开荒守边疆一年，并全部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告缗”就是这么来的。
　　（四）禁止有营业执照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雇佣工人，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就这样，实际上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收税运动，凡是有钱有物的，就要上税。
　　可是，汉代的人民群众实在是觉悟很差，一点爱国热情也没有。全国上下立刻掀起了一股偷逃财产税的人民运动。按照《史记》的记载，以前也收过这样的税，但只限于有营业执照的商人，这次，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有钱，有物，有车有船，就收。这次征收，是以前的五倍。
　　汉代的有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地隐瞒、藏匿、转移财产。
　　而一些资产比较雄厚的老板们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提出反对意见，“富豪皆争匿财”。
　　面对反对的压力，汉武帝和他的领导集体毫不手软，和藏匿财产的奸商们进行了坚决斗争。这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人。卜式。
　　卜式是在汉文帝的富民政策下富裕起来的新一代商人，从最初的只有一百多头羊，勤劳致富，十多年的努力，资产增加了十倍，广置田产，成为豪富。为了国家，他甘愿献出自己财产的一半。
　　汉武帝很诧异，派人去问，您是不是想当官啊？此人慷慨陈词，说，我从小放羊，不习惯当官，让当也不当。
　　来人又问，是不是家里有隐情或者冤屈，想通过这种方法引起社会注意啊？
　　卜式说，我跟别人没有什么过节，人缘很好，扶危济困的事常干，怎么会有隐情冤屈。
　　来人又问，那你图什么呢？
　　卜式说，国家要打击匈奴，我认为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死在边疆，有钱的出钱，这样的话，匈奴就能灭掉。
　　来人把情况跟武帝汇报之后，武帝也拿不准主意，就问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觉得卜式这个人动机有问题，有投机的嫌疑。
　　这事就搁置了。
　　过了几年以后，政府在征收财产税的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随着征税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但还是捉襟见肘，到处缺钱。卜式又一次性捐出二十万钱。
　　作为先进人物上报后，被武帝看到卜式的名字，又想起了上次的事情。
　　武帝很高兴，立刻下发“关于在全国上下开展向卜式学习的通知”，当然，学习不能白学习，在武帝的亲自关怀下，卜式平步青云，在作为模范被全国人民学习的七、八年里，一直进位御史大夫。
　　可是事与愿违。
　　全国人民不买帐，老百姓看的很清楚，收这么重的税，又让我们学习卜式，无非是让我们把钱都拿出来分给政府和政府官员。
　　武帝很生气。
　　后果确实很严重。
　　生气的武帝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发有钱人的运动。
　　该工作由治理京师的官员义纵主持，相当于长安的市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义纵不光没有好好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反而反其道而行之，史家猜测，要么是被商人收买了，要么就是他同情商人，觉得这样会把社会道德搞坏，搞乱，或者就是他犯糊涂了，总之，义纵不仅没有奖励那些告发者，反而将这些人当作乱民，予以严厉打击，并四处搜捕。
　　武帝发现后，极为恼怒，砍了义纵的脑袋。换了个叫杜式的干。
　　到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桑弘羊全面主持经济工作的第二年，重申了告缗令，将告发有钱人的运动深入而扎实地开展了下去。
　　在桑弘羊的勤奋努力下，工作卓有成效。
　　告发活动开展了三年，中等以上的商家大多数都被告发了，没收了大量的财产，还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劳动力、佣工。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中产阶级几乎全都倾家荡产。
　　而国库充实起来，政府的库房里放满了没收的财务，为了管理这些财务，还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和部门来管理这些物品。
　　全国的有产者很快就都成了无产者了。满城尽是穷光蛋。
　　桑弘羊因此而屡获武帝的表彰，而广大人民群众却对桑弘羊恨的牙痒。

5、　　
　　民意代表对政府实行的垄断、专营政策予以了批评，但政府官员代表立即予以了有理有据的解释并对民意代表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这不是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讨论，而是针锋相对的大辩论。
　　政府官员从国防的角度解释了垄断经营、加大税收额度和力度是为了增强国力，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暗指你们这些民意代表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治理国家的艰辛，只会说，而且不爱国。
　　要知道民意代表中一部分是大企业家，一部分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精研《易经》的隐士，还有社会贤良，这些人见过世面，智慧非同寻常。哪里会因为被扣了不爱国的帽子就会嘴软。
　　贤良们很聪明，先引经据典，引的是圣人孔子的话。
　　他们中有人站出来说：孔子说过，国家的执政者不用担心土地和资源少，而应该担心分配不均，不用担心财产少，而应该担心人人都不安分守己。
　　这一段的原文很著名，被后人反复引用，执政者一听就头疼，但没办法，道理还真的就是这个理，只是做起来太难，这句话是：“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引用了圣贤的话后，贤良们开始发挥，接着辩，所以啊，国家领导者不谈论财富的多和少，管理者不谈论利害得失，而是都去继续仁义去教化广大人民群众，“以德治国”，所以，离的近的都愿意亲近这样的政府而心甘情愿地执行各项政策，离的远的也会被这样的政府感化而心悦诚服。
　　真正的高手不必去打仗，不必排兵布阵。
　　和平，和平，和平。不战才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只要政府在政治上开明温和，道德提升，执政能力提高，就可以让敌人不战而退，享有和平和尊严，哪里需要什么钱呢？　　
　　贤良们的话比较玄，理上是滴水不漏，但是，真正的执政者面临的却是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官员回应，匈奴很狡猾也很凶悍，闲着没事就来犯，残酷杀害了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早就该收拾他们了，皇帝心好，即怜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艰辛，又不忍心将士们在边疆出生入死。多不容易啊。
　　你们这些人，自己没有投笔从戎、披铠甲、持枪去北方抗击匈奴报效国家的勇气，反而在这里吵吵废除国营企业制度，影响军费和补给供应，破坏国防事业，损害国家的战备。
　　你们怎么就不忧虑边境的安危呢？
　　你们想想，你们对吗？　　

 

作者：树也会思考　回复日期：2009-04-30　22:57:20　

 

　　作者：心平而气和　回复日期：2009-04-30　12: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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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的心血来潮，其实本人也是第一次看到＜盐铁论＞，很感兴趣，至今也只在百度上搜了辩论商秧的一小段，全文帖出来了，但我自己也没有去看。　　　　
　　对于商秧变法，虽然一些措施太过严厉，如犯罪“连坐”，但我觉得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矫枉必须过正。　　　
　　而商秧在秦孝公死后就遭杀害，以历史的眼光看，就不是“文学”说的酷法使得全天下人民共反之，而是变法触动了很大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楼主解读这段历史，吸引大家注意的，也就是因为其中一些“国不与民争利”“民间企业家质问当局政策制定者”之类的观点吧。　　　　
　　但本人觉得现在的社会问题，远不是“国与民争利”这样简单的说法所能解释的。　　　　
　　现在的官商勾结也不能与＜盐铁论＞类比，现在人的想法和环境和古人的相差太多，不要误读了历史，过去已发生的，和当前正在发生的的。

 

作者：老蛋　回复日期：2009-05-01　08:06:56　

 

6、
　　贤良们搬出古人，说，古时候崇尚以德服人而鄙视武力。
　　这一段很有意思，说明中国古代有着崇尚和平的主流思想，鄙视暴力和战争。人类社会倘若一直能够尊崇这种主流思想的话，那战争冲突就会减少很多。
　　接着，贤良们又搬出孔子。
　　引用的孔子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些离我们远，日子过的又不好的人不服，总是做乱，那我们就埋头好好治理自己的国家，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法制健全，社会道德风尚提高，领导者仁爱慈善。就会吸引他们来，不让他来，他也会想方设法地来，偷渡啊，或者政治避难啊，留学啊什么的，总之，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都会跑来。他们来了，怎么就好好让他们安心地住下来。大家一起过日子，挺好的。
　　现在把这些政策废弃了，出兵去攻打他们，屯田驻军去防备他们，常年陈兵在荒郊野外，将士们在边关受苦，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备战。国家为了找钱，断百姓的财路，搞垄断，专门又设置了垄断的机构和官员，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行。　　
　　讲到这里，大致能看出来了，贤良们讲的是一个更高而更深的治国之策，是一个理路，涉及到人类思想的问题，是选择战争还是选择和平。而官员们疲于应付眼前的事情，两者在境界上是有差距的。表面上看，贤良们务虚，官员们务实，而实际是官员在为自己过去的政策辩解，找理论。
　　贤良们不依不饶的态度搞的官员们很恼火。
　　好在，官员们很聪明，下面的发言，直接把把贤良们绕了进去。
　　官员们说，古代建立国家的人，发展农业也发展商业，贸易自由，也没有城管，工商局的人脸色也不那么难看，收税的上班也不敢打扑克，也没有好几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社会现象，大家在市场里有买有卖，商品丰富，经济一片繁荣，工农兵学商，党政军警特都能在市场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卖的和买的互通了有无之后，各自回家。
　　《易经》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讲商品流通了，老百姓就可以努力生产。
　　官员们引用《易经》的话，可能是早就看够了眼前这帮知识分子仗着自己读书多，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地之乎者也地说教。所以，也引一段，引的就是《易经》，前面说过，他们的辩论对手中有研究《易经》的超级高手。
　　意思是，别以为就你们读书，我们也没少读。
　　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场大专辩论赛了。官员们没有回答垄断经营的问题，而是偷换了一个概念，直接讲到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对国家和民众的重要性。
　　这样一来，你根本就没法反驳。
　　接着再听，官员们是如何偷换的概念。
　　官员们说，手工业不发达，劳动工具就不够，劳动工具不够，生产力就低下，生产力低下，商业就不发达，商业不发达，商品流通就不畅，粮食产量也就会低，人民生活水平就低，经济得不到发展，政府财政就困难。
　　所以啊，政府财政困难，怎么办呢？
　　注意，官员们偷换的概念就在这里。
　　要垄断。
　　官员们说，既然，连《易经》里都说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和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实行垄断官营的政策，正是为了流通积压的货物，促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怎么可以废除呢？
　　下面，听听贤良们怎么接招。

7　　
　　不知道是社会贤良们没有看出官员们偷换概念的手法，还是成心就不在这个地方死缠烂打，他们没有把辩论的焦点放在垄断经营对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把立论直接拔到一个普通人难以摸到的高度。
　　他们说，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要靠仁德，精神文明抓的好，人民群众就会朴实忠厚，如果不用仁德，而是一味地发展经济，在全社会倡导钱决定一切，用财利去引诱群众，社会风气就会变坏，令道德沦丧，人民群众就会丧失诚信去追逐利益。这个时候，满大街奔走的人，不是做买卖的人就是去买卖的路上。赚没赚到钱，只有天知道。
　　《老子》说……
　　注意，社会贤良不光引用孔子的话，还引用老子的话，这一点是后世人批判《盐铁论》中的社会贤良时而忽略的地方，大家把他们成为儒生，说他们是酸儒，其实，这样看就有点短见了。中国人哪里会有这么简单，要知道这些贤良中不光有读书人还有天下豪富者，还有很多世外高人。
　　老子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个通“道”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儒生就很片面了。
　　听老子的这句话，能让现代人都目瞪口呆。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一句什么话呢？是这句：“贫国若有余。”
　　这句话从字面上看，意思就是，贫穷的国家好象很有钱，多的用不完。
　　事实呢，并不是这样，而是广大干部群众欲望太多，急于求利的缘故，因此，高明的执政者应该重视农业，让农民休养生息，取消农业税，当然，取消了更要追踪到底，别让取消的农业税被地方官吏又以别的名目找回来，比如农药化肥以及农机具价格上涨再令农民不堪重负，守着土地却生存不下去，只好外出打工；同样道理，农民看病有了医保，政策还是要追踪到底，一抓到底，绝不撒手，千万别让地方官吏再找回来，原来，农民看个痔疮花六百块，自费，有了医保后，要花一千六，报销一千，得，一样。
　　重视农业，就要抑制工商业，加强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恢复礼仪，倡导传统道德。来防止广大干部群众在商业社会中迷失世界观，深陷贪欲而不能自拔。在市场上，商人不去贩卖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比如过度包装的月饼什么的，为了让商品更漂亮，就大量使用有毒添加剂，商品是好看了，口感是好了，吃到肚子里却能毒死人；工匠不去生产那些没有用的产品。商业的用途就是用来流通货物，不是增长人的贪欲，手工业只是用来生产用具，提高生产力，不能让它成为令欲望无休止增长的工具，比如，手工业过度发达，在欲望的驱使下就会向自然无休止地索要资源，破坏自然，最终让南极的冰都快化光了，臭氧层也破了个大洞，别说签不签《京都议定书》了，到最后人类一个都逃不掉。管你是白人还是黑人，欧洲人还是亚洲人，美国人还是阿拉伯人。全都玩完。
　　这一段简直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给美国人听的，英文好的，拜托你们翻译成英文用电子邮件发给奥巴玛。
　　所以，发展工商业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事业。根本事业是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是从人心上做工作。
　　你看，社会贤良们在两千多年前一下子把自己的论点拔到了如此的高度。不光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对整个人类都是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同样，两千多前的政府官员对社会、自然、人类规则也有极其深刻的思考。他们对于贤良们轻视工商业的思想有着很强烈的不满。
　　贤良们引用了《老子》，官员们则引用《管子》做为下一段发言的开场白。
　　稍等，看他们引用的《管子》说了嘛？

8、　　
　　《管子》的原话是“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以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以财者，商工不备也。”
　　大致的意思是，国家地大物博，老百姓却吃不饱，那是因为生产工具简陋，物产很丰富，山上有树有矿产，海里也应有尽有，可是老百姓手头却没有钱，那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
　　官员们引用的这段《管子》的话，依然回避了社会贤良刚才提出的形而上的的问题，而是直接放到了现实上，说的很有技巧。
　　这段话一点毛病也没有，无懈可击。
　　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往下看就知道了。
　　官员们接着说，比如四川等地的漆啊朱砂啊，湖北和扬州的象牙、皮革啊，江南的竹子啊，木材啊，河北的鱼、盐毡子、皮袄，山东河南出产的丝、麻布、都是大家生活的必须品，这些东西，都要靠商业来流通，需要工匠加工制作，所以，圣人就制造了船、浆舟车来往于祖国大地，甚至山川沟壑，乃至穷乡僻壤。为的就是流通各种货物，为人民服务。所以，武帝设置了汉朝国家铁器集团有限公司，任命总经理，行政级别为正部级，为的就是更好地向广大农民朋友供应生产用具，统一生产，统一销售，使百姓富裕。这样好的富民政策是全国人民拥戴的好政策。　　
　　社会贤良就着《管子》的话开始掰开揉碎地讲，他们说，国家地大物博，人民还吃不饱，那时由于工商业兴盛而农业荒废的缘故，山上海里都有很多物产，而群众还是过着穷日子，那是由于生产厂家不去努力生产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品而为了利润生产了过多的奢侈品，消耗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奢侈品的消费者基本上都是败家子，是社会财富的大漏洞。就算是大河的水也装不满有漏洞的缸，世界上所有山里海里丰富的物产都填不满人类贪婪的欲望沟壑。
　　所以，人民群众的好领导盘庚住在茅屋里，舜藏起黄金，高帝禁止商人做官，为的就是遏止贪婪的习俗，培养人们朴实的内心，抑制商人，即便这么做了，尚且还有人为非作歹，坑蒙拐骗，以次充好，为利而不寡廉鲜耻，更何况政府带头牟利呢？（这一段说明古人推崇的尧舜时代也有很多坏分子为非作歹。）
　　《公羊传》上说，各地的政府官员如果把心思都放在逐利上的话，那么基层官员人品就很卑下，基层官员人品卑下，基层知识分子就贪财而缺乏道德观，基层知识分子贪财缺乏道德观，老百姓就容易作奸犯科，偷盗乃至造假贩假，干出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来。最后全国上下假货遍地，你的餐桌上的美味全部有毒，让你日子一片黑暗，没法收拾，谁也逃不脱。
　　就是因为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直接助长了犯罪。

9、　　
　　看到这了，您肯定有点累了。本来是“问民间疾苦”的，现在从垄断讲起，讲到治国方法，讲到道德人心。讲到发展经济的适度性。
　　社会贤良讲的跑题了。
　　但官员们不跑题，死扣主题不撒嘴，继续讲垄断经营的好处。讲垄断经营就是为人民服务。特别解释了一下均输法和平准法。
　　官员说，过去各地方政府，把本地的产品当贡品运到京城，因为物流不方便，而且有些货物都是半成品乃至原材料，价值还不够运费，所以，中央就在各地设置均输官，来帮助他们运输，便于偏远的地方交纳贡物，就叫均输，在京城设个大仓库，用来收购储存货物，物价低的时候就买进，物价高的时候就卖出，这样一来，政府手里完全掌握了实物，商人就没有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就叫平准。
　　实行了平准，老百姓就死了牟利的心，就能各安其业；实行均输，人民群众就能够劳逸适当，所以，平准和均输是为了平抑物假、打击投机倒把并方便人民群众的好政策，绝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大开了人们内心逐利的大门，助长了犯罪。　　
　　辩论到这个时候，双方的情绪已经开始激动，特别是社会贤良的发言，很多严厉的词都用上了，有点今天就豁出去了，不怕得罪人了的意思。
　　会议的地点是在西安，官员们应该用的都是陕西话，口音就跟小品演员郭达一个调，社会贤良来自祖国各地，说什么话的都有。想一想，多么壮观的一场大辩论。记录这场辩论的恒宽老师是个温和而典型的知识分子，没有将一句口头语记录在案，但是，那样一个环境下，人是很难做到心静如水的，面对指责，肯定会有激愤，官员们的代表是桑弘羊，他是河南洛阳人，从小在那里长大，应该是说一口河南话，稍带点陕西口音，你能想像到两千多年前，当面对那么多对国家政策责难时，他的尴尬与不平，因为，如果否定了这一切，就等于否定了他的一生，否定了他引以为骄傲的人生成就，而这一切正是他毕生的追求，是他的光荣和梦想。
　　有可能，此时，桑弘羊拍案而起，你奶奶个熊，平准和均输是方便百姓造福百姓，谁说是助长了老百姓犯罪了。
　　会议的主持人车千秋赶紧如郭达的小品一样站起来劝解，讲民间疾苦，讲民间疾苦，莫要跑题，现在，由社会贤良接着发言。　　
　　那好，不跑题，讲民间疾苦就更来气了。
　　社会贤良说，古时候向老百姓征税，是征收他们的特产，他们产什么就收什么，不强求他们生产不能生产的东西，所以农民交纳农产品，妇女交纳纺织品，现在，放弃他们生产的东西，而要求他们交纳他们不能生产的东西，百姓只好贱卖自己的作物，换回政府所要征收的东西，以满足其需求，这些年，有的地方政府命令老百姓生产布絮，官吏们任意刁难，强行收购，官吏们征收的，不仅仅是绢啊布的，还有民间所生产的其他物品，他们采用欺诈的手段，低价收购，使农民苦不堪言，根本就看不到所有的均输均在哪里。政府乱发号命令，关闭城门，垄断市场，什么东西都收购，令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商人就能牟取暴利，官吏自己经商，就会和奸商们勾结，豪吏、富商乘机囤积商品，等到市场上缺货时就高价出售，这些奸商和贪官污吏低价购进高价出售，哪里能看到平准平在哪里。
　　均输古代就有，但古代的均输是用来调节劳逸，便利货物的运输，但是，到了你们这里，却成为为获取暴利而收购一切货物。利用权利垄断市场。满足你们自己，令广大人民群众穷困潦倒。　　
　　到此，政府官员和社会贤良的辩论就告以段落，恒宽老师给这场大辩论分别内起了标题，上面的这些叫“本议”，下面接着辩论的是“力耕”，从垄断辩到了努力耕种的问题上，从内容上看，这样分好象有点牵强，其实，所有的段落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可以想象，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的辩论是想起一句来一句，没有系统，但从宏观上看，还是有架构和条理性的，一步一步，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讲。越讲越细，越讲越深。
　　但是，人是要吃饭的，不可能坐在哪里不吃不喝地辩论下去。因为他们整整辩论了六十个话题。这六十个，一天一个，是两个月，两天一个，是一个月。
　　真能辩啊。
　　分类中，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辩累了，或者火药味太浓了，眼看着大家就要动手了，车千秋就打圆场，说，该吃饭了，今天的午饭是羊肉泡馍，南方来的代表我们准备有米饭。。。。。。。
　　代表们和官员们依然嘴里叨叨个不停地去食堂吃饭。
　　吃完了饭，再接着辩，大概是羊肉泡馍更容易让人动肝火，后面的辩论逐渐升级，最后，连人身攻击都上了。

 

作者：北京毛毛　回复日期：2009-05-03　13:25:42　

 

　　《盐铁论》确实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政府角色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Ronald Reagan有以下言论，　　
　　From time to time, we have been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society has become too complex to be managed by self-rule, that government by an elite group is superior to government for, by, and of the people. But if no one among us is capable of governing himself, then who among us has the capacity to govern someone else?　　
　　It has been said that politics is the second oldest profession. I have learned that it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e first.　　
　　The most terrifying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re: 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Government’s view of the economy could be summed up in a few short phrases: If it moves, tax it. If it keeps moving, regulate it. And if it stops moving, subsidize it.　　
　　From time to time, we have been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society has become too complex to be managed by self-rule, that government by an elite group is superior to government for, by, and of the people. But if no one among us is capable of governing himself, then who among us has the capacity to govern someone else? All of us together, in and out of government, must bear the burden. The solutions we seek must be equitable, with no one group singled out to pay a higher price.
　　从当时背景来看，盐铁论战确实是霍光和上官、桑弘羊政治斗争的一幕，还有一本从前的小人书讲这事，里面霍光的形象十分不堪，桑弘羊则是一身正气。　　
　　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是否要与民争利，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对它进行监督，政府的税收如何使用，政府的社会功能应该有多大都是问题。

 

作者：老蛋　回复日期：2009-05-03　19:48:57　

 

10、
　　官员们说，政府应该控制自然资源，管理市场，随时能够掌控物价，制定不同的政策来管理百姓，丰收的时候，就多储备粮食；遇到灾荒的时候，就发行货币，用储备的物品来补充不足。
　　过去，夏禹时代，闹水灾，商汤时闹旱灾，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有的就要靠借贷来过日子，夏禹和商汤就铸造钱来救济老百姓。大家一直称赞夏禹和商汤真的是人民的老领导，是真正为群众着想的贴心人。
　　以前，国家财政不足，有的军队发不出军饷，给养不够，而山东、河北等地又发生饥荒，全是靠实行均输法所积蓄的财富和国家粮食储备库贮藏的粮食，才使军队得到给养，饥饿的百姓得到救济。所以，均输法这种国家掌控的有计划的经济形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国库里的财物并不只是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专供军队和上层使用的，也是为了救济百姓，防备水旱灾荒。　　
　　官员们的这段话重点放在了政府的职能上，意思是如果不用计划经济模式把钱和物收上来存好，一旦有了灾荒怎么办？并引用了古代夏禹和商汤在灾荒时给灾民发钱发物的做法。来证明均输法的必要性。　　
　　社会贤良说，古代（老天，他们都已经够古代了，还古代，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农民交十分之一的税，按世界到湖泊里打鱼，国家不禁止，百姓都能耕田种地，农业不荒废，一般情况下，干三年就有一年的余粮，干九年就有三年的余粮，夏禹和商汤就是用这种办法防备水旱灾荒，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果荒草不除，田地不耕种，农村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令土地荒废，即便把自然资源都给开发出来，满地都是公司企业和工厂烟囱以及开发区，靠办暂住证收了大笔大笔的钱，还是不能使国家真正富足。所以，古时候鼓励群众从事农业劳动，努力耕种，不误农时，衣食充裕，即便是遇到荒年，群众也不会害怕，穿衣吃饭是老百姓的根本需要，耕作收割是这个农民占主要人口数的国家的大事。如果这两方面搞好了，就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宁，就像《诗经》里说的那样：“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从诗经里引用的话的意思是，家家富足了，妇女和孩子就安宁了。
　　再简单地说，意思就是，家家户户衣食无忧了，老婆孩子就塌实了。

11、　　
　　官员们说，有本事的治家不止是一种，条条大路通小康通和谐，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绝非只有一个。从前，管仲出谋划策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结果搞亡了国。
　　官员们讲的纪氏是一个小国家，在山东寿光东南，就是那个出蔬菜的寿光县，春秋的时候被齐国灭掉，据《管子》记载：纪氏很注重发展农业，粮食蔬菜生产工作抓的很好，大概就是一到年底政府就宣布今年粮食总产量又翻两番，这样一年又一年不知疲倦地翻两番啊翻两番，翻的很爽很有成就，但管理不好，翻两番的粮食都被奸商和贪官搞到境外去了。终于被齐国灭掉。
　　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能只在搞农业这一棵树上吊死。
　　过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好领导舜就不只是种地，他还烧过陶器；商汤的大臣伊尹还当过厨子呢。有不少招牌菜和拿手菜。
　　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卑贱的，他认为高贵；天下人认为应该轻视的，他重视。
　　用工商业来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
　　现在砍伐树木挖掘矿产所获得财富，实行均输法获得了积累，是为了管理和控制各地政府。没有钱和物怎么管他们啊。
　　用国内出产的黄金和丝绸，吸引外国人来，换取他们的贵重财物，国家的外贸生意做的也很好，用我们两丈丝绸可以得到匈奴很多贵重物品，减少了他们的财物，用贸易削弱了对手的力量。他们为了得到我们的丝绸只好把他们的骡子、驴、马、骆驼成群结队地从塞外赶进内地，特别是他们的良种马成了我们的牲口。你没看到长安城里到处跑的都是宝马吗？
　　皇宫的仓库里装满了他们的毡子、地毯、贵重的皮毛，还有璧玉、珊瑚、琉璃什么的。
　　这样，外边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我内地的财物不外流，无非是一些丝绸而已，自己的财物不出去，外边的财物往里进，国家的财物就充足。广大人民群众家用就丰富。
　　这才是《诗经》里讲的，家家日子过的好，老婆孩子乐悠悠。　　
　　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商人做买卖从不欺骗客户，重合同守信用，工匠作活，又细致又好，绝不糊弄人，东西做的又结实又好用。所以，君子无论是干农活，还是下河摸鱼，都是一样的诚实守信。说绿色有机就绿色有机，绝不冒充绿色有机实际上打了剧毒农药哄你，说给你抓条鱼就一定给你抓条鱼，绝不摸条泥鳅来糊弄你。
　　你们看，现在，商人们坑蒙拐骗，工匠们做假，心里有鬼却一点也不羞愧，没事就把“在商言商”这样的混帐话挂在嘴上，结果本来就刻薄的人变得更加混蛋，本来老实的人变得更加刻薄了。
　　从前，夏桀奢侈淫逸，宫里尽是些歌妓，穿着华丽的衣服，走着猫步，有唱有跳，所以，伊尹这样的人才看不惯就跳槽走了。结果，歌妓让夏桀亡了国。
　　其实，外来的那些骡子、驴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牛马好使，进口的那些皮毛、毡子、地毯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丝绸好，美玉、珊瑚产于昆仑山，珍珠、犀牛、大象产于桂林，这些地方离我们都有一万多里地，按照种田养蚕的劳动成本来衡量我们购买的这些奢侈品的价格，等于一件物品要用百倍的钱，就等于用一捧东西需要用一万筐谷子，这太不合算了。
　　如果朝廷喜欢这些珍贵的东西，那么奢侈的风气就会在百姓中盛行，如果朝廷以远方的东西为贵，那么财富就会外流，所以，帝王不以无用的东西为宝，作为榜样，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节俭，不去喜欢追捧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以使国家富裕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让大家节俭，创造节约型社会，节俭而不是鼓励大家奢侈浪费，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农业的土地分配问题，还是以井田制的方法好。
　　一提井田制，官员们就坐不住了。现场一片骚动。因为土地制度涉及到很多利益，也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和经济形式，极其复杂和敏感，历朝历代的变革和发展都和土地制度有着极大的关系。
　　社会贤良们讲的井田制是什么呢？怎么就让官员们坐不住了呢？需要解释一下。

12、　　
　　这个“井田制”现在有很多种说法，甚至有一种观点说，历史上根本就没存在过这种制度。看《盐铁论》大致可以否定这种观点了，不然的话，六十多个社会精英和政府精英在一起难道是睁眼说瞎话吗。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对于“井田制”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奴隶制时代》中认为这种土地制度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金景芳老师在《论井田制度》认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范文澜老师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而徐中舒老师的《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认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如。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看法和认识。虽众说纷纭，但都承认井田制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
　　当然，看法依然很复杂。
　　这和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而造成的，但是，这里有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政治进化论或者社会体制进化论来认知这个世界吗？
　　曾经，我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于是就以这样的认知看待世界，结果后来发现自己很可笑。所以，我们还是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先贤为我们留下的很多精神和物质财富。就不至于几千年过去了，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纠缠个没完。
　　那么“井田制”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就是把一片平整的土地上划个“井”字，中间的那块是公田，四周八块是私田，一共八户人家，每家一户私田，各家耕种的时候也要集体耕种那块公田，公田里的作物归国家，私田里的归自己。面积大致多大呢？据现有的资料看，周朝似乎是70母每块，夏朝50亩每块，这样算的话，8户人家耕种数百亩的土地，九分之一的作物要上缴。他们住自己的房子，有服兵役和徭役的责任。私田理论是是国有土地，但是有一些证据可以说明私田是可以在转让和买卖的，并且可以继承。
　　如果这8户人家算一个小公司的话，他们的税是百分之十多一点。现在的公司营业税是百分之五到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等加起来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比例。如果遇到危机倒闭的话，清算资产时要先清偿税收。
　　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后来，据说井田制被商鞅改革，直到汉乃至唐、宋。那么汉代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本来，我们对祖先的社会制度了解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1982年，湖北荆州张家山247 号汉墓出土了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改变了我们的认知。
　　竹简的内容包括：1.《历谱》，记载了自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 年）四月到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后九月间各月的朔日干支。
　　2.《二年律令》，内容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时施行的律令。
　　3.《奏谳书》，其性质是案例及判决的汇编，涉及了从春秋时期到西汉初期的24个案例。
　　4.《脉书》，讲的是60多种疾病的名称和人体中的经络走向及所主疾病。
　　5.《算数书》，是一本关于古代数学的竹简书，其中的一些算题早于两汉，可以肯定比现存的《九章算术》要早。
　　6.《蓋庐》，记载了蓋庐与申胥（即伍子胥）的对话，内容讲的是治理国家和用兵的理论。
　　7.《引书》讲的是古代的养生之术。
　　其中《二年律令》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这里记载了很多内容，其中“授田”和“授宅”的规定为我们打开了窥探汉朝社会文明和土地制度的大门。
　　每一次社会结构的改变资源的再分配主要靠战争，在战争中，领导者会许诺胜利后给予土地，并以战功的大小来授予田地，每个人在区分社会地位时不好直接说我有多少多少地，于是就有了爵位等级，汉代二十等爵位，根据爵位的不同享有土地和社会资源，在出土的竹简中，可以看到汉代获爵者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规定。包括继承和绝户等等问题，极其细致。
　　到这里，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贤良们提出的恢复“井田制”似乎并不是讲哪种制度的优劣，而是依然是那个老话题“不患寡而患不均”。
　　对管理者来说，无论是哪种制度都要上税，只要能提高生产积极性就可以，但是，即便恢复“井田制”很好，但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被授予的田宅和爵位是在战争中用性命博来的。就算是有一万个理由证明它不好，证明它阻碍社会发展，但涉及到自身的利益，都是无法放下的。
　　社会贤良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政府有创造公正的社会风气的责任，在战争后论功行赏封赐了爵位的人拥有了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而底层的劳动人民则从此没有出头的机会。
　　在后面的辩论中，社会贤良们甚至将话题引到桑弘羊的个人资产上了。

13、　　
　　官员举例说明，贫富不一定都是社会是否公正造成的。而是由于个人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
　　政府官员说，从京城到祖国各地，高山、江河，各省、各县，只要是有城市，就一定有道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致富人。
　　到处都有市场、有货物，商机遍地，那些有才能的人能够审时度势找到机会，有智慧的人善于利用地理上的便利条件，还有的人能调动他人为他所用，这些都是聪明人。
　　同样的市场，同样的机会，为什么有的人就发达了，有的人就穷困潦倒，还是他们不聪明。这怪不得别人。
　　所以，聪明的人不用干活，也过的好，不聪明的人只能靠劳动力过日子。使劲干活，也不见得过的好。
　　长沮和桀溺可能成为百万富翁。穿草鞋的人不可能像猗顿那样富裕。
　　长沮和桀溺的事迹在《论语•微子篇》有记载，他们是春秋时两个楚国的农民，孔子到楚国，路过他们身边，要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哪里，结果，他们答非所问，也没有给指路，令孔子惆怅地说：“鸟兽不可与之同流合群。天下有道的话，我就不必参与改变这世道了。”。
　　猗顿的致富事迹见《史记•货殖列传》，他是山东人，在猗县靠煮盐和从事畜牧业，大搞多种经营而发家致富，
　　各地的商人们不畏艰苦，走遍天下，所以商人都很富裕，有的腰缠万贯，个人资产排名很高很前，是新时代的佼佼者，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价值和财富，这就是因为追求财利谋取高利润的结果。
　　所以，要使国家富裕何必一定要从事农业。
　　让百姓富裕何必一定要用井田制的办法呢？
　　这一段似乎还是有点答非所问表面上，官员们也意识到改变因战争结局而带来的社会资源不均衡的问题绝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掉的，但是，富国富民靠发展经济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们鼓励个人尤其是社会精英们登上富翁排行榜，为民众树立榜样。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
　　事实上，各地确实涌现了很多靠聪明才智以及勤奋的发家致富的杰出代表。官员们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他们，说明不光是听说，而且极有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过会，和他们吃饭和握手，鼓励他们再接再励，继续为大汉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也许会后，还请了唱秦腔的歌舞演员为他们唱过秦腔。
　　而后面社会贤良的回答看似又答非所问，讲的是“井田制”吗，怎么又扯到个人发家致富的事情上去了。
　　这里就让我们后人面临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了，如果我们一定要相信古代人思想落后，乃至落后到整个社会就是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那这些讨论都没有必要了。
　　而实际上呢，从这个《盐铁论》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古人的很多智慧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于社会的进步发展，我们只是看到了在小小的地球上人类对物质世界折腾来折腾去的那点事情。对人类的精神领域的理解和观察，我们是在退步。全然没有了古代先贤的睿智和洞察，而沉溺在物欲中，偶尔探出头来，瞬间又淹没进去。
　　按照我们从正统学校学习来的世界观，古人所极其推崇的尧舜时代就是个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那么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进步，现在应该已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大发展了吧，人类已经和谐的很了吧。是事实上呢？整个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整个地球都被糟蹋的要不得了。冰川已经要化没了。水也快喝光了，环境也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再不反省，还这么糟蹋的话，大家就快要一起完蛋啦。
　　古代，舜是个很有德行的人，以至于感动天地万物，他老人家在历山耕种，与山石、草木、鸟兽虫鱼相处的十分和谐，动物们都过来给他帮忙，大象到田间给他耕田，小鸟来帮他除草。人民群众看到了都非常惊讶，无比地钦佩他和敬重他，也意识到德行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竟然可以与万物和谐相应相处。
　　所以，一定要带着一个唯物的世界观来看这段辩论，对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文明、精神愉悦的问题就会一头雾水，搞不清楚。越搞越糊涂，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既要经济发展，又要社会不逐利，又要社会风气不败坏，人心向善。社会和谐。难死了。
　　换个角度，可能就有意思的多了。
　　用彻底且粗暴的唯物主义者的唯物思想管理这样一个具有如此灿烂文明历史的国家是很可疑的，很不靠谱的事情

14、　　
　　社会贤良 说，大禹治水是因为有洪水泛滥，黄河决了口，才会建一个宣房宫。要解释一下宣房宫，汉武帝元封二年，黄河在瓠子口决口，堵口成功后，在坝上建了一个宫殿，叫宣房宫。
　　古代很注重人和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敬意和尊重绝不仅仅是科学落后的表现，而更有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理解。
　　对自然保持敬畏对人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社会贤良们又说，因为商纣王暴政，周武王才把诸侯都招集到孟津，召开作战会议联合起来打击商纣王。
　　天下大乱，商人们才有机会乘乱谋利。
　　古时候，国家管理的好，有个重要的表现，民众朴实，重视农业，平静而知足，路上人也少，广场上杂草丛生。
　　这样的社会里，水要是不好好下地劳动干活，就吃不饱饭，一家老小就得挨饿，谁要是不好好织布，游手好闲地张家长李家短地，就连衣服都穿不上。
　　当然，那时候也会有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的机会，但毕竟很少。即使涌现出像陶朱公和宛孔氏这样的大商人，也没有投机取巧的机会。
　　陶朱公就是范蠡，古代人名字太多，容易混，搞的现在的中小学生光背这些名字就头疼，范蠡要是也不清楚的话，那提西施大家就知道了。
　　美女西施传说是范蠡的女朋友。
　　范蠡的先进事迹不仅在于他辅佐越王最后干掉吴王，而是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致力于商业。
　　做的很大，在当时的排行榜上排名绝对前列。
　　他的生意经至今还被后人津津乐道，最主要的是赞扬他急流勇退的精神。
　　另外一个宛孔氏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卡耐基，是个钢铁大亨，在战国时代靠冶铁发达的人物。
　　我们知道，六十多个社会贤良中有大富者，也有隐士和知识分子，这一段发言似乎是一些隐士的发言，他们不鼓励工商业，只强调安贫守道，知足常乐。
　　从短处看，这种看法有问题，不科学。租碍了社会发展。
　　但从长远看，社会贤良似乎真的是有后眼看到了工商业后来对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侵蚀和毁灭性打击。
　　如今，地球不堪重负的残酷现实，正是因为由人类内心的贪欲而创造出的工商业对地球无休止索取。
　　社会贤良说，从古至今，不劳而获的事情最不靠谱。
　　社会贤良们似乎在倡导一种田园生活，反对工业，反对社会发展，期待人们回归清心寡欲的生活状态中。期待广场上长满了杂草，人们都在家里修心养性。
　　而，这一切正是社会发展要抛弃的。
　　社会发展就是要充满物质，充满欲望，充满享受，要广场上站满了人，要繁荣，要物质极大丰富。要熙熙攘攘人潮汹涌。
　　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在，我们似乎看到了，社会贤良和官员们的辩论其实是价值观和信仰的辩论。
　　作为普通的凡人会在文字和书籍上站在社会贤良一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会站爱官员们一边。
　　因为田园生活就是个说法，真要让人去过，绝大多数人是不干的。
　　少数隐士，少数有大智慧的人真的能看到社会的问题所在，看到真相，所以会清心寡欲，超凡脱俗。
　　大多数人做不到。
　　这已经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了。但是，时代发展，超凡脱俗就一定能解决社会问题吗？这对人类来说，简直就太难了。
　　但，并没有因为辩论立题的艰难，双方就退缩了，因为辩论才刚刚开始。

15、　　
　　下面这一段官员们说的清晰，有力，而社会贤良们表达的就比较含糊了。
　　官员们说，燕国涿市、蓟县，赵国的邯郸，魏国的温，韩国的荥阳，齐国的临淄，郑国的阳翟，楚国的宛丘还有洛阳和巩县，都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都是天下文明的大都市。
　　官员们举的这些城市，有的很熟悉，有的就不熟悉了，但是除了洛阳以外还能算是个都市其他的都不能算是都市了，像荥阳和蓟县已经很小了。但是，当时，他们就好比是如今的上海，广州，北京，深圳，香港等等。
　　意思是，这些地方富裕繁华绝不是靠种地，而是因为他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所以，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就富裕，而且靠近这些都市的人也过的不错。
　　有没有钱在于会不会做生意，不在于能不能干活。能不能赚到钱，取决于地理位置，而不在于会不会耕田。
　　社会贤良们说，湖北的荆州，江苏的扬州再往南有桂林很是富饶，水产丰富，东边有铜矿，西边有巴蜀和汉中木材。那儿，砍了树就能种田，随便干点活就能发展农业，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可是，那里的人很懒，讲究吃讲究穿，住茅草房，整天吹拉弹唱的，经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上午高兴，下午犯愁。
　　还有，赵地靠近黄河的中山，算是天下的中心地带，交通要道，商人和官吏们在这里频繁往来，但是，那里的民众很奢侈，好逸恶劳，不好好在家种地，男的女的都讲吃讲穿，家里也没有积蓄，都这样了，还迷恋靡靡之音。所以，这些地方的人跟前面讲的一样都很穷。日子过的不像日子。
　　而宋、卫、韩、梁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就重视农业，耕田种地，勤俭持家。
　　所以，日子过的好不好，在于生活态度，而不在于地理位置的好坏和商业是否繁荣。更不在于税收的多少和鸡的屁（GDP）。
　　这段有些混乱估计是因为咱们不太了解社会贤良举的这些城市在当时是个什么样子，但大致能看出来，社会贤良还是咬住精神快乐比物质快乐更重要。
　　而官员不仅表达的清晰，而且观点也很现实，更有具体操作的价值。

16、
　　
　　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猜测官员们也很多，因为发言很多是重复的，这些官员可能都有在各地做官的经验，所以对各地的情况非常了解。记录者也不是恒宽一个人，应该是很多人把发言记录下来。最后恒宽有条件接触这些记录，最后进行了整理。
　　官员们中高人也不少，这下面这一段中，就有人搬出了五行说，您要是不爱看就可以跳过去，因为一是五行不好理解，二是里面讲的地名离我们时代太远也不好理解，但意思跟前面的差不多，主要是讲各地的物产不一样，需要商业交换促进物流，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证明垄断经营是必要的。
　　一个官员说，根据五行说，东方属木，而丹阳、章山盛产金、铜矿；南方属木，交趾这一带有河有海；西方属金，四川蜀地就有很好的木料；北方属水，但幽州等地是沙漠。
　　这是天地为了搞平衡。
　　现在，吴、越一带的竹子，隋唐等地的木料多的用不完。可是，曹、卫、梁、宋等地木料不够用，棺材板子都没得用，幽的地方干脆就把尸体扔了，不埋。
　　有的地方盛产水产，鱼啊虾的吃不完。但是邹、鲁、州、韩等地的人，平时也就只能吃些野菜粗粮。
　　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不好，并不是国家自然资源不够，也不是因为物产不行，而是因为没有得到流通。
　　
　　社会贤良们的回答也是，其实和上面是重复的，这些社会贤良也是来自社会各地，对国家和民情了如指掌。
　　他们说，古代，盖房子直接用原木，不用木匠修饰加工，房上的茅草也不修剪，穿的是粗布，吃饭用泥碗。用的是陶罐，工匠不做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大家都讲究实用，而不会追捧那些好看但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
　　大家都安心地住在自己的家乡，安贫守道地，用自己制造的东西，吃自己土地上出产的东西。也不跟远处的人交换物品。
　　就算上昆仑山的玉也不会到内地。
　　这一段话，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时候，会用那时候的科学技术手段低下，随便就给他们安上一个奴隶社会乃至原始社会的标签。
　　按照这一段话的理解，社会贤良们讲的古代人住的茅屋，用的陶罐活脱脱一个原始部落的社会状态。但是，我们分明能停懂古带人之所以这样生活，并不是因为生产落后，而是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才好。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才是返朴归真的生活。
　　完全是一种精神追求。
　　和宗教生活有共通之处。
　　社会贤良们接着说，可是，今天的社会风气败坏，人们都骄奢腐化，女人们追逐华丽的东西，工匠们使劲制造古怪的东西，把原本朴素的东西搞的很复杂。整个社会都在追求珍奇的东西。
　　敢上九天揽月，敢五洋捉鳖，开山找金矿，下海找珍珠。
　　还到处捕杀野生动物，犀牛啊，大象啊，还把那些珍贵的禽类捉到庭院里。用南方少数民族的东西拿到内地来，把西部的货物运到东部沿海地区。
　　这些东西运来运去的，既耗费金钱和物力，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本质上，只是满足了人的好奇和贪欲。
　　所以，政府应该禁止追求过搞的利润，削减那些不必要的开支。这些奢侈的生活方式被约束了，人们就会回归农业。
　　这样，人们可以过上小康的日子，死了的人也不会因为丧葬费用高而抛尸荒野。
　　这一段，其实和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复杂到这是一个宗教问题，绝非一个政治问题。
　　社会贤良讲的是让人回到安贫守道的宗教生活方式中去。而官员们强调的是发展经济。
　　两者都是为了民众的利益。
　　只是按照前者的生活方式，老百姓肯定不干，政府也不敢这样号召，能影响一段时间，但时间一长老百姓就急眼了。要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
　　按照后者的生活方式，一旦发展蔓延开了，结果肯定是不妙。
　　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辩论啊。

 

作者：东篱剑客　回复日期：2009-05-23　21:16:57　

 

　　盐铁论暴露了中原政权建设大一统王朝的一大困难，就是财政问题。要消除地方割据，就必须强干弱枝，兵权、人事权、财权都抓在手；而要繁荣经济，又必须不与民争山泽之利。
　　还有，汉代的繁荣期与气候也有大关系，过度吹嘘没有意义，这一点，上面引的红旗杂志没错，当时的农业就那么回事，剩余产品比例不高。所谓文景之治真正起效果就那么几年（贾谊有所谓汉兴四十年，公私积贮皆不足的描述），官吏少，减税，那时人们又有长期艰苦生活形成的节俭习惯，自然积蓄多起来，但也就一段时期。
　　还有，西汉承秦制，仍然有迁移各地方豪族富户入关中，以监视、利用的政策，每二三十年就有一次，武帝后才逐渐消停，但也造成了东汉政权基础的先天不足----地方势力顽固难除。所以，暴发户还是别梦想会西汉了，那可是赤裸裸的派兵剪羊毛。

17、　　
　　官员们针对着段责问而做出的回答，更是让这场辩论难上加难，已不是人类的智商能够判断和抉择的了。
　　这些问题，是人类的根本矛盾，除了宗教，绝无解决方法。
　　官员们讲：古代，宫室也是有一定的管理和礼仪制度，车、穿着按照功劳大小而不同，房子不加修饰，甚至茅草放也不是过去帝王制定的制度。
　　君子是要节俭，但是节俭过头了也不妥当。过去，孙叔敖当楚国的丞相时，他媳妇不穿绸缎衣服，不用粮食喂马，你们推崇的圣贤孔子就说过：“不可，大俭极下”。著名的《诗经》里有一首诗《蟋蟀》就是讽刺了晋僖公太节俭了。想必你们不会忘记吧。
　　《管子》里还说：“要是不装饰供电，木材就不能充分利用，厨房里要是不放满了肉，禽兽就不会被宰杀，木材不用，禽兽不杀，就会影响消费，影响消费就会影响内需，影响内需就影响工商业，工商业不兴盛，经济不发展，农业也就不会发展，人们要是不穿花哨点，纺织和服装行业的那些女工就要没事可干了，就要下岗。”所以，各种匠人，不光是国家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也是国防所需要的，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发展经济，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武器装备的研发。古来如此，不是心在才搞出来的理论。
　　春秋的时候，郑国的弦高就曾到洛阳卖牛，大名鼎鼎的百里奚就曾经租车到秦国做买卖。最著名的先进生产者鲁班发明了圆规和曲尺，使制造技术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欧冶子冶铁铸剑。
　　《论语》里讲：百工居肆，以致其事。
　　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通过商业进行交换，肯定是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特别是那些偏远地区深山老林里，更应该互通有无。这样就能使先富起来的地方不至于一直独自富下去，穷的地方不至于总是穷下去。
　　如果都是各住各的地方，只消耗自己当地产的东西，那么桔子啊柚子啊什么的就没人卖了，超市里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盐什么的也都没人运出来。
　　市场上屋子就会匮乏，连毡子、毯子之类的东西都没有了，吴、唐等地的竹子和木料全都用不上。只能白白浪费掉。 18、　　
　　写这个《盐铁论》，每到一段，我都会猜测下一段，换我会如何回答，基本上，到了下一段，我就觉得没法回答了，回答就是强词夺理。而事实上呢，每一段的回答都会觉得对，都会觉得颠覆上一段。
　　自己的思想也在这种颠覆当中不断地颠覆，谁说话就会觉得谁对，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都是高人，高手中的高手；另一种是他们辩论的问题本身就是无解的，所以辩来辩去，只能图个嘴上快活。
　　社会该怎么发展还是怎么发展。
　　本来我觉得官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已经把问题讲绝了。但是，社会贤良们还是有的辩。
　　社会贤良们说，孟子说，这里就不说原文了，太绕口，直接说白话。
　　孟子说，只要好好种地，不要误农时，粮食就吃不完，按时养蚕种麻，就有的穿，该打渔的时候打渔，该保护生态的时候保护生态，鱼呀肉的就够吃，该伐木的时候就进山伐木，不要没完没了地砍，木材就有的用。
　　意思是什么呢，是讲欲望也不是完全禁止，而是要有节制，不能没完没了，不能贪得无厌。
　　如果一味地造宫殿，装饰宫殿，搞出很多的装饰公司，整天地干这个，造亭台楼阁，木匠们整天拿斧子砍木料，圆的砍成方的，方的再砍成扁的，在房梁上雕刻彩绘很多云啊、龙啊、凤啊，下面堆着很多假山，这么干，木材就不够用，（古代的社会贤良好像还不知道现代人砍树一次性筷子，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气的吐血惨死） 。
　　男人们不去种地了，都跑到城市里当民工，有技术的就雕梁画栋，没技术的就挖地沟搞基建，或者出去做买卖。这样一来，就有问题，粮食就会不够吃。广大劳动妇女整天刺绣搞服装，搞模特秀，做各种各样的时尚服装产品，搞的小资遍地，到时候，有的穷人家就会缺衣少食。
　　厨师整天杀生，用刀山火海对付人类朋友动物们，讲究烹调，搞什么色香味俱全，电视台整天组织和播放这类胡吃海塞和杀生害命的电视节目，鼓励浅薄的口舌之欲，这样一来，鱼肉就不够了（商人们就开始用激素催动物的生长以提高产量，最终带来更严重的生态问题）。
　　我们不是不让杀动物，也不是不让用木材，而是担心人的欲望一旦放纵起来，就会没有节制，不是担心没有桔子啊柚子啊毡子啊毯子啊，而是担心欲望发展先去，最后连草房都住不上，连谷糠酒渣都吃不上。
　　最后这一句需要解释一下，糠是稻子皮磨成的粉，用来喂猪当饲料的，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粮食的时候，也得吃这个东西，过去，曾经有个时代就鼓励民众吃”忆苦饭”，以此来告诫大家要懂得惜福，当然更有以此来彻底打击和丑化旧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目的。
　　这个“忆苦饭”一般就是用糠做的。
　　很难吃。酒渣就是酿酒后的渣子，没粮食吃了，也要吃。
　　一九六零年时，这些都是好东西，有的吃能活命，没的吃就得饿死，不过，吃多了也麻烦，会因为拉不出屎来而活活憋死。
　　其实，这一段能读出社会贤良们的无奈，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命门。那就是，你可以提出一个观点，但是你没有一个彻底的方法来解决它，那好，那就要尊重社会规律和人欲的规律来发展社会。
　　这一点，还是宗教厉害。
　　宗教没有废话，就告诉你要断绝人的浅薄欲望，比如说吃，要求你吃素，就不让你杀生，就不让你吃动物。而不是说，不是不让你吃，是让你少吃，不要没有节制地吃。不是不让你破坏自然，而是让你少破坏，别搞断子绝孙的破坏。
　　宗教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不要破坏自然，不要杀生。否则，后果很严重。而人，就是不听。
　　人这个东西呢？一放开就收不住。
　　宗教来的彻底，有效，但能做到的人比较少，接受的人也不多，即便接受了也做不到。
　　人类啊，真烦人。
　　好了，不知道这些辩论你爱听不爱听，反正也听到现在了，将就吧，要是觉得好听那是古人有智慧辩的精彩，要是不好听那是因为我蠢，没演绎好。
　　下面，官员和社会贤良们开始辩论货币。
　　就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钱的问题。19、　
　　下面这一段看的我目瞪口呆。
　　本来，我们会认为社会是进步的，但是，这个进步要放在什么角度去看。不知道为什么，官员们和社会贤良忽然间把话题放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上了，而且把焦点放在了金融国营好还是私营好的问题上。
　　官员们说，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用品不够用，物质匮乏，日子过的不好，是因为在金钱、货物在流通过程中，有人把财物给赚走了。
　　根据统计和计算，从每年生产出的物资和人口比例看，是够吃够用的，但是，还是会有人挨饿，这是因为有人把粮食给囤积了。
　　有经营头脑的人会做买卖，一个人顶一百人。而比较笨的人连本都赚不回来。政府如果不参与调整，社会就会出现弱肉强食的事情。所以就会出现有人把够一百年吃的粮食搞到手了，而有的人连糠都吃不上。
　　老百姓不能太富，太富了，连钱都不在乎了，政府就没办法用钱来雇用他做事了；而且他们有钱了，势力太强，他就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所以，要分散他们的财产，让社会财富平均，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政府储备社会资源，控制金融，限制那些有能力的人，调剂因能力差而生活不好的人。禁止私人拥有过多的财富，限制和遏制获得暴利的途径。
　　这样一来，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和小康就指日可待了。
　　这一段话是汉朝人说的话，可让我们听来却如此熟悉。
　　看看社会贤良们是如何回答的，对照一下，和您的回答有没有相似之处。
　　
　　社会贤良们说，古代尚德，鄙视功利，重礼仪，轻财物。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时，仁义道德有的时候兴盛，有的时候衰落，衰落的时候就去扶植。
　　夏朝的政治和教育感觉很忠厚，殷朝以敬鬼神为特征，周朝以繁琐的礼节为特征，后人可以从学校的教育和社会上普遍的恭敬谦让的风气清晰地看到这些特征。
　　但是，从这之后，礼仪崩溃，信仰丧失，好风气都没了。
　　从做官的开始，他们违背礼义互相争夺财富和利益，大吃小，强凌弱，互相倾轧。这才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有的人有几辈子用不完的钱，有的人吃不饱穿不暖。
　　信仰丧失导致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导致社会风气变坏，官员道德堕落，是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古时候，当官就是当官，不允许种地和做买卖，打更的人、守关卡的，等等这类公务员各自拿自己的薪水，不允许搞额外的收入（不知道社会贤良们说的古代是如何监督公务员并做到的，难道有古代的廉政公署？）
　　这样一来，能力大的人和能力小的人同样都会有收获，社会竞争相对公平公正。
　　《诗经》里说，“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最后《诗经》里这句话出自《诗经，小雅，大田篇》，各家解释和理解的都不太一样。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先解释一下“秉”，就是一把稻子的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是，这里有把稻子，那里有些遗漏的麦穗，这些都是留给生活困难的寡妇的。做事情不要做绝了。要给人留活路。
　　有过农业生产经验的人都知道，收获完粮食之后，会遗漏一些粮食在地里。我小时候就常常去拣。农民也不管。就让我们捡点便宜。
　　如果这种风俗真的出自《诗经》的话，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就太伟大了，那时候祖先就告诉我们做事情要给别人留活路。哪怕是种地。
　　不能做绝。20、　　
　　官员们说，夏、殷完了之后，是商汤王和周文王；汉朝是在秦王朝完蛋以后起来的 ，一个朴素，一个文明，不是随便改的。
　　世道人心坏了，社会风气不好，要变革，但并不是为了搞乱法律秩序，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所以变革也是要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金融政策随时代的不同也在改变，夏朝用黑色的贝壳作钱，周朝用紫色贝壳作钱，后来就改用铜钱了。
　　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衰落，这是规律。
　　国家不控制山林河流这些自然资源，就会使管理层得到更多的利益，形成利益集团，影响国家，金融不加以控制，特别是铸钱不控制，就会使真钱和假钱同时在市场上流通。领导干部先富足了，就会互相炫耀奢侈，攀比；富豪们各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就会相互竞争倾轧。
　　凭心而论，官员们辩论出的这一段有点词不达意，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好像是被社会贤良逼急了，先胡言乱语一番，显得自己是有话可讲的。
　　但是，这一段当中讲的铸币权是给后来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很难想象，一个可以随便造钱印制货币的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且官员们也清晰地意思到一个利益团体的形成，就是阶级的形成对社会是多么的危险，官员们认为自己正在实行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这一现象。
　　控制垄断。
　　
　　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市场上不用钱，都用自己有的东西去换自己没有的东西，比如，用布换蚕茧之类的。后来才搞出龟板、贝壳、铜钱这些东西在市场上使用。
　　钱这个东西是王八蛋，就是它让人们越来越坏，越来越虚伪，越来越不老实。
　　要想杜绝假的，就必须搞出真的。（这一句，不知道指的是什么。）
　　要想制止放纵就要实行礼仪。
　　商汤王和周文王在衰败后兴起，变更旧的法制，使殷朝、周朝兴盛和发展起来，汉初继承秦的旧体制不加革新，聚敛钱财，改变了货币制度，想让农业更好地发展壮大起来，就好比用火灭火，在沸水的下面加火想使水温下降一样荒唐。
　　朝廷重礼仪，老百姓就不敢太放纵。
　　上面逐利，下面就会为了利益连命都不要了。
　　最后这句话的原话是，“上好货则下死利也。”这句话，后来，有个唯物主义的伟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意思差不多。那句话好像是说，只要有超过百分之多少的利润，资本家就会连命都不顾去追逐它。
　　
　　这两段的辩论都不够精彩，都有点混乱，但基本意思是清晰的，这可能是因为各人的发言都不一样，后人整理的时候实在很为难。整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相信读者已经看到了自己该看到的东西了。
　　而且，官员们和社会贤良们在辩论中，已经将观点捏合到了一起，目的基本一致，只是方法不同。
　　都确认垄断的危害。21、　　
　　官员们说，文帝时代，人们随便铸钱（天啊，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冶铁、煮盐，吴王刘濞垄断了煮盐业，成为盐业大亨，邓通则在铸钱业上独领风骚，成为行业的皎皎者（这是个多么风光的行业啊，可以随便造钱），山东所有狡诈的人都聚集在盐业大亨刘濞的手下。
　　秦、雍、汉、蜀的人都很崇拜邓通，吴王刘濞以及邓通造的钱在天下是硬通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禁止私人造钱。
　　官员们讲的这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都有来头，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被立为吴王，名下好几十座城，他造钱，当然硬通啊。那时候造币技术简单，不然，谁都可以造个钱，然后把自己的大头照印在上面，那确实是够乱的。
　　邓通是四川人，文帝很器重他，将四川的一个铜山赐给了他，邓通因地制宜，就用铜造钱，富了起来。
　　不富才怪。
　　私人造钱绝对是要禁止的，政府实行了禁令，种种奸诈的的行为就能得到遏制，这类行为遏制了，人们就会放下获得横财的心。
　　死了发横财的心，不种田能干什么呢 ？
　　所以，国家统一造钱，谁也休想把自己的脑袋印在钱上，谁都不会胡思乱想。
　　钱币由国家统一发行，老百姓就不会有怀疑。
　　这一段，天经地义。历史也是按照这个逻辑和规律来发展的。
　　
　　社会贤良们说，古时候，钱币种类很多，财物在市场上流通，人民过的不错。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收集钱币的人，他们应该看看这一段，社会贤良们的观点是放开钱币的发行权，这是后代大多数社会都无法接受的。但是，社会贤良们至少给后来钱币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信息，古时候，有很多钱币。
　　多古，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辩论的当时离现在就已经够古的了。
　　后来，旧钱废除了，搞了一种白金龟龙钱，人们纷纷用各种方法使用新钱，钱币经过多次改革，人们开始怀疑了。货币的可信度低了。于是就废除各种钱币，设立了专门的水衡三官造钱。
　　结果呢，官吏和工匠偷工减料（那个时候国营企业就不靠谱，连造钱都偷工减料），从中牟利，有些钱造的不合格，次品很多，厚薄都不一样。把用钱的农民搞的很恼火，不相信新钱，还是相信老钱，可是老钱又被废除了，真真假假的把市场搞的乱七八糟。
　　商人们看到其中有利益可图，用真钱去换假钱，半数的真钱能换成倍的假钱，假钱照样可以流通，买卖东西的都很乱。不知道该怎么办。
　　禁止铸造假钱的法令早就颁布了，但是钱币有好有坏的现象还是存在，跟过去一样。谁用真钱谁吃亏。
　　用钱的人为这事没少发愁。
　　换谁也发愁啊，真钱假钱在市场上没人管，那还了得。
　　最后，社会贤良引用了《春秋》上的一段话，作为货币之辩的结尾，原文是：“算不及蛮、夷则不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字面上理解就是：计划、谋划、算计赶不上蛮夷就不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整个辩论中起什么作用呢？
　　楞是看不懂。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贤良们辩昏了，瞎引用一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就是看不懂。
　　最后，社会贤良们说，所以啊，政府对外不要垄断煮盐业，对内不要限制铸钱，谁想造就造，以便利人们的流通使用。
　　这句话这么翻译了，很多人都这么翻译的。但怎么看怎么不靠谱。还是看原文吧，原文是：“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不管你怎么理解，社会贤良们主张的是一种彻底放开且自由的社会体制。
　　这倒好，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能想到的是，您肯定看不到这本书了，因为根本就没人印书，都直接印钱了。22、　　
　　辩论到这里，双方感觉是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都是有身份的人，但是有的话却反复地引用，辩论。相信记录下来的文字是经过整理的，而现场则是没有秩序的，你一段我一段地辩，辩着辩着就有点乱，有点重复。
　　您将就着看吧。
　　官员们说，平常老百姓有点好东西，都要藏在匣子里，更何况是帝王的自然资源呢。这个世界，财富大多会在深山或者大海里，不是有很大势力和实力的人是开发不了的。
　　以前，盐铁没有国营的时候，老百姓当中涌现了个邴氏的，诸侯中有吴王刘濞，前面咱们都提起过他们。
　　这个刘濞垄断了铜矿，发财就发财吧，可是他有钱了搞意识形态，公然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减轻赋税，救济贫苦的老百姓，通过这种手段收买人心，他的个人威望是提高了，但是也对政府的威信造成了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斩草除根，不要让他发展大，要考虑到这种现象的危害，这种危害比挖开吕梁山，让黄河水泛滥还要严重。
　　姜太公说：“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
　　现在要是把盐铁这样重要的产业下放给了老百姓，肯定会产生豪富权贵，这样一来，就等于废除了盐铁官营的政策去资助那些暴徒一样，顺从了他们的贪婪，他们会纠集众多邪恶的人，以豪门为中心，结成党羽，对国家形成威胁，令国家很难威慑和制服他们。
　　他们再去垄断，兼并，形成垄断巨头，作奸犯科。
　　
　　社会贤良们说，百姓的财富藏在家里，诸侯的财富藏在所封的土地上，政府把财富藏在大自然里。
　　百姓把自家的院墙当成藏富的匣子，政府把天地疆域当做保险柜。
　　政府到了诸侯那里，登上大堂东面的台阶，诸侯交出开闭过门的钥匙（这应该是古代的一个礼仪，来区分天子和诸侯的区别，证明财富的所有权）。
　　诸侯手捧着些这姓名官职的牌子，站在旁边等着天子发话，不敢以主人自居。
　　所以，有度量的天子用不着积蓄财富，而是藏富于民；政府不去追求工商的利益，而是注重用礼仪去教育人民群众，礼仪完备了，人民群众就会买帐，就会接受教育。
　　这样的话，就是商汤王、周武王还活着的话，也不用犯愁。
　　搞工商业，干欧冶子那样的事，怎么能形成作奸犯科的党羽呢？
　　三恒掌握鲁国的政权，六卿掌握晋国的大权，并不是因为盐铁私营才产生的。
　　所以最后权利和财富的人，并不在老百姓当中，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中会涌现威胁政府的人和势力集团，而是在政府内部，一家伤害百家。
　　邴氏那样的人算个屁啊。
　　再解释一下朐邴，朐是是春秋时曹国的一个地名，现在山东的菏泽县，这个这个人叫曹朐氏，通过冶铁而勤劳致富，天下闻名，大概跟现在的某个首富之类的差不多吧。官员们曾引用过这个人。
　　而社会贤良却豪不留情地说，真正会对社会产生危害的人、势力集团并不在民间，而是在政府内部，就是说，国营垄断会造成利益集体，他们是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
　　像一两个朐邴那样的企业家，虽然名声不小，但绝翻不起大浪，好听了说，是个钢铁大王，新时代涌现的企业家，不好听了说，再大他也就是个铁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