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到玄武湖地铁:领袖·思想·意志

领袖·思想·意志（１）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

　　应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从美国西海岸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直到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之，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 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败后设法掩埋烈士的遗体，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劳累，便决定次日晨再回电。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11点。起床去餐厅用膳，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走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

　　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这一点却是无疑: 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像。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惟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一个如今发展为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就此诞生。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馆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去出席。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

　　社会革命党人，285名；

　　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 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 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的去革命，究竟从那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没也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领袖·思想·意志（２）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 “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哔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桔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 “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挽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 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 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 “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谁人发现蒋介石（１）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 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 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 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 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 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 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 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 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 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

　　他第一个把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43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8 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51票。

　　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20世纪却有极大意义。

　　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

　　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23票对28票被否决。

　　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五名“崩得”代表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大会。两名“经济派”代表则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大会之后便不存在，没有理由再参加会议，也离开了会场。

　　7名代表突然离去，大会总共只剩下44票。更富戏剧性的是这失去的7票竟然全部是马尔托夫的！

　　还有一名代表临时改变态度。

　　列宁的票数由23票上升到24票，马尔托夫则由28票跌到20票；列宁立即获得24票对20票的坚定多数。

　　大会进程瞬间发生的逆转，是历史性的逆转。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列宁的二十四人集团”控制了大会。

　　大会之后，列宁一派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把马尔托夫一派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四票之差，两个惊动全世界的政治派别就此产生。各种语言的辞典都不得不根据翻译音，增添上两个崭新的政治名词。

　　一部世界革命史便要重写。

　　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崩得”，来自犹太语Bund，即“联盟”之意；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它是俄国早期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最大的工人组织。马尔托夫就曾是“崩得”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1900年，一个叫米哈依尔?马科维奇?格鲁森伯格的16岁犹太青年加入该组织。1903年，因“崩得”的退出而产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那一年，19岁的格鲁森伯格也退出了“崩得”，投向列宁的布尔什维克。

　　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庭。

　　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

　　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庭。他称鲍罗庭为“无与伦比的人”。

　　加拉罕没有叫鲍罗庭去改造国民党。鲍罗庭也想不到，他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也是后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对国民党的改造。

　　鲍罗庭之前，国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无法算作一个政党。它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选举，也没有定期会议，连有多少党员也是一笔糊涂账。据说有30000，注册的却只有3000。交纳党费又是6000。入党要打手模向孙中山个人效忠，但连孙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党员”，这些党员又都是谁。

　　鲍罗庭告诉孙中山，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国民党并不存在。

　　孙中山大为震动。此前没有人对他说过这种话。他已经在着手准备对国民党实行改造。《中国国民党党纲》等一系列文件也起草完毕。但以前孙中山多次依靠本党力量改组党，皆收效甚微。这一回他看好了鲍罗庭。他对鲍罗庭说，老党员不行了，新党员还可以。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依靠鲍罗庭，运用苏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改造国民党。

　　鲍罗庭像一部精细严密不知疲倦的机器那样高速运转起来。他严格按照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开始了彻底改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份至关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人鲍罗庭亲自起草、中共党人瞿秋白翻译、国民党人汪精卫润色的。

　　鲍罗庭死去近40年后，台湾的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西方资深评论家称李登辉使国民党彻底摒弃了列宁的建党模式。我们很多人听到后颇为吃惊。他们从来就不知道，几十年来天天喊“打倒共产党”的国民党，竟也用了列宁的模式建党。

　　见过鲍罗庭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庭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这正是他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

　　鲍罗庭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连宋美龄也为鲍罗庭的个人风采所倾倒。

　　她后来回忆说，鲍罗庭站在听众中间仿佛鹤立鸡群，他一进屋，你就能听到他那清晰的不慌不忙的男中音；他讲英语不带俄语口音，很接近美国中部方言。

　　后来蒋介石翻了脸，全国通缉捉拿鲍罗庭，宋美龄仍然说，鲍罗庭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周恩来也有着鲍罗庭的风范。

　　表现出的遇事冷静、对棘手问题不动声色的沉着、待人接物的细致周全、迅速行动能力与长期忍耐能力，有效地和背景不同、政见各异的人共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事无巨细每每亲自办理的工作风格，与当年鲍罗庭的的作法很像。

　　如此精明一位鲍罗庭，在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弄花了眼。

　　当时蒋介石要想成为强有力人物，面前至少有三个障碍: 军事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长廖仲恺。从一般规律上看，他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天，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庭。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庭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庭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座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 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鲍罗庭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 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庭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谁人发现蒋介石（２）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长，惟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魔瓶最先被鲍罗庭开启。

　　其实此前鲍罗庭就看好了蒋介石，为此和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发生了很大分歧。

　　加伦认为应该用许崇智，培植与黄埔并行的军事力量，不能以某个人或某一派系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鲍罗庭却认为许崇智的粤军为旧军队，不堪大任；蒋介石的黄埔新军有主义为基础，颇具革命性质，可当大任。7月国民政府成立， 加伦再提出要防止军事独裁，主张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以许崇智为军事首脑；鲍罗庭不同意，支持蒋介石。两人分歧日趋严重，只有莫斯科出来裁决。

　　加伦将军不知道，1905年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会议上，鲍罗庭就认识了比他大五岁的斯大林。当时斯大林还是一个叫柯巴?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的格鲁吉亚青年，与来自拉脱维亚的鲍罗庭一样，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裁决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加伦将军被调离广东。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信任，很大一部分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

　　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提出了颇含政治意义的考虑，而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在关键时刻被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蒙蔽，陷入了个人政治视野的盲区。他亲自把极大的权力交到蒋介石手里。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这一失失得太大、太关键了，以至以前导致其成功的“千虑”最终被毁于这“一失”。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军事机器立即开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

　　利用廖仲恺被刺案，蒋介石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

　　然后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

　　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

　　廖案处理，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像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续加仑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赶走了加仑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庭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1926年2月，鲍罗庭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庭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他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量。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 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庭，和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下一个将是中山舰事件，又是一石三鸟。蒋介石将这后一个一石三鸟推了7个月。国民党被鲍罗庭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他还需要鲍罗庭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庭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庭“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庭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 鲍罗庭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庭就是追随孙中山。他相当客观地把他的擢升归于鲍罗庭的政治提拔及俄国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他在等待时机。

　　时机来临了。

　　第二次东征大捷使蒋介石军功威名如日中天。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 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爆哔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中山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

　　广州的汪精卫、谭延岂、伍朝枢、古应芬、宋子文联名电蒋:“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国民政府要员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谦恭，向军权在握的新秀蒋介石致敬。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1926年1月广州举行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选举中执委时，有效票总数249张，蒋介石得票248张，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就是蒋介石后来说的，21岁入党到40岁当上中央委员，相距了20年之久。

　　这一年蒋介石40岁。

　　会议代表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蒋的票。

　　差的一票也许是他未投自己？起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反而显得更加谦虚。

　　248强于249。

　　得票245张的宋庆龄在“二大”讲话赞扬东征胜利之后的广东形势:“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时候弄得更好”从宋庆龄口中说出来，便是最高的夸赞。

　　国民党“一大”连张入场券都未弄到的蒋介石，个人声名在“二大”达到顶点。

　　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出现一副对联，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

　　人们再也不记得还对什么人有过这种夸赞。

　　声名达到顶点后，他便动手了。

　　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

　　这回打击的重点变成了中国共产党，苏联顾问团，还有汪精卫。

　　鲍罗庭恰巧不在。苏联顾问皆被软禁。再用“整理党务案”把鲍罗庭架空。共产党人也在“整理党务案”后被迫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苏联总顾问季山嘉被驱逐，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说是陈独秀的对蒋让步“妥协政策”的恶果，但真相是事件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联共政治局使团长布勃诺夫在鲍罗庭的协助下亲自处理，妥协让步政策是他们强加给陈独秀的。布勃诺夫事后讲了6条理由，第一条就是怕“吓跑大资产阶级”，否则中共“无论如何不能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事后报告处理“三?二０”中山舰事件的报告中，布勃诺夫甚至认为中共只要做“保证这场革命彻底胜利"的苦力，不要去争领导权，否则“任何过火行为都会吓跑大资产阶级”，“造成广州政府的危机。最终加剧国民革命失败。”布勃诺夫的高参，当然就是鲍罗庭。布勃诺夫回国经过上海时，把他的态度告诉了陈独秀。陈独秀对事变情况一无所知，匆忙表态，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受右派挑拨中，“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中央和第一军，竟然成了帮助蒋“从深渊中拔出来”。蒋介石的回报只是赶走吴铁城、孙科、伍朝枢等人，虽然这是蒋追求个人独裁所需要的，鲍罗庭却在1926年5月30日写给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说这样的交换“使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打击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卫对“三?二０”中山舰事件保持着明白和清醒。

　　汪精卫后来回忆:“3月20日之事， 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丝毫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3月20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他斥责蒋介石的行动是“造反”。

　　但斥责完之后，他也只有闭门谢客，悄然隐藏起来，怎样也不怎样。

　　4月初，汪精卫以就医为名，由广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马赛，远走高飞。

　　蒋介石就是指汪精卫与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舰劫他去海参崴，所以发动“三?二○事变”。汪精卫倒不用蒋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实实就上了远走他乡的外轮。自此，没有人能够阻挡他攫取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了。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庭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庭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庭，称鲍罗庭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但这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已经开始预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1926年8月9日在广州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鲍罗庭说出了他规划的“让蒋自然灭亡”的策略：当时除第一军军官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之外，其他各军的军官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生，而蒋与“保定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北伐胜利推进的过程中，“保定派”必定压倒蒋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灭亡”。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已经不信任这位权谋大师了。主持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是列宁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1920年3月就来华与中国革命者发生关系，1926年9月12日，维经斯基在上海向联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报告：北伐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革命的作用，但同时也使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神圣化了；而这种危机是鲍罗庭自“三?二０”中山舰事件后推行牺牲共产党和左派、在国民党上层对蒋无条件退让和投降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结果。9月22日，维经斯基再次向莫斯科报告，指出“鲍罗庭同志在如何对待我们总的对华政策为自己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整的与总的方针相背离的观点”，明确提出“撤换鲍罗庭”。11月6日，维经斯基在继续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维经斯基的这些报告引起斯大林的震怒。斯大林于11月11日主持联共政治局做出答复：“对远东局在上述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提出警告”；同时决定非但不撤换鲍罗庭，反而加强鲍罗庭的权力，“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庭同志领导”，而“鲍罗庭同志直接听命于莫斯科”，并给鲍罗庭颁发红旗勋章，“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做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庭同志协商。”戏剧性的场面很快出现了：被撤职的不是鲍罗庭，而是维经斯基。1927年3月10日联共政治局改组远东局，任命列普谢为书记，鲍罗庭正式进入远东局。维经斯基还在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指导中共筹备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远东局内部却已经被撤职。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庭的领导之下。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庭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庭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四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庭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庭等三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庭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暗淡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庭就在1926－1027一年的跌荡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苍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思维转换。鲍罗庭不像蒋介石想像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庭想像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决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当年反对鲍罗庭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庭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庭。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庭的礼物，是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