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ian 版本:钱钢：盛世话语之腾涌：以“中国模式”为例

一套炫耀中国国家实力的话语，在内地媒体上日渐成型。它们可称之为盛世话语，如“盛世中国”、“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使用百度统计历年“中国模式”这一关键词出现在网络新闻标题的频次，其飙升轨迹如图：

　“模式”源流考

　　中共曾深饱受“模式”之苦。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家薛暮桥坦承，中国“大锅饭”式的计划经济，是按苏联模式建立的（人民日报1980.10.13第5版）。一九八八年，胡绩伟、常大林提出，中国的改革“就其制度而言，是对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必不可免的改革和完善”（人民日报1988.12.30第5版）。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其后延用近三十年的旗帜性口号，当初却是改革派抗衡保守派的妥协性用语。它在保守派念念不忘的“社会主义”旧瓶中装进了新酒。“特色”即改革，八十年代中期逐渐明确，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向是民主政治。一九八九年事件后，邓小平力保改革旗帜不倒，这个口号得以延续，但语义发生变异。

　　一九九一年，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模式”一词。它源自罗马尼亚人对中国的赞誉（人民日报1991.10.29第7版）。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中国没有如一些西方人士预言的那样“崩溃”，而是走上了一党下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政治收紧、经济放开的路线，成为一些人口中的“中国特色”，亦令“第三世界”艳羡。据人民日报的报导，以“中国模式”赞扬中国的，有贝宁议会议长乌恩贝吉（1994）、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1997）。一九九八年，人民日报在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特稿中称：“环视五洲四海，风景这边独好。国际舆论盛赞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富有成效的'中国模式'”（1998.11.22第1版）。

　　二〇〇二年胡锦涛接棒后，“中国崛起”一语风靡中国。如果说“中国崛起”是对中国成就的描述，那么“中国模式”就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二〇〇四年，美国人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北京共识”（The BeijingConsensus ），肯定中共以稳定为核心的路线，他的论文亦将称此为“中国模式”（China Model）。

　　“一次性授权”

　　“中国模式”在二〇〇八年和二〇〇九年忽成井喷之势。如下列新闻标题：《是时候确立中国模式了》、《独领风骚的中国模式》、《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从东欧困境看中国模式》、《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全人类的财富》、《美国学者：中国模式的成功让西方汗颜》……新华社的国庆评论《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创举---论“中国模式”的创造性》写道：“此时，世界经济正因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而陷入几十年来少有的低潮。而在世界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依旧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态势。……”

　　“中国模式”一词在二〇〇八、二〇〇九勃兴的主要背景，一是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二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四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

　　“中国模式”最有力的宣扬者，是一些标榜“中国学派”、持国家主义立场的学者。他们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西方体制的破产和中国道路的成功。他们认同所谓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认同中共的一党体制，认同政府将稳定置于首位，其中有人高度肯定国有企业的作用，认为国企是中共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国企崛起显示了“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

　　二〇〇九年底，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该书主编潘维对《了望东方周刊》解释，“中国模式”中的经济模式有四大支柱：国家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国有金融和大型企业；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政治模式有四大支柱：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他认为“破除选举迷信是我国知识界和政界的紧迫任务”，中国没有崩溃，就是因为顶住了多党竞争型选举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撰文，认为“实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一种比较集中的体制”，中国崛起的制度奥秘是“一次性授权使决策成本降低”，他所指的是，六十年来中共掌握的权力，是人民在一九四九年一次性授权的。

　　对“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中共最高层取态微妙。虽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都曾使用（事实上，盛世话语正是在他们“争夺话语权”、“扩大影响力”的国家形象宣传策略的产物），但胡锦涛、温家宝在正式场合却尚未说过。

　　通过百度检索二〇〇九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传媒上“中国模式”的逐月传播强度变化，可见该词在建国六十年庆典前后达到高峰，其后热度回落，但仍较高（见图）。围绕“中国模式”，出现了一批观点相左的文章。其立场大致可分为“宣扬派”、“质疑派”和“慎言派”。

“麻醉药”与“鸦片烟”

　　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一类的盛世话语持批评态度，主张正视中国问题、中国危机，正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多重原因和一些不可忽略的“奥秘”。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对《南风窗》杂志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南风窗》二〇〇八年第十四期）

　　二〇〇八年九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尖锐指出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支付了巨大社会成本，包括社会公正的缺失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丁学良指北京奥运展示了“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二〇一〇年初，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接受采访时更质疑“中国模式是否成立？”他指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矛盾尖锐化。当生存问题解决的后，人就会进一步要求扞卫自己的权利。这种社会矛盾用什么办法解决？只有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这是现代文明的规矩。总不能以中国特点为名动用暴力去解决吧？（《香港商报》2010.2.1）

　　学者吴稼祥在其博客文中认为中国目前的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如果把中国模式当作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那是给自己“灌迷魂汤，打麻醉药，点鸦片烟。”

　　“中国模式”的要穴是“国”

　　二〇一〇年第四期《财经》杂志刊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文章《“中国模式”有多独特》。作者在文中请读者“先来观察这么一个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政府储蓄率在六年之内增加了1倍；基尼系数(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是0.45；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00家最大企业75%的资产是国资；政治上没有竞争；对外资非常开放；工业化速度非常快，十年内农业就业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是中国吗？“如果你认为这是在讲中国，你没有全错。”对“中国模式”持异议的黄先生说引述资料说，中国政府储蓄在一九九二年占GDP的百分之四点四，二〇〇七年该比例提升至百分之八点一，增长近一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世人皆知，基尼系数很高。但他紧接着告诉读者，他说的那个国家，其实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当年的巴西和如今的中国颇为相似，用强大的行政手段，征收土地，投资基建，发展国企，创造了“奇迹年代”，一些评论家认为巴西可以成为在挑战美国的西半球巨人。但巴西模式给经济和社会留下无穷后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度通胀，不断爆发金融危机，GDP的高速增长变为零增长，政治动荡，犯罪率居高。

　　国家与国民关系，是争议焦点。质疑派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权贵资本主义模式。中国二〇一〇年的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七，高于GDP增长三个百分点。二〇一〇年第四期《财经》杂志的社评《审慎看待“中国模式”》问：“在大幅度巨额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何以不减反增呢？”社评说：“这意味着，尽管做大了蛋糕，但政府拿走了更多，民间获得的份额相应减少。有关新一轮'国进民退'的议论也表明了各级政府在与个人和市场竞争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财政投资不仅边际收益递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民间资本，使得无处可去的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股市和楼市，推高了资产泡沫的风险。”

　　“中国模式”恐成改革对象

　　建国六十年庆典前后，中国官方热衷宣扬“中国模式”。但到年末，慎言派的言论渐多。慎言派坚守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训诫，反对为日益滋长的浮躁情绪推波助澜。还有人认为，鼓吹“中国模式”是美国“捧杀中国”的阴谋，是要让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例如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

　　在中国媒体中，《学习时报》值得关注。有学者认为，在当前中国，原本应是思想解放前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保守力量的堡垒，而中央党校却成了党内改革的大本营；其标志之一，就是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这份报纸，旗帜鲜明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多次转引《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敢言媒体的言论。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七日，该报发表了一组对“中国模式”存疑的文章，作者中有党内高官。

　　全国政协外事委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在《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中写道：“'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在《中国改革》杂志二〇一〇年第一、二号合刊中，赵启正再次撰文，明确提出，他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的说法代替“中国模式”。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称，“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核心问题是要不要政治改革

　　曾写过《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学者俞可平，亦接受媒体访问，谈论“中国模式”。因为他声称“我对中国模式充满期待”，被网友认为“向左转”。然而细读访谈录，发现他和那些将“中国模式”看作建国六十年的来成功经验、贴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标签的宣扬派不同，他的论述带着党内改革派的色彩。俞可平坦言“中国模式还在形成之中，远未定型；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的教训。”他在解释“中国模式”的要素时说，中国在经济上“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政治上“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多元思潮并存。他特别将“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也作为“中国模式”的要素之一。他认为“中国模式”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

　　所谓的突破性改革，当然是政治体制改革。围绕“中国模式”的这场争议，核心是要不要政改。袁伟时先生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这是国内外公认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过来盲目歌颂所谓“中国模式”，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愿意改革的党，偏偏有人跟它说，你已经成功了，世界都在向你学习了。今后的路会很困难，有很多反复。“这是改革和反改革、现代和前现代博弈过程的组成部分，胜负未分，危机仍在，人们应该认真关注。”

　　钱钢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