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四十年的遗忘

文/余秋雨

一、被遗忘的转折点

这是我最近想写的两篇文章的第一篇。

今天是二○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其实，四十年前的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转折意义，可惜被大家遗忘了。任何遗忘，都会致使历史改写。

整整四十年前，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来总理陪着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到上海。这位年迈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决抗击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气得希特勒曾立誓要割下他头颅上茂密的胡子做一个鞋刷子，用来天天擦试自己的长统战靴。

在希特勒和他的长统战靴灰飞烟灭二十六年之后，这位皇帝到中国来了，胡子依然茂密。他来的目的之一，是想见一见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想想也对，当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会有一份挂念。塞拉西皇帝得知溥仪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点点头，在北京拜会了毛泽东，便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上海来参观。

周恩来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实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岁，也是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了。这些天，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大转折，而他正承担着这次转折的成败，因此显得那么疲惫和消瘦。

就在二十几天前，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自行飞出国境并失事。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后来被简称为“文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彻底失败。这是因为，“文革”虽然是一场民粹主义大劫难，却有一个政治起点：由林彪替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现在，这个政治支柱已经断裂。而且，从当时快速发现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对“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种彻底的反讽。以后几年，“文革派”还会用各种方法掩盖失败的事实，但毕竟无济于事了。因此，远在美国的作家张爱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写出了一篇文章，题为《文革的终结》。

此刻，周恩来成了第二号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义大劫难留下了一个庞大无比的“烂摊子”，必须由他来领头收拾。这已经够麻烦的，而更麻烦的是，他深知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对“烂摊子”却不能说是“烂摊子”，要收拾也只能轻手轻脚，这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据当时的一位副总理纪登奎回忆，周恩来在紧急处理“九一三事件”之后，曾撇开众人，一个人在人民大会堂一个房间的窗口，嚎啕大哭一场。

但是，这位政治老人感觉到，极度的危难和极度的机会，神奇地凑在一起了。就在三个月前，他秘密会见了基辛格并发表了震动世界的新闻公报，美国总统即将来访，中美关系即将正常；就在这几天，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总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生死攸关。

这些天，周恩来对外宾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门要开了”。但他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闭，必先走出灾难，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经是中午，晚上有一个欢迎塞拉西的宴会。第二天有两档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厦顶楼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离开。因此，周恩来决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开一个干部会议。

当时上海的干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经从“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到历史的转向，因此来开会时都惶恐不安。没想到周恩来只是平静地布置了一项“业务”工作，他说：“重返联合国之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会与我国建交，我国的外交空间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学必须立即复课，以最快速度培养大量年轻的外语人才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全面翻译和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宗教、风俗资料。”

这话听起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突破性。毛泽东在“文革”中只说过“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故意不提文科，表现出明显的取舍。在毛泽东看来，文科的主要课堂是“上山下乡”。就在半年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炮制的所谓《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现在，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外交需要，对否定提出了否定。他所说的“各国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都属于文科范畴。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周恩来收拾“烂摊子”的一个极佳突破口，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你看：既然要全面复课，那么，所有的教师就必须从农村返回学校；既然教师能返回，那么，其他知识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能够成为正面教材，那么，那些“文革派”的批判专家怎么还忙得过来？

紧接着，周恩来又根据科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嘱咐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极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碍，拔掉钉子”。在文科领域，他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又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于是，仅仅在上海，迄今被认为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英汉大辞典》（陆谷孙主编）、《汉语大辞典》（罗竹风主编）等等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开，每项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病重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顿，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进展。

这一个趋势，使很多“文革派”认清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参与了重建，但也有少数极端分子暗暗在心里认为这是“右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干部会上，有人问周恩来：“全面复课，中文系的教材怎么办？”这个问题的针对性在于，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泽东诗文和“革命样板戏”剧本。但周恩来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鲁迅 作品，再慢慢扩大。今年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鲁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的高校应该带头研究鲁迅，为他写传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为中文系教育寻找的一个很好突破口。因为：一，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永远有资格进入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中文课程；二，借由鲁迅，可以进入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也可以进入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三，毛泽东也肯定过鲁迅，这使那些极端主义批判者较难找到攻击的理由。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周恩来在上海干部会上的讲话，我是一九八一年读到两个与会者的回忆材料才知道详情的。在这之前，只是约略听说。

知道这个转折点很重要，因为这使我明白了，自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底全国各高校出现的复课、编教材、办学报等等热潮是由谁启动的，而一九七六年掀起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是针对着什么。

由此我也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什么在灾难刚刚过去的一九七七年，全国急迫地恢复高考的时候，各大学都已经奇迹般地具备了初步的师资和教材，能够迎接那么多新生顺利地开课。尽管，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在一年半前去世，看不到了。

二、被遗忘的历史阶段

根据上面说的这个转折点，我把全国多数高校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1968年，造反武斗；

第二阶段：1968年~1971年，下乡劳动；

第三阶段：1971年~1975年，文化重建；

第四阶段，1976年1月~9月，批邓反右。

在这四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五年，后两个阶段也是五年，一九七一年正好是中点。中点前是高潮，中点后是退潮，最后加一个小小的回潮，形成了一个“正反回旋结构”。以正常的眼光来看，这四个阶段中，唯一具备正面文明价值的，是周恩来主导的第三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成果卓著。

但是，这一阶段常常被笼统地归入“文革十年”而一起否定，实在是历史的盲区。我曾多次遇到海外友人的质问：“你们都说文革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到中国旅游，一些最重要的文物古迹都是那个时期发掘和保护的？”

我总是回答：“那时在一九七一年之后。”

哪些文物古迹？随手一举就有：马王堆（1972年发掘）、河姆渡（1973年发掘）、兵马俑（1974年发掘）、章怀太子墓（1971年发掘）、库伦壁画墓（1972年发掘）、居延汉简（1972年发掘）、宋代海船（1973年发掘）、中山王墓（1974年发掘）、妇好墓（1976年发掘）……几乎都是几个世纪来第一流的考古成就。

即便在发达国家，要取得这么多成就，仅靠考古团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汇聚各领域大量文化精英通力合作才行。那五年，在文化重建的大潮中，中国做到了。如果把这一切全都划入“文革十年”的泥潭，是不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周恩来开启的文化重建工程一直被蒙蔽于某种阴影之下？这与一九七六年“四人帮”下台后一段怪异历史有关。

本来那应该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机，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推行了一种被称作“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来，“文革”中的造反夺权、废学停课、上山下乡、批邓反右等等全都不能否定了，连“文革”本身也要“坚决维护”。相比之下，反倒是周恩来主导的第三阶段，不管是复课、编写教材，还是发掘、保护文物，毛泽东没有作过什么指示，与“文革”格格不入，因此不在“两个凡是”方针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任意否定。

“两个凡是”方针实行了两年，从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底，形成了一个怪诞的政策：“四人帮”是不好的，但“文革”是伟大的，“四人帮”的主要问题是“破坏文革”。这个方针使得刚刚成为惊弓之鸟的“文革派”再度抬起头来，重新揭发人们对领袖的不敬，对“文革”的不恭，以及复课、编教材中的“大量问题”。按照当时政治运动的惯例，这些揭发者也就成了“清查者”。那两年，上海做得最过分，居然还在“清查”中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反对“文革”的人士王辛酉，以示杀一儆百。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中央撤除并调离了上海市委书记和分管教育文化的官员，那些“清查”者立即作鸟兽散，不知躲藏到哪里了。

三、我成了另一个人

周恩来一九七一年十月启动的教育文化重建工程，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文革”中的经历，在《我等不到了》一书中已有详细叙述。这儿需要补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与“造反派”的长期对抗，虽然在“文革”结束后成了全院教师推举我担任院长的主要原因，但我在当时并无政治判断，只是一种绝望的表现。既然爸爸被造反派关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无着，我就必须不计后果地进行抗争。在农场劳动时带头以身体堵住洪灾决口，至少有一半是绝望中的自沉，后被农民救起时我已完全冻僵。当时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已经看得很轻。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从农场劳役中返城，很快感受到气氛的变化，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复课、编教材。后来学院分配我参加周恩来总理布置的上海各高校鲁迅传编写小组，我在复旦大学看到各专业的教师们都伤痕累累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产生了“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复旦大学，我也发现了周恩来到上海来推动文化重建的原因。当时上海也很左，但复旦大学的造反等级，比之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毕竟低得多了。我们教材编写组里的六位复旦同事，只防范着中文系里一位与造反派关系密切的教师好像叫吴忠桀，没有第二位，可见造反势力不大。现在想来，连这位吴某某也未必算得上真正的造反派吧？

“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使我变得异常勇敢，甚至至今回想反倒有几分后怕。例如，《我等不到了》一书有记，我离开复旦大学后居然一个人赤手空拳，在当时中国第三号人物王洪文的喽罗们扬言要“砸烂”、“血洗”的一家文学杂志前，与他们对峙了整整三个月。尽管这家杂志水准很低，与我毫无关系，它的负责人陈冀德也早已逃走。后来不知何因，危机解除，我立即离开那里，再也没有回去。

又如，“文革”中视若政治图腾的那几台由江青等人打造的“革命样板戏”，造成了血腥文化霸权，因此，各地都在狂热“移植”。本应成为“移植”中心的上海戏剧学院，在一九七一年复课后整整五年居然没有一个专业把它们引入课堂，这里就隐藏着无数惊险的较量。后来我在灾难之后担任院长时，曾一再借此事向学生们论述，何为“文化气节”，何为“专业自尊”。

周恩来暗示鲁迅比“样板戏”更有资格进入教材，这是我勇敢的理由之一。但我后来又一再默默向他道歉，我在复旦大学读了大量相关作品后，觉得鲁迅的小说份量太少，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品整体质量不高，不值得我花太多时间，便早早地离开了那个教材编写组，独自转而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和世界文化去了。

由于周恩来启动的文化重建工程对我那么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壮着胆子对抗“四人帮”的禁令，与赵纪锁先生一起，组织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引用了自己刚刚写出的两句诗：“千钧一发谢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现在看来说得太夸张了，但当时却是真心话。追悼会后，我为了逃避追查，也为了拒绝当时人人必须表态参加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个人隐潜到浙江山区，直到“四人帮”下台。

——做上面这些事情的最不容易之处，是我的父亲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计极端艰难，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遭来灭顶之灾。很多时候，我是边擦眼泪边挺身的。

灾难，既毁灭生命又造就生命。当灾难终于过去，我已经完全成了另一个人。

四、每隔十年一大变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后，伟大的八十年代开始展现它的伟大。那个年代还来不及创建什么成果，它的伟大体现在精神方面。浩劫的血泪还记忆犹新，人性、兽性、君子、小人的界限成为整个社会最敏感的共同防线。中国，第一次使诽谤者失去了市场，整个气氛一片高爽。这正好对应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论断：“什么是伟大时代？那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我在这十年中，因几度民意测验的推举，从一个毫无官职的教师破格提升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又因为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学术著作，被选为上海市中文学科兼艺术学科的教授评审组组长。我评审教授的标准很严，而且特别防范“文革”中那些“特殊人物”投机入围。有很多次，所有的评委看到几个申报者的名字，一言不发，投票结果是零。我立即抽笔在每份申报表上写下大大的“未通过”三字，并签上自己的名。这三个字，包含着无数浩劫受难者的齐声呼喊，因此我写得很重，写得正气凛然。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二十年之后，我在上上下下的惊愕中彻底辞去了所有的职位，谢绝了提升为省部级高官的机会，独自跋涉荒原考察中国文化遗址。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外贴地穿越数万公里，包括大量恐怖主义地区，寻找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遗址，被国外媒体称为“当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这份勇敢，仍然来自于当年“文化不灭，中华不死”的悲壮感。

在周恩来重启文化重建的三十年之后，悲壮开始转向嬉闹和荒诞。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漫长时间产生了全民遗忘，而大量亲历者均已逐一离世。于是，一些躲藏了很多年的“特殊人物”试探着重出江湖，而江湖上，又重新出现了“一谣既出，万口起哄”、“一拳既出，立即走红”的民粹主义瘟疫。而且由于传媒的操弄，掀起了远超“文革”大字报的全国性痴狂。

那些“文革”中的“特殊人物”为了“答谢”我主持的教授评审对他们的否决，在侦知我绝无可能再返仕途之后，先唆使一个在“文革”中还只是婴儿的青年学生向我投污，很快他们自己就出来了。唯一能找到的“把柄”，是我参加过周恩来布置的教材编写，他们便把这种教材编写说成是“文革写作”，大加鞭挞。这正好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压抑已久的整人欲望，据杨长勋教授统计，这类文章全国至少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直到今天还是延续。这比当年我对抗王洪文的喽罗、江青的样板戏、张春桥、姚文元的禁令，更为壮观了。

我本以为，一个中国文人平生能做的最大胆的事情，已经被我做完。没想到，天道垂顾，又让我霜鬓之年再度临阵。他们估计，我一定会在全国那么多传媒的诽谤声中活活气死，而我则一直在以自己的身子保护着有可能被误伤的人群，同时还以“不反击”来保护进攻者本人，其实是为了保护已经很脆弱的基本文化生态。

但是最近，英国爆发了《世界新闻报》事件，许多“传媒达人”纷纷入狱，我突然为阵前的人群担心起来。他们十余年来对我所做的事，一点儿也不比《世界新闻报》差，但我却不忍心看到他们哪一天被刑事警察一个个带走的情景。因此我不能老是享受着睥睨万夫的壮士情怀，而应该远远地投掷一些提醒的文字过去。

特别要投掷给两位南方报人：一位是广州《南方周末》的社长，不知大名；另一位是香港《苹果日报》的社长董桥，我原来的文友。因为有他在，我把提醒改为请教。稍待时日，我会写出后面一篇文章：《请教两位社长》。今天不写了，因为这个日子有点珍贵。

二○一一年十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