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游戏沉迷游戏:[理论研讨]“新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
[摘　要]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在实践上，新自由主义具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的特点。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一方面拓展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从而引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全面展开，其发展趋势将取决于影响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各种因素。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　　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新自由主义具有多元性，它有多种名称如新保守主义、新古典综合主义等，又区分为多种理论流派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等，但又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可追溯到二战后，甚至更早，但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全球化时期，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新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展开，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新自由主义，并对它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一、新自由主义的内涵
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概括，为了从总体上把握新自由主义，我们对它的分析首先从它的定义开始。《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方面的内容……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1该书导言的作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又对这一定义做了补充说明，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数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的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2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赛阿直接从全球化角度对新自由主义作出界定，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上述界说大体上概括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开展研究的基础。
二、新自由主义的起源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对它需要的程度。同任何理论一样，它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它的主要理论流派的基本情况：
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反凯恩斯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
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被称为货币主义。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主张方面的分歧只是在于维护垄断资本的统治和攫取最大限度利润方面的策略和手法上各不相同。在面临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把减少失业放在优先地位，以便在扩大生产过程中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而货币主义者则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优先地位，实质上是用紧缩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制造更多的失业，以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来对抗工人阶级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极端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他们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理论对“里根经济学”有很大影响。1979年，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竞选纲领。
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它原先是现代货币学派的一个分支，但到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罗伯特·E卢卡斯、罗伯特·J巴罗等人。他们利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的有利时机，在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性预期方法，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抨击，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政策是无效的。其错误在于违反了西方经济学关于合乎理性的人这一基本的假定。而根据该假定，人们的预期也是合乎理性的。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说根本无效。理性预期学派没有给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以任何权力，认为政府可以彻底地退出对经济的干预。
伦敦学派：伦敦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其代表人物有利奥尼尔·罗宾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等人。他们坚持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例如，哈耶克甚至认为，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是70年代滞胀的根源，因而主张以货币的私人银行发行取代国家发行。
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参与了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论战，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攻击。他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和法西斯统制经济混为一谈，加以否定。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所有产品都归集体所有，即由中央权力机关控制资源，个人没有任何经济自由。他认为，经济效率来自利己的动机，计划经济使个人失去自由选择的机会，造成人为的不平等待遇。在公有制条件下，国家控制了全部生产资料，从而拥有任何雇主所不曾有过的权力，使个人的一切活动不得不服从国家管理机构的支配。这种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质是中央集权。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立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促进个人自由，而社会主义则妨碍个人自由。哈耶克反对公有制，他认为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为体手中，个人才没有被他人控制，因此才能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不仅对有产者是如此，对无产者也不例外。因为无产者虽然受雇于有产者，但是他也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雇主。因此只有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虽然有缺陷，但它仍不失为个人自由选择的最重要的保证。
1947年4月，冯·哈耶克在瑞士沃州佩勒兰山召开会议并成立佩勒兰山协会，其宗旨一方面是要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另一方面是为建立一种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主要是在战后发展起来的。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瓦尔特·欧根和路德维希·艾哈德。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他们认为，政府的责任不应是直接干预私营企业的经济事务，而必须是制订和执行私人经济活动所应遵守的规则，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适宜的环境。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艾哈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民主党内的凯恩斯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结果是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被两党所接受。从此，这一学派就成为西德的主流派。“西德奇迹”创造了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的范例。但是，这个范例也是一个例外，因为战后西方其他各国都奉行凯恩斯主义。
总的来看，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多数国家都实行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弊端彻底暴露，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才被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而代之。凯恩斯论证了市场本身的缺陷在于无法充分利用生产资源，因此，需要政府运用各种社会经济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才能够使资本主义免除大量失业和经济危机。
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经历了长达30年之久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黄金时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而新自由主义观点由于不符合时代潮流，受到冷落，没有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所接受。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历了两次战后最深重的经济危机，整个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而凯恩斯主义者却提不出有效对策，从而使他们信奉的经济思想陷入危机，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各种流派已经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潮流，准备迎接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危机的挑战。伴随着里根和撒切尔的上台和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西方经济学家也把这一现象叫作“新古典复兴”。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
资本主义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够“拯救”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它解决了这个矛盾，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个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而凯恩斯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必然让位于新的理论，由它来推动资本主义继续发展。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兴起的，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因此，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些因素。
1凯恩斯主义失灵
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是一种宏观经济理论，其实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调节，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现象，为了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因此，只要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存在于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有效用。但是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生产要素的完全过剩，而是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一方面，由于初级产品不足和资源的有限性使某些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固定资本存量则供给过剩。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结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此外，这种状况同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也不无联系，例如二次大战的军事开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等等，抵补了30年代的经济停滞，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这些因素的作用已发挥殆尽，因此出现了30年代以来的最大衰退。
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滞胀”问题，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的是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其作用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吸收过剩生产要素，从而促进经济回升。但是，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从理论上说，需求管理政策一方面会引起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从而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强；另一方面会吸收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从而刺激经济的回升。但是，在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在生产要素的不完全过剩条件下，因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制约着过剩的生产要素，首先只能作用于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从而使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又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不足的生产要素对供给过剩的生产要素的限制作用，从而使某些过剩的生产要素的过剩情况更加严重。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在70年代失灵的原因。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宏观目标与微观基础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或迟或早总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反对凯恩斯宏观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就会抬头。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阐述了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原因。他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接受新自由主义是对那一时期经济不稳定的回应。公司利益集团认为凯恩斯的干预方法对其不再有利，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并找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它至少可以为削减被看作是赢利障碍的政府计划提供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持续统治可以用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加以解释。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至今仍然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特殊形式。资本主义这种变化了的竞争结构改变了大企业对于经济政策的政治立场，使大企业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3
2经济全球化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反映）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内因，那么经济全球化则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外因。新自由主义者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例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经济学展望》一书中认为，在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期，充分就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极限。但是，70年代以来，实际起作用的经济增长极限已不再是一个，初级产品供给不足应该说是又一个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他认为，在至少两个极限中，初级产品供给不足将首先发生作用，而要增加初级产品供给，就必须实行全球范围的经济扩张。两次能源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脆弱性，而要克服这种脆弱性就必须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整合和经济结构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80年代初，拉美国家遭遇债务危机，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两个平行市场”消失。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新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竭力为自身的实施寻求外部条件的。正如美国学者阿兰·G纳赛尔所说，“尽管人们大都认为是里根发动了新自由主义的战斗，而实际上自由主义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差不多已经在经济理论和政治学的战斗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果说最初新自由主义还是纸上谈兵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以后，新自由主义就大行其道了。
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现象，因此它的兴起必然有一定的政治环境和条件。20世纪80-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转入低潮。而在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曾经是美国大搞“罗斯福新政”的外在强制因素。战后西方建设福利国家也是为了与社会主义相抗衡。但是，长期以来，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择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基本上复制了苏联的模式，实行单一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政府指令性的计划体制，经济效率低下，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弊端却日益暴露。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跌入谷底，西方国家不再感到国际上社会主义的压力，新自由主义更加肆无忌惮。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消亡、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未爆发大的经济危机是促成新自由主义兴起的三个重要因素。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存在迫使资本主义采取国家管制主义模式。它加剧了资本家阶级的恐惧，害怕本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它也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增进了它们之间在美国领导下的团结，这也有利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存在和运行，而1989年苏东剧变则消除了这一因素。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
量极大地削弱。虽然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欧洲国家执政，但是它们不再威胁资本主义，而只对它进行改良。19世纪末，德国为了对付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建立了成熟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个管制主义大国。历史证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消退时，保持管制主义国家的动力也消退了。此外，他认为，严重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会促进管制主义。因为克服危机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战后资本主义没有经历像30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降低了保留管制主义国家的需要的迫切性。他认为，正是这三个因素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抬头。4
四、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在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深刻地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1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
经济全球化以前，新自由主义不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有地域的局限，主要流行于发达国家，甚至某一种新自由主义理论只流行于某一国家，例如，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只流行于德国，其目标也仅仅是对德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秩序。这一目标是同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新自由主义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它要建立的是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规律和自由平等原则，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种全球秩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平等。
2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
战后发达国家在国内长期推行国家干预主义并收到实效，实行新自由主义必然遭到抵制和反对，因此，它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实行彻底的自由主义。但是，它们却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经营模式。包括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私有化，限制或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税等。在国际范围内，新自由主义主张商品、服务、资本、货币的跨国自由流动，实行所谓自由市场理论。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目前，发达国家的非关税措施已达2700多种。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禁止政府补贴。但是正如曾任关贸总协定秘书长的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评论的那样，“正是罗纳德·里根，这位酷爱放任自由、战后国家的最高管理者，领导实现了30年来最大的保护主义转向。他比起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前任，给予了美国产业界更多的补贴。他领导了有钱有权者自70年代初发起的对自由贸易原则的持续攻击，里根主义者各项措施的限制性影响是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三倍。”5“威弗莱德·瑞格洛克和罗·凡·杜德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大量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公司的经营策略及其竞争地位都一直受到政府决策或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并且1993年世界百强中至少有20家公司，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撑，是不可能独立生存下来的。”6这些事实打破了跨国公司“中性论”和“无国籍论”的神话。新自由主义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双重标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3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制度安排
新自由主义是通过一系列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达到扩张目的的。这些安排包括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和一系列国际政治组织如西方7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等。这些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美国学者、《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作者诺姆·乔姆斯基把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概括为以下5点：“（1）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提供工具。（2）为美国大公司兼并别国企业提供便利。（3）使资本家和富人受益。（4）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5）为对付反民主威胁（因为任何反市场的政府都是反民主的）提供武器。”7
那么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有什么关系呢？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作了最好的回答，他指出，“无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都起着核心作用。它拥有否决权。如果美国反对，就将一事无成。它所采取的行动，不以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以金融界的特殊利益为出发点，美国人民从资本市场自由化导致的全球市场不稳定中受到损失，而华尔街却得到好处。”8同西方跨国公司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绝不是“中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俄罗斯制定的“休克疗法”，为拉丁美洲国家制定的“结构调整方案”，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有两个职能，一是调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二是调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以确保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安排的确立，标志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统一的阶级。
4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是一个经济理论，而且还是一个政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社会里，自由市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因为最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即自由市场经济不仅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而且能够在效率、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分配的公正性等方面使经济绩效达到最优化。国家仅仅承担有限的经济职能：界定产权、确保合同的执行以及调节货币的供给。这种类型的国家干预显然对垄断资本的大企业有利。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正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以自由的名义反对任何对市场的有计划的控制，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现存制度即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新自由主义者表面上是要维护作为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维护自身利益。这就决定了新自由主义必然走向政治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也是政治专制主义。正如《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的作者罗伯特·库尔茨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源于专制主义并和后者一样包含了极权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最终只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代表了一个更多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极权主义，要求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市场的支配。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提出责任自负和所谓自主的主体之间缔结条约（劳动合同、交易合同）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无主体地自动运行和装配了能自行调节的价格机制的社会资本机器确定为前提条件；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9
五、新自由主义的实践及其后果
1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及其后果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私有化政策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征。新自由主义主张对社会所有资产和服务实行私有化，把社会所有的土地、基础设施和企业卖给私人投资者，将公共部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转化成私人部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首先是在公用部门，然后又扩大到社会福利部门，整个80年代，共有600亿英镑的国有资产被卖给或者转卖给私人投资者。任何公共活动，从监狱到护照的发放，都可以成为私有化的对象。就业数字的变化可以反映英国私有化的规模：撒切尔夫人上台时，政府民用事业就业人数为77万人，到90年代中期，只有5万人了。
在美国，私有化采取不同的形式，被称作部分私有化。政府通过转包或者凭单形式购买私人提供的服务，以此放宽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允许私人进入以前由政府独占的领域。这样，国家不再以直接生产公共品的方式来提供服务，而是让人们从接受政府发包任务的私人供应商那里购买服务。
（2）削减社会福利政策
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福利制度，他们认为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降低了经济效率，削弱了国际竞争能力，减少了利润。新自由主义要求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和降低国家在这个领域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调节失业率，认为劳动市场可以通过工资涨落和劳动力供求间的自发调节而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措施。大大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就会迫使工人同意以最低工资就业，而企业主因能获得更大利润会扩大投资，导致失业进一步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大幅度减少社会福利支出，例如，根据里根制定的经济复兴计划通过的预算支出法案，1982年削减支出325亿美元，1983和1984年再分别削减440亿和514亿美元。削减主要落在社会福利计划支出上，包括失业保险金、住房补贴、伤残补贴、家庭补贴、学生补贴、食品补贴等等。
（3）减税政策
新自由主义主张减税并承认富人会得利，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足够的资金去投资，而只有“合理”的税率才能吸引富人去投资。
1981年，里根政府制定的减税法案即《经济复兴税法》规定：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从1981年10月1日开始削减5％，1982年7月1日和1983年7月1日再各减10％，在33个月内共减25％。个人收入中利息、红利等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自1982起从70％减到50％。资本收益最高税率自1981年6月起从28％减到20％；减免企业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从1981年起，厂房折旧期由32-43年缩短为10-15年，机器设备折旧期由5-15年缩短为5年，汽车折旧期缩短为3年。据统计，1982财政年度减税372亿美元，1983和1984财政年度分别减税927亿和1，499亿美元。这些税大部分本应由大资本家交纳。
近10年来，美国400名巨富的收入急剧增加。而且由于美国新的减税措施的实施，他们将更加富有。据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内税收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00年，美国400名巨富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74亿美元，几乎是1992年的4倍。但据美国国内税收署的报告显示，美国巨富们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正在下降。2000年他们所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比例为收入的22.3％，不但低于1992年的26.4％，更大大低于1995年的29.9％。这主要是长期资本增值税税率降低和可以抵税的慈善性捐赠增加所致。2003年5月28日，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新的减税法案，在10年内减税3500亿美元。随着布什政府新的减税计划的实施，美国巨富们的财富还将快速增加。
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产生了双重后果。新自由主义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发挥了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发动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运动，与此同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对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进行了调整，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70年代“滞胀”的困境，赢得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同程度的繁荣。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实践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
（1）导致消费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的实施的确使通货膨胀率在短短几年内急剧下降。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从3.5％（1980）下降到1.9％（1986），在联邦德国，从6.3％（1981）下降到0.1％（1986）。在英国，从18％（1980）下降到3.4％（1986）。所有其他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90年代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2％以内的水平上。但是，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压低工人工资，使社会购买力降低，而减税政策又使收入和财富向已经富裕的阶层转移，这就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取代了通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从GDP增长率（表1）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表2）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10
表1　西方主要国家GDP增长率（年均增长的百分比）
国家 1950-1973 1973-1999
法国 5.0 2.2
德国 6.0 2.1
意大利 5.6 2.3
日本 9.2 2.9
英国 3.0 2.0
美国 4.0 3.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0年）；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麦迪逊（1995年，1983年）
表1显示了6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50-1973年和1973-1999年两个时期内年均实际GDP的增长率。无论就这6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整体而言，第一个时期都是国家管制资本主义的兴盛期。第二个时期是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6大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增长率在第一个时期明显地要快于第二个时期。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西欧主要国家的经济相对萧条，而美国经济在过去的10年中呈现繁荣。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美国坚持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回报，而偏向保守的欧洲和日本则陷入了停滞之中。表2显示出1948-1999年3个不同的小阶段内美国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表2的第1栏表明，在美国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过渡的1973-1990年，GDP的增长率要慢于1948-1973年。虽然GDP的增长在1990-1999年间略有提高，但仍远低于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时期。有些分析家援引1995年后GDP增长加快的事实，即1995-1999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1％（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数字）。但是，将20世纪90年代商业周期中短暂的扩张阶段与1948-1973年经济的长期表现相比，没有意义。
表2　美国GDP、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均增长百分比）
年代 （1）GDP （2）每小时产出
1948-1973 3.96 2.88
1973-1990 2.87 1.33
1990-1999 3.12 1.96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2000年）；美国劳工统计局（2000年）
表1的第2栏显示，1948-1973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1973-1990年的后半期下降了许多。
虽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较快，但仍然低于1948-1973年的比率，尽管在过去的10年提高生产率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事实表明，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资本主义经济表现的主要方面要比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模式差。
（2）导致泡沫经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新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推行自由化政策。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废除，黄金非货币化，美元自由浮动以及1979-1982年间美英等发达国家相继实行的金融自由化和放宽管制政策，催生了历史上空前的泡沫经济。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自1900年诞生以来，花费了60多年时间，才于1966年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基础上逼近1000点大关。然后又用16年突破了这一关口。随后的股市暴涨创下历史最高水平。1989-1995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从2508.9点上升到5117.1点。1997年又飚升到7908.3点，1999年3月25日突破1万点大关，达到10006.8点。股票市场仅花费了17年时间，就超过了证券交易在20世纪82年间资本化总额的十几倍。{11}金融投机猖獗。1990-199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股市投资回报率为131％。某些投资基金，例如对冲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为30％。金融交易额达到天文数字。“以美国为例，1966年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无关的只占20％；而到1976年，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5年后，其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就只剩20％，而无关的则上升到80％。到1997年，世界贸易额当年为6万亿美元，而世界货币交易额为600万亿美元，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额只占到1％，而美国当年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到07％，……据德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资料，目前世界各国累积的货币发行总量，已经是世界年度GDP总额的60倍。”{12}金融投机造币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政策造币的规模，但是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导致通货膨胀，是因为这样造出的货币只是间接地作为需求在起作用，而且大部分仍然留在金融体系中。除了股市泡沫以外，还有房地产泡沫、网络经济泡沫、新经济泡沫等等，不一而足。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赌博资本主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过度分离，频频引发危机并预伏着更大的危机。大垄断资产阶级可以从这些危机中受益，而广大劳动群众则深受其害。
（3）加剧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一个预设骗局。私有化意味着全部所得归私人所有。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平等占有。不加限制的自由市场竞争必将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由少数人垄断社会最多资源和资本，而大多数人将失去一切。战后，为了缓和市场经济下尖锐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西方国家都加强了国家对资本的限制和社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但是新自由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加剧了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在美国，1973-1992年间，20％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0％，而20％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则减少了12％。1995年，在美国全体男性职工中，有4/5的人每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减少了11个百分点。美国政策研究所和“争取公平经济联盟”1999年8月20日联合发表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说，过去10年中，美国工人和公司高级经理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80年公司高级经理的平均收入是工人的42倍，1998年则增大到419倍。如果美国工人报酬的增长速度与公司高级经理相同，那么他们目前的年收入将超过11万美元，而不是实际上的2.9万美元。调查显示，1998年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达1060万美元，比1990年的180万美元增加了近5倍。1998年美国公司经理的平均收入增加了36％，而同期蓝领工人的收入只增长了2.7％。目前美国约有20％的人的收入在全国贫困线以下，有760万人靠救济金度日，有200万人无家可归。而与此同时，百万富翁的数目却从80年代初的280万增至400万，增幅超过40％。据《福布斯》杂志预测，在下一个400位最富有的美国人名单上，将有250位是亿万富翁，比1998年增加六成。英国贫富悬殊的程度不亚于美国，最富有的20％的英国人平均占有的国民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的10倍。在德国,自1980年以来，独立经营者的收入增长了126％，而雇员的收入只增加了50％。德国百万富翁的人数60年代初只有1.4万，1973年底也只有21.7万，而到1998年则突破了100万。按欧盟的标准，德国现在有700多万人属于穷人之列，其中有270万人靠领取社会救济过活，有86万人无家可归。{13}在1991年至1997年间，全体法国人的财产从21万亿法郎增加到26万亿法郎，相当于增加了12％。然而，就在这同一时期，由于失业率上升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法国职工收入增长速度却明显放慢了。法国有半数家庭拥有的财产还不到50万法郎，而10％的人却把持着全部财产的65％。{14}
2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及其后果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事实上，发达国家从未实行过彻底的新自由主义。而它们却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为了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美国首先在发展中国家培养这方面的精英人才。美国芝加哥大学专门为来自拉美的学生设立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点。根据1956年智利和美国签署的双边协议，智利天主教大学先后派出百余名博士后经济研究生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他们回国后，积极倡导用新自由主义思想改造智利经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都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快国营企业私有化步伐，减少甚至取消国家对价格、汇率、利率、租金、工资等的全面干预和控制。同时，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这些国家照搬美国新自由主义理论，实行经济改革，但阿根廷、乌拉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失败告终。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付出了高昂代价。1976至1983年，破产企业增加了7倍，银行业几乎崩溃，失业率达30％，特别是金融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家在80年代初几乎无法偿还外债，国家用80％的出口收入偿债，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1982至1984年，智利先后更换了5位财政部长，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暂时中止。
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一些国家实行民主选举，新一代年轻政府领导人纷纷上台执政，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德梅洛、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等。他们大多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以墨西哥为例，不仅萨利纳斯总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其内阁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也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智利艾尔文执政时，他的23位部长中，也有18位在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另有4人在西欧获得了学位。他们在拉美一些国家成了拥有实权的“技术政治家”。{15}
1982年8月，墨西哥无力偿还到期的100亿美元外债，引发了1982-1983年的所谓“债务危机”，巴西、阿根廷、苏丹、摩洛哥等40多个国家在这段时间内都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本金和利息。20世纪80年代初，发达国家以低利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债务服务。其目的是为本国商品寻找销售市场并使债务国在经济上依附于债权国。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为了本国经济的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发达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例如法国的利率从1981年的2％提高到1997年的6％，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成倍增长。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三倍，从5千亿美元增加到2万亿美元。{16}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为严重，其中最典型的国家是巴西，1999年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收入的69.3％。借助债务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强制发展中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和以内需为主的战略，转而为出口而生产，同时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以及资本市场。
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拉美国家接连开出结构性调整改革的药方。1985年美国提出的“贝克计划”就要求拉美债务国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开放资本和股票市场；放松投资限制，为本国和外国投资者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实行贸易自由化和进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税收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实行价格市场化，并以此作为债务谈判的条件。1986年，墨西哥根据“贝克计划”在外贸体制和公共部门管理方面进行了较重大改革，在债务谈判中得到了较大的优惠，这就诱使其他拉美国家仿效墨西哥也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而拉美一些国家在外资流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为从美国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获得更多贷款，被迫接受了某些结构性改革的附加条件。
这种得到美国政府和某些国际金融机构赞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全盘否定“进口替代”内向工业化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该地区实施了内向增长模式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国家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过大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软弱。由此，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和扩大对外开放，强调拉美国家必须采取如下改革措施：（1）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放弃鼓励资源向国内市场倾斜的保护政策，采取鼓励出口的外向发展政策，以促进技术创新和
提高效益。（2）放开价格，取消政府对价格体系的干预。（3）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尤其要对生产领域中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4）国家应废除有关法规和限制私人部门进入市场的障碍。（5）放松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开放金融市场，放开利率，取消政府对信贷机制的管制。（6）政府要努力消灭财政赤字，减轻税收负担等。{17}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这些国家新上台的政府决策人员普遍依赖于美国的支持，而且原来大多是美国长期影响和培植的力量，他们全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在前苏东国家实现了新自由主义转型。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政府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推动下，制定了在500天内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即所谓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方案”，全称是《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它要求在500天内在广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基础上实行迅速彻底的改革。叶利钦上台后，又聘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制定了所谓“休克疗法”，按照萨克斯的说法，其出发点就是：“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次跨过”。1992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将价格一下放开，居民的收入和储蓄顿遭贬值。1992至1993年间实施的私有化，剥夺了绝大多数居民拥有和支配自己先前创造的国家财产的权利，这笔巨大的国有财产成为极少数寡头统治阶层一夜暴富的源泉。1993至1994年，在私有化浪潮的巅峰时期，由国家发行短期债券所构筑的金融“金字塔”再次吞噬了居民的储蓄和财产，使人民蒙受第二轮损失。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使俄罗斯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从1978年到1992年，70多个国家执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方案。这些方案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把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
私有化在整个80年代飞速进行，到90年代初，8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对68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其中大多数都是从事公共服务（水、电、通讯）的国家垄断性企业。由于这些国家的股票市场极不健全，国际大财团很容易购进这些公用事业的股份。后来在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也重演了同样的一幕。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实行私有化的总价值高达580亿美元。世界银行高级经理戴维森·巴德霍在他的职位上服务12年离职时坦言：“我们自1983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感：不惜一切代价将南方国家私有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卑鄙地把拉丁美洲和非洲变成了经济上的疯人院。”{18}
私有化削弱了国家作为生产资料直接拥有者和生产过程直接参与者的作用，如阿根廷梅内姆上台执政后，就对电力、电话、航空、煤气等国有大企业实行私有化，私人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加强。私有化首先造成腐败盛行，削价出售的国有资产的回扣率往往高达10％。私有化改革由发达国家提供贷款援助，但实际上改革的利益落入少数金融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投资者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以阿根廷为例，在2002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私人境外存款高达1510亿美元，而国家的外汇储备仅有560亿美元。自9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控制石油、金属和其他利润较高行业的金融寡头已在国外账户上存了大约1600亿美元，据特洛伊卡－迪亚洛格经纪公司透露，俄罗斯每年外逃的资本保持在200亿美元左右。
私有化不仅导致腐败，而且导致国内外大资本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大量利润流入国内外资本寡头手中。很多自然垄断行业如铁路、电力等被私有化后，服务并没有改善，投资也没有增加，但价格却飞涨。自然资源的开发也被私有化，而这些资源往往是国家经济的主要财源，现在也成为私人资产。有些企业被收购并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投机，从而造成企业倒闭，一些企业被外资收购也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消灭当地的竞争对手，因此当地企业往往被强行关闭。所有这些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衰退，财政枯竭，无力支付公共福利甚至是政府警察的费用。
（2）价格的自由化
在私有化政策下，传统的政府补贴的生活必需品如住房、食物、水、电、公共交通等部门，以及健康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福利部门等也都被私有化了。私有化后的结果是这些作为基本保障的部门的价格完全放开，结果并不是充分竞争然后导致价格下降，由于这些部门大多是自然垄断部门，价格反而大幅上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从而又导致社会动乱。
（3）资本市场自由化
国际经济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让资本自由进出。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同时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于是全球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大量游资涌入这些国家投机，国家的外汇储备往往很快被劫掠一空，而且造成持续的金融动荡。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积聚了7.5万亿美元游资。它们使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时面临极大的金融风险。据1997年6月的统计，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的五个国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债务的62％都是短期债务，期限只有12个月。韩国的一半债务的期限低于90天。巴西60％的债务为短期债务，在1998年夏至1999年3月短短6个月货币危机中，巴西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了500亿美元。{19}
（4）紧缩的财政政策和高利率、固定汇率的金融政策
根据货币主义的教条，扩大财政支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是不可行的（虽然美国自己不断这样做），国家必须保持零赤字。这样国家在公共建设和教育等方面的长线投资就很难实施。新自由主义为了保证外资投资不至于损失，严格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持币值的稳定，因此往往要发展中国家储备大量外汇，这些大量外汇大多存于美国的银行或投资美国国债，利率很低。而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长期收益的国内教育和基础建设、产业投资却得不到资金。
在金融动荡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币值稳定，于是不得不保持高利率和汇率稳定，这样往往耗尽该国的外汇储备，并且欠下大量外债。这些外债最后还是得由这些穷国的国民支付，而发达国家的投资和银行却随时抽逃。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利益服务的。此外，为了克服金融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持零赤字，这就必须削减公共投资和公共福利，从而减少了内需，造成市场疲软，工厂倒闭，进一步恶化了金融环境。
（5）贸易自由化
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而它们往往对自己的弱势产业和部门如农业、钢铁等实行保护。发达国家对农民的补贴每年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欧盟提供的补贴最多。联合国《2003年非洲经济报告》指出：“美国在2002年5月作出的拨款517亿美元以增加本国农业收成和补贴乳制品生产的决定使非洲经济前景暗淡。这些补贴使美国农产品价格下跌，非洲弱小国家很难与之竞争。”{20}欧盟坚持对其甜菜糖生产给予补贴，导致非洲的产糖国陷入困境。对甜菜糖生产给予补贴是欧盟耗资甚巨的农业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消耗了它的一半预算。美国、欧洲和日本每天向其农民补贴近10亿美元。全世界近10亿人每天仅靠1美元艰难度日，而欧盟每头牛一天就得到政府补贴2美元。2002年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高达3200亿美元，而它们提供的对外发展援助仅有500亿美元。布什总统承诺将增加对外援助，随后他签署了一个农业法案，宣布在10年内将提供1800亿美元资助美国农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和农业补贴全部取消后，将使全球福利提高约120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后，往往短时间内冲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产业。由于迅速采用高新技术，传统的工厂工人大量失业，而且他们并没有能够从低生产率的工作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作，而是往往陷入长期的结构性失业。结果是自由贸易不但没有消除贫困，反而加剧了贫困。
事实已经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强制调整已经导致严重恶果。
（1）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资。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工业和技术开发部主任芭芭拉·斯塔琳斯等人指出，改革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问题。国有部门的投资效率低；外资与国内经济未能结成一体，其结果是贸易赤字扩大，越来越依靠外资。一旦外资撤离，经济就陷入困境。阿根廷20位宗教界人士致信阿根廷领导人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
（2）新自由主义造成财富分配不均。前智利总统帕特里西奥·艾尔文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能消除拉美日益严重的社会灾难，因为市场“常常是非常残酷的，它有利于最强势者，而加重最贫困者的贫穷”。他依据智利的经验指出，“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拉美左派组织“圣保罗论坛”也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使财富空前集中，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边缘化和贫困化。
（3）新自由主义缺乏有效的公共政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者卡洛斯·M维拉指出，“新自由主义没有社会政策的地位，全靠市场统治一切。”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社会问题被看作是一个支出领域：'社会发展'的概念让位于'社会补偿'，充其量是补偿或缓解经济政策造成的后果”。政府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从而失去了缓和社会紧张的作用。
（4）从国际范围看，新自由主义由于缺乏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计划，无法全面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非洲的边缘化，亚洲金融自由化的消极后果以及拉美的经济和金融动荡等等，都是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核心是尽可能弱化国家的作用，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新自由主义大谈“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有关主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推行市场自由化，实质上是图谋让强国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而认真地弱化国家”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西方一些左翼人士认为，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本质不过是通过对国家政策的国际性调整以达到收入的再集中而已，有的指出，拉美的自由化政策实际上“不过是拉美资本家与美国政策制定者、银行家和跨国公司结盟的产物”。拉美学者还批评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的作用理想化，片面强调开放市场，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通过各种渠道使国家丧失财政能力，从而逐渐失去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投资的功能。拉美的一些工会组织认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削弱国家主权，有利于跨国公司而不利于工人，社会代价巨大，有的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药方对拉美无效”，世界经济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密切相关的。市场自由化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部门的控制，没有导向一个更加自由的市场，相反却促进了市场、特别是世界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其结果是穷国被迫服从于富国的经济利益，成为后者资本扩张的牺牲品。{21}
1980年以来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人均收入却仅仅增长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时间中，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干预，人均收入增长了75％。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贫富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据统计，全球最富裕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已从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2002年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00美元，最富裕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2.9万美元，而最贫穷国家人均只有500美元。全球财富分配也十分悬殊，其中高收入国家10亿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的60％，中等收入国家15亿人口占有的财富占全球财富的20％，低收入国家35亿人口占有的财富仅占全球财富的20％。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困的20个国家的37倍。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已由1974年的19个增到2002年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问题极其严重。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为贫困人口，不足1美元的为赤贫人口。目前，世界人口约60亿，其中贫困人口近28亿，约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赤贫人口约15亿，占世界人口的1/4。这种赤贫化现象在最不发达国家最为突出，其赤贫人口已由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138亿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3.07亿，赤贫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65-1969年间的48％上升到1995-1999年间的50％。
贫困现象在世界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1998年，人均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赤贫人口有12亿，其中南亚占43.5％，撒哈拉以南非洲占24.3％，东亚太平洋地区占23.2％，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占6.5％。世界上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有34个，其赤贫人口达291亿，占其总人口的52％。尤其在农村，59％的人每月生活费用只有14美元。此外，非洲还有810万难民流离失所，2300万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2亿人口长期营养不良。
六、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它的内部自身矛盾的发展；二是它的外部发展环境。
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超越：“凡是不抱偏见的人都能看出，新自由主义者对现实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真正原因，并把握了市场与政府间的结合部位，从而使二者相辅相成，各得其所。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比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更优越的理论。凡是历史的真实的进步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路径发展的，因此，否定之中就寓有否定对象的一切合理因素。”{22}新自由主义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适应资本主义走出困境的需要，扬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某些不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对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继续扩张产生了一定作用。但是，从本质上看，它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者的综合。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克服两者都包含的并制约其发展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经济学上，这一矛盾就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正如美国学者阿兰·G纳塞尔深刻而又生动地描述的那样：
“新古典综合理论内部各要素之间是不协调的。处于核心的是微观经济学（研究在杂乱的市场上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它的主要出发点仍然是古典主义的：完全的竞争是典范，以个人为中心的市场会趋向于均衡。
在加进伪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作为整体的经济发生变化的决定因素，如总价格、就业和产出的变化等）时，这些古典主义假设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是这种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却不能从微观经济学的命题中推导出来，因而不能与微观经济学相融合。这个理论龃龉并不奇怪。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是凯恩斯主义的，是因为它承认，当价格机制集合进作为整体的经济时，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并不必然与需求的数量相平衡。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完全有可能产生出一种达不到劳动力和生产能力的供给水平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主义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政府有必要实行需求管理，这能够保证可得到的劳动力的就业，有效地利用非人力的生产能力，预防因长期失业而导致的政治动荡。这一点正是龃龉之所在。承认如果要利用全部现有生产资源就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这就与微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发生了矛盾，因为微观经济学鼓吹，不受控制的价格机制，自由市场，足以生产性地、有效地使用全部可得到的投入。微观经济学没有任何支持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古典基础也明显是相抵触的。宏观经济学与已得到公认的新古典主义智慧和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是不相容的。”{23}
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它们的共同基础--私有制经济学决定了它们之间不可能完全排斥，而只能互相补充。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也有共同之处。为了资本主义“千年王国”的长治久安，两者都主张阶级调和。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兼顾了经济的增长和工人的利益，同时培育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保护层--“中产阶级”。而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则无法维持这一局面，在阶级力量对比明显地有利于大垄断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只能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保全大垄断阶级的利益。
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内在矛盾来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实行纯自由经营政策，也不能实行纯政府干预政策。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一时期强调自由经营，在另一时期看重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改变之前，自由经营与国家干预这两种思潮相互交替，会反复出现。不过，无论哪一种经济思潮得势，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种种资本主义的痼疾，而只能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24}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也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大垄断资产阶级和右翼势力利用它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优势，特别是利用它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它们也遭到了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抵制和反对。这场斗争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首先遇到的是西方左翼学者对它们的揭露和批判。这些学者不仅站在本国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立场上，而且站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西方左翼学者主要分布在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他们拥有数百家刊物如英国的《新左翼评论》、《今日社会主义》，美国的《科学与社会》、《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每月评论》，法国的《思想》杂志、《外交世界》、《当代马克思》杂志等等。他们还经常举行各种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这些活动有很大影响，甚至影响到部分主流派学者，例如在他们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党饶勒斯基金会和主流派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贝鲁的研究小组都对新自由主义采取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其次，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发达国家共产党、工会组织和其他左翼政党，其中包括主张社会改良即所谓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左派别的抵制和反对。法共在2000年举行了“全球化与人类解放”国际大会，提出用“公民世界的全球化”代替“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号召。最后，新自由主义还遇到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的抵制和反对。从1999年11月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到2003年1月28日第33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政府组织在3年时间内至少组织了21次大规模反全球化游行示威。2002年1月31日至2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150多个国家的劳工组织、农业工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6万多人出席了会议。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
新自由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其发展趋势将取决于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各种因素。
注释：
1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同上书，第1页。
3大卫·M科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2002年夏季号，总第14卷第2期。
4同上。
5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49页。
6同上书，第23页。
7同上书，第54页。
8《挑战华盛顿共识》，载《布朗世界事务》杂志2003年冬春季号，总第9卷第2期。
9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0参见大卫·M科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载《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2002年夏季号，总第14卷第2期。
{11}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下卷，第816-817页。
{12}李其庆：《金融全球化的成因与特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13}《文汇报》1999年9月10日。
{14}法国《费加罗报》1999年10月6日。
{15}陈才兴：《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变化及其前景》，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3期。
{16}托尼·安德烈阿尼：《社会主义是未来》，法国西莱普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7}陈才兴：《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变化及其前景》，载《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3期。
{18}阿兰·G纳塞尔：《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趋势》。
{19}李其庆：《金融全球化的成因与特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4期。
{20}《参考消息》2003年8月1日。
{21}姜时学等：《拉美反思新自由主义》，载http://wwwcReadercom2001－08－29/。
{22}李任初：《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的蜕变》，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7-238页。
{23}阿兰·G纳塞尔：《私有化是资本主义的趋势》。
{24}傅殷才：《新保守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作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张文镝)
“新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是什么意思？
这两个词语在目前中国运动得十分火热，中国最近那么多年的国企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两个词语进行的。经济学里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术语”这不叫术语，是新的概念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其根本目标是肢解民族国家,为垄断资本提供更多的空间.新自由主义思潮也称作后凯恩斯革命。
产权明晰是落实终极所有权的归属即产权要最终落实到某个自然人的头上,同时也意味着公司的结构和层次产权革命的本质是实现
产权清晰才能有市场，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