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时，人们多会提到大跃进、文革等。而第一场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往往会被忽视。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意义不容小觑，它从模式、走向、力度等方面给以后的历次运动树立了一个典范。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在建国前主要还仅限于党政军内部或部分地区（如肃反肃托等），现在则扩展到全国所有的角落。其次，与历次改朝换代后大赦天下、休养生息的做法不同，新政权是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采取的是无情打击的做法。这个思路在以后历次运动中均加以沿用。 镇反运动是在建国初期，社会尚不稳定，且新解放地区爆发大规模土匪叛乱的情况下启动的。1950年3月和7月，中央政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陷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中央再次发出镇反指示，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镇反的对象主要包括土匪叛乱分子、地主恶霸分子、会道门首领、特务分子、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但实际打击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实际上，在旧政权内做过一官半职的、在地方上稍有名声的人物多遭牵涉。一般来讲，解放较早的省份由于以前在土改中已经干掉不少，加之比较安定，因此杀的比较少，比如辽宁省公布的数字是处决八千余名。新解放的诸省（如两广、两湖、四川、云贵、河南等省）由于匪患等不安定因素，一般都不少于几万人，一般平均每县都要处决几百人，有的多达上千人（如河南南阳县仅1950年就枪决了1100余人）。 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由于中央的特别督促，也杀了不少。比如，1951年天津拟定了全年杀掉1500人的计划，得到老毛称赞，并批转上海、南京等学习天津的做法，“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毛泽东1月下旬明确地针对上海的情况提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2月12日，毛泽东再度电示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称：“上海是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二百余人的情况，我认为一九五一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三千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个数目字是否适当，请你们加以斟酌。”由于毛泽东的三令五申，华东及上海方面的领导人终于放下一切顾虑，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下决心定出了一个年内在上海分批处决近3000人的计划来了。1951年3月15日，饶漱石把上海市委的这一计划转报给了毛泽东，其电称：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再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毛泽东对此当即表示欣慰。3月24日，他满意地批示道：上海这次的计划总算“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他同时鼓励上海方面称：“如果你们能逮捕万余，杀掉三千，将对各城市的镇反工作发生很大的推动作用。”到1951年底，上海全年基本完成了原定的“杀”“关”“管”的指标，公开枪毙的人犯总算达到了1800名以上，接近了2000之数，公开宣判的人犯已接近10000名。

在镇反过程中，人民的情绪也逐渐达到高潮甚至疯狂。广州社情委员会报告中称，“过去杀的几批45名、51名，及71名，群众还有些反映杀得太多，可是这次大张旗鼓的杀了将近200名，反而很少听见说杀的多了。”每天游街示众、刑场枪毙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使人不禁联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断头台的奇观。 镇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虽然没有正式公布确切数字，但存在的一些说法是值得注意的。如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称：“镇压反革命共杀、关、管二百至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包括关管者，按此比例处决者应小于一百万。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杀了七十万，以后三年又杀了不到八万人。” 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着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这个数字应包括土改中打死的人数和镇反前的处决人数，一般我们所讲的镇反不包括土改）。国外的说法从一两百万到一两千万（这个数字显然夸大很多）。 在镇反中处决了的人，是否都是非杀不可的呢？我想起朋友dazui讲述他的家乡（信阳地区一个县）镇反情形，那也许是在许多个乡村里重复的故事。1950年底的一天，县里将500多名在旧政权里做过保甲长以上官职的人的全部抓捕，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会上，挨个被提到台上接受群众判决，如台下有喊打喊杀声响起，则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有“民愤”，拉到一旁（如果不幸有个仇家和对头，可就惨了），这个过程花了整整两三天时间。最后有300多人被机枪扫射，平了“民愤”。其中一个在日伪期间做过保长的七十多岁老头，病在床上，家里就让他的儿子顶替他跟民兵去开会，结果儿子成为了“民愤”的牺牲品，老头闻讯也一命呜呼。 不少地方处理这类事情，由于任务重、时间紧，很难对一个人进行详细的调查，因而非常草率。枪毙进入高潮时，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乐于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仅举几例，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在镇反中罗广瀛被捕，他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罗广瀛的性命还是被结果了。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被誉为“民主人士”，但在镇反中被残酷打死。上海的铁路老工人程阿鸿，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这时被人检举还参加过有国民党背景的“正气社”，且上海解放后不满新政权，发牢骚，被上海市法院据此于1951年4月下旬判处死刑，最后报到负责政法的潘汉年那里，改判徒刑廿年。曾任国民党时期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指导组妇女股股长的吴月明，只因曾为国民党上海工会骨干分子，又不坦白登记，虽无明显劣迹，亦被判处死刑，后经潘汉年批复，改判徒刑十五年。这样例子比比皆是。 一般来讲，经过镇反运动，地方上在旧政权中担任过保甲长到市县长一级的人物大多均落入杀关管的下场，旧政权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从肉体上也不存在了，更谈不上“复辟”了。这对我党而言，无疑是有很大益处的。但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上看，一大批社会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的消失，其影响则是长久的和深远的....... 二、镇反中被处决而后平反的前国民党将领 在国内出版的大型综合民国将领传记不少，比如九千将领、黄埔军校人物、民国军人志、民国人物寻踪等等，各省市地县也有不少人物志、地方志、文史资料等，资料不可谓不多。在这些将领传记中，不知大家可曾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十年代几年初死去的人物数目远远高于其它年份的平均值，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镇反。有些人可以查到是镇反镇压，或受镇反牵连狱死、自杀等。还有更多的人物则是语焉不详，不提死因，非常可疑。在这个时间段，少将以上的将领去世者不下数百人，但在传记中指明被镇压的不过百余人，一小部分指明是“病逝”，更多的人以含混不清的“去世”、“逝世”、“死”、“殁”、“卒”等忽悠过去，有的干脆只注生卒年份。 总而言之，在镇反中被处决的前国民党将领是一个不小的群体。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1） 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2） 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

3） 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

4） 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在八十年代，由于对台统战的需要，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后两类大多未予平反。实际上，后来被定性为“错杀”而予平反的将领人数据说占到被镇压总人数的80%以上，可见其谬差之远矣。相对来讲，这些人还算幸运的，还有平反昭雪的结论，众多无辜被杀的下层人士恐怕就很难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与其多说点闲话，不如来点干货。下面整理了可以查到的几十名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有些还在查，得费点日子了。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镇反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也欢迎诸位补充，提供相关信息。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简历：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894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1908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之后离开军队，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运动新军的工作。武昌起义后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任职，不久先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第四镇统制。

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1916年赴沪参加讨袁。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1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

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

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简评： 邓玉麟是湖北新军内较早的革命党人之一，在革命后的湖北军政府中地位不低，是军政府初期决策机构谋略处的成员。他是湖北民军初期的八个协统之一，后来又是八个镇统之一（大名鼎鼎的熊秉坤只做到协统）。辛亥以后参加过护法、北伐，以后退隐。因此，他在历史上与我党并无仇怨，相反与鄂籍的党人董必武等有着极为不错的私人关系。到1949年解放前夕，象邓玉麟这样的高级别辛亥首义人士已经不多，故国府曾派人动员其去台，由于邓一直对老蒋看不大惯，因此严辞拒绝。解放初待遇还算可以，常到处做做辛亥首义的报告。但不料这样的人竟在镇反中死于非命。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简历：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东斌学校，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入四川新军，在第十七镇任排长。1911年11月领导四川新军一部在龙泉驿起义，后被推举为四川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政府副都督。民国成立后辞职再赴日本留学，其间曾加入中华革命党，参加讨袁。1917年回国参加护法，就任靖国招讨军司令，在川南作战，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

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简评： 夏之时是四川新军中最早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中首先率领一部新军举起义旗，造成全川迅速光复，功不可没，是川籍辛亥元勋中的重要人物。以后参加过讨袁、护法。待后来国共之争起，他早已退隐江湖数年了。其遭遇与邓玉麟有相似之处。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简历：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早年投入清军中当兵，1904年被保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四期学习，次年经黄兴介绍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分派云南第七十五标一营任队官，旋入云南讲武堂，结识蔡锷、朱德等。1911年升任第七十五标一营管带，不久参加云南辛亥起义。云南光复后先后任云南北伐军第一大队长、联队长、黔军第五旅九团团长。

民国成立后授衔陆军少将，任滇军第八团团长。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护国战争胜利后晋升陆军中将，升四川陆军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1917年参加护法，先后任靖国第一军右翼司令、滇黔川靖国军前敌总指挥、靖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在四川作战。1919年夏回滇，先后任云南第一卫戍区总司令、东南边防督办兼剿匪总指挥官。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

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

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简评： 何海清在老滇军里也是个人物了，入同盟会很早，在辛亥、讨袁、护法诸役中均有不俗的表现。他也是在国共争端前退隐的人物。由于同在老滇军的关系，他与朱德有很好的私交，早年朱德辞职出外漂泊时，曾得到何海清若干大洋的资助。大革命时还曾秘密协助李富春等党人干农运。新中国成立后，何曾两次去函中央，以表拥戴之意。据说，1950年中央曾来信邀请其来京“共襄国是”，不料函到之时，何的人头已然落地矣。在镇反中，象何海清这样有背景的人物尚且如此，一般众生可想而知。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简历：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0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堂，毕业后赴日，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九期步科学习毕，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后历任湖南都督府第三科科长、铁道守备连长、营长。1913年与1916年先后两次参加讨袁，护国战争胜利后任湘军第一师三团团长。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在湖南与北洋军作战，晋升第一旅旅长。1920年驱逐张敬尧后，任湘军第一师师长，成为谭延闿系湘军的中坚骨干。1921年出任援鄂自治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进军湖北，与北洋军阀王占元、吴佩孚作战。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

之后开始往政界发展，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

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

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乡县人民法院复查，并报请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早年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曾参与黄兴起义和讨伐陈炯明战役。1927-1930年虽跟随蒋介石，但在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不究既往，撤销原判。

简评： 宋鹤庚在一二十年代之交时非常有名，张敬尧、王占元、孙传芳、吴佩孚这些北洋大佬都多少吃过他的苦头，当时有“湘军第一健将”之称誉。在政治上一直紧跟“谭婆婆”，并随谭在孙中山手下干。1927年国共分家时，也早已脱离军界。最后那个判决书非常耐人寻味，把孙中山麾下的与北洋军作战的军队也称为“匪军”，审判人员的政治水平不能不令人叹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镇反审判中的随意和草率性。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简历：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19年入成都法政学校学习，1921年投入川军作书记员。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北伐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军人科干事、总干事，1932年任华北抗日救亡宣传大队长，1934年任第四十军政训处长，1936年改任河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

1938年抗战爆发后，河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改组为河南省军管区，任参谋长兼军训处长。1939年被保送入陆军大学深造，1941年毕业后出任第六战区军务处长兼干训团教育处长，1943年调任远征军军务处长兼干训团教育处长。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起义后陈春霖被送入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不久因误传与李文逃跑案有牵连而被捕。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简评： 陈春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军人，在党团政各方面均有插足。据说其为人办事干练，易得上司赏识，比如小蒋就比较欣赏他。值得注意的是对他的审判并非是掌握政策水平较低的地方市县机关，而是西南军区这样的大单位，依据的罪名也不过是个并无确实根据的谣传。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简历： 徐经济，别字子材，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少时曾入县立雨金高等小学堂、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学习，1923年聘任西安省立第一中学教师，后考入上海吾州体育专科。1924年经于右任介绍，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并加入国民党，毕业后留校学习空军。1925年春被派赴国民二军工作，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国民二军失败后返回西安省立一中任教。

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34年投效胡宗南部，任第一师招募处主任、陕西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上校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与何文鼎组织抗日义勇军，任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少将副司令。1938年任西安绥靖公署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1939年初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处处长，达七年之久。1941年冬任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兼任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高级教官、军委会战干团分团总队长、三青团西安市总干事长等职。1944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暂编第五十四师师长。1945年军队整编，免军职回家为民。

1946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

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简评： 黄埔一期，资格不浅。仕途平平，没有显赫的高位和事迹。解放前夕刚混上一个由地方部队升格为军的军长，就成了降将。但投诚的行动似乎并没在镇反中起什么作用。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简历：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早年毕业于日照县立中学，1924年入南昌军士教导队学习，毕业后在江西军队与五省联军中历任差遣员、排长、连长、掌旗官、作战参谋。1929年后在第四十七师任连长、团副、营长。1932年加入国民党，历任军团、师党部执行委员，并兼任第十八军军事教导大队第六队队长。1933年和1934年两年的夏天，分别参加庐山训练班和陆军大十三期学习，补黄埔六期学籍。1937年先后任十八军情报科科长和该军六十二团少校团长。1938年，先后任二十一旅上校副旅长和十一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同时兼任徽州戒严司令。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任六十五师副师长兼十五军干训班教育长，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后因战事失利免职。抗战胜利后人陆军总司令部高参，1946年任整编第十五师参谋长，并参加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9月授衔陆军少将，10月任第二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并先后押送山东、河南审理。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简评： 山东汉子尹作干自随五省联军变为国民革命军后，剿共、抗日、戡乱，无役不与，算是一员勇将。中共地下党曾对他做了长久的争取工作，在其为第二军副军长时多次策反，但尹作干与军长陈克非交情不浅，犹豫而不忍背去，最后只身逃去香港。在香港后，尹作干没了“负义”之疚，算是对朋友有了交代，于是从港只身回湘参加起义，但不幸也埋下了以后被杀的种子。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 甘清池，1900年10月出生于广东信宜。少时毕业于广东省第九中学，任廉江县科员。1921年到广州孙中山大本营任辎重营书记，1922年在粤军第二旅机关枪营任书记，1923年任廉江县安铺区区长，曾因反对军的邓本殷而被捕。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次年参加本国回民党。毕业后被委任为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九连排长、连长、第一师参谋等职。1936年参加北伐战争，历任东路军第十路指挥部参谋主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第一师四团团长兼温州戒严司令。1930年，任浙江省平阳县县长，1931年赴南京，参与筹办陆军步兵专门学校。该校成立后，他任教导总队队长兼战争史教官。1935年后历任第九十二师参谋长、第六十师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任第十二集出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任军事总队队长，参加了抗战中的粤北第一、二次会战。1941年任第九十四军参谋长，参加鄂西各次会战。后任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六十九师副师长。1947年任广东省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

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梅县紫黄堡高等小学、东山中学毕业。曾任蕉岭城北高等小学校及梅县明德国民学校教员，后往汕头市裕顺安行任副财库。在汕头认识了叶剑英，1924年4月由叶剑英介绍投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建国粤军第一军任见习排长。1925年任国抿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宣传科员，参加了东征和南征。1927年起任第二军第四师排长、副连长、第十八师连长、营附等职。1930年在龙冈战斗中被红军俘获后释放，回家乡梅县任畬江中学校长、省商学校军事教官等职。

抗战爆发后任军委回训练总监部上校监察官，1945年冬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1946年7月退役，任顺德糖厂厂长，并被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候补监察委员。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

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炮科学习，1930年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任排、连长。1931年后回到钟祥，先后任钟祥县大队中队长、保安团营长、团长、钟祥县县长、湖北省参议会参议等职。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任京、钟、应三县军政指挥官，1939年升任第五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司令，与日伪军与新四军作战。

抗战胜利后，补为国防部少将附员。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旅长，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气，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

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退役将领五员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黄埔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入北京陆军大学第三期。1925年南下广州投奔革命政府，任党军第一旅三团八营中校营长，以后充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第二纵队独立团上校团长。第二次东征中因功先后升任独立第四师副师长、少将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中将主任。1929年起任南京中央军校及陆军大学军官研究班中将主任。1932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参谋长。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

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

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毕业。历任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排、连长，粤军第二师五团营长。1928年任第八路军第二师四团团长。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二师六团团长。1936年任第四路军第二师六旅少将旅长。

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０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

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早年在文昌县立谭深高等小学、广州市中学校毕业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广州市第一区慰劳会管理员、琼崖留省会馆干事。1924年5月考入黄埔陆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后奉派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排、连、营长，参加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之乱。1926年又随军北伐，升任第一军第二师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1928年又随军参加第二次北伐，任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十六团上校团长。同年7月完成北伐后军队整编，仍在第九师二十六旅任团长。嗣参加中原大战，升任第二十六旅旅长。1933年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是年冬至1934年初调福建参加围攻十九路军，继而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调任师部参谋长，1936年3月授陆军少将，1937年5月升任第九师副师长。

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1年调任军事委员会第三补训处中将处长。时因与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发生矛盾，被军事法庭以“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罪名判刑入狱。出狱后，弃官从商。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上海，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

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 孙天放，1903年生，安徽怀远人。家父业商，经济中等。怀远县立高等学堂肄业，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由管鹏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黄埔军校教导一团第三营见习，入伍生队排长、区队长，东征军第二团连长，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入伍生步兵大队中校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营长、副团长。参加攻克武昌战役、是役团长蒋先云牺牲后，接任第七十七团上校团长。1927年春后辞职返乡。1929年入杭州军官补训班学习，后任国民革命军团、旅长，军事委员会参议。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

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少时随父移居广西。于广西边防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先后任广西新军马队队官、管带，后任广西陆军小学监督。民国元年任第十二混成旅旅长。1915年至北京任陆军部咨议。1923年曾短期出任粤军洪兆麟部师长，以后赋闲居香港多年。1928年为李宗仁聘请，先后在武汉、南宁出任顾问和参军之职。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

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

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起义将领五员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少时于云山高等小学、宁乡甲种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后曾任连长、营长等职。1937年调到武汉禁烟督获处任巡缉队长，从此进入军统系统。不久又调粤汉铁路护路大队长。1941年升任军统局湘鄂赣边区挺进指挥部调查室上校主任。1942年由戴笠保荐为别动军益阳技术训练班少将主任，年底任军委会别动军第四纵队指挥官，深入敌后打击日军。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8年冬调回交警总局，任交警训练班副主任。1949年5月经中共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反革命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