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深度

“深度”这个词似乎正在现代社会中消失，起码也可以说已在文学、艺术的“市民化”、“后现代”或“后X”中消失。至于情感的深度，更是太不合时宜的天宝时世装。

　　促使我谈这一话题的冲动，是我经常感受到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的一种尴尬性质。我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只能付之以一种叠加的否定句式:不……也不……它像一根扁担，挑起两串令人沮丧的判断:社会意识是集体主义不发达，个人主义也不发达；民族气质是感性不发达，理性也不发达；生命体验是喜剧性不发达，悲剧性也不发达；艺术精神是浪漫不发达，写实也不发达……

　　这样的列举，层次不是很清楚，结论也许更难让多数人同意。但只要正视现实，仔细想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而这一切不发达，最终都可以归结于理性与感性的不发达。中国文化中理性的不发达，近年常为人引述的陈寅恪的一段话已有论断。我很同意他们的看法，还想补充指出，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贫乏使中国人在情感体验的深度和力度上都有所欠缺。

　　一部美国影片《廊桥遗梦》，再平凡不过的爱情悲剧与古典主题，为什么令无数人着迷？就因为我们从中体验到爱的情感竟能如此深刻！想想在中国文学中有什么作品可以媲美？在疲顿于现代生活节奏与冗余信息的今天，我们的心灵都不同程度地变得迟钝，只能对强烈的感官刺激产生反应。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变得轻到人感觉不到。而随着崇高感的沉沦，种种歌舞升平的、自我陶醉的、逢迎媚俗的、甚而类似排泄的商业制作，则在向社会倾倒泡沫艺术的同时，也在制造社会的浅薄趣味！

　　铺天盖地的MTV，有几首可听？我真不明白，那些人怎么就能忍心做出来，而传媒的编辑又怎么就能放，且每年都乐滋滋地宣称是流行音乐的丰收年？难道人们都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更不堪忍受的是那些无聊的晚会，那些歌怎么就能得意洋洋地唱，那些晚会怎么就能热火朝天地办？商业运作的泛滥让人严峻地感觉到，传媒的暴力已在施虐于社会。某些世人早已腻味的暗星，就是能占着舞台；许多庸才就是能把住导演的位子；一些有貌无才、大愚不智的主持人就是能抓牢话筒，这是为什么？

　　许多“严肃音乐”家(不知道凭什么说古典音乐就是严肃的，流行音乐就不是严肃的)菲薄港台流行歌曲，为什么没见批评“晚会歌曲”的庸滥制作？近年，仿古也开始在音乐界流行起来，一批以古诗词和古代素材为题的乐曲在“本土化”、“民族化”的聚光灯下被推上音乐舞台，用一种浅薄而虚假的古典趣味愚弄大众。文化包装虽能掩盖商业动机，却无法文饰作品内涵的苍白和贫乏，结果无非给滥俗的艺术品市场再添一批仿古花瓶，而且是塑料做的。平庸的音乐所以充斥，作曲家的普遍缺乏才华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艺术创作的动机和方式丧失了感性的深度。这是一个粗制滥造和赝品充斥的时代。

　　算起来，真正打动我的乐曲，在《二泉映月》、《江河水》、《良宵》、《梁祝》、《姑苏行》之外实在很少。满耳充斥的情歌，可有一首像美国影片《幽灵》(一译《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歌那么凄绝，令人销魂，像巴巴拉·史翠珊的《时光消逝》、卡蓬特的《昔日重来》那样缠绵悱恻，令人心融神醉，或像苏芮的《牵手》那么深沉，像安迪·威廉斯的《温柔的倾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温柔动人？一个人能写出那样一首歌，就像唐代诗人张若虚，只要一篇《春江花月夜》，便足以不朽。

　　我们有许多“著名艺术家”，传媒上每天都会出现他们的名字，可谁创作了什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让人觉得表达了中国人深刻的情感？有谁敢于像普希金那样自豪地宣言:“我将被人民长久地爱戴着，因为我用诗歌激起了美好的感情？”有哪位作曲家或诗人让我们由衷地为他们骄傲，像莫扎特、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泰戈尔，在他们的诞辰，我们排着队瞻仰其故居？“深度”正和“伟大”一起在消失。“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个人。”可在全是人(大众)的年代，有谁想做个英雄呢？倒是曾有某个诗人，拿着中学生毕业留言式的诗要去冲击诺贝尔奖，听到他的豪言壮语，我真想跑到永定河边去洗我的耳朵。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对艺术创作的水准本不能期望过高；身处商业文化的快速消费中，也很难要求伟大和深度。那就退而求其次，要求技术的精良吧。可悲的是，技术似乎也没享有应得的荣誉，而且某种程度上还遭到文化眼光高远的批评家们的拒斥。不是吗？

　　以前人们能容忍甚至乐于接受大量平庸的音乐和恶俗的小品，是因为很少听到真正优秀的流行音乐，看到真正的喜剧大师的杰作。精品的匮乏，使许多庸滥之作能自我感觉良好地献丑，让许多庸手凭着机会的垄断而沾沾自喜于不堪入目的成就。如今，盗版CD和DVD的普及，已让人们较容易接触到世界优秀的流行音乐和表演艺术(这真是颇有讽刺意味的)，甚至理查·马克斯的演唱会都不能轻易让人righ there waiting　了。我无法让那些低俗的节目在我的电视屏幕里消失，那就只好不看它们。但我仍想敦请文艺制作人和媒体人重温一下俄国诗人勃洛克宣布的三条简单的真理——

　　不存在任何特殊的艺术；不应把艺术的名称给予不能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为了创造出艺术作品，必须善于做到这一点。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月31日C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