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整理英文:中国崛起的本质是文明转型 让博爱和宽容融入中华文明

         摘要：如果非正规的制度、软实力足够强大，即使没有正规制度、硬实力，也能产生预期效果；相反，正规制度如果没有非正规制度的支撑，甚至两者完全不合拍，则一定不能产生预期效果，乃至完败。美国市场经济很强大，离不开基督教文化这块基石。中国要真正崛起，不止是物质的强大，更要文明转型：在传承儒道佛的同时，融合基督教的博爱精神。

　　改革开放这30年，原来的意识形态淡化了，出现了重物质轻精神的惟金钱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回归传统的中华文明与学习西方文明的争论。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文明的大融合，把东西方文明融合在一起，才能真正使中国强大起来。

　　一、市场经济需要信仰支撑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受到世界瞩目。但在国内，一些社会舆论和不少专家学者对这30年下来出现的这个“新中国”总体评价比较消极，至少不是很自信。我认为，消极也好，不自信也好，都是好事，不是什么坏事，说明对现状存有疑虑和危机意识。有疑虑不是坏事，核心在于怎么去解决这些疑虑？而解决的重要前提是认真思考为什么存在认识和实际的大偏差呢？

　　回溯改革开放进程，会发现我们的关注点都在发展经济上!在这30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了几十倍。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例如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虽然多了，但却呼吸不到像30年前那样新鲜的空气了，喝不上30年前那种甘甜的泉水了。这也就带来了不少人的疑惑：我们的路走得对吗，下一步该怎么走？过去贫穷的阶段，不是我们想要的，可现在相对富裕的阶段，也有许多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呀。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于是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探讨。虽然这些探讨并没有什么定论，或许永远也不可能有定论，但我认为，只要有探讨，就说明这些问题已引起各方重视，这总比没有疑虑要好得多。

　　其实，我早在几年前就曾有过这样的疑虑。我发现许多中国人习惯与美国比较，但往往只看到美国人的生活比中国人好，觉得美国比中国有钱，却忽视了一点：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是因为它的市场经济背后是有信仰支撑的。美国人开口就说“上帝”，中国人张口会喊“上帝”吗？本世纪初，我到美国访问时感受颇深：美国的市场经济远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完全没有规矩的市场，相反，它的背后有着坚实的信仰支撑。2002年，我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指出：基督教文明提供了一种社会资本——为市场经济提供运行的制度结构——保证市场能平滑、良性地运行。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要良性发展和运转，需要夯实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基石。我的这篇文章，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进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篇文章。该文一出，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反对者中甚至有人质疑说我的文章是反伦理的。

　　后来，我进一步反思，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获知了一些既与原教旨主义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派的经济学资源——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派可以统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主张：中国市场经济需要信仰的支撑。

　　二、中国的“黄金文化”应是信仰文化

　　在不断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过程中，我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化伦理进行了阅读、分析。说实话，这一课补起来实在不易，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不懂文化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从这个角度，我对邹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强调经济学学生要学《四书五经》，尽管这超前得让别人以为他有毛病。现在看来，邹恒甫有先见之明。值得深思的是：在我们的邻国韩国，有许多人能熟读《四书五经》，反观中国，能熟读《四书五经》的人却少得可怜，即使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在呼唤国学复兴，呼唤回归传统。

　　历史使人明鉴：为什么罗马、埃及等许多古老帝国都灭亡了，因为这些帝国在敬虔的根基以及此后的道德水准上都没法与古代中国相提并论。罗马帝国虽然强盛一时，但太血腥了，不讲人道，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政权实际上是不长久的。

　　中国作为世界惟一的连续文明体，特殊在哪里？中国先贤们也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美国人信仰的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中国敬虔慕道的文化始自先贤，此后虽曾受到专制文化的冲击，但始终未根除。这是这个古老国家能够一脉相传，始终存续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秦始皇是个例外：在欧洲，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使欧洲从神本主义走入人本主义时期，而2000年前的秦始皇比尼采走得远得多，他是取神的地位而代之，直接宣布自己是上帝，是一切的主宰，由此将中国从“先贤之信”时代导入专制时代。所谓孔孟文化，也只是可怜地当作了专制的附庸与门面。此后的2000年，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摆脱在专制泥潭里挣扎的命运，直到中国人已经忘了要挣扎，忘了先贤的黄金时期的信仰文化。

　　现代中国文化人大多是孔子的粉丝，却忘了孔子其实是尧舜的粉丝，而尧舜则是上帝的粉丝。当代中国人往往更多强调从孔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却忘了这不仅是一个被专制涂抹了大量污水变得面目不清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文化体系本来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黄金文化”。

　　那么，中国的“黄金文化”是什么？是信仰文化!中国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尧舜，那个时候的中国并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并没有现代的一切正规制度体系，但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信仰，有真道，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时代。而此后的中国，不幸沦为孔子所说的“大道迷失”的时代，虽经子修诗书礼乐易春秋，求诸于克己复礼，为中国人制定伦理规范，免得中国人陷于野蛮，但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了。

　　今天，中国仍在转型过程中，当然需要将产权保护、合同体系、宪政体制这些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尽数纳入。同时，中国的转型也包括了伦理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上，信仰就是黄金。

　　三、“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

　　1.崛起与进步可能不是一回事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崛起”成了热门话题，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人们在谈论这一话题时，往往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制度转型，以及制度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所起的重大作用，却忽视了制度选择背后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和历史因素所发挥的深层而重大的作用，因此就无法意识到“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一场文明转型。这种忽略或无意识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生活富裕了、经济总量扩张了的同时，我们却不同程度地发现今天的国人缺乏诚信、缺少信仰，深感中国若有什么最大的危机那就是诚信危机、信仰危机。

　　我们可以将文明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组合。比如中国在生产方式上曾历经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都没有摆脱经济学所讲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再比如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更加看重财富分配，带有此消彼涨甚至你死我活的“博弈”特点。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中国传统文明方式是治乱循环，即所谓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我认为，经济改革和经济总量的扩张仅仅是中国改革和崛起的表象，其实质是文明的转型，是中国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的确，很多人特别看重体制变革，认为中国缺乏体制变革，但人们很少考虑甚至完全忽视了体制变革能否架构在任何一个文明环境中，忽视了文明深层次因素对体制变革的制约。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多反例，比如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改革的失败，又比如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搞共和制，但大多数国家在付出了持续动荡甚至流血的重大代价后仍未现代化，相反，只有内含基督教文明的英美在现代进程中走得最顺利。世界历史昭示：文明的内在理念因素会对人们的道路选择产生影响。经济学甚至还可以证明，如果非正规的制度(类似软实力)足够强大，即使没有正规制度(类似硬实力)，也能产生预期效果；而正规制度如果没有非正规制度的支撑，两者完全不合拍，则一定不能产生预期效果，甚至会完全失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崛起与进步可能不是一回事。崛起是一种强大，却未必一定伴随文明的进步与创新。在我看来，目前所谓的中国崛起更多的是一种对西方的学习，换句话说就是国家综合国力是上升的，但在文明层面上则是西方文明在世界更大范围内的成功、同化和进步。当然，即使如此，中国崛起依然有至关重要的价值。中国如果能走出过去那种治乱循环的模式，本身就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进步。13亿多的中国人如果进入一种新文明方式，对全世界来讲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2.基督教中的“博爱”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一

　　美国文明中几乎所有令我们欣赏的好东西，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我每次到美国，都会感觉到：美国的宗教气氛很浓。美国的大小城市的街道两旁各种各样的教堂林立，刚到美国的外国人也会接到各种教会的邀请，请你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美国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某种基督教文明的结果，而市场经济长期、持续的良性运行，也完全建立在这一文明的基础上。没有基督教，我们既无法理解美国市场经济的出现，也无法理解其运行。一些中国人所看到的美国的许多东西：市场经济制度、三权分立、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一古脑儿全部建立起来了。中国人爱讲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而美国恰恰是“知礼节而仓廪实”，即不是有了钱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了好人，然后才有好的经济。

　　不错，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国家，但什么是个人主义，一向以集体主义自诩的国人对此并非完全认知。中国人在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往往把个人主义当作是利己主义、唯利是图，等等。在中国人眼里，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六亲不认、只认钱的人，甚至有一种损人利己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几千年来是个儒教社会，注重团体，崇尚集体主义，中国人几千年来又被统治者的“苍生”等概念愚弄，因此没有个人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个人主义。

　　在美国人看来，个人主义不是损人利己，不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邻居爱，就是利他主义，就是要照顾到别人的利益。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的权利都要受到尊重，不仅是自己的权利，也是他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就不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也不是个人主义，因为它践踏了别人的权利。个人主义意味着每个人都要首先尊重别人的作为个体的权利，然后社会也必须尊重你的个人的权利。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就曾说过：“我们相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相信，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为人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3.中国文明中缺少博爱与宽容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文化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家，可谓博大精深。然而，人类文明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基督的博爱与宽容精神——还没有成为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相比于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无条件地爱一切人，包括你的仇敌和逼迫你的人——中国的爱在伦理学上被称为“等差之爱”：中国人最爱者为自己的儿女，次爱者为自己的父母、爷爷奶奶，再次者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次者为自己的邻人老乡、同窗同事，以与自己人格关系亲近的不同而示爱。至于那不相识的人们，那异乡的人们，是我们的爱所达不到的深渊。

　　博爱与宽容，中国不需要吗？或者不适合中国吗？近代以来，一些重要的中国人对此身体力行过。我们所熟知的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介石和宋美龄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了美国人。

　　孙中山也信基督。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以示矢志革命。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众望所归地被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会上，念念不忘教会之功：“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晚年，孙中山十分重视“心理建设”，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主张进行“心理上的革命”，强调提高人格，进行自我的道德锻炼和培养，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就是要通过刻苦的磨炼，“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情，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情，都一概革除”。他认为人类进步的极点，在于不断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使人格洗炼到神圣地步。中山先生从基督教“上帝就是爱”出发，提出了“仁爱是革命道德的基础”。

　　4.同样的东方儒教文化圈，韩国的经验

　　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无法相融吗？看看我们的邻国——韩国。韩国从1995年起,基督教人口就已超过佛教,成为韩国第一大教派。前总统卢武铉就是一个基督徒。新当选的总统李明博自幼就随母亲笃信基督教，他本人也是一名基督徒。基督教进入韩国，始自19世纪初，当时主要是行医、办学，等等。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禁止韩国人在学校使用韩国语授课，这样的同化政策激怒了韩国知识分子。1919年3月，韩国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抗议活动，数千人为此而牺牲。此时，基督教会以自主开办宗教学校的名义让人们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于提高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韩国解放战争中，基督教会争取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和援助。随着历史的发展，韩国基督教趋于本土化，把东方的特征融入其中，吸收了传统的儒学文化，同时添加了活泼的现代元素，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总之，我们中国人缺少博爱的精神，爱的精神资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稀缺的资源。有一位哲人说过，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罪恶，所不同的，是有些地方有罪恶有上帝，有些地方有罪恶没有上帝。致力于现代化的中国，所吁求的不仅是经济的进步，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政治的文明以及法律的公正，中国人还需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基督的博爱与宽容精神。

　　四、光有信仰是不够的，民主政治建设要加快

　　改革开放30年来，有人这样形容中国：“经济拉美化、物价欧美化、工资非洲化”，这当然有些极端。不过，持续拉大的贫富差异的确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焦点矛盾。中国也曾有过收入相当平等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才0.1，是全世界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成了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近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又进一步上升到0.45以上。显然，中国已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演变成世界上贫富程度极为悬殊的大国，并且进入到社会随时可能因贫富悬殊崩溃的国际警戒线地步。

　　具体来说，我国目前有三部分人：一个是“富人中国”，数量有几千万，是投资理财最核心支柱的人群；一个是“中产阶级的中国”，大约在五亿左右，他们用于消费和用于理财的钱是比较平均的；一个就是七亿多的穷人，他们干了活却还是活不好。

　　在“拉美化”的畸形收入分配格局下，市场的消费和供应必然被扭曲，并导致贫富差异的感受完全不同。以住房为例。对于中国的富人和中产阶层来说，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住房供应使他们不仅在自住房方面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还在置业方面有了更多更有价值的选择，因此他们对住房市场化总体上是满意的，对房价上升的批评也不多。然而，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群体来说，房价的上涨已成为无法忍受的现象，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房，即使再多活上几辈子。如果目前的趋势得不到扭转，结局必然会是：中国普通居民以住房为标准，其离幸福生活目标的距离只能是越来越远。这里面的问题，与其说是房价问题，不如说更多地是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个大背景造成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发展存有“拉美化”的嫌疑？这背后有着机制激励的缘由。以GDP增长为业绩的考核方式，使得各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忽略了分配以及诸多的公共服务职能。由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包括政府财政实力大为增加，今天，已经到了摆脱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时候：首先，应该摒弃以GDP为目标的地方政府领导考核机制，对地方政府领导的考核，应该更看重其在可持续发展上的作为，而不在于一时的经济增长情况。其次，要加大“普选”，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手中拿着选票，他就会考虑哪个领导是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不为老百姓做好事、只搞“面子工程”的，老百姓不会去选他。

　　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正在趋于共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失衡，其根源是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因此，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