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铁安检服务项目: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及启示//文化遗产保护与软实力提升

同任何事物一样，称霸全球的美国文化产业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纵观美国历史，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阶段从二战后到冷战结束；第三阶段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第一阶段：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
第一个阶段是美国文化产业萌芽并独立发展壮大的时期。之所以将20世纪20年代作为研究美国文化产业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随着无线电、放映机等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美国文化产业中的一些重要分支,例如广播业、电影业等开始萌芽并迅速成长起来。1920年11月，美国第一家广播电台KDKA开始运营，播出了哈定与考克斯竞选总统的结果。此后,无线电广播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赚钱行业。据统计，美国国内电台数从1922年1月的30座增加到1923年3月的556座。收音机数目也从1921年的5万台猛增到1922年的60万台以上。
20世纪20年代对美国人来说，看电影成为一项重要活动。在这10年中，美国全国约有2万家电影院开张。1927年,有声电影的出现将更多的人吸引进来。甚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也没能影响电影事业的发展，反而促使更多人进入电影院去寻找慰藉。到1930年，电影观众人数创下了历史纪录——每周9000万名消费者。美国电影业正式形成了八大电影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
20世纪30年代初，度过经济危机的美国迎来了好莱坞长达20年的黄金时代。随着显像管等技术的一步步成熟发展，电视业也开始逐步萌芽发展起来。1938年,在美国，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随后，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18家电视台从1941年7月1日起投入商业运营。
在第一个阶段，美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主要分支都形成发展起来。但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独立的状态，其发展推动力主要来自国内，发展的规模和体系也主要限于国内。美国文化产业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发展,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首先,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复制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使文化产品的大规模复制和流通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及领域持续拓展，成本不断降低，从而成为推动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其次，美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更新换代，促进了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产业结构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一个历史性转化，从农业国转化为典型的工业国。二战之后，美国又开始了第二次转化，从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以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化，劳动力开始向第三产业大转移。隶属于第三产业的文化产业是这次美国产业结构大转化中的重要受益者，获得了飞速发展所必需的大量劳动力和资本。
再次，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催化剂。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战后的1946年，美国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27%，表明人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所占比例已经比较低，许多人将更多的闲暇和金钱用于精神消费，从而导致文化娱乐等行业迅速发展。
第二阶段：美国的强势经济促使文化产业独霸全球
二战后到冷战结束，是美国文化产业在世界冷战大背景下逐步发展壮大、独霸全球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发明带来了传播媒介的第三次革命，成为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计算机、通信卫星、微电子、光纤通信、激光、数码等信息技术在这40年间获得重大发展，带来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成为美国文化产业飞速发展的巨大动力。
这一时期，美国文化产业的各个分支都获得了巨大发展，总体实力在全球遥遥领先，尤其是电视业的蓬勃发展格外引人瞩目。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电视成了美国政治进程中的主宰力量。政治集团利用电视为竞选宣传造势，广大民众通过电视透析总统候选人。在这一年，美国建立了四大电视网，34%以上即1500万个家庭拥有电视机。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一数字迅速扩大到86%，成为世界上电视普及率最高的国家。1962年，美国发射第一颗电视通讯卫星，把美国电视节目扩大到全球范围，不断向北美、拉美及西欧等地输出电视剧。
这一时期美国文化产业大发展有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东西方冷战的政治大格局。在美、苏对峙的半个世纪中，美国的文化产业被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1953年，美国新闻署（USIA）成立，其主要职能就是对外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反击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到1970年，其下辖的重要机构美国之音电台通过92个发射台、以40种语言向世界广播，估计听众人数达4300万人之多。另外，它还在70个国家开办了新闻图书馆和阅览室，分发新闻稿、影片、杂志和小册子。整体来说，冷战时期美国文化产业突出了意识形态性，国家在这一领域加大了扶持和干预的力度，凸显了文化产业的对外扩张性。
第二个因素是新自由主义的勃兴。20世纪70年代初，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新一轮的经济危机。面对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线当中。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更是将新自由主义理念全面贯彻到政治经济政策中。这一点对于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视市场经济、强调自由贸易、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一方面促进了美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美国文化企业的兼并和垄断。冷战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不太相关、甚至在政策导向上还有些矛盾的因素联手将美国文化产业的垄断和扩张性凸显出来。难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和口号在拉美、亚非和欧洲相当流行，文化霸权和文化输出的指责声不断指向美国。
第三阶段：美国身不由己地加入多元文化竞争的行列
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到现在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全球化、多元化和网络化是这个阶段的关键词。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掀起了网络化浪潮。具有瞬即性、交互性、生动性等优点的网络，作为新的传播工具迅速遍及全球。
网络业的迅速崛起，对美国文化产业的传统格局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这个冲击的效应是：一方面造成一些传统文化产业的下滑和萎缩。以报业为例，美国报纸销量不断下滑。1990年，美国日报总销量为6232万份，1994年下滑到5931万份，1998年跌到5618万份，到2000年美国日报总销量只有5577万份。另一方面，网络业的冲击，推动了传统文化产业的更新换代。报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既然无法击败对手，就与对手联手。美国各大报纸先后加入网络，创办了各自的电子报。由于美国占领了数字信息技术的高地，因此美国文化产业能够继续在世界领跑。以出版业为例，美国出版物历经印刷型、微缩型、视听型、电子型的发展历程，自始至终都引领着全球出版业的发展潮流。
网络技术、信息革命对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火上加薪。全球化的加剧，引发许多国家对文化安全的担忧。他们担心强势文化会威胁其他文化的生存，全球化会带来文化的同质化。一方面是出于文化安全领域的考虑，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产业展现出的巨大经济潜力，使许多国家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向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化产业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崛起，在全球文化产业的角逐中占领了一席之地。全球文化产业进入了多元竞争的时代。美国尽管在这场角逐中遥遥领先，但其独霸全球的梦想已经一去不复返。
启示
当然，美国毫无疑问仍然是文化产业领域的巨人。回顾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对我们认识当前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美国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必须适应这个趋势，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格外关注文化产业领域的对外贸易交流，不断完善我国的文化政策与法律，力求与国际接轨。
其次，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动力。我国应当加强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占领信息技术的制高点，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不被动挨打。
再次，当前世界文化产业的多元化格局，为我国的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我国应当牢牢抓住这个发展契机，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产业的竞争中去。
同时，我们一定要重视国家的文化安全，绝不能麻痹大意。西方大国一直声称他们没有文化政策，是所谓的“无为而治”。但纵观其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就一直奉行着十分强势的文化政策。其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对内放手，对外扩张。对内，美国不主张政府过多干预文化产业的发展，力求给其自由的发展空间；对外，美国动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影响力不遗余力地向其他国家推销其价值观和文化产品。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被所谓“无为而治”、“自由贸易”的口号所迷惑。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知识链接：
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20世纪初。最初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它的英语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可以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们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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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叶军）
文化遗产保护与软实力提升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副省长 郭开朗
2011年12月02日15:53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文化遗产保护与软实力提升--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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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走在华夏大地，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各地政府对当地文化遗产也越来越重视，应该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是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但是，透过表象，参照一些国家对待文化遗产的观念和做法，不得不说，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还有待大大提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亟需大大改善。
一、文化遗产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温总理对文化的阐释，道出了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国际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评选的世界文化遗产，正是集这三种属性于一身的例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打开我国文化遗产的宝库，博大精深的底蕴，一脉相承的根系，连绵不绝的精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宝贵的财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延伸，它凝聚着一种民族精神和无形力量，可以超越时空，具有强大的扩张性、传导性和文化震撼性。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并可将其概括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当今世界，确实也越来越普遍认可这样一种观念，即考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要看由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展示的“硬实力”，也要看由其文化、意识形态等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文化遗产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基础和组成部分。尤其在当今强调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国际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价值早已超越其本身。约瑟夫·奈强调，“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依循这样的背景和时代观对照，文化遗产的价值既极具潜力又水涨船高了。
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程度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中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绵长，遗产丰厚，但是历经战乱和文化劫难，破坏文化遗产的事件层出不穷。很多做法值得反思，而反思最好的路径，有时来自于实际观察和好的范例，积极汲取其有益的经验。
今年3月，为借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搞好湖南省永顺老司城、长沙铜官窑、龙山里耶、汉长沙国王陵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利用工作，笔者率湖南省文化遗产考察团赴英国、意大利、秘鲁进行了文化遗产保护考察。无论是宏观鸟瞰还是细致观察，无论是咨询管理人员还是随机了解游客，我们都感到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走在英国伦敦和意大利罗马的大街小巷，文物古迹随处可见，让人时时处处感到其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大英博物馆和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文化遗产数量之多，精美程度之高，使每一位走进这些殿堂的人，神圣之感油然而生；英国的巨石阵、秘鲁的马丘比丘和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其结构设计和功能布局耐人寻味，使每一位亲临现场的人都为人类祖先的聪明才智、创造力和想象力惊叹不已。更让人赞叹的是这些文化遗产所在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良苦用心和先进理念。一路上我们边看边想，思考对比。我们思考和讨论最多的问题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怎样形成和传承下来的？它象征和说明了什么？文化遗存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所到之国下如此大气力保护文化遗产意义何在？我们又应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好自己的文化遗产？
带着问题，寻找世界各国文化遗产形成和保护中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发现，流传于世的文化遗产是其创造国相应年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表征，是其民族立于世人面前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物证，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体现和续延。事实上，文明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创造出堪称精美的文化艺术品；文化氛围越浓，对文化遗产保护就越好；文化取向越高远，越会下大力气保护文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总而言之，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一件讲“文明”有“文化”的事，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我们应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这个抓手来助推和提升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以此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
三、文化遗产保护要以“硬功夫”提升“软实力”
中华文化五千年，曾创造出灿烂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世人所肯定的。如何在传承和保护的基础上，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再现文化盛世，体现中华文化核心竞争力，是我们要回答且难以回避的问题。毕竟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最终要体现在具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上。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并为今后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行之有效的经验，练出一手保护文化遗产的“硬功夫”；另一方面要结合国情，走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前述我们考察的几个国家，在历史上都创造过灿烂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在遗产总量、分布及类型上与我国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他们的力度和重视程度，远远领先于我国。
首先，他们都以立法形式把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来保护和利用，而且执行得力，使用适当。相比而言，我们有些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还存在权大于法、唯长官意志办事的现象，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忌。改变这种现状，各级领导只有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自觉地把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来保护、开发和利用，而不是当作城市发展的累赘、绊脚石或摇钱树。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城市建设高速推进的国情下，如何保护好城市的历史建筑和文化街区，采取得力措施，合理规划，避免更多的历史文化名城最后“拆”得只剩下名字的悲剧再现？在国外考察时，每每看到文化遗产在强大的法律后盾支持下得到保护，文化遗产元素积极融入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种种事例，我们都分外感慨，也深深感受到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法律是最有力的保障。
其次，他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健全，体制合理。最有力度的是意大利，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强调保护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成立了世界上唯一由国防部和文化遗产部共同管辖的文物宪兵部队，专门用来打击各种文物犯罪活动。所考察三国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文化遗产行政管理机构，中央和地方责权明晰，而且绝对权威，城乡规划建设必须尊重并服从文化遗产部门的意见。反观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存在条块分割、职能重叠、纵向分离等诸多弊端，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责任难以落实。以湖南为例，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为文物局或者文物管理所，有的属于事业单位，有的属于行政单位，从而在财政编制上形成有的全额拨款、有的差额拨款，难以有序管理。目前我国市县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属地管理，由于人事和财务全部掌握在地方，导致地方文物部门无法按程序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特别是当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和地下文物受到破坏时，地方文物行政部门难以抗拒领导之命，难以理直气壮地依法办事。所以，改革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机构体系和体制势在必行，而且要尽快进行。应该彻底整合文物保护管理行政职能，强化文物保护部门的权威，统一确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机构性质，突破管理瓶颈，尝试垂直管理。
特别值得借鉴的是，这些国家努力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作用。在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小学生参观学习，有的学校甚至将课堂搬到博物馆里，引导学生临摹美术作品、现场制作陶器、刺绣等；在维京考古中心摆放着多种出土的动物骨骼化石，很多学生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饶有兴趣地辨别它们的种属、年龄；在模拟考古发掘现场，学生亲身体验考古发掘的过程，增强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进了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利用好大量的考古现场、博物馆、历史建筑等，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建立客观、科学的思维方式，“软实力”的作用就可这样“润物细无声”地展示出来了。
李长春同志在我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讲话中说：“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就意味着“软实力”的提升。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急剧变化的背景和环境中，文化遗产保护和“软实力”提升的关系，是有机整体的两个方面，一定要定准位、协调好，使二者良性循环，相得益彰。比如，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改善环境惠及民众结合起来，不仅注重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还要关注对文化遗产依存环境的保护，既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向全社会提供更多优质便捷的公共文化鉴赏服务，从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