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三威集团:张宗子：《空杯》自序

   说起散文，第一个想到的是庄子。“汪洋恣肆”四个字，用来形容文章，可能只有庄子当得起。庄子说天籁，天籁究竟如何？就是解衣盘礴，就是“汪洋恣肆”。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再下来，也许是苏轼。说到苏轼我有点犹豫，因为苏轼的散文虽然好，但已经让人感到吃力了。吃力不是说它不自然。魏晋南北朝的文章也不自然，但不吃力。这是时代的原因，非关个人。中国文学向来诗文并称，诗到唐朝是顶峰，文章（这里且不管文笔和骈散之分）呢，我觉得魏晋南北朝是顶峰。唐宋承一丝余绪，尽有可观，所谓唐宋八大家，也不是浪得虚名，韩愈的气派非一代宗师不能有，东坡则历来为我喜欢，柳宗元的山水小品，其神韵在
　　
　　　　后代的无数仿作中再难遇见，王安石霸气十足，视天下人如无物，唯一可惜的是太艰涩了。和先秦比，和魏晋南北朝比，唐宋的文章好比元明清的诗，尽管不乏才力绝高的作手，尽管不乏更深入的开掘，一应技巧更完备，但气势和神韵上就是差了那么一点，这就象我们拿明清人的短篇故事和唐人传奇比一样。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散文家多如河沙，被奉为名家、大家的不知凡几，然而始终卓立于群峰之上的，惟鲁迅一人而已。周作人如果放在今天，按照今天的评论标准，那就需要把“伟大”二字来个平方立方，方足以形容。其实知堂文字的好处和不足都明晃晃地摆在那里，想学，不难，要超越他，也不难，实在用不着把他神化。反观鲁迅，也许因为所有稍具文学常识的人（倪二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除外）都明白，学，谈何容易，超越，差不多等于天方夜谭。这样，抛开了功利，谈起来反而随便，可以什么话都讲。事实上，伟大的作家都不是供人超越的，因此也是不可超越的。这并不是说，在他之后，别人就没法写散文了，而
　　
　　　　是说，后来者必得别开生面，自己另打出一片江山。
　　
　　　　说鲁迅无人能及，这里仅提一点。如果说每一个优秀的作家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都有他的师承，如《诗品》中常说的“其源出于某某”，我们看二十世纪以来的散文，只有鲁迅一人的文章是得了魏晋南北朝文的精神和气度的，其他的，都谈不上。
　　
　　　　一个熟读韩愈的人，最大的收获是学到文章的章法。韩愈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章法，而且每一篇都在求变。他的章法很容易被总结成甲乙丙丁，怎样起手，怎样承接，怎样荡开，怎样收束，像格律诗的格律一般明确具体。韩愈的应景文章太多，我觉得他刻意营造出这些格式，也许是为了批量生产时方便。事实上，韩愈集中的序赠和碑表也真多，尤其是那些墓志铭，对象全是陌生人，难为他洋洋洒洒写得出来，而且写得不差。韩愈的送人之作更高明，光说那开头的套路，至少也有几十种，有些开头的方法，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读烂了韩文的人，有几十套范本在肚子里，任何场合都可以应付了。
　　
　　　　启功先生谈到八股文的时候，曾经感叹说，不要轻易骂八股文一无是处，写八股文的人，起码作文章有个基本的章法，而如今见到的文章，纯是乱写。周作人最恨八股，追根寻源，把账算到韩愈这里，但韩愈的文章，不是八股文能比的。简言之，八股文中有的，韩文都有；韩文中有的，八股文却未必。较之韩愈格调高绝的诗，我对于韩文不是很喜欢，但我得承认，每个人都可以从韩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不仅仅是章法。就是微末小技的章法本身，也够很多人混一辈子了。周作人骂韩愈，但你看他的短文，学韩愈学得多到家。
　　
　　　　韩愈的胸襟在，气度在，学识修养在，纵是八股，纵是套路，等闲人毕竟学不来。桐城派讲义理，自以为得了韩愈的衣钵，其实韩愈即使写《原道》这样的文字，载道固然载道，文章丝毫不乏韵致，不像他们那么笨拙、那么急不可待。在韩愈那里，法是活的，在桐城派这里，法是死的。风干的锦蛇，不可能再蜿蜒逶迤。
　　
　　　　我大量读韩愈是很晚的事，而且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去读的。从韩愈的门徒那里体会到的韩愈，和从韩愈身上亲见的，大不相同。这就像从同光诗人那里窥宋人的门径，从梁实秋那里学英国散文的洒脱和机智一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问题是，我们常常以为看到的影子，甚至是蹩脚的影子，就是那个人本身，我们再继续作蹩脚影子的蹩脚模仿。
　　
　　　　不管是好还是坏，年轻时受到的影响很难消除，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在年轻时的阅读中，和我们的天性和处境契合的书，如同少男少女梦想中的爱人，尽管也许只是出自幻想，却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未来的许多年，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其实就是转化和摆脱那些影响，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我很早就喜欢庄子，庄子给我的最初感觉就是，文章居然可以这样写！它的开头总是突如其来，没有先兆，说来就来了，来了就立住了。似乎不能成立的，偏就成立了，你觉得它好。过去的规范全被打破，因为事实摆在眼前，不由你不信。接下来，也许你想得到，也许你想不到，它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文章就这样漫不经心，但又极为潇洒地向前推进。然后，不知不觉地，它收住了，完全没有结尾地收住了。你会觉得文章不可以这么写，但它确实如此。也许结尾在开篇之时已经埋伏好了，也许结尾早就静静地坐在文章的任何一个段落，等待着遥远的回声。
　　
　　　　庄子的文中处处神来之笔，但就是没有章法。读庄子，你可以说气，可以说神，可以说意，唯独没有章法。庄子说，以神为马。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开头，也不需要结尾，它是虚空中的一个圆，处处是一切。
　　
　　　　嵇康、阮籍的文章是有庄子的神韵的，尽管没有那样的形式；李白的诗是有庄子的神韵的，甚至形式也相类；苏轼的一部分诗、词和赋也有庄子的遗风，但他过于自律。其实嵇阮也有自律，李白则无，而庄子是完全放开的。没有人敢说他的文章学庄子，但自其中取一瓢饮，未尝不可能。试看东坡的《后赤壁赋》，那个道士入梦的插曲，不就是庄子式的莞尔一笑吗。
　　
　　　　大学前后那些年，我很喜欢明末的小品，陶庵、三袁、陈继儒、李日华，都喜欢。他们那种刻意结构、崇尚清雅、追求余韵而在文字上一个一个死抠的风格，很能满足年轻人一味求上的好奇心，而且提供了最适宜模仿的范本。此后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从他们的趣味中脱身出来。这种趣味，也许是时代的差异，体现在我们身上，往往不是清雅，而是矫情，不是精致，而是造作，不是言近意远，而是简洁的空洞。
　　
　　　　虽然如此，明人小品毕竟教会了我一点，学会留白：说出来的要比该说的少，知道的要比说出来的多。
　　
　　　　明人小品也是庄子的余波，但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余波。
　　
　　　　近代散文作者，除了周氏兄弟，我对何其芳一直怀感激之情。何其芳是那种语感极好的人，而语感是天生的。《画梦录》把晚唐的绮丽和青春的伤感与梦想结合在一起，又带着一丝半缕拜伦、雪莱的浪漫。它的纯粹和精致在今天难觅其匹。鲁迅高扬远引，难以追随，沈从文文秀质羸，天然成趣，都不是何其芳的路子。我对语言的偏爱，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何其芳而非鲁迅，连带着，他的纤弱和伤感我至今未能彻底摆脱。
　　
　　　　值得一提的是，何其芳的《预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佳作。成熟的何其芳没有再写散文，也没有写诗。我不知道他如果一直写到五十岁会是什么样子。有时我面对自己的文字，忍不住会想，如果是何其芳，他会如此写吗？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变成他人，人也不应该以成为他人而自豪，然而，如果我觉得在我身上能找到一点成熟的何其芳的影子，我欣慰无比。
　　
　　　　历代笔记教会很多人把文章写得干净，写得蕴藉风流，因为笔记最大的好处是自由，一行两行是它，一页两页也是它，用不着凑字数。汪曾祺和孙梨都得力于此。周作文除了日本随笔的枯淡，清代学者的笔记也给他很大影响。
　　
　　　　何其芳的丰华与周作人的清癯恰成对比。而在这之上的，是鲁迅的包笼万有的浩淼烟波。轻视传统任何时候都是愚行，赞叹《秋夜》“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的人，有多少人想到过这里面有韩愈《秋怀》诗的影子呢？不管是何其芳的晚唐，还是周作人的明清，还是鲁迅浸淫其中的魏晋南北朝，别说贯通，但能得一城一地，就足够让你立足，营造个人的一片江山。
　　
　　　　我在多年前的一首诗中写道：在人的世界为人，是我的幸福。用汉语写作，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世界上很少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么优美、精雅、丰富、细腻、深刻，而且强大有力。它的画面感，它的音乐性，它的柔软易塑，它的准确犀利，让我只有庆幸。这是经过无数天才熔铸过的语言，是从庄子、列子、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三曹、嵇阮、庾信、李白、王维、杜甫、韩愈、苏黄和周邦彦、姜夔手里出来的语言，是唐诗、宋词和元杂剧（特别是《西厢记》）的语言，是《红楼梦》的语言。对汉语失望的人，其实是对自己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