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考勤制度:仇和新政再观察：执政模式与其强烈个性有关

　　“仇和新政”再观察

　　“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改造昆明的步履仍然急促。继2009年5月初，昆明面向国内外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到昆明挂职任副县长的余响未了，5月20日，“2009昆明·北京投资洽谈会”上，仇和又收获了281亿的招商业绩。与此同时，昆明市修桥架路、改造城市的推土机，正日夜兼程。

　　毋庸置疑，被仇和改造下的昆明，也正如被仇和改造过的宿迁一样，日新月异。这种改造是地方谋求改革的突破，还是沿袭“强人政治”的硬干，我们不做评判。但在既有框架内突破的官员，受到争议不可避免。我们尚有足够的时间来检视“仇和新政”这一标本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人们关注仇和、关注仇和改造下的昆明的理由。

　　仇和发动“昆明大跃进”

　　强人仇和治下的昆明，正呈现出“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云南昆明)

　　拥挤的马路、破旧的建筑、随处可见的城中村，刺激着中国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的神经，他决心要把昆明当作另一个宿迁来改造。

　　一年半之前，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中共宿迁市委书记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时，就发誓要缩小昆明与发达城市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就地区生产总值而言，昆明是国内最为落后的省会城市之一。

　　此前，仇和在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任内，通过推行官员招商、卖学校、卖医院等充满争议的改革措施，促使这个苏北小城摘掉了江苏最穷地级市的帽子。

　　主政昆明之后，仇和也为这座西南边疆省会设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在他看来，昆明不能躺在“春城”的美誉中睡大觉，她还应该同时成为国内最佳投资城市、全国卫生城和山水园林城市。

　　要实现上述目标，首先得建立高标准的城市基础设施。眼下，快、狠、猛的仇和式行政风格，正被仇和逐步移植到昆明城市建设中来。

　　“休克疗法”治堵

　　对于困扰昆明多年的交通拥堵的顽疾，仇和采取了“休克疗法”。

　　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二环路贯通昆明市中心城区，承担了市区一半的车流量，是昆明最为拥挤的城市道路。

　　早在2004年，昆明市就曾计划用高架路将整个二环连为一体，但由于当时昆明市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不搞重复建设和面子工程”，建设二环路高架桥应“充分论证、因地制宜”，该计划曾一度搁浅。

　　如今，“全线高架”计划略做修改后，又被仇和重新拾起。

　　二环路原计划三年完工，但仇和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工期被缩减至一年。新二环路，全长接近27公里，涉及改扩建17座立交桥，投资额超过80亿元。除北环部分路段外，均为双向6车道的全线高架桥路。

　　由于二环路内11座立交桥同时施工，大量路段禁止车辆行驶，复行改单行，导致昆明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被切断，整个昆明市区内交通几近陷入瘫痪。

　　对于这种“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市民有赞有弹。

　　“碰到堵车时，就想把活儿扔了，直接回家休息。”昆明出租车司机来小红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从昆明市区到机场不到20公里的路程，经常要耗费1个多小时。因为堵车，她的收入少了很多。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认为，集中工程解堵是好事，市民应该换位思考、共渡难关。熊思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还认为，这是仇和昆明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环路的改扩建，只是仇和庞大修路计划的一部分。仇和版的昆明，还计划从2009年开始，用3年时间、投入1000亿元修建城市道路，“提前8年”完成昆明2020年的路网规划。

　　但仓促上马导致了二环路存在一些设计上的先天不足。

　　比如，由于修建福海立交桥，投资367万元的严家地垃圾中转站，尚未使用就被直接拆除。施工方的解释称，严家地垃圾中转站拆除是为“优化”立交桥，并称“福海立交改扩建效益远超垃圾站损失”。为此，施工方还补偿了268万元给垃圾中转站的投资方西山区城管局。

　　福海立交桥的问题还不限于此。该桥的设计方案经两度修改后，其中一段匝道桥建成后，距离附近公安小区的一幢居民楼的窗户距离只有2.8米，而另一段匝道桥距严家地统建楼也不到6米，对居住在这些楼房的居民生活构成严重影响。施工方管理人员黄俊杰表示，施工单位和小区的居民已就此问题谈妥，高架桥建好后将会安置隔音屏障，并由相关环保部门进行评测，确保不对小区居民产生影响。

　　由于工期被严重压缩，施工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

　　2008年12日9日，二环路东段的小庄立交桥下匝道桥，在拆除时发生坍塌，坍塌桥面超过100米，最终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这也是二环路改扩建工程截至目前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

　　事后，昆明专家组现场勘查后认定，小庄立交桥拆除中发生坍塌的主要原因，是施工单位违反操作规程。此前，小庄立交桥改造项目，已经经过昆明城投、新颐侨江投资公司和中国铁建的三次转包。最后，昆明市政府认定工程监理方——昆明城投承担最终责任。

　　昆明城投是昆明市政府1997年5月正式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昆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主要平台之一。2007年11月，该公司曾发行15亿元的公司债，用于二环快速系统改扩建工程、昆洛路、广福路、东三环、宝象河、枧艚河整治、滇池西岸截污7个项目融资。

　　发生坍塌当夜，赶到事故现场的仇和说，“在城市大开发、大改造过程中，一些事故不可避免，但要把事故的概率降到最低。”

　　在此前的10月，小屯立交桥在拆除过程中，坠落的混凝土和破碎机的震动，导致距离立交桥30米外的小屯村一些村民的房屋开裂，村民多次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并惊动过民警。

　　云南城市规划建筑研究设计院院长芦忠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从已经完工部分项目来看，“短痛”过后，未必一定能避免“长痛”。

　　位于昆明繁华商业区的小西门立交桥，总投资6000万元，2008年8月竣工之后，仅稍微缓解了周边交通拥堵情况，并未起到根治作用。该立交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立交桥，因桥上设有红绿灯、且形似龟背，又被市民戏称为龟背立交。一些昆明市民甚至认为，龟背立交不过是一个毫无用处的空中摆设，不仅未能解堵，反而抹掉了被誉为“昆明的时代广场”的小西门核心商业区的繁华景象。

　　对于外界关于修路的种种批评，仇和在12月初一次大会上称，“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一些昆明官员私下则称仇和为“仇和老师”，暗示仇和在任何领域都是专家。

　　仇和认为，昆明交通拥堵和市内路网不够密集有关。于是为增加市区道路密度，将市内50条私人住宅小区的道路，改为城市公共道路。

　　仇和没有想到的是，交通虽然稍微顺畅了些，但政府与市民的矛盾却被激化。

　　2008年2月，昆明市创意英国小区内长550米的泰晤士大道，成为昆明启动的第一条“私改公”道路，此后该小区居民称，此前政府并未就此事举行听证会，也有违《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并认为政府赔偿过低。

　　云南城市规划建筑研究设计院院长芦忠友建议，仇和在城市规划中应更多听取专家意见。芦忠友认为，昆明治堵的关键在于科学规划，应杜绝官员的一言堂。他认为，目前昆明市的规划从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在决策，而不是专家在决策。专家往往附庸于官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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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凭一条二环线难以解决昆明拥堵。” 芦忠友说，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昆明的交通也面临着道路修得再多也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的矛盾。昆明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有10平方米，而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万辆，由于没有绕城缓冲系统，二环路自然成为昆明核心运输区域，进而形成“几把利剑，直插心脏”的格局。

　　重建城中村

　　重建336个城中村，是仇和改造昆明的又一样板工程。

　　目前，昆明市主城区超过10%的土地为城中村所占据。近三分之一的昆明居民居住在336个城中村中，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堪比香港中环地区和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这种城中村高度繁荣的景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相当罕见。

　　仇和到任前，昆明市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从2006年开始就对城中村住宅“限高”和“拆违”。但这并没有解决城中村乱搭乱建的问题。

　　2008年3月，仇和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从现在起，在滇池盆地29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冻结任何行政主体、行政部门审批宅基地，农村无序建设必须全部停止，土地证、房产证、产权证这“三证一律停发，谁发谁负责，谁发就追究谁”。

　　不久，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陆续出台了《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征地补偿安置指导意见》《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补偿基准价格》《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重建集体土地住宅拆迁货币补偿最低标准》等七项意见和办法。

　　一些市民对仇和敢于啃城中村这块硬骨头，表示赞赏。

　　“拆一次，富一截”，是仇和对城中村居民的承诺。今年3月初他在视察城中村拆迁时说，要把“城中村”五年重建工程作为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民心工程”。

　　但是城中村居民对此意见不一，有的居民认为政府制定的拆迁赔偿标准过低。“所有补偿的钱拿去买房子了，我们吃什么？我们是农民，没有了土地，房子被拆迁了，我们住哪里？如果自己盖房子，靠租金就可以养活自己。”清水河村村民黄国安说，去年底，有关单位改扩建7204道路，清水河村有18户人家的房子在道路扩建中将被拆迁。当时，拆迁房子每平方米补偿1100～2300元不等，村民觉得补偿得太少。

　　云南财经大学房地产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大研分析认为，城中村大多位于二环路内，地段优良，土地升值空间巨大。

　　2008年5月出台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规定，政府只对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300平方米的房屋进行补偿安置。超出规定面积的部分则不予以补偿。

　　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还规定，城中村改造征地，按每亩25万元给予补偿。但在今年6月1日，位于高新区新发村、编号为J2009-022的城中村土地，成为昆明市第一个上市挂牌交易的地块，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地块的最终成交价每亩平均接近240万元。

　　大部分位于市中心的城中村的土地交易价格则更高。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底，在城中村相对集中的五华区，一块编号为KC2007-36、总面积33亩的地块，最后成交价格超过2685万，平均每亩接近900万。

　　此前，仇和表示，城中村重建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必须有90%的村民同意才能改造，坚持“村民自愿”的原则进行。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

　　对于拆迁过程中遇到的钉子户问题，昆明市则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拆迁模式，即通过法院认定城中村房屋系非法建筑，进而作出强制拆除裁定。2008年，昆明市曾对主城区违法临时建筑展开大规模的强制拆除行动，积累了“丰富经验”。

　　今年5月25日，位于昆明五华区的一幢外形酷似美国白宫的城中村居民楼，由于房主张丽不同意政府仅支付500万的赔偿金，遭到政府强制拆除，引发全国关注。张丽是当地唯一没有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钉子户。张丽称，此前有人出价1000万购买，她没舍得卖。这幢绰号“白宫”的私房，被当地舆论认为是昆明最奢华的城中村住宅之一。

　　昆明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月，昆明市已完成对50个城中村近百万平方米房屋的拆迁。

　　地产冲动隐现

　　据昆明市政府的初步估计，336个城中村改造重建工程所需要的资金量达到1000亿元。

　　按照5年改造完成的目标，则每年所需资金量约为200亿元，相当于昆明2007年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量的90%。

　　但即便是并不算高的拆迁补偿，在政府看来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城中村拆迁的巨大资金缺口，迫使政府采取“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吸引房地产开发商参与进来。

　　启动房地产市场，也是仇和对外招商引资的主要内容之一。

　　尽管2008年，昆明新增企业过万家，吸引市外投资超过500亿元。然而，昆明市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2月，昆明市冶金、机电、化工、能源、烟草5大支柱行业产值均出现负增长。由于市场有效需求减弱，目前全市仍有158家规模企业停产减产。而去年，在统计的39个工业行业中，有19个行业利润负增长。

　　在此背景下，房地产成为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点。

　　在今年3月28日，昆明市举行的“城中村改造招商项目推介会”上，仇和表示，“春城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是一个一年四季能开窗，365天天天可施工的城市。”他认为，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给昆明带来了建材低价格、建工低报酬、建设低成本、融资低利息的难得的四低机遇，推进城中村改造，前景广阔，商机无限。

　　最终，在这次推介会上，昆明市政府与各地开发商共签订城中村改造招商项目协议41份，意向性投资高达近700亿元。其中，江苏省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分别与五华区政府、盘龙区政府、西山区政府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投资总额达90亿元人民币，创本次签约中企业意向投资金额之最。

　　强势行政主导下的城市建设扩张仍在继续。

　　今年4月17日，昆明第一高楼“南亚之门”设计方案“因考虑到城市总体规划”，高度从原来计划的316米，再次提高17米，达到333米。这是“南亚之门”第二次上调建筑高度。

　　总投资约42亿元的“南亚之门”项目，是昆明市政府今年从江苏成功招商引资的一个重点项目，由江苏天地集团和云南中炬集团联合建设，属于规划中的昆明主城中央商务区中的高端商业金融中心。这一“昆明第一高楼”，预计将在2013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除“南亚之门”外，自2008年以来，顺城双塔、南亚之门、世纪广场2期、欣都龙城、俊发中心、志远城市综合体、星都国际总部基地、南亚风情等众多高层写字楼项目近期争相入市。

微观仇和

　　仇和执政模式首先与仇和的强烈个性有关。仇和模式之所以被关注，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转型期内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本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云南昆明)

　　2007年，51岁的仇和终于成为副省部级官员。

　　在沭阳任职时，仇和就曾说过，“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这位自称“无私无畏、改革为公”的官员，同时深谙为官之道。沭阳、宿迁、昆明三地升迁经历表明，“以修路促招商，以招商促经济，以经济促发展”的仇和式施政，已经获得上级肯定。

　　有分析认为，这位极具争议的铁腕官员，其仕途仍处于上升通道之中。而仇和在昆明掀起的招商、城建“大跃进”，则表明其内心的紧迫。

　　但仇和执政模式之所以形成，首先与仇和这个人的强烈个性有关。

　　“重结果、不重过程”

　　紧迫感或许与仇和早年的工作经历有关。

　　“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针对当年在宿迁推行政府招商、医改、教改引发的争议，仇和所做的这一自我剖析，无疑也是对自身性格的描摹。

　　这种“科研惯性”伴随了仇和近30年。

　　1982年，出生江苏滨海农家的仇和，从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农科院植物保护所。然而，他没有被安排到科研部门，而是在人事处从事行政工作。两年后，29岁的仇和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团委书记。

　　仇和日后名声大震，则是要等到1996年。

　　这一年，仇和出任中共江苏沭阳县委书记。此前的1995年，他参加了江苏省举办的首次官员海外学习，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了半年的西方政府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培训。这一海外培训经历给仇和所带来的影响，在未来十年后则体现在医改、教改中的卖学校、卖医院上。

　　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科研惯性指导之下，仇和还采取了一种打破行政惯例的“革命动员式”手段发展经济。

　　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推行的诸多改革，为日后仇和背负“人治”骂名埋下祸端。

　　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公路建设为例，2001年仇和离任沭阳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共改造和铺设黑色路420公里、水泥路156公里、乡村砂石路1400多公里，分别是1996年以前的9倍、11倍和7倍。

　　沭阳城建“大跃进”背后的代价是，三分之一的官员常年离岗招商，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以及每平方米不超过400元低廉城市拆迁补偿。

　　调任昆明后仇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昆明的官场地震。

　　去年1月17日，针对昆明多年的顽疾——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工业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和城中村改造，仇和成立了三个指挥部、一个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这四个临时机构的“政委”。

　　针对昆明最为薄弱的招商引资工作，仇和说“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道理显然易见：只有招商引资，才有项目落户，才能换来GDP、财政收入的节节高升，才有政绩。

　　为吸引投资，仇和将行政审批事项从506项精简到140项，行政审批时间压缩一半，昆明市成为继沈阳后，行政审批最少的省会城市。但与此同时，针对党政内部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却新增了189条。粗略估算，仇和到任昆明后，每两天就颁布一项新法令。

　　目前，昆明成立了35个招商局，每个党政机关直属机构须抽调3至5人进入招商局，然后他们被派往各地区招商。此外，其他的党政单位还承担不等的招商任务，并明确一把手在招商引资中的第一责任。昆明各党政单位都在签订责任书。招商的责任被一级一级地分下去，街道办事处也要承担分下来的招商任务。

　　何竞平所在的昆明市工商联，2008年的招商任务是1.2亿内资和200万美元的外资。相关的奖惩不仅和个人有关，也挂钩单位的年终考核。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2008年他们完成了内资任务，但引进外资只完成一半任务。2009年昆明市工商联的招商任务是3.3亿元，何竞平认为任务很艰巨。

　　然而，仇和在昆明推行的政府招商力度尚不及沭阳。1998年，仇和主政沭阳时，甚至给教师下达了招商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这一做法遭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曝光，仇和由此步入公众视野，成为充满个性和争议的明星官员。

　　眼下，仇和制定的2008年昆明招商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昆明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昆明新登记注册内资企业数量超过1万户，引进市外资金超过500亿元。昆明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潘可明说，目前昆明企业的新增、发展，暂时没有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昆明市《市长工作报告》称，今年昆明要实现利用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引进市外资金500亿元以上的目标，比去年分别增长100%和70%。

　　一些商人对于仇和的做法则表示赞同。长期位居胡润中国富豪榜前列的商人严介和说，仇和执政昆明后，软硬环境建设大为改观，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资昆明的信心。目前，严介和掌控的公司在云南投资总额达数10亿元，且以市政工程为主，项目遍布昆明、玉溪、红河等地，昆明呈贡新城部分市政工程、部分州市公路连接线皆有其投资。

　　“科研出身”对仇和的影响，还表现为事必躬亲。大到城市规划，小到草木种植的行距，仇和全都一一过问。

　　学习植物保护专业的仇和，对于种树一直情有独钟。刚到沭阳时，他就要求该县居民，每生一个孩子，就要种十棵树。这一嗜好现在也被带到了昆明。昆明很早就提出创建全国卫生城和山水园林城市的目标，但一直未能如愿。主要原因是，作为评价指标中最为核心的绿化率，昆明没有达到要求。

　　仇和到任后，先是铲除市区内的草坪，改为植树；接着又提出街道绿化三包制，即临街的单位要负责街道的树木栽种、存活和养活，否则予以罚款。同时，密植的思路也被引入。在昆明市最繁华的人民路，仇和下令在已有两排行道树的基础上，再补种一行树木，于是原本并不宽敞的人行道，又被弱小的树苗一分为二，拥挤不堪。不过，也有市民认为，树种多了之后，昆明的空气变得更好了。★

　　“无私无畏”

　　“无私无畏”是仇和对自身特点的另一总结，这一个性也被有些人认为是他“重结果，不重过程”急躁情绪的一种平衡。

　　2008年1月仇和第一次召开昆明市领导干部大会时，便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这一点：“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即使冬天穿西服，仇和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而据云南当地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员称，摄影记者在拍照前，还会被仇和询问相机的品牌和型号。对于刊登在报纸上的个人照片，仇和要求亲自审定后才能发表。

　　对于媒体监督，仇和态度复杂。在2008年的昆明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仇和说，要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改进自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但他同时也表示，各级宣传部门要做到在重大问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失语，抢占舆论制高点，最大限度地挤压负面信息和传播空间。

　　仇和虽官至副省部级，但《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作者、新华社记者包永辉认为，“一人得道，鸡犬未升天”。目前，仇和的5个兄弟姐妹健在，三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在江苏农村。仇和妻子的家人大多下岗在家，二妹夫妇、四妹夫妇、六妹均下岗。

　　昆明官员很快就领教了仇和这种“无私无畏”。

　　2008年2月20日，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仇和当众打断主讲人演讲，质问昆明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为何打瞌睡。两天后，呈贡县纪委宣布，县政府同意蒋文辉辞去副局长职务，并要求呈贡县投资促进局作出书面检查，并通过该县电视台向社会播出。

　　据了解，当天讲座主讲人为江苏省宿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副主任、苏州创元集团总经济师，专题演讲宿迁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经验。宿迁眼下正成为昆明的学习榜样。一位接近宿迁市政府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宿迁的干部经常会到昆明去讲学。

　　“打瞌睡官员辞职事件”，被一位当地官员解读为仇和整饬吏治的第一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则认为这是仇和在向昆明官员“立威”。“杀鸡儆猴”的真实目的在于，提醒昆明党政官员把注意力集中在招商、城建，创立全国卫生城、山水园林城市这些目标上来。

　　后来，仇和针对这一质疑曾表示，他当众批评这位副局长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指示”和“授意”。他还说，“今后我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是仇和给昆明官场带来的最初震动。一系列曾经激起宿迁公务员强烈反应的措施，正陆续被搬到昆明实施。

　　先是在中共昆明市委机关报《昆明日报》上，公布了各级领导的工作电话和手机号码，惹得市民争相抢购，但一些官员也对此颇有微辞，认为侵犯了隐私。随后，仇和又规定每月20日为市长接待日。在去年3月的第一个市长接待日，2000多位昆明居民拥在市政府的门前，有的市民甚至在头天夜里就开始排队。

　　忙碌的不仅仅是昆明市市长张祖林。仇和要求的雷厉风行办事的作风，给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昆明市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繁忙和压力。

　　昆明市政府的下班时间被延长。一位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以前下午4点之前，一般文件收交工作就停止了，现在习惯了当日事当日毕，文件随时接随时送。随着审批手续减少，迫使公务员提高效率；昆明市商务局的一个公务员说经常一天十几个会，大家轮着去开。而在一些市直机关，由于本身人员过少，又有人被抽调去招商，工作量成了平时的几倍。

　　仇和旺盛的精力，也给昆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曾对媒体说，仇和每天起码工作有十一二个小时。曾经随同仇和调研的昆明市工商联秘书长何竞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仇和白天调研，晚上开会，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困得忍不住打哈欠了，他还不累。

　　走路快了，压力大了，加班多了，相当多干部都有相似的感受，甚至有干部说，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越辛苦，责任也越大。

　　2008年3月制定的《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令当地官员备感压力。

　　昆明市五华区的4个石灰岩矿，因为没有按照预定工期开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分管副局长和五华区原分管此工作的副区长均被通报批评；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局长则由于对昆明市委、市政府就多次要求市园林绿化局购置洒水车、建立园林绿化旱季浇灌长效机制的要求置若罔闻，也被处以停职检查的处分。

　　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17名官员，因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依《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行政问责。官员的忧患意识明显增强。

　　今年5月，仇和决定面向国内外招聘40名经济学博士担任副处级官员。这些官员将挂职担任该市下辖各县(市)区党委常委、政府副县长，开发区主任助理，以及部分市属部门副职等副县级官员。据记者了解，截至6月中旬，已有百名国内经济学博士前来应聘，目前尚未公布遴选结果。此前，仇和曾表示“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对《中国新闻周刊》称，一些当地处级干部向他表达了这样的担忧，这些经济学博士到岗之后，他们是否会被“腾笼换鸟”。

仇和模式争议未了

　　“评价仇和不应该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

　　本刊记者/周政华 (发自云南昆明、北京)

　　赞之者，称他为青天；批评者，指其为酷吏。

　　自仇和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以来，外界对他的评价就一直呈现严重两极分化。而关于仇和模式最为精辟的概括，莫过于他本人的自白：“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人治与不民主，法治与民主——这两组水火不容的理念，被仇和签上手段和目的的标签后，就成为他近20年的施政主轴，同时也构成了外界评论的争辩焦点。

　　一向对仇和的“铁腕强权”持反对意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造访昆明之后，仍然表达了他对仇和模式的担忧。

　　“他在昆明完全是蛮干。”姚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我送的那两本书，他要么没看，要么看了不赞同。”这两本书——《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和《国家的视角》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政府违背民意的规划对于城市是一场灾难。

　　2008年，姚洋获悉仇和调任昆明后，就表示“滇池可能要完蛋了”。之后，他应仇和之邀，访问昆明。对于滇池治污，姚洋对仇和推行的源头治理思路表示肯定。但对于仇和力推的政府招商和城中村重建，这位北大学者仍然坚决反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恒研究员认为，不管仇和的动机和效果如何，他的言行本质上属于专制主义范畴。

　　对于仇和模式的批评，更为根本的担心则在于，它对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高恒认为，人治、专制、“民可使由之”的英雄史观，不应该成为执政党的思维，任何改革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依靠建立制度和长效机制解决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这是最优选择，也是我们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

　　一些着眼“国情特殊”、强调实用的观点，则对于仇和人治手段表示理解。

　　被“仇和人格魅力打动”的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包永辉，在其作品《仇和：政道十年》一书的序言中就写到，希望读者从“转型中国的宿迁实验”角度解读仇和。包永辉认为，反对者往往忽略了仇和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从而忽略了他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评价仇和不应该从概念和价值观念入手，而应该正视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的现实。

　　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等到一个地区的民主、法治条件完善成熟后再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政治家要干成点事，必须做“官场中的恶人”，必然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徐湘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相对于许多不作为的官员，仇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肯定。但他同时认为，仇和在宿迁所采取的改革措施，照搬到昆明，可能会水土不服。“毕竟宿迁是个苏北小城，而昆明是省会”，徐湘林说，管理大城市就应该着眼于依靠现代行政体系和专业技术官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室博士李正华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敢想敢干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需要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领导干部，但并不能因此为“仇和现象”大唱赞歌。因为，无论“仇和”们多么高明和富有远见卓识，一个人的智慧和多数人的智慧相比，总是有局限的，专制独断的办法作用是有限的。这样的教训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