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中通天鸿待遇:鲁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鲁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潘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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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15师师直和一部分主力于1938年10月进入冀鲁边和微山湖地区。第二年春，罗荣桓同志又率师部和主力进入山东。115师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游击战、建设山东根据地、整顿山东地方武装都起了重大作用。这里记述的是在罗荣桓政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任鲁南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峄县县长的斗争生活片断。
 
                                                一
   
   鲁南根据地东自沂河，南至江苏，西自运河，北至蒙山。这一带山区群峰起伏，地势险要，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且濒临津浦、陇海两条干线，是山东抗战的重要阵地。
  1939年6月，毛主席、党中央和18集团军决定115师先后分几批开进鲁南，并指示除有计划地发展和扩大抗日武装以外，要抓好民主政权的建设，以动员更多的人财物力帮助军队。当时，我是115 9币民运部长。按照创建和发展鲁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师决定先派冀鲁边支队，由彭雄、周贯五同志和我组成工作委员会，我为工委书记(军队组织的)，首批进入鲁南。
    我们一到鲁南，就面临敌、伪、顽斗争交错的复杂局面。当时有敌伪军，有国民党的东北军，也有地方的杂牌军，还有土匪部队，据说这里的牛毛司令有 72个之多，约万人武装。我军来到之前，旧政府多半解体，旧政府人员早已弃职潜逃，所豢养的地方警备队也脱去“虎皮”，把枪一丢，逃之天天，只见兵匪四  处流窜，各地牛毛司令纷纷打起抗日旗号，绑架勒索，欺压百姓，鱼肉乡民。八路军的到来，使人民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支援我军，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但是由于敌伪顽的反动宣传，有些群众对我们还不够了解，沿途村村筑围，乡乡设防，使我军行动受到阻扰。
   有天傍晚，大雨滂沱，我们冒雨行军到一个数十户的土围子，里面的人看见当兵的，四门忽然紧闭，架起洋枪、土炮，不许我们接近，尽管我们一个劲地喊，围子里传来的却是冷冰冰的声音：“不许靠近土围子，再动就要开枪了!”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的队伍呀!只要在这里歇上一夜，天明就离开。”围子上枪栓拉得“哗哗”响：“不管什么八路军九路军，共产党还是‘刮民党’，我们见得多了，请到别处去住吧!”正在答话的当儿，有一位老者走到围墙上嘹望，只见长长的队伍淋着大雨，一步也没前进，猜想可能是真的八路来了，便瓮声瓮气地说：“好吧，你们派一个代表来协商。”我跟彭雄商量了一下，便进了围子。我把党的政策解释了一番，说明我们是抗击日寇顽匪的队伍，是救国救民的军队。老者见我有礼貌，说话很和气，便略带歉意地说：“你们来到这里，就是房子窄一点，吃的还能凑和。”老者很有权威地说：“真八路来了，还不赶快去迎接!”没等一会，不知是谁“哐、哐”地敲着大锣：“东庄的老百姓，不要惊慌，八路来了，买卖公平，纪律严明。”这么一吆喝，家家大门敞开，把部队迎进了家门。部队进门后，开头拉的是家常，诉的是民族之苦，不久就谈得热乎乎 。笑语盈盈，亲如一家，一夜之间，仅我们宿营的几个围子就有20多个青年要求参加我军，这确实是个突变。  
    有些土围子很顽固，比如大炉附近的陈家庄，尽管我们说了很多好话，他们就是不开门。象这样的围子多半是地主宗派势力相当严重，受一小撮坏人操纵，我们只好靠武力打开，可见部队的立足之地是多么重要! 
    如何创建部队立足之地呢?这是部队每到一处开展工作的重要一步，我们先是注意做好上层的统战工作。就鲁南来说，有许多开明士绅和一些地主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有一股子抗战热忱，对国民党排斥异己的政策愤愤不平，尤其是大炉的万春圃。万春圃是四县边联(临、郯、费、峄)支队长，在抱犊崮地区的上层是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爱国，有民族自尊感，为人豪爽，同情和支望苓掌党。鲁南地委机关就设在万春圃家里。我们一到，万春圃把自己的客房让堂某：藉釜让他老婆摆了一个全羊席，从羊头到羊尾搞了几十个菜为我们接风；警稿开会，他那时还不是党员就忙着为我们布置会场，以主人身份招待会客；登钾弹药缺乏，只要写张便条，他签个字，就能如数地从他家的库房领回各种口径紫弹药；我们号召收缴武器，他二话不说，把国民党撤退时库存在他家里的几百享步枪，几万发子弹，还有两门八二迫击炮全部捐献给我军。最使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们号召各村拆炮楼，以便更好地开展游击战，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宣传王作。群众仍有顾虑，于是，我把自己意见跟万春圃一讲，万首先将自家的炮楼拆了，群众得知后都说：“万三爷炮楼都拆掉了，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几天之后，四邻五乡民众全都把防匪的炮楼拆了。
    在我们的统战工作中，还有位年轻人叫靳怀刚①。他是北洋军伐两次出任，总理靳云鹏的至亲，在天津有他豪华的家。我们相识时，他已是地委的联络部长了。我们部长之间常因工作彼此交往，关系密切，他对我无所不谈，有求必应。他曾对我说，他的家就是一部现实的“红楼梦”。早在“一、二九”运动时，靳怀刚就参加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他脱离了反动家庭，参加了“民选”，后加入料共产党。在他的老家山东邹县有许多亲朋故旧，我们常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去做统战工作。我军活动到邹县，就在靳怀刚的姑父家里吃住。他姑父家养了几十口牲口，战士们常牵些劣马换回膘肥体壮的烈马作战马，这也是通过靳怀刚去联络的。
    这年秋，罗荣桓政委从鲁西来到大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大大进了一步。
    罗政委在听取了我们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汇报之后，指示我们到峄县北部山区去，抓紧筹建抗日民主政权，使部队有一个永久的立足之地。临启程，罗政委把我找去说：“你搞过多年的民运部长，又任过曲阳县①第一任县长，到峄县去大刀阔斧地干一场，也许再当一次第一任县长呢!”我听政委这么一说，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有些担心我这个嫩竹扁担挑不动这副重担。
   峄县北部山区，以抱犊崮为中心，连绵数县，纵横几百里，历来是藏龙卧虎之地，震惊中外的1923年“临城劫车案”的制造者孙美瑶、孙美珠就活动在这一带。就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显然是敌强我弱。因此，我们斗争的策略是：“小分队活动，互相配合，扩大我们的耳目”，特别注意游击战的广泛性、灵活性和群众性。所谓广泛性：是指我们游击范围不限于山地狭小地区，而向平原和运河两瑚区发展，使抗Et烽火遍地燃烧，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致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所谓“灵活性”，是指游击战争的战术，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活动，时而隐蔽(或隐蔽在亲戚朋友家里，或隐蔽在青纱帐里，或隐蔽在无人过问的庙宇里，但绝大多数隐蔽在群众家里)，昼伏夜出(每当夜幕降临，矫健如飞的抗日战士，如从天降似地出现在敌人前面)，使敌人捉摸不定，而我则主动地打击敌人；所谓“群众性”，是指游击战争不限于军事活动，而是协助地方党领导群众斗争，从三五人游击小组秘密活动，到游击队的公开活动，这样多方面地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使部队逐渐发展壮大。
   为掩护我军作战，掩护群众斗争，我们工作委员会，允许伪区乡长“白皮红心”，应付敌人。我们在工作中了解到伪区乡长有不少两面派，真正顽固派是极少数。我们给他们约法三章：既不准危害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抗日军人家属，又不准坑害群众；鬼子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或鸣枪报告让我们知道；当我八路军路过乡村时，要给予方便，等我远走时，可以开枪以向敌人交待。这样，我们利用两面政权为我们服务。许多伪区乡长既是敌人的维持会长，又是抗日的干部。他们随机应变，跟敌人周旋，起到了掩护我们的作用。
    由于工作委员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政策，很快地打开了局面。
    工作组象“山雀满天飞”，分散在各地，宣传抗日主张，张贴标语、传单，使农抗会、青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筹粮筹款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初到鲁南要搞点粮食非常难，因为我们没有政权，只好“吃派饭”。“吃派饭”群众是吃亏的。那时常常饥肠辘辘，勒紧腰带，有时一天只吃两张煎饼垫肚，煎饼是高梁、玉米、黄豆等杂粮做的，还有榆树皮捣碎磨成粉发酵而成的。菜是什么菜呢?弄些嫩柳叶儿洗净，开水烫一烫，用盐腌一腌，就算是菜。好在我们这些抗日战士多数是红军，苦惯了。同志们边吃边唱：“吃的是麸饼，铺的是秸草，先苦后甜，同志们慢慢熬。”人民群众见此非常感动，做些干粮，炒些炒面慰问子弟兵。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主要是以没收敌人的资财和汉奸的财产，以及向地主富户募捐来维持。我们只要写张条子，规定募捐多少粮食，多少款项，限定多长时问，地主富户大部都能如数送到。
    八路军深入敌后，等于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敌人非常害怕，因此，调集了各地的日伪军对我军进行“扫荡”，我军则针锋相对，在反“扫荡”中进一步打击敌人的锐气，巩固自己的阵地，随之唤起民众。有一次，枣庄数百名鬼子进山“扫荡”，在I隘沂的大炉与我师特务营相遇。这支久经锻炼、英勇善战的部队，趁敌人兵力还没有展开，迅速向纵深猛插，经过一阵激战，鬼子立刻乱成一团，有几十个鬼子当场被打死，其余敌人溃逃到枣庄的大街上互相抱头哀叹，有的丢掉钢盔、皮鞋、枪支，然后抢来商人的酒狂饮痛哭，人民群众得知鬼子|吃了败仗，都从心里暗暗高兴。
  我军在军事上的胜利鼓舞了群众，也加快了政权建设的步伐。
    1939年9月，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总动员委员会宣告成立，民主推选宋鲁泉、宋子成①、潘振武、刘子才、王洪辰、李淑明、王敬如、张元章等八人为常委，宋鲁泉为主任委员，我为副主任委员。具有半政权性质的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开展鲁南的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这一届的峄县县委是1938年底成立的，书记是纪华②同志，他在恢复和发展峄县党组织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开始他活动在敌占区，以后转到山区和我们一道筹建县抗日动委会和抗日民主政权。
    首先在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士绅参加的县动委会，争取峄县行政上初步统一，改善民生，开放民主，民主推选朱道南同志为动委会主任。道南同志是参加广州起义的老同志，在峄县很有名望，因为他的关 纪华同志关系多，许多统战方面的工作都是经过他去做的。
统一全县武装力量是县动委会当务之急。“七•七”事变之后，伪山东省省长韩复榘在各县组织了“乡农学校’’(代替区政府)，训练地主武装。那时峄县一个区，一个庄园就是一支武装。我八路军来到峄县之前，这里的党领导了武装暴动，杀死了罪恶昭彰的邹坞乡农学校校长王汉卿，拉起了百余人武装。
    朱道南①、文立正②以孙伯龙@、邵剑秋等部队为主建立起运河支队，约400人，支队长孙伯龙系黄埔军校毕业，副队长是邵剑秋。孙和邵都是国民党的抗战派，部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战士成份比较好，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鲁南一支较好的抗战主力军。
    运河北的大地主孙云亭看到大势所趋，与田晓峰的儿子田培荃等封建地主武装主动受编，组成峄县支队，下属4个大队，我任支队长兼政委，孙云亭任副支队长。
    县动委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得到了它应有的收获：委员分别向各抗战部队、抗日团体、开明地主、士绅交换意见，决定于1939年11月20日召开峄县民众代表大会。《大众日报》曾作了这样的报道：“峄县全境，随山东沦陷，而陷于混乱糜烂者，迄今已两年余，又因前县长李仲勋背弃民众弃职潜逃，县政府无人主持，民众身受沦亡之痛苦不堪言喻。兹该县各救亡团体及热血抗战人士，有鉴于如此，复经鲁南动委会狄特派员①及该县各区动委会同志奔走号召，乃于上月20日在该县×区×村召集该县代表大会，当到有各驻军、各救亡团体、民众代表及当地士绅共178人，会期共历二日，至21日圆满闭幕……”
    我清楚地记得开会的情景：寒风凛凛的凌晨，满天的红霞映照霜天，初升的太阳复苏了这片被霜覆盖的田野。四乡的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敲锣打鼓，高高兴兴地来到王家湾②，参加了开幕式。他们当中有开明地主士绅，有小官吏，有农民，还有枣庄工人代表，共三四千人。他们大都以村为单位挨挤在广场上，筹备会早已把王家湾装饰一新，村头巷尾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抗日标语和漫画。广场上新搭了主席台，上面挂着“峄县民众代表大会”的巨大横幅，两旁红旗招展。抗战部队全幅武装地聚集在正中，排成一个个方块，显得威武雄壮。游击战士的歌声此起彼伏。
 ……
保家乡，杀敌人，
发动游击战争。
…..
老百姓，都打仗，
才能保家乡。
  开幕式这一天，我首先作了《抗战第一，抗战必胜》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分》形势、政策和策略、当前任务三个部分。我的讲话不时地被群众阵阵掌声所打黔斯。接着，各界代表、支前模范、战斗英雄发了言。特别是枣庄工人代表邱焕器文③的发言，使会场气氛更为热烈。
会议进行了投票选举，共选举了35名政府委员，有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  觚选，包括朱道南、邱焕文、王子刚、王鼎新等老同志。委员会又进行复选，我  为峄县第一任县长，朱道南为民政科长(县动委会主任兼)，张捷三①为财政科  长，刘仲旭为教育科长，刘少彭为实业科长，房洪义为武装科长，当即向群众宣  告选举结果。这时只见枪举如林，刀光闪动，掌声、欢呼声回荡在王家湾的上空。
    大会的闭幕词是鲁南地委书记宋子成作的，他代表地委对县政府成立表示祝贺。他说：“这是鲁南根据地的创举。峄县犹如一座灯塔。”他列举事实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和诬蔑，说得激动了，只见他把帽子往讲台上一扬，亮着嗓子说：“不是有人说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吗?不是有人讲共产共妻，大逆不道吗?还有人讲共产党是红鼻子、绿眼睛。父老乡亲们!你们看看我是不是? 看看我们的队伍，我们的战士，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怎样抗击日寇的!”他的讲话至今在人民群众中留下极深的印象。
    晚上，主席台玉汽油灯耀眼，简易幕布徐徐拉开，115师战士剧社为峄县新政府的成立作了专场演出。
    县政府机关驻北部山区的南泉②。
    县政府的成立，体现了人民抗日民主力量的伟大，证明抗日斗争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意味着抗日的洪流将被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三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我带着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峄县直属大队帮助建立区民主政府。全县有6个区政权相继建立，在全县范围内到处见我抗日武装，听我抗日歌声，可以说是我抗战初期的“黄金时代”。
    政府和军队每到一地，人民群众拿着慰问品迎接。同时，对县政府寄于莫》大的期望。我常想起运河南的一位大娘，我只知道她姓孙，名字记不清了。一次当县委、县政府、县直属大队到达区政府已半夜三更了，路口有许多人迎接，其中这位60多岁的孙大娘走上前，问：“哪位是县太爷?”我笑着说：“这里没有器县太爷，都是革命同志。”大娘说：“啊，同志!听说俺县长来了。”政府其他同志指着我说：“这就是。”她热泪纵横地说：“你们把鬼子打败了，俺真……不知咋的感谢你们!”“县长啊，啥时候能把鬼子全赶出去，让俺们太太平平的过上舒心器的日子?!”我握着老人的手，用坚定地口气回答：“放心吧，大娘!八路军一定会把鬼子赶出去的。”事后，我听区长孙怡然介绍，这位大娘是个抗属，家里先后势有几个亲人惨遭鬼子的杀害。这次听说县府要来人，大娘早已腾出热炕，沏好浓茶，煮熟鸡蛋，迎接我们的到来。
    县府出山的路上，铁道游击队政委杜季伟同志曾和我在东凫山①相见，他详细地汇报了铁道游击队活动情况，以及枣庄的兵力部署。他说：“这下好了，有睡了县政府这个依靠，就好比孩子有了娘……”我具体地向他讲了当前斗争的形势和应该注意的斗争策略。从此，这支武装活动在峄县的山区、平原铁路沿线，积极配合主力反“扫荡”，成为保卫红色政权，打击日寇的一支新的生力军。冬天，山里需要棉花，我们以政府名义向下募捐，并把这个通知转告到游击队，游击队爬上鬼子的货车，一次就卸下了一二十包，每包一两百斤，确实解决了山区的大问题。遇上军火车，他们一翻就好几箱，一箱就有崭新机关枪12挺。这支小分队断铁路、炸军火、打票车，威震敌胆，连临城鬼子头目冈村都惊呼：“飞虎队，厉害!”区乡政权的相继建立，象钉子一样牢牢钉在敌人心脏里。鬼子除盘据在枣庄和城市的一些据点之外，全县大部分乡村皆被我控制，只有个别地方在敌伪军手里，土匪也逐渐被我肃清。当时，伪顽梁继璐有数百人活动在涧头集一带，威胁我地方区政府工作，县委决定县直属大队1大队前去消灭这股顽匪。12月7日，我们从北部山区出发，在群众的支援下，过了临枣铁路，在四区休息半天，夜渡运河，约凌晨3点，部队到达集结位置，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对梁匪突然袭击，打到天亮，俘敌数十人，缴获掷弹筒一支，步枪数十支，残匪向徐州溃逃，而我军无一伤亡。这次胜利扫清了运南地区的障碍，巩固了新生的地方政权。要巩固新生的政权，锄奸乃是一个重要方面。县抗日政府曾在黄龙洞里镇压了一个“老道”。黄龙洞位于熊耳山南麓，洞口宽约10余米，可容纳五六百人。在这个洞里住着一个老道，他办私塾，里面藏有教师、学生。那时敌伪经常由枣庄往山区袭扰，碰到这种情况，县政府总是发出通知要各区、各乡空舍清野。县府通知到了大北庄，乡亲们都转移了，唯独黄龙洞没有转移，而且很安全。一次、两次，我们猜想敌人可能不知道，以后敌人来清剿，连洞口也未进，这就引起我们怀疑，如果你抗日，洞里的人就存不住呀!后来通过秘密调查，原来这里是敌人的秘密据点。老道装着一副慈善面孔，见到抗日干部点头哈腰，其实是个道地的大汉奸。他每周去枣庄送一次情报。县委经过研究，决定拔掉这个钉子。这天晚上，峄县支队一大队，趁茫茫黑夜，踏上山涧小路，包围了洞口。他们打着手电筒，用喊话形式，把学生们一个个叫了出来，待老道出来即宣布他的罪行，就地将老道枪毙，接着，在城镇乡村贴出镇压汉奸的布告，群众听到这一消息，莫不拍手称快。
    那时，我们在敌占区的情报灵得很!敌人的行动计划，我们掌握得很准。这是因为我们峄县支队组织了一个侦察组(又叫锄奸小组)，他们装扮成老百姓，身藏短枪、手榴弹他没在敌占区。我们侦察组往往也送些假情报到敌伪那里，以取得他们的信任。一些密探千方百计想搞我们的情报，在他们情报未送出，往往就被我们搞了来。有时，侦察组同志摸到鬼子军的密探聚众大吃大喝、逛窑子的地方，乘他们花天酒地热闹的时候，给他以突然袭击。
    1939年秋，115师主力进入抱犊崮山区。罗荣桓政委在紧张的战斗中，继续抽调大批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地方武装，建立民主政权。继峄县民主政权的建立，鲁南第二个抗日民主政权——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又宣告建立。在1940年1年间，鲁南先后建立了峄、郯、临、邳等11个县政权，38个区，171个乡，使鲁南民主政权连成一片。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鲁南地区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机构。7月，鲁南地委在九子峪①召开了鲁南人民代表大会，300余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事，会议选举了鲁南参议会(参议长彭畏三)和鲁南行政监察专员公署(专员于化琪)，制定了施政纲领。这样，峄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下有群众基础、上有行政领导，从而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减租减息政策，规定：土地收入不论是租佃还是分种，一律照原租减百分之二十五；钱主利息减半，一些中小地主和进步商人表示拥护，但有少数大地主虽然不公开与县政府作对，却在暗地串联，甚至硬抗。为此，我带着县府工作人员到石头楼召开座谈会，邀请了20多个大地主、士绅参加。我先是接见，请大家发表看法，最后我讲了话。我着重指出，减租减息已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七条第四款，国难当头，有多少血性的  父老兄弟为了抗战弃家舍命，而你们不外乎少收些租子罢了!减租减息是政府定了的。大地主孙倚庭、孙华庭听我的讲话口气如此强硬，当即表态：“减租减息，名正言顺，敝人拥护政府的新政策，要对抗日有所贡献!”大地主拳鹤峰盛情款待了政府工作人员和与会人员，当即从家里拿出20多支步枪、驳壳枪交给县政府。这次座谈会开的很成功，真正行使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权力。
    座谈会后，枣庄面粉公司经理李云卿听说山区经济困难，便拿出1万多元民生银行钞票支援东进支队。
    为统一财政收入，统一税收，县政府发行了流通券，在几县流通，信誉很好，不仅在解放区能用，敌占区也能用，枣庄商人也收。我们用这种流通券采购棉布和日用品等，这对我们当时克服困难，支援主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政府的机关工作人员以身作则，不计较吃穿，乐于做人民的“公仆”。 政府每天只配1斤粗粮，5分钱菜金，1个月发一、两元津贴，生活如此艰苦，可大家干工作总是乐呵呵的。秋种季节，政府发出“劳武结合，发展生产”的号召，机关人员带头响应，白天下乡组织民众生产，晚上开会办公，尤其是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及时组织“抢耕队、抢种队”，使小麦全部播了种。值得称道的是，山区人民勤俭持家是有名的。他们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耕种，就是在贫瘠的石头山上也要填些土，施上肥，种上石榴。山区各村庄家家户户都种上三、五株石榴，收入也是可观的。
    抗日民主政权风起云涌，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引起了敌伪顽的惶惶不安。
  1940年4月，徐州、临城、兖州、临沂、费县、枣庄、峄县等处日寇和汉奸集中1万余人，分数路对我鲁南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我广大军民对敌开展英勇反“扫荡”斗争，不到一个月就粉碎了敌人的狂妄计划，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峄县南褚楼一役，就是我峄县支队在外线配合主力对敌出其不意的侧面夹击，这次战斗除毙敌300余人外，并将敌寇“扫荡”抱犊崮总指挥广田中佐击伤，敌以专车运往徐州途中毙命。
    1940年春夏，鲁南成立区党委，由赵铸同志任区党委书记，还成立了鲁南军区，邝任农任军区司令员，我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上级决定我赴延安抗大学习。这年11月，我离开了鲁南，离开了战斗一年多的峄县。我走后县长由朱道南同志担任，峄县及鲁南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斗争中进一步得以发展壮大，成为人民期望之所在，也成为我军胜利开展游击战、埋葬Et寇的重要依托。此后，敌伪尽管多次进行过较大的“清乡…‘扫荡”，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我记得当时日寇派往峄县的宣抚官曾有这样两句表白：
    我剑已碎我马倒，
    尸骨遗向他乡山。
    从这侵略者临终的哀号声中，我更深刻地认识了一条真理：野蛮的侵略战争必败，人民的正义事业必胜，这是历史的必然。抗El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党的坚强领导伟大，而日民主政府，作为战争年代的人民权力机构，将同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起，载人中国革命史册。
   
                                                 (此文系作者1982年8月撰写)
                                                         （据《八路军115师在抱犊》2010年8月黄河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