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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解读魏晋风度

                                                   兰州大学  01中文 何猛


内容摘要：对于魏晋士人的清谈放荡后世争议颇多。本文试图抛开时空的局限性而从人性“恶”（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自然欲望）的原始的角度出发，源引尼采学说中的酒神精神对魏晋士人的清谈放荡予以解读。

关键词： 魏晋风度  人性善恶 酒神精神  蜡祭

    有关魏晋风度的解读后世一直在延续着。封建之世，人多贬之，大多出于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的需要，因而贬之为亡国殃民，李世民在《晋书 儒林传序》中所发的议论甚为典型：“使宪章废弛，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竟逐，二京继踵以沦胥”；及至清末、五四以来，研究者则基于反封建礼教束缚的目的，誉之为“人性的觉醒”（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今人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一书中，则从“将其放在中国文明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视其所作所为于世道人心有何益处”以及处于当时之世士人“应当如何做才是合理的”的大原则下出发，最终否定了人性觉醒的说法；与之相对的是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中所看到的“人的觉醒。本文尝试抛开以上的角度而从人性本原以及尼采哲学“酒神精神”的角度进行阐释。

                         一.人性善恶

    启良先生对魏晋士人社会责任感淡漠的评价是中肯的，然而似乎有点过于苛求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确，当时的名士大都出于世家望族，属于“上品”，且多在朝为宦，可是战乱频仍的生存空间，君臣“禅让”的历史闹剧，从根本上已经将儒家的道德伦理击碎，既是司马氏也只能以“孝”为标榜以治天下，又怎能苛求士人“铁肩担道义”？加之晋室自建立初，乃至为后世所称颂的“太康盛世”之中，已经潜伏着重重危机，晋武帝中晚年的荒淫豪奢、后党与太子妃党的明争暗斗、八王之乱的错综复杂，处于这样刀光剑影的狭窄空间中，道义早已不存，帝妃后党、皇室诸王的生命尚且轻如毫发朝不保夕，文人名士就更不用说了，惟有寄信仰与清谈之中，如钱穆先生所言：“又值世乱，生命涂炭，道义扫地，志士灰心，见时事无可为，遂转而为自我之寻究”（《国学概论 魏晋清谈》），因而开启了“个人自我之觉醒”的时代风气。由此产生的两晋士人的扪虱而谈、放纵不羁则是站在儒术的圈外不受其束缚，人性中抛弃了道德规范后的原始的、本能的天性的觉醒，从儒家的正统思想来看他们是麻木的、冷漠的，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对先秦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理性主义思潮的叛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又怎能用儒家的思想来要求、衡量他们呢？
    人性本身即有善（人性中道德规范下的理性的冲动）恶（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自然欲望）之分，二者属于人的社会性和动物性的范畴，统一对立于人性之中。理性约束在反人性恶的一面时必将宣扬善的一面，在宣扬善的一面时必将扼杀恶的一面。魏晋时理性约束的失败仅表现在于善的一面，而人性中恶的一面则在此时得以空前的张扬。理性约束在封建世末对人性的戕杀在于理性约束的铁箍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深而逐渐缩小，企图“存天理，灭人欲”从根本上剔除人性中恶的因素，然而对恶的过分扼杀，必将把对善的约束的铁箍进一步的缩小，善最终也被囿于理性的牢笼。对善的过分追求在封建世末达到了顶峰，对于人性中本能的欲望的扼杀到了也达到空前的残酷，因而鲁迅先生看到的史书中只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 “吃人”，中国的学者便开始了对“善”的围剿，呼吁人性本能的回归，但同样由于对“善”的过分围剿，从而导致了一段时间以来对儒家文化否定和扭曲。这些都是忽视了“善”与“恶”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所造成的，因而应该 “刚柔并济”，这里的“济”“既是天道又是人道”（张崇琛老师于课堂上语）。
由此可见启良先生摆脱了时代的束缚，却又无意中从儒家传统文化所赋予知识分子的崇高的济世道义上出发。他笔下的“人性”，是道德规范下的人性中“善”的一面，因而在他看来魏晋士人的狂放不羁的背后是灵魂的扭曲、心理的变态以及道德的沦丧；而李泽厚先生则是从人性屏弃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出发的，是人性中最原始的不受约束的天性中“恶”的因素的自然流露。“不是外在的人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做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由于着眼于“内在的精神性”所以他肯定魏晋风度。由于研究者站立的角度不同，因而便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二.酒的魔力

    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是对世事洞彻（这种洞彻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之上）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抉择。当初的社会构架本身就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抱负的合理生存的空间，他们无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导下去兼济天下----入世的张华、陆机在当时的朝中颇有清望，仍难免责任心淡漠、坐壁观战，即便如此最后也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他们的悲剧无疑是一大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士人入世的写照----只好退而在否定“善”的前提下复归对人性中原始的、本能的“恶”的寻求。然而在对人的本能的欲望有意地去复苏的过程之中，他们却无法完全剔除长期浸染在 “善” 的规范下所形成的兼济天下的冲动，这一点从他们的诗文中可窥一二。阮籍的诗文中有“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方”（《咏怀诗》第三十九首）等句子，及至登广武城，临楚汉古战场所发“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书》本传）之叹，其济世豪情于此一览无余；同样，即便是以恬淡见称归隐山林的陶渊明也无法摆脱这种矛盾，在《感士不遇赋》中慨叹“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从这篇情绪强烈的赋文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内心深处的伤世忧时，他始终无法达到老庄所谓“以理化情”的超然境界，心中总是念念不忘“先师”“忧道不忧贫”的遗训。他咏赞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咏荆轲》），咏赞敢与天帝斗争的刑天“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
    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使他们选择了酒精的麻醉。一方面在酒的魔力下逃避着政治灾难，《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亟由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另一方面，在酒的沉醉中让灵魂彻底的归于本性自然之真，在醉的幻境中使无法调和的矛盾化一。因而酒成了当时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翻开《世说新语 任诞》篇中与饮酒有关人事比比皆是。诸阮“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刘公荣与众人“终日共饮而醉”，毕茂世“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种在酒精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醉”，正是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所提出的“酒神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这是人性在酒神状态下所呈现出的一种“醉”的、非理性的颠狂，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尼采《偶像的黄昏》），在这里“个人带着他全部的界限和适度，进入酒神的陶然忘我之境，忘掉了日神的清规戒律”，做为个体的人解体了，但生命却获得了与世界本原合为一的至上的永恒，达到了与自然一体物化的境界，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从老庄哲学的发展领域对士人进行解读所得出的“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于这种境界，当时的士人亦有模糊的陈述，“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卫将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这里所说的“使人人自远”“引人著胜地”正是对酒醉后陶然之境的表述。在这种境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因而刘公荣与人喝酒，虽使杂秽非类而能终日共醉、刘伶纵酒放纵，脱衣裸形而处若自然、诸阮大瓮盛酒，与群猪共饮而无嫌恶。
这种疯狂放纵的情景，在人类早期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较为常见而且往往带有全民参与的性质。古希腊有“酒神节”，从这种放纵的场面中尼采创造了“酒神精神”这一哲学概念，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祭祀――蜡祭。《礼记 杂记》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 ‘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腊，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驰而弗张，文物弗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  “蜡”《礼记 郊特性》释意云 “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由此可见，蜡祭是在丰收岁闲之时，大祭鬼神的群众性聚会娱乐狂欢。(这种原始的祭庆丰收的余风在今世尤可见，笔者幼年所生活的关中地区农村每逢岁末农闲之时，有唱秦腔大戏的习俗，规模甚为宏大。通常由一个村庄主办，其他村庄协办，连唱四五天。当是时，人潮如织，小贩摆摊设点，俨然过节一般。其间乐趣无穷，忆昔所吃名为“糊汤”之食，至今思之尤垂涎三尺。)在“蜡祭”中，人们尽情发泄一年劳作中的疲倦和生活中的不如意，“一国人皆若狂”，在这这种疯狂的祭祀中，酒是不可缺少之物，这和古希腊的酒神祭甚为相像。孔子对这种祭祀中的颠狂持肯定态度，并由此阐释出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这里的“弛”类似于尼采酒神精神中的“醉”，魏晋士人的纵酒放荡正是取了“弛”而抛弃了对“张”的追求，因而“文武弗为”。但正是在这种松弛的状态下，个体达到了人性本原的回归，这种回归必然要舍弃人性中道德规范下的“善”的积极进取。古人在祭祀中的放纵，只是一种暂时的回归，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使 “张”的效果更为显著；而魏晋士人的回归却是永久的回归。
    在这种醉的 “若狂”的忘我境界之中，士人的行为却并非放荡到了胡作非为的地步，他们依然以“适度”为原则，这里的适度使士人的放荡不羁的行为仅限定与自身，从而不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危害，抛开儒家的道义而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品行是无可指责的，嵇康临刑时，数千太学生为其请愿；阮籍虽然不拘礼节，但却侍母至孝；而王戎虽然吝啬好财，但他的家产并没有向石崇之辈那样靠豪取强夺获得。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一书中推阮籍、陶渊明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称李白“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的人格是自“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颠峰的产物”，其因或许正是基于“适度”的原则。

    或许这些酒神的忠实的信徒们只有他们的同道中人才能真正地理解，而我所做的解读正如尼采所说，只是褒贬而已。聊为此文，仅以赞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