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酒店客服电话:潘绥铭：中国的性革命已经基本成功

　　吸引人们目光的不仅仅是他性学家的身份。事实上，对待任何问题，他都不轻信，不简单地理解，他总是试图发现事情的另一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被媒体称为“性学第一人”、“麻辣教授”，然而这些词在潘绥铭眼中都是不严谨的，并且马上需要修正。事实上，在采访潘绥铭时，记者的语速放缓了，开始了字斟句酌或者“磕巴”的过程。不过潘绥铭很宽容，他解释说“严谨”是他的社会学职业病。

　　潘绥铭和他的同事们最近发布了他去年主持完成的系列调查报告——《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 -2006》——这被称为世界上第一次进行的“性”的历史比较调查。这次调查是在2006年7月至11月进行的。此前潘绥铭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完成了“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200 0年完成的调查是中国第一次的同类调查。

　　从2007年5月1日开始一直到7月3日，这一组报告以简报的形式，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段内连续发布。必须承认，几乎没有人会真正看完总共22个“简报”，或许只是“简报”一开头层层叠叠的“宝塔式”标题就能吓跑很多人。但潘绥铭认为总会有人认真看这组报告，为此他于7月23日在新浪网开设了博客，以方便有人查询获取。

　　潘绥铭的严谨表现在各个方面，他甚至提及新闻报道的普遍问题：生活是平淡无奇的，而新闻报道往往是精彩过度而且带有太多的逻辑性。他也提到他未来可能的传记，“如果我70岁的时候写回忆录，你不要相信”，理由是“作者都会不由自主地重新解释自己的一生，他自己也必然如此。”

　　爱情，不要搞成梦幻

　　在大学生当中，2006年与2001年相比，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认为爱上过异性的人都显著地减少了，其中男生减少7.7%，女生减少10.9%。为什么呢？难道21世纪是爱情的坟墓？

　　大学依然是恋爱的天堂。但标准越来越高了，现代中国，包括全世界都一样，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标准越高，符合你标准的就越来越少，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况，尤其在受教育多的人的地方。

　　不是说他(她)不想恋爱，而是说他(她)恋爱成功率越来越低。他(她)看不上了！

　　什么叫爱情？中国传统上只有夫妻恩爱。浪漫情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公元11世纪，法国普罗旺斯省出现了第一个歌颂浪漫爱情的游吟诗篇《罗兰骑士之歌》，在那之前没有这东西，在西方经过1000年的成长，五四之后传到中国。现在但凡读书人，受过点教育的人，都信仰这个。

　　那么在浪漫情爱出产地西方，为什么出现了性爱分离？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爱情难于实现哪，这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西方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大学生中刮起来，尤其在美国特别明显，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爱情的幻灭。美国进入性革命的第三阶段，性和爱分离了。目前在中国还少有，表现是比较随便，其实是把爱情与性爱分开了。

　　中国怎么没这个问题？中国夫妻恩爱的标准，相对来说它低呀，尤其在精神层面上。要求没那么高，就容易实现，所以就不容易被别人颠覆。

　　你二十多岁浪漫爱情，三十多岁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想夫妻恩爱，至少对你来讲，这也不能抛弃吧，也是有价值的，它的标准没那么高哦。

　　你越崇拜爱情，你把它鼓吹得越纯真越高尚，最后你实现的可能越来越低，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如果像你所说，这是很让人震惊的？

　　爱情，从趋势来讲，只能是越来越少。如果标准不变的话，成功率当然越来越高，因为交往越来越多，沟通技巧越来越发达。问题是标准提高了。

　　中国人有种误区，总以为是因为道德败坏。最高层次的爱情应该也可以达到，但绝不是现在、绝不是马上、绝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低层次爱情也可以接受，这个在西方学术史上是表述得很清楚的，只是在中国没有人和大家介绍。

　　你听听流行歌曲，全世界都是唱失恋。爱情，经过1000年发展之后，尤其是现代传媒的吹捧，越来越可望不可及。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社会学是解决群体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个体的问题，有一千条规律，也未必符合每一个人的经历。

　　中国人是两副面具，两张皮

　　早在1987年，一位女学生就在课堂上问你：你老是说“婚前性行为”，那么就没有“爱前性行为”吗？哪一个更不符合道德？当时你是怎么回应的？

　　当时我没有回应，而是在第二堂课上做了回应。

　　她这句话深刻在哪？中国传统的道德永远是以婚姻为标准来判断性行为好不好，可是现在有了爱情。你可以说“不能以爱情来判断性行为”，那得讲出来为什么吗？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非婚性行为，这些全都是以婚姻为界线，那么有没有爱情(为界线)？这个女同学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两个标准，在社会上都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样。宗教信仰很难区分对错，你说这个宗教好还是那个宗教好？不是理性问题，不是道德修养问题，而是信仰问题。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是中国男人“找小姐”的总体情况。报告中反映“找小姐”与“多伴侣性行为”之间是反比例关系。在最近6年中，后者显著地增长了，从而抑制了男客总人数的增加。简单一句话：性产业的天敌，其实并不是禁娼的法律，而是性解放。根据你的报告，是否可以预测性产业最终会走向衰落？

　　大俗话讲，如果不花钱就有，你干嘛要花钱买呢？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一个规律。娼妓业最兴盛的时候，是19 世纪中后期，20世纪以来，是减少的趋势。他不花钱，甚至还有感情、还有爱情。为什么还要找小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也逃不出世界的发展规律。

　　目前在中国，无论“小姐”还是嫖客，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罚款是5000元，同时拘留最多15天，还要通知家属。在这短短的6年里，觉得“处罚小姐重”的人增加了将近1倍，现在有四分之一强的人并不同意目前的政策。但是如果公开的表达，这种宽容是否还存在呢？

　　那当然就不会出现宽容了。全中国人都知道，这就是群体的压力、社会的压力。私下的意见与公开表达的意见会不一致，这表明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渠道不畅，缺乏这样的社会条件。现在的好处是发表不同意见不一定会产生后果，比如在网上回帖，可是对于引起后果的恐惧依然存在。所以大家都潜水，都不跟帖。

　　要了解中国人的真实想法，你只能这样做(采用私密方法进行调查，比如让被调查者单独在笔记本电脑上回答问题) ——凡是中国的社会调查，凡是注意质量的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大约十年前，李强教授在学术界早就提出来，中国人是两副面具，两张皮。这是很有道理的。

　　2006年，性革命基本成功

　　为什么调查结果有时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呢？比如大学生总体的性行为发生率要比同年龄非大学生的要低。

　　每一个人总是根据个人经历来做出判断，这无可厚非。中国大学生的住校环境在世界上是比较特殊的，都有一个围墙，有校卫队，有宿舍管理员，中国是一个军营式的大学。同质性、特殊性的人群，封在集体宿舍当中，客观上形成了禁锢，禁止校外租房，禁止进入女生宿舍楼，都是奇异的做法，西方人恐怕无法理解。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是每个人的本能选择，认为调查结果与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正常的。事实上这正是社会学家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对于社会群体行为进行观测并做出相应的解释，而个体的问题是心理学家负责回答的。

　　有人特别注意您关于多性伴侣的调查数据，调查显示“2006年，约1/4的中国成年男女曾跟不只一人发生过性行为”。人民网一篇评论对此发出疑问：“多伴侣”是性革命还是性放纵？

　　这是价值判断，它并没有说调查的数字不真实。这是一个信仰问题。

　　而我主张多元平等的社会，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同样的在一个国家，一块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我为什么一定要说服人家，为什么呢？多元平等的选择才是最适当的。

　　为什么说性革命在中国基本成功了？

　　目前中国人在性的方面变化太快，一般来讲，6年做一次性的历史比较调查，在时间上是比较短的，但符合中国的情况。在2000年的上一次调查，就已经发现中国的性革命在向前发展，2006年，从一些重要的方面判断，这个性革命已经基本成功，这就是一个总体上的判断。

　　为什么说成功？大概是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比例比较高，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总人口中的多数。比例高，说明他们不像以前政治语言所描述的那样是“极少数人”。“这些活动”，是指什么？这都在报告中有。比如说多伴侣性行为和婚内性生活的多样性。

　　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说它成功呢？是说反对它的力量越来越小。性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它没有这种指标。它只能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反对了。

　　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成功标志。

　　有人没有感觉到，这是因为性革命并不一定涉及到你，这只是说全中国人的情况。

　　对于曾发生性革命的国家，我们真的和它们一样吗？

　　谁说性革命要和外国一样了？革命、革命，它说得是一个变化程度。一个是短时间内，一个是急剧变化，这就是革命。以前当然也有变化，但它是缓慢的。

　　那么在这场性革命中，有没有人因此受到损害？

　　性革命，没有人组织，无领袖，是个体凑成的一股潮流。有人认为，性革命会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它促成青少年的保护，那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性革命，实际是一个权利意识的革命。但对未成年人，是不能这么套用的。

　　在走向上，性革命会一直延续下去，当然这有一个前提——社会在总体上的走向依然不变。

　　我的理想是没有人来听课

　　十年前，为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潘绥铭只身闯入广东某地的红灯区，在调查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风险，这些细节被媒体反复引用，然而潘绥铭却不以为然。他说，其实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社会，也不了解调查的真正困难所在。

　　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它的危险，一个研究者不是记者，不会触动性产业经营者的利益，“没有人管你的”。最大困难在于调查本身的枯燥性，生活本身平淡无奇，是无序的、无逻辑的。因此从平淡与无序中发现规律与有价值的东西是对人的天性的折磨与挑战。

　　每一天，在现场你都会想——我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有时，你会认为自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这种心理上的折磨外人是不会了解的。“给你烦的，连续几天没收获。”潘绥铭回忆说。

　　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课程，从1985年开始，一直开设了22年，它以正式的课程名义进入选课表，每一学期人大的同学都可以在内部网上自由选修——目前为止，这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

　　潘绥铭教授被人大学生评为学校的“四大名嘴”之一，然而以往广受同学欢迎的课程，课堂上听课的人却在减少。“ 今年选修这门课的人是50多个。过去将近200个。虽然听课的人数有时远远超过选课的人数，但像80年代的那种听课的盛况再也不会有了，在80年代最高峰时，有人要站在窗台上听课。那时，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而这方面的知识太贫乏了。”

　　“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课上没人听课了。这意味着性革命完全成功了。”潘绥铭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

　　他解释说，性的研究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或者怎么才算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呢？就是没有人再来采访你了，而听课的人就是几十个人，不会上百人。人们不太需要你的东西了。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的。牛顿的理想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一天我不需要再讲万有引力了，人人都知道万有引力了。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5年，他在国内率先开设了性社会学课。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学专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问世，到2006年时，已有15本专著出版，另有三本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