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 of 的用法:有效化解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权威论坛）

今年上半年，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持续上升，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
有效化解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权威论坛）
《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22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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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放大器
吴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指世界经济中有一类风险，既是系统性的，又是结构性的。这些风险其实早就存在，只是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让这些风险充分暴露在世人面前，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
莫汉·古鲁斯瓦米（印度新德里政策选择研究中心主任、前财长顾问）：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倡导的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是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实现了美国的经济霸权。
翁百合（日本综合研究所理事）：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和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之一。例如，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每年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来看，日本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从去年排名第十七位降至今年的第二十七位。金融危机后推进产业重组的韩国排名第二十三位，超过了日本。又如，反映外国企业在亚洲投资关心度的“亚洲统领”基地和“研究开发”基地等项目，两年前日本的竞争力都保持第一位，但2009年所有项目的第一都让位给了中国。
吴庆：目前讨论较多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有：欧洲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与金融衍生产品有关的金融监管问题；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此外，已经纳入二十国集团峰会讨论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还有：各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之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金融危机之后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等。
高财政赤字构成直接威胁
吴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跨国金融机构帮助某些政府隐瞒负债真相），欧洲一些国家背负了自身无法偿还的债务，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出台巨额救助方案。但是回顾这个过程，希腊与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谈判一波三折，严重动摇了投资者对欧盟的信心，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在去年12月到今年6月的半年时间里下跌了20%，救助希腊所动用的资金也超过了市场早先的预期。
小川英治（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欧元危机的原因在于欧元区经济自身存在结构性问题。希腊财政危机发生后，欧元持续贬值。为什么仅占欧元区不到3%的小国希腊会造成欧元暴跌？问题在于，为了对应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急剧增加。欧元区的问题是，统一了货币，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洲中央银行实行单一利率政策，实行相同的金融政策，不能应对欧元区各国之间不对称的经济问题。
水野和夫（日本三菱UFJ—摩根士丹利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师）：当今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政赤字。与克服通货紧缩相比，必须优先摆脱财政赤字。希腊的财政问题很严重，日本的财政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最严重的之一。日本国债大多数是国内投资者持有的，但是伴随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储蓄率将逐渐下降，日本国内消化国债也将逐渐减少，必将希望外国人持有。为此，日本将不得不提高利率，由此将出现付息费用增加、财政状况恶化或日元贬值。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表的报告，日本的政府债务2015年将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50%，大大高于希腊的140%。这相当于一个人背负超过自身体重2倍的沙袋。日本老龄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负担加重。问题明确但不能解决，这与希腊是相同的。
应对重点在于加强监管
吴庆：导致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并不在集中清算的交易所中进行，因而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使投资银行虽然能够承担很高的衍生品投资风险却不受有效监管。在金融市场上，愿意承担高风险的金融机构能够把不愿意承担高风险的金融机构挤出市场。这样，在缺少外部风险监管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市场份额，金融机构只好冒更高的风险、从事更多的衍生品交易。这就增加了整个投资银行业的风险水平。在危机之前，美国的投资银行并不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当投资银行业出现危机征兆以后，金融市场顿时失去了流动性，也就失去了市场功能。
莫汉·古鲁斯瓦米：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在于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国掌握着“印钞机”，而且这种特权实际上无法得到有效监督。正是由于美国具备了这种特权，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借债能力，美国就可以轻易地举债度日，因为发行纸币的成本与纸币面值所包含的劳动价值有着巨大差距。比方说，印刷一张一百美元的成本是很低的，但一百美元或许就可以从发展中国家换来与一百美元等值的商品。世界各国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还有部分国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巨额的债务对美国政府来说虽然棘手，但如果开动印钞机，增加货币供应量，美元就会迅速贬值，各国的外汇储备自然就会缩水。
吴庆：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危机。除了上世纪30年代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外，美国政府对金融危机并没有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予以阻止。这是由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决定的。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元处于中心位置，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金融危机的损失转嫁给其他国家。实际上，这一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金融资产的贬值、储备资产账面损失、廉价美元冲击和全球性经济衰退。美国承担第一部分损失，新兴市场国家却在后三类损失中首当其冲。美国参议院７月１５日通过了最终版本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从规模上看，这项长达２３００页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称得上是上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以来之最。从范围上看，法案对诱发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问题，包括金融机构过度投机、金融衍生品无序发展以及信用评级机构责任等问题都有涉及。美国金融改革的具体实施，将转移至美国财政部和各监管机构来进行。这些部门将判断哪些企业具有“系统重要性”，从而对它们施加更为严格的资本要求和监控。不过，这些改变能取得多大效果还要看后面的操作。美国的金融体系中重复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加强监管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金融体系改革有待继续推进
莫汉·古鲁斯瓦米：从根本上控制风险的办法，就是形成新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一过程将非常曲折。目前，应当积极推行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加强对金融体系、银行机构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增强监管的针对性。
吴庆：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在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世界银行集团186个成员国批准了世行增资862亿美元，并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投票权提高了3.13个百分点，达到47.19%。中国的投票权增幅最大，从2．77%提高到4.42%，从世界银行第六大股东国一跃成为第三大股东国。然而，美国在世界银行的重大决策中仍然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这有待进一步改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改革也有待推进。
翁百合：新兴国家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亚洲企业的实力也在增强。对于日本企业来说，要寻求适合新兴国家市场需求的全球化对策，不论企业规模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都是紧迫课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需要制定提高竞争力的政策，否则，解决就业、提高国内制造附加价值等问题都将失去机会。政治家和政府面对世界经济中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应该具有危机意识迅速做出决策。
吴庆：解决世界经济中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绝非易事。简而言之，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绝大多数问题，例如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涉及多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政策调整必然涉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在国家之间的博弈当中，各个国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出现了指责别国、推诿责任，以及搭对方便车的行为。如要达成一个各自满意的结果，需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其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某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积累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不是在短时间里能够化解的。有鉴于此，世界各国应该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积极利用包括二十国集团在内的政府间平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加强信息交流和意见沟通、促进多边合作。世界经济中已经暴露出来的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还会继续存在，因此需要世界各国政府高度警惕，加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力争取得“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
（本文外国专家部分由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驻印度记者王磊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