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爱，奉献给“谁”——抗震救灾与中产阶级霸权表述

　　又见“爱的奉献”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或民间（公民、市民）社会的力量和作用，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以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的自觉的慷慨解囊，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觉地被调动起来，不由地感叹中国公民社会的强大，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的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并非此时此刻才被焕发出来的，最近几年，在媒体上不断地看到一种救助热情，尤其是救助弱势群体，被广泛报道的是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和对残障人士的救助（一种因生理而不是社会造成的弱势，如同地震作为自然灾害更容易免除“社会”责任一样），其中，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事例是某捐赠者因被救助大学生没有把捐款用作读书反而去开公司创业，故而向大学生“索要”善款和道歉，从这里可以看出，被捐助者应该有“自觉”地向捐赠者感恩的意识，似乎和谐社会的和谐之处，在于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同时，被帮助的人要反过来感恩社会。而关于这次救灾捐款，在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是哪些企业捐了多少钱，哪些企业没有捐钱，在这里富而有礼获得最佳的体现，对于那些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知名企业家的指责（如王石遭遇捐赠门），则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为富不仁，那么，在不断增长的捐款数额里面，是不是为富仁就获得了道德正义性呢？或者说在这种以金钱为唯一指标的人道主义救助中，阶级的问题如何被处理呢？难道全社会大家互相救助，就能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吗？可以说，这种社会救助的大合唱似乎要有效地面对和解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急剧分化的阶级事实，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就是说，有困难、穷一点不可怕，社会、有良知的人们会“解救我们的”，富不富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被转移为富要救助社会，富要帮助别人，否则就是不道德，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共识，当然，从王石的道歉、家乐福的积极捐款中可以看出，网民或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力量”（作为房地产和家乐福的消费对象的显然是城市中产阶层或市民，这些市场逻辑内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爱的奉献”作为一个名词性短语，如同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攻坚战中出现的社会文化表述“分享艰难”一样，非常巧妙地通过回避主体与客体的位置来构造一种霸权表述，比如“分享艰难”并没有说出“谁”分享“谁的”艰难，似乎“分享艰难”不言自明地具有主体和客体，但是这个短语本身却把市场化进程中被剥夺者（下岗工人）承受国家改革代价的问题（也常常被描述为转型期的“阵痛”）转化为让“人民”来分享“国家”艰难的一种有效询唤，“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或不需要说出的前提，如果说后者/客体是灾民，那么前者/主体又是谁呢？是你，是我，是他，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他来由衷地填充，恐怕很少有人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在这种道德抚慰中，我们不会去想“地震”发生的合不合理（当然，如果是自然灾害，就更不需要去追问），反而是在认同有灾害的前提下，使灾害变得无害，有效的意识形态不是不让人看见，而是让“黑暗”的有威胁的力量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然后再用安全的方式来驱逐“黑暗”，现在的驱魔术，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人人”都点亮一盏灯，可以少一点黑暗（我完全认同那些试图改变市场的逻辑而寻找另外道路的勇士们），我们就可以踏实了，就可以心安了，我们在抚慰灾民，也在抚慰我们自己。可是，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这种中产阶级道德依然是有边界的，我们从电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献爱心的人都是市场内部里面的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说农村/农民已然不在捐款、爱的奉献的想象的共同体里面（起码媒体上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即使有也不是媒体和观众所想象中的那些要献出爱心的人），之所以被排除在外，是因为农村还没有被市场的逻辑吸纳，在市场之外，尽管市场已经对农村虎视眈眈了（不断地有通过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方式来实现农村市场的呼声），或许有一天，市场把所有的外部都吞没了，但悖论的是，市场永远需要一个外部，以前是殖民地，是女性，是黑人，现在这些都“解放了”，乡村、欠发达地区、家庭以及欠发达地区的自然（发达地区是很有环保意识的）依然充当着市场的外部，为市场提供原料/劳动力，并负责回收废弃物/劳动力（如家庭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发挥着收治伤残劳动力并维系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

　　如果稍微追溯一下《爱的奉献》这首歌曲的诞生之处，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春节晚会上（爱的话语本身也是80年代以来内在与人道主义叙述之中的，作为对政治第一的实践以及革命异化的批判方式之一，有抚慰受难者或劫后余生的意味，而“爱的奉献”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流行更张显这种话语自身的疗救伤口的情感能量），《爱的奉献》（韦唯演唱）是为著名围棋大师聂卫平姐姐家的保姆演唱的，因为保姆不幸身患绝症，因此号召现场观众和社会各界给她捐钱，很有趣的是，这里的被救助者是保姆，捐款者是保姆的“主人”，捐助与被捐助者的权力以及阶级位置已经很清楚了（相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这一社会主义时代的经典文本，同阶级的兄弟情谊已经转变为主人与保姆的“和谐相处”）。联系到最近几年的感恩教育，显然爱的奉献也不是无私的奉献，捐献者捐助的是“恩情”，因此被捐助者应该懂得“感恩”。这种感恩的话语一次次从废墟里救出来的孩子、妇女口中说出（孩子、女性依然是更感人的弱势者的代表，在媒体宣传策略中也更为有效），尤其是在《爱的奉献》晚会现场，来自灾区的孩子要求刚刚联络上的已经脱险的父亲，一定要去做志愿者，去帮助更多的人，确实是最感人的场景之一（我看的时候，也哭了，相信人性的伟大，相信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这里，可以追究一下“志愿者”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身份认同。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官方网站中，“‘志愿者’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也被译做‘义工’。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志愿者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并以1993年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性事件”，这些说法显然更强调志愿者服务的西方源头以及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标志，而与人们的记忆更相关的是，“志愿”所引起的联想是抗美援朝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入党、入团志愿书中所填写的“我志愿加入……”，而中国志愿者网上查到的关于志愿者服务精神的实践者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这或许是志愿者精神的本土脉络，与其说这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在志愿者服务中的延续，不如说借助志愿者服务这样一个词汇把雷锋精神中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道德典范和国际主义精神转化为一种人道主义叙述，或者说“我志愿”中志愿是一个动作，加上“者”这个助词就变成了名词了，也就是说“我志愿”的对象就消失了，我志愿做什么不重要了，或者说，“志愿者”是“志愿”的名词化，同时也是志愿的对象，即“我志愿成为志愿者”，“志愿”本身就是“志愿”，多么好的同义反复啊！

　　底层分享与认同

　　这种“爱的奉献”的话语成为一种霸权表述，还不在于作为准中产阶级主体的城市市民被这种话语所整合，而在于这种意识获得了其他阶层尤其是被统治阶层的由衷的、发自内心的认同，这或许是霸权的威力，使人们意识不到或者说不能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某个阶层的诉求，也许“爱的奉献”的晚会很空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指越空洞，越具有包容性（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都很空洞，但很有收编力，或者说很有效）。下面我试图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爱的奉献所预留出的主体位置是如何被非中产阶级的底层民众以及作为中产阶级预备军的80后所分享的，以说明这种话语所具有的整合力。

　　网络上有一篇关于“非震区灾民”的帖子（网友乡下小妖1979在2008年5月23日发表在『天涯杂谈』中的帖子《大灾了，我流了很多泪，没有捐一分钱，大家来鄙视我吧》），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对于作者是不是这个身份，网友有所质疑）为自己没有捐款而感到愧疚，非常自责地说“我是不是值得鄙视”，而没有去捐款的原因似乎有这样几个：一是厂门口的捐款箱无人问津，作者也不愿意“露风头”，因此，“心里却一直有点疙瘩，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一直在受良心的谴责”；二是为了平复自己的良心，同时又不想在同事中显得“另类”，就必须“坐公交车到很远的沃尔玛超市门口的红十字会捐款箱”（沃尔玛与红十字捐款箱的同时出现，或许并非偶然，一种是以终端消费决定生产链的营销模式，营造了物质极大丰富以及“自主选择”的开架销售式的超市模式，也被人称道为超市民主的隐喻，另一种则是红十字会式的人道主义救助方式，前者是突显消费者“主体性”的市场/民主方案，后者则突显救助者的爱心与善良，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与工厂前无人问津的捐款箱形成了有趣的参照，在冷落捐款箱的同时，还有以生产者为主体的工厂在以消费为核心景观的后工业社会中的冷落与遮蔽），考虑距离的原因，作者也没有去；第三个，或许也是对作者触动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灾民的伙食“标准”（暂且不说事实是否如此）比自己这个工厂的正式工人还要高，“灾民一天的生活费比我两天的还多”。考虑到这些原因，作者没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觉得心里很纠结，不捐钱好像欠了谁的。难道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献血。我为大灾流了无数的眼泪。”或许，把这些难言之隐写出来，可以缓解自我内心的自责，或者说求得原谅本身是自我赦免的一种方式。读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震惊，或者说作者（考虑网上“谁也不知道对方是条狗”的潜规则，暂且不追问发帖人是不是与帖子中的叙述者统一）如此强烈的自责和自省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帖子的叙述很像宗教忏悔，说出自己罪过的过程也就是获得或求得赦免的过程）？帖子的第一句话是“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灾情，我吃了一惊，继而看到救灾，感到安慰与感动，每每在电视前泪流满面”，电视以及电视中的灾情和救灾使作者感受了一种捐款的压迫感和情感的强制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电视/传媒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巨大而成功的动员或询唤效果，或者说，“不捐款就会造成良心自责”（或许不需要网友对富豪的“逼捐”，普通人也自觉地有道德压力），而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份自责来自工厂的工人，按照作者的叙述，仅从灾民的伙食对比中，就可以看出他是比灾民更“灾”的群体（为什么会如此呢？工人阶级从受社会主义体制保障的准城市中产阶层在十几年市场化改革中失去了历史的主体位置而跌落到社会底层，尽管还有比工人更低的看不见的底层），如果真是如此话，帖子的叙述者本人应该也是被救助的群体才对，可是他（姑且把帖子的叙述者认作是一个男性吧，工人与男性的想象更符合社会常识，一般来说，在“工农兵”的群像中，工人和士兵是男性，农民则是女性身份）为什么偏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被帮助的人，反而为自己无法成为捐款者也就是去帮助别人而深深愧疚呢？这恰恰就是“爱的奉献”等人道主义话语自身所建构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的奉献”所强调的是“献出”，而不是接受，作为奉献的接受者在这种叙述中是客体的位置，而不是主体位置，因此，帖子的叙述者为自己无法填充或满足这样一个必须“献出”的主体位置而深深地自责和焦虑，当他写出这些“忏悔”的时候，网友几乎都好心地回帖“少捐点没有关系，心意到了就好了”，这样的回帖应该可以使他获得些许安慰吧。

　　“80后”的自律与正名

　　如果说“非震区灾民”因对这套话语的认同而自责，反而呈现了他从属于低阶层的身份，那么80后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作为一种获得承认的命名，经常是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特立独行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尽管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青少年作家为80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场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被划归80后，但是80后并没有能够摆脱不负责任的“温室里的花朵”的想象或者说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春树作为封面，把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被认为是为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80后作为一种代际命名，并非始作俑者，最早在文学杂志中出现的是70后写作，随后才有80后的少年作家们，再往后，它被应用于对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描述，这种不断更替的代际划分本身是很80年代的文化逻辑，当然80年代又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新一代、少年、青年以及孩子作为拯救性或被拯救性力量的浪漫化的直线进化论式的想象（作为“五四”的重要文化表述就是孩子、少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也是被拯救或被启蒙的对象，恰如鲁迅的名言“救救孩子”），可以说，80后基本上可以等同于青年人，自然或先然背负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意义，因此，无论是对80后的负面评价（恨铁不成钢），还是正面评价（成熟，就意味着担当），都是这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过80年代对左翼文化的拒绝，作为历史主体想象的“工人阶级”、“工农兵”、“人民”已经失效，80后或许成为填补50-70年代革命文化消失之后历史主体空白的一种可能方式（尽管不一定有效）。

　　这可以从2007年热播的两部青春励志电视剧《士兵突击》与《奋斗》中看出蛛丝马迹，前者是底层青年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白日梦”，作为普通士兵许三多，需要的不是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而是在部队的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和考验中脱颖而出，在经历了新兵连、场站训练场、钢七连、特种大队等一系列PK比赛，许三多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兵工”即特种兵，而这种胜利被归结为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也就是要坚守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能为了胜利的结果而不择手段），这成为每一场PK比赛中的赢家的逻辑，这部电视剧与诸多电视台的PK比赛（自从超级女声所开启的PK比赛，各种PK赛式的电视栏目成为电视台最热播的栏目）充当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在比赛或游戏中，明白胜利与失败的道理，而不去质疑比赛或游戏本身的合法性；后者则是资产阶级之子的没有奋斗的奋斗史，子一代或许不需要金钱所标明的成功，但需要的是核心家庭的圆满和朋友的友谊，这两部戏所召唤的主体恰恰是充满道德自律感的中产阶级价值，相反，那些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以及出卖朋友的行为，即使成功了（获得金钱或至高荣誉），也不是真正的成功者。

　　可是，80后毕竟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环境中长大并深受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影响，或者说80后更像市场意义上的个人（一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个人），普遍存在着一种政治/社会冷漠症，但是，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正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21日）所说：“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场悲剧，或许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有助于消除一个偏见：中国新一代学生都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其中韩寒，作为80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学校体制而成名的小说作者、赛车手，同时也是最先获得80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据说推掉了一些商业代言活动）。与这些80后的“明星们”毫不逊色的是，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队中也有许多是80后，“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教育部也对“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给予表扬（尽管教育部把80后的表现主要归功于校园里的政治思想教育）。这种对于80后的正面评价，并非始于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灾中，80后已经获得积极参与救灾，到了三月份“反藏独，护圣火”的活动中，“80后的爱国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包括海外的80后们，香港的《南华早报》称赞说“爱国主义重塑‘80后’一代”，“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爱中囯’红心大联合，再到‘ANTI-CNN’网站的创建，这种团结意识、爱国情操和首创精神不禁让人对‘80后’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有“‘80后’领导全球爱国行动，中华后继有人”的盛赞，似乎在灾难中80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或者说“80后终剥去‘妖魔化’外衣：被赞已走向成熟与理性”，这种叙述的逻辑支撑是，备受指责的80后不过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而经历了某种“考验”/磨难，80后成为了法律、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性的人，准确地说男人）。在一篇《成熟，就意味着担当》的帖子中，网友总结地震发生后“80后”变化：

　　变化一：以前不怎么看中央台一套；现在锁定CCTV1不换台。

　　变化二：以前心情为股票涨跌起起伏伏；现在恰好买的股票涨停，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变化三：以前并没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有多爱自己国家；最近发现自己其实爱死她了。

　　变化四：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最近没这个心情了。

　　变化五：以前总觉得做白领好累、压力大，有很多事情要烦；最近发现还是关心灾情占了很多的时间。

　　变化六：以前很担心我们国家万一遇到类似70年前的日本侵略，会心不齐，没有凝聚力；现在发现自己是瞎操心。

　　变化七：以前和谁都客客气气，现在对不关心地震的同事；划开了界限，觉得不是一路人。（读者可检验以上变化，看自己符合哪几条。）

　　这种成熟的“主体”是有具体所指的，就是一种“爱国情”， 恰如“ANTI-CNN”网站的创建者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如果说这种爱国情，在三月份的“爱中国”红心大联合中，还会出现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杂音，那么到了抗震救灾中，80后的爱国情就很少被指责为一种受到国家动员/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反而不自觉地把80后从“特立独行”的个人或个人主义姿态转变为或整合为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或祖国高度认同的主体的变化作为80后的自觉、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传/动员（煽动/收编），可以说，这种主体位置的转移，与其说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调整，不如说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又一次发挥作用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刻，或者说动员的时代里，个体是如何被主动地、自愿地吸纳到国家、民族、祖国等认同之上的，就连似乎被认为是在个人主义的养料中长大的80后，也可以“轻易地”被“收编”，就像“志愿者”这样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身份一样，“我”是自愿的。这种80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遗产，不如说更类似于美国式的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这与80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未来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因此，他们“自然”具有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道德自律。

　　中产阶级霸权表述

　　可以说，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捐款捐物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钱人、中产阶层去献出爱心，而是那些显然低阶层或非中产阶级的人们也要由衷地认同于这样一种叙述，并把这种叙述逻辑内在化，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套话语自身是如此地具有整合力和霸权效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究竟为什么这样一套老话语会“焕发出新颜”，远得不说这套话语形成于19世纪，就连30年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还昭然若揭，甚至被作为异端的思想，但是此时此刻，已经很难再指认出它的意识形态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恰恰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才能有效运作，一旦露出意识形态的尾巴，也就离失效不远。如果说这套话语会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的固化有关，如果说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在阶层极速分化的过程，那么最近一两年，似乎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完成，人们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工人，他分享了这种中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同时他也从“新闻”中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处在比灾民还要差的一种阶层位置上，但是他无法也不能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提出什么异议或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无间地把自己恰当地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位置的错位是否说明了另外一个老说法，从自在的阶层变成自为的阶级需要“先锋党/知识分子”来灌输或植入呢？）。这种话语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形成，或者说人数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大众媒体（显然，没有市场化的农村不再这个“大众”里面）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80%的中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以中国大小城市为市场边界的社会把中产阶级的价值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也就是说，在社会阶级分化已经完成的今天，使得这种“爱的奉献”的话语得以成为社会各个阶级所分享的霸权逻辑。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以爱的奉献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话语，成为填充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想象的位置，这种话语成为社会的和谐之音，在弥合阶级鸿沟的或许说修正妒恨政治学的同时，也印证着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的固化或完成。借助抗震救灾这一突发事件，得到演练的或暂时获得想象的公民社会只展现了其温情的一面，距离可以充当政治抗争空间的民主化远景还相当遥远，并非在灾难面前不需要我们献出爱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政治上的人道主义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否定从理论上反思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遮蔽性也是必须的。

　　讨论

　　参与者：李阳（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张春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生）、萨支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阳】

　　这篇文章极富洞见地指出，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爱的奉献”通过对“谁把爱奉献给谁”的主体与客体的悬置，完成了中产阶级人道主义对于阶级现实的遮蔽与整合。这种话语不仅仅在于规范中产阶级的道德自律，还在于对非中产阶级的群体产生询唤作用，作者从“非震区灾民”和“80后”两个非中产阶级群体对于这套话语的认同来说明“爱的奉献”所具有作为社会共识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爱的奉献”是一种获得非统治阶级由衷认同的霸权表述。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这套话语如何吸纳了底层叙述，把一种底层的叙述也转移或收编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建构。

　　本世纪初，表述“社会中需要帮助人群”的语词承载着各自的脉络竞相过往，这体现在弱势群体和底层的浮现上。“弱势群体”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九届人大五次会议，2002年3月）中，被列为弱势群体居于首位的便是“下岗职工”，继而是“体制外”的人（即那些从来没有在国有单位工作过，靠打零工、摆小摊养家糊口的人，以及残疾人和孤寡老人）和农民工，最后是体制内较早退休的人群。“弱势群体”一词，一方面内在于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脉络之中，它明确指代那些处在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困境（贫富分化、下岗等）中的人群，并且将“下岗职工”放置在首位，另一方面这一语词又以普世性的抽象描绘（弱势/强势）巧妙的隐去了“阶级”的范畴。相对于官方使用的“弱势群体”，“底层”的重新启用更带有了“民间”色彩。相对于2001年《读书》上“关注底层” 的孤独呐喊，从2002年开始，随着官方“弱势群体”的提出，关于“底层”的探讨时时见诸报端。2003年，这一关于“底层”的讨论随着政府明确将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而进一步白热化，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和农民开始代替下岗职工成为“底层”的代言人。一时间，农民及围绕农民的话语占据了底层的中心。与此同时，下岗工人在这一底层的讨论中被悄然边缘化。在主流想象中，下岗工人似乎并没有农民工那样“底层”，尽管在2005年，随着《那儿》的出版，关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讨论被再度激发，并且和底层联系在一起，但下岗工人似乎再也无法替代农民雄踞的中心位置。在此，置换发生了，一种诞生于五十年代（毛时代）的城乡二元制话语，有力地替代了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所引发的困境，无论贫富分化还是底层的涌现，都成为肇始于五十年代城乡二元制的负面结果。于是，一方面，关注底层的毛时代和当下的左转倾向被缜密地缝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彼时建立城乡二元制和今日解决由此造成的困境之叙述，解决方案便是城市化或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经济结构转型在缝合中被隐秘地略去了，或者说不需要追问改革的代价问题。这套逻辑严整的叙述在种种缝合之中，政治经济学的论述空间大为减小，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人道主义的叙述：即当初为了城市的发展而压抑了农村的发展，今日要帮助农村重获新生。在这个意义上，“底层”这一能指似乎很难唤起阶级的政治想象，而是一种“去阶级化”的修辞。也就是说，在这个脉络中，“底层”不再隶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内在于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话语，“底层”所询唤的并非阶级整合，而是一种对于底层的关心与同情，还包括身居底层的道德正义感。或许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汪晖提到，底层出现的时候，阶级便退场了。

　　这种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话语，被一项社会福利政策呈现出来。那便是肇始于2001年的福利彩票电脑销售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政策力度的加大，这种方式以网点销售电脑福利彩票替代以往大奖组销售的即开型彩票。也就是说，在这一年，福利制度开始向一种更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大幅度迈进。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随之而来的，是电视银幕上骤然跃出的残疾人、孤寡老人和重症患者，从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老年舞蹈《俏夕阳》、残疾人舞蹈《千手观音》，到北京台热播的《大宝真情互动》中逆境中的人们，这是一种不同于上述两种样式的别样的底层书写开始形成，一种更大的置换也由此发生。此类节目常常避而不谈“底层”或“弱势群体”，而是采用更具人道主义的修辞，诸如《大宝真情互动》所使用的“人物在逆境中”、“普通人不寻常的命运”、“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群”，或者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的“城市边缘的呼吸”等等，而这些修辞几乎无一例外地撇掉了任何阶级表述的可能。这种由于先天或疾病而造成的底层无疑更能唤起所谓的社会良知和道德共鸣，更重要的是，更能以人道主义的感伤遮蔽种种真实存在的矛盾。显然，这种无关痛痒的底层更能得到日渐娱乐化的电视节目的青睐，疾病和残疾便竞相成为再现“底层”的方式。

　　【张春田】

　　读你这篇文章，感觉很矛盾。我同意你的一些观察，文中不少判断也很犀利，比如你提出对地震事件的人道主义阐释话语的有限性和遮蔽性，而且在历史脉络中追溯了这种话语在最近三十年“去政治的政治”语境中的内在运作逻辑和霸权特征。但是，整体上我又觉得这种文化反思和批判，跟震惊性的地震事件之间，存在着距离。我个人觉得，正是这次地震，让“祖国”和“人民”不再是空洞夸张的大词，让“共同体”有血有肉地显现出来。“共同体”不可能只是时髦理论所解构为的完全建基于想像的虚构或询唤效果，也不可能只是市场逻辑中现实利益的联合。它依托着充实的历史经验（从三千年的帝国到一百多年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承续），凝聚着真诚的群体情感（“到底是中国”，而且是“咱们的中国”），而且面对危机，也释放出巨大的现实力量（真正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正是这样的“中国认同”，我以为正是在劫难后最珍贵，也最值得发扬的东西。

　　这并不是说不要对这次地震中凸显的问题加以反思，但愈是看到现实中的问题，愈是应该意识到改造中国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批评了事。需要把自己带入进中国问题的语境中，挣扎于并且承担起那些困境。而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道路”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抛开全球化中更加激烈的国家利益竞争和斗争，以及政治经济层面上中国面临的挑战不谈，单看中国内部的价值认同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全面市场化，资本和金钱的逻辑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剧烈地颠覆了原有的价值感、意义感和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分化日益加剧，“断裂”社会如何整合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当旧有意识形态已经日渐空洞化，其吸附力不再那么有效，而传统的伦理教化和精神上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日渐远离这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的时候，核心价值之阙如已经非常严重。严重到甚至连阙如也不被认为是问题，有人似乎习惯了生活意义的空虚化。这次地震中，一些“经济人”不是有极为冷血的言行吗？他们不过充分证明了那种把人变成原子化的个人，切断人与人、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经济利益替代一切的市场逻辑。

　　然而，就像本雅明讲“震惊”具有把人从资本主义迷梦中“唤醒”的力量一样，这次地震的激烈和伤亡的严重性，也着实把很多中国人（包括你提到的“80后”这一代）“唤醒”了。让人清醒地感觉到在无边的消费主义所营造的庸常琐碎梦想之外，我们是如何具体地生活于脚下立足的土地，面对着危机（不止是自然灾害）；如何真切地需要超越个人之上的国家“大我”提供的意义感；又是如何可能创造出一种健康、充实而光辉的生活形态。我所以特别要提80后一代，是因为他们就成长在全面市场化的时代，市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我们的渗透和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80后也一度被认为是自私冷漠、自我至上的一代。然而，在这次地震中，人们却看到80后展现出另外的群体形像。在关键时刻，他们具备自觉勇敢的担当意识。如此一个通常政治冷感、文化后现代的群体，都能不放弃自己对国家、民族和他人的自觉承担，这正是证明那个把个人原子化，把主体抽象化，把关系利益化的市场意识形态，决非那么畅行无阻；国家、人民、团结、奉献这些观念，并没有被摧毁殆尽，它们依然潜伏在人们内心深处；而在碎片化状态上，想像和实现“总体”生活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既然如此，那么难道不应该把握住这个“唤醒”的契机而努力吗？

　　重新强调“中国认同”，不是盲目地自我肯定，至少内含着承担一些转化和创造的历史使命的要求。首先，检视和审理我们的文化资源，反省到底有哪些积淀的传统可以回应民族复兴的需要。在救援地震的过程中，你能切肤地感觉到甘阳所讲的“三种传统”的显形。包括“人溺己溺”、“民胞物与”的儒家传统，“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传统，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积累的强大物质条件。这次事件正表明了这三种传统存在着统一和贯通的可能。这次国家在人力、无力、财力上的迅速集中和调配的能力，恰恰正由被一些人笼统地批评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提供了保证。而这次地震中，从领导人的表现到国家哀悼的形式，又确实赋予了“生命价值”正面意义，这往往容易被经过批判理论洗礼的人所轻视。所以，“中国认同”就意味着要克服偏见、认认真真地对待这三种传统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尤其要重视共和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经验。

　　其次，“中国认同”如果不能跟普通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起真实连带，那么它就很难发挥出文化政治的能量。做个也许不是特别合适的比较，就是在奥运会的圣火传递风波上，大家的注意力和意见的统一程度，就远远不如这次地震。这说明“同一个梦想”必须建基于今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福祉和需要上，才会真正地万众一心。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政治、经济、外交等的优势位置上，那么不过重复了发展的逻辑所固有的阈限。鼓吹那样的“中国梦”，不过是对“美国梦”的翻版罢了。在崛起的进程中，应该直面严重的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回应弱势群体的诉求，但这并不是要把人都变成经济侏儒，相反，更要维护人们生活世界的完整，包括政治意识和价值感的养成，对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进行新的描述，等等。

　　最后，“中国认同”还迫切需要寻找和创造新的话语方式，传递“共同体”意识。媒体对于这次地震及时的宣传报道，总体上极大地帮助了人们了解灾情，展开捐助。但是，宣传的一些“老调子”，显然已经不能那么有效地发挥动员力量。原因在于，那些原来大家很习惯的政治话语，在90年代以后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已经几乎被“去魅”了。跟生活和情感方式错落杂陈的现实的相比，宣传话语沿袭了过去的形式，或者诉诸你讲的抽象的“大爱”。能否准确地切入人们的情感结构，决定了“中国认同”价值观会不会发挥巨大影响力，因为毕竟这种认同最后要体现于情感体认之上。这也要依靠新的知识和观念的创辟。

　　【张慧瑜】

　　谢谢李阳和春田认真而精彩的回应，他们的回应都是根据各自的论文“慷慨地”删减而成。李阳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坊”上发表的《平面化的媒体与被驯顺的底层——以<大宝真情互动>为例》的论文，处理了底层表述如何转化为一种中产阶级的凝视，获得一致好评，给我很多启发，我的论文基本上也是在相似路径下把抗震救灾中被高扬的“爱的奉献”作为一种中产阶级的霸权表述。春田的论文《重建时代的核心价值》发表在《天涯》2008年第5期上，从抗震救灾中读解出中国认同的核心价值，在解构思路成为批评习惯的今天，“重建”是格外需要理论勇气的，这种对抗震救灾做出积极和正面的阐释，正好与我的文章形成有趣的对话。因此，我要再次对李阳和春田表示忠心感谢。有感于他们的回应，我想再做些补充。

　　确实，弱势群体、底层的叙述从90年代末期就已经浮现出来，在不同的时期，关于弱势群体与底层的想象始终处在滑动之中，并且彼此借重与遮蔽，正如李阳所指出的以农民工、农民的问题来置换下岗工人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一种对社会的批判性表述是如何被吸纳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的。90年代中期，下岗工人、农民工已经成为改革的阵痛中的代价，因此，一些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现代化/城市化的改革路线有所批判，并引起了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而此时社会主流媒体还仅仅使用个人奋斗（下岗女工的创业成功）的故事来弥合这种社会分化，而当新世纪之初，弱势群体、底层开始在官方和大众传媒出现时，这种浮现固然与新旧领导阶层的转移及其带来的整个意识形态叙述的转换（由GDP发展观变成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同时社会主流也找到了一种处理弱势群体、底层的有效表述，这就是所谓“爱的奉献”、企业家的慈善心等一系列解决弱势和底层的方法，正是因为有这种解决之道，才消解了弱势群体与底层的表述对于社会的一种批判。在这里，对于弱势群体和底层的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总比不关注要强），但是这种“进步”又取消了弱势群体和底层形成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原因，与此同时，底层、弱势群体恰好成为建构一种中产阶级主体位置的他者、差异性处在（达到的社会效果就是：“我们”是中产阶级，“他们”是底层）。承认他们的弱势地位，或者说“他们”为什么会弱势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我们”这些中产阶级（被询唤出来的中产阶级想象）要有爱心和社会责任心，这也被作为公民意识的一种体现，这种人道主义话语成功地把公民社会所包含的一种抗争性空间也取消掉了，转移为一种温情脉脉的救助与奉献之中（爱总让人想起眼泪）。这种对底层、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分析，是很必要的，只是底层作为一种社会修辞是否具有正面或积极的可能性呢？尽管底层是一种对阶级话语的遮蔽，这种遮蔽是不是也恰好突显了无法命名社会主体的困境以及克服阶级还原论所带来的诸多历史问题呢？不得不指出，人道主义话语在19世纪已经成为主流，当这套话语经历了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左翼的批判又“卷土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历史动力使其旧貌换新颜呢？“爱的奉献”不过是这种人道主义话语回归的小浪花。如果联系到80年代之初，人道主义对于“人”的确认成为对50-70年革命创伤体验的一种抚慰，同时也是对革命/阶级实践所带来的暴力的批判，因此，这种人道主义话语某种意义上成为后革命时代一种不得以的选择（尽管在中国政党政治延续的情况，实现这种意识形态的调整是不容易的）。如果既拒绝那种被左翼政党政治所圈定的单一历史主体的实践，又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不满（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距离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还相当遥远的地区），那么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进一步说，如果拒绝对底层一种本质主义表述（还原为单一历史主体，无论是把人民作为历史的动力还是乌合之众，都是对群体的一种本质化想象），同时也就拒绝回答底层是什么，底层在哪里的问题（一种解释说，底层只是一个被压制者的位置，具有多个面孔），进而也就取消了为底层代言的可能性（无论是启蒙底层，还是成为底层的先驱或先锋），那么该如何来叙述底层或讲述底层的故事呢？底层能否发声，底层能否自我再现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理论及实践的问题。

　　我理解春田的“矛盾”，他的回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对“历史事件”或特殊时刻，主体或曰个人究竟会如何应对。我觉得春田指出的那种“万众一心”、“中国加油”确实是一种在抗震救灾当中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很难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是西方普世价值的体现，抑或儒家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所收编。当然，关于抗震救灾的诸多争论，必然会把这种体验意识形态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能获得只能是意识形态化的表述。但是，这似乎无法取消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中国认同”所突然迸发出来的力量，尤其是春田在原论文中还提到香港同学在这次救灾中的关注度和热情，还有80后在这次救灾中的积极表现，似乎与他们所经历的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有所冲突。因此，春田追问中国认同是否可能的问题，或者说能否借这次震惊体验集聚一些“中国认同”、“中国道路”、“中国梦”的遗产。当然，对于“中国梦”有着不同的想象和论述。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北京共识”的出炉，从融入世界“主流”价值到创建中国文化、政治制度的软实力，“中国梦”呈现了截然相反的双重面向，一是在获得西方/世界“主流”价值感念的认可的过程中努力去除“中国”底色，这里的中国有时候指封建、传统、专制的残留，有时候指集权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彼此经常被互相隐喻），这体现在一系列与国际/世界接轨的表述；二是在批判美国梦、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突显“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变成“和而不同”的儒家理念，变成了不同的现代性道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之下，这种思路成为对中国能否给世人提供迥异发展观与价值观的探寻。因此，“中国梦”像一个容器，可以吸纳立场不同的论述，同时“中国梦”也像一个万花筒，可以摇转出符合各自想象的绚烂风景。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抗震救灾在2008年这一多事之秋中，并非孤立的事件，从年初的南方雪灾、3.14反藏独、三四月份护卫圣火、五月份地震、八月份奥运会、九月份毒奶粉事件以及九月底神七上天，这还不算时刻占据媒体头条的各种让人惊愕的社会安全事故：四月份火车出轨、六月份瓮安群体事件、七月袭警案、昆明公车爆炸以及新疆武警被袭击、九月初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以及“9.20黑色周末”（两天三起特大安全事故：深圳俱乐部失火、黑龙江、河南两起特大矿难），暂且不提大大小小的煤矿事故已经“日常”到不能再调动人们的悲愤，当然，物价上涨、股价房市缩水以及美国的金融海啸也影响着刚刚富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脆弱的幸福指数。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悲喜交加，经历着这个时代的极限体验。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崛起的中国，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灾难频仍的中国，这是一个中国万岁、中华情被高高飘扬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制造、中国加工受到倒闭威胁和污名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又危机四伏的时刻，我想中国认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变得格外复杂和暧昧。中国认同在这个去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时代里（全球化的急速推进与本土化被格外突显是同一个历史逻辑的两面），究竟是一个稳固的国族身份，一份可给予的文化想象，还是一种碎片化的体验，为全球流动所带来不确定身份暂时寄居或瞬间占有的情感盔甲呢？

　　【萨支山】

　　要承认文章写得很尖锐。分析“爱的奉献”和“分享艰难”这些“人道主义”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性质，而这些又和“市场化”相联系。经济上的“市场”和政治上的“分享艰难”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比较复杂，二者是怎么变成二而一的东西是很值得讨论的。另外，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否已在中国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个我无法讨论。从作者对“80后”“正名”的分析看，似乎是如此。这就有意思了。在美国，中产阶级是多数人，那么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在中国，大部分还不是中产阶级吧，而如果其意识形态成为主流，那么就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了，这个情况就严重了。

　　以上这些都是大问题，能够在关于“抗震救灾”的“人道主义”话语分析中呈现出来，显得尖锐，甚至尖锐到有些让人不舒服。我想这是这篇文章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可能问题也出现在这里，就是二者间的连接还是有一些空隙，或者说是将“人道主义”整个打包卖给了中产阶级了。事实上如果换一个事件，比如金融海啸引起的工厂倒闭，大量工人欠薪失业，最后再号召“分享艰难”，那么这个话语的“霸权”性质就暴露得很彻底了。问题是文章处理的是“天灾”，的确会在某种程度上模糊背后可能有的意识形态性质。不错，中产阶级会利用“人道主义”话语来掩饰背后的不平等，但“人道主义”也并非是中产阶级的专利。在我看来“人道主义”的涵盖面要更大更广一些。我想这是这篇文章有些偏激和片面的地方，至少打击面大了，没有对准目标。但我们常说“片面的深刻”，片面是它的缺点，但也是它的优点。文章有它片面，但也的确有刺痛人的地方。我想一个文章能有这样的效果就很值得肯定了。其实张慧瑜也很明白，在结束部分他就说：“并非在灾难面前不需要我们献出爱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政治上的人道主义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否定从理论上反思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遮蔽性也是必须的。”那么在分析中，要如何厘清或切割“政治上的人道主义”和“理论上”的“意识形态效应”呢？

　　对2008年的一句寄语

　　面对2008年如此众多的历史时刻，人们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悲喜交加，经历着这个时代的极限体验。现实像一个容器可以吸纳立场不同的论述，同时，也如同万花筒般可以摇转出符合各自想象的绚烂风景，因此，任何描述与指认，都充满了的种种诱惑与陷阱。

　　作者信息作者：张慧瑜简介：张慧瑜，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05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