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ef actuary:一将功成万骨枯:辛亥志士的不同命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2:22:22

  本文原载于《纵横》2011年第8期,原标题为“辛亥志士的不同命运”。

    牺牲者


  战死或者被敌人逮捕处死的辛亥志士数以万计,民主共和的旗帜因他们的鲜血而染红。辛亥革命起始是武昌首义,之后有十几个省奋起响应,革命者一方由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部队较少、武器装备低劣,面对强大的清政府武装,处于以弱击强的状态,革命之艰苦、牺牲之惨烈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牺牲的起义士兵和革命者就有3万多人。以武昌首义的阳夏保卫战(也称汉口、汉阳保卫战)为例,起义的革命军和装备精良的清军(特别是北洋军)激战,当即阵亡的将士就有4200多人。

  革命志士喻培伦曾经和汪精卫一起谋刺摄政王载沣未果,被捕入狱。后来又参加广州起义,专门负责供应炸弹,仅两天多就制出了 300多枚。起义时他胸前挂着一筐炸弹,为同志们开路,首先炸开了总督衙门的高墙,攻入督署,再攻督练公所,一路奋勇当先。因弹尽力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早期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勋臣黄毓英率士兵打响了重九起义的第一枪,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光复昆明建立首功。1912年5月黄毓英受命率部回滇。队伍行至铜仁,这一带山高路险,黄毓英勒马后行,路边草莽之中埋伏的敌人向他连发数枪,黄毓英猝不及防,当即中弹身亡,年仅28岁。

  四川革命志士彭家珍在谋刺清政府重臣良弼时,当场壮烈牺牲,良弼身负重伤两天后身亡。宗社党主要骨干闻讯惊骇,作鸟兽散。清宗室无人再敢坚持对抗革命政权,紧接着清帝即下诏退位,良弼之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孙中山高度评价了彭家珍的功绩,称他的行动为“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他为陆军大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给其家属颁发“永垂不朽”的烈士光荣证。

  辛亥革命中被清政府逮捕后处死的革命党人也是不计其数,其中比较知名的就有彭楚藩、刘复基、秋瑾、徐锡麟、蒋翊武、林觉民等。

  1906年,林觉民自费去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在得知黄兴、赵声等在筹划广州起义后,立即回到福州为起义做准备。在留下情真意切的绝笔《与妻书》后,以慷慨赴死的决心,毅然投身广州起义。

  1911年4月27日,林觉民与战友林文等人编入黄兴统率的第一路先锋队,当日黄昏,先锋队直扑两广总督署。署内不见总督张鸣岐,革命党人遂将督署付之一炬。当队伍退出东辕门时,迎面与大队清军展开血战,肉博中林觉民负伤被擒。在张鸣岐与水师提督李准会审时,林觉民侃侃而谈,畅论世界大势,并“以笔代言,立尽两纸,书至激烈处,解衣磅礴,以手捶胸”,表示“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吾死瞑目矣”。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就义时,年仅24岁。林觉民的《与妻书》写在一块方形手帕上,曾入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学课本。《与妻书》原作,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被害者

  很多重要的革命党人不是牺牲在与清政府斗争的战场上,而是倒在了阴谋者和“同志”的暗枪之下。当时最令人震惊、影响最大的谋杀案当数宋教仁案。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三驾马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之一,国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南下省亲。沿途,他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国会选举做准备。此时各地选举越来越有利于国民党,最终获胜似成定局,宋教仁当选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很高。1913年3月上旬,宋教仁抵达上海,接到袁世凯发出的“即日赴京,商决要政”的急电。3月20日晚10时,宋拟由沪乘火车去北京。宋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一一握别,正要上火车,被刺客开枪射中,22日凌晨,宋与世长辞,年仅31岁。宋教仁究竟是谁谋杀的,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但嫌疑最大者莫过于袁世凯。

  如果说宋教仁被暗杀还不能确切说是袁世凯所为的话,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党人吴禄贞被害,是受袁世凯指使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吴禄贞是辛亥时期北方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发动者,长期奔走于河北、山西、东北等省呼号革命。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约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张绍曾等举兵反清,又赴太原与山西革命党联系,拟联合北方新军直捣北京。后因奸细告密未成。他利用职权断然截留北洋军运往湖北的军火,并电奏清廷,要求停止进攻汉口。清廷怀疑其为革命党,但又不敢贸然将其撤换,特授予署理山西巡抚以笼络。1911年11月,袁世凯指使其死党周符麟用两万元收买了吴禄贞部下马步周和其他几个军官。7日凌晨,马步周率几名打手闯进吴的住所将其枪杀。辛亥革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武昌首义后,虽说有十多个省响应,但多数属南方省份,北方是清政府和袁世凯的老巢,呼应者极少。如果吴禄贞不被暗杀,起事成功,清王朝有可能直接被革命党人颠覆。和吴禄贞一样死于自己的部下、曾经的同志之手的,还有革命党人、光复后的湖南都督焦达峰。他是被湖南立宪派头目谭延闿策反、指挥的焦达峰手下一个叫梅馨的管带所谋杀。

  病逝者

  革命艰苦、革命者清廉,贫病交加、伤病交加使一些辛亥人物英年早逝。革命党人孙武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中当是一个导火索式的人物。1908年夏他东渡日本,入大森军事讲习所,专门研究野外战术及新式炸弹。武昌起义前的10月9日,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验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从而引起清军大搜捕,至使革命党人迫不得已,于10日仓促起义。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部长, 1912年3月自行引退,1939年因旧伤新病在北京病逝。

  著名的辛亥志士刘静庵曾参与建立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6年3月又在武昌组建了“日知会”,被推为总干事,主要以报告演讲、办报撰文、教授讲课等方式开展革命宣传,鼓动反清革命。刘静庵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为武昌首义作了思想和人才方面的准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06年 10月,湘赣边境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干部在汉密谋响应,遭叛徒郭尧告密。1907年1月,张难先、刘静庵等9人先后被捕入狱,酿成轰动全国的日知会案。

  刘静庵在狱中受刑最重,被清庭差役用竹鞭抽打光着的脊梁,骨头打得暴露在外,眼脸青肿,但仍高昂头颅,骂声不绝,被誉为“铁汉”。经受了五年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后,刘静庵于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伤病交加而死,时年36岁。

  在众多病逝的革命党人中,刘公的事迹尤为感人。刘公是武昌首义领导人之一,出生于襄阳一个大户人家,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曾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创办《民报》鼓吹革命。每当革命事业需要用钱时,总慷慨解囊。

  1911年3月,武汉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共进会诸人切盼刘公来汉主持会务,尤需在经济上予以支持。为筹措革命经费,刘对家里佯称:“顷蒙驻日武官说项,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8000两”。得到其叔刘子麟的支持,5月随携家中所给5000两银票赴汉,供共进会作革命活动经费。刘公常年进行革命斗争,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肺病,但要么由于革命繁忙、无暇顾及;要么就是手头拮据,无钱治病,致使病情加重。直到1920年才经同志们的督促赴沪就医,但为时已晚,于同年4月12日在上海病逝,时年40岁。刘公将大把大把的银子花在革命事业上,自己治病需要花钱,却一毛不拔,其境界、其坚毅、其清廉当为后世楷模。因贫病而死的著名辛亥志士还有石瑛、蒋作宾等。  

  国民党高层

  革命成功,革命者飞黄腾达,许多人跻身国民党军政高位。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几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也使国民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长期处于主角地位,这就使得一大批当年的辛亥志士、革命党人当上了国民党的军政高官。这些高官我们可以拉出一长串耳熟能详的名单:于佑任、林森、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居正、谢持、蔡元培、蒋介石、阎锡山、白崇禧、许崇智、何应钦、卫立煌、覃振、熊克武、张宗昌、陈其美、钮永建、柏文慰等等。即使是这些风云人物,他们的命运和归宿也是大相径庭。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例:

  蒋介石1908年留日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立下战功。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就是这个在辛亥革命中并不太起眼的上校团长,在以后的征程中,一步步走上顶峰,主宰中国命运20多年。他的崛起在当时统一了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中国,抵御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他的衰败,又使他长期偏安一隅,造成台湾和大陆60多年的分隔,此情此景,怎一个“成也萧何败也何”可以了得。

  汪精卫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是一个热血青年,也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党人。1910年1月汪精卫与黄复生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汪精卫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革命成功后,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后来因和蒋介石争权夺利以及其个人因素,于1938年离开重庆,发表“艳电”公开投敌叛国,并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从而走上了千夫所指、自绝于国家、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成为千古罪人。

 中共的座上宾

  人生转折,许多辛亥人物脱离国民党阵营,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客观上说,共产党由于在中国萌芽和诞生得较晚,辛亥革命还没有共产党的事。辛亥人物后来大都进入国民党阵营,正如前面讲到的,有很多还做了国民党军政高官。但是,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也有不少辛亥人物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政治态度发生变化,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和座上宾,有的还当上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熊秉坤在武昌首义时,是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的代表、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也是起义的前敌指挥者之一,为首义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革命胜利后,先后担任湖北军政府第五旅旅长、讨袁鄂军司令、武昌市长、南京国民政府中将参议等国民党军政要职。解放前夕,他没有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留在了武汉。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参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受到共产党的优待和任用。最后以84岁的高龄寿终正寝。如果说熊炳坤还只是共产党的座上宾,并没有担任一线职务的话,李书城、张难先、张凤翙等则是实实在在的做了共产党的高官。

  1911年11月2日,李书城来到武汉参加武昌首义,由黄兴提议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黄、李二人亲率大军向汉口的守敌进攻,因手下三位将领贻误战机使进攻受挫。经过一番整顿,11月17日再次向汉口发动进攻,但终因敌强我弱,加上连续作战士兵疲劳,武器、弹药、兵员损失,汉口终未能攻克。但谱写了辛亥革命中的壮烈一页。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先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军事组组长兼陆军部顾问官。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全国解放后,共产党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其寓所召开,也没忘记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和平解放武汉做出的贡献,邀请他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委员。这也是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在共产党政权担任的最高职务。

  被称为“辛亥革命湖北第一人”的张难先,在武昌首义、讨袁运动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历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军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要职。 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李书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发起“和平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与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联系,为配合武汉解放,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做了有益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要职,还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西安起义总指挥张凤翙,是辛亥革命北方领导人之一,直接发动和指挥了光复西安、陕西的战斗,1912年8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陕西都督。

  张凤翙抗战期间,积极主张抗日;抗战胜利后反对内战,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来往密切;1949年解放前夕,张凤翙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张凤翙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辛亥人物的不同命运就证明了人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管林林总总的辛亥人物意识形态怎样、结局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辛亥革命这个伟大过程的参与者,没有他们共同的表演,就没有这出大戏,至于演技如何,孰好孰坏,自有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