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比较级后面加什么: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     



一、“他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毛泽东和文正莹  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毛泽东从两岁多开始直至1902年春进南岸私塾读书，一直是寄养在外婆家，他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土乇这个小山村度过的。

　　寄居唐家土乇，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驿站。在这里，他成为舅父文正莹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接受了长达数年的学前教育。

　　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颇有文才，在家里办了一个蒙馆。这是一种旧式的学堂，是专门给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一般只有一位老师，招收一二十名七八岁乃至十岁左右的孩子入学。

　　当时，毛泽东只有几岁，还不到上学的年纪。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到屋后的田里去捉蚱蜢。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文正莹的三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把毛泽东带到文正莹的学堂里去玩耍。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稚童竟能安然地坐下来听八舅讲课，跟着学生们一起念书。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这样有天赋，文正莹心里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数十年后，当年每天带毛泽东上学的文南松，对从师家父门下的这段启迪童蒙生活，仍记忆犹新。老先生曾对后辈回忆说，那时父亲对毛泽东的期望值很高，望子成龙之心也太切，有时甚至忘了表弟还是个小孩，常常教一些超出幼儿年龄范围的东西。如教毛泽东和他读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千字文》和《六言杂字》，还讲授过被鲁迅先生曾经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

　　的确，正如文南松所回忆的那样，文正莹是一位正统思想观念颇为浓厚的旧文化人，他打破常规培养教育外甥的最初愿望，自然是要把毛泽东引向“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之路。但是，有一点却是应当肯定的，那便是通过这种教育途径，使毛泽东获得了对于一般的农家稚童来说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文化知识启蒙，最大限度地开掘了智力。

　　文正莹虽然是一个没有求得任何功名的“布衣”，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常自叹命运不济，此生壮志未酬，故而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常教导子侄外甥们从小要树雄心，立大志，学得真才实学，将来建功立业。

　　文正莹是一位为人正直，注重节操的乡中儒士，他虽知识不薄，资财不菲，但平素最看不惯那些仗势欺压穷苦百姓的人。有一年，当地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东要送自己的儿子到文正莹手下读书，被他以面试不合格为由，加以拒绝。当时，年幼的毛泽东对八舅的这一举动大惑不解：为什么唐家土乇好多佃户的伢子都可免费到八舅的学馆里读书，而却把这个家大业大的富家子弟拒之门外呢？文正莹事后告诉外甥，这个人先前也通些文墨，后来利用知识挣了不少钱，回过头来又去专门欺侮四乡八村那些没文化、没钱财的种田人，赚他们的昧心钱。他由此告诫毛泽东：文化知识是帮助人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的，如若不然，有文化的人变坏则比没文化的坏人更坏。

　　为了教育毛泽东等子侄们学着“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他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学生。《家范箴言》主要内容为文氏家戒和家训，“家戒”有六条，即“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家训”共有十则，内容颇为细密。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不久，即正式拜师读书了。

　　从此，毛泽东虽然再也不能像往日那样直接得到八舅的教导，但每逢四时八节放假时，他总忘不了要翻山越岭到唐家土乇去看望八舅，并接受八舅关于做人和治学的谆谆教诲。

　　他记得八舅文正莹的屋里放着很多书，于是便到八舅家去借书。到唐家土乇来回虽只有二十多里，但山路崎岖，费时又费劲。每次去借书，总是天麻麻亮动身，摸黑才回家。

　　去八舅家借书，父亲怕误了农活，时常不同意，母亲总是设法给他打掩护，或者要他给八舅家送点什么东西啦，或者要他去八舅家拿些什么东西回来啦等等。这样，父亲有时也只好勉强答应。

　　1906年，毛泽东休学在家。这时，他的父亲毛贻昌想送他去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学徒。那家米店的老板毛槐林是毛贻昌的房兄，关系一直很好。毛贻昌希望儿子在经商上搞出点名堂来，日后成为一个财东。毛泽东当然不愿意去，在去外婆家看望舅父舅母时，将这一情况及自己不想去的心思告诉了舅父。

　　听了外甥的叙述，文正莹半晌没有吱声。说心里话，他对妹夫毛贻昌只顾搞发家致富，而不管孩子前途的做法，是颇为不满的。毛泽东是他看着长大的，他深知这个外甥很有读书天份，若是半途而废，那太可惜了。因此，他在心里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劝说妹夫改变要毛泽东弃学经商的想法。主意已定，他便劝毛泽东不要着急，就在唐家土乇住上几天，等过些时他和七舅一起去上屋场做毛泽东父亲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文正莹就和哥哥文正兴、儿子文运昌一起，偕同外甥毛泽东来到了韶山冲上屋场。在中午的招待席上，文正莹在闲聊了一番外甥儿时在唐家土乇读书的逸闻趣事后，当着妹夫毛贻昌和众人的面夸赞毛泽东“绝顶聪明”、“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希望妹夫要好生培养，切莫耽误和埋没了外甥。他还建议，干脆送毛泽东到城里的新式学堂去读书。为了说服毛贻昌，他还将儿子文运昌曾经就读过的湘乡东山小学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说那里是怎样注重新书，开设了很多西方“新学”课程，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是很不错的，等等。他的介绍，打动了毛贻昌，也坚定了毛泽东去那里读书的决心。他的意见，也得到了兄长文正兴、毛泽东在韶山的塾师毛麓钟、李漱清、毛宇居等人的支持，大家都纷纷劝说毛贻昌送子去新式学堂读书。在众人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放弃送儿子去学经商的打算，同意毛泽东继续上学。

　　就这样，入秋以后，毛泽东来到了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通过考试后，成为了这所“洋学堂”里的一名正式学生。

　　湘乡县城离唐家土乇路途遥远，文正莹不能亲自照看外甥，便一再嘱咐同在湘乡县城读书的儿子文运昌，妥为关照表弟毛泽东。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书，便去了长沙。先后在湘乡驻省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后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即进入一师。

　　虽然学校换了几所，但在文运昌处所借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两书却携带在身，不时翻阅。1915年，寒假期间，毛泽东回家过春节，来到外祖父家向舅父文正莹等拜年，顺便带来了《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由于文运昌不在，又因为两书借阅太久，有所损毁，便留下了一张“还书条”，以示歉意。在这张还书便条中，毛泽东写道：“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解放后，这个便条被收藏人文运昌上缴给国家，成为文正莹父子二人支持早年毛泽东追求真知的有力佐证。

　　对在求学阶段八舅文正莹父子给予的帮助，毛泽东到老不忘。解放后，他在同表兄文运昌、文南松等见面时，曾一再提起当年舅父们力劝父亲送他到“洋学堂”读书和他在八舅家借书常常因久读未还而损坏的往事。他说：“八舅对我的教育和帮助好大口罗！不是他老人家，我可能还是一个账房先生，或者是一个庄稼把式，怎么也到不了现在这个样子哟！”

　　自从在八舅文正莹的帮助下走出韶山后，毛泽东便步入了一个新的广阔世界。由韶山而湘乡，由湘乡而长沙，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天地。

　　1918年夏季，他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了八舅对他的关怀，从第一师范顺利毕业了。

　　8月初，毛泽东和一批湖南进步青年，齐聚在他的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将启程北上了。

　　毛泽东于8月15日与张昆弟、罗学瓒、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随即改乘火车，当抵河南郾城漯河寨时，因铁路被洪水冲断，一时不能前进。19日到达北京。嗣后，进入北京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旁听学习，同时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而四处奔走。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的七舅文正兴不幸病逝，毛泽东听到噩耗，泪如雨下。他即抽身回到唐家土乇，为七舅父奔丧，并看望和慰问痛失手足的八舅文正莹。

　　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尔后他又来到唐家土乇，专程给八舅文正莹及舅母拜年。他给八舅家送了一些过年的礼物，并对舅舅说：“我这次是到湘潭贴招生广告的，特地回来打个转，看看你老人家。”他还将自己准备处理家中田产、阖家迁往长沙的计划，告知了文正莹，并请舅舅帮助拿主意。文正莹当时虽然觉得，毛家这份颇为可观的家业，是妹夫毛贻昌和妹妹文七妹几十年辛勤劳动的结果，就这样放弃未免可惜。但他又深知，外甥毛泽东是一个很有主见的知识青年，既然作这样的打算，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作为娘舅理应支持才是。于是，他不仅对毛泽东的想法表示赞成，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文运昌和文南松，于第二天和毛泽东一道来到韶山上屋场，帮助处理变卖家产的有关事宜。

　　此后不到一个星期，泽民和唐家土乇的二位表兄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妥善地处理了家产，带着简单的铺盖和换洗衣裳，告别了贤妻爱女，告别了故土韶山，和哥哥一道来到了省城长沙，在省立第一师范搞校务，并由此步入革命的征程。

　　毛泽东将全家动员出来后，自己又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活动之中。6月底，他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尔后，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工作虽然忙，但是，对于唐家

　　土乇的亲友们，他仍是十分的惦念，特别是对自己有过培养教育之恩的八舅父，更是常挂于心。1922年11月，在长沙主持中共湘区委员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沙分部工作的毛泽东，趁老乡回乡之便，特地修书一封，带给八舅父母，请安问好。信云：舅父母大人尊前：久

　　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人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言，借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德安！

　　甥毛泽东上十一月十一号

　　毛泽东的父母去世后，可以说，他的至亲长辈，就只有八舅父母了。又由于童年时代在唐家

　　土乇时，八舅父对他的学业要求很严，这么多年了，毛泽东一直未敢忘记舅父的严教，特地汇报自己的“学问”之事，可见舅父对其的影响之深。

　　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偕妻子杨开慧回乡养病期间，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并创建韶山党支部。其间，他们夫妇二人曾多次带着儿子岸英和岸青，前往唐家土乇看望八舅父母，并发动外祖家的亲友们参加大革命运动。

　　1927年的春节前夕，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身份回到湖南，专门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这次，毛泽东再度回到故乡韶山，又去了唐家土乇，并请德高望重的八舅出面，把唐家土乇的父老乡亲叫到一处，讲办农会的好处，讲革命的形势。他动员说：“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在他的动员下，唐家土乇文家的很多亲戚，都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暴动，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烧毁黑暗旧世界的星星之火。对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怕得要命，恨得要死。反动军阀在对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实施剿杀的同时，也对“共匪头子”毛泽东的亲属进行迫害。作为毛泽东的至亲，文正莹一家被湖南军警列入“匪属”，屡次遭到通缉追捕。1927年夏秋时节，白匪数十人夜袭唐家土乇，企图抓捕文正莹和文运昌父子，所幸有人事先通报，他们两人方才逃脱。文运昌离家后被迫出走广东，投奔粤军第三军第一师长贺端庭麾下，贺端庭是湘乡县四都乡大坪人，对文运昌的到来表示欢迎，聘其为咨议，襄办军务。文正莹在外躲避一时后，因惦念故土亲人，又回到唐家土乇。1929年2月22日，许克祥部出动一个班的侦缉队，再次包围唐家土乇，将文正莹抓获后，五花大绑押至株木塘，后关入颜家湾。这期间，匪兵对文正莹用尽酷刑，逼他同毛泽东脱离舅甥关系，公开宣布不认毛泽东这个外甥，同时还要他招供外甥媳妇杨开慧的去处，均被他严辞拒绝。后来，一方面是因为党的地下组织发动湘乡县各界士绅联名作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正莹年迈体弱，已被匪兵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才把他释放回家。文正莹归后，因伤疾不治，于同年5月4日不幸去世。老人在弥留之际，神志仍十分清醒，他含泪喃喃念叨着外甥毛泽东的乳名“石三伢子”，神情之中流露出对昔日那无比喜爱的“陪读郎”的挂念，悲泪之中饱含着他们师生和舅甥之间那份深沉的未了情缘。

　　对于八舅文正莹的溘然谢世，此时正在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自然不曾知晓。但是，对故乡和亲人们的无限眷恋之情，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这期间，毛泽东先在陕北领导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尔后又指挥人民解放军与蒋介石军队决战。他虽无暇与故旧亲朋通信，但内心十分眷念家中的父老乡亲。1949年10月，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在四野同志的护送下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除了详细询问唐家土乇外婆家亲友的情况外，特别关心文运昌的情况，并让毛泽连回韶山后务必去唐家土乇一趟，代向文家亲友致以问候。

　　自从1927年春天离开唐家土乇后，一直到解放，毛泽东同外婆家的亲友们再也没有相见过，难以抑制的思念之情煎熬着他。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身为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日理万机的他，终于亲自布置身边工作人员给湖南省委交际处打电话，邀请表兄文运昌、文涧泉等人，尽快进京相见叙旧。

　　4月24日，文运昌来到了北京，由中央办公厅安排在前门饭店。3天后，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将他们接到中南海住地。其时，毛泽东、江青等早已等在那里了。

　　他们从农业生产谈到农民生活，从龙潭土乇的巨石谈到石砚冲的茶籽，毛泽东仿佛回到了儿时忘情过的那片山水。聊着，聊着，话题聊到唐家

　　土乇——毛泽东儿时曾经识过字、读过书的地方，落到了八舅文正莹的身上。毛泽东动情地对文运昌等人说：“八舅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只可惜过世得太早了，没看到今天的解放，没等到做后人的为他老人家尽孝……”稍停，他又对两位表兄说：“等我有空，想到你们家去一下，一来看看亲戚们，也给七舅八舅上上坟……”     

二、“蒙以养正，圣之功也”——毛泽东和邹春培  古时，老师的地位列于至尊，与天地君亲分享祀典。其所以致此，按照韩愈的诠释，则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愚夫之成为智者，凡夫之成为俊才，或谓收功于老师的教育点化，并非过分。正如古书所言：“蒙以养正，圣之功也。”

　　1902年春，毛泽东在结束了唐家土乇的寄养生活，告别八舅文正莹和外婆家的诸位亲人回到韶山冲后，遂开始正式拜师求学了。

　　毛泽东就读的学堂，就坐落在上屋场西侧不足百米远的南岸。这是一栋祠堂式古建筑，据考证，它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青砖青瓦，白色粉墙，占地面积约有一亩见方，原为韶山“邹氏公祠”，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对于当时的韶山冲来说，可以算得上最有气派的一所学堂了。就是在这座由祠堂改建而成的学校里，毛泽东在他那艰难跋涉了十五六载的从师求学之路上，迈开了非同寻常的第一步。常言道，求学是人生的第一驿站，毛泽东正是从迈进这座不起眼的祠堂开始，踏上他辉煌人生旅程的。

　　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开学的第一天，毛贻昌牵着儿子的手，把毛泽东送到南岸私塾。在祠堂那间阁楼上，毛贻昌让儿子拜见了老师。邹先生见过新学生之后，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日后，保管你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看了看邹先生那严肃的神情，听着那似懂非懂的话语，像大人一样郑重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对神龛并不陌生，寄居在外婆家的时候，他常到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私塾蒙馆“旁听”，那里的神龛也和这一模一样，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作了揖行了礼。邹老先生见此状，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他高兴地对毛贻昌说：“顺生公，令郎资质聪颖，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

　　毛贻昌见先生夸奖儿子，心里自然很高兴，但他嘴里却说：“邹先生，种田人家的子弟，不求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也就要得了……”

　　就这样，毛泽东初次踏进了学堂门。

　　塾师邹春培是一位非常严厉古板的先生。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不打不骂不成才”，“棍子底下出好人”的教育理论，学生只要稍微懒惰或越轨，动辄施以打板子、打手心、跪、站等体罚。背书时，他正襟危坐，让学生背对着他站立，弄得气氛相当紧张，学童望而生畏，已记住的一些课文，往往吓得又忘记了。

　　毛泽东对老师这种动不动打骂学生的行为很反感。那时候，他还没有像有些书上描述的那样懂事，不明白老师这是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严格要求学生的一种表现，而是觉得这个先生很凶、很坏。因而，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用多种方法对先生进行反抗。

　　有一次，轮到毛泽东背书，可他硬是不按邹春培的“规矩”肃立，仍旧纹丝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立起来？毛泽东竟和他论理说：“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邹春培训斥他说：“你怎能跟我比？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也就是说：我是你的先生，就如同你的父亲一样。哪有尊长和晚辈一起陪站的？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见先生动怒，仍不急不躁地说：“我不习惯站着背，一站着腿就打抖，也就背不出书来。所以，在家里父亲是从不让我站着背书的。你既然说你就像我父亲，那就也不该让我站着嘛！”他巧妙的对答，使邹先生无言以对，只得依他。平日里，在私塾敢冒犯先生的学生几乎没有过，而毛泽东刚入学便顶撞起先生来，这令邹春培很是窝火。他感到毛泽东是个不肯循规蹈矩、不大好管教的学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毛泽东那独特的个性，以及在顽皮之中显露出的灵性和机智。

　　是的，邹老先生没有看错他的学生。幼年毛泽东的确具有一般农家孩子所不及的聪明，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儿童那种冥顽和淘气的习性，特别是那种伴随在异常顽皮中的机智和勇敢的天性，有时竟让他这位老先生也无可奈何，但又不得不叫人咋舌称奇。

　　例证之一，是毛泽东带着小同学偷邹先生家的果子。原来，邹春培先生的家就在南岸私塾后面，他家的房屋周围栽了不少果树，什么桃子树呀，柚子树呀，枇杷树呀等等。每当到了果子成熟时，毛泽东和一群伢子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勾住了，心里那股馋劲就别提了，只是由于邹先生的母亲邹四阿婆看得严实，手里还拿着根竹竿子，随时准备教训这些小淘气鬼。哪个伢子偶尔偷摘了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叫嚷，又是追打，还向家长告状。最要命的是，她有时还把偷果子的学生“捉”到学堂，让当先生的儿子给打一顿竹板子。伢子们背后骂她“小气鬼”，“背时婆”，存心和她作对。有一次，他们乘先生有事外出，瞅着邹四阿婆不在树下面，以为她放松了看护，便发出信号，一群伢子向树上爬去。可是，冷不防邹四阿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她一边嚷嚷着，一边挥动竹竿就向孩子们打来，毛泽东急忙指挥伙伴们一哄而散。邹四阿婆看到毛泽东比一般伢子长得高大，便把竹竿转向他，喝斥道：“好呀，石三伢子！你敢偷阿婆的果子，我就打你！”毛泽东一看情况不妙，纵身跳进附近的沟里，接着翻身跃出沟外，奔向离上屋场约两百米的冲口处那两棵大松树。伢子们如法炮制，三把两把就爬上了树。等到邹四阿婆迈着三寸金莲，跌跌撞撞追来时，他们已高居树杈，笑的笑，喘气的喘气，做鬼脸的做鬼脸，庆祝自己的胜利……对于这件“杰作”，毛泽东在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1954年夏，韶山的毛继生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见面谈过一阵话之后，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问：“南岸那两棵大枞树还在不在？”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大枞树”就是上屋场旧居下面二百米处的这两棵松树，但他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问这个。“主席，这么些年了，为么子还记得这两棵大枞树？”“我们伢子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接着，毛泽东乐呵呵地讲起了上面这个故事。毛继生听了，先是觉得好笑，后是吃惊：在自己的记忆里，听到的毛泽东儿时的故事只有那种乐于助人，老实肯干，办法强、主意多一类，难道毛主席在童年时也调皮捣蛋？！

　　例证之二，是摸邹四阿婆的盐姜等干果吃。邹四阿婆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姜片之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那双手一盘，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酸辣的“山珍”。冲里的人都夸她手艺强，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更是羡慕得不得了。邹四阿婆做干果干菜时，为了防止小伢子们偷吃，总是把它晾晒在屋顶上。这可把毛泽东他们馋坏了。搭梯子吧，偌长的家伙搬动起来会被人发现；用竹竿挑拨吧，又要弄出声响；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飞到屋顶，那可就好了……正想着，忽然一只大绿蚱蜢从眼前飞过，他不觉心眼一亮：有了！他马上让小伙伴捉来几只蚱蜢，用细长绳子系住它锯齿形的长腿，然后顺风抛上房去，让它们爬到干果上，再牵动绳子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干果挂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像鸡啄米似的，抢着拣地上的干果吃。傍晚，邹四阿婆爬上梯子收拾东西时，发现干果少了许多。可是天未刮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上也不见痕迹，真叫她弄不明白。老人自言自语道：“给背时的乌鸦偷吃了？难道你们也晓得我四阿婆做的干果好吃不成？”这时，躲在一边“看风景”的毛泽东和伢子们，乐得捂住嘴巴直笑，他们笑邹四阿婆又“恶”又“笨”，同时夸蚱蜢又聪明又勇敢。

　　我们大都知道，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尤其喜爱在江河湖海里畅游，喜爱在大风大浪中征服对手，宣泄情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诗句，就是他与水打交道留下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不但酷爱游泳，而且泳技高超，泳姿多样，“中流击水”似“闲庭信步”，应该说是得益于他童年、少年的馈赠——上屋场前的南岸塘，就是他少小时习武练艺的最好场所。

　　毛泽东对于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嗜好。几岁时，一般的幼童即使掉进一个水土当，也会吓得直哭，而他却敢在南岸塘里滚。他还用跳水的拿手好戏，躲过父亲数次蛮不讲理的追打。现在，南岸塘边还插有一块铁牌，上书：“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游过泳的池塘。”1963年11月，郭沫若参观韶山时，曾指着这口塘叹服地说：“毛主席是小时候游池塘，老年游长江啊！”

　　提起毛泽东“小时候游池塘”，人们自然会忆起他10岁那年在南岸私塾惹起的那场“游泳风波”。

　　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南岸蒙馆的小阁楼上，闷热得就像蒸笼，灼人的太阳透过伸手可及的瓦缝射进教室内，散发出难耐的热气。

　　一天午饭过后，邹春培先生摇着芭蕉扇来到教室，向大家吩咐道：他下午有事外出，不在蒙馆，学生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等他回来以后，将点读新课——《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毛泽东虽然调皮，可是读书却从不含糊。邹先生走后，他先将昨天学过的课文温习了一遍，然后，便开始预习老师下午将要点读的新课。

　　——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泳而归”，“吾与点也……”读到这里，毛泽东又把这个句子重念了两遍，尔后戛然停住不读了。这时，他陡然记起上次学过的一篇课文中的一句话：“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他心中暗想：哦，原来孔圣人是赞成门徒们游泳的呀！

　　午后，烈日当空，小阁楼上热浪逼人，就连桌椅板凳都被骄阳烤得发烫了，仿佛只要划一根火柴，空气便要燃烧起来。汗水像一条条讨厌的小虫子，顺着毛泽东的脊背往下爬，把他身上那件白棉布短衬衫都浸湿了。

　　毛泽东用衣袖揩了一把汗水，拿起课本继续读起书来：“……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刹那间，毛泽东眼睛一亮：看来，古时候就有“童子”和“冠者”下河游泳的先例，而孔夫子也很赞同。眼下，天气这么热，我们何不也到池塘里冲个凉？“可是，邹先生回来后要责问怎么办？”他脑子一转悠，一个对付先生的“点子”冒出来了。

　　这就是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那个后来几乎被所有教导过他的老师视为“特殊学生”的蒙童！他不到10岁，却天性聪敏机灵，常常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有限知识，又去钻老师的空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会儿，十几个蒙童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欢呼雀跃地跑出蒙馆。大家站在杨柳依依的南岸塘边，望着清凉澄澈的塘水，心里痒痒的，等着“孩子王”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首当其冲，一个猛子扎进碧水清波中。其他学生娃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扑嗵”、“扑嗵”地跳进塘里。他们就像一群鸭子一样，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早把老师的吩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馆，小阁楼空无一人，心里好生纳闷：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朝窗外一望，却见学生们赤身裸体正戏水弄波，玩得开心。他来到塘边，铁青着脸，狠狠地吼道：“孺子不可教也！”

　　回到蒙馆，学生们低头垂眼，等候先生发落，惟独毛泽东神态自然，若无其事。邹先生责备的目光盯着毛泽东，通过上次“背书事件”，他便对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想：大概只有毛泽东才敢带这个头，今天非惩罚惩罚他不可！

　　“谁让你们下水的？——润之，是不是你带的头？”邹先生严厉地责问道。

　　毛泽东敢作敢当：“是我带头的！先生！不过，若要问到是谁让下水的，那就是孔圣人！”说着，他往东墙上的孔子牌位一指。

　　“什么？你！你……”邹先生一听此言，气得脸色发白，他用戒尺指着毛泽东，就要动手。

　　“且慢！”毛泽东一下子打开《论语》，翻到邹先生要点读的《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递到先生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也说过可游泳吗？”

　　蓦然，邹春培扫视到孔子的那句“吾与点也”，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他气急败坏地折断了那根戒尺，把门“口平”地一摔，忿然走出了学堂门。

　　但是，邹春培并未就此罢休。他来到上屋场，一见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便气冲冲地说：“顺生兄，你家石三不得了，他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他这样的学生啦！”毛贻昌问明原委后，忙向邹先生赔笑脸、讲好话。他历来家教颇严，听说儿子竟敢坏了学堂的规矩，还有违师道尊严，与先生顶嘴，就格外恼火。他顺手在家里拿了一根竹竿，向南岸私塾跑去。

　　毛泽东知道今天弄得先生下不了台，先生定不会饶他。后来，他见邹春培出去了，就猜想到他准是到父亲面前告状去了。毛泽东深知父亲的秉性，脾气一上来准有一顿好打，他的棍子可比邹老夫子的戒尺厉害多了。于是，他不敢回家，背起书包离开课堂，一溜烟地逃跑了。他听说县城离韶山好远好远，心想跑到县城父亲一定抓不着、打不着，于是便信脚向山外走去。可不足10岁的他，在山里转了三天，只离开家几里远，还未能走出韶山冲。

　　毛泽东的出走，在韶山冲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虽对儿子的“忤逆”行为大为恼火，但更为儿子的安危担忧，只好和长工阿贵等人一道，四处寻找出走的毛泽东。后来，幸亏一位砍柴的老人，遇上了迷路的毛泽东，才将他护送回家。

　　这件事情过后，父亲没有因此再打毛泽东，先生也没有再为难他。对这次的经历，毛泽东自我感觉也很好。几十年以后，他向一位国际友人谈起它时，称之为“一次胜利的罢课”，他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一场“游泳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不只是毛泽东参与“反抗”和“斗争”的尝试，同时还是他降服江河湖海的演习，它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绝不可低估！

　　如果说，童年毛泽东游南岸塘，是出自于童真与天性的话，那么，后来他进行的许许多多诸如“畅游”“横渡”这类的游泳活动，则都有着质的升华——在这种貌似平凡的活动中，反映着他的好恶、爱憎，寓予了他对理想与信念的执著追求。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携来百侣”遨游湘江，不是单纯的游玩消遣，也绝非青年人冲动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举动——为了强健体魄，磨炼意志，在游泳中去经受险风恶浪，去体会人生的道路，悟出社会的哲理，增强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及至中晚年，渗透在游泳活动中的政治色彩，就越发浓厚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在私塾里，毛泽东虽被先生排在顽皮的学生之列，但他会读书也是出了名的。

　　在学习中，毛泽东表现出聪明的天资，尤其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他读书时从不出声，读过后很快就能背诵和默写。邹春培有时故意让他多背点书，但总难不住他。毛泽东还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先生没有点读过的书，他也能认得。由于他天资聪慧，在学习上不需要先生多劳神费力，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诨名，叫“省先生”。

　　老师总是喜欢成绩好的学生，邹春培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他十分器重毛泽东这个调皮而又聪颖的私塾生。据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妻子）回忆：邹春培曾向她的母亲夸奖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我问他，你花钱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我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

　　邹春培古文功底比较深厚，尤其擅长吟诗作对。他常常让学生“属对”，用这种办法来测试他们的成绩，并以对不上“对子”为由，处罚那些不用心读书的学生。一次，邹先生点毛泽东背诵一篇晦涩古奥的文章，没想到毛泽东倒背如流。邹先生寻思：背书看来是难不倒毛泽东的，凡是讲过的课文，他没有不会背的。那么属对呢？想到这里，他挥笔在墨板上写下“濯足”二字，然后将所有学生扫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明白：这是让他做的题目。他没有丝毫犹豫，走上讲台略作沉吟，便在“濯足”二字下面对以“修身”。

　　邹春培惊喜而欣慰地捋着灰白胡子笑了。

　　如前所述，自游泳风波和罢课行动之后，邹春培对毛泽东的态度的确温和了些，但内心仍难免有成见，他明里不好追究，却采取了一种更特殊的处罚办法：让毛泽东属对，对不上再另行责罚。上一次他和毛泽东已经“交锋”过，知道这个小娃娃不好对付；这次，邹先生在属对的题目和内容及形式上动了番脑筋，下决心要考倒毛泽东。

　　一天放学后，邹先生随意领毛泽东到一畦菜地里，扯下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带回家去，同时交待，明天一早必须还他一茎与牛皮菜能对得上号的菜。说完，用微笑之中略含轻蔑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绝顶聪明的毛泽东，从先生的表情中“破译”出潜台词——“我倒要试试你小娃娃究竟有多大本事，对不上看我扫尽你的脸面！”

　　毛泽东明白，先生只不过以此讽刺和挖苦自己狂妄自大，寓意他说大话，吹牛皮，华而不实。于是，他对邹先生说：不用等到明日，只需稍等片刻即可答对。“既然所对之物是蔬菜类，答案必可在田间寻找！”他稍一思考，随即灵机一动，在菜地旁拔起一蔸马齿苋菜，交给了先生，然后迳直离去……

　　邹春培接过那株马齿苋菜，看了又看。一向苛刻古板的他，顿时由衷赞叹道：“‘牛皮菜’对‘马齿苋’，对得好，对得好！真是奇才，奇才呀！”望着毛泽东那很有大人风度的身影渐渐消逝，邹春培感到双眼模糊了，两行老泪不禁夺眶而出。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糊涂了，悔不该和一个10岁孩子一般见识，竟用如此刁钻的手法来难为他！

　　此后，邹春培每每逢人，便既欣喜又不安地说：“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已非吾辈所能及矣！”

　　对邹春培这位启蒙老师，以后成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始终未能忘记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好处。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诞生，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受韶山父老乡亲之托，特地进京探望当选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并致祝贺。这期间，毛泽东在百忙当中几次和堂弟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了故乡各方面的情况，并特别问到老师邹春培一家的情况。当他从毛泽连这里知道邹春培早已谢世，其子邹普勋身患疾病，家境窘迫的情况后，不禁为之深深惋惜和同情。在毛泽连回故乡之时，他再三嘱咐堂弟，回韶山后一定代他去看望邹先生的家人，并临时亲笔书写短信一封，让毛泽连带回韶山，向先生之子和私塾的同窗好友邹普勋致以问候。他在这封书信中写道：

　　亨二哥：

　　听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邹普勋感到异常高兴和激动。他将信件阅读了一遍又一遍后，让老伴小心翼翼地压在箱子底下，留给子孙后代作为永久纪念。1950年5月，邹普勋给毛泽东复了一封信，一是对这位已当上国家主席的昔日同窗表示祝贺，二是告知“自得主席垂询关照，疾病已见好转”的情况。这封信是5月5日写的，没想到毛泽东仅在10天之后便又回了信。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说：普勋兄：五

　　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到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O年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这封书信中对邹普勋的生活困难问题给予关心的同时，还于同日给儿时的老师、堂兄毛宇居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拜托道：“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遵照毛泽东的嘱托，身为湖南省文史馆员的毛宇居，从薪水中省出200元钱送给了邹普勋，帮他度过解放初期的饥馑。

　　建国之初，离开故乡数十年的毛泽东，陆续向韶山的亲朋故旧发出电函，邀请他们到北京会见、作客、叙旧。在这为数不多的人员当中，便有他的蒙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

　　1952年7月11日，毛泽东收到刚从北京回到韶山的堂兄毛宇居的一封问候信后，立即亲笔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告诉毛宇居：“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秋收收以以后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在托毛宇居转致邹普勋的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普勋兄：

　　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

　　秋秋收收以以后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否出远门否？顺祝

　　安吉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后，邹普勋喜出望外，欣慰不已。他立即和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李漱清一起，做好进京的准备。9月14日，他们从韶山起程前往省城长沙，尔后坐火车直抵北京。

　　9月21日，邹普勋一行到达首都北京。25日，在外地考察工作刚刚回京的毛泽东，马上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寓所，亲切会见了邹普勋及青少年时代的老师张干、李漱清等人，并设家宴盛情款待来自家乡的师友。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邹普勋的一些情况，当回忆起蒙师邹春培和当年在南岸私塾读书的往事时，他以特有的语调说：“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调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昔日老师邹春培深深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在京期间，毛泽东了解到邹普勋家庭生活较为困难的情形，特地吩咐秘书从他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来，给邹普勋买了衣被和许多生活日用品，让其带回韶山以资家用。此后，毛泽东又先后几次从稿费中批出款项，寄给邹普勋，扶助他的家庭生活，以此表达自己对老师邹春培当年苦心栽培教育的一片感激之情。        

三、纯儒·塾师·堂兄——毛泽东和毛宇居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之中，他的塾师加堂兄毛宇居，是颇值得一提的。

　　历史的台历，要翻回到1959年的那个沉闷燥热的夏天。

　　6月25日的午后，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生身之地——韶山冲。下车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吩咐：“要把我大哥接来！”

　　不一会儿，一位精神矍铄、银须飘逸的老者，拄着一根拐杖，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簇拥下，来到了韶山宾馆。

　　毛泽东闻讯，从他下榻的“松山一号”迎了出来，拉住这位老人的手，连声问候：“大哥，好哇！身体还健旺啵？……”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老人踏上宾馆内的水泥台阶，走向室内……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大哥”的老人，便是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者，当年却是一位颇具才华而又富正义感的教书先生，是一位曾为伟人之师的了不起的乡村文化人。但这些又都是千真万确的。

　　是他，给了幼年的毛泽东以丰富的知识营养，使之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基础，从而为日后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壮举中，准备了无与伦比的精神武器；正是这位有一定理想与信念的农村旧知识分子，曾一度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追随学生毛泽东，投身于他致力的革命事业之中；正是这个看似文弱的书生，面对反动当局的刀枪，历尽艰险，妥善保存了毛泽东的《祭母文》这一极其珍贵的文物，并将其归还给国家有关部门；正是他，在湖南省主席何键派兵来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时，巧布疑阵，赢得了一场护坟斗争的胜利……

　　毛宇居，字先甲，又名蕊居，禹居，别号“守十子”、自诩“韶麓散人”。1881年，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蔡家塘（今韶山市韶山镇韶源村）。清光绪年间开始设馆授徒，是当时韶山冲屈指可数的秀才之一，人称“纯儒”。1906年，毛宇居同郭伯勋一起在井湾里私塾为族弟毛泽东授课十个月。1912年，他在湘潭师范学堂毕业，继续从事私塾教育。

　　1921年前后，到云南滇军“建国军第六军”军长何海清将军手下任秘书，任少校衔。不久，他辞去军职，往川东南一带经营茶叶生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脱党。抗战期间同情、支持共产党，悉心照顾烈士后代毛楚雄等。至1949年，从事私塾教育累计达三十余载。1950年，两度被邀请为湘潭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特别会议代表，次年9月，受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年1月受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4年9月29日去世，终年84岁。

　　毛宇居饱读古书，尤工诗对，人称“韶山一支笔”。他安于淡泊，不慕仕禄，以教书课徒、造福桑梓为乐，甘愿在乡间过着贫寒清苦的生活。他曾写有一联：“带耕且读原家教，温故知新作士风”，表白自己的心迹。还作有“自画像”诗以言志。诗曰：

　　牛马生活我生忙，漫走川滇觅稻粱。

　　鹤守残梅撑傲骨，雁飞中泽馨中囊。

　　关怀群侪多摩擦，话到和平费考量。

　　世事沧桑从变化，只愁书味不留香。

　　毛宇居不仅颇具才学，且为人正直、练达。他曾在赠侄儿毛远翔一笔筒上题词道：“外象圆，内象空，圆而且空，是之谓玄，同竹君子能如此，宜其明体达而无所不通，吾今以此为师兮冀，朝夕瞻仰以磨砻，又岂得小之曰笔筒。”这可看作是他性格涵养的写照，也是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正因如此，他在韶山这一带人望颇高，深受乡亲的尊敬。

　　毛宇居与毛泽东是未出五服的兄弟。他的曾祖父毛南方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嫡堂兄弟，其父毛福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共高祖，他比毛泽东年长13岁，是他的排房兄长。早先，他们的祖上曾经都住在滴水洞黄田坳，后来“树大分杈”。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家人丁增多，滴水洞田地有限，便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买下韶山嘴下面的土地冲（即上屋场前面）一带田产。但这里离家有七八里远，寒来暑往，春种秋收，终觉隔山隔水，难于看管。三年后，他买下了上屋场东头五间半土砖茅屋，准备让成房立户的儿子搬到这里来种田和居住。可是，他的两个儿子恩农、恩普兄弟都嫌太偏远，不想去种，不愿去住，都想厮守在祖居世袭领地上。最后，兄弟俩通过抓阄定夺。清光绪三年（1877年）冬，毛泽东的祖父恩普携妻罗氏和儿子毛贻昌以及另外两个女儿，迁居上屋场。在这前后，毛宇居家也迁居蔡家塘。虽然他们两家迁居两地，但仍然往来密切，亲如一家。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毛宇居同与井湾里主人郭伯勋在这里当塾师，给学生们讲授《春秋》、《左传》等经书。由于他与毛泽东的这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毛宇居对毛泽东这个堂弟自然特殊看待，对他的管束、教育也比其他学生严厉得多。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经常违反课堂规矩，给先生和堂兄“捣蛋”。比如：他不愿读《四书》、《五经》，就和小同学串通起来，反对背书；让他好好在教室温课，可等先生一离开，他便组织小朋友排队打仗，由他当“元帅”，让大家冲锋，把个教室弄得乱糟糟的。这些都让毛宇居十分恼火。

　　有一回，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课堂预习课文，不得随意走动闲谈。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讲授新课，他将到山上树林找一个僻静而空气新鲜的地方，在那里读书记性更好。先生没有答应。可是，毛宇居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了屋后山上。两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躺在青石板上背熟了课文，又爬上树摘了一书包毛栗子。回到教室，他先给每个同学分几颗，然后给“大哥”也“孝敬”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他责问道：“石三，谁叫你到处乱跑？”“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记硬背也是空的。”毛泽东辩解。“放肆！”毛宇居很是生气，脸涨得通红。

　　下午，毛宇居仍然不依不饶，他要毛泽东站在门外，不让进屋。约过了个把时辰，毛宇居指着教室外的天井说：“你有本事不服管教，就以天井做首诗来，做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

　　毛泽东不愿挨打，只得认罚。他绕着天井转了两圈，思忖着这诗怎么个做法。他看见：天井中有一座深井，调皮的学生从溪里捉了些鱼虾养在里面。不时有三五只小鱼儿把头伸出水面，小嘴一张一合，似乎感到井中的沉闷，要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这一情景，给了毛泽东灵感——他想，大哥管得也太紧了，自己就像天井中的小鱼虾，没有半点自由！想着想着，他随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轻易“过关”，虽说毛宇居当时不觉解气，却不得不承认堂弟是个奇才。这敏捷的才思和深刻的讽喻，给毛宇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数十年后，他还常向前来韶山参观的人们谈起此事，称赞他的才华和反抗精神。

　　毛宇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从毛泽东的“反抗”行动中体会到：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这个聪明而顽皮的少年的求知欲，更不能“降服”他；只能因人施教，严宽相济，方可奏效。此后，他改变了对毛泽东死板的教学方法，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让他自学，尽量扩大毛泽东的视野。在他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许多他喜欢的书籍，才学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方面，更是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及至后来，他写著作或作演说，往往博古通今而用典贴切，妙语联珠，这些都不能不说与毛宇居这位“大哥”无关。

　　毛宇居和毛泽东之间，不仅有着师生情感，更有亲如手足的兄弟之谊。有三件事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毛宇居两次劝说叔父毛贻昌送子读书。

　　毛泽东在井湾里学习了近一年时间后，由于他父亲毛贻昌需要帮手，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那时，他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农忙时要下田顶一个雇工的活，农闲时在家磨粉、舂米、喂猪，就像一个雇请的长工。因为他是家里识字最多的人，在白天忙了一天后，夜里还要帮父亲记账算账。严厉的父亲常常在夏秋的月光下，教他学打算盘，并且要学会两只手同时打。父亲想让他学会经商本领，准备继承和光大家业。

　　毛泽东读书的权力被剥夺了，可他渴求知识的欲望却难以遏制，他只好利用点滴的时间读书，有时深更半夜点起竹络小油灯苦读寒窗。这些，毛宇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知道，堂弟毛泽东爱读书、会读书，可不进学堂正正规规受教育，仅凭自学还是不够的；再说，久而久之，身体吃不消，必将难以为继，一个可塑之材岂不白白荒废掉！

　　毛宇居觉得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一天晚上，他来到上屋场，和堂叔毛贻昌打起了“嘴巴官司”。

　　“叔，石三从经馆回家，有些日子了吧？为什么没让他念书呢？”毛宇居和颜悦色地向堂叔发话。

　　“泥脚杆子，读么子书，只要能记记账，打打算盘就行了，念书要花好多钱呀！”一向严肃的毛贻昌，面对满腹经伦，年纪只比自己小几岁的堂侄，和缓地解释道。

　　“石三脑子灵光，是块读书的好材料，放到屋里盘泥巴，可惜啊……”

　　“家里偌大一冲田地，人手不足哇！我家石伢子在家只需请一个长工就行了，还是让他跟我顶顶事吧！”

　　“少请一个长工算得么子！石三如读出书来，怕要顶成百上千的长工哩！”接着，毛宇居就拣毛贻昌看得见、摸得着的韶山冲里读书成器的人一一列举出来，大讲读书识理的好处，直把毛贻昌的心说得活动起来。

　　以后，毛宇居又一连几次到上屋场，找堂叔劝说。不久，毛贻昌给毛泽东娶了亲，迎进一个年方十八的儿媳，家里添了一双人手。这样，他终于按照毛宇居的意见让儿子继续上学读书了。

　　大约十六七岁时，毛贻昌准备安排儿子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又一次将面临失学了。

　　毛宇居知道这一情况后，与毛家的亲戚一道，再次来到上屋场，力劝毛贻昌收回送子进城经商的成命。大家众口一词，称赞毛泽东的读书天份，说他若进了洋学堂，日后定会有大出息，要求毛贻昌让毛泽东出去读书。经过再三劝说，终于使毛贻昌认识到读书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应允了儿子继续读书的请求，使之踏上了“洋学堂”的门坎。

　　由于毛宇居独具慧眼，鼎力相助，毛泽东才得以走出大山，日后果真如他的老师所愿，有了“大的出息”——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伟人！

　　第二件事，是毛宇居冒险珍藏毛泽东的《祭母文》。

　　曾有一位外宾来韶山参观后说：“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和奉献的美德，在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心里只有人民。”应该说，毛泽东这种美德与他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旧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中国传统美德在她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家，她仁慈厚道，勤劳节俭，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外，她心地善良，善体人之情，解人之难，是乡亲们公认的好人。有位哲人说过：人的第一位老师是母亲。同样，毛泽东儿时受母亲的影响最深。

　　因此，毛泽东很爱自己的母亲。他以后到了长沙，时刻都不忘母亲。他26岁时，母亲得了淋巴炎，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仅陪同母亲看病，而且还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氏夫人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母子最后一次欢聚。

　　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时候，得到母亲病危的特急信，像是晴天霹雳，马上奔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二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了，心似刀绞，泪如泉涌。母亲才53岁啊，不想一场疾病便夺走了她的生命。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虔诚地守在母亲的灵前，回想起自己童年时在母亲身边的星星点点往事，回想起母亲对他的万般慈爱和一生中所付出的辛劳，悲恸与怀念之情在胸中翻滚。在幽幽的油灯下，他和泪写下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痛悼慈母。《祭母文》道：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来直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赍。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心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这篇长达四百九十五言的骈体祭文，即便是在今天读来，仍哀婉动人，令人泪湿青衫，堪称祭文典范。其文其情足可与魏晋时令伯公李密的《陈情表》媲美。

　　另外，毛泽东还作了两幅泣母灵联，表述了母亲对他的哺育之恩和他对母亲的怀念之情。

　　其一：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在毛宇居等亲房叔伯的操持下，毛母的灵柩在家停留四天，按韶山地方的风俗以道场来超度亡魂。10月8日晚，毛泽东长跪母亲灵前，含悲诵读了这两幅灵联。

　　《祭母文》后由毛宇居收藏。后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他将这些手稿一页页塞进墙缝中，才使之完整地保存下来。解放后，遂将它交给国家，今刊刻于毛泽东父母合葬墓右侧的汉白玉石上。

　　第三件事，是毛宇居冒死保护毛泽东家的祖坟。那是1932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星火燎原”，震惊湖南。当时盘踞湖南的新军阀、湖南省主席兼国民党军队第四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挫败。

　　后来，有人向何键“献计”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实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效。听说韶山是舜帝南巡演韶乐的地方，灵秀非凡，想必是毛家得地灵之光。不妨派人到韶山挖掉他的祖坟，断他家的“龙脉”，那毛泽东的红军就会不攻自垮了。

　　何键本是个迷信大王、“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部下，排长以上都要像他一样剃光头入法门，当几个月“业余和尚”.否则不得升官。听了这话，觉得很合他的心思。为了让毛泽东“倒霉”，决定挖他的祖坟，破毛泽东的“风水”，断他的“龙脉”！

　　主意已定，何键便派副官处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长龚仲荪率特务队到韶山，去执行挖毛泽东祖坟的“军务”，为了行动上的保密，对外代号为“酒瓶子计划”。于是，一场挖坟与护坟的斗争便在韶山展开了。

　　何键兴师动众挖毛泽东的祖坟，实属一幕闹剧。不过，关于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地，在韶山确有一段神秘的传说。

　　从滴水洞往西，有一条通往牛形山的小路，牛形山又叫大石鼓。漫山遍布着宛若大鼓的青石头。这里地势极为险峻，石级山道陡如登天，全长八百多米，中间一段简直无路可走，只能攀缘铁索，凭手抓脚撑，方可一步一步登上山头。因此，即使是青壮年后生，也不能等闲视之。当今有位无名诗人至此，见其陡峭而顿生灵感，咏叹道：“脚踏着沉重的思路，鼻子触着山的脊梁……”山岗半腰，有一兀突的小坪。据传冬天常有老虎来此朝阳取暖，夏天来此避暑纳凉。因此，大石鼓又叫“虎歇坪”。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坟墓，就在这个“坪”里。

　　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字四端)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德臣(字恩农)，比二弟翼臣(字恩普)大六岁，早年都住在黄田坳下的东茅塘，虎歇坪属两兄弟所有。据风水先生断定，这虎歇坪是块宝地，兄弟俩商定，谁先过世谁就葬于此山。结果，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在1904年先卒，遂葬于此。毛翼臣的坟前几丈远是巨石突兀的大石鼓，下边是悬岩陡壁，前边山峰自然分开，山脉延伸到狮子山；坟后是黄蜂山脉的主峰，形似宝塔。对这块险要之地，有人曾如此称赞：“龙头山，虎歇坪，聚龙之灵，集虎之威，通三山之风，贯八面之气，藏龙卧虎，风云际会……”

　　再说，何键议定好“酒瓶子计划”以后，立即下令熊士鼎带着特务秘密来到韶山。随后，他们通过伪乡长李性恂初步探听到，毛泽东家的祖坟就在“八仙吹箫”的虎歇坪一带。为了找到具体地点，他们化装成“风水先生”，终日手拿着罗盘，鬼鬼祟祟地在虎歇坪一带转悠、搜寻。但由于他们人生地疏，加上山上树竹茂密、荆棘丛生，终究没有找到坟地。

　　熊士鼎决定出动大队人马，边找边挖。1932年6月29日晚上，没有星星，月亮也被乌云遮住了，整个韶山冲一带一片黑暗。熊士鼎带着特务队二十多人在湘潭县保安队的配合下，悄悄地进了韶山冲，朝滴水洞扑去。他们按照李性恂指定的路线，来到东茅塘一带。山上黑乎乎的，树林密不透风，老鼠虫蚁在草丛中穿梭，特务们见此情景，心里一阵阵发毛，便胡乱地挖起来。就在这时，山上突然响起了“呵喝、呵喝”的喊声，“轰隆、轰隆”，“辟辟啪啪”的枪炮声，声音在夜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随着刮下山麓的阵风，如同千军万马冲来。匪兵们早就领教过红军的厉害，以为又是中了红军的埋伏，顿时一个个吓得手脚都酥软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撞撞碰碰地向冲外逃窜，一窜竟窜到了离韶山冲十八里远的永义亭，这才惊魂初定。

　　第二天，李性恂来告诉熊士鼎，昨晚的“枪炮”声和喊声，是当地农民守红薯赶野猪时发出的，“炮”声就是鞭炮，“机枪”就是鞭炮挂在铁桶里燃放，另外的响声是响竹、木脚鱼敲出的。匪兵们听说，才知道上了韶山人的当。

　　其实，何键派兵来要挖毛泽东祖坟的消息，韶山人早已获悉。当李性恂带着“风水先生”到虎歇坪察看时，立刻引起了周围农民的注意，大家纷纷猜测着他们的来意。后来，他们找当地人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乡亲们顿时明白了这帮人的用心——他们是“黄鼠狼逛鸡窝，没有好事”。这事传到毛泽东的堂兄和少时的老师毛宇居的耳朵里，他听后又气又急——孙辈造反，祖辈地下尸骨何辜？再说，毛泽东是为老百姓的活路才带头造反的，怎能让他受这个打击呢？他越想越气，决心哪怕舍弃老命，也要和乡亲们一起保住毛泽东的祖坟！他拈思考着对策，很快便计上心来。

　　就在“风水先生”离去的当晚，毛宇居和十几个乡亲齐集在虎歇坪的山上，有的平土，有的担草皮，一会儿，将毛家祖坟上的圆形土丘平掉了，并在坟上整成一片旱土，在周围植上草皮，谁见了都以为这是一块旱粮地。至于那块墓碑，人们将它埋到了一米多深的地下。

　　匪兵们第一次上虎歇坪，不仅一无所获，还受了一场虚惊。熊士鼎恼羞成怒，第二次公然在青天白日派兵进山挖坟。可是，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虎歇坪时，出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遍地的红薯蔓和挖掉了红薯后平整了的旱地，旱地旁边倒是有一片坟堆，可哪座是毛泽东的祖坟呢？他们傻眼了。

　　正当特务们不知是进是退、左右犯难的时候，李性恂同特务队长龚仲荪耳语了一阵，龚仲荪立即派出十几个匪兵朝一个村庄狂奔而去。不一会儿，抓来了一个约摸50岁的老头，他就是毛宇居。匪兵用“吹火筒”顶着老人的胸膛，威胁他说出毛泽东的祖坟来。毛宇居自知这些家伙不会轻易罢休，只好两害相衡取其轻，指着一座石坟说：“那就是！”

　　“给我挖！”按照毛宇居指示的方位，熊士鼎向匪兵们下达命令。不一会儿，匪兵们挥锹撬开石板，砸破尚未完全腐烂的绯红棺材，把一根根骨骸抛落在地。熊士鼎狞笑着，命令部下捡起几根骨骼装进酒坛子里，收兵回营邀功请赏去了。

　　韶山人组织的这场严密的护坟斗争，终以胜利而告终，而这场斗争的策划者则是毛宇居。在他的组织下，人们先是以驱赶野猪为名，制造了“枪炮”声，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使他们不敢在韶山冲久留；接着将毛翼臣的坟平掉，并进行了伪装，不使真相暴露；至于那座被匪兵挖掘的坟墓，则是一冢无主的古墓……

　　毛宇居不顾身家性命保护毛泽东祖坟的事，一时在韶山冲广为传颂，人们更加敬重这位老先生。

　　毛宇居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曾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经历了充满着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

　　1921年春节，身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回韶山过年。

　　大年初一，他来到堂兄毛宇居家拜年，适逢在云南从军的毛宇居也探亲回家。叙谈之间，毛泽东把他这次回乡的目的告诉了堂兄：变卖家产，让弟妹们到长沙求学读书。他的这一打算，得到了毛宇居的支持。

　　嗣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他们卖掉了猪牛，还清了生意往来中的赊欠，把田地分给了无田的穷乡亲耕种，然后毛泽东带着泽民、泽覃、泽建告别了故土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投入了革命洪流。从此，这一家人为了谋求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先后献出六位骨肉亲人，真正成为满门忠烈、可歌可泣的革命家庭！

　　这以后，毛泽东于1925年和1927年的两个春天回韶山故乡，点燃农民造反的烈火。

　　从那时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近亲，毛宇居等族人饱受反动派的歧视和凌辱。反动地方官员向看管上屋场的毛宇居宣布：“共匪头子毛泽东家的房子及所有财产，从现在起统统没收，今后不论是谁来种田、住房，统统都要给团防局交租交钱。违者，格杀勿论！”除了在财产上不让毛泽东的族人“沾光”外，他们还不许毛宇居等亲房叔伯与毛泽东往来、通信，更不许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否则，祸及全家、全族。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毛宇居只好将仇恨埋藏在心底，一面利用他与地方政府某些头面人物的交往关系与敌周旋，一面暗中为堂弟毛泽东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除了继续代为照看毛泽东的旧居外，还尽心保护毛泽覃的幼子毛楚雄和楚雄的外婆周陈轩老人。其侠肝义胆，莫不让人感佩万端！毛楚雄是毛泽覃和周文楠再婚时所生的孩子。1928年，周文楠因参加革命工作被捕入狱，才半岁的小楚雄也随母亲一起在长沙监狱坐牢。在狱中，周文楠饱受折磨，身染重疾，楚雄也被传染，外婆周陈轩获准把外孙抱回家中治疗。1930年初，周文楠被营救出狱，三天后又参加红军，匆匆奔向苏区。楚雄与母亲离别后，大伯母杨开慧又饮弹长沙。1935年4月，担任中央苏区红军独立师师长的父亲毛泽覃，也壮烈牺牲于江西瑞金。丧父失母，孤苦伶仃的小楚雄和外婆相依为命，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

　　在此期间，毛宇居曾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侄子毛特夫在长沙四处打听楚雄的下落，后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在长沙漂泊流浪的小楚雄及周外婆。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等人的关怀下，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舅舅周颂年一起，于1938年被接回生身之地韶山。

　　随后，毛宇居给延安的堂弟毛泽东写信，告诉家里的情况。毛泽东得知楚雄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关怀侄儿的生活和成长，他给楚雄寄来了生活费，并回信给堂兄毛宇居，请他不断勉励楚雄“刻苦节省”，并应将“周先生”(即周颂年)“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毛宇居更加悉心照料毛楚雄和年迈的周外婆，确是按照堂弟的嘱咐，把他们看成—家人。

　　为了维持毛楚雄和外婆、舅舅的生计，毛宇居和族人商量，将毛家荒芜的田地收回一部分，请人代耕，每年收取若干粮食，以养家糊口。由于得到毛宇居和乡亲的热心帮助，毛楚雄回韶山后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

　　接着，毛宇居又开始抓楚雄的文化教育。起先，楚雄跟在舅舅周颂年身边，读古文、学历史。后来，毛宇居又先后安排他到自己任教的兴华初级小学、韶山私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在教学之余，毛宇居经常给楚雄讲大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书的故事，鼓励他像大伯那样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效力。

　　在堂伯和老师毛宇居的影响下，毛楚雄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具有远大的理想，决心“继父之志，报父之仇”。由于毛宇居的精心培养和自身的刻苦努力，楚雄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思维敏捷，文字精练，语言生动，老师十分赞赏，常常在上面批写“文笔畅达，文思大进”或“传观”等评语。一次，县里的一位督学来韶山视察，看了楚雄的作文后惊疑不已，以为是任课老师为了“树牌子”请人代写的，便让校长把楚雄找去当面测试。督学先是拿着教科书有意点了几个难题，让他回答，楚雄不慌不忙，对答如流。接着，督学又让他作文，楚雄胸有成竹，下笔行文，一挥而就。督学读罢，顿时变惊疑为惊喜，连声赞叹道：“非凡之才，非凡之才！”这时，站在一旁的语文教师毛宇居以自豪的语气向客人介绍：“他是毛泽东的侄儿，他们家学渊远啊！”……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毛宇居除了关心照顾毛泽东的侄儿楚雄及其家乡亲人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书，那就是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甘冒政治风险，宣传颂扬毛泽东。

　　1938年秋，毛宇居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张贴了一幅对仗工整，寓意深厚的大红对联：“泽沛苍生，东来紫气”。用这种形式，歌颂毛泽东领导人民抗击日寇，拯救民族危亡的功绩。

　　1941年，毛宇居与毛国翘等编成《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对毛泽东三兄弟颇多褒扬。在毛泽东的条目下，他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意为文章内容丰富，文笔淋漓尽致；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这是毛宇居对堂弟美好品德的高度评价。

　　1949年8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凶地”，歧视了十多年的韶山——毛泽东的故乡解放了！

　　作为毛泽东的塾师加堂兄，毛宇居也告别了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扬眉吐气了！

　　金秋10月，北京传来特大喜讯：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宇居和所有的韶山人一样，感到万分激动，无尚荣光！

　　他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颂导师》七律两首，诗曰：

　　1949年秋，阅报见房弟毛泽东荣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诗志贺。

　　一

　　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溺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矢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愈遒。

　　二

　　思想行为自得师，开诚领导广推为。

　　成军百万皆精炼，立法三章更剑奇。

　　人道信心遵马列，谁知济众媲牟尼。

　　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随即，毛宇居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向堂弟表示问候和祝愿。随信还寄去了诗作。

　　毛泽东接信后，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很快就给毛宇居回了信，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关心和问候。信的内容是：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从

　　此，他们兄弟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毛宇居通过给堂弟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带去了韶山乡亲们的祝福和问候，传递着乡间的信息；毛泽东则通过和毛宇居这位有文化、有能力，人品正派，可靠可信的堂兄书信联系，把家乡的许多事都托给他来办理，并顺便了解韶山的乡情社情。

　　当然，毛宇居和毛泽东之间的书信往来，并非起始于1949年冬。早在抗战时期他们就相互写过信。

　　后来，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身系民族安危的毛泽东渐渐和老家通信少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忙着运筹帷幄，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就干脆中断了给他的“宇居兄”写信。这样一来，彼此之间一晃便又是十多年不通音讯了。所以，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他们似乎要弥补过去因战祸而造成的缺憾，自1949年11月通信之后，彼此之间书来信往，从未间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韶山的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既有反映乡间各种情况的，也有请求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的。对此，毛泽东有的自己直接处理，有的则通过写信委托毛宇居来协助解决。每逢遇到毛泽东交办的事情，毛宇居总是尽心尽意，实实在在地为堂弟分忧，替他帮助照顾那些在革命岁月里为党的事业作过贡献，而眼下还暂时处在贫困线上的父老乡亲。

　　1950年，毛泽东听毛宇居来信反映，他少年的私塾同窗和邻居邹普勋家境困难，便很快给毛宇居回了一信：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健康毛泽东一九五O年五月十五日

　　毛宇居收到信后，立即拿出自己的钱垫上，先解决了邹普勋的燃眉之急。

　　1952年，毛泽东有两封信给毛宇居，请他帮助处理了很多事。一封信这样写道：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逢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秋收收以以后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顺致敬意毛泽东七月十一日

　　另一封信是寄钱给堂弟毛泽连、毛泽荣，请毛宇居转交。钱是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新币的一元。毛泽东写道：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宇居一腔热情，从韶山到北京，千里迢迢，频传信笺，为毛泽东处理了许多家乡亲朋故旧的琐碎事务，使毛泽东少分散精力，更多地为国事操劳。对这样一位师长，毛泽东是感激不尽的。

　　通信以寄托对故乡的山水和故乡的人，特别是对昔日老师的那种眷恋之情，这毕竟是间接的，是无法满足一位年已五十多岁、离乡二十余载的老人的感情需要的。

　　1950年5月，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湖南办事，他特地叮嘱儿子去看望乡亲，去看望毛宇居这位岸英的堂伯和师伯。后来，干脆采取另一种办法——把韶山的亲友、老农民自卫队员和儿时的老师们接到北京去欢聚，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柯、表侄贺凤生等几个韶山乡亲的进京，也有了毛宇居的三次北京之行。

　　第一次，是1950年9月。是由毛泽东派人直接送信到毛宇居家，让他进京的。这次见面，是兄弟二人阔别几十年后的头一次见面，相见十分亲切。据毛宇居回忆，当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带着乡音欢迎说：“来客哒，来客哒，快请坐！”毛泽东还设家宴招待，宴席破例办得很丰盛，既有“京都大菜”，还有几道家乡风味的便菜，如豆腐、鸡蛋、辣椒豆豉、肉片汤等。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言语之中流露出游子对故乡故土和故人深切的向往与怀念。毛泽东还将儿子岸英、女儿李敏、李讷几兄妹叫到跟前，向毛宇居一一作了介绍，并对他们说：“这是从韶山来的，是你们的伯父……”这次，毛泽东还安排毛宇居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观礼和宴会，陪他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又派员陪同他乘飞机鸟瞰了古长城。因毛宇居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毛泽东怕他不适应北京的气候，特地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看他牙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毛泽东将自己对老师毛宇居的那一片感激之情，全部凝聚在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1952年冬，毛宇居第二次到北京。当时，韶山小学要扩建，他受家乡委托，专程进京找毛泽东，要这位深受国人爱戴的堂弟给学校题写校名。这一次，毛宇居给堂弟带了几样湘潭土特产，有湖南的红辣椒、酱油和三湘人爱吃的槟榔。毛泽东一见槟榔，格外高兴，他拿起一枚槟榔就吃，保健医生马上制止。毛泽东笑着说：“过去呷了几十年，从没检验过，冒得关系，冒得关系！”他的湖南“土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接着，毛宇居向毛泽东报告了家乡兴办学校、发展民办教育的事。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地说：“这好，现在需要人才，教育就要发展。你是教书出身的，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当提到写校名时，毛泽东问：“写什么名字好？”毛宇居如实回答：“我们只是办小学，就写韶山小学吧。”毛泽东想了想说：“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一次不就写全了？”毛宇居听了这话，深感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连连称赞：“好、好！”随即，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了几张“韶山学校”校名，供堂兄挑选。

　　这次到京，毛宇居还多次到毛泽东家吃饭、叙谈，有一次吃完饭，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晚我们回韶山，看看你自己吧！”毛宇居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愣住了。毛泽东也不细说，他和堂兄手牵手来到放映室，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解放了的中国》。这部电影是在苏联帮助之下，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纪录片，该片的部分镜头是在韶山拍的外景，多处有毛宇居的镜头。看完电影，毛宇居才明白毛泽东刚才那句“今晚回韶山”的趣语的弦外之意。

　　第三次是1958年8月。当时湘潭大学正在筹办当中，毛宇居受湘潭县委之托，又一次赴京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抵京后，他开始住在前门的惠中宾馆。毛泽东知道后，即派人接他到档次较高的和平宾馆宿食。此间，毛宇居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湘潭大学的筹备情况和来意，毛泽东询问了办学过程中的许多具体事项后，说：“近来许多人请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湘乡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给你们写了，他们不会有意见吗？”毛宇居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东山学校那一张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没有意见了吗？”毛泽东笑了笑，就答应了。过了几天，毛泽东的秘书将他亲笔题写的两纸校名及一封便函送到和平宾馆，交毛宇居带回。信函云：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交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烦转致。

　　毛泽东九月十日就这样，毛宇居利用上北京的机会，给他带去“下情”，供最高领导机构决策参考。与此同时，毛宇居还尽他这位“纯儒”的本份，为家乡兴学办校，发展教育事业尽责，为造福桑梓出力。

　　1959年6月25日下午，三辆深蓝色的小轿车自长沙经湘潭直驶韶山冲。汽车上载着韶山人民的儿子毛泽东和陪同前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及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行。

　　汽车进韶山冲，过韶河上迎宾桥，徐徐驶进松竹掩映、环境幽雅的松山招待所一号寓所。

　　“毛主席回韶山了！”“毛泽东回来了！”“毛润之回来了！”喜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韶山冲，年轻人奔走相告，老人们笑逐颜开，一向沉寂的韶山冲沸腾了！激动、欢呼、热泪……离别32年的亲人，今日回到母亲的怀抱，成了韶山人从未有过的盛大节日。

　　毛泽东走进“松山一号”后，对韶山派出所所长胡兆祥、韶山招待所所长赵伯秋说：“你们去把这里的‘山神’、‘土地’找来”，接着又补充道：“把我大哥也接来！”

　　毛泽东说的“山神”、“土地”，指的是韶山公社、大队的负责人；他尊称之为“大哥”的，就是毛宇居。

　　就在这时，毛宇居被人接到“松山一号”来了。毛泽东听说后，连忙从房内走出来迎接他的这位年逾七十的“大哥”，接着便出现本章开头那兄弟相见、热情问候的一幕。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毛宇居被毛泽东留住在韶山招待所，同他这位当主席的堂弟和昔日的学生一起，度过了他终身难得的三天时光，尽情叙说着旧时的兄弟与师生情谊……

　　第二天中午，毛泽东在松山一号就餐，他特地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毛宇居请到一块儿吃。席间，他一边吃饭，一边吩咐有关同志去把未到的亲属、老师、革命老人接来，其中三次提到毛宇居的胞弟毛碧珠。一会，见他未到便问：“碧珠怎么没有来？”韶山大队书记毛华松说：“碧珠划了富农。”毛泽东脸上变得严肃起来：“富农又怎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害我？一定要把他找来！”

　　午饭后，毛泽东只在硬板床上小憩了一会，便对“山神”毛继生说：“今天想到外面洗个澡，顺便看看乡亲们。”2时10分，他离开寓所，和毛宇居、毛继生及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毛氏宗祠。

　　毛氏宗祠，是毛泽东创办的农民夜校旧址之一，他和夫人杨开慧曾在这里对农民群众进行过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毛泽东来到门口，对身边的毛宇居和毛继生说：“到里面去看看。”毛继生说：“冒得看头，里面精光的，主位牌子都烧了。”毛泽东一边往祠堂里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他三个躬再说。”进到屋里，对着过去放祖宗牌位的地方鞠了几躬。毛宇居和毛继生见状，也陪着他向毛氏祖先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

　　离开毛氏宗祠，来到毛震公祠。这里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旧址之一。当年，毛泽东在这里给群众讲话，特别赞扬韶山妇女进祠堂吃饭坐首席的革命行动。走进毛震公祠，毛继生向毛泽东发问：“主席，您讲过‘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是不是在这里讲的？”毛泽东说：“那还是1927年的事，大概是在这里讲的吧。”他看了看身旁的毛宇居，忽然回忆起往事，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欢迎我。”毛宇居诧异地问道：“主席，你还记得？”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你当时还在欢迎会上致辞呢！”“是的。”毛宇居抚着银须琅琅背诵起来：“毛君泽东，少年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听着，爽朗地笑了起来，他转身对陪同他的罗瑞卿介绍说：“我1927年1月回韶山，他们曾在这里欢迎我作报告……”

　　“主席……”一声呼唤，把毛泽东从回忆里拉回现实之中。按日程安排，下午要到韶山水库游泳，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毛泽东便快步跨出毛震公祠，朝韶山水库方向走去。从毛震公祠到韶山水库有一里多路，路很窄，不能行车，只好步行。一路上，毛泽东搀扶着七十多岁的毛宇居，漫步在韶山冲的山间小道上。摄影师侯波抢拍下了这动人的场面，一直珍藏至今。

　　这次回乡，毛泽东早就做好了游泳的准备。今天，他要来游韶山水库，罗瑞卿早就派人做了准备：水质已经化验，水里的石头和荆棘早被清除。此时，有一批会游泳的战士已先下水，作水情试探，并摸索开道。一会儿，毛泽东走上大堤，他环视青山绿水和坝下起伏的稻浪，满意地笑了。

　　毛泽东在水里进退自如，时而仰卧水面，时而端坐水中，时而击水激进，时而潜水徐行，表演了“立正”、“稍息”、“坐凳子”、“睡觉”等动作。他精湛的游技，博得了岸上群众的一片叫好声，掌声此起彼伏。这时，毛泽东见留着长白胡须的毛宇居也在岸上为自己喝彩助兴，忙喊道：“宇居大哥，你也来游泳吧！”宇居老人答：“主席，我快八十了，不能游了。”毛泽东说：“你多游几次，起码还能活二十年！”他幽默的话语，又引来一片笑的浪花。

　　毛泽东游了一个多钟头，直到太阳偏西才上岸。离开韶山水库，毛泽东依然和来时一样，和毛宇居相互搀扶着，边走边谈。他神采奕奕，毫无倦意，谈兴甚浓。回到毛震公祠汽车停放处，太阳已经落到山背后去了，远处升起缕缕炊烟，正是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烟”景象。

　　当晚八时许，毛泽东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被邀请的宾客陆续赶来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亲属、师友、烈属、老赤卫队员、老地下党员等等。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来了，毛泽东与他握手，招呼他挨自己坐下；毛新梅烈士的妻子沈素华在孙子的搀扶下来了；毛福轩烈士的妻子贺菊英带着孙子来了；毛泽东外婆家的堂表弟文东仙来了；还有毛泽连、谭熙春、毛顺清……等许多乡亲都来了。人们聚集松山，犹如一家人过年，热闹非常。餐厅里摆着十多张圆桌，桌上热气腾腾，摆着许多颇具家乡风味的佳肴，有扣肉、清蒸鱼、烧鸡、炒蛋、木耳汤等和各色的酒水。

　　人到齐了。毛泽东从席位上站起来，端起酒杯对乡亲们说：“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今天我泽东三伢子请各位长辈、亲朋、革命老人吃餐便饭，敬大家一杯酒。”说着又起身来到各席，逐桌敬酒：“我离开韶山三十多年了，敬大家一杯酒，大家一定要喝！”席间，毛泽东与毛宇居、毛泽连等人在一桌，作陪的有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毛泽东一面招呼大家吃菜，一面举杯把盏，他端起酒杯向毛宇居敬酒，白发飘逸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连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人坐下，边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还贴到毛宇居的耳边说道：“我过去是个调皮学生，还造过你的反哩。你还记得吗？”毛宇居笑着说：“记得记得，你也是个高材生，那时你很爱看杂书，我还故意给你点《左传》，你都能应付裕如哩！”他们之间有趣的对话，使得乡亲们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6月27日，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吃过午饭，乡亲们知道毛泽东下午就要走了，便络绎不绝地赶到松山招待所，为自己的领袖和亲人送行。

　　毛泽东即将登车了，毛宇居伸出他那双颤抖着的手与堂弟握别时，已是老泪纵横、唏嘘不已：“主席——润之老弟，望多保重！”毛泽东双手紧握住自己的堂兄兼老师的手说：“宇居大哥，你也善自珍重！得便时我接你再到北京！”“主席，你有时间也回呀！你可要回呀……”

　　毛泽东终于上车了。车队徐徐穿过人群，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师生在故园相聚，又在故园离别了！从此以后，毛宇居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学生和堂弟毛泽东，因健康原因更无法亲赴毛泽东“再到北京”的约请了。5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9月29日，84岁高寿的毛宇居，终于带着无限的满足和还有那么一丝遗憾，永远地走了。同时，也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四、“过激派老师”——毛泽东和李漱清  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早年的学生生活时，曾以恳切的语气说过这样一席话：“……对我有影响的事，是本地小学来了一位‘激进’的教师。所谓‘激进’是因为他反对拜佛，想摆脱神佛，他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颇受注目，被人议论的人物，我敬慕他，同意他的观点。”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过激派老师”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又名李吉力，1874年生，长毛泽东19岁，家住韶山冲陈家桥(今属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和毛泽东的家上屋场相距五六里路。清末投考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外地见闻，劝说乡亲们不要求神拜佛，并大胆地提出了“弃庙兴学”的主张。也就是说，要把寺庙和宗祠的田地房产，拿出来兴办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开发民智；而且，他要办的不是过去那种私塾，而是新型的“洋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不拜“孔圣人”，不读四书五经，学的是时兴的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新学。

　　李漱清提出这些主张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责难，那些掌权的房户族长、封建豪绅们一致起来激烈反对他，都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连祖宗都不要了，多半是发了疯癫病。因而，李漱清的新观点、新主张，被他们斥之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成了乡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其时，正值1907年，毛泽东已在私塾里度过了5年的学习时光。5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但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也变得日益浓烈了。正当他凭借自己的天资，在书本中对宏观世界的宇宙奇迹和微观世界的人生奥妙，开始了初步探寻的时候，家庭情况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认为，与其说再把白花花的银洋往书的“无底洞”里丢，倒不如让儿子停学跟自己学种庄稼，跑买卖，挣现钱。于是，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

　　人虽离开了学校，可毛泽东渴求知识的愿望丝毫未减，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特别是那超出未成年人负荷的体力劳动，有时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毛泽东渴望读书，但又不愿再回到那陈旧的私塾学堂。这期间，他曾暗中在韶山冲一带打听名师，却没有访到。正在彷徨观望之时，李漱清学成归来了。他从大人们对李漱清的纷纷议论中，听出李先生是一位很特别、很有个性的文化人。虽然李先生提出的兴办学堂、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等主张，毛泽东还说不上对不对，但关键是这些见解很独特、很新鲜，是他生平第一次听说过的，这对于对新事物有着天然兴趣的他来说，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因而，毛泽东格外敬佩李漱清的学识人品，赞成李先生的言行，心中窃喜李漱清正是他所求的老师。

　　于是，有一天，毛泽东在干完父亲分派的农活以后，专程来到李家屋场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来了。

　　李漱清多年在外读书，此次初回家乡，对毛泽东还不熟悉，但他却被这位少年走五六里山路登门求教的诚心所感动。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询问了他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当他听到毛泽东因不满旧私塾的教学方法及因父亲不让继续读书而被迫辍学时，心情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李漱清想：这个十几岁的少年资质聪慧，读书的天分是很高的。他已经读了5年私塾，对于经书已有比较强的理解能力了，如果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完全可以造就成一个杰出人才。真可惜呀，家长是这样的固执，韶山冲是这样的闭塞，即使是盖世英才，也要无声无息地在这山沟里被埋没掉的。想到这里，李漱清深深为眼前这个农家孩子而惋惜，同时也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怨艾，不禁喟然长叹。

　　毛泽东被李漱清那激动的情绪所感染，他着急地问：“李先生.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个学堂里去读书行吗？”

　　“只怕没有用！”李漱清摇摇头，苦笑着说，“地方上的大人先生们不让我开馆，我要是不讲孔夫子的书，只教维新派的文章，他们就会给我加上一个‘毁谤僧道，背叛孔孟’的罪行，不但我自己要吃官司，还会连累你们呢！”

　　听李漱清这样一讲，毛泽东深感进洋学堂读书的希望已经破灭，不由得更加着急。李先生看到他这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劝慰他说：“润之，你不用急。从今往后，你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读书习文，我这里新书不少，你想看什么，就尽管挑！”听了李漱清的话，毛泽东欣喜万分，连忙谢过李先生，并恭恭敬敬地向李漱清鞠了一躬，行了拜师之礼。

　　从此，李漱清这位特别的老师，便收下了毛泽东这个半耕半读的特殊学生，陈家桥李家屋场成了毛泽东的课堂，他隔三差五地来这里借书、还书，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李漱清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和那些维新救国的有志之士的事迹。在那段时光里，李漱清为教育毛泽东这位学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新书，灌输新鲜知识，辅导他阅读诗书，帮助他修改作文……那时，每当傍晚时分，在李家屋场旁边的打谷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二人兴致勃勃地交谈读书心得、切磋学术的身影。天长日久，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比一般师生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特殊师生，为历史留下的那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感人场面，韶山韶水大概也会铭记不忘的！

　　那时，毛泽东家里田地多、人手少，他的父亲毛贻昌一向精打细算，为了少雇一个工，硬是让年纪尚小的泽东和泽民跟着他干农活、种阳春。白天，毛泽东要挑粪、犁田、播种或插秧，还要砍柴、舂米、喂猪和放牛……似乎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则要替父亲记账，跟着父亲学打算盘，难得有片刻的空闲。从李漱清那里借来的一摞书，也没有时间去看。

　　李漱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虽然很为毛泽东的学习而担忧，但鉴于学生的家庭现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帮他解决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只能鼓励他克服眼前困难，见缝插针地挤时间抓学习。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刻苦学习的精神，李漱清特地给他讲解了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用古人读书治学的典型事例教育毛泽东勤奋学习，希望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勤学博习，修身利行，学成一艺，得以自资。

　　受到李漱清老师的教育和启发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采取了多种方法用功读书。

　　白天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他就等父母睡觉后点着桐油、梓油灯夜读。对于他这种耗油费神的夜读——读的又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的经书，自然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怕深夜读书有伤身体，出于疼爱儿子也加以反对。毛泽东就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使父母亲看不见灯光。有时就干脆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子，凳子上搁着灯盏，将头从蚊帐里伸出来，趴在床头，读得不亦乐乎。

　　这段时间，毛泽东完全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凡是李老师这里有的小说，他都借来了；李老师这里没有的，由他开出书单，毛泽东就到相隔十多里远的湘乡唐家土乇八舅家去借。他看过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他都爱不释手，有的书看过还不只一遍。后来，毛泽东又在李漱清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毛泽东向李漱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呢？”

　　说老实话，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老师也从未考虑过，所以李漱清一时答不上来。

　　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李漱清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而且有了这样深的见解，他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少许，他点头赞同道：“是的，润之，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的鼓励，毛泽东谈锋更健：“我希望，在将来的有一天，能够出现专门写农夫和工匠的书。我甚至想，假如我长大以后能够写书的话，我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眉宇间充满着一股难以抑制的自信与豪迈之气。

　　毛泽东继续向李漱清先生谈起他的读书感想：历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有的地方他的确非常喜欢，然而有的地方又让人看了很是扫兴，还有的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比不上他。岳飞明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总的看来小说还是比经书好。就拿这些年来我读书的情形来说吧，我过去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不仅没有读懂，反倒越读越糊涂了。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的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礼呢？读这样的书，人怎么会聪明啊？相反，那些小说则好看好懂得多，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影响比那些经书可大多了哩！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学堂里为什么不准人看小说呢？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杂书’呢？”说完，他不解地望着老师，似乎在等待答案。

　　李漱清呷了一口茶，说：“你问得好！这也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怪现象。在长沙，我听维新派的先生们说过，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都是很有名气，很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古老的大清王朝，只晓得崇拜两千多年来老而又老的孔夫子，只晓得抱残守缺，容不下一点新的东西。那些大人先生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被斥之为下九流，至于那些描写造反和离经叛道的新书，则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

　　“反叛那些恶人和坏人，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书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清王朝还有公道吗？”毛泽东年轻气盛，直言快语，把心中的话吐了出来。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觉得也有同感，心里极为赞成。不过，他没有直露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多少有些敏感，有些“犯忌”，而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流露出愈来愈浓的反叛意识，所以他不想以激烈的言行去刺激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摆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作为人师再不能去增加他的偏颇与冲动，这样于他今后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李漱清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溶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于是，他起身来到屋内用毛笔书写了一幅条幅，送给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接过一看，条幅上写道：

　　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仿佛要透过这通俗的字句悟出深奥的人生哲理。渐渐地，他感到手中这件馈赠物的分量重了，它不是一张纸，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丰厚礼品！

　　毛泽东在谈了自己读小说的感想后，接着又同李漱清讲起他最近借阅两本新书的经过和读书体会来。

　　毛泽东告诉李漱清，他前几天去了一趟唐家

　　土乇外婆家，找八舅借了两本新书，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本是《盛世危言》，他阅读之后很受教益。

　　《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真叫人怵目惊心！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愦，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生凋蔽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

　　毛泽东对着暗淡的桐油竹络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激动得一整夜没有合眼。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这一刻起，他第—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感觉到：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是1893年出版的。说来也巧，它正好和毛泽东同岁，在读者中间它已流传十五六年了，可在十分闭塞的韶山冲，还是一本难得的新书呢！毛泽东在李漱清这里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就翻山越岭到唐家

　　土乇外婆家，好不容易把它借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郑观应，广东省丞山县人，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他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作过一些考察，由于痛感满清王朝积弱不振和几十年丧权辱国，触景伤情，满怀忧虑，才积三十年精力写成这部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他认为：中华古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兴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些观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维新变法的要求，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现在，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在这辛亥革命的前夜，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落后很远了。不过，在闭塞的韶山冲，能看到这样一本触及时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设想的书，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也叫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本书写得多好啊！中国要富强，只提倡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良。应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工商企业。李先生，你看是这样吗？”

　　李漱清默默地听着，他从毛泽东那颇有见地的谈吐中感到：书本像只船，已载着毛泽东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小小的韶山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生存出路，而是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振兴。一个乡村少年能有此悟性实在难得！想到这里，李先生那黧黑而清瘦的脸庞，渐渐泛起了欣慰的光泽。当听到学生毛泽东似在小结自己的论述，又似在征询老师的意见时，李漱清进一步诱导道：“是呀！你说得很好，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努力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但是，只有在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啊！润之，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立志向上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外出求学深造，那就是最好的了。”

　　李漱清先生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毛泽东那颗奋进向上的心；像一团火，燃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欲望……

　　告别李漱清先生后，毛泽东一回到家里，就找父亲谈继续读书的事。

　　可是，毛贻昌并不理解儿子渴望读书的心情，没有应允毛泽东的正当要求。李漱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来到上屋场，做毛贻昌的说服工作。他劝毛泽东的父亲：润之天份好，会读书，宁可大人自己苦一些，也还是要让孩子进学堂念书。就这样，在李漱清、毛宇居及毛泽东的一些亲戚的劝说下，毛贻昌终于让毛泽东在乌龟井、东茅塘又读了一年私塾，并于1910年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以后又到省城长沙读书。

　　毛泽东和李漱清一起，度过了近两年半耕半读的时光。这一阶段，正是他面临失学、苦闷徨的时候，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关心和教育，他的学业就很可能荒废，也许会像他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做一个“好把式”的庄稼汉，或是一个生意人，最后终老山林，自行湮灭。因之，毛泽东始终感激李先生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着这位“过激派”老师对自己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在日后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师生之间友谊笃深，堪称相敬相携的范例，并留下许多尊师爱生的佳话。

　　1911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乡韶山冲，总要专程去李家屋场，看望李漱清先生。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养病，领导农民运动。李漱清热情支持大儿子、李氏族校教师李耿侯，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和平粜、阻禁等斗争。其后，李耿侯由杨开慧介绍，被毛泽东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支部最早的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骨干之一。这年8月下旬，军阀赵恒惕密令胞弟、湘潭县反动头子赵恒哲派兵追捕毛泽东。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韶山脱险后，住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直至第二年五月。

　　在此期间，已年过半百的李漱清应毛泽东的邀请，偕毛泽东的另一位塾师毛岱钟一道，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后又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

　　毛泽东对老师李漱清这段时间的工作也十分满意，据说，他曾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名义，下令嘉许李漱清，鼓励李先生为国共合作多作贡献。后来，为了充分发挥李漱清的才干，毛泽东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亲自写信推荐老师回湘，参加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工作。

　　1927年，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主管没收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为抚恤老弱、残废、伤兵及赈济之用。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然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李漱清与他失去了联系，就仍然回到家乡韶山，继续当小学教师。当时，李耿侯等领导韶山农民自卫军，同许克祥派来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韶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斗争途径，李耿侯去投奔毛泽东的队伍。于是李耿侯就同弟弟李贡侯、大儿子李德深一道，几经周折，来到常宁水口山，参加了工农革命武装。自此，就一直没有消息。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李漱清得悉毛泽东已是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激动不已。他叫儿子李介侯呈信毛泽东，热烈祝贺革命胜利，并询问李耿侯等儿孙的下落。不久，毛泽东主席回了信：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侯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率复，顺祝健进！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以后，李漱清几次给毛泽东去信，讲到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加入红军、作战牺牲的情况。毛泽东回信，“极表同情”，并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在毛泽东和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李漱清领到了三位亲人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粮。

　　李漱清十分感激毛泽东对他的关心。岁月流逝，他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他多么想在有生之年看一看昔日的学生毛泽东，叙一叙故旧之情、师生之情啊！

　　李漱清热切企盼看到毛泽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2年7月11日、8月21日，毛泽东两次致信给他的堂兄和老师毛宇居，“为了了解乡间情况”，邀请李漱清和毛泽东的蒙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进京，“住一至两个月”，同时寄来了介绍信，托毛宇居转交。喜讯传来，李漱清和邹普勋于9月14日从韶山起程，21日到达首都北京。

　　9月26日中午，一辆银灰色轿车，载着李漱清、邹普勋和张干、罗元鲲四位老人，驶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门口。卫士长带着他们穿过几道曲径长廊，直抵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动情地说：“稀客到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毛泽东说完，把客人请进客厅，让大家一一落座。当他看到年近八旬的李漱清仍然精神矍铄时，高兴地说：“您老先生好健旺啊！”李漱清是建国以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听了毛泽东的问候，他高兴得满脸通红，只是恭恭敬敬地抿着嘴笑。毛泽东好像看出李先生的拘谨，笑着说：“老熟人，老朋友，随便一点么，怕么子？”毛泽东这亲切而又略带家乡口音的话语，使李漱清坦然了许多。

　　饭后休息时，毛泽东仔细询问了韶山的生产和父老乡亲的生活情况，李漱清等一一作了回答。李漱清问：“你的房子是不是要修整一下？”“不要修整了，最好是照原样子。”谈话当中，李漱清把韶山乡党支部一份汇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道：“要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单干不行，单干发展不起来。”他面对李漱清：“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虽分了田地，可俗话说：一人一口，七石二斗。农业还得抓紧才行哩。”话语里蕴含着对老师的深情，对故园的心驰神往。谈了一个多小时后，生活秘书进来请毛泽东休息，他谈兴正浓，把烟蒂用力一揿，说：“老朋友难得相会，见了面还要谈一下。”又谈了一阵后才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过几天再请你们来吃顿饭。”说完，毛泽东亲自陪老师参观了中南海、怀仁堂，还把大家带到电影室看电影。因李漱清耳朵有些聋，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坐在他身旁，为他解说。

　　几天后，毛泽东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来为李漱清、张干等人检查身体，并用自己的稿费购置了呢大衣、毛皮服等礼物相赠。此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带李漱清等游览了京津的名胜古迹。10月1日，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军民欢庆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李漱清深有感触地说：“此次不是毛主席盛意，实难得此机会！”

　　回到韶山后，李漱清把在京多次见到毛泽东及所见所闻，告诉老伴、儿孙及乡亲们，让大家分享幸福。并几次致信毛泽东表示衷心感谢。毛泽东回信请他“保重身体”，并请告知乡间情形。当李漱清去信，将乡间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回信：“承告乡情，甚感。”

　　1952年11月，经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推介，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李漱清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留乡间休养，安度晚年，直至1957年2月谢世。      
五、“一个失业的法科生”——毛泽东和毛岱钟 这是1909年的秋天，毛泽东已经失学两个年头了。

　　虽然，毛泽东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离开过书本，没有间断过自学，但他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却极不满意。他向父亲正式提出恢复学业，到外面去读书。

　　他父亲毛贻昌同意了儿子的读书请求。大约在父子争吵后的一个多月，又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父亲突然对毛泽东说：“三伢子，听我讲！你不要到外头去读书，就到乌龟井去吧！那里有个先生，是从省城长沙的学堂里回来的，他懂得皇上的王法，跟他去好好学些本事吧！”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决定。父亲为什么突然转变了想法呢？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谜，但他并不想去解开它，只要能继续读书，管它什么原因呢！

　　不过没多久，毛泽东还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答应他重进学堂，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前些日子，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公案，为了一小块柴山，父亲和别人闹起争讼，官司打到了湘潭县衙。对方本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他有一个女婿在省里抚台衙门当差，官虽不大，却精通大清法律，在县知事的大堂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舌如利剑，父亲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结果，原告变成被告，有理变成没理，花了几十元银洋，还把柴山判给了别人。官司打输了，面子丢了，父亲心里十分窝火，暗自恨自己少读了“四书五经”，只好隐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成了毛泽东重新上学的契机，父亲下决心让儿子恢复学业，要他跟着刚从城里回来不久的一位“法科生”，去学习朝廷的“王法”。

　　毛泽东觉得很幸运，他没想到自己争来争去的读书机会，此刻竟轻易地来到了。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即打点起书箱来到了乌龟井私塾。

　　正是在乌龟井私塾，毛泽东得以师从“法科生”。

　　对于毛泽东“重进学堂”的这段史实，在《毛泽东年谱》中作过如是记载：“(1909年)秋，复学，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就读，塾师毛岱钟(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乌龟井私塾位于上韶山冲，冲上有一座不太高的山，山梁一直向前延伸，就好像乌龟那长长的颈；山梁的尽头又突兀隆起一个大土丘，犹如龟的头和嘴。远远看去，酷似一只正在田垄中觅食的乌龟。在“颈”部建有十几栋“一担柴”式的农舍，组成一个自然村落，它就叫做“乌龟颈”。由于“** ”所在的田畈中有一口井，且“颈”“井”谐音，故人们又称之为“乌龟井”。在“颈”上靠路旁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这就是毛简臣的家。左边厢房的楼上，就是毛简臣开办的私塾。而毛泽东在回忆中提到的那个名叫毛岱钟的“失学的法科生”，便是毛简臣毕业于长沙法政学堂的独生儿子。

　　毛岱钟的父亲毛简臣，字羽仪，号恩镕，在韶山冲被乡民们誉为乡村秀才。青年时代投身于湘军左宗棠的部队，给一个管理钱粮的师爷当差。在钱粮师爷处，毛简臣好学上进，很快学会了记账、珠算，珠算本领尤为出色，能左右开弓，不论数目是多么复杂，都无差错，深得人喜爱。后来，他随着左宗棠的部队远征新疆，击败了分裂分子阿古柏，毛简臣也升任为钱粮师爷。后来，由于韶山家中的两个弟弟相继病逝，父亲又年老多病，一纸家书召他回家成亲，生儿育女，以延宗祀。为了尽孝，毛简臣只好回到了家中。

　　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毛简臣不善农田耕作和家庭经营，家里只剩下微薄水田和少量山林，加上年年歉收，日子颇为艰难，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得在家中办起一个小私塾，当地人称之为“学堂”，招收一些未识过字的本族子弟和一部分读过一点书的学生。

　　毛岱钟当时正值青年，且接受的是新式学堂的教育，思想比较激进，对封建末代王朝那法度紊乱，官场腐败，社会丑恶现象颇为不满。因之很不得志，甚至连“饭碗”也拿不到，不得不回家乡韶山。自从儿子从长沙回乡之后，毛简臣见他整天无所事事愁眉不展，便要毛岱钟暂时到私塾和他一同教书，一来可借此混混身子，二来也不致荒废学业。

　　毛岱钟毕竟是一位具有新型观念的知识分子，他思想活跃，一改旧时私塾死读古书的传统格局，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在私塾讲解大清帝国的法律条例，传授衙门诉讼的诀窍。他的这一举动，在闭塞落后，不知“王法”为何物的韶山冲，自然是一件稀奇的事，乡民们虽说对此褒贬不一，但还是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学习，指望将来能凭藉精通律例，踏上仕途，兴盛家邦；万一不成，至少可以学成“刀笔”，靠为人打官司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毛泽东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8月的一天，毛泽东怀着好奇的心情，生平第一次听毛岱钟老师讲授那神圣的“王法”，开始接受法的启蒙教育。

　　“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法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毛岱钟开宗明义，依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即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给“法”释义。

　　他告诉学生：“法”，是传说中的神兽，它形状似牛，独角，亦称独角兽。它是正直的化身，被用以判定是非曲直。“法”从水、从去，意味着公平、正直。因之，古时审判案件，以被法触者为败诉。《论衡·是应篇》：“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尔雅·释诂》：“法，常也”，这原是法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最初可能也曾被借作刑罚标准的意义用，像吕律的“律”被借作法律的“律”一样。由此看来，“法”不但含有“平之如水”和明断曲直的意义，还含有刑和罚的意义。……概而言之，法是社会生活准则的总称，亦即统治者意志的一般的和概括的表现形式。

　　毛岱钟顿了顿，又接着讲：“至于说到‘律’，本朝人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一，故曰均布也。’律字含提供模式，纠偏止邪，使之齐一、统一之意。《唐律疏议》也说得明白：‘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一也。’《管子·七臣七主》解释更详：‘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轨绳墨也。’由上所述，法和律有公平正直以及普遍划一的意思，是国家用来统一人们行为的规范……”

　　毛岱钟博闻强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把本来枯燥生涩的法律基本概念问题，同文字训诂糅合在一起，讲得高深而不失流畅，准确而又极富概括，使毛泽东这些从来也没有见过“王法”的私塾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既进行了古文功力的训练，又懂得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这一天起，毛泽东这位山里娃便跟着“法科生”，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法学启蒙教育。

　　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这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正规地接受法律教育，也是他一生中头一次坐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拿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毛岱钟所授的知识，无疑是浅显而有历史局限性的。或许在当初，谁也不会料想到，这段学习经历在日后毛泽东的一生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只要稍微追寻一下毛泽东的学习履历和成长历程，人们便能清楚地发现：正是由于毛岱钟先生——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失业的法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冲破历史樊篱，敢为私塾教育之“天下先”，打破私立学校教材教法的“一贯制”，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制启蒙教育，才使之粗知了一些法律常识，在他稚嫩的心田里萌发了依法治国的幼芽，开始懂得了依靠法律武器建设国家、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而在于自此以后“法制”二字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法律思想”。以其为指导思想，他亲手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建国初期起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等一系列法律，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只是在那时，老师和学生都未曾预料到这一层罢了。

　　正当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在乌龟井私塾学习“王法”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发生了两件触目惊心的事件，打破了他心头的平静，也使那至高无上的“大清律”，在他的眼里黯然失色，成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废纸，从而使他钻研法律的兴趣荡然无存。

　　第一个大的事件，就是1909年前后发生在湘中湘南城乡的“抗租平粜”和“吃大户”风潮。据史料记载，1909年，湖南水旱灾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而投机商人、豪绅地主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导致米价暴涨，粮荒更甚。在潭湘乡一带，无数饥民逃荒讨饭，卖儿卖女，有人甚至率全家投塘自尽。于是饥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奋起抗争，他们抗交地租，要求平价粜米，走投无路者还冲进奸商、地主家动手抢粮。这一反抗之举被衙门视为“暴乱”，而遭到官府的残酷镇压，许多人被抓，一些人甚至被砍了头，挂在城门外示众，以警戒后来的造反者。韶山冲里也出现了“吃大户”、闹祠堂的反抗行动。就在这时，毛氏族长毛鸿宾在震公祠里囤积了一百多石稻谷，打算趁米价正涨的机会，把粮食运到湘潭和长沙赚大钱。这件事情，被毛家的族人知道了，就由一个叫毛承文的佃农领头，找族长毛鸿宾交涉，要求开仓平粜。没想到毛鸿宾却动用族规家法，命令亲信打手把毛承文捆绑起来，召集全族老少，当众责罚他。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遍体鳞伤。

　　这件事强烈地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就在“吃大户”风潮之后，韶山又发生了秘密会社哥老会成员彭石匠被逼造反的事件。毛泽东后来回忆起事情的经过：为人正直、敢于仗义执言的彭石匠，和本地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地主上法庭告他。由于这个地主很有权势，轻而易举地买通官府，做出了枉法的判决。哥老会成员败诉了。但他并不屈服，而是起来反抗这个地主和官府，他带着些人撤到本地的浏山，在那里筑起了堡垒。官府派官军攻打，地主又散布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时，杀了一个孩子来祭旗。他们最后被镇压了，彭石匠被迫逃走，可最终还是被捉住砍了头。然而，“在学生们眼里，他是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造反者”……

　　这一连串的事变，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少年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种朦朦胧胧的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了，他的心灵已经在反叛了——觉得不反抗便没有劳苦大众的生路！他日后回忆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觉悟，使毛泽东那倔强的性格和反抗意识得到了质的升华；觉悟，也使毛泽东把反叛的焦点由父亲、老师和韶山的土豪劣绅投向整个社会！

　　不过，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最清晰的反响是他对毛岱钟所讲的象征着“公平”和“正直”的法律，产生了很深的怀疑。透过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惨痛事实，毛泽东终于看清：王法是专门向着地主、豪绅、官府和皇帝老子的，他们可以拿它作刀子，任意宰割屠杀那些像毛承文一样的无辜者和像彭石匠那样的英雄好汉，他昂首向苍天呐喊：这种不公正的“王法”，要他何用？他扪心自问：这样有害无用的“王法”，又学之何益？！毛泽东，心中萌发了退学的念头。

　　他想退学，可退学的事并不那么简单。那时读书，半年缴纳一次学费，钱交付给先生之后，学生因自身原因如不能入学，先生则概不退还。毛家虽说富裕，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个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人，他绝不答应儿子花冤枉钱而不读书。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深知的。他这次重新读书，本来就颇费周折，来上乌龟井私塾，父亲是对他寄予了厚望的，指望他跟毛岱钟老师好好学习“王法”，将来好涉足仕途，以使门楣增辉。如果自己还没学习几天便要回去，父亲定会生气，弄不好自己将永远失去学习的机会。想到这里，他只好按住性子在这里读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虽不想继续学习法律，但却和私塾先生毛岱钟很合得来。按毛氏辈份论，毛岱钟比毛泽东长一辈，毛泽东既要尊他为师，还要敬他为叔。可是毛岱钟年纪并不大，他出生于1890年12月，比毛泽东整整大3岁，他们实际上属同龄人；毛岱钟5岁发蒙，12岁考入“昭潭高等小学堂”，15岁进“长沙法政学堂”，19岁毕业回乡任教，这才阴错阳差地成了年满16岁的毛泽东的先生。毛岱钟在长沙读书期间，接受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所以在执教期间很少有封建教育的那一套繁文褥节和清规戒律。在他的私塾里，虽然摆了孔夫子的牌位，但这是父亲毛简臣的意思，他也只好摆个样子罢了，并不像那些酸学究，硬要学生们磕头下跪，烧香作揖。他主张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清静无为，不愿管得太死，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年龄较大、自我约束力较强的学生，更是听其自然。他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也是文质彬彬，轻言细语，从不打人骂人。他的这些做法，深受绝大多数同学的欢迎，特别符合生性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发自内心地喜欢毛岱钟老师，觉得他是自己读书以来遇到的最和气的先生。

　　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去读书。他拟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除完成毛岱钟老师讲授的课程外，专门攻读中国古代历史，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一天傍晚，毛泽东正乘着落日的余晖，在私塾门前的水塘边看书。毛岱钟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来到他的学生身边。

　　“润之，你在读什么书呀？”毛岱钟关切地问。

　　毛泽东抬头，见是毛岱钟先生在问他，便将手中的书递给老师。

　　“噢！是《史记》？你在读历史？”毛岱钟看了书名后，又将书还给毛泽东，问：“润之，你近来对法律课学得怎么样？”

　　听了老师的问话，毛泽东半晌没有作声。怎么说呢？毛泽东深知：无论是哪位老师，大凡是他所教的那门功课，便都希望学生能专心致志，学有所成。可是，自己确实已对学习“王法”失去兴趣，没有兴趣就不可能刻苦自励，也就不可能学好。平时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均用来钻研历史书籍，幸亏毛岱钟先生的通融，给了他不少关照，他才能在私塾里安安心心地读自己喜欢读的书，而不必担心受先生的处罚。但是，当现在先生过问自己的学习情况时，毛泽东的确感到有些不好向老师交待。这个情由怎么好当面对老师讲呢？可是不说清楚，他总感到对不起这位和蔼可亲的先生。思来想去，毛泽东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心事对老师说说为好。

　　于是，他坦诚地看着毛岱钟，说：“先生，我不想学王法了！”

　　“为什么呢，润之？”毛岱钟闻言，不解地问。

　　“先生，你听说了饥民‘吃大户’、闹祠堂和彭石匠造反的事吧？”毛泽东答非所问地反问老师。

　　毛岱钟点了点头。毛泽东所说的两件事就发生在韶山冲里，他早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实话，他十分同情走投无路的佃农毛承文等饥民，也很敬佩彭石匠的武勇，但作为一个法科生，他又觉得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大清律条，按律将定为“叛逆罪”，罪不容赦，当斩不饶。不过，毛岱钟不明白今天毛泽东提这些事的意思，也弄不清这些事与他学王法有什么关系。想到这里，毛岱钟不无疑问地对学生说：“润之，你说的这些事，可谓惊心动魄的大事变，在湘中、在韶山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只是，它们与你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呢？”

　　“有的，先生！我以为朝廷的王法是专门为官府、富人制定的，这是极不公正的！试想，它如果‘公平’，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不管百姓死活、贪赃枉法的官老爷和富商豪绅，而治罪于那些遭灾难的饥民和正直善良的种田人？它如果‘正直’，彭石匠何以死得如此悲惨？照我看来，这样不公正的王法，学了有什么用啊！”毛泽东面对他喜欢的老师，直言不讳，慷慨陈辞。

　　听了毛泽东的话，毛岱钟陷入了沉思。作为族人，他深为毛泽东这位远房侄子担忧，毛泽东刚才这番令他的同龄人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言论，若在公众场合张扬出去，将是为大清王法所不容的，不坐大牢也会“杖责四十”；可是，作为老师，他又不能不对这位学生刮目相看，一个十多岁的私塾生看问题如此深刻，简直把封建法律的本质都看透了，可见他是极有思想的。说心里话，毛泽东的这种想法自己在长沙读书时也曾有过。经过几年对法律的钻研，特别是受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的老师的影响，毛岱钟日益看清代表极少数满清大地主贵族利益的大清王法的本来面目，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和徇私枉法更是深恶痛绝。他不愿同流合污，深感报国无门，只好回到故乡靠教书度日。尽管这样，毛岱钟还是认为法律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仍有其深厚的渊源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山乡农家子弟，学一点法律知识，懂一些诉讼之道，是有益而无害的。为了启发毛泽东的学习自觉性，毛岱钟想引导他了解一些中国古代法制史，特别是想让他了解历代王法对类似于“彭石匠造反”这样的政治犯罪是如何定罪量刑的，以便消除他的成见。于是，毛岱钟扬了扬他手里的那本线装书，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这些想法，我个人以为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大清律条与法学、法制史等同起来看，法律作为一种学问还是值得一学的。你近来读史不知注意到了没有，历代史书上对法律可是有不少记述啊！我这些天也正在温习列朝史籍，想给你们讲讲历代王法的变迁呢！”

　　“哦，史书里对法律也有论及？”毛泽东初涉史籍，自然对此不甚了解，便极感兴趣地问。

　　“是的，有史即有法嘛。法是和国家一起产生的，国家政权就是靠军队、警察和法庭来得到巩固的。一部史书要记国家一朝一代的兴衰，自然也要论及那个时代的法律。因之有人说，一部中华古国的历史，便是一部法律变迁史。”毛岱钟不愧是法政学堂的高材生，三言两语便既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又把法制史与历史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近年来，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史方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下功夫往深处钻，就越觉得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浩繁的历史书籍，就像那浩瀚的大海，望不着边，游不到岸，其幽深和奥秘无以穷尽。听了刚才老师阐述历史与法制史的关系后，他由此及彼地联想到法律这门学问的深奥，不由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以急切的心情向毛岱钟询问：

　　“先生，你具体想讲哪个课题，能向我先讲讲吗？”

　　“好的。走，润之，我今晚就给你讲！”毛岱钟欣然答应。然后，同毛泽东一道来到他的书房，在油灯下开始了他自己命题为《中国历代政治犯罪的罪与罚》的专题讨论。

　　“政治犯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罪名之一，它几乎和国家、法律一起与生俱来，历代统治者将其视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并施行最严酷的刑罚。”毛岱钟以准确、精练的语言，开始了他那冗长的讲解。

　　他接着指出：“关于政治犯罪，最重大的是夺取统治权为目的而危害统治者的犯罪。以当今大清律和新颁《大清新刑律》定罪，就叫‘叛逆罪’。当然，根据各个朝代的具体历史情况，对此罪名也各有不同。……”

　　毛岱钟一口气从三皇五帝讲到宣统年间，把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犯罪的内容和演变过程及其法定罪名，阐述得深刻透彻。其中许多观点，显然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而是他多年来通读史书、精研法理，站在历史的高度悟出来的结论。对这样的讲解，毛泽东从未听过，所以觉得特别新颖，赏心悦目。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生怕漏掉了一句话。待到老师讲完一段停下来，他仍以企盼的眼光望着毛岱钟，说：“先生，你这是讲的有关历代政治犯罪的定罪，那么还有量刑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毛岱钟呷了一口茶，笑着对他的学生说：“莫急，润之！下面我就要谈到自古到今对政治犯罪的刑罚问题哩。”

　　“综观我国古代刑法的发展史，政治犯和常事犯的刑罚，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政治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处罚基本是相同的；时至封建社会，对于触犯礼义、伦常的刑罚，汉唐和明清大体类似，而对于危及国家统治的反叛大逆等罪的处罚，汉、明、清更重于唐。

　　“总之，列朝列代对政治犯罪施行的是严刑峻法。特别是对‘谋反大逆’、‘罪大恶极’的危害朝廷的行为，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刑罚原则，处罚则更重了。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必需。不这样做，帝王的江山社稷就不能永固，王朝便会有覆亡的危险……”

　　说到这里，毛岱钟的语音戛然而止。像是要给学生留一个回味、思索的余地。他在停顿了许久之后，才对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润之，我今天跟你讲这些，除了向你介绍一些法学方面的知识之外，还想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事实：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由朝廷制定，为帝王服务，因而绝对公平正直的法律是没有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吃大户’的饥民和彭石匠的事太难过，而影响了你的学习和前程。只有学好王法，将来踏上仕途，做一个公正廉明的清官，再秉公执法，为黎民百姓撑腰作主，造福于民，这才是我们读书人要追求的出路啊！……”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之中。连毛岱钟什么时候离开书房回卧室休息的，他也不曾发觉。他的内心像开了锅的水，沸腾翻滚不已。原以为，是因为法不“公”或官不“清”，才造成无数饥民和彭石匠被滥杀的惨剧。听了毛岱钟先生这一席谈，毛泽东似乎清晰地醒悟到，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皇帝老子才是总根子！自古以来，法自君出，狱自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

　　想到这里，毛泽东对学习法律感到彻底失望了。他终于下定了退学的决心。

　　1910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乌龟井私塾，转学到东茅塘毛麓钟先生门下，从而结束了他那重进学堂门之后的读书生活，离别了教他学习王法的“法科生”先生毛岱钟。但是，这段学习经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忆起他的“法科生”老师。

　　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并在家乡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此间，毛泽东携妻子杨开慧曾专程前往乌龟井看望毛岱钟老师父子。此时，毛简臣已患病卧床不起。因为久治不愈，毛岱钟决定以“冲喜”为父亲治病，于是让他的独生子毛泽敷成亲，并特地派人请毛泽东夫妇来帮忙办喜事。毛泽东和杨开慧随即赶到乌龟井，送上贺礼，祝福毛泽敷喜结良缘，并帮助举办了热热闹闹的婚礼。

　　然而，毛岱钟独生子新婚的喜气，并未能冲走老父身上的病魔。不久，毛简臣便病逝于乌龟井。由于毛岱钟正处在丧父的悲恸之中，难以料理丧事，家中一派零乱。

　　毛泽东闻讯后，立即前来吊唁，并尽孝子之责，代为主持料理丧事。据族人相传，毛简臣的灵堂共摆设了108个祭台，全部铺垫白布，整个丧事操办得极为庄严隆重。

　　毛泽东还给老师送上一份葬礼，写下了一篇深切怀念的祭文和一幅情真意切的挽联。在祭文中，他盛赞毛简臣是一位“率性勇为，质直好义”的士绅。

　　此后，毛岱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毛泽东发动的农民运动，积极协助他昔日的学生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协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平粜阻禁等斗争。这年8月下旬，因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追捕，毛泽东在韶山乡亲的掩护下离开故乡，不久到达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时，年富力强的毛岱钟应毛泽东的邀请，和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李漱清先生一道来到广州，在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同有关人员一道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此后，毛岱钟曾在国民政府任监察委员会专员，直至1937年病逝。       
六、“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毛泽东和毛麓钟 在《毛泽东年谱》这部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中，是这样记载少年毛泽东在东茅塘的读书生活的：“（1910）春，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

　　那么，毛泽东转学东茅塘读书的详情，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1909年，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府学秀才毛麓钟，在韶山东茅塘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韶山冲毛姓族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入学。私塾设在东茅塘的面山楼，一共只有十多个学生，但大都是韶山农家子弟中的佼佼者。

　　毛麓钟的声望和道德文章，在韶山一带是有口皆碑的。毛麓钟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居韶山冲东茅塘屋场。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四端）系嫡堂兄弟，是以读书而振家声的著名士绅，在满清曾任过几县的县丞，既有文才，又善于辞令诉讼，乡间凡遇有重大事项皆请其到场加以排解。父亲毛鼎臣有5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毛麓钟就是生长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生活勤俭朴素，学习刻苦自励，终于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应考经柯学使甄拔补人郡庠”。科举时代称府学为“郡庠”，也就是说毛麓钟是长沙府学秀才。青年时代的毛麓钟，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视国为家，四处漂流，“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称“韶山小隐人”。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痛定思痛，毛麓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对满清政府的愤慨转而反抗，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政治态度转而赞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还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开办新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坚船利炮，富国强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他联络地方绅士在韶山兴办学校，开启民智。

　　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并且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这位有府学秀才功名的族兄，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初发蒙时，偶有调皮捣蛋、学习不肯用功，他们就常拿这位堂伯作榜样，来教训儿子，指望他能像堂伯那样专心攻读，将来学有所成。由于受父母的影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每逢年关，在官衙做幕僚、谋士的毛麓钟回乡，父亲带着他去拜见这位堂伯时，毛泽东总是躲在爹爹的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穿长袍马褂、颇有威仪的长辈。在他那幼小的心田里，最初的奋斗目标是——学堂伯的样子，长大做一个有知识而受人敬重的人。

　　毛麓钟辞却军职，回到桑梓之地兴办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有钱人家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到他这里就读。就是一些穷人，也因仰慕他的才名，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到毛麓钟门下读书。毛麓钟办学本不为衣食之虞，而是图培养人才、报效国家，因之所取学生多是品学优良之士。

　　毛麓钟的东茅塘私塾兴办的时候，也就是1909年的秋天，毛泽东正在乌龟井的毛岱钟手下读书。听说堂伯回家乡办了学，他十分高兴。看到冲里不少人到东茅塘上学，他心里痒痒的，很想到堂伯门下去进修几年。可是，这一期的银子已经交给毛岱钟老师了，如果半途而废父亲是不会答应的，他只好暂时放下转学念头，安下心来在乌龟井私塾读了半年书。

　　转眼间，1910年的旧历年到了。过完“正月半”，毛泽东就对父亲说：“爹，我去法科生先生那里读了半年，操练了一点本事；要是再跟秀才二伯去补一补课，将来出去搞事，就越发靠得住了。”

　　毛贻昌知道毛麓钟见多识广，很有学问，他本人虽说没有做大官、发大财，但人品和学识在韶山冲却是数一数二的。儿子如拜师他的门下，的确是个难得的求学机会。再说儿子大了，一般的老师管束不住他。平日里，他最服他“秀才二伯”，放在这位严师手下，家里也省心。经过麓钟大哥的精心栽培，三伢子将来兴许有些出息。想到这些，毛贻昌打算依了儿子的心意，让他从乌龟井私塾退学，转到东茅塘。于是，他答应了：“好吧，先去秀才二伯那里读半年，看看吧！”

　　毛泽东见父亲满口答应，十分欢喜。出了正月，他请父亲到乌龟井辞了学，然后就收拾行李和文房四宝，转读东茅塘，住到毛麓钟二伯家里去了。

　　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先生的十余名学生当中，聚集了韶山冲一带最优秀的青少年，这些人中有毛泽东、李耿侯、毛新枚、刘伯庚等，其中毛泽东年龄最大，大得与他的私塾生“身份”有点不相称。但是，却又数他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作得最好。

　　这些，自然博得了十分爱才的毛麓钟先生的赞赏。多年来，毛麓钟在外面谋生，对家里的情况不甚了解。他只听说，自己的堂弟、上屋场的毛贻昌家，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儿子，叫石三伢子，他还听说，这石三伢子是个“调皮王”，在蒙馆专跟先生“捣蛋”，把老师都气跑过。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的这个侄儿秉性是这么好，读书的天份是这样的高！毛麓钟以他特有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当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就是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也将寄托在他的身上。

　　上述发现，令毛麓钟喜出望外。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受做县丞的父亲的影响，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将科举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的目标，力图在政治上寻找自己的价值。可是，许多年过去了，仍然功不成名不就。每每思虑至此，他都感到前途黯淡，心灰意冷，曾产生过息影田园、隐居山野的想法。是戊戌维新志士的呐喊，猛然惊醒了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回到生身之地韶山，在家乡兴办新学，培养人才。但他没有想到，刚开始授徒，便遇上了毛泽东这样大有造化的学生。这怎不叫他欣喜异常呢？

　　大概就是打这时候起，毛麓钟先生抱定这么一个心愿：精心教育培养毛泽东，用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用全部的知识与智慧，去雕琢这块“璞石”，使之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

　　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时期的毛泽东，经过两年多辍学劳动的磨炼，有感于乡间生活的贫乏和读书求知的不易，因而在就学机会失而复得之后，学习开始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由天资聪慧转向天份加勤奋。在这段求学的日子里，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手不释卷，格外刻苦用功。

　　对此，毛麓钟一一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是，他没有嘉勉自己的学生和侄儿，他怕毛泽东这种对于学习的自觉和勤奋，是来自于两年多繁重体力劳动的挤压，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萤火般地一闪而过。为了使这种自觉和勤奋能够持久下去，毛麓钟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外，还以他特有的思维定势，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希望毛泽东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为振兴家族而发愤读书。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也是个宗族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使一个家族兴旺发达应该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的凝聚力，正是靠这种力量使然，家族的成员们才能一代一代地不懈努力奋斗下去。他觉得毛泽东是个悟性极高的毛氏后生，应该让他明白这个事理。所以，他打破惯例，虽然毛泽东尚未成年，仍让他阅览《毛氏族谱》，使之了解毛姓家族的起缘和发展状况，藉以激发他为振兴家门而好好学习。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发黄的族谱。他恍然悟出：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人的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的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

　　当然，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和进步。他除了在课堂教好每一节课外，还十分重视抓好毛泽东的课外学习，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代儒家的经典，如《诗经》、《论语》、《孟子》等，以及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字的总集和专集等。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毛麓钟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给他点读历代名家传世之作。

　　《史记》是毛麓钟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毛麓钟告诉学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二人，一是与他时代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一是跟他时代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界呈鼎立之势的三部大书，故而有读史必读《史记》之说。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花了很大功夫攻读《史记》。这本书使他对中国历朝之事有所了解，并从中懂得了不少兴衰与得失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按老师要求，阅读了《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终身精著之书。毛麓钟先生点读的上述书籍，大大地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使之受益颇丰，进而在他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毛麓钟还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细心的讲解。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帝王之书”，是仕人必读之书。毛麓钟教毛泽东这些书，其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治国安邦的启蒙教育！

　　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往往一时兴起，以手击节，低头吟咏，不能自已。他的这一爱好，自然而然地感染着他的学生。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歌辞赋产生了极大兴趣，便悉心地教他朗读、背诵，同时教他习诗作赋。

　　毛麓钟让毛泽东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觉得其诗句虽短，内容却情深意长，读来余音缭绕，回味无穷。

　　毛麓钟很喜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事，毫无雕琢之工，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和模仿。所以，他要毛泽东学习这首诗。他十分赞赏诗中那哀婉动人的故事，悠扬宛转的诗句，还有那给世人留下的谆谆告诫。他将这首长诗亲手抄录给毛泽东，让学生吟咏、揣摸。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歌辞赋的学习进步很快，他不仅熟读了几百首古诗，即使是很生僻的诗句，竟然也能稔熟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宽的“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能会”；再到庾信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背诵，毫无差池。据闻，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趣和超常的记忆力到老不衰，一直伴他度过一生中轰轰烈烈的最后岁月。

　　有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话不无道理。正是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手下奠定了扎实的古诗词功底，毛泽东才能在日后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并享有“马背上的诗人”和“领袖诗人”的美誉，为他的政治生活赢得了不同凡响的个人魅力。对此，历史是早有定论的。

　　毛麓钟不但精心给毛泽东点读诗书，而且还教给他怎样去求取真知。老先生是位见过大世面、有一定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大搞读死书和满堂灌那一套教育方法，而主张让学生独立思考，感悟真知灼见。平时，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到私塾后面的龙头山上游览踏青，让学生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奇观，领悟人生的真谛。在那块被儿时毛泽东叩拜为“干娘”的观音石下，毛麓钟把自己在外谋生的曲折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毛泽东，并向他和同学们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教他们热爱名山大川，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养成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胸襟。

　　为了启发学生把课堂学习与社会联结起来，也为了使自己不致于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毛麓钟结合课堂教学，常向学生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探寻世上万事万物奥秘的事例，灌输学以致用，“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若不适用则“与未尝读书同”的道理。例如，他在给毛泽东点读《史记》和《日知录》时，就曾讲述过司马迁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研究，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堪称一代文人楷模。毛麓钟对太史公司马迁尤为推崇，要毛泽东多读《史记》，说是：“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迷”上了《史记》和其他史籍，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节操，都使他深为折服、感佩。后来，他在读书笔记中曾这样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当时读书体会的写照罢。

　　由于毛麓钟的苦心教诲，毛泽东虽然仅在东茅塘私塾学习了半年时间，可所学的知识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毛先生的思想、学识和人品都影响着毛泽东，他感到拜师毛麓钟门下身心受益匪浅。

　　韶光易逝，岁月如流。过了桃红柳绿的早春二月，过了杜鹃漫山竞妍的清明时节，又到了荷花出水的六月炎天……半年的时光瞬息即逝。经过短暂半年时间的相处，毛麓钟先生深感韶山冲这个小小的山村，已藏不住即将展翅的雄鹰，东茅塘这区区的斗室，已容不下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

　　在毛麓钟的指点和帮助下，1910年秋毛泽东踏上了去湘乡东山学校的崎岖山道。在告别故乡、告别亲人的时候，他怀着依依惜别的激动心情，改写了毛麓钟教给他的那首由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日本人所写的七律诗送给父亲，以表达自己此去他乡谋求大业的宏愿和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决心。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新中国成立后，毛麓钟的儿子毛泽普常去北京，到毛泽东家拜访。毛泽东与他交谈叙旧，多次提到他父亲毛麓钟，称赞“老先生有文才，诗做得好，是个好秀才”，并曾十分荣耀地说：“我在他手下读过书哩。”

　　1967年，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到长沙时，特别向湖南省党政负责人华国锋、黎原等人询问毛麓钟后人的近况，此时，毛麓钟之子毛泽普已更名戈楷，在省科委担任副主任职务。黎原汇报了毛泽普的情况后，问毛泽东：“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毛泽东笑着说：“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岁，但论辈份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哩！”

　　说完，毛泽东半晌低头不语，陷入了对老师的深切怀念之中……       
七、“没有他，我只怕进不了洋学堂”——毛泽东和李元甫 1910年秋日里的一天，年仅17岁的毛泽东，告别父母和弟妹，离开了韶山冲，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湘乡县东山“洋学堂”。

　　此时此刻，毛泽东站在高高的围墙下面，迎面望去——一扇黑漆大门，门顶上悬着一块红漆金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东山书院”；大门旁边，挂着一块新制的竖牌子，黑底红字，写的是：“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真是大地方，大书院，大气派！毛泽东心中不由暗自赞叹。

　　毛泽东正要跨进学校大门，门房里走出一位青衣小帽、白净脸皮的中年人，他是东山学堂的看门人。看门人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询问说：“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帮哪位相公挑行李来的？你家相公来了没有？”听了看门人的问话，毛泽东心中涌起几分不快，但他还是礼貌地上前打了一个躬，微笑着说：“我是从湘潭来的考生，劳烦您通报一声，让我进去考试。”这次看门人认真打量了毛泽东一番，看到他那身装束和那副行李，脸上露出明显的鄙夷之色。他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快点回去吧，这里早就考过了。再说，我们湘乡的高等学堂，怎么会收你们湘潭人做学生呢！”正在这时，从学堂里走出几个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一个个穿着整洁潇洒，举止儒雅风流。前面那个穿白色湘芸纱长衫的青年学生，听了看门人的话，斜着眼睛向毛泽东投来一瞥：“哼，土包子！土包子也想进洋学堂，真是乱弹琴！”其他几个随声附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乡巴佬也要读高等学堂！”“唉，放牛伢子也进了‘莲花屋场’，我真要为东山书院一哭！”

　　受到看门人的冷遇和这几个青年学生的嘲弄，毛泽东气愤异常！在韶山，作为殷实人家的公子，得到的多是赞赏、羡慕和庇护，何时体验过这种被人瞧不起的心境？他真想一走了之。可是，这次来东山学堂求学，花费了好多的周折，父母、老师和亲友寄予了多少的厚望啊。

　　“好不容易来到了东山学堂，决不能就这么回去！”毛泽东打断无边的思绪，自己对自己说。眼看太阳落山了，飞鸟归巢了，他只好耐着性子向看门人求情，想见一见管事的先生。可是，看门人还是不搭理。

　　毛泽东本来就生就一身“虎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人、服输。看门人的无礼行为，激怒了他，他不再理睬他了，挑起行李，径直闯进那道黑漆大门。看门人急了，连忙将他拦住。于是，一个要进去，一个不让进，相持不下，不可开交。

　　“莲花屋场”——东山学堂，以一种颇不礼貌的方式，迎接着她的新学子的到来。

　　正在这时，从学堂里走出一位约摸四十来岁的先生，只见他中等身材，长方脸，浓黑的八字胡，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很是精干，严谨。他往门口一站，看门人就连声喊他“堂长”。毛泽东这才明白：这位先生就是李元甫，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学生们还按照从前书院里的习惯，尊称他为“监督”。

　　毛泽东早就听在这里念过书的表哥王季范说过，李元甫是个维新派，思想比较开明，热心教育事业，在湘乡学界很有名气，倒是一位好人。于是，就放下担子，给李元甫行了一个礼，然后讲明了来意。李元甫仔细看了看他的仪容和打扮，又看了看他身边的那担行李，稍微踌躇了一下，说：“好吧，考期是过了，不过，你要是有真才实学，也可以考虑录取。”说着，走进门房，在条桌前坐下来，取出纸笔，写下了“言志”这个题目，交给毛泽东，对他说：“你先做篇文章看看，再填一张履历表，明天早晨交给我。”说完，又对看门人交待：“你带这位相公安排个安静地方，准备文房四宝，再给他一盏美孚洋油台灯。”

　　李元甫走后，看门人按照他的吩咐，给毛泽东拿来了油灯和纸墨笔砚。毛泽东坐在门房的条桌前，面对李元甫所命的《言志》试题，聚精会神地思索着。忽然，脑际中便闪现出离开家乡时给父亲题诗立誓的情景。是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以身报国。自己离别父母兄弟，离别故乡，走出大山，投考这“洋学堂”，不就是为了学一身硬本领，将来好报效国家民族吗？！

　　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禁豪气顿生。于是，他从国弱民穷的现实，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把个人荣辱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作文章，奋笔挥毫，直抒胸臆，一篇作文一气呵成。

　　李元甫接到看门人送来的考卷后，先是被那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所吸引，当他看完文章的内容时，那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丽的词章，纵横捭阖的笔法，令他兴奋不已。他捋着八字胡子，连声称赞：“好啊！好啊！”接着，立即叫杂役下去通知，把管事的先生们请到监督室来。待大家坐定后，他高兴地说：“各位先生，我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我们东山学堂，今天发现一位建国的栋梁材！”说着，李元甫就拿起了毛泽东那篇《言志》的文章，大声朗读起来，真是气势磅礴，余音绕梁。先生们听了，也赞不绝口。一些先生主张马上录取这位考生。可是，一看考生填写的《学生履历表》，又犯难了。那表格是这样填的：“毛泽东，号咏之，字润之，湘潭韶山人。”

　　问题就在这里！原来这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有名的东山书院，进了这个书院，就是秀才底子了，官家每月补贴二两银子，让他们读书。改成学堂以后，也还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宿费有相当可观的津贴。因此，它不能让外县人沾光。现在，考生毛泽东是湘潭人氏，又没有特殊的背景，按例是不该录取的。有个姓张的经学教师，反对得最为激烈，因为他是东山书院的一名董事，在湘乡县还有点权势，有些教师看到他持否定态度，就不好明确表态；有的干脆和他站在一起，反对录取外县学生。这样，围绕录取还是不录取，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一时难得统一看法。李元甫只好请国文教师谭咏春出去一趟，让他在学校读书的儿子谭世瑛先把毛泽东安排在西后斋休息。

　　紧接着，十几位管事先生又继续开会，争吵到深夜，一盏洋油灯都熬干了，但由于张教师坚决反对，仍不能作出录取毛泽东的决定。最后，堂长李元甫一拍桌子，愤愤地说：“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去留学，湘潭人反倒不准到湘乡来读书，这真是海内奇谈！”说着，他向校董事会摊牌：如果不录取毛泽东这样的旷世英才，他就辞去堂长的职务。谭咏春和贺岚岗先生也坚决表示，如果张先生故意从中作梗，他们也将自请辞退。其他先生见李元甫和谭、贺二先生的态度强硬，也都同意打破惯例，录取毛泽东。张先生见众怒难犯，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松口了。

　　次日下午，学监正式通知，破格录取毛泽东为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生，编在戊班，也就是第五班学习。

　　随即，毛泽东缴纳了14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正式成为这所新式学堂里的一员。从这一天起，他这个韶山冲里的农家子弟，终于跨进了湘乡县的“洋学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李元甫是一位十分爱才的学堂堂长。他常常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教师的天职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因此，对学生中的人品学识拔尖者，学校一定要精心培养，备加爱惜！”

　　从毛泽东到达东山的那一天起，李元甫就特别关注这个“尖子”学生了，那篇入学考卷《言志》，他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入学后写的一些文章，他也在百忙之中从任课先生那里调来看了，他从心里喜欢毛泽东的文采，尤其是那忧国忧民的宏伟抱负。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看错，破格录取了毛泽东这么一位建国之材。从此，他处处爱护毛泽东这个人才。

　　在老家韶山，毛泽东家境小康，加上他人极聪明，会读书，点子多，有组织能力，因而在私塾里是同学们公认的“头”。可是，在这东山学堂他是外乡人，又初来乍到，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富家子弟，把他看作“乡巴佬”，常常奚落他。面对这巨大的反差，他的心情很是压抑苦闷。

　　李元甫对东山学堂的学生状况是很了解的，不少学生仰仗家庭的权势，在学校不学无术，却要逞强好胜，欺侮那些家境贫寒和生性老实本分的学生。他早想扭转这种坏风气，怎奈势单力薄，难以如愿。这次，他从国文教师谭咏春那里了解到，毛泽东因受某些纨绔子弟歧视而心情抑郁的情况时，再也按捺不住了！

　　一天，他在学生早上点名的时候训示道：“东山学堂是我三湘子弟求学问、长知识之园地。凡我学堂之学子，没有富贵贫贱之别，惟有才智人品高下之分。学堂教育之要项，乃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力戒任人唯亲。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实乃我校一奇才！诚望列位同学，敬人以自敬，好人为师，切勿夜郎自大……”

　　李元甫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东山学堂师生当中引起强烈反响。绝大多数同学从堂长的高度评价中，了解了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深深为之钦佩，原来一些歧视毛泽东的人，听了李堂长的训示，有的改变了态度，有的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就这样，在李元甫堂长的鼎力帮助下，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舒心的学习环境，广泛涉猎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音乐、自然、图画等各科知识。在这些学科当中，他尤其喜欢国文、历史和地理。通过对祖国历史和地理的学习，毛泽东大大地打开了眼界，他感到自己的胸怀开阔起来。他深为祖国有辽阔的疆土和悠久的历史而自豪，又深为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曾经使祖国威震寰宇的人物而振奋；但同时，也深为鸦片战争后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发奋学习。

　　由于在学习上的自觉和勤勉，毛泽东的各科学业，在全校学生中相当突出，特别是国文成绩更是拔尖的。他的作文，如《言志》、《宋襄公论》和《救国图存论》等都被老师赞扬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并批给全班同学“传观”。因而，他的文章全校闻名。

　　堂长李元甫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学生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大家讲一些中国日益贫弱，迭遭列强侵略和侮辱的情况，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听了李元甫的讲话，毛泽东心情更加沉重，他感觉到要救国救民，光读“死书”不行，还要钻研“天下国之要事”。从此，他除学习文化课外，十分关心时事政治。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刊，毛泽东很快地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这时他最爱读的是《新民丛报》，最喜欢康、梁文章。

　　毛泽东不仅喜欢康、梁文章的思想内容，对康、梁文体也很推崇。在李元甫和国文老师谭咏春的支持下，他效仿“康梁体”作起文章来。可是，这件事给他带来了一次不小的麻烦，又是李元甫堂长出于爱护人才的至诚，公开出面保护他，给了他公道，才使他得以继续安心学习。

　　原来，经学教师张某，是一个抱残守缺、思想陈旧的人，在毛泽东投考东山学堂时，就曾以他不是湘乡人为理由反对录取他。后来是堂长李元甫，教师谭咏春、贺岚岗等人的据理力争，才将毛泽东破格录取。毛泽东入学以后，张教师对他或多或少地抱有一些成见。毛泽东性格沉静，不苟言笑，洒脱不羁，他视之为恃才傲物，不尊师长；毛泽东装束俭朴，不修边幅，他认为是仪表不整，不拘小节；毛泽东年龄较大，有些课目如算术、图画、生物等底子较薄，而对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很感兴趣，成绩也很突出，这些则被他斥之为“偏废”、“一条腿”，评判为“名列后榜”。毛泽东看“过激”书刊，效康梁文体，更加触怒了他。他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一窍不通”，不但没有加圈加评，连断句的标点也不打，篇篇作文都打20分——不及格！

　　李元甫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先生对学生的态度问题，而且是事关学校的教学风气和办学方向的大问题，张先生作为师表，却压制学生探求新知、接受进步思想的积极性，学校哪有民主自由的学习空气，岂不成了封建专制的牢笼！于是，他对一些师生公开表示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毛生润之的文章我都看过了，是写得很好的，他思想前进，文笔泼辣，给八九十分都不为过份。另外嘛，康梁体的文章也是可以学的……”

　　从此，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教学风气，来了一个大转变。谭咏春老师得到李元甫堂长的应允，在讲堂里开讲康梁文体；贺岚岗老师开讲了毛泽东喜爱的《饮冰室文集》；学堂到处都在讲维新甚至还有宣传民主和自由的，也有讲博爱和平等的；曾留学日本的萧先生，甚至在课堂上讲起了“洋文”《泰西五十轶事》和《天方夜谭》。霎时间，东山学堂活跃起来了。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很高兴，觉得现在才真像一个洋学堂了……

　　毛泽东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中，从《新民丛报》及其他维新书刊中，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这对他幼年学过的孔孟之道是一个否定；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对于他原有的“皇权至尊”的思想观念，也是一个否定；康梁变法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因此，毛泽东由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这个进步的内在原因，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而外在原因，则无疑是李元甫这位开明的学堂堂长，创办了一个可让学生自由自在地读书的“洋学堂”，营造了一个能使学生探讨学问、交流思想的宽松环境，从而使毛泽东得以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

　　东山学堂，是湖南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起》中曾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这说明，这个学堂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为了办好这所新式学堂，李元甫倾注了许多的心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排除各种干扰，打破陈规陋习，摸索了一套培养人才、教育人才的办学方略。

　　清朝末年，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历史时期。

　　教育界一方面保留着封建社会的古老教育形式——私塾和书院；一方面又掀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维新潮流。李元甫主事东山学堂后，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旧时文人读经的古老书院，改建成一所新式的学校，它开设的课程也一扫过去仅有经学课的单调枯燥之风，除国文、算术、历史外，增设修身、地理、物理以及体操、音乐、图画等新科目。这些新科目，对于一些像毛泽东这样热烈追求新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自然感到非常新鲜，激发起他们学习的极大兴趣，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

　　此外，李元甫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以他特有的胆识，为师生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环境，如学校订购了《新民丛报》等反映维新变法进步思潮的书刊，允许学生阅读被列为禁书的梁启超所著《饮冰室文集》和古典文学《西游记》、《水浒传》等杂书，支持教师在课堂上开讲康梁的文章，鼓励毛泽东等学生仿效康梁文体作文……这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自此，他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子任”的别名，以表明要以确立拯救国家民族危亡作为崇高责任的意愿。

　　在李元甫的关怀下，毛泽东虽只在东山学堂学习了半年，却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爱国主义思想也更加强烈了。

　　第二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东台山下的莲花屋场。临行前，李元甫先生给了他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到省城去深造。

　　就这样，毛泽东通过李元甫的引荐，同应聘到长沙任教的贺岚岗先生一道来到了省城，顺利地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李元甫先生也辞却了东山学堂堂长职务，到湘乡驻省中学担任学监。在这里，他时常向师生们介绍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情况，夸奖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言语之中，流露出他对毛泽东这个人才的器重和珍惜……

　　40多年后，毛泽东成了中国这个有几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他身居首都北京城，日理万机，异常辛劳。可是，他没有忘记仅读过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没有忘记当年的师友们，更忘不了李元甫堂长。     
八、“是先生教我学起步的啊！”——毛泽东和谭咏春 东台山，这座巍巍耸立在东山学校背后的青山，犹如一位不老的历史见证人，无声地述说着毛泽东和他的班主任谭咏春之间的那份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如前所记，毛泽东颇费周折，好不容易说服父亲应允，来到了东山学堂。经过考试，他的成绩不错，可因为是外县人，差点被拒之门外。多亏了李元甫堂长和谭咏春、贺岚岗二位先生出面为他说话，才被学堂董事会勉强录取。谭咏春先生批阅过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情，便请求李堂长把毛泽东编在他担任班主任的戊班——也就是第五班就读。就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为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第五班的一名学生了。

　　东山学堂，不愧是一所新式学校，这里背靠巍峨苍翠的东台山，面临清澈明净的涟水河，左右是一展平阳的稻田，环境秀美、幽静，是读书习文的理想去处。学校采取多学科式的课程设置，除经学外，还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以及进行道德品行教育的修身课；各个班级实行“级主任制”，由国文教师担任主任，全权负责学习、生活、操行和其他班务活动。

　　初来东山小学，毛泽东人地两生。是谭咏春，这位爱生如子的先生，给了他许多关怀和照顾，给了他父辈般的温暖，使他这位远离亲人的少年那颗孤独的心，得以慰藉。

　　毛泽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睡觉的事，他在离家时，只带有一床打着补丁的旧棉被，必须找一个同学“搭伙”睡。可是，由于他穿着朴素，又是山里人，在那些出身官宦和豪绅之家的同学眼里，他是个十足的“土包子”，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睡。谭咏春很喜欢毛泽东这位作风朴实无华、出类拔萃的学生，为了不让他受委屈，谭先生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从家里搬到学生宿舍，和毛泽东睡一个铺。谭世瑛对毛泽东这位举止持重、性情沉稳的同学颇有好感，所以很乐意跟他在一起。从此，他俩朝夕相处，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白天，他们在一个教室学文习字、切磋学术；夜里，他们盖一床被子睡觉，亲如手足；课余时间，他俩漫游徜徉在学堂周围的青山碧水之间，涟水河畔，东台山上，留下了他们的年轻身影。看到他们两人那亲密无间的样子，有的教师半开玩笑半是羡慕地对谭咏春说：“谭先生，你收下一个好学生，谭师娘可添了一个好小子呵……”

　　先生们的话，并非都是戏言。事实上，谭咏春夫妇对待毛泽东这个来自外乡的学生，的确倾注了父母般的感情，付出了一片爱心。

　　毛泽东的身体从小很瘦弱，12岁那年患了一场大病后，就显得更单薄了。虽然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里，经过体力劳动的磨炼，他身体强壮了许多；但到东山学堂后，他在生活上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精心照料，营养又跟不上，所以经常闹病。对此，谭咏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除了请医送药和耐心照护外，还经常嘱咐谭师母做一些可口的饭菜，让儿子谭世瑛带给毛泽东，帮助毛泽东改善生活，恢复体力，以保证他不辍学，不旷课，不耽误正常的学习。

　　据谭世瑛回忆1910年的冬天，毛泽东曾身患感冒，并因高烧引发肺炎，几天水米未进，病情十分危急。当时，“校董”张教师让谭咏春去通知毛泽东的家人把他领回去诊治，谭先生担心这样会延误治疗时间，便请人绑了一架竹床，把毛泽东连夜抬到湘乡县城的一家教会医院，用西医西药给他进行了治疗，使他转危为安。此后，谭咏春父子又把毛泽东接到家中，端汤送药，精心照料，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又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之中。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的思想情绪曾发生过较大波动。昔日在家乡，作为殷实人家的公子，得到的多是赞赏、羡慕和爱护，可在东山学堂这些富家子弟面前，他第一次体验到受人歧视的心境，感到很是寂寞和抑郁。在那段日子里，为了使毛泽东从孤独苦闷的心境中很快解脱出来，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之中，谭咏春叮嘱儿子谭世瑛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带着毛泽东外出游玩，以便让他开心；还在节假日请毛泽东到家里作客，让谭师母做些好吃的给他改善伙食，同时趁机做他的开导工作，鼓励他主动到同学们当中去找朋友、找友谊。

　　为了让毛泽东这个涉世未深的农家少年，真正懂得友谊与人生和事业的关系，知道怎样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谭咏春经常向他介绍历史名家有关识友、择友和交友的论述，不断灌输交友之道，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谭咏春教导学生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连鸟儿的啼鸣，也是寻求伙伴而发出的声音，更何况万物之灵长的人呢？可见交朋结友对于人类是何等的重要啊！”

　　“但是，怎样识别朋友、选择朋友和与朋友交往呢？这却大有学问。历代贤哲对此有过诸多论述。”谭咏春结合前贤的论述，谈了他对择友标准的领悟。他以为，择友指导思想要正确，古之君子重神交而贵道合，正所谓“君子与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利为朋”。

　　“交朋友是双向的，不光你挑拣别人，别人也要看你怎么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己品质不好，是交不到好朋友的，所以自己一定要过得硬。”谭咏春告诫毛泽东，待朋友，首要的是真诚，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别人，知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做到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要乐于助人，不损人利己，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要讲信用，重友情，与朋友交往，应言而有信，不以荣辱定交情；此外，还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末了，谭咏春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多与同学们交往吧，用他人的长处比照你的短处，发现别人的毛病用以警戒你自己的言行，学习和做人方能不断取得长进啊！”

　　为了使毛泽东交上有益的朋友，谭咏春特地把他的另外两名高足萧子升（萧瑜）、萧子璋（萧三）兄弟也接到家中来，介绍他们与毛泽东见面认识。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学习心得，互相传观作文，交换阅读书籍，逐渐有了较深的友谊。在同萧氏兄弟的交往中，最令毛泽东难以忘怀的，是他找萧三借阅《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事——

　　有一天，毛泽东看见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书，便迎上去问道：“你拿的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萧三答道。

　　“借给我读一读吧！”

　　萧三爽快地答应了。该书是关于欧美近代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扼要地叙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华盛顿、叶卡捷琳娜等世界名人的事迹。对这本书，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仔细，许多地方都用笔打上圈圈点点，还写下了不少感想。在还书时，他对萧三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把书打开一看，真有些哭笑不得——几乎整册上都布满了朱青二色的圈圈点点。在记述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得斯鸠、林肯、华盛顿等人生平事迹的篇章里，除了红道道、黑框框外，在书中的空白处，还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

　　毛泽东把书还给萧三以后，也不看好友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想来：“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8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谭咏春老师的影响下，萧氏二兄弟打破了地域的界限，终于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哥哥萧子升后来因政见的不同，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做了蒋介石政府的农业部次长。弟弟萧三走上了一条与哥哥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斗争，用手中的笔讴歌正义的革命事业，撰写老同学毛泽东的生平传记，成为著名的红色作家、诗人和中共内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专家。这位与毛泽东小学时候同过学，师范学校同过学，一起参加“新民学会”，一道在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后来又在延安共事的文人，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同他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山学堂求学时期的毛泽东，在谭咏春等老师的指导下，开始明白了友谊对于人生、理想与事业的辅助作用，懂得了友谊是人生社会本性的绝妙写照。

　　在东山，在长沙，毛泽东结识了一大批聚集在良师周围的优秀同学。他们当中有东山学堂的同学萧三兄弟和谭世瑛；还有第一师范学校众多的优秀学生，其中有中共最著名的理论家蔡和森，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早期工运领袖李立三、郭亮，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北伐时牺牲在许昌城下的北伐军将领蒋先云，著名科学家李振翩，史学家李平心，文学家周谷城，还有李维汉、蔡畅、夏曦、贺昌、罗学瓒、张昆弟、易礼容、张国基、周世钊……这些人中有的和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有的同毛泽东并肩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后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

　　如果说谭咏春先生开始对毛泽东的关心与帮助，是出于一个老师对学生本能的爱护的话，那么，随着他们之间相处日深，在对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他为这位英才早发的学生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辛劳，则是内心驱动力使然而化作的自觉行动。

　　在私塾学习期间，毛泽东曾得到毛宇居、毛麓钟等严师的指教，广泛阅读历代名家的诗词辞赋，加上他读书颇具天份，博闻强记，古文功底打得十分牢固扎实，往往出口成章。到东山学堂后，学习条件优越，图书藏量丰富，对于渴望追求新知识的毛泽东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他把天才与勤奋“嫁接”在一起，刻苦攻读了大量新书，尤其是阅读了过去在韶山冲和外婆家难以借到的外国历史和地理书，使文化知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对此，作为级主任的谭咏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更加器重这个资质俊秀的学生。

　　毛泽东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作文常常交头卷，这一点更是深得谭咏春的喜欢。毛泽东的作文在全校数百名学生当中总是出类拔萃的，谭先生常拿它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并让同学们向他学习。

　　现在留下来的毛泽东在东山学校的一些作文，像《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由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又能紧扣时代脉搏，做到有感而发，大都写得立意高远，气势非凡。譬如，在《宋襄公论》一文中，他就以准确的论证和生动的文笔，倾吐了自己对政治的独到见解，因而轰动了东山高等小学堂。

　　毛泽东的这篇作文，自然又得到了谭咏春先生的嘉奖，照例又批给同学们传观。打这以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的名声大振，他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学习时，很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和文章，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

　　当时，东山学堂的一些保守的教师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让学生看，对仿“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贬斥。有一次，毛泽东用“康梁体”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的作文，那位姓张的经学教师认为只能给20分——不及格。

　　谭咏春阅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的思想前进，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仿效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得很！”他破例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打了105分。

　　为了倡导“康梁体”，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课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学堂的文风更加活跃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供同学们观摩、学习。

　　在结合语文教学的同时，谭咏春还向学生介绍康、梁等人的政治主张，培养他们热心天下大事的兴趣，教导大家不仅要注重文化课的学习，还要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在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毛泽东每天挤出一定时间，阅览各种报刊杂志，同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很快地尝到了老师教给的这种读书方法的甜头，明显地感到自己知识面不断拓宽，信息量不断扩大，眼界大为开阔。他得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两年前就已经死了，年仅几岁的宣统（溥仪）做了皇帝；他看到康南海（有为），梁任公（启超）的雄文奇著；他听说了孙逸仙（中山）、黄兴的传奇经历；他还从《世界英雄豪杰传》里知晓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这些名扬四海的英雄豪杰，激励着他这个农民的儿子奋进。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民族贡献一份力量。他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内心涌动着。此后不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别名，表达了他倾心仰慕梁任公的犀利文笔，学习梁任公的维新思想，决心以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作为自己崇高职责的心愿。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加之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更快地成长，便和校长李元甫、教师贺岚岗商量了一个办法：送毛泽东去长沙读中学。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叫到自己的房里，语气恳切地对他说：“润之，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学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不然会贻误你，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听了老师的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说出了长沙无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向他说明：“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东山小学，踏上了赴长沙城的旅程。临行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到湘乡涟水河渡口才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告别东山学堂的师友们。

　　建国后，毛泽东托人多方打听谭咏春先生的音讯，可万分遗憾的是，他得到的是老师早已作古的回音！原来，他尊敬的老师谭咏春，数十年来像园丁一样辛勤浇灌培育了满天的桃李，自己却劳累成疾而过早谢世。他们师生再见一面已成梦幻！

　　然而，毛泽东仍忘不了仅读过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忘不了当年的良师益友。在毛泽东的盛情邀请下，1955年的春夏之交，谭咏春的儿子、他的老同学谭世瑛来到了首都北京。大约是进京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派员把谭世瑛接进中南海。老同学久别重逢，毛泽东万分高兴，不禁吟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忆起40年前的求学生活，就像叙谈昨天发生的事情。恩师谭咏春对自己的关怀爱护之情，毛泽东铭记在心；此刻往事重提，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又一一呈现在他的面前。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谭世瑛：“你爹是哪年去世的？”知道老师在解放前便已病逝的情况后，他接着回忆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年我投考东山小学堂，是他力排众议，建议破格录取我这个超龄的学生……”

　　接着，他们又谈起东山学堂同学因地域观念引起的纷争，毛泽东讲了他初到东山时心理上的变化和精神上的压抑，他坦率地剖白了自己以后说：“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你父亲他老先生同情我，说个性独特能成事。”

　　讲起“康梁体”的文章，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那时候，我这个‘土包子’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山沟沟里的娃子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有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真要感谢李元甫先生，还有你父亲谭老先生，是他们教我学起步的啊！”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情犹未了，言犹未尽，他在客人即将告别离去时，再一次向老同学称道恩师谭咏春的好处：“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真心诚意地关心学生、爱护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小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城，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呀！……”      
九、“洋学堂”里的“洋先生”——毛泽东和萧佚名 毛泽东曾经这样述说过他在东山学堂的一位年轻教师：“在这所新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戴着一条假辫子，他的假辫子很容易分辨出来，大家都嘲笑他，称他为‘假洋鬼子’。”

　　这位被人称作“假洋鬼子”的先生，姓甚名谁？毛泽东没有说过。笔者在两度前往湖南采访的过程中，为了再充实一些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曾经冒着绵绵春雨，顶着盛夏骄阳来到湘乡寻访这位“伟人之师”的踪迹。在东台山下那旧时的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今日的东山学校里，我走访了一些教师，查阅了包括东山学校校志在内的许多文史资料，可遗憾的是，除了了解到这位令伟人毛泽东念念不忘却又名不见经传的“洋先生”姓萧，和获得了一些虽零碎却极珍贵的历史材料外，终究还是不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没有名字怎么写他的传略？我踌躇了。但要真实反映毛泽东与师长们的关系，要写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这段学习经历，而不写“假洋鬼子”——这位第一个给毛泽东打开窗户看世界的先生，那将留下几多缺憾！思虑至此，我还是抱定主意写下去。好在姓名终不过是人的符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事。萧先生有姓佚名，我们权且称他为“萧佚名”吧。

　　毛泽东认识萧佚名，是在入学不久的事。

　　一天，学堂里爆出了一条新闻：校长李元甫聘请了一位洋先生来学校任教。要知道，这里可是旧时候秀才举子讲学读经的领地，可没有新派人物的地盘。请洋先生来讲学，真是花姑娘坐轿——头一回呢！怎能不叫人当成稀奇事呢？

　　那天中午，毛泽东吃完饭后正在东斋的藏书阁看书，突然，有位同学在楼下喊：“快来看呀！看洋鬼子呀！看洋鬼子呀！”

　　这一声喊，很多同学都听到了。虽然大家听说有位洋先生近日要到学校来报到，但仍非常好奇，不知道洋鬼子是什么模样。于是，在宿舍的，在自修室的，在藏书阁的，都纷纷往外跑，争着看“洋鬼子”。毛泽东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看到大家都走光了，也跟着下了楼。

　　走到了便河旁边，只见前面的石拱桥上，果然有一个装束和姿态都很特别的青年人，跨着大步，向礼堂这边走来。他穿的不是长袍，也不是学生装，而是敞开领口的洋服，脖子上还打了一个黑色蝴蝶结；他的头上没有常见的那根又粗又长的独辫子，头发剃得很短，朝两边分着，在太阳的映照下油光可鉴；他走路的姿式也有些与众不同，不是弯腰驼背，也没有迈八字步，而是胸脯挺得高高的，腰杆竖得直直的，膝盖骨也不打弯，就像当兵的出操一样。可是，他也是黄皮肤、黑头发，脸相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只是那双黑眼睛，透出几分读书人所特有的灵气、秀气、矜持气。

　　同学们都拥到便河边上来了，对着这个“洋鬼子”指手画脚，大声议论，弄得他十分狼狈。他没有理会众人的不礼貌行为，旁若无人地径直朝礼堂走去。

　　怪就怪在他头上竟然没有辫子。没有辫子怎像一个中国人呀？“发肤父母之所授”，哪一个大清臣民能够不要辫子呀？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传到如今的宣统二年，两百六十多年了，大清帝国的皇上早有诏谕：每个人都要结辫子，男子长到十多岁，就要把前面的一半头发剃掉，把后面的一半蓄起来，结成一条拖到屁股后面的辫子。谁不这样做，谁就违犯了王法，就有砍头的危险。

　　如今，这位教英文和唱歌的萧先生，居然没有辫子，而且一身洋服，这当然是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开始是学生们围着观看；慢慢地学堂附近的种田人，也站在围墙外面观看——看他的短发分头，看他的奇装异服。只要这位萧先生一出学堂门，他到哪里，哪里就跟着一路的围观者。

　　看热闹的人这样多，弄得萧先生十分苦恼。后来，他听了李元甫先生的话，把西装脱掉，换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并且在估衣店里买了一条辫子，接在自己的后脑勺上。谁料到这样一来，人们笑得更厉害了。因为，那条辫子和他的头发是两种颜色，一看便知道是假的。于是，学生们很少有人叫他“萧先生”，大家都在背地里喊他“假洋鬼子”。

　　开始，毛泽东和许多同学一样，也觉得萧佚名这条假辫子很可笑，他甚至还有些瞧不起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先生，没有辫子也就罢了，干嘛要接一条假的呢，像狗尾巴似的。这个萧先生，胆子也太小了。

　　可是，慢慢地，他的印象改变了——“假洋鬼子”原来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先生！

　　大部分的学生，都因为假洋鬼子的辫子而不喜欢他，但我却爱听他讲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语。他教的歌有一首日本歌，歌名叫《黄海之战》，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些动人的歌词……

　　毛泽东回忆的是萧佚名教音乐课的情景。这是他第一次上音乐课——过去的私塾是不唱歌的，再说那些“非礼莫为”的孔门弟子也不会唱歌，只有像现在这样的洋学堂，才开设音乐课，只有像萧佚名这样的洋先生才会教音乐。

　　“当时，从这首歌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歌中，我了解和感觉到日本的美丽，感觉到它的骄傲和强大。”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生平第一次音乐课时的感受，这样说。

　　同学们从这首优美动听的《黄海之战》，联想到日本，日本的土地和海洋也一定是很美丽吧？

　　“东洋”的世界上一定有很多新鲜事？中国人为什么都要跑到日本留学？大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请萧先生解答。

　　萧佚名笑了笑，一边摘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手绢擦拭，一边慢慢地讲了起来。

　　他说，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群岛国家。它不是很远——隔海与中国相望；它也不大——土地和人口还不到两个湖南省那么多。但这里的确很美，到处是茂密的树林和清澈的河流，每年樱花开放时节，它又变成花的海洋……接着，他又从太平洋西岸富士山活火山，讲到本州东南部横滨的大海港；从北海道的渔场，又讲到函馆、下关的渔港，再讲到他留学的地方——日本首都东京。他说，东京的人口十分稠密，这里建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住宅向空中发展；有钱人已不像中国的富人那样出门坐轿，而是坐轿车；东京有很多大学，教育事业很发达，政府制定了各种优待政策扶持教育的发展，这是日本富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青年飘洋过海去留学的内在动因……

　　数十年以后，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以毛泽东的口吻说过这样一句带总结性的话：“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了解到的一切……”

　　萧佚名讲了许多，同学们听得入神，谁也没注意到一堂课已经过去了！

　　萧佚名最后说道：“我们在东京的留学生，大都是热血青年，都为我轩辕黄帝子孙后代的命运担忧，都想找一条振国兴邦的出路。在日本，我们自己编了一支歌……”

　　“一支什么歌？”毛泽东连忙问道：“萧先生，可以让我们听听吗？”

　　“可以的。”萧佚名和蔼地笑了笑，接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深沉厚重的男中音，唱起了这支饱含激情的歌：进兮，进兮，进进进！

　　谁谓我华人大梦犹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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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缭绕，又随风飘散；同学们脑海里对萧佚名先生的不良印象，也一同飘散了。他们吃惊地发现：萧先生是一位富有民族自强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出卖祖宗，吃里扒外的“假洋鬼子”！

　　自从第一次音乐课之后，毛泽东和不少同学都与萧佚名先生亲近起来。课余时间，他们都喜欢来到萧先生的住处，向他问这问那，而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以外的世界，还是日本。

　　有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和萧佚名一起，走出学堂的围墙，坐在池塘边的草地里看小白鱼戏水。稍后，谭世瑛、萧三等几位同学也都来了。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和萧先生接近，爱听他讲国家大事和在日本的所见所闻。

　　这一次，萧佚名没等毛泽东他们发问便讲开了，而所谈的内容又比上次在讲堂里的深刻得多。他讲起了日朝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经过，越讲越激动，瘦削的双颊胀得通红：“日本地狭人稠，并不很富饶。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现在，仅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就变得强盛起来，不仅打败了沙皇俄国这个泱泱大国，还把我们堂堂的大清帝国也打得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弄得全军覆没，逼得我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同学们，你们知道中日甲午海战吗？”

　　毛泽东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老师。”这场战争发生在毛泽东出生后的第二年，在那个政治极为封闭的年代，他自然是不知道的。

　　“好吧，我来给你们讲讲！”萧佚名习惯地扶了一下眼镜，以深沉的口吻说开了：“……最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

　　“萧先生，一个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这样强大，居然能打败俄国、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而我们堂堂的大清帝国竟然甘心受它的欺侮呢？”毛泽东听完萧佚名的讲述，深思片刻后提出了心存已久的疑问。

　　听了毛泽东的发问，萧佚名没有立即正面回答，他启发式地反问道：“同学们，你们自己想想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认真地思索着。在学习上，他始终牢记古文中“学而不思则罔”、“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教条，逐渐养成多问多思的习惯。对于某一个问题在未想明白之前，他不愿轻率地发表看法。

　　谭世瑛见毛泽东没有答话，拘谨地插问了一句：“先生，日本的富强，是不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萧佚名回答说，“日本明治天皇执政以来，非常认真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从事经济建设，努力振兴实业，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他们造枪炮，修海船，提高了这个岛上小国家的军事实力。正是仗着坚船利炮，它才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眼下，不要说中、俄奈何它不得，就是一些西洋国家也被它赶上和超过了。可是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做梦，一边在挨打，割地赔款，另一边还要以‘文明古国’、‘礼乐之邦’自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甚至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予以一概排斥。那个前年驾崩的‘老佛爷’，把火车都看成妖怪，要推到大海里去，岂不可笑之极！古语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看看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不遭外侮那才怪哩！如今国难当头，可大清朝的皇亲国戚，贪生怕死；王公大臣，腐败成性，文臣既爱钱，武将又怕死；八旗军、绿营军长期懒于操练，军队素质极差，纪律松懈，斗志消沉，兵卒使用的是大刀、长矛、弓箭之类的陈旧武器；加上连年的耗银赔款，国库搜刮一空，民力损耗殆尽，哪有力量和外敌抗衡呢？唉！如此下去，不出好多年，我堂堂华夏之邦，必定是砧板上的肉块，只能任人宰割了……”

　　讲到这里，萧佚名已声泪俱下，欷有声，再也说不下去了。毛泽东等人心情也很沉重，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有池塘里的小鱼儿，轻盈地蹦出水面，弄出一丝丝声响，溅起一朵朵水花……

　　过了一阵，萧佚名抬起头来，扫了一眼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学生：“同学们，古人说得好：‘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君子之为学也，将以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离为国效力的年岁已为期不远，切不能只为一身一家的荣辱而读书，而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去读书啊！”

　　毛泽东等深深地点了点头。“同学们，为了爱我东山，兴我家邦，强我中华，激发大家奋发读书之志，李元甫堂长让我编了一首《东山学校校歌》，你们要不要先听听呢？”萧佚名用询问的目光扫视着毛泽东他们。

　　“愿意听，愿意听！”“老师，您快唱吧！”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嚷嚷道。

　　“好的！”萧佚名清了清嗓子，唱开了：

　　高——高——高，东山起凤毛。

　　地灵人杰良学校，斯士尽誉髦。

　　春风兼化雨，师师济济荷甄陶。

　　愿吾同学，打点精神做个大英豪。

　　激越的旋律在池塘上空飞扬，歌声在毛泽东心中产生强烈共鸣，一股豪气顿时从他的心中升腾起来。他带头鼓起掌来，为老师喝彩叫好。

　　“同学们，校歌真的很好吗？如果你们喜欢，明天上音乐课我就教给大家唱。”萧佚名有几分兴奋地说。

　　“好！好！”毛泽东和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响应。

　　夜幕开始降临，东台山已有些模糊了。萧佚名见到了该上自修课的时间，便打住了话头，领着大家回学堂去了。

　　毛泽东走在通往东斋藏书阁的白石甬道上，思想却一时还没有从刚才同萧先生交谈的话题中跳出来。一路上，萧佚名的话不时回响在他耳畔：“君子之为学也，将以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而读书”。想到这些，他感到胸中豪情激荡，一股为救国救民而发愤学习的内心驱动力骤然产生。

　　如果说，毛泽东开始听萧佚名先生“讲日本的故事”是出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及至他了解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强盛及其久存灭亡中国的野心后，这种好奇心则湮灭了。随之而来的是，为祖国的贫弱落后而深深忧虑，为国家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

　　“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强大起来，而不至于受列强欺侮呢？”他开始思考着这样一些大问题。

　　正在这时，他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表兄王季范又从省城寄来了康有为的著作《大同书》。读了这些书籍，毛泽东很是激动，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十分崇拜，十分赞成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他还不是反对君主制度，他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那样高，只是觉得宣统皇帝年纪太小了，5岁的小孩，知道什么事呢，还能治理国家？非得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能人帮他才行呢。他想：这大概就是“变法维新”、“改良政治”吧。再联想到萧先生讲过的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觉得比以前知道得更实在了。于是，他将这些想法写进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一篇作文里，而大受国文老师谭咏春的褒奖，被破例给了105分，并批给全班同学“传观”。

　　十七八岁，正是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很快的人生阶段；又是获得一知半解便急于与人交流，幼稚和尚不成熟的人生阶段。毛泽东当年也不例外。通过听谭咏春先生在课堂上讲康梁文体和自己在课余时间读康梁文章，他仿佛透过沉沉黑夜，看到了新思想的光亮，虽然这光亮是那样阑珊。他为此感到激动、欣喜，内心有一种要与人交谈的冲动。于是，他想起了萧佚名——他要把自己这些时来的学习心得告诉萧先生，萧先生知道自己的长进也一定会高兴的。当然，还有许多自己一时还弄不明白的问题也要向萧先生说一说，并请他指点。

　　一个星期天，他来到萧佚名的住处，在向老师讲了《救国图存论》中的那些想法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萧先生，你说康梁的维新变法像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呢？”

　　萧佚名听了这个带着学生思辩痕迹的问题，认真思考片刻后说：“润之，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中国康梁的变法维新，确实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革新政治和富国强兵。可是，你可知道，它们之间又有根本的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听了萧先生的反问，毛泽东有些不解。说真的，中国的戊戌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他还来不及去想，恐怕想也想不明白。听老师这么一问，他还真想知道呢！于是，毛泽东央求萧佚名把这些事讲给他听一听。

　　萧佚名也不推辞，他略微理了理思路后，侃侃而谈：“要讲‘戊戌维新’，还是要讲讲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国内局势。在那场给中国人脸上抹上耻辱印记的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坐在盛气凌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面前，低声下气地说道：‘既知我国为难情绪，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一条约的每一款都由日方提出，每一款都令人触目惊心！消息传回国内后，国人再也按捺不住了，广东、湖南两省举子联名上书都察院，继而各省举人亦纷纷上书。正在京城应试的康有为，率18省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变法自强，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枭雄，也都奋起为变法维新到处呐喊奔波。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

　　萧佚名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1898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迫于内外压力，采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先后颁布几十道新的诏令。可不曾料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北京政变，将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朝廷杀了头，维新运动只进行了103天便宣告失败了！所以，有人又称这次维新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

　　“哦？原来是这样……”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事，他先前把维新的希望寄托在康梁身上，想不到他们已是自身难保，亡命海外。

　　“中国的维新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萧佚名提出问题后，稍微顿了顿，又自己把答案告诉给学生：从上述情况中就不难看出，它不过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利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开始便遭到了被称为‘老佛爷’的慈禧太后和那些王公贵族的反对，他们勾结一些握有兵权的‘新军’将领如袁世凯等，发动了宫廷政变，连皇上都自身难保，变法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它的结果，没有给国家带来一分的强大，没有给百姓带来一毫的富裕。两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风靡全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大地饱受战乱之苦。

　　“再看看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是怎样的呢？它是明治天皇亲自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而且使日本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质的改变——天皇只保持荣誉上的尊位，朝政则由以首相为首的内阁负责。也就是说，日本国再也不是‘家天下’了。润之，你想想看，一样的维新变法，却是两样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民族的不幸啊！”讲到这里，情绪容易激动的萧佚名停住了。

　　听了萧佚名的话，毛泽东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急切地问：“萧先生，您说说看，我们中国还有出路吗？”

　　“出路还是有的。”接着，萧佚名把革命党人1905年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他说：“同盟会，是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孙中山、黄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也是我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

　　“萧先生，孙中山和黄兴也在国外留过学吗？”毛泽东好奇地问。

　　“是的。”萧佚名告诉毛泽东：“在国外留学的不光有孙中山、黄兴，光在日本的就有陈天华、邹容、章太炎、蔡元培等一大批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是反满灭清的领路人！”

　　“这朝廷是能够反得的吗，先生？”毛泽东过去在古书上所看到的，都是说皇帝是真龙天子，乃上天下派凡间统治臣民的，天子龙威是不可冒犯的。这些，他虽然不全相信，可真要与朝廷作对，他还是有些发怵。所以他不无担心地问萧佚名。

　　“有什么反不得的！满清不灭，国运不振。你看，我头上象征汉人向满人臣服的长辫子，不是剪掉了吗？如今，在留学生中是没有多少人蓄辫子的。”说着萧佚名抖了抖自己头上那根归国后接上去的假辫子，解嘲地笑了笑。

　　“可是，我还是觉得：孙中山这些读书人是很难斗得过朝廷的。”以毛泽东有限的年龄和生活阅历，他怎么也不相信，孙中山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怎能与有二三百年基业的大清王朝相抗衡呢？

　　“俗话说得好，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一座山。目前，反清排满已成大势，只要天下人起来抱成团，满清王朝崩溃覆亡的命运便为期不远了！”萧佚名以恳切的语气和十足的信心，对学生如是说。

　　见时候不早，毛泽东起身告辞。萧佚名在送他回学校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意味深长地说：“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事，在留学生中间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由于朝廷的封锁，加上乡村的闭塞，才不被多数国人知晓罢了。有的事，我眼下也不便跟你详细地讲。不过，我可以断言，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这一切，并能看到它的结果了！”说到这里，萧佚名充满期望地鼓励学生：“润之，以我的观察，你是个勤学而好思的学生，应该有个大的志向才好。将来有机会，走出这湘乡县城，走出湖南省，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吧！……”

　　告别萧佚名回到寝室以后，毛泽东禁不住思潮翻滚，良久难以平静。自上一次上音乐课听了萧先生介绍日本的见闻后，就有许多问题在他心头萦绕：这个被中国人称为“倭奴”的日本国难道有什么魔法，把一个荒凉的岛屿建设得这样富强？而我们大清帝国的属地多陆上富饶之所，为何却是这样贫穷落后？中日两国多年征战、纷争不休，却又有那么多像萧先生一样的优秀中国青年漂洋过海东渡日本留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问题像一个个猜不透的谜，令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

　　通过今天和萧佚名先生的长谈以后，毛泽东终于明白：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勇敢地站在时代浪潮的峰顶，就必将被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日本国正是顺应了时势，借助“维新”这把巨桨，才使国家这艘航船驶过了急流险滩，一往无前；而我们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封建保守，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毛泽东想：如果不接触萧佚名这位“洋先生”，上述这些事情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庆幸自己总是遇上这么好的老师。他推测，萧先生对革命党的情况知道得这样多，一定也是个革命党人。最低也是个维新派。说实话，毛泽东最佩服的就是这些新派人物。他认识的第一个维新派，是韶山冲的李漱清先生，第二个便是萧佚名。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很好的主张。特别是这位被人称为“假洋鬼子”的萧佚名先生，他是这样年轻，却又如此才华横溢，跟他接触，可以知道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情，能够懂得从未弄懂的深奥道理。这些人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呢？毛泽东终于想明白了：他们读了许多的书，掌握了许多的知识，经历过许多的大世面。由此他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生活的圈子是多么狭小，韶山乃至湘乡县城又是多么的落后和封闭！

　　这个出身于乡村农家的青年，从萧佚名打开的那扇“窗户”里，看到了山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他向往着那个世界……

　　这时，恰好正是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李元甫堂长打算在下学期推荐毛泽东到省城长沙去读中学。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萧佚名。萧佚名先生听后，高兴地说：“好啊，润之！巴尔扎克说过：离开了人才荟萃的中心，呼吸不到思想活跃的空气，不接触日新月异的潮流，我们的知识会陈腐，趣味会像死水一般变质。到外面去看看吧，这对于你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911年春日的一天，毛泽东终于在那种难以抑制的向往的驱使下，告别了幽静迷人的“洋学堂”，告别了萧佚名这位“洋先生”，挤进了一艘湘江小客轮的三等舱里，踏上了通往长沙的路程。     

十、政治ABC的入门向导——毛泽东和贺岚岗 1911年的早春。乍暖还寒。

　　一艘小客轮，沿湘江北上长沙。在它的三等舱里，有一位绅士模样的中年人偕一英俊少年，正扶栏站立在船舷上，眺望着江面上那水天一色、鸟舞舸飞的苍茫景象。飕飕江风吹拂着他们的长衫下摆，一股袭人的寒气直透肌肤，可他们浑然不觉。

　　这个少年便是毛泽东，中年男子是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

　　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筹资兴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湘乡旅省人员的子弟在长沙读书方便而设，其教职员工大都是从湘乡籍人氏中聘请，校董事会就设在长沙湘乡会馆内。到长沙后，贺岚岗先生要到会馆联系应聘事宜，于是就和毛泽东一起来到位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

　　贺岚岗办完应办的手续之后，又把毛泽东推荐给会馆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认真听取了贺先生关于毛泽东品学情况的介绍，又看了毛泽东转呈的李元甫堂长的引荐信，当场同意录取他进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当晚，他们师生二人被安排在湘乡会馆客室住宿。这一夜，毛泽东失眠了！贺先生关于省城——这精英荟萃之地的介绍，令他心醉神迷；初到长沙——这繁华大世界的观感，更教他激动不已。他的思绪，就像那滚滚向前、奔流不息的湘江之水，波涛起伏，巨浪排空！从明天开始，他就要成为长沙这座大城市的一员了，新的生活就要在这里起步了！

　　贺岚岗先生看着翻来覆去、夜不成寐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学生说：“润之，快睡吧，明天早些去报名入学，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日后，毛泽东在同国际友人斯诺谈及自己青少年时期从湘乡东山学堂到省城求学的往事时说，在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师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毛泽东在回忆中所讲的这位“高小教师”，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史地教师贺岚岗。

　　作为毛泽东的史地老师，贺岚岗十分关注毛泽东的学业，时常在课余找毛泽东交谈，帮助毛泽东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在贺岚岗等老师的关心下，毛泽东的学习进步很快，经常获得全班第一名，尤其是历史和地理成绩更佳。

　　在一次交谈中，贺岚岗了解到毛泽东在东茅塘读私塾时，塾师毛麓钟为他点读了《了凡纲鉴》，毛泽东很喜欢这本历史书籍。一次，由国文老师谭咏春命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作文课，毛泽东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又是一篇好文章。贺岚岗阅后赞赏不已，特地把自己的一套丝绸布面装订的《了凡纲鉴》送给毛泽东。这对爱书又无钱买书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一件难得的礼物。

　　通过密切的交往，贺岚岗感到，论毛泽东的实际水平，已不适宜在东山学校继续读书，尽管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式学堂，但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仍很浓，不利于毛泽东的发展。这时，恰好湘乡驻省中学堂寄来了信和聘书，邀请贺岚岗前往任教。当谭咏春老师和李元甫堂长与他共商毛泽东的深造问题时，贺岚岗当即同意他们的意见，并带毛泽东到湘乡驻省中学堂这所他神往已久的学校就读来了。

　　假如说，《了凡纲鉴》是贺岚岗送给毛泽东的丰厚精神食粮的话，那么这次带他到省城读书，则更是这位老师馈赠给学生的更为珍贵的礼物。

　　学校，历来是传播新思想的领地。湘乡驻省中学自然也不例外。随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学校的反清宣传也转向明朗化，由秘密转向公开。为了进一步适应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湘乡驻省中学专门增设了时事政治课，安排虽到学校受聘时间不长、但在湘乡教育界久负盛名的贺岚岗先生，担任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及时向学生介绍和传递全国反清斗争的情况与信息，大张旗鼓地灌输革命党人的思想和主张。

　　湘乡驻省中学安排贺岚岗担任时事政治课教师，绝不是偶然的举措。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贺岚岗任过国文、修身和历史、地理等教师，以一专多能、知识面广而受到同事称道和学生尊敬。不仅如此，他平时对国家大事特别关心，在阅读书报的时候，常常将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摘抄成册，然后熟记于心，在教学或平时与人交谈之中，往往信口道来，竟持之有据，准确无误。这样一来，在湘乡学界，他又有“时事通”之誉。贺岚岗的这些过人之处，大概就是湘乡驻省中学聘任他的缘故。

　　贺岚岗担任学校时事政治课教师的重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用“教绩斐然”来描述毫不过分。他翻阅了大量的报刊和书籍，进行认真而充分的备课，然后详尽地向学生介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大量史实，和人民群众反抗清廷斗争的情况，特别是重点宣讲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从而使青年学生们看清了原本在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朝廷的所作所为，初步弄懂了许多过去在头脑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道理。尤其是毛泽东，这期间，在贺岚岗的精心指导下，他一边尽可能多地学一些文化知识，一边留心观察社会政治动态，从老师讲授的时事政治课和大量的反清救国宣传品中，去领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思想，汲取大量的政治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他日后政治上的“腾飞”奠定初步基础。

　　通过贺岚岗先生，毛泽东知道了许多过去秘而不宣的“军国大事”。在贺老师这里，他还头一回看到了由著名同盟会会员宋教仁和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他发现《民力报》通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即被它所吸引，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00多名爱国志士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们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觉民、方声洞等72名革命党人和反清义士英勇殉难。当毛泽东在《民力报》上看到这则消息时，心情异常激动，烈士们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后来回忆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恨不得立即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充当革命的马前卒。

　　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便奋笔直书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标题为《打倒清王朝》，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篇文章，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这就是：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出任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表达我的政治观点，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去掉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对他们与革命党的区别也不甚了了。”诚然，从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主张看，他当时确实还不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同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根本分歧，只是模糊地认为，凡是讲维新、干革命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黑暗腐朽的清王朝，这说明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还是混沌不清的。但是，他把孙中山列为理想中新政府的头号人物，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的地位已超过了康、梁的地位。这个事实表明，17岁的毛泽东，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深受康、梁思想影响，拥护“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而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动力，固然有他立志报效祖国，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宏大抱负，但亦不能排除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和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的正确引导。

　　1911年春夏之交，全国反清情绪不断高涨，革命形势急剧向前发展。

　　4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其实质是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建筑权从民族资本家手中收回，出让给外国人。这一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川、湘、鄂等省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斗争。5月，湖南省各界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接着全省各地相继发生了罢市、罢工、罢课的抗议行动。湖南学界尤为激愤，他们“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遭到干涉后，“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于岳麓山头。”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这些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当时还不尽知道。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宣传发动，学校让贺岚岗先生利用课堂教学的机会，及时向同学们通报了这些反清斗争的情况，还专门举行了几次演讲会，请贺先生向全校师生员工介绍国内政治形势。通过这些宣传活动，反清排满的情绪在该校愈演愈烈，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激动，他们似乎要在一夜之间从清廷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以奋不顾身的姿态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毛泽东几年后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第四号中，对当时的情况追记道：“我们学校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朝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提议大家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并建议大家马上把辫子剪掉，有十几个同学纷纷表示响应。

　　原来，清朝入关的时候，曾要求所有的臣民都按满人的习惯——男人蓄长辫子——来表示对满清的归顺和臣服。因此，现在剪掉辫子，就成了反对清朝、拥护革命的标志。

　　围绕剪辫子的事，毛泽东和他的一位朋友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这一问题他们都讲出一套相悖的理论。他那位在法政学堂读书的朋友，从《孝经》上搬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经典，来说明辫子不能剪掉。毛泽东的观点则完全建立在排满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认为大汉民族的男子自古就没有留辫子的习俗，它完全是满清统治者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奇耻大辱，要打倒清廷，就必须剪掉辫子。毛泽东和另一同学首先剪去自己的辫子，并动员了十几个人也剪掉辫子。

　　毛泽东的“剪辫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政治上的反叛，在湘乡驻省中学无异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引来了相当大的震动，公开站出来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很少，更多的人是见毛泽东剪掉辫子、留着小平头的模样，在旁边窃窃讥讽，纷纷议论。贺岚岗先生是为数很少的支持者之一，他在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上，旗帜鲜明地赞扬毛泽东等同学的剪辫行动，“剪断了满清套在汉人颈上之绳索，是悠悠二百余年莘莘学子惊世赅俗之壮举！”他还毫不顾及个人的身家安全，极其勇敢地站到了学生毛泽东剪辫子的行列中来，剪掉了自己头上那根蓄了四十余年、又黑又粗的长辫子，用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持了学生毛泽东的反清革命行动。

　　革命浪潮在不断地涌动着，冲击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灵。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其他省份的新军和会党也纷纷响应，湖南便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由贺岚岗先生邀请到学校讲形势教育课。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革命党人面对数百名师生慷慨陈词，历数200多年满清统治和2000多年封建皇权统治的罪恶，号召大家起来拥护革命。

　　听了这次演讲后，毛泽东异常兴奋。他认为，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去参加革命军。

　　但是，决策这样大的事情，应该找人商量后才能定夺。父母远在韶山，去信请示准耽搁很多时日；再说即使是去了信，父亲知道他不好好念书而要去当兵，也是不会应允的。思考再三，毛泽东觉得还是去找贺岚岗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贺岚岗先生的住处，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给了这位平素最信赖的老师。贺岚岗了解了毛泽东的想法以后，当即表示支持学生当兵打仗投身辛亥革命的行动。他还向毛泽东讲了东汉时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鼓励学生效法前贤，弃学从军，为国立功。

　　最后，贺岚岗情绪激昂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学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勇敢地拿起了刀枪，驰骋疆场，就是血溅荒丘、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正是靠这种大无畏精神，他们为国家建立了千秋功业，也使自己青史垂名，成为万代传颂的英雄豪杰。润之，你还很年轻，学古人、效前贤，到军营里去，跃马横枪，创一番大业吧！”

　　听了贺岚岗先生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毛泽东胸中豪情万丈，激动异常。向往火热斗争生活的他，感到先生的话是那样入情入理，催人奋进。他感激地对贺岚岗说道：“谢谢您，先生！谢谢……”

　　在贺岚岗的支持和鼓励下，毛泽东终于下定了投身沙场、反清御侮的决心。随即，他开始了参军的准备工作——向学校正式提交了退学从军的申请报告；找富有的同学借了一些去武汉所需的费用；邀约了同窗好友郭梓材、毛煦生等人结伴同行；因当时的天气很潮湿，还特地到驻扎在长沙城的新军营地，找一个在这里当兵的朋友借了一双雨鞋……一切准备停当后，毛泽东便于当月底告别了贺岚岗老师，来到程潜领导的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亲自走上了革命的战场，为自己的七彩人生添上了一笔重彩。

　　毛泽东所在的部队，成分比较复杂。既有和他一样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也有来自城乡的忠厚朴素的贫民和小手工业者，还有来自煤矿的坚毅勇敢的工人。毛泽东和周围的士兵及官长都相处得很好。他经常和大家一起拉家常，谈生活，给他们写家信，讲故事。大家都很尊重他，称他为“我们的秀才兵”。

　　当时，毛泽东年仅十七八岁，但身材已相当高大。入伍后，整日和成人一起操练、出勤，对此他毫无怨言，十分认真地完成操课任务。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便掌握了军事训练的全部课目，了解了许多武器弹药的基本性能，懂得了军队中诸如行军、打仗、宿营以及防守、进退等方面的初步道理。

　　在紧张、艰苦的军事训练之余，毛泽东谨记他的老师贺岚岗临行前后的叮嘱，毫不放松学习，特别是时事政治的学习。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我的薪饷是每月七元——不管怎样，比我现在红军里的收人多——其中每月伙食费花去两元，还要花钱买水。……余下来的钱就买报纸，我贪婪地读报。”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与清朝的走卒袁世凯决战时，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宣统皇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到海外“考察”，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并没有使身边的一切发生多大的变化，毛泽东想，再留在军队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这样，他带着迷惘的心情，退出了生活和战斗了半年的兵营。

　　这次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不仅为毛泽东提供了一次参加“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的机会，给他传奇的生活履历添上了重要的一笔；同时，它是毛泽东接触军事的开始，自此他粗知了一些军事常识，是他日后数十年戎马生涯的最初尝试。此外，他在军队接触了大量下层官兵，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掌握了他们的思想脉络，同他们建立了较深的战斗友情，并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和敬重，为他日后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型的革命队伍，以及统率和指挥千军万马积累了初步的却极为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在毛泽东这次重大的人生道路的抉择当中，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功不可没。是他，打破当时文人中普遍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偏见，坚决支持学生弃学从军的大胆举动，从而使毛泽东走出学校的小课堂，跻身于社会的大舞台，去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以及实现他个人人生价值的艰难求索之路。      
十一、“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毛泽东和符定一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与毛泽东的思想很接近，受到这位当代巨人的一惯敬重。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符定一先生。

　　符定一，号悔庵，字宇澄，是今湘潭市晓南乡新铺村下新屋人，1877年生，比毛泽东年长16岁。符定一幼年时，父亲曾三次送他学木工，皆因他身体瘦弱多病半途而废。无奈，父亲只好又送他到叔父开办的私塾里去读书。符定一的叔父，是一位颇具旧学的秀才，遂授以《十三经》、《文选》，没料想符定一天资聪慧，均能过目成诵。这样，叔父就劝他父亲打消了让他再事农耕和学做手艺的念头，出资送他读书。数年后，他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1908年回湖南执教，并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校长、衡阳中学校长等职。

　　符定一既是一位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在湖南办学时，颇有独到之处。如他在办省一中时，充分考虑到培养出国留学的人才，故而学校里的外文课设三个语种：英文、德文、法文。但当时为社会条件所限，英文班毕业、升学没什么麻烦，学德文和法文的，据说后来升学很成问题。符先生还是一位颇有口才的演说家，他给学生作报告，可以不用稿子，一讲就是两个钟头，这一点颇令学生佩服。

　　毛泽东同符定一的交往，是从他考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开始的。

　　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新军退伍后，下决心继续求学。但不知道到底进什么学校于国家和民族更有益，于自己最合适。因此，在选择学校问题上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很有名的学校，他在校门前徘徊许久之后，最后还是慕名前往省一中应考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省一中学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都非常欢迎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入校读书，但当毛泽东报名入学后，他们看了他粗壮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装束，却不相信毛泽东这个生长在边远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进中学几个月又退学入伍的青年，能考得出那样的好成绩。于是，便由符定一校长作主，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

　　次日，符定一让一位国文教师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他们二人当面商定文章题目，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符定一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毛泽东不知底里，看到先生这样重视自己，决心全力考好。写文章本是毛泽东的“拿手戏”，但见他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复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十余年来，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学生写出这样文彩斐然、妙笔惊人的漂亮文章，阅卷时他禁不住拍案叫绝！他欣喜若狂地对语文教师说：“了不得，了不得！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呢。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说完，他朱笔一挥，将毛泽东这个退伍的列兵正式录取了。

　　在省第一中学，毛泽东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生。这不仅是由于他在1000余名应考学生中名列榜首，而得到学校的格外看重，更主要的还在于，入学后他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美名，而备受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

　　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柳潜，是一个颇有学问的前清秀才。他对毛泽东的文章十分赏识，常常在校长符定一面前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符定一校长也认为毛泽东是位可塑之材，他希望柳先生着力培养毛泽东。

　　恰好，当时学校正准备举行一次全校学生作文竞赛，符定一让柳潜先生通知毛泽东，要他务必参加这一活动。为了使毛泽东能赛出好成绩，符定一要求柳潜督导毛泽东进行强化训练。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毛泽东就在柳先生指导下，全力进行论说文的写作练习。在参赛前的两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柳先生则认真批改，及时提出意见，从而使他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作文竞赛如期举行，毛泽东果不负符定一和柳潜先生所望，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论和新颖别致的立意，赢得了评委们的极高评价。

　　毛泽东作文比赛夺魁，符定一校长满心欢喜，他更加喜爱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性格沉静的“小老乡”，决心认真栽培。

　　当时，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便常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符定一听说毛泽东喜欢课外书籍，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阅读。还利用大量的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授古文、历史等课程，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这种特别的教育方式，引发了一个让符定一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毛泽东对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地呆在学校里读书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由自在地精读一本书，比在学校上课更有益处。由此，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念头，即变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

　　像上次在湘乡驻省中学退学一样，毛泽东虽然有退出省一中的打算，但并未贸然行事，而是准备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符定一等几位亲近的先生，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行决定。这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重大事情自己拿主意，但不急躁冒进，放在一边冷一冷，待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博采众议之后，再作出最后决断。

　　1912年夏日的一天，也就是在学校快要放暑假的前些时，毛泽东找到符定一，向他谈了自己退学的想法。符定一听说自己平素最喜欢的学生提出退学请求，颇感惊讶。他不解地询问毛泽东：“润之，在这里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了呢？是不是先生们对你照顾不周呀？”听符定一这么一说，毛泽东倒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只好把自己觉得学校课程太浅，内容略嫌陈旧，常感课堂“吃不饱”，以及难以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不愿受烦琐的校规束缚等情况，坦率地向符定一校长谈了。

　　符定一自然不愿放这位高材生走。毛泽东才华出众，心性很高，小小一所中学留不住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符定一不想过早地让他离开省一中，他想亲手栽培他，让他受到较好的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然后送他上第一流的大学深造。这样，为国家培养了一个栋梁之材，也算是尽了一份人师的职责。想到这里，符定一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情形是有些特殊，我们可以特别看待，你大可不必退学。从今往后，只要对你的学习有益，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至于学校内容则可以革新，教学方式也是会不断改进的嘛！你中学尚未毕业，便要中途退学，锦绣前程岂不要白白断送掉！润之，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呀……”

　　符定一言辞恳切、真心诚意地极力挽留，使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诚挚地说：“校长，谢谢你的美意！我不会放弃学习，离开省一中，书还是要读的，只不过学习的方式不同罢了。”接着，他向符定一介绍了在家乡韶山自己半耕半读的情况，以及在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和半年兵旅生活期间的自学情况，认为自修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最后，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

　　听完毛泽东的话，符定一明白学生选择的是一条适合他成长的独特道路，并且去意已决，就不便再勉强挽留了。他双手抚着毛泽东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道：“润之，既然你去意已定，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这样做总是有道理的。不过，一中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以后望你能常来常往……”“好的，先生！”毛泽东深深地向符定一鞠了一躬。

　　他，终于谢绝了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一条攀登知识之巅的崎岖道路。

　　1913年，毛泽东结束了半年的自由读书生活后，接受符定一先生的建议，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重新开始了正规的学校生活。

　　1915年春，符定一到北京执教、任职，举家北迁。毛泽东暂时和他分别了。

　　1918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继续求学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蔡和森等人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于是，符定一和毛泽东这两位感情诚笃的忘年之交又相聚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来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员，并进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学习。他除了同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他们研究学问，讨论时局。交谈中，毛泽东表现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隐居家乡新铺。次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后经乡亲们设法营救获释。1945年，王震、王首道将军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先生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他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民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月，符定一向毛泽东辞行，先行回到北平。毛泽东托其后返北平的女儿符德芳，捎去一些礼物给先生，并附亲笔书信一封。信中说：宇澄先生夫子道席：既

　　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字里行间，表现出毛泽东对老师的一片关怀和崇敬之情。

　　1947年，符定一在北平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叶剑英闻讯，即设法营救；北平各大学教授计80余人联名向国民党表示抗议。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只得将其无罪开释。这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和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符定一化装离开北平，来到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这期间，符定一向我党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胜利达成。毛泽东接到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后，高兴不已。他顾不上连日运筹帷幄的疲劳，驱车前往符定一先生的住地李家庄，向昔日的老师报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

　　汽车沿着滹沱河北岸，往东开了十几里路，来到了李家庄。当时，在李家庄一带，住着很多从各地来的民主人士，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去见别人，汽车直接开到了符定一先生的住处。

　　一进院，就看见了符定一先生的女儿符德芳，她一见毛泽东来了，就大声喊她的父亲，说毛主席来了。符定一先生走出屋门，毛泽东亲热地同他握手。然后，两人手拉手进屋。落座后，毛泽东问候老师：“好久没有见到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听符定一先生说“身体还好”后，他高兴地笑了。“符先生，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没能来看你，请你多加原谅。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毛泽东说着，往符定一先生跟前移动了一下身子，“刚才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他不抵抗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了。”

　　当符定一先生知道毛泽东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今天特地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十分激动地说：“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殚精竭虑，还这样挂记老夫，老夫真是愧不敢当呀！……”

　　“符先生，你太夸奖了，太过谦了！”毛泽东摆了摆头。

　　临分手时，毛泽东又对符定一先生说：“这里的条件差，连一个软坐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事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了一件沙发，派专人给老师送去了。

　　目送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符定一想到自己的学生数十年追求的宏伟理想和事业即将变成现实，心里涌动着一阵阵高兴与欣慰之情。

　　全国解放后，符定一同毛泽东仍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

　　毛泽东常常利用闲暇时间，专程请符定一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作客、吃饭，有时还和先生切磋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一次，毛泽东对符定一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哩！”

　　符定一和毛泽东之间，还保持着较频繁的书信往来。1953年7月初，符定一给毛泽东一信，就一部学术著作的再版之事请示于他，并请他题词。7月7日，毛泽东在收到信后，即给先生符定一回书。信曰：

　　宇澄先生：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提到的“尊著《联绵字典》”，指的是文字学家符定一30余年苦心孤诣的劳动结晶。据《辞海》载：“《联绵字典》，辞书。三十六卷，近人符定一撰。此书多收双声、迭韵和失音的字，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意，意义有不同，皆分条注释，一一列书证明。但收词并非都是联绵词，论字体完全墨守《说文》，是其缺点。”符定一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他对文字这门冷僻枯燥的学问爱之成癖。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广征博采，废寝忘食，30年如一日，备尝艰辛，终于1940年编著而成《联绵字典》，其稿本多达87册，计400余万字，叠起来有数尺高，真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符定一超群的德行、才学和名望，在解放初期中央文史馆建立时，毛泽东邀请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随即补上一句说：“还要才、德、望呢。”盛情难却，符定一终于就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从此，符定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十二、“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毛泽东和柳潜 在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这所名震三湘的学校里，毛泽东除了深受“宿儒”符定一校长所赏识外，还结识了一批同样颇有名气的老师，其中有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柳潜先生。

　　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追求知识，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被著名教育家、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学校的国文教师。

　　毛泽东肩挑书本和行李担子，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省第一高等中学，见到了他的班主任兼国文老师柳潜。待毛泽东坐定，柳潜不由打量起这个新学生来——大约五尺多高的个头，身体虽算不上健壮，可一双眼睛却闪烁着聪慧的光泽；投手举足之间，显出朴素、稳重和大方，比一般年轻人多了几分成熟；身着一件短半截的旧粗布长衫，脚上穿一双圆口布鞋，这一身农家子弟的打扮不仅遮不住他的英才之气，反倒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青年后生，给柳潜留下了非常满意的第一印象。

　　从此，毛泽东在省一中这所他日后称之为“很大的学校”里，开始接受第一次较高级的教育。同时，柳潜老师也为毛泽东这名省一中的高才生尽心传授国文、写作等方面的知识，成为毛泽东早期求学生涯中较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毛泽东进入省一中后，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获得了许多新鲜的知识。尤其是在柳潜老师的精心教育培养下，更发展了他的一些特长，特别是在写作方面的特长。在他入学的半年中，不仅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地位，还在1912年6月间学校举行的一次作文比赛中，力克群英，一举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毛泽东在这次作文比赛中的参赛文章，题目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论》，其指导老师便是他的班主任和国文教师柳潜。

　　商鞅“徙木立信”的掌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毛泽东在他的参赛作文当中，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以高屋建瓴之势，道出了从历史名篇中所获得的感悟：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民与法之间的关系。他以为，法令只有利国利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否则便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毛泽东还用了不少笔墨，对商鞅的历史功绩和“徙木立信”之事作了评说。

　　文章的最后虽着笔不多，却手法巧妙，言简意赅。毛泽东写道：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轍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

　　这篇文章，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充分抒发了青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政治激情，表达了他对像商鞅这样一心为国为民谋福利的贤能之士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同时也对那些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进行了有力地鞭挞。

　　当然，假如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当时，毛泽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深刻影响，把“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的原因归结于人民的愚昧落后，而不是剥削阶级的腐朽统治。毛泽东这时还不足19岁，远远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更没有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时的进步思潮中，居于主流的是康、梁的改良维新思想。

　　但是，瑕不掩瑜，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仍是相当深刻的。这篇文章的落脚点就是主张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从而表达了毛泽东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对不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统治者的不满。仅此一点，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便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第一个“读者”是柳潜先生。

　　柳潜是这次作文比赛的阅卷者之一。作为毛泽东的班主任和国文老师，他对学生的成绩了如指掌，毛泽东平常的语文水平在全校就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一点深得柳潜的欣赏，经常将毛泽东的作文张贴到学校的范文栏里供同学们“传观”。在这次作文比赛中，柳潜更是把夺冠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身上。因此，当阅卷开始后，柳潜头一个评阅的便是毛泽东的这份作文卷子。

　　柳潜读着、读着，渐渐被毛泽东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毛泽东的作文内容翔实，气魄宏大，推论严密，文笔流畅，确实非同凡响。柳潜不禁拍案叫绝，高兴不已。

　　柳潜怎么不高兴呢？！这里面既凝聚着毛泽东自身的勤奋和才气，也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啊！

　　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刮目相看和特别对待。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一个较快的提高。对于这次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柳潜把它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赛前准备。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柳潜便指导和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及时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难怪有些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认为，在省一中读书期间，是毛泽东从事论说文写作的开始，他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成为一代杰出的理论家，不能够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毫无关系。

　　或许是因为这次作文比赛在省一中的建校史上是第一次的缘故，毛泽东早年在这里求学时被柳潜批为“传观”的许多作文都已散佚，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就只有《商鞅徙木立信论》了。笔者在采写这本书时，从有关部门保存的历史档案中看到，在毛泽东当年的这篇文章的上端，写有两个朱红的大字——“传观”。这是柳潜先生的墨迹。末页批了个满分，并附有大段评语。由此可见，阅卷老师柳潜给予这篇文章的高度评价。

　　在文章的第一段文字后面，柳潜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如报笔，而文法亦入古！”文章论述部分的空白处，也留有多条红笔批注，如：“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理宏富”等等。在全文的结尾处，还写有一大段总结性评语：“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参加优秀作文评选的评委们，一致同意柳潜所作的这些评价，都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同意把桂冠判给毛泽东。

　　“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柳潜先生大概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批语后来竟在学生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得到了应验。        
十三、“老先生一生淡泊，难能可贵”——毛泽东和胡汝霖 有人曾这样说过，世上有着许许多多种感情，惟有师生之情最真挚，最令人难以忘怀。此论不无道理。

　　作为—代伟人的毛泽东，其人际世界无疑是广博深邃的，其情感世界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最让他萦怀的，是与师友们的那份深厚情谊。这位泱泱大国的领袖人物，曾无数次地向中外友人念及老师们昔日给自己的恩惠。

　　1936年，他在向斯诺追忆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的往事时，曾经说过这么样的一段话：

　　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师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位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并令他念念不忘的老师是谁呢？他便是毛泽东在湖南省一中学求学时的经学教师胡汝霖先生。

　　据笔者考据，胡汝霖系湖南长沙人，字孝谦，号鞠生，清末进士，曾经担任过县令。由于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看不惯封建官场的腐败，遂弃官从教。

　　毛泽东在省一中读书时，胡汝霖先生是他最尊崇的老师之一。当时，课堂教学满足不了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便常常去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学校的图书馆有着较丰富的藏书，阅览室便成为毛泽东的又一求知场所。在这里，广泛涉猎课外书籍的毛泽东，引起了同样酷爱读书的胡汝霖的注意，便主动与毛泽东交谈。谈论中，他对于毛泽东所表现出的深厚扎实的文学、历史知识功底和对读书的浓厚兴趣感到惊奇，于是特别看重和喜爱这个学生。

　　后来，胡汝霖又经常在学校的“揭示栏”里读到了毛泽东所写的作文，这些作文都是毛泽东所在班级的国文老师批示“传观”的。胡先生的古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当他品味着毛泽东那一篇篇文采出众、妙语如珠的华章时，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深感毛泽东是一位难得的“良材”。从此以后，胡汝霖便开始竭尽全力地关怀、培养毛泽东。

　　胡汝霖见毛泽东求知欲极强，非常喜欢课外书籍，尤其是酷爱读文史类书籍，便常常把自己这方面的藏书借给他阅读。

　　一天，胡汝霖特地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家中，在同学生交谈了一阵子读书的道理之后，将他珍藏多年的一部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借给了毛泽东。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四库全书》中又叫《御制通鉴阐要》，是清朝乾隆皇帝决定要出的一本史书，它系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因此命名为《通鉴辑览》。大臣们还将《资治通鉴》一书中乾隆皇帝朱笔写下的批语800多条，也汇集到该书之中，故定名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首是乾隆皇帝书写的序言，全书的重点不是通鉴的原文，而是乾隆皇帝的批语。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宣传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用编纂《四库全书》的大臣们写的“提要”上的话来说，这本书的意义在于“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即要建立一整套清王朝的文化统治政策。这部书共有116卷，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全书采用编年体例，纲目相从，确实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好书。

　　毛泽东从胡汝霖老师手中接过了这部书，欣喜万分地向老师道谢。回到宿舍后，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部长篇史论集，深感收获很大。由此受到启发，他觉得自己看书，自己研究，比按部就班在课堂上学习更有效果，认为学校里所学的课程太肤浅，内容太陈旧，校规太繁琐，难以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不如自修。

　　好书，使毛泽东尝到了甜头。他产生了退学的念头——他想看更多的好书——他要博览群书。

　　一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将看完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送还给胡汝霖老师，并把自己想退学去自修的想法跟胡老师说了。

　　开始，胡汝霖并不赞成毛泽东的做法，极力劝阻学生不要离开学校和课堂。他认为，像毛泽东这样的学生如能完成学业，将来必有成就。可是，毛泽东却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向老师述说了在家乡韶山、在湘乡东山学堂、在湘乡驻省中学和在新军当兵时的读书情况，认为选择“自由读书”的方式与自己的求学经历和愿望志向密切相关，绝非凭一时意气用事的盲目之举。他告诉老师：在6年的私塾中，自己主要读的是四书、五经和一般的历史典籍，而其他方面的知识只不过是学些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珠算、算术。后来考入东山小学堂这所新式学堂，十六七岁的他已初步树立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向，并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名，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教人以谋生的技能，则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深钻，因此，学校开设的数理化等“格致”课，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上中学后，他对社会科学课程更是特别喜爱，每门功课都订有学习计划，学习也很刻苦。对一般课程只是听听讲，并不去钻研，对他感到肤浅和浪费时光的课程，则常以“病假”为由而开小差，或者进了课堂也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偏科”所导致的后果是，有些科目(如国文、历史)在学校总是名列前茅，而另一些科目(如数学、理化)则往往只够个“及格”，甚至落在了全班的最后，他在老师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学生。这种状况的出现，使生性要强的他常常感到压抑和惆怅，日益对这种同他的理想和志向相背离的应试教育心生厌倦，更加向往那种不受课堂和课程限制、无拘无束的“自由读书”方式，真正实现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夙愿。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胡汝霖深为学生那独到的见解和非凡的志向所动容。凭心而论，作为一名有着数十年读书经历和教学生涯的资深教师，他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弊端是知之甚详的，因而也颇为赞成学生的上述看法和走自学之路的选择。

　　于是，胡汝霖在再三思量之后，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支持学生退学自修。他同时也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自修确是“颇为有效的读书法”，但只有认真掌握自学的方法，方能够事半功倍，学以致用。他希望学生学思结合，真正求得真知。

　　见老师同意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起身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衷心感谢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临别时，胡汝霖再三叮嘱毛泽东，自修中假如遇到什么困难，别忘了来找老师。

　　毛泽东从省一中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学习。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走进图书馆时，毛泽东见到各种中外书籍和报刊杂志，惊喜异常，不知如何下手。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好像老牛进了菜园，口口都是好料，不知从哪里下口。

　　一次，他到胡汝霖那里拜访先生，交谈中说起这种情况，并向他请教如何选择好书和怎样读书的方法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胡汝霖首先以精辟的见解，回答了毛泽东关于“什么是好书”的问题。胡先生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认为旧时对于所谓“好书”过于苛求，如朱子《读书歌》就说，好书最难逢，好书真难置。《父师善诱法》中也讲：“天下书，虽至多，而好者极少……即如四书讲章，何止数百家？其好者，能有几耶？故人欲读一书，宜问有学者；何为善本？得其指点书名，方可购求。不然，误觅庸陋之书，鲁莽诵读，我之学问，反为其所卑隘矣。”他批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太陈腐保守了，束缚读书人的手脚和思想。所以他指出：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心智，这便是好的。因之，读者只要是为求知而读书，必定是开卷有益的。有人骂闲书、杂书诲淫诲盗，殊不知《西游记》、《水浒传》、《石头记》，还有大禁书《金瓶梅》，乃同“四书”、“五经”、《史记》和唐诗、宋词等在书林共领风骚。

　　胡汝霖很赞赏古人关于读书方法的经验之谈，他向毛泽东口授了《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胡先生希望毛泽东认真借鉴前人读书治学的经验，掌握好自修中的诀窍。他让学生先去了解馆藏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的层次，选择学以致用的书，选择好书和新书，急用的先读，通俗易懂的先读，然后由近而远，由浅入深，扎扎实实，博览群书，真正学到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听了胡汝霖先生关于读书的一席话，毛泽东感到深受教益和启发。他回到湘乡会馆后，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制定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

　　毛泽东寄宿的新安巷湘乡会馆，距省立图书馆约三四里地。为了充分利用开馆时间，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馆，图书馆关门时，他最后一个出来。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个烧饼或两块米糕充饥。从酷暑到严冬，毛泽东日复一日，早去晚归，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师傅，深深为这位衣着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位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定王台自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时，毛泽东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还要“撵”他走，因为他一看书就着迷，不提醒他，是记不起回家的。的确，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泽东贪婪地读书，每读一本，他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他回忆这段自修生活时，也曾风趣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童话故事书籍。不过，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书中宣扬的那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提倡自强、自立、自主，主张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头脑里生根，强烈的责任感不断在胸中升腾。

　　在定王台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在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毛泽东每天走到这里，总是站在大地图前仔细看了又看，并认真地考虑，严肃地思索。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深深感到青年人改造社会的责任之艰巨。直到40年后，即1951年秋天，几个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时，他还能十分清晰地忆起当年研究世界大地图的情形——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世界大地图向毛泽东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的无限遐想。19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联想到社会制度，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并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受痛苦的人求解放而奋斗终生。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坚定的决心！如何实现这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呢？青年毛泽东继续在书海里进行着更艰苦的探寻。

　　正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兴致勃勃地过着自修生活的时候，新的问题发生了——是年腊月，毛泽东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回到家乡韶山欢度春节。父亲毛贻昌从儿子口中得知了他从省一中退学的事，十分生气。望子成龙的毛贻昌，见儿子既不进学校读书，又不谋职，认为是不走正道。他不能容忍儿子的这种自由行为，强令毛泽东一定要再去报考正规学校，说是如不听话，要么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要么让他回家务农。

　　毛泽东拗不过父亲，新年刚过后，他又来到长沙城。元宵节的前夕，毛泽东前往胡汝霖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对报考哪类学校的看法。胡汝霖认为毛泽东再不宜进中学就读，应该选择一所专门学校。这位舍弃高官厚禄，甘于清贫，终生事教的知识分子，希望学生也能像自己一样，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道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他终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进人了系统的求学生涯。

　　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定王台的自学生活。但是，对这段为时半年的自由读书经历，他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后，他还以留恋的口吻对老同学周世钊谈起过这件事。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

　　毛泽东还一直忘不了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一书所获得的启示，深切怀念和感谢借给他这部书的胡汝霖老师。他曾多次和周世钊提到胡汝霖，称赞这位真心关照和培养过自己的老教育家，“一生淡泊，难能可贵”。      
十四、恩恩怨怨五十载——毛泽东和张干 民国初年，湖南省政府在省会长沙先后创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正过着自由自在的自修读书生活的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所吸引：

　　“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投考师范学校正符合自己的志愿。

　　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家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赞成。他随即前去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于1913年仲春时节，跨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次年春天，湖南省公署教育厅根据当时师范教育的需要，将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合并后的学校就叫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于是，毛泽东和四师的300多名同学，还有一批优秀的任课先生，都一起迁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第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第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为六、七、八、九、十5个班。毛泽东被编入仅有38名同学的一年级八班。按学制算，毛泽东等原第四师范的学生比原第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认识了第15任一师校长、数学老师张干，并由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那长达50年的感情瓜葛。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正值张干在这里担任校长职务。

　　张干字次，湖南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他9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终以佳绩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因其精明能干，通达事理，很有社会活动能力，所以不到30岁，就当上了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第一师范校长。

　　本来，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干，按常情而论不会同莘莘学子中的毛泽东有多少交往，但这位不平庸的校长面对的是一位不寻常的“特殊学生”，正所谓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口当，故而生出了后来那许多的瓜葛和纷争。

　　“文革”时期读中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由于毛泽东这位伟人曾造过张干的反，张干被戴上了“反动校长”的帽子，被人写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

　　可是，历史却另有记载：张干在一师任上的一年多时间，保持和扩展了前任校长孔昭绶的改革成果，使学校的民主教育章程化、制度化，是一位颇有建树、政绩卓著的校长。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教育事业曾有所发展，特别是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颁布了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教育章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干担任一师校长后，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令》，在“校章”中规定了较为进步的教育方针，其中说：“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能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张干还提出了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并将注重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作为教育“要旨”。

　　一师的《教养学生之要旨》，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对当时学校开创民主教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强调“德行”、“体育”，提倡“自动”、“自治”，主张面向小学等，后来发展成为一师的办学传统。即使在今天，也有可供借鉴之处。

　　在张干的主持下，一师完善了一套严格的招考新生与毕业分配制度。学校当局在《招生广告》中提出：“师范之责任既重，则师范之价值宜尊。当入学之初，即宜尊重人格，遴选真才，先杜歧趋，以祛陋习。”基于这一认识，规定招生对象必须身体健全，品行端正。同时，报考新生还必须是本人自愿。学生毕业后必须对社会尽义务，为教育事业作贡献。

　　张干既注意用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又重视选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职员。他上任伊始，就聘用了留学“东西洋”、学贯中西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先生；曾任长沙师范校长、有“长沙小学教育之王”之誉的徐特立先生；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和有前清举人“功名”的袁仲谦先生等。这些“彪炳冠一时”的学者前来就任教职，使一师声震三湘。许多有志青年为访名师，纷纷投考第一师范学校。

　　不仅如此，张干还极重视对学生的管理。他要求学生“在校当以致力于学业，锻炼身体为务”，“自由以法律为范围者也，学校规则必应遵守之，平等非无秩序之谓也，学校秩序必应尊重之。”“望诸生保有健全之人格，预储独立自营之实力。我中华民国之前途，惟有为青年是赖。”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按礼仪、风纪、服务、时间、场所、赏罚6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这些繁琐的“规定”，有许多是夹杂着封建色彩的条条框框，曾引起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反感。但是，如果客观地评价张干在一师制订的这些管理条例，它还是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对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张干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第一师范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因工作有才干、有魄力，成绩斐然，深得上司的赏识，被誉为“年轻有为”的校长。

　　可是，有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校长，对青年学生毛泽东的反叛行为难以理解和容忍，以致在一师引起一场“驱张”的轩然大波。日后，他被当作保守顽固、推行封建专制教育的典型，在共和国的教科书中“公开示众”。于是，也就有了这位校长和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之间的种种感情交往，并给世人留下许多尊师重教的佳话……

　　1915年，第一师范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就近颁行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10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原来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一师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便以此为发端。

　　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以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臭搞垮。

　　毛泽东看了这些传单以后，颇不以为然。他感到同学们这样做，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一师校长，而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要列举他不称职的言行，批评他办学校办得怎样不好。于是，他找来笔墨纸张.在“君子亭”笔走龙蛇，很快便拟就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事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在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府衙门。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一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不得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激忿不已，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难得下台。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罢，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同学们见省府要员答应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一个个奔走相告，高兴异常。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小人物斗倒大人物的胜利滋味！张干校长当众被上司贬斥，感到师道尊严受到了侮辱，他气恼至极！

　　正当张干恼羞成怒的时候，有人火上浇油了——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在这次学潮中派了“大用场”的那份《驱张宣言》，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起草的。张干更恼了！对于毛泽东，张干并不陌生。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就曾对张干介绍过：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这个学生长得高高大大，大概有五六尺的个头，不像个学生，倒有些像年轻的教职员，在一般的同学当中有点“鹤立鸡群”。早在四师并入一师时，张干也听原来的校长夸过：“毛泽东的文章做得极好，不要说在学子当中，即使是我辈同事中也没有几人能做得出来！”

　　张干还听人讲，毛泽东认为一师的课程非常繁杂，规则非常烦琐，近20门学科好比一个“杂货铺”，教学方法又很死板，故不愿在这里浪费时光，提出过退学的请求。因此，他对学校开设的大部分课程不感兴趣，有的课根本就不去听讲，有的课勉强去了也是夹带其他书籍去看。图画课老师就向校方反映过：上静物写生时，教师在课桌上摆了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叫学生们画素描。毛泽东拿起教师发给的那张白纸，提笔信手一挥，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上一个半圈，然后在旁边写了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表示太阳正从大海上升起。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交卷了。然后，离开第八班教室，到自修室读他喜欢的书去了。图画教师没有办法，只好给他40分——不及格！

　　……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污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的杨昌济先生，对此忿忿不平。杨先生在课堂上谈到这事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他不能容忍学校当局把自己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拄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王季范等先生，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还是给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10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未闻！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辛勤工作6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30多年匆匆而过，犹如弹指一挥间。

　　解放初，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旧址——妙高峰上的一所中学里，有一位六七十岁的老者，他面色抑郁，惶惶不安。他，就是张干。

　　此刻，忧心忡忡的张干，有好几块心病：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家本是贫农，以后任教40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却未曾想成了“剥削阶级”；二是当年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不该当初提出开除他，还给了个“处分”，虽然毛泽东是大人物，未必记人之过，但终究是一笔未了的旧账；三是在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前夕，曾被人所用，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应召赴渝，赞襄国政”，还要他“幸勿固执，致人失望”，这岂不是替国民党蒋介石说话吗？张干越想越觉得有愧于学生毛泽东，更害怕毛泽东责怪于他。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吃饭。席间，大家谈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不由人感慨万千。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对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主席还记得吗？他现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这次来京前，他托我代向你问候。毛泽东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育人，很受感动。他放下手中的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来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刚才听你说他还在继续教书，解放前他吃粉笔灰，现在还吃粉笔灰，这是难能可贵的！”

　　“是的，张干抓教育很有一套，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年轻有为。”徐特立、熊瑾玎都赞同毛泽东的看法。

　　大家又你一言我一语，提起毛泽东在“君子亭”起草《驱张宣言》，以及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事来。

　　“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每个学生多交10元钱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诚恳，周世钊趁机把张干6口之家的生活窘状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感慨系之，不假思索地说：“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当照顾，应当照顾！”事后，国事异常繁忙的毛泽东，仍然挂记着老校长张干。他先让在北京参观游览的周世钊给张干写信，告诉政府将对其给予照顾的情况，给贫病交加的老人带去了安慰。6天后，也就是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师。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王首道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即派员来到长沙书院路附近张干的家中，专门传达了毛泽东来函的内容，向他表示慰问，并先后两次将1200斤救济大米和50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了他的手中，也把领袖对人民、学生对老师的真挚感情送到了张干先生的心里。

　　张干欢畅异常，夜不能寐。他坐在灯下看着这些信函，抚今忆昔，心潮翻滚，感慨万分，即展纸握笔，饱蘸老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元（周世钊）诸弟得吾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年秋征（实收为一百八十二石，征去了七十七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写，敬希钧鉴。末此布谢，并颂政祺。

　　张干一九五O年十月三十日

　　不久，张干接到了一封邮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信的内容是——次先生：十

　　月三十日惠书及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信，行书如行云流水，短信似潇湘源长。尤其是“极为系念”一语，牵心动肠，情重千钧。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干以他的学生中能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的话，那么今天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收到了共和国主席的亲笔信！这是殊荣，也是良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大半。

　　1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了首都北京。这两位过去闹过“别扭”的师生，在分手35年后，又终于重逢了！

　　此次赴京，张干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两个月……

　　9月26日上午，张干和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游览故宫时，传来一个暖人心窝的消息：11时在寓所等候，毛泽东派车来接去吃饭。

　　轿车驶进新华门，来到丰泽园门前停稳。张干他们刚一下车，身材魁伟、容光焕发的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迎候在厅堂前，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并动情地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随即把客人们请进客厅，让大家就座。毛泽东躬谨谦和，定要张干、李漱清先生坐上方，他自己坐下方。李漱清是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的老师，已届80高龄，坐上方理所当然。但李先生定要把首席让给小他十几岁的前校长张干，张干不敢当，直到毛泽东发了话。

　　叙谈当中，毛泽东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风趣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师友们顿时消除了拘谨情绪，心里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再看毛泽东子女的神色，则是又惊异、又快活，显然都为爸爸尊师敬老之情所动。

　　毛泽东又说：“次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

　　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和要开除毛泽东的事，如鲠在喉，欲吐为快。又觉得师生久别重逢，气氛融洽，此刻道出来不好。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自责了起来：“一师闹学潮那阵，我主张开除你，真是对不住呀……”

　　毛泽东缓缓摆手，不让老校长再说下去：“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随即转换话题，询问起张干现在工作及生活的情形。

　　张干说：“我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的书。”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教了。学校应该优待，照送薪水。”

　　12时许，毛泽东家宴开席，菜的样数很多，既有山珍海味，又有湖南的家乡风味小菜。头一盆是海参，毛泽东亲自为4位师友夹菜，又一个一个地敬酒。

　　饭后，毛泽东陪同4位师友参观中南海，看电影。晚上，毛泽东又派人送来应用物品，每人一套。各为盖被、褥子、布毯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一块，牙刷各一枚。他们事后得知，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拿自己的稿费购买赠送的。

　　张干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9月27日下午3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賞受毛泽东之托，来到寓所，亲自为张干等师友检查身体。在这样规格的待遇面前，4位老人坐卧不安。张干更是如痴如梦，连傅连賞说他“身体很好，没有毛病”，都没有听清。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仅国庆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古迹；还第一次乘坐飞机鸟瞰长城和首都风光。昔日的同事徐特立请他到家作客，学生萧三宴请赠诗书。你来我往，应接不暇。一师校友、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地接张干去相商恢复一师原貌之事。张干侃侃而谈，与李部长的看法不谋而合。李部长还邀请张干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张干不胜感激，因考虑到北京生活费用较湖南为高，一人薪金难养6口之家，便放弃了这一为人羡慕的荣誉性职务。

　　张干心情舒畅，信步上街，买了一根手杖。10月27日，农历重阳节这天，他又到商场刻了两颗铜质图章：一书“张干之印”，一书“张次章”，都是隶书，作为永久的纪念。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约张干、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4位师友，来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晚上，再次请他们吃饭、看电影。

　　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派人送来零用钱一百万元（旧币）、一套衣服和一件呢大衣。并特地给他捎来鹿茸精一瓶，嘱咐每日服二次，每次于饭前20分钟服20滴。毛泽东还请来人转告他的关照：望张干多多保重身体。

　　行前，张干一次次地回味着在京的60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一次次地回味着与毛泽东相处的情景，不禁思潮起伏。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以致谢意。信中说：

　　润之主席惠鉴：敬启者，干此次来京，荷蒙殷勤接待。食用兼金，被褥衣裳，全部赠给。不但给干以彻底自新之鼓励，而且足以挽回轻视教育工作者与老者之作风。愧受之余，感佩无报。兹干于参观此间办理较优之名校后，即行南返，继续学习，估蒙不弃，委业重任，自当尽力完成，以副厚意，决不以年老家贫有所顾虑而误事也。

　　一此道谢，敬颂政祺，并希照拂不一。

　　张干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

　　在南行的列车上，张干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

　　张干从北京归来后，先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议，后受聘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优金，加上学校薪水，一家生活有了保障。

　　张干仿佛焕发了青春。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他认真学习，解剖自己“因受孔孟中庸学说及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对于国事，无论国体如何，总希望有圣贤出世，把国家治好，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所以在清末同意保皇党康梁之维新，而惜其不成；在民初，同意军阀袁世凯作总统，而惜其称帝；即对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也未尝不望其与中共会谈”，结果无不成梦幻。

　　60年代初，我国人民经济虽有所好转，人民生活依然比较困难。此时，张干身体不适，生活拮据，1963年，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忧解难，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便接到了周世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他又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次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元（即周世钊————引者注）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薄物物若若干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指什么？谁知竟是毛泽东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捎来的二千元人民币！

　　张干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给他这么一大笔钱。这哪里是“薄物”，这是厚馈；这岂止是“药物之助”，而是恩情并重啊！张干惟怨年届八旬，耄耋老矣，不能奋起精神，大展宏图，报答毛泽东的恩情，便谆谆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处世待人要正直，要有一技之长，以此报效国家。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甚嚣尘上。当时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过去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的那一段历史，便被抄了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500元存款。此时，张干瘫痪在床，起坐困难，气得全身颤抖，老人凄楚异常，病体难支。他日夜思念毛泽东。

　　百思不解的张干之子张六如，在母亲和姐妹的支持下，悄然奔向火车站，火速赴京。折腾了十多天，总算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和500元生活补贴费。于是，抄去的一部分东西和500元存款给退回来了。从此，再没有人上门高叫“造反有理”了。

　　1967年1月21日，张干——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湖南教育界老人”的教育家，在长沙的家中溘然辞世，享年83岁。        
十五、五载师生缘一世不了情——毛泽东和袁仲谦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述：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

　　斯诺以毛泽东的口吻回忆说：“……他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

　　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袁大胡子”这位严师，作为一个普通师范生的毛泽东，读不了那么多的书，成不了一代文章大家；而日后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许就没有那无穷的智慧和才具，其个人魅力或许要逊色许多！正因如此，“袁大胡子”在这本专门记述伟人之师的书中，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这个叫“袁大胡子”的老师姓甚名谁呢？原来，他的真名叫袁仲谦，表字吉六，湖南新化县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苦读诗书，二十余岁时投身科考，终于金榜题名，中了举人。此后，他谨遵父命，拒绝入仕，一直在私塾、书院教书授徒。1913年春，到新建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是他任教的预科第一班的学生。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袁仲谦也随300多名学生一道转入一师任教。在这里，他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一直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毕业，前后达五年半之久，是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

　　袁仲谦到四师任教的时候，正是45岁左右的年龄，却生就一副长长的“挂脸胡子”，轮廓分明的方脸上，有一双冷峻的眼睛，再加上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乍一见面便不由人生出几分敬畏。他为人刚正，秉性耿直，平时的言行举止保留着前清绅士的遗风，在讲堂里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打折扣，特别是对那些不认真学习、有违课堂纪律的学生，甚至还来点诸如“罚站”、“面壁”一类的体罚。所以，不少学生既怕他，又恼他，有的人就在背地里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袁大胡子”。

　　1913年早春二月的一天，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教室，教第一堂国文课。

　　讲课伊始，袁先生想认识一下学生，就拿起学生“花名册”点起名来，他念一下学生的名字，那个学生就站起来答一声“有”，这样师生算是见面了。

　　“毛泽东！”当袁仲谦点到第40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学生的名字时，随着一声略显柔弱的回音，从后排座位站起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大约20岁左右的年纪，长得高大，粗手大脚，身穿粗布衣裤，里面大概连棉袄也没有穿，在早春时节里显得十分单薄。“这是一个农家子弟”，袁仲谦在心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看见袁仲谦在打量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向先生行了注目礼，然后腼腆一笑。袁先生被毛泽东敦厚的神情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所动，不由得又朝他多看了两眼。他发现：这个学生有一张俊秀的脸孔，五官轮廓端正、分明，前额宽阔平滑，特别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更是闪烁着聪慧的光泽。“这是个天资聪颖的学生！”袁仲谦又暗自作出这样的断定。他面带满意之色，向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用手示意自己的学生坐回到他的位子上。就这样，袁仲谦这位不平常的老师和毛泽东这位“特殊的学生”相识了。

　　这堂课，袁仲谦讲授的是古典名篇《严先生祠堂记》。这是一篇碑文，系宋代大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所作。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前，曾与学士严光交谊甚厚，刘秀登基后请严光一同执政，但被不慕仕途的严光拒绝。上完课以后，他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篇文章后的感想，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谁也没料到，因做这第一篇作文，毛泽东差点和老师闹翻，本来已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袁仲谦先生，也因此对自己的学生有了看法。

　　事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提出了与袁先生相左的解释。他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光武的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呢，这不也表明了他图权贵慕虚荣吗？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武初主朝纲，正是用人之际，无论作为刘秀的朋友还是国家的臣民，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严光都应当临危受命，出任宰相，辅佐刘秀，就像比他早200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那样……

　　袁仲谦在批改作文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那初具特色的小楷字，它笔划粗重，似乎是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要“挣”出框框之外，两个字竟占了三个格子！“这个毛泽东，看来是颇有个性的！”袁先生暗自思忖道。及至阅读正文时，他立时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通达的文笔所吸引，他挥笔写下眉批：“大有孔融笔意”；当看到毛泽东打破传统看法、跳出先生提示的思路，独树一帜另立新意时，袁先生心中虽有一丝不快，但他对于这个学生敢于超越前人、大胆创新的学习精神，却是极为赞赏的。他又批道：“似有创见”！

　　一篇1000多字的文章，袁仲谦一口气读完了。正当他挥动狼毫笔要给毛泽东的文章写总评语时，却皱起了眉头。原来，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后心里想：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看来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想到这里，本来思想就较守旧的袁仲谦，心里感到大为不快。他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于是就挥毫写下如下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

　　批改完毛泽东的作文，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的教室，把作文本退还给毛泽东，要他把文章重抄一遍。毛泽东弄清事情原委之后，觉得先生太专横，便没有理会。后来上国文课，袁先生又两次催问，毛泽东都回答“没有抄”。那时的学校，仍奉行师道尊严，先生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唯先生之命是从。毛泽东公然违抗师命，袁仲谦认为这是“不敬”，因而很是恼怒，便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可是，毛泽东有自己的处事标准，绝不盲从，先生的过火行动触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他起立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他十分尴尬，下不了台。最后，在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的这句话。袁仲谦对这个倔犟的学生无可奈何，也就不了了之。

　　“作文风波”过后，袁仲谦让学生给顶了牛，心里老大不高兴，不再管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就好像偏偏要存心和他作对——又一次抓住了他的“短处”，出了他的洋相。

　　一天，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这事被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知道了，就把那个工友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工友承认了错误，他还是不依不饶，用手指着工友的脸大骂一通。恰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打这里路过，深为这位工人师傅鸣不平。他顾不上师生礼仪，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说嘛！”袁仲谦虽然感到毛泽东多管闲事，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只好住口了。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袁仲谦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再也不大理睬这个“犯上”的学生了。

　　光阴似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两个学期又过去了。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后，袁仲谦和毛泽东也都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真是“山不转路转，河不弯水弯”，袁先生竟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

　　隔膜能导致疏远，可疏远却更能冷眼窥视人的全貌。这期间，袁仲谦在授课过程中审视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学习中观察着老师。终于有一天，他们感到彼此之间的成见消逝了。

　　在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看到袁仲谦先生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分是封建式的，可是，他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贤能之士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袁先生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好老师！他不禁自责起来：老师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训斥做错了事的工友，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用不着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去驳老师的面子，让老师下不来台。想到这里，毛泽东深感自己有些对不住袁先生，他打算抽时间向老师道个歉。

　　袁仲谦又是怎么看毛泽东的呢？经过一年来的交往，他感到毛泽东显然比以往成熟多了，个性也没有过去那样“冲”了。尽管先前有过两次顶撞先生的事发生，可他学习国文课的兴趣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在学校开设的20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更令袁先生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好几百首。对于中国书法，他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闻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的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有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深……

　　像所有的老师一样，袁仲谦历来喜欢和看重有才华、成绩好的学生。平时对学生从严从难要求，也是为了在自己门下多出几个“高足”。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师范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已有这样深的造诣，这的确令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人说“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年多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他感到自己已完全改变了对这个学生的看法，深为能有这样一位门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毛泽东有一本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袁仲谦对它极感兴趣，特地找学生借来阅读。透过这本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讲堂录》这本读书笔记共47页，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在前面的11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后面36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它所记范围很广，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有许多处是评论中国历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也有论及拿破仑、凯撒等外国著名人物的。所读名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夹以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其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成的。袁仲谦感觉，只有一个在讲堂里认真听讲的学生，才能抓住要点，获得精萃，并有这样的《讲堂录》。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想者，事实之母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这是说做人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改造社会，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人，是担当不起大任的。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

　　……

　　阅读了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后，袁仲谦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学生那深厚的古文功底、宏大的抱负和超凡的志向，这在他执教数十年来是未曾见到过的。他认定：这是一块玉石，几经雕琢定会成为无价之宝。毛泽东天生资质已定，一切全待那高明工匠的功夫了……

　　清明时节，阳光明媚。长沙的春天是短促的，像这样美好的天气，实在难得。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家住长沙的同学，早已回去了；外地的学生们，也在自寻乐趣，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猜诗谜。毛泽东没有参与这些娱乐活动，草草吃罢夜饭以后，稍事收拾，便在腋下夹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他是应袁仲谦先生之约，前往他的家里谈话的。

　　袁仲谦先生正在书房备课，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戴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深谈。

　　袁仲谦先生以关切的口吻，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毛泽东抱歉地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形看，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几十年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和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论及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渊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但怎样才算“善读”呢？袁仲谦的理解是：从宏观上讲（亦即总体的书），一要博，二要精。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好比鲸鱼张开大口，把大鱼小虾、甚至是海藻泥巴都吃下去，只求吃饱肚子；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从微观上讲（亦即具体的某本书），要求悉心“详玩”。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惟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昭明文选》。袁先生介绍：《昭明文选》内容博大精深，一直是读书人深研的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他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这一天，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和“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多写苦练，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诗文，已无法统计出它的数目。人们只知道：日后已成为国家首脑的他，坚决反对“秘书干政”，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件。他带头以身作责，身体力行，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字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毛泽东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出版的代表作就有“毛选”等数卷。他还填写了几十首诗词，其诗作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先后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希腊等数十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在诗坛文坛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古今独步”。

　　谨记袁仲谦先生“多想、多问”的教导，毛泽东在学习中学会运用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方法，不盲从，不迷信，追求真知灼见。

　　他常对同学们讲，读书、看报、上课、或听讲课，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所以，他无论读古书，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总是认真思考，精心领会，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绝不人云亦云。

　　常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吸取他人之长，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那里学习到的又一重要读书方法。

　　袁仲谦先生教他“多读”，他嗜书如命，读书不休，直至终年，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初期，甚至在更早一些的学习生活中，读书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后来，按照袁先生提出的“博和专并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的主张，“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阅读了大量古今书籍中的精品，使知识出现了升华。

　　袁先生要求毛泽东读书要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应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去读书，围绕一个中心去深入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重要的书、有价值的书，认真地读，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先生那里学到的一条重要读书方法，它从此亦成为他全部读书生涯中的“习惯定型”。正因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全国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

　　1918年暑期，毛泽东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两年后，他又回到母校，任附小主事。这时，袁仲谦已于1919年辞却一师的教职，到别的学校教书谋生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答，告知罗先生“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忘不了老师授业解惑之情，也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

　　袁先生如若有知，当含笑九泉——共和国主席给自己的老师亲书碑文，这在众多的先生中，也仅有他袁仲谦一人！       
十六、一代师表启后昆——毛泽东和徐特立 1913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师。他，就是徐特立。

　　徐特立的到来，在四师学生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同学早就风闻，这位徐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又曾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他只有六年半学历，靠自学而精通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知识。18岁开始在蒙馆授徒，执教10年间亲手创办了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师范，门生遍及整个长沙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长沙王”的美誉……

　　能拜徐特立这样有名的教育家为师，同学们都引以为荣。毛泽东也是如此。以后的事实证明，徐特立不愧是一位能给学生以良好影响的好老师，他以自己的优良品格和高尚师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尊敬和爱戴，从而成为毛泽东在一师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之一。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份又名徐立华，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山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现名是后来才改的。他改名有一段故事：1893年，他的养祖母病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他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三四天的水上行程中，同乡们嫌船行得太慢，天天呵斥船夫，而他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我若是一船夫，就决不渡人，只运猪；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书先生，而不当欺压百姓的官老爷。南岳归来后，他就更名为徐特立，取意“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这一年，他才16岁。毛泽东则刚刚出生。

　　在第一师范，徐特立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徐特立生活上与众不同。当时，长沙中等以上的学校极少，这些学校的老师十分稀罕，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地位，许多人还保持着前清绅士的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穿的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那些留过洋回来的，则更是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派。他们每天到学校上课，也都要雇请三人抬的轿子，以示阔气。徐特立却与众不同，他虽当选过省议会副议长，又曾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是全省有名的教育家，生活却极简朴，穿着也极普通。一年到头，布衣布鞋，活像个乡下人，故有“徐二叫化”之谑称。

　　徐特立的这种难得的反绅士精神，不但为毛泽东等学生们深深敬佩，而且也影响了其他教师，改变了当时一师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奢靡之风。

　　徐特立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他的家眷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为了让农民子弟有机会上学，他用自己的大部分薪金，让出自家的房子，在家乡创设了五美高小，而他和家人却过着异常勤俭的生活。为了筹资兴学，他节省每一个铜板。那时，他每次回家看望家人，80里路全靠步行，连往返的午餐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聊作路上充饥之用。

　　徐特立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影响，此后，他一生加以效法，并发扬光大。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学生；后来身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更是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良品质，一生一以贯之地坚持清廉作风，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给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同时也给自己增添了巨大的政治威望。

　　徐特立不仅品德和学识堪称一流，还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后者，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

　　毛泽东十分钦佩徐特立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他知道，徐先生少年时代只读过6年私塾，后来除在宁乡速成师范读了4个月书，到日本进行过短期考察之外，没有进过别的学校。他渊博的学问都是自学得到的。

　　一天课后，徐特立正坐在教师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道：“徐先生，您读书的经验，可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重视徐先生的读书经验，也是实践徐先生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关于毛泽东躬身“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例证很多，难以一一尽述，笔者仅从中撷取几例，让读者朋友领略毛泽东当年勤学苦思的精神风貌。

　　《讲堂录》是现今保存的毛泽东学生时代唯一的一个学习笔记本，珍藏在“湖南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经特许，笔者有幸翻阅了它的复制件，瞻仰了毛泽东的遗留墨宝。正如前章所述，《讲堂录》是一个九行直格笔记本，共94页。它所记内容的庞杂，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窥见毛泽东当年经济并不宽裕，因而不能分门别类地用几个本子记各自不同的学习科目。但就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听课和读书笔记里，它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却是相当广泛的。从这些笔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学思结合的读书特色。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了解他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诀窍的点滴情况。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十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二色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震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著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读报写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译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

　　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搬到房前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他当年教给了他的学生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阀递交“哀的美敦书”，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寻找靠山，竟然答应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千古奇辱。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袁运动。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运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等率先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来一师，师生群情激愤。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师徐特立等人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行径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的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历史重任的决心。

　　徐特立是一位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深受康梁学说影响，思想颇为激进。在周南女校任教时，受长沙流传的《猛回头》、《中国魂》等革命刊物的启蒙教育，民主意识日渐浓厚，认定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五·七”国耻后，徐特立与学生毛泽东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呼应，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帝倒袁活动。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国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载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

　　这期间，最叫人荡气回肠、最令毛泽东难忘的，是徐特立拔刀断指、誓死反袁的壮举。一天，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的徐特立，应邀向该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会上，他慷慨陈辞，历数袁世凯对外执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注。突然，他纵身从讲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即砍断左手小拇指，以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顿时，血流如注。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交给即将赴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又名罗杰）等人，然后就晕倒了。从此，徐特立的美名蜚声湖南，传遍全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护法运动的压力下，众叛亲离，只当了83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随后，北洋军阀汤芗铭也兵败离湘。包括一师师生在内的湖南人民的反帝倒袁斗争，宣告胜利结束。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的情形时，说：“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反袁斗争胜利后，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了。自此，他和老师徐特立为了各自的事业分别了。不期这一别竟是6年，直到大革命时期才在长沙相聚。

　　1919年，年届42岁、执教20余年的徐特立，在反动军阀的迫害下，感到报国无门，前途无望，决心走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开辟的路——赴法勤工俭学，做一个“扶拐棍的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

　　是年夏天，他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长赴沪，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的一半，于9月28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正式开始了旅欧航程。

　　在经历了50多天的艰苦行程之后，徐特立终于同年11月中旬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然后乘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之后，他先到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7个月后又进入法国南部圣来猛钢铁厂，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了一年多，方考入巴黎大学专攻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领导下，发动了进占里昂大学、争取学习权利的正义斗争。未料竟遭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之流和法国军警的镇压，蔡和森等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强行装入囚车，遣送回国。惊闻这一消息，徐特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愤，他与黄齐生先生从巴黎赶至里昂，声援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迫害进步学生的恶行。之后，他拒绝军阀政府“给予年俸一千元，代为考察法国教育”的笼络，毅然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生活，借资赴比利时、德国参观游历10个月后，于1924年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

　　这时的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徐特立从昔日的同事那里打听到：他的学生毛泽东于他赴法勤工俭学的次年，在湖南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师的许多学生，特别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党、团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1922年5月，毛泽东又受命在湖南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任书记；1923年4月，毛泽东奉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共产党的“总司令”陈独秀任委员长的中央委员会里担任秘书，实际承担着领导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眼下，毛泽东正加紧宣传共产党关于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期完成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打倒军阀，实现共和的大业。

　　虽然，徐特立通过自己这些年对中、西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与认识，深感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可他自己还是抱定要用知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志愿，不想参与政治斗争，也就难以断然追随学生毛泽东所信仰的主义，而是想继续致力于教书育人。

　　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没有徐特立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出头之日。他后来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说：“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势不两立。”又说：“1924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

　　正当徐特立对前途悲观失望，思想处于彷徨消沉的时刻，毛泽东与他久别重逢了。

　　1925年的春天，毛泽东因病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这次回归故里，毛泽东在长沙拜会了阔别多年的老师徐特立，师生进行了促膝长谈。

　　在叙谈了相互别后的情况后，徐特立向学生坦露了自己的苦闷心情。毛泽东听后对老师说：“社会制度不好，恶势力当道，是没有人管教育的。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说不定会被人用去干坏事，为虎作伥。可见在现时教育救国的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动员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彻底砸碎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创造一个劳苦大众的天下，教育才有希望，才有出路。”他还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告诉老师：“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眼下正全力做这样的事业。待到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发展全民教育之时。”接着，毛泽东向徐特立谈了自己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看法和主张，也吐露了此次返乡将全力推动湘省农运的计划，最后恳请老师出山参加和支持湖南农民运动……

　　同徐特立会见以后，毛泽东即以自己的故乡韶山和湘潭为中心，点燃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

　　这次会见及与毛泽东的谈话，对徐特立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他思想观点转变的起点，也是他整个人生转折的开始。

　　1926年，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在拜访老师徐特立以后，深入到湘潭、湘乡、长沙、衡山、醴陵等县，进行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反击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奇谈怪论，高度赞扬农民运动，使湖南农运更加蓬勃发展。

　　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离别近半年的家乡，展现在他眼前的乡村面貌是全新的————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民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以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出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大儿子徐笃本，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整天为革命而奔忙。徐特立自己创办的五美高小，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运，女学生全都把长独辫子剪成齐耳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的教材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留法老学生之自述》被选进了语文课本……

　　家乡的巨变，深深地触动了徐特立。透过这些变化，他看到了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的力量，更感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作用，也体察到学生毛泽东潜心从事农民运动的远见卓识。于是，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

　　1927年5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的部下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特立的儿子徐笃本，也在敌人追捕、涉水渡江逃亡时牺牲。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革命队伍中有的人落伍了，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隐迹了。徐特立深感靠国民党解救中国已成泡影，国恨家仇，促使他四处寻找共产党，并决心献身于她的事业。不久，他在自己的学生、女共产党员黎尚瑾家中，遇到了过去一师的学生、来此避难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向李维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且表示：“我已经五十一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正获得了新生。”于是，经过李维汉的介绍，徐特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当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时，赞扬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到武汉后，受到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印刷《大江报》。同年7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统一部署，徐特立同林伯渠、郭亮、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起义。此间，徐特立和林伯渠、郭亮一起，去做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现任江西省主席的姜济寰的工作，争取姜参加了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党中央派徐特立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年月，身处当时号称“世界革命的首都”，徐特立生活得比较舒适，但学习十分紧张。他时时刻刻惦记着祖国，关切着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的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生出双翅飞回国内，和毛泽东一道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国内。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毛泽东就请徐特立去担任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深入被俘官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根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为穷人翻身而打仗的革命道理，使这些俘虏兵受到深刻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1931年7月，继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纠集3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杀气腾腾地闯入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白军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一边行军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他向老师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有了了解和研究。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动，而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教育。为了革命需要，要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徐特立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起草了一个扫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交付实施。

　　正当徐特立全力以赴从事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时候，战争的乌云又在苏区的上空密布。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极力排挤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遭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这时的徐特立已经57岁，是长征队伍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党中央把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毛泽东也被编在中央纵队，拖着病体，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长征胜利结束以后，徐特立和全体红军将士一样，有着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和庆幸。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感到由衷的叹服。联想到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感到应该好好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学习，更加自觉地接受他的领导。

　　这期间，当人们提起他曾是毛泽东的先生时，他总是真心诚意地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言语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尊重之情。

　　毛泽东对徐特立也是十分信赖和敬重的。到达陕北以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毛泽东亲自提议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又任命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之职，给这位老教育家创造了一个为边区教育事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60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说：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月赞月赞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地概括了徐特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热情地赞扬了他作为一代师表所具备的崇高品格，充分表达了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毛泽东在延安为老师祝寿，10年后还有一次。

　　那是1947年初，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23万人马进攻延安，妄图摧毁共产党的“中枢神经”。当时，徐特立已转移到陕北高原东北部的绥德城，他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46年冬撤离延安的。徐特立寿辰的前几天，工作人员请示正在全力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徐老的70大寿还庆不庆祝？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庆，为什么不庆？还要大大地庆祝一番！我们一方面要为徐老祝寿，另一方面还要显示延安军民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派出一辆大卡车专程前往绥德，接徐特立返延安做寿。寿诞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徐特立居住的窑洞祝贺，俗称“暖寿”。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边区政府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各解放区负责人也纷纷来电祝贺。朱总司令在会上祝词，他说：“徐老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朱总司令号召大家：“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会上，还宣读了由毛泽东亲自授意起草并审定签发、以党中央名义写给徐特立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中央的信中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50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70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这封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高尚品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是年3月，徐特立参加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党中央迁往北京西郊香山，接着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中南海，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与徐特立之间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地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上坐。”硬是让徐老坐了上席。

　　叙谈之间，毛泽东请徐特立谈谈他对治国方针大计的看法。徐老思考片刻后说：国家初建，要防止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还要力戒贪图舒适，追求享乐、腐败堕落的思想和作风。他还把不久前在吴玉章70大寿时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念给毛泽东听：“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击节叫好。

　　话别时，毛泽东见徐特立穿着还像过去那样俭朴，又联想到徐老当年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徐特立，以表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不已。他的心潮起伏翻腾：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可又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敬老尊贤，像今天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还是胡宗南大举出兵进攻陕北之际，毛泽东为了徐特立的安全，让他先撤离延安，他自己则率数万人马与20万敌军周旋。当徐特立离延时，毛泽东亲自去送行话别。当时，毛泽东检查徐特立的行李准备情况，发现没有热水瓶，立即命令工作人员从他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来一只，送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想到这些，不禁老泪纵横，唏嘘有声。

　　与毛泽东的会见，徐特立深深被学生那种励精图治、建设新中国的宏伟气概所打动，他感到通身被激发起一股年轻人一样的朝气，虽是暮年却壮心不已。他回首过去，瞻望未来，重新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民族，也为自己的学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此后，徐特立投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不顾年老力衰，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批阅和草拟文件，孜孜不倦。有时为了写一篇文章，往往要翻阅文件资料数十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仅建国头4年，他就相继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小学教育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文章，对于建国初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很多教师想离开教育界，投身到工厂、矿山中去参加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当小学教师没有出息，没有前途。徐特立从中央教育部知道这些情况后，建议教育部牵头组织全国小学教师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从1953年9月到1954年3月，《小学教师》杂志就收到全国各地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在讨论结束时，他应《小学教师》编辑部的要求，写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为这一讨论作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而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

　　徐特立的这些立论深远，有理有据的文章，很快被天天读书看报的毛泽东注意到了。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见到徐特立，笑着对他赞许道：“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师表。他曾教导毛泽东立志、立德，他还使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了读书、识字、明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十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和罗元鲲 罗元鲲，号瀚溟，湖北省新化人。1882年出生于新化县敦信团利乡（今洋溪镇）寨边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14岁即考入湖南新化县实业学堂。1898年因病肄业后，一边在家乡授徒，一边自修，终在1903年“师范教育创设”之时，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1906年底，从中路师范学堂毕业，“成绩冠首，监督谭延留其在堂服务，不就而归。”

　　罗元鲲返籍后，连续在新化速成中学堂、新化公立中学堂、新化县立中学等学校授课6年。1913年，湖南恢复清末被当局勒令解散的游学预备科，改名“复初”，以示对封建专制教育的反对。罗元鲲应同窗好友、游学预备科教务长罗仪陆之邀，前往长沙执教。在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罗元鲲一直安于清贫淡泊，潜心致力于教书育人的教育事业，培养了数不清的有用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诸如毛泽东、蔡和森、蔡畅、张昆弟、陈昌、罗学瓒、李维汉、萧三、周世钊等著名人物，都曾是他的学生。

　　从1914年春季起，罗元鲲受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之聘，开始到该校任历史课教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已在第四师范读了一年书的毛泽东，因学校合并来到了第一师范，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八班，直接师承任课老师罗元鲲。

　　像杨昌济、徐特立一样，罗元鲲也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和高深学问的良师。在教学过程中，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用巨大的人格力量影响着学生。胸怀大志的毛泽东敬佩老师的德言懿行，从而使自己在治学和做人上获益无穷。

　　罗元鲲恪守职责，勤勉敬业，每周授课30节以上，每日备课至深夜，不以为苦。他授课极为认真，一贯奉行“不备讲义不上讲台”的信条，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套话和废话，而是按照精心写好的讲义讲课，往往是下课的铃声一响，他讲的内容也告完结。这种教学风格，深受毛泽东等学生的欢迎，他们评价“罗先生讲课不是以课时计算，而是以一分一秒来计算”，“听罗先生宣读讲义，如同品味一篇篇内容精到的史学宏文。”

　　罗元鲲博学多才，擅长文笔，工于辞赋，对历史、国文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有《史学研究》、《高中本国史》、《中国近百年史》、《本国史表解》、《通鉴讲话》、《本国史谈》、《初中本国史》、《中学简易识字法》等10余种，计300万字之多。其中《本国史表解》成为当时一师范历史课教学的重要参考书，《通鉴讲话》更是嗜读史籍的毛泽东深研细究的课外读物。此外，他还写成《颜李学说》、《读史与作史》、《中学生读书法》、《景颜文存》等10余种文稿。罗先生对知识孜孜以求的学风和渊博学识，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崇和爱戴，由此将他引以为可以求学问道的良师，经常登门聆听教诲，从而使自己在学问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早在私塾读经时，毛泽东就特别喜欢学习历史，在中学时又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历史，读过不少著名的中国历史典籍。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修时，又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历史书籍。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仍然酷爱历史学科的学习，课堂上专心致志，学习成绩优异，深受罗元鲲的喜爱。罗元鲲对毛泽东的学习时常给于热心的指点和详细的评析，使毛泽东获益颇深。

　　罗元鲲的家门对学生是敞开的，毛泽东就是常客之一。特别是在黎锦熙、杨昌济二先生到北京任教后，登门向罗先生求教便成为他课余时间的一件常事。而对于毛泽东的频频来访，罗元鲲则总是持欢迎的态度，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更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像天下的人师都要把“绝活”传授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英华采撷给毛泽东。他经常对毛泽东讲：科学不昌明，故而要学习科学；民风不振作，更应当施以教育。惟年轻一代奋发努力，以满腔热血，去谋求国家振兴之路，华夏之邦才兴旺富强有日。以此勉励有志于匡时救国的毛泽东，为振兴中华而发愤读书。

　　罗元鲲多年从教，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书中珍品。不过他从不肯轻易拿这些书示人，有时却对毛泽东例外。一次，他把前来求教的毛泽东带到了他的书房。跨进老师那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犹如走进了一个知识王国，他从书架上取下自己喜欢的书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就是在这次，他从老师的藏书中看到了《二十四史》。目睹学生那爱不释手的样子，罗元鲲竟破例同意将这套书分期分批地借给毛泽东阅读。

　　于是，在毛泽东的读书史上，便留下了“竹筒罩灯光，夜读廿四史”的动人故事——

　　1915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整个一师校园都被茫茫大雪覆盖着。因天气太冷，学校破例批准学生不必到教室晚自习，而可以在寝室里看书。

　　没有老师的管束，学生们早早地上了床，偎在被子里，天南地北地聊起天来。毛泽东倚床而坐，聚精会神地读着罗元鲲老师借给他的史书，其神情的专注犹如置身于无人之境，连同学们发出的阵阵说笑声，他都浑然不觉。他和罗先生已经商定，计划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二十四史，读完一本归还一本，再重新借。为了按期归还借阅的书籍，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不停读书，连这数九寒冬也不例外。

　　两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很快过去了，熄灯的号声阵阵传来，毛泽东急忙起床，把自己仅有的衣裤全穿上，像往常一样来到茶炉室借光看书。谁知到这里看书不久，茶房老头因为天气寒冷，关门熄灯睡觉去了。他只好又走到走廊的灯光下继续夜读。

　　一阵凛冽的寒风袭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寒颤，不一会儿手也麻了，脚也僵了。这时，他的目光被走廊的木柱子旁的一口水缸吸引住了。这是夏天给学生盛茶水的，现在已经不用了。水缸上翘着一根棍子，它是用来舀水的竹勺把。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他不禁笑了起来，惊喜地走到水缸边，把这个废置不用的竹水勺，从已结薄冰的水缸里取出来，又用力将竹把拔掉。尔后，他如获至宝似地飞快向宿舍跑去。

　　他轻轻地推门走进寝室，从床底下端出一盏小油灯来。他把竹筒和油灯比试了一下，这竹筒直径大约十几厘米，比油灯盏略大一些。他划了一根火柴把油灯点着，然后再把竹筒罩了上去。嗨，太好了！灯光被罩住了，只有一小束光线从原先安把的孔洞里透了出来，这样既能照明，又可防止风将灯吹灭，还不会妨碍其他同学休息。

　　就这样，毛泽东伴随着这盏“特制”的竹筒罩子灯，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读完了罗元鲲先生慷慨借给的二十四史和楚辞、汉赋等文史巨著……笔者想在这里附带说明的是，自从在第一师范罗元鲲先生处借阅到二十四史后，毛泽东对这套内容浩繁的史书一直情有独钟。据悉，直到建国后，这部书仍被毛泽东列为最喜欢阅读的书目之一。在中南海故居的藏书里，就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史书他生前反复看过多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作了许多批注、圈点和勾划。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于怎样治国的一番话，非常赞赏。认为它简单明了，是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许多批语。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将书中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名篇，就是由于他的评价和推荐而广为传播。文中关于“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警句，曾为党内同志引为箴规之言。

　　毛泽东在“古为今用”思想指导下，从古籍中发掘出诸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许多言简意赅的警语，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有的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语言，有些成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有的则是党的某一方面工作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部《二十四史》，同日后成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这样密不可分，并在他的读书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大概是他的老师罗元鲲当初始料未及的吧。

　　《新化县志》载：罗元鲲“在一师任教期间，适逢毛泽东就读该校，罗对毛极为器重，师生情谊甚笃。”的确，在并入第一师范后长达四年半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和老师罗元鲲之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师生感情。罗元鲲不仅在读书做学问上谆谆教诲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也同自己喜爱的学生是相通的。

　　在1915年一师发生的那场轰动长沙城的学潮中，毛泽东执笔草拟《驱张宣言》，历数校长张干在办学当中的一些过错，因而被校方所不容，要开除带头“闹事”的毛泽东。罗元鲲同张干平常在私交上很好，但他这次却不同意老朋友的做法。在学校教职员会议上，他站出来为毛泽东说话，与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等先生一道竭力为毛泽东担保，使张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收回成命。

　　同年秋天，袁世凯为了爬上皇帝的宝座，指使他的爪牙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闹剧。奉袁世凯之命督湘的反动军阀汤芗铭，勾结湖南劣绅成立了“筹安分会”。对这股复辟逆流，一师师生们十分愤慨，同“劝进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元鲲和徐特立、毛泽东等进步师生，专门编辑了一本反袁的小册子——《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在长沙城广为散发，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搞专制独裁的丑恶嘴脸，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次年初，全国各地反帝倒袁的斗争蓬勃兴起。是时，罗元鲲的新化同乡和好友曾继梧（字凤岗）出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因赏识罗元鲲的才华，特邀请他前去辅助。罗元鲲一是为了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战斗行列，二是出于对继张干之后几任校长在学校推行封建复古教育的强烈不满，同意了曾继梧的入幕请求，离开了第一师范，担任了湖南省都督府和陆军第一军军部的机要秘书，成为了曾继梧的高级幕僚。

　　罗元鲲在曾继梧处干了数月后，亲眼目睹了官场的腐败和尔虞我诈，逐渐失去了当初的热情，萌生了退出军界重新事教的念头。后来，他怕曾继梧不允，便悄悄地取出简单的行李，不辞而别了。曾继梧知晓后找到他，问：“翰溟兄为何不同弟招呼一声，便径自去了呀！倘若嫌职位不高，可容弟再作道理嘛！”罗元鲲淡然答道：“我是个教书的命，官我可是做不来的，现在找你要事干的人很多，不如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我仍去干我份内的事罢。”曾继梧闻言，只好无可奈何地由他去了。后来，他回到一师和毛泽东等关系亲近的学生谈及此事说，学校只是保守落后，而官场则是腐败反动，只有兴办教育、改良道德人心才是正业。他由此教导毛泽东，应当牢记“智者不取非其求，廉者不取非其有”的古训，安安心心地读好书，掌握真正的本领，将来做一些对国家和民众有益的事情。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队伍上了井冈山，自此毛泽东与罗元鲲便隔绝了音讯，但在心中一直怀念这位给过自己帮助的老师。罗元鲲更是十分惦念毛泽东，时常向家人提起毛泽东，夸赞他“有抱负、有才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全国解放后，在湖南省长沙市妙高峰中学任教的罗元鲲，从报纸上得知毛泽东的消息，甚感高兴。

　　罗元鲲十分想念和深深敬重毛泽东——这位当年的得意门生。当下他挥笔给毛泽东去信，述说了自己和原一师老校长张干的近况。毛泽东接到来信后，知道了昔日师长的情况，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老师的清贫感到同情。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托他派人前去慰问老师罗元鲲和张干诸位先生。信中说：

　　张次、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师。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王首道接信后，很快派人前往慰问罗元鲲和张干，妥善安顿了两位“教育界老人”的晚年工作和生活。

　　1952年，毛泽东去信邀请罗元鲲、张干一同赴京相见。9月21日下午，罗元鲲、张干应邀来到北京。

　　这次师生久别重逢，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始终对老师们尽到了尊敬礼让、躬谨谦和的弟子之礼。

　　这天，当接罗元鲲和张干的轿车驶进丰泽园时，早就迎候在门口的毛泽东即刻笑盈盈地走上前去，同师友们一一亲切握手，并致问候。将客人请进客厅后，他一定要罗元鲲和张干等坐上座，自己坐在下座。

　　叙谈间，毛泽东又把李敏、李讷这些孩子们喊出来，介绍说：“你们平时讲，你们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嘛！”他接着诙谐地说：“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太老师。”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笑了。顿时，师友之间的拘谨气氛全消除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

　　毛泽东又说：“次先生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

　　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他眼里噙满泪水，终于向毛泽东说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语：“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

　　毛泽东缓缓地摆摆手，说：“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要是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陈年旧事，过去就算了，不要再提它了。”

　　随即，毛泽东又详细地询问起罗元鲲先生解放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当他听说罗元鲲因小有家资，当地有人主张将他的成分划为地主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您解放前一直是靠知识、靠教书吃饭的，还受了不少苦，属劳动人民，给您把成分定那么高不公道，您是自食其力嘛！”后来，当罗元鲲离京回乡时，他专门给老师亲笔题写了“力食居”三个字，并允其作为家宅的匾额，以此肯定罗元鲲“自食其力”的历史，并对老师寄寓了用劳动创造新生活的厚望。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毛泽东引用了这句古诗，继续说：“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啊！”

　　罗元鲲和张干等听了，深受感动。

　　末了，毛泽东对几位老师说：“你们年纪大了，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当优待，照送薪水。”罗元鲲闻言，更加感激莫名，他给毛泽东敬了一杯酒。

　　午餐过后，毛泽东陪同罗元鲲等师友一道参观游览了中南海，直至尽兴方散。

　　罗元鲲和张干在北京逗留了近一个半月，政务院派出专人陪同他们游览了故宫、颐和园，观看了国庆阅兵和节日焰火，乘飞机俯瞰了首都风光。毛泽东还委派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为他们检查了身体。他们在第一师范任教的同事徐特立还专程探望了他们，并请他们吃了饭。

　　10月19日，李漱清和邹普勋要去见毛泽东，罗元鲲赶紧写上一封信，并将自己的自传和所著《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一文，托李漱清代交给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给罗元鲲回了信。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敬颂旅安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罗元鲲读后，为毛泽东的谦恭和尊师之举而备受感动。

　　11月3日，毛泽东派车接罗元鲲及张干、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瀛台，设宴为他们送行。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请几位师友一起合影留念，毛泽东站在中间，李漱清、邹普勋站在右边，罗元鲲和张干站在左边，留下了一张美好难忘的纪念照。

　　罗元鲲离京返湘后，终因年迈体弱一病不起。1953年岁末，他带着无限的满足，在长沙溘然辞世，终年71岁。毛泽东闻知老师逝世的消息后，从北京托老同学周世钊带去500元现金，以示悼仪。毛泽东的一往深情，罗元鲲在九泉之下，当会感到无限欣慰……       
十八、半个多世纪的师友之交——毛泽东和黎锦熙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在的预科一班，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师。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词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他，就是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厂，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也就是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湘潭文史》载明：在现代史上，湘潭曾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家庭，兄弟姊妹共11人，均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就是湘潭长塘黎氏————黎锦熙的家。黎父培銮，字松庵，前清举人，终身不仕。在众多的子女当中，黎锦熙居长。

　　黎锦熙4岁时，父亲便为他请塾师来家设馆，塾师就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妻弟王仲言先生。其时黎锦熙年纪太小，人矮得爬不上凳子，齐白石与黎父松庵先生交好，又常来黎宅看望妻弟，往往是他把黎抱上座位的。黎锦熙自幼聪慧过人，乡人有“神童”之称。10岁就参加了家乡民间组织的“罗山诗社”。12岁起写日记，此后终身不辍。赋诗、作画、治印、吹箫，全都爱好，1905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中秀才，时年16岁。

　　1906年，年方17岁的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假曾国藩祠堂为活动地址，以“致良知”为宗旨，以“牺牲个人，努力报国”为原则，组织“德育会”。不料触犯官府禁令，要捉拿他，幸早得讯息，逃匿回乡。旋赴北京考入铁路学校，不久学校焚于火灾。于是又回长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辗转迁延，其时已19岁。

　　这时，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开创了共和纪元。但政见纷纭，百废待举。1912年，黎锦熙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优级师范”，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聘为秘书，到职后不几天，有感于衙门的复杂，政情的诡谲，坚辞不就。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持论每与当政不洽，报社改组，他也被挤出来。接着，他又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帝制派窃据时政，报纸又被查封，乃改《湖南大公报》。这段时间，他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充分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

　　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他在来到师范任教之前，便已誉满长沙城。尤其是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他成了反帝制、反复辟的大英雄。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

　　毛泽东是个“报迷”，早在湘乡驻省中学和省一中就读时，便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的热心读者，因之对这些报纸的创办人黎锦熙早有耳闻，特别是黎锦熙那不凡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令他倾倒。及至他与黎先生在课堂见面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眼前这位名重一时的先生，竟是这般年轻、随和、可爱，不由更平添了几分钦佩。

　　与此同时，年轻沉静、体态和气质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也很快就引起了黎锦熙先生的关注。据黎先生的夫人贺澹江女士回忆，黎锦熙后来在追述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的仪表和举止时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黎还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个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师。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导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对这段史实，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

　　后来，“宏文社”在长沙“李氏芋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研讨新思潮。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都加入了这个学习小组，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参加学术讨论。

　　正是在这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黎锦熙的友情，与日俱增，并从此保持了一生一世。

　　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也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自励，从不“暴殄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不喜欢换新的，却要补了再穿，说旧衣服舒适。他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悭吝小气，除了众多弟妹常得到他的资助外，其他亲友、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不畏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影响着他的学生。尤其是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他身上反映得更明显些。至今仍陈列在湖南一师范毛泽东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沙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唯一例外的就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吃。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唯一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博学多闻，满腹经纶，但他向来不以学者自居，而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不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这种深入浅出饱含哲理的教导，使不少学生深受启发。他不但对学生期望殷切，而且真诚地关怀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就曾在多方面得到过他的热忱帮助，从而在学问和做人上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毕业于师范学校，立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不仅热心，而且非常忠心。对教材教法，他不愿沿袭旧制，而是反复揣摸研究，想尽办法要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新路子。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他勇于探索的鲜明一例。他教历史课，把历史年代、人物、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用图表法加以排列，学生不用老师多费口舌，便可以把某个纷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在头脑中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

　　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图样”而著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最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记就是七十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七十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21岁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七十多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关心政治，同情革命，不是那种闭门教书、不更时事的“桃花源中人”。但是，他甘于澹泊，不慕虚荣，不愿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政治活动上。对于做官，一向不感兴趣，甚至到了头上的“官”也不愿接受，更不用说去勾心斗角、拉关系，钻营取巧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西北师院院长，他始终没有到位。解放后，有几次出任某校、某馆领导职务的机会，他都婉言辞谢，推荐别人担任。他常常把一些整天东游西逛、混日子、不干事的人叫做“等死”！

　　他一生除执教外，孜孜不倦地研究文字学，自得其乐。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笔耕的结晶。他还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我宁愿做一头牛，耕别人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许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如《国语新文字论》、《新著国语文法》、《文字改革论丛》，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二十六版之多。

　　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师、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战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都堪称一代师表。

　　据笔者考证，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先后同三位老师交往最为密切，他们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而在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兴趣所在、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老师的工作变迁等情形，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三人中的某位老师关系最好。大抵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阶段——1913年春到1915年秋黎离长赴京，毛泽东同黎锦熙过从甚密；第二阶段——1915年至1917年秋徐辞却一师教职，毛泽东与徐特立交往甚深；第三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春杨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和杨昌济感情甚好。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一个时期他们两人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作了翔实的记载。他回顾道：

　　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讨论。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4月18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李氏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

　　5月9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

　　为什么是“稍话”呢？黎锦熙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8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5月7日下哀的美敦书矣！’故9日对读书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48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读的书上。”

　　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7月20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7月21日，星期六。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看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力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甫处，甫前日来此住，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到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

　　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甫处。

　　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偕。

　　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9月1日创刊，同时我动身来北京……

　　从以上日记及《毛主席六札纪事》中的部分回忆，可以看到在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很有收获。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六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给黎锦熙六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

　　之一：直言劝友。

　　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去信，恳切地规劝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并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是“腐臭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恋”。

　　之二：疏通误会。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寄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任职的机关是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隶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这个机构是主管研究探讨有关国语运动的学术问题的，不同其他行政部门。黎锦熙在该会充任“委员”，除了为谋生计必需一个社会职业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教育当局想凭借专家学者的声望为自己装点门面的心理，来推进国语运动的发展。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疏通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之三：坦露心曲。

　　毛泽东对一师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很不满意，认为它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这样的教育制度与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发生矛盾时，他产生了退学念头。特别是在1915年因发动“学潮”被校长张干“记过”之后，他更感到不愿在一师再呆下去。但是，对这样大的事情作出决定，他觉得还是应事先同信得过的人商量以后再说。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杨昌济先生，当即受到了杨先生的劝阻。尔后，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公开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黎锦熙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一师学习。事实证明，毛泽东后来通过在一师进行系统的学习，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是在上述这封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向老师通报了他为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的事。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之四：切磋学术。

　　1919年9月，毛泽东在他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与《民铎》同期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他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否则“教育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在信中阐发的这种以普及国语教科书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主张，与黎锦熙多年来的孜孜以求不谋而合。这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和老师在学术思想上是互有切磋和交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互为影响、趋于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一师学到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明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愈来愈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是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人，才能当此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任重致远。他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他写道：

　　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天

　　下纷纷，时人虽有一些变革主张，但对救图之道，未找到一根本解决办法。即说维新派康有为，也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而所谓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之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明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先生进一步直抒己见：“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进，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主张。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他想：虎豹之子未成纹，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之六：商筹人生大计。

　　在是否出国留学这样关系到人生道路抉择的大事上，毛泽东也曾写信征询过黎锦熙的看法。

　　早年的毛泽东是主张出洋的。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提出学会要向外发展。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传到湖南时，同当时许多湖南青年一样，他也是很欣喜的，认为“留学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并设想到日本等国去留学。

　　那么，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没有出国领略外面的世界呢？据史料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中国国情。1918年秋到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当时出国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友希望他能留在国内“殿后”，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三是毛泽东特地征询黎锦熙等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最后下决心留在国内的。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常到黎锦熙家中作客，1919年的春节，就是同黎锦熙及家人一起度过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谈，黎锦熙将他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改订本送给毛泽东提意见，同时对毛泽东是否出洋的事也商量讨论过。黎锦熙日后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回忆：当时，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研究本国问题”，这一观点与黎锦熙的一贯思想十分吻合，所以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黎先生的赞同。

　　自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任教始，到1976年止，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人世苍茫，时事变迁，但他们师生加挚友的那份情谊，并未见因此而淡薄。六十多年间，他们的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句毛泽东极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论，用在他俩人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1915年，黎锦熙到北京任职后，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们之间书信不断，或互报平安，或交流思想，相互之间的了解更进一步的加深。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边到北大旁听学习。这期间，据萧三回忆说，毛泽东“常到黎先生家拜访，同黎先生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阴历年时，黎锦熙把毛泽东请到烟筒胡同4号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过年，师生感情之深，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

　　191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这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毛泽东即以全部爱国热情投入这场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主编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宣传五四运动。《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每一期都要寄一份给北京的黎锦熙，在监印第四期时，毛泽东又和往常一样，将刚印出的第一份刊物装入信封，亲自写好地址去邮局寄往北京。没料到，他刚刚离去，湖南军阀就派人查抄了已印好的这期《湘江评论》，并全部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保存的这独一份第四期《湘江评论》。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谈及当时的情况：“《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加上增刊，第四期便是第五期，故有‘第五号被禁停刊’之语——引者注）。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收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延续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

　　1919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即刻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99号福佑寺看望。在这里，黎锦熙发现毛泽东在异常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言谈中毛泽东还要黎锦熙也看一看这本书。不久，毛泽东又去上海，从此天各一方，甚至音讯也渺茫了。然而，黎锦熙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这位“高足”。后来，他听说毛泽东组织了“反对党”——共产党；再后来，又传闻毛泽东上山当了“土匪”；有一阵子，报上还宣传“朱毛赤匪被剿灭了”。听了这些消息，黎锦熙格外为老友的安全担忧，也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打这以后，他保存的毛泽东“六札”墨宝，便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每当思友心切时，读一读那字迹遒劲、学问渊博的书信，一师那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便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感觉到与毛泽东近了，心胸便得到了慰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他想等到那一天，一定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毛泽东。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解放后的1953年，黎锦熙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60岁的寿礼。收到这份异常珍贵的礼物，毛泽东特别高兴，对黎锦熙连声道谢。

　　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进北京城。刚刚住下不久，毛泽东从中共北平市委有关同志那里得悉，黎锦熙等知名学者都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和平门北京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事先得到通知后，从家中赶到院门口迎候。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的双眼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1919年北京一别，整整30年，两位挚友未曾见过面，这怎不叫人激动万分呢？在场的人们，都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天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他紧挨黎先生就坐，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位湘潭人氏齐白石一同请去。有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和他一起泛舟共赏。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

　　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前往代为看望，常常捎去自己的一些喜爱之物送给老师。周与黎也属湖南老乡，又兼与黎有师生之谊，所以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

　　1951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作为“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黎锦熙，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期半月左右，黎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有一天晚上，看郝寿臣演出武打戏，黎锦熙和叶圣陶、老舍等人被安排在毛泽东后一排就坐，演出间隙，毛泽东不时回过头来向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点头致意。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黎锦熙感到无比高兴。

　　解放初期，毛泽东曾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据说，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53年的一天，毛泽东派人给黎锦熙送来了不少礼物。并附有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信中说，“黎锦熙委员：各兄弟民族先后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并请查收，此致敬礼！”来人还转告了毛泽东的问候，望他多多进补，保重身体。这些关怀，黎锦熙不胜感激。

　　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早在1950年黎出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时，曾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快回信加以肯定，他在信中说：

　　邵西先生：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顺祝健康毛泽东一九五O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干扰使黎锦熙也受到冲击，毛泽东和周恩来旋即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黎锦熙的好友王季范等劝阻红卫兵，不要去抄黎的家，更不许去批斗他。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一直生活到逝世。对此，黎锦熙曾于1973年元旦，以高兴和调侃的心情作《四合房即事》诗，以志庆贺。诗云：

　　南斋门设且常关，北门锁钥谁堪属？

　　北房中作办公厅，两头耳房供住宿；

　　西房一室客厅虚，东南五间书库实。

　　五车昨已汗牛来，万卷今犹充栋积。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黎锦熙感到无以为报，只能加倍地工作，更多地奉献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此同时，他在思想感情上更贴近人民，更贴近时代，为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次成功感到欢欣鼓舞。

　　早在1962年，国内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面临巨大困难，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黎锦熙和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词：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座滔滔。远掠层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娆。

　　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劳辱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保垒，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词中，他浮想联翩，超脱九天之上，将科学的眼光和浪漫主义的遐思结合在一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放眼全球，看到“民主阵营”、“和平保垒”东风正在压倒西风；对那些魑魅魍魉，他大声喝斥“谁在张弓学射雕？”，接着又展望了祖国统一的远景，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立即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只惜吴刚不炼钢，明月千古冷天堂。

　　昨夜寰宇歌声动，争取红星斗列强。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多么激动和喜悦；对列强，是多么的蔑视！

　　黎锦熙，他不仅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还大力宣传毛泽东，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1952年，他撰写《毛主席六札纪事》，回忆毛泽东在一师刻苦学习、为革命储备力量的情况。1958年，出版《〈实践论〉语法图解》，以推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1967年，他不顾78岁高龄，热情接待关于询问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各地来访者，并著《有关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1968年，完成《〈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一书，从分析《矛盾论》的章句入手，帮助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全文的内容。1974年，校补《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1977年，撰写《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的部分革命活动》。

　　1976年，对于黎锦熙来说是沉痛的一年。先是年初周恩来逝世，他在悲痛中赋了“周总理哀辞”一首，以为悼念。

　　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这对他震动更大，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不久，他病倒，身体更加衰弱了。

　　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日，享年89岁。       
十九、风仪师友志同道合——毛泽东和方维夏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有一位可与徐特立、杨昌济齐名的“宿儒”，他同青年毛泽东之间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教学相长，风仪师友，堪称学思典范！他后来成为我党早期领导骨干，曾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创红色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

　　他，便是湖南第一师范学监主任方维夏。

　　方维夏，号竹雅，出生于1879年，年长毛泽东18岁，湖北平江人氏。他于1906年9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随后考入湖南一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又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母校第一师范任博物、农业科教师；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担任一师校长时，被聘为学监主任，直至1920年离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方维夏在第一师范担任了近5年的学监主任，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校长孔昭绶，是公认的“实权派人物”，为第一师范民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

　　方维夏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第一师范乃至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师任教期间即被选为省现补议员，后被选为省议员。他痛恨反动军阀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他参加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师的斗争行列，抨击湖南教育界“筹安会”帝制派，而赞成“西南派”的谭延。他在议会的激进言行，常常遭到守旧议员的反对和讥讽，但他始终坚持正义，刚直不阿。

　　对于方维夏这么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极力探求真才实学的青年学子毛泽东，自然是推崇备至的。这便成为他在5年的师范学生生活中与之建立深厚师生友谊的基础。

　　方维夏最初认识毛泽东是在1914年的春季。

　　还是两年前的1912年夏，方维夏从日本学成回国。是年秋天，即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沛霖聘请为该校教师，教授农业、博物学科。后来毛泽东随第四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刚好是他所在的预科二班的任课教师。

　　开始，方维夏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太深。他只知道，这个坐在倒数第二排、个头高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来自湘潭农村，是本校学监王季范的表弟。毛泽东给他最初的印象，是性格比较沉静，上课一般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对农业、博物课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业实习课兴趣很浓，对农作物的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等，样样都很在行。后来，他和挚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李氏竽园”组织了长沙宏文编辑社，毛泽东偕蔡和森、陈昌等同学常去该社，或是参加哲学学习研究，请教读书方法，或谈论时事政治，互观日记心得，交往日益加深。尤其是担任毛泽东修身和国文课的杨昌济、袁仲谦二先生，常向他提起毛泽东刻苦求知的事情，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是“异材”、“伟器”，这更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格外关注。教学和求知这根纽带，终于把这对“特殊师生”连结在一起。

　　方维夏在日本留学3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在教学中，他反对旧式学堂普遍存在的书本与实际脱离、课堂与社会隔绝的弊端，主张学以致用。当时，在一些教师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很浓，大都不愿意担任博物、农业、物理等“副课”的任课教师，而争着教授国文、经学等主课，方维夏则不然，他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湘为农业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故为必修之课。

　　为了教好这些课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拟定了博物科和农业科的《教授要旨》与《教授要项》，以体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他在《博物科要旨与要项》中写道：“博物要旨在习得天然物之知识、领会其中互相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并解悟高等学校理科教授法……”在《农业科要旨与要项》中，方维夏进一步指出：“农业要旨在习得农业之知识技能，以养成农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

　　方维夏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满当时南北军阀割据的混乱政局，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掌握一身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深知：温室里长不出栋梁材，鸡窝里养不出千里马，光靠课堂或“学校园”是学不到真东西，培养不出真人才的，必须让学生走出学校的“小课堂”，投身社会的“大课堂”，“汗漫九垓，遍游四宇，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能获得真知识，增长真才干。他尤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优秀学生寄予厚望，常常教导他们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反复几次向毛泽东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学者徐霞客，步行中国南部近十个省份，走了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四川时，他的同伴因病逝世，他把同伴的棺柩送回家之后，继续旅行。后来，他根据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下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的不朽之作。方维夏要学生向古人学习，拿出徐霞客那样的毅力去求知。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共鸣。毛泽东将平时老师所讲的一些话，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本《讲堂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915年9月6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皆因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通过老师们的教育和引导，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后，已开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陈列室，有一幅毛泽东1917年暑假“游学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幅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取真知的治学风格，仿佛看到青年学子毛泽东千里跋涉五县城乡，实地考察社会现状的英姿！

　　但是，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便会发现：毛泽东注重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一优良学风的培养与形成，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作为农业、博物教师的方维夏，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的确，在当时那种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想真正推行“游学”，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突破旧学制的梏桎。为实现自己的教育构想，方维夏在第一师范首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以“校章”的形式对学生提出节假日作旅行调查的各种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修学旅行”的推行。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志记载，由方维夏亲自制定的《校章纪》第十一节“修学旅行”中对学生进行假期旅行调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392条写道：“本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为了防止这一活动流于形式，校章中还具体提出了检查、考核及奖惩办法。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方维夏就竭尽全力组织学生尝试。大约就在这期间，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到达四川康定打箭炉，从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方维夏及时利用这一契机，在同学们当中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大家向那两个青年学习，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他还特地把刊登这则消息的《民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我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毛泽东深受方维夏老师的影响，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修学旅行，这在当时的一师几乎是尽人皆知的。

　　毛泽东进行修学旅行，是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在一师读书期间，“游学”活动有过多次。

　　1917年12月，他到浏阳文家市铁路冲同学陈绍林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同学陈章甫家专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了解情况。

　　1918年夏初，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经浏阳、湘阳、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而返，将沿途的见闻，用生动通俗、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讯教育报》发表。

　　毛泽东花费时间最长、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游学”活动，是在方维夏的具体安排和支持下进行的。

　　1917年夏，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都纷纷离校。毛泽东没有回家，他打算去作一次长途修学旅行。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方维夏先生时，当即得到了首肯。行前，方先生还特地向毛泽东交待了旅行须注意的事项，并和他一起确定了旅行的线路，然后亲笔给沿途各县的劝学所、教育会写了介绍信，以备在旅行中遇到困难时应急之用。

　　7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一道，踏上了“游学”的旅途。他们分文未带，只带有一把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及笔墨盒的布包，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换上草鞋，开始了长途跋涉。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一千余里，是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一次极具意义的活动。它使毛泽东更深入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仆仆风尘和泥土的芬芳，回到了学校，方维夏看着学生那黝黑的脸庞，翻阅着他带回的那几大本详细记载着五县农村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的日记，不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刻苦学习，努力锻炼身体，同时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能力。几年当中，他参与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除组建新民学会外，更主要的是主持学友会和创办工人夜校，而这两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活动，又无一不是仰仗方维夏的全力支持。

　　1913年秋，一师创设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后经几度易名，于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确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竞技等多个部门，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设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务一人，主持日常会务，由学监主任兼任；每部设部长、文牍、庶务、会计各一人。

　　1917年下学期，学友会进行了新的改组，校长孔昭绶因校务工作繁重和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会长之职，指定方维夏代理会长。这样，原来由方兼任的总务一职即成空缺。

　　一师学友会，会长不过由校主要领导挂名而已，实际担负全部领导责任的则是总务，学友会的工作能否抓出成效，与总务的关系很大。因此，校长孔昭绶在确定总务人选的问题上颇费踌躇。

　　就在这时，学监主任、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推荐学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

　　方维夏的建议，在校长孔昭绶心中激起波澜。他认为，学友会是全面培养锻炼学生的一个园地和开展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校方历来十分重视，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主任及教师充任，尚无学生任职的先例。一旦由学生担此重任，担心工作难以开展。方维夏自1915年就任一师学监主任以来，一直兼任学友会总务，对毛泽东的才能十分了解。他向同事们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自1915年下学期以来的四个学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文牍，掌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等事项，协助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显露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干。方维夏据此认为，把主持学友会的重任交给毛泽东，是可以放心的。

　　方维夏在一师颇孚众望，一向受到校长孔昭绶的倚重。孔校长见他力举毛泽东，也就表示同意了。就这样，从1917年下学期起，毛泽东正式就任学友会总务，同时兼任教育研究部部长。

　　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即着手对学友会的机构进行调整。这届学友会共设十五个部，他建议让三、四年级学生担任各部部长。他的理由相当充分：三四年级的学生快要临近毕业了，理应养成组织实际工作的能力和自觉性。方维夏采纳了的这一意见，自此开创了学友会总务及各部部长由学生充任的先例，给学会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毛泽东担任总务的这一学期开始，由于有方维夏这位兼任代理会长的学监主任大力支持，在人财物上大开绿灯，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

　　据一师校志载，1917年10月13日至14日，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新的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学友会工作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六项决议。会后，方维夏随即签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关于整顿学友会组织、增设“学友会纪事录”、修改会章三个文件。

　　遵照方维夏提出的“务实、致用”的办会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体会员中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活动。这一点与方维夏的思想观念相吻合，他认为要结束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大批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强体魄的人才，他希望通过学友会的各项活动，能培养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前进。他鼓励毛泽东，大胆去闯，在“第二课堂”闯出一条育人的新路来。

　　为了在学友会大力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方维夏督促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及其他各部制定切实可行的活动规划，开展各项丰富多彩的活动。由于领导得力，学友会各项活动空前活跃。据一师校志记载：仅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26日这42天之内，各部活动达64次之多，颇盛一时。

　　方维夏很重视毛泽东关于“增设图书馆”的建议，他从学校有限的办学经费中挤出专款，拨给学友会购置大量图书。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学友会购回一批新杂志，如《新青年》、《东方红》、《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学友会图书馆办得井井有条，很有起色。

　　方维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教育家，对文娱体育活动颇具兴趣，因而也是毛泽东在学友会倡导体育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六段运动是毛泽东融各种运动之长，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运动体操，方维夏对这项运动项目很欣赏。他认为这项运动集手、足、头部、躯干、拳击与跳跃等动作于一身，很有实用价值，即让毛泽东把六段运动传授给同学们，并以他个人的体会向同学们宣讲体育运动的目的、意义和规律，以此带动大家持之以恒地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当时，长沙各校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中，没有游泳的项目，甚至有的学校还明令禁止学生到江河、池塘去游泳。方维夏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放的师长，他知道游泳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学生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体育活动，故从不横加阻止。自学友会成立游泳部以后，他明确指示要“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并在牛头洲专门开辟了一个游泳场所，供会员开展游泳活动。他还督导毛泽东等学友会干部，严密组织领导好每一次游泳活动，保证万无一失。按照他的要求，毛泽东把报名参加游泳的同学编成若干小组，选派水性好、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和纠察，以领导游泳小组的活动，并指导技术和照顾安全。到了夏天，参加游泳的同学多了，毛泽东便请示方维夏同意，通知伙房每日晚餐留出数桌饭菜，推迟两个钟头开饭，好让同学们在游泳尽兴归来之后，能吃到热饭热菜。这样，一师在继“乒乓狂云”和“足球热”之后，又出现了游泳高潮。

　　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方维夏不仅全力支持他开展开创性的工作，还不时向他传授工作方法、组织策略。他常常对毛泽东讲：组一个团体办一件大事，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要善于发挥众人之长，集众人之智慧，正所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毛泽东：在同学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鼓励、发挥、运用每个人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小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毛泽东把这些金玉良言工工整整地抄入《讲堂录》，当作座右铭。谨记老师的教导，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的工作中，尽力做到发挥各人所长，如对于长于语言文字的学友，分配到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便让其参加教育研究部，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毛泽东仍被同学们推举为学友会总务，协助会长方维夏工作。但这年四五月间北方军阀占领长沙，学校成为囤兵之所，大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学友会的活动遂告一段落。5月10日，毛泽东将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校方后，即向方维夏复命述职。方维夏对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所做的创造性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嘱咐学生“切将本届会务活动成功之经验留下来、传下去”。毛泽东遵照老师的嘱托，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学友会工作的体会，对今后的学友会工作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书面意见，最后，他向未来的校友寄予了殷切希望：“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诚而已。”然后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呈送给了方维夏。

　　毛泽东终于结束了在学友会的工作。可是，这段经历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在方维夏的引导下，毛泽东通过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社会活动家的优良品质和非凡才干。

　　毛泽东和方维夏共同主办工人夜学，是在1917年的秋天。这是他俩主政学友会期间所办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非常同情工友没有文化遭受欺凌的境况，在他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通过对过去主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即主动向学监主任兼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请缨，由三、四年级学生来办夜校。并由他直接负责的教育研究部来主管这件事。方维夏觉得毛泽东的设想不失为大胆创新之举，同意由毛泽东先行拟出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提交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通过。

　　1917年10月底，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本届学友会第二次全体职员会议，专项讨论举办工人夜学的有关事宜。在会上，毛泽东首先道出了倡议主办夜学的原因：即改变现时学校与社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鸿沟和相互不信任的状况，使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使学校与社会团结一致，真正实现“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

　　听了毛泽东的话，方维夏不由自主地带头鼓掌致意。从毛泽东力举开办工人夜学的举动中，他看到这个学生的不凡——不是一个崇尚空谈、坐而论道的人，而善于把自己远大的理想与眼前每一细小、实在的步骤紧连在一起，去付诸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是成大器者所具备的素质。他由此感到，作为学校的学监主任和一名资深教师，完全有责任为这样的有志者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创造更好的活动天地。于是，他率先对在坐的教职员和学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毛泽东同学讲得好哇！我们中国孱弱不堪，数十年遭受外侮，这与国民素质太差不无关系。老百姓不识字，无知识，多是愚昧之辈，哪有能力保护国家呢？要提高国民素质，加强国力，尚须靠我辈学人不懈努力！所以，对毛泽东同学的提议我是完全的同意，并将为之不遗余力！”方维夏一席恳切的话语，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当即形成决议：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主办工人夜学。

　　办学决定一经形成，毛泽东马上着手组织准备。10月30日，他用白话文起草了一份《工人夜学招生广告》。广告运用生动而通俗的语言，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

　　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方维夏是最先看到这份广告的人。毛泽东将《夜学招生广告》草拟好后，用毛笔誊写了一遍，送给老师修改润色。读着这平白如话、通俗易懂的招生广告，透过这篇短短四百多字，他看到的是毛泽东那一片为因贫困而失学的工人兄弟排忧解难的火热心肠！

　　这则广告，由方维夏主持的宏文图书社印刷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就带着它挨家挨户去动员。那些失学的工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中国工人自从诞生之日起，何曾见过来自读书人如此亲切和诚挚的关心？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多人来报名，后来又增加到三百多人，而且还有许多人要求增报。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时，把它形容为“如嗷嗷之待哺也”。

　　经过方维夏的精心组织和毛泽东及有关同学的认真筹备，工人夜学正式开学了！11月9日晚，方维夏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对《上课说明书》

　　逐条作了解释。方维夏在致辞中满腔热忱地赞扬了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热烈欢迎失学工友进夜校学习，要求担任夜学教师的一师师生，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努力办好夜学，希望通过主办工人夜学，增强学生与劳工的联系，清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鸿沟。

　　为了办好夜学，也为方维夏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认真探讨教学方法，对关于教学质量的大小事情都想得十分周到和妥贴，而且做到事无巨细，每必亲躬。

　　这年年底，一师放寒假，夜校第一期也随之结束。12月24日，方维夏和毛泽东召开夜校工作总结会，宴请所有义务参加夜学教育的一师师生，以致答谢。同时，对那些认真学习，成绩突出的学员，给予了奖励，以示鼓励。

　　1918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按照方维夏的意思，毛泽东兼任夜校“管理”职务，统筹举办工人夜学事宜。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毛泽东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了一师夜校开办的情况和经验，文章于3月19日在该报发表，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内容具体、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在长沙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数月以后，毛泽东这一届学生毕业离校，他同方维夏共同举办工人夜学的这段色彩缤纷的生活也告结束。但是，工人夜学这株经进步师生共同培植起来的新苗，却依然在茁壮成长。

　　举办工人夜学，是方维夏和毛泽东师生之间的一次成功合作。从客观上讲，方维夏这位当时的湖南省现补议员，要想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通过举办工人夜学这一举措，推行自己“民本教育”的构想，就无可选择地要依靠毛泽东这样的既有远大抱负又有实干精神的热血青年协助；而从另一角度讲，如果不是方维夏这样的好老师对毛泽东组织才干的赏识，对他主办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的全力支持，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扶助，提供极大便利的话，毛泽东就不可能在学生时代找到一个最初从事社会活动的舞台。通过举办工人夜学，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开始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学中的“毛先生”，将他视为好老师、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人物互选”是一师根据“校章”而举办的一项全校性活动，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学业和操行，促使学生向上，培养选拔人才。

　　这次活动由学监主任方维夏具体组织实施。选举内容包括德、智、体三方面，选举办法是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只能选一人，被选对象不限于本班，但票中列举的项目必须名实相符。

　　为了引导这一活动健康地开展，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给全校学生树立学习的楷模，方维夏在选举前曾亲临各班，向师生宣讲开展“人物互选”的意义和目的，表扬毛泽东、周世钊等优秀学生的事迹，希望各班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下，评选出像他们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

　　方维夏这样做，绝不是偏爱毛泽东，而是出自于对这个学生的深刻了解。的确，在一师学生眼里，毛泽东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渊博的学识，顽强的意志，探求宇宙、社会、人生真理的执着精神，以及非凡的胆识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使之在师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被誉为“特殊学生”、“奇才”、“伟器”。

　　对于这样一位品学皆优、有口皆碑的好学生，方维夏怎么不希望通过由他亲自主持的“人物互选”这一具有“民意测验”性质的活动，使其让更多的学生所了解、来学习呢？

　　毛泽东终未辜负老师的愿望，“人物互选”的结果表明，他不愧为一师最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这次全校11个班，400余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中，毛泽东得49票，名列当选为新闻人物的34人之首。其他当选者只有德、智、体三项中的一项或二项达标，唯独毛泽东三项都很拔尖。在德、智、体三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也是他票数最全，按考察内容他独得六项优秀，其中“语言”、“敦品”两项为全校之冠，“胆识”一项为他所独有。

　　总评时，方维夏综合全体师生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了几条精到的评语。具体内容是：敦品为“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屏外诱”，自治为“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文学为“长于国文词章”；言语为“长于演讲，论辩应对”；才具为“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为“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从上述评语中，可见方维夏对毛泽东的器重与褒奖。

　　1918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他在那里长达五年半的学习。

　　一年多以后，身为省议员的方维夏，被新任湖南省长谭延聘任为省教育司长，也告别了第一师范。

　　此间，毛泽东为探求真理曾两度进京和赴沪，同方维夏有过一个时期的小别。1920年秋，他出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又得以时常聆教于老师的门下。这期间，作为全省教育主管官员的方维夏，在工作上给予毛泽东许多指导与支持；而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陈独秀这些马克思主义播种者的熏陶，已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人生信仰，并开始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老师方维夏，从而形成了他们之间日后那种既为师生、又是战友的特殊关系。

　　1920年7月，毛泽东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湖南“驱张运动”的影响，深感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必须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因此，他筹划创办一个以推销马列主义书籍、报刊为主的书社。在一次去省教育司看望方维夏时，毛泽东谈了创办书社的想法，方维夏听后极为赞赏，表示愿意领衔联络长沙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参与集资，保证书社如期开办。他们还一起商定了创办书社的具体事宜，将书社定名为“文化书社”。

　　为了向社会宣传文化书社，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文化书社缘起》的文章，经方维夏推荐，先后在湖南数家报纸上发表。毛泽东在文中用生动的语言写道：“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会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8月中旬，文化书社正式开业了。10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方维夏和参与投资的湖南各界知名人士姜济寰、朱剑凡、易培基等三十余人，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书社特别交涉员，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担任经理。

　　在方维夏等社会名流的扶持和毛泽东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文化书社的发展十分迅速。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家。省外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其中与恽代英等办的利群书社的联系甚为密切。通过这条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大量进步书刊源源不断地流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城市。后来，书社业务日趋发达，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丛书，更是大量推销到湖南及全国各地，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建党后，文化书社及其平江、浏阳、衡阳、宁乡、武冈、宝庆、溆甫等七个分社，又承担了提供秘密集会和联络的场所、周转革命活动经费、培养革命干部的作用。1927年“马日事变”后，文化书社被何健等新军阀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发扬光大。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按照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意见，学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积极筹备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了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同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彭璜等人商议：借助方维夏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联络部分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得到了方维夏的热烈响应和全力支持。1920年8月22日，方维夏出面借用长沙县知事公署的会议室，召开了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议，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和湖南长沙县知事姜济寰、省教育司司长方维夏、一师校长易培基等湖南政界、学界名人聚集一堂，共商创设该会的大计。经过一番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形成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确立“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员赴俄从事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推举毛泽东、何叔衡、包道平等人为筹备员，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俄罗斯研究会终于宣告成立。9月16日，在文化书社举行成立大会，方维夏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任书记干事。

　　在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进步活动中，方维夏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信念也开始了根本转变。1924年，已届天命之年，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由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根本转折。

　　方维夏入党后，党组织鉴于他在湖南的名望和与国民党元老、原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过从甚密的情况，派他进入湘军担任政训部主任，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秋，方维夏投身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参加了进军江西、攻打南昌的战斗。

　　1935年春，方维夏率领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到湖南开辟游击区，与湘东地方游击武装一起坚持革命斗争。不久，蔡会文率领从中央根据地突围的部分红军战士转移到湘南，与方维夏的部队会师八面山，建立了八面山游击根据地，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边特委，方维夏担任宣传部长。同年10月，游击支队被敌人围困，蔡会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方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遭到他的痛斥。最后，敌人下了毒手……

　　方维夏英雄就义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的毛泽东那里。闻讯后，毛泽东不禁悲泪长流，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说道：“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力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呀！”

　　是的，方维夏的一生无愧于他的学生——伟人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      
二十、“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毛泽东和王立庵 初进第一师范时的毛泽东，在当时的学校当局眼里，是一个好与“坏”都很突出、优与差同样明显的“复杂型”学生——他是个志向远大，品行端正的学生，但有时又是个不服管理，难以约束的“刺头”；他从早到晚读书不休，是个发奋踔厉的“苦读生”，但有些课又懒得去听讲，因而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的后面……他是一名颇有争议的学生。

　　碰上这种情况，最难办的是任课老师。这不，这样棘手的事，偏偏让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的数学教师王立庵撞着了！

　　在一师，毛泽东的国文成绩突出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那一手兰亭体小楷和作文，更是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王立庵的同事和邻居、八班的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就经常在他面前念叨：毛润之是他任教数十年来仅见的好学生。袁先生特别欣赏毛泽东那种勤学苦练的读书精神，称赞他“大有颜子箪瓢与范公画粥之风，犹如车胤、孙康转世。”袁仲谦是和毛泽东一同从四师转到一师来的，又一直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的话自然很有权威性。王立庵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讲自己的得意门生，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也为自己任教的班级里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高兴。

　　可是，时间一长，王立庵便对袁先生的话“不敢恭维”了。这个毛泽东真叫他感到有些失望，几次数学测试成绩都很不理想，有一次还不足60分，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王先生原以为，毛泽东是逻辑思维不发达，对有些严密的数学问题弄不懂。他想，做学生的谁不想考好成绩呢？既然确实成绩上不来，只好慢慢给他“吃小灶”，逐步提高罢了。

　　但是，王立庵后来发现，影响毛泽东数学成绩的，不是智商，而是学习态度——他学数学很不用心，常常把他喜爱的书籍，如《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等带到课堂去看，你讲你的，他看他的。还有几回，他干脆不来课堂听讲，让同学周世钊代为请假，说是“病了”。

　　一次，王立庵信以为真，特地来到学生寝室去看毛泽东，见他不在。恰好碰上一位值班的教师，一打听得知他到自修室去了。当时，正是1915年的初春，外面飘起了冷飕飕的麻风细雨，王先生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第八班自修室。自修室冷清清、空荡荡的，毛泽东就坐在临窗的那张桌子面前，正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什么书，只见他读到精要处，还打开笔记本，认真地摘录起来……

　　王立庵在一师教师中，是有名的宽厚人，有时甚至厚道得有些婆婆他*的。但他又是公认的有见地的“明白人”，教学生也极负责任，从不马虎和敷衍塞责。此刻，他窥见了毛泽东请病假的“秘密”，不免对毛泽东蒙哄老师的行为有些生气，呼吸也粗重起来。

　　毛泽东感到背后有喘息声，他转头一看，原来是王立庵先生，只见他面色微红，表情严肃，默默地站在旁边。毛泽东急忙站起来打招呼：“王先生！”“嗯！”王立庵情绪平静了些，他略带笑容地说：“润之，听说你生病，我来看看。”见毛泽东一窘，他紧接着关切地轻声询问：“好些了吗？”“先生……”王立庵好像明白学生要说什么，忙用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坐下吧！”他对毛泽东说。毛泽东没有坐，仍旧恭恭敬敬地站着，似乎是等待着先生的训斥。王立庵只好移过一张凳子，自己先坐下来，然后默默地打量着毛泽东。只见他身穿青色斜纹布学生装，里面没有棉衣，显得十分单薄，一双手冻得红红的，手背上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口子。看到这里，一股难以抑制的怜爱之情，突然涌上王立庵的心头。“天气这般寒冷，毛泽东仍能独自一人专心在自修室读书，看来他绝非那种懒惰的学生！”王立庵暗自琢磨，“可是，今天称病不上数学课又作何解释呢？”他又自问道。

　　王立庵那温和善良的目光，又移到自修桌上。

　　毛泽东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书，一副笔砚，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的字还墨迹未干。他问道：“你在看什么书？可以让我看看吗？”毛泽东点点头，连忙把那本书和自己的笔记本一起拿过来，交给了王先生。

　　王立庵接过来一看，那本书是《读史方舆纪要》，他只看了一下封面便放在一边，倒是十分注意地看那本读书笔记。那是一个九行的直线本，扉页的正中间，用端庄俊逸的“兰亭体”竖写了《讲堂录》三个大字，内容一部分是听国文和修身课的笔记，一部分是毛泽东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者叫“随感录”。笔记的范围相当广泛，大都属于文学、历史、哲学的范畴。从这个笔记本看，毛泽东把注意力摆在社会科学方面，而对于自然科学，却不很重视。

　　看到这里，王立庵轻轻地合上了笔记，又重望着毛泽东，望了好久，以致毛泽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实话，王立庵的思想是矛盾和复杂的，他不得不承认袁仲谦老夫子识人的眼力，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勤勉好学的学生；但他又对今天发生的事感到恼火，毛泽东这样不重视数学的学习，不要说与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章程不相符合，就是以适用的观点来看，这对他将来走上社会，从事教育职业也是有碍的。对这样的事情，王立庵觉得不能任其下去，他决意要“敲打”对方一下。不过按他的一贯作风来讲，他不愿对学生疾言厉色，而总是循循诱导。他想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说得明白的，必须好好跟学生谈谈。他从大襟里面掏出怀表看了看说：“润之，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讲一堂课。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讨论一下，下星期天我在家里等你，你看行吗？”

　　毛泽东知道王立庵住在“李氏芋园”，就在袁仲谦先生的隔壁，而他是常去袁先生家请教学问的。于是，便点头答应说：“好的，届时我一定来。”

　　自从那天毛泽东称病不上数学课的事发生后，王立庵的心情一直不很平静。他想做做毛泽东的工作，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心里底数不足。他想全面摸一摸毛泽东的学习情况，听听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后再说。

　　正好，第二天下午，学校举行教务工作会议。散会后，王立庵个别征询了一下英语和美术课两位任课老师对毛泽东的看法。英语老师反映，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还是重视的，只是他地方口音太重，发音不太准确，口语的成绩受到影响，但据说他经常利用早上的时间在练习。美术课老师则说：毛泽东根本就对美术课没兴趣，更谈不上重视这门功课。让他画画，他总是一挥而就，画个椭圆形，说是学“达·芬奇画蛋”；画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个半圆，说是表现“半壁见海日”，往先生那里一交了事……

　　听了两位任课老师的情况介绍以后，王立庵感到心情沉重起来，看来毛泽东偏科的毛病十分突出，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程度。不然，将来很可能影响他顺利毕业和谋职。作为他的老师，有责任帮他指出缺点，在关键的时候给他引引路。想到这里，他加快步伐往第八班教室走去——他要再找几位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同学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毛泽东平时的学习情况，摸清他的思想脉搏，以便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来到八班教室，他让人叫出周世钊，周世钊胆子较小，见王立庵先生找他，以为是昨天帮毛泽东请“病”假的事被先生怪罪，早已急得脸色通红。他对王立庵解释说：“王先生，昨天的事是润之让我那样跟您说的……”“元，昨天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问一问润之平时的学习情况，比如，他平时都干些什么，爱看些什么书，等等。你来跟我说说好吗？”说着，他把周世钊带到他的办公室。

　　见先生毫无责备他的意思，周世钊感到轻松了些。他平时同毛泽东关系最要好，听老师找自己了解毛泽东的情况，便不失时机地为好朋友说话：“王先生，毛泽东绝非那种贪闲偷懒之人，昨天的事确实是出自偶然。若论他平时的学习劲头，那可是我辈望尘莫及的呵！”

　　“毛泽东最喜欢些什么课程呢？他平时抽出这么多时间，都读些什么书呢？”王立庵问周世钊。

　　“他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现在又开始研究哲学。他爱读的书很多，主要是古籍，从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和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认真研读过。他读过的书，我这一辈子怕也是看不完的！”

　　“元，你可知道：毛润之对学习有些课程——比如说数学的基本态度？”王立庵又委婉地问。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周世钊思考一下，接着说：“不过，润之说过，我们学校的课程太多，内容繁杂，主次不分，学与用脱节，教学方法也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了，常常把人累得疲于奔命，然而对所学的许多课程却是一知半解。因此，他说学校的课程设置像杂货摊。”

　　“杂货摊？！”王立庵觉得又新鲜又诧异，一个低年级师范生，竟然对学校教育体制这样重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尖刻而又形象的比喻，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事，大概只有这个毛泽东，才能做到这一点。

　　王立庵陷入了沉思。反差，巨大的反差——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取的不同态度；老师和同学们对他褒贬不一的品评；还有自己在昨天看到的那个既称病不上课，而又不畏寒冷躲到自修室认真读书的判若两人的毛泽东……这一切形成的反差是那样强烈，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可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可是，什么是形成这些反差的真正原因呢？王立庵冥思苦想着。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确不失为一个严于律己、敦品力学的学生，以自己数十年教学和做人的经验观之，像他这样的人，每干一件事总是会深思熟虑的。他既然放弃对自然科学的钻研，而专攻文、史、哲，那么总是有着深层的原因的。这个原因看来不是别的，只能是他树立的志向和选择的奋斗目标与现今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旦这种矛盾冲突尖锐化时，有着特殊性格的毛泽东，只能是摒弃一切羁绊，向他认准的目标迈进。

　　想到这里，王立庵感到自己总算摸着毛泽东的“脉”了。但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谜只有等毛泽东本人来解了。于是，便对周世钊说：“元，时候不早了，你去吧！”“好的。”周世钊起身向先生告辞。

　　送走了周世钊以后，王立庵伸了伸腰，作了个深呼吸，他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

　　早晨的芋园，显得特别幽静。先生们忙了一个星期的教学，难得有这么个歇息的机会。毛泽东怕打扰了王立庵先生，在花园里的水池边看了一会儿书，然后才来到王先生家。

　　王立庵也起得很早，他正在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着毛泽东。见他来了，忙把他迎进书房里面。

　　毛泽东趁王立庵正在泡茶的机会，打量起书房的布置来，书房里除北面墙挂了一幅山水画外，东西两堵墙壁，被一排落地大书柜遮住了，玻璃橱内，摆满了许多数理化书籍，也有不少厚厚的线装古书，还有些外文书。毛泽东早就听人讲，王先生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不仅对数理化精通，就是对文学和历史也有研究，被一些老师谓之“通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润之，”王立庵给毛泽东倒上一杯茶，打开了话题：“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学习问题。以我近日观之，你读书的兴趣，是不是太偏重于文科了呢，对于其他学科，你钻研得怎么样呀？”

　　毛泽东抬头望着王先生，只见他穿一件青洋布面料棉长袍，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宽阔的前额上爬满了许多皱纹，清瘦的脸庞上挂着和蔼而慈祥的微笑，使人一见面便有一种亲切和崇敬的感觉。此刻，他正用敦厚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等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顿时消除了拘谨，坦率地承认说：“王先生，我是在注意研究社会科学。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一定要从哲学和教育学入手，先改变天下的民心，再才能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用别的办法，是徒劳无功的。”

　　“你说的道理很对！社会科学是得下苦功钻研，但数学、图画等课也很重要呀！你想过没有，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什么都要懂一点，将来毕业出去了，如果某个学校只请得起一个教师，那么，数学、图画这些课还开不开呢？若是开这些课，你不会，岂不误人子弟！若不开这些课，别人又怎么能聘用你呢？”

　　“是的，先生！师范学校的学生，一出去就要当小学教师，大概是什么都要懂一点。正因为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繁杂，将近30门学科，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的流逝，实在令人心痛啊！”

　　王立庵听了，心里怔了一下，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学生：“是这样吗？润之！你想过没有，现在已进入20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复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呀！听说你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社会改革，可是又非常精通生物的进化……”

　　王立庵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毛泽东的心上，他感叹着说：“先生，我知道自然科学很要紧，可是，我以前读的是孔夫子，如今年龄大了，学不进数理化了……”

　　“啊？”王立庵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你有多大年纪呀！”“已经21岁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王立庵又好气又好笑：“年方二十就以‘年龄大’自居？！古人是怎么说的？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教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孔子讲‘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提倡世人都要待到老之将至再去学习，无非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因早年迷误，学习上起步较迟，这并不可怕；只要中晚年渐渐明白读书学习的道理，不放松不自弃，尔后奋起直追，终会大器晚成，有所作为的。正所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看看你吧，刚到婚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呢……”

　　王立庵的话掷地有声，余音萦绕在耳，使毛泽东感到心头一震。他思忖：先生说的是极对的，可自己心里的话也得向先生讲一讲，相互沟通沟通，或许能找到契合点。

　　于是，毛泽东恳切地说：“先生，我也晓得二十多岁年富力强，精神专一，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可是，我又总在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我们这一代人，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衰微。人的生命有限啊！已经过去了21年，还有几个21年呢？不能再白白地浪费青春了。难道说，要待到腰弯背驼时，再来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吗？！”说到此处，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了。

　　王立庵被强烈震动了！他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肺腑之言，心情实在不能平静。他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半晌没有说话。他想：毛泽东已有凌云壮志，他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要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不能拿寻常的教学模式限制他，而应该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否则，便扼杀了一个人才。想到这里，他真诚地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虽是你的先生，看来还没有真正了解你。你应该有你的选择，别人不能苛求于你，只要是认准了的路，你就坚决走下去吧！”

　　“先生……”毛泽东没想到王立庵这样理解和支持他，而且态度又是这般恳切，心里很是感激。

　　他怎能不感激呢！？说心里话，他太需要理解与支持了。在第一师范，既有一批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先生，也有一些比较保守，苛求于人的先生。他毛泽东平素听到的不是溢美之言，便是尖酸刻薄之辞，有的夸他是“异材”，有的说他是“怪人”，甚至还有的因他常常有违校规，视之为“害群之马”，“毫无可塑之望”，建议学校开除他！相比之下，像王先生这样既有逆耳忠言，又是真正爱护他的老师，实在不可多得。当今之世，捞薪水、混日子的老师比比皆是，有几多像王先生这样真心诚意地为学生的学业着想，为学生的前途设计的呢？也是他毛泽东三生有幸，求学以来总是遇上这样些好老师、好人！自己如不努力钻研文化知识，力争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有何面目对老师呢？！王立庵手抚毛泽东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一个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在你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就应另当别论。老实说，一师的课程的确太繁杂了；论深浅程度，也只适合于十几岁的少年。你今年21岁了，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你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可以专攻一门了。有些课程对你来说，显然是不重要的。而专门研究社会科学，探索宇宙之大本大源，却是十分必要的。从现在开始，赶快加紧努力吧，再也不要延误了。有什么难处，我当竭尽所能帮助你！”

　　毛泽东感到心头一热，他向王立庵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先生！”

　　光阴似箭，春去夏来。1915年的上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

　　“布告栏”里贴出一则消息：各班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毛泽东收拾停当之后，去邀家住湘乡的学友萧子升一道回家。萧子升告诉他，已决定不回家了。当毛泽东了解到萧子升留校是为了补习代数、几何、英语等课程的意图后，也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决定留在学校，一方面自修—下哲学，同时也请数学教员王立庵给自己补补数学课。

　　在校长的准许下，毛泽东和萧子升及同班同学陈昌，一起留在学校。毛泽东把留校的事和补习数学的想法告诉了王立庵，王先生很是欣喜。他对毛泽东说：“润之，来补习吧！正好我假期闲着呢。”

　　这以后，毛泽东每天早晚在学校读书，上午和下午便来到“李氏芋园”听王先生讲数学课，中午就在王家吃午饭。

　　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每天往返于一师和“李氏芋园”之间，要走很远的路程，很是辛苦，加之天气炎热，既吃不好，又睡不安，就和同事黎锦熙商量，让毛泽东和陈昌一起搬到“李氏芋园”的《公言》杂志社内寄宿。这个暑期，毛泽东在“李氏芋园”住了两个多月，直到新学期快要开学时，才在王先生的安排下，回韶山去看望父母和弟妹。

　　在这些日子里，王立庵先生每日不辞劳苦，尽心尽意给毛泽东辅导，补上了平时掉下的数学课。王先生还把一个由他亲手抄满数学公式和定律的本子送给毛泽东，帮助他学好这门功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按计划读完了自己选定的哲学书，并且在王先生这里借阅了大量书籍。

　　这次补课，毛泽东感到收获颇丰，除了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和巩固了已学过的旧知识外，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受益。王立庵先生以他对自然科学的炽烈热爱，给毛泽东补上了一课，使之真正认识到了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这段时间，王先生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关系密切。但他并未因此忽略对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教育与熏陶，以及放松对他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检查督促。相反，越是深入了解毛泽东济世救民的宏图大志，王立庵越是要求他一定要设法补上自然科学这—课，以求学以致用。王先生利用补课期间师生过从甚密的机会，反复向毛泽东阐明这样一些观点——无论求学或办事，都必须打好基础，盖房子要挖很深的基脚，做学问要汲取各家之长，根深才能叶茂，源远而后流长。如今已进入20世纪，这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的相互关联越来越精密细致了，只靠某一门类的知识，无法掌握全局的，一件大事，要靠众人来做，不能孤军奋战，不能单枪匹马。王安石变法，本是一件好事，可只凭一己之意，不设法联合各方势力，结果还是失败了。知识是联系同志，集合群体的纽带，对于某种知识的共同兴趣，可以导致感情的联结、思想的共鸣。隔行如隔山，干大事业的人如果知识单一，往往会因此而失去方方面面的朋友。因此，文化知识上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事业的牢固基础——思想的基础、智能的基础、团体的基础……

　　这次补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终生念念不忘。虽然，这以后由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使然，他终没有很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也说不上是个有很深素养的人。但观其一生，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毛泽东对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他表现了浓烈的兴趣，在有的方面还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譬如，在1921年“新民学会”成员举行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就曾订下过“三十岁以内设法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的自学计划；1941年，他在给赴苏留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1964年，他在多年来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进行精深钻研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物理学领域探索基本粒子的深层次结构，“找到了开门的钥匙。”鉴于这一杰出贡献，1977年——毛泽东辞世已近一年之际，在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但它充分表示了一个“世界级”科学家，对一个政治家的深刻见解及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早已作古的王立庵先生，在他当年为毛泽东补习自然科学的时候，是否可知他的学生将来会获此殊荣呢？

　　当年，王立庵先生曾给予“偏科”的毛泽东以深深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毛泽东一直是感激不尽。

　　毛泽东忘不了王先生对他的教育之恩。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与著名作家、当年的同窗好友萧三叙旧时，还激动地谈到他在一师曾和萧三的二哥萧子升暑假留校自学及到王立庵先生家补习数学的事，并以他特有的习惯语言，称王先生“是个明白人”、“好人”，“他是个知人善教的好老师！”

　　解放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先生的消息。当得知老师已经仙逝以后，为之深深惋惜。1950年5月，王立庵的儿媳、无锡师范学校附小教师吴启瑞，给毛泽东写下一封书信，一方面向毛泽东致意，一方面告知家庭生活困难情形。毛泽东收信后，于7月19日给吴启瑞写了亲笔回信，对她家生活困难的情况给予关怀、并帮她解决小孩入学的实际问题。

　　此后不久，吴启瑞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关心，并对他表示衷心感谢。看到老师的后代生活有了保障，毛泽东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二十一、表兄·挚友·恩师——毛泽东和王季范  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首都北京秋高气爽，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景象。

　　一辆轿车驶进新华门，直抵中南海丰泽园门前停稳。

　　身边工作人员向躺在床上看书的毛泽东报告：“主席，你请来的客人已经到了！”毛泽东闻讯，连忙放下手中的线装书，三步并作两步走出书房，迎到门口。他边走边情不自禁地用湖南湘乡话喊道：“九哥，九哥，你来哒！”

　　这时，从轿车里走下一位约摸六十来岁的老人来，他中等身材，精神饱满，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戴一副博士镜，颇具文人雅士风范。他听到毛泽东的喊声，急忙驻足望去——身材魁梧、红光满面的毛泽东正伸着两只大手，笑盈盈地向他走来。顿时，老人神情激动，热泪盈眶，哽咽着叫道：“润之，二十三弟……”然后，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摄影师按动快门，记下了这动人的场面……

　　当日，一向节俭的毛泽东，吩咐生活秘书让食堂预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这位他称作“九哥”的客人。宴席前，毛泽东特地把李敏、李讷等孩子叫到客厅与客人认识，他极富感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来认识认识，这是从老家来的稀客，是你们的表伯父，也是我的老师！”他还握着客人的手，向夫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

　　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九哥”，并尊敬有加的人，就是王季范。

　　王季范，字邦模，生于1884年11月，湖南湘乡人，是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泽东是亲姨表兄弟。他既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又是交谊甚深的挚友。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都尊称他“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在那蓄才聚能的求学岁月里，毛泽东不仅曾在生活上得到这位表兄的关怀照顾，在学业上得到这位良师的悉心指导，而且在思想观念的形成上也受到王季范的深刻影响。因之，人们有理由确信毛泽东的话，这是他与王季范之间那种特殊的兄弟之情、朋友之情和师生之情的真实反映！

　　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嫁给了湘乡士绅王文生。生有二子，长子王星臣，次子王季范。那时，毛泽东的外婆家是湘乡农村数得上的殷实人家，家里开办有私塾，由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任教。王文生和文六妹为了使孩子的将来有所出息，就先后让星臣和季范住在外婆家，并到唐家土乇私塾从师文正莹，接受启蒙教育。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两岁多便寄养在外婆家，在这个大家庭里，他和王氏兄弟同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老人将他们与自己的孙子们排行并列，王季范排行第九，毛泽东排行二十三，他们常常食同桌、寝同床，宛若亲生兄弟。

　　王季范从小聪明伶俐，在八舅文正莹的严格要求和督导下，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对古代诗词有极深的爱好。当时，毛泽东年纪很小，表哥们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野外去抓蚱蜢，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外婆怕他出事，就让文正莹的三子文南松和王季范把这个淘气的小表弟带到私塾玩耍。渐渐地，毛泽东对读书识字发生了兴趣，成了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毛泽东竟能够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囫囵吞枣地背下来。见表弟的读书天份极好，酷爱学习的王季范欣喜万分。他不仅在课堂上教毛泽东读书识字，还常常利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教毛泽东背诵古代诗词，使尚未正式跨入学堂的毛泽东获得了最初的文化知识教育。

　　王季范除了教毛泽东学习文化外，还经常带着表弟到龙头山上去采山菜，摘野果，帮助舅父喂猪、放牛、拾粪，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在外公外婆和舅父舅妈眼里，他俩在众多的小辈人中，是最懂事的、最招人喜爱的孩子。

　　在学习和劳动之余，像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他们最舒心的还是玩耍。那时候，每逢天晴月朗的夜晚，王季范、毛泽东和唐家土乇的表兄弟们，便聚集在门前的打谷场上尽情地戏嬉。其中最有趣的是“攻城门”的游戏，十几个小伙伴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由王季范提头：“城门城门几多高——”众人应道：“万丈高！”王季范：“么事马——”众人：“白马！”王季范又提问：“么事刀——”众人答：“关刀！”王季范：“么事柄——”众人：“栗树柄！”王季范：“打开城门将军进！”就和文南松用手臂架起一道“城门”，毛泽东等小兄弟一个个从城门里进入圆圈，又开始新的一轮游戏。

　　夏秋季节，他们还相邀一起到门前田畈里去抓青蛙，捉蜻蜓。玩到忘形处，抓起田泥做泥人，毛泽东等年龄小的都是些淘气包，常常用脚踹坏了大哥哥们精心做好的泥人、泥兽，惹恼了就用泥团去砸他们，这样便又往往引发出一场“泥仗”。一次，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见儿子久不回家，便提了些自产的时鲜水果到岳母家去看儿子。刚下龙头山，过八斗坳田畈，就见一群伢子在打泥仗。说来也巧，毛泽东正捏着一团泥追打王季范，却不料不偏不倚正砸在父亲的脑门上。毛贻昌十分气恼，怪儿子只顾撒野，不做些识文断字的正经事。盛怒之下，左手提了篮子，右手夹着毛泽东来到唐家土乇，当着岳父岳母的面把儿子痛打了一顿，心疼得外婆直掉眼泪。后来，还是王季范出面向姨父求情，说表弟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一起到八舅的私塾里去耍，也学到了不少诗文。说着，当面要表弟毛泽东背一遍《百家姓》给姨父听。毛贻昌听完，转怒为喜，他觉得儿子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书中之事，看来确实比在韶山冲有了许多长进。一向对孩子刻板的他，竟把儿子高兴地举过头顶。当听说这些书都是王季范教的时，着实把他夸奖了一番。

　　1898年，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病逝，七舅和八舅分家析产单独过日子，文家这个三世同堂、数十口人丁的大家庭，一下子就散了。当时，王季范渐渐长大，这年夏天他考取了东山书院，于是便离开唐家土乇外婆家，告别毛泽东，到学校读书去了。临行的头一天，王季范将自己已读过的书清理好，把它送给了毛泽东。他叮嘱表弟：要听外婆和七舅、八舅的话，好好读书习字，长大做个人上之人。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毛泽东搀着外婆的手，送了表哥一程又一程，直到坳口的那棵大松树下……

　　1902年春，毛泽东也告别了生活数年的唐家

　　土乇，回到了生身之地韶山，像表哥王季范那样开始上学读书了。但是，在唐家土乇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却令他念念不忘。

　　时光过得飞快，一转眼到了1910年盛夏时节。

　　这时，王季范已经考入湖南省长沙优等师范读书了。毛泽东呢？却正将陷入失学的困境之中。

　　毛泽东从9岁发蒙上学算起，先后进了7个私塾，拜了7个先生，总共读了6年书。前两年，父亲给他娶了一房妻室罗氏，加上家中缺乏劳动力，他曾辍学两年在家务农。后经堂兄毛宇居和李漱清先生的劝说，父亲才勉强让他重新进了学堂门。他先是在“法科生”毛岱钟那里学了几个月的“王法”，又到东茅塘“秀才二伯”门下读了半年古籍，父亲毛贻昌认为他没有多大长进，已打算让他不再上学，入秋后去湘潭一家米店学做生意。

　　听说父亲要送他到湘潭去做事，毛泽东心中不由有几分活动。他长到十几岁，还没有离开过家乡这块天地。早就听表哥王季范说，湘潭是个相当繁华的水陆码头，有一条几里长的大街，紧紧地依着湘江。江里有不少洋船，就像两层房子那么高，船是铁做的，可在水里却沉不下去。他真想即刻去看看百舸争流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城市……

　　想到眼前的境况，想到表哥王季范描述过的湘潭城，毛泽东不由想到王季范。他思忖：眼下正值暑期，在省城念书的表哥王季范也一定回到家乡。按以往的习惯，表哥回来后一定要到唐家

　　土乇看舅父舅母，并在这里避暑，我何不去唐家土乇会会他，把父亲要送他去湘潭当学徒的事告诉表哥和舅舅，请他们帮助拿主意呢？

　　十多里的山路，不用一个时辰便到了。自从外婆去年逝世以后，毛泽东到唐家土乇走动比从前稀疏多了，七舅、八舅和两位舅母对于外甥的到来，自然是格外高兴，王季范和八舅文正莹的次子文运昌，正好也从湘乡放暑假回到了唐家土乇，他们同毛泽东还是正月初拜年时会过面，此时别后重逢，更是十分欣喜。

　　常言道：“三个屠夫讲猪，三个秀才讲书。”两位表兄和毛泽东寒暄过后，王季范即关心起他读书的事，问他时下学堂开什么课，读何种书，功课可做得来？见表哥问到学习上的事，毛泽东就将谈话引到正题上来，把父亲要他到湘潭去当米店学徒的情况对表哥细说了，最后恳请舅舅和表哥帮助想办法。

　　听了毛泽东的话，一向文静的王季范不由生出几分激动，他不假思索地说：“姨父要你退学经商？那怎么行呢？你的天资比我们都高，荒废了岂不可惜！”

　　毛泽东叹息了一声，说：“书，我是想读的，不过我再也不想在韶山的学堂读了，也不想在韶山冲这块地方呆了！到外面去读书，又有哪里好落脚呢？”

　　王季范思考了一下说：“依我之见，以你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可以去报考湘潭、湘乡和长沙的新式学堂，只是去长沙远了些，花销也大，就怕姨父舍不得。湘潭、湘乡远近差不多，但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办得不错，早先是有名的东山书院，刚刚改成洋学堂的。我看就到东山学堂去读吧！”

　　文运昌接着说：“我们学堂是办得好哩！单是从东洋买回的物理化学仪器，就花费了几千两银子！润之，到湘乡去读书吧，我俩还有个照应呢！”

　　王季范和文运昌的一席话，极对毛泽东的心路，他本来就不愿弃学经商，只是慑于父亲的压力而不能自主。听了两位表哥的介绍，他终于下决心走出韶山，去投考“洋学堂”。但是，他深知父亲生性固执、专横，他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容人更改。要让外出求学的想法变成现实，还得做通父亲的工作。当毛泽东向王季范说出自己的打算和顾虑以后，王季范主张先取得两位舅舅的支持，只要他们出面做工作，姨父保准会说服的。主意已定，王季范就让文运昌去把七舅文正兴和八舅文正莹请到一起，待毛泽东介绍完情况后，他对两位舅舅说：“七舅、八舅！你们是看着润之长大的，他绝顶聪明，才华出众，四书、五经很有根底，如果再进洋学堂深造，只怕是前途无可限量哩！如今姨父要他弃学从商，岂不是耽误了润之一生一世的事！刚才我们同润之合计了一下，他想到东山学堂继续上学，这事还要请两位娘舅劳劳步，到韶山去跟姨父说合说合。”

　　王季范的话，入情入理。文正兴和文正莹听罢后，都不赞成妹夫的做法，表示支持外甥毛泽东继续读书，还当场表示抽空到韶山冲去一趟，说服毛贻昌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学堂学习。

　　几天以后，王季范和七舅、八舅来到韶山南岸.还请来了韶山的几位先生——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等，共同做毛贻昌的工作，大家众口一辞，说毛泽东天分好、会读书，只要不断深造，定会大有出息。毛贻昌怕拂了众人的好意，只好收回送子经商的成命，应允儿子到湘乡读书的要求。但是，一向守财的毛贻昌提出读书费用难以筹措的问题，他说：“各位亲朋劝我让石三读书，都是好心好意，我领大家的情！既然大家作了一半的主，我还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到城里去上学，要花很多的钱，我这穷家薄业的，怕是供不起哩！”

　　王季范听出姨父的话音，是意在向亲戚朋友请求资助，就连忙向毛贻昌说：“姨父，那不要紧！到东山学堂去读书，不要太多的钱，只要交一千五百文铜钱，连伙食都有了。至于说到其他的用度，侄儿我包下来了。”

　　毛贻昌知道王季范家境殷实，只要他开口，供个把人的学费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笑着朝王季范点了点头，不再吱声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后来，王季范果不食言，他节省家里给自己的每一个铜板，接济表弟毛泽东。湘乡市《文史资料》这样写道：“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的父亲守财、刻薄，舍不得给儿子支付昂贵的学费，是王季范慷慨解囊，一次就从家里拿出现大洋一百元。”

　　就这样，毛泽东在王季范等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走出了韶山这个闭塞的山村。

　　从1910年起，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六、七个月的书。这期间，王季范已经在湖南长沙优等师范毕业，受聘于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恰在这时，他得到毛泽东接受东山学校老师建议，有意到省城就读的消息，便给表弟捎信，促其尽快成行。次年春天，东山小学的教师贺岚岗先生奉调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毛泽东便和贺先生结伴而行到了长沙，在王季范和贺岚岗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初到省城长沙，人地两生，一文不名，如果不是表哥王季范充当他的保护人，将是寸步难行，正常的求学生活也将无法维持。

　　入学之初，毛泽东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交学费。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开办的学校，虽然学习费用较低，且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实行公费制，但由于毛泽东初来乍到，报名费和书本学杂费仍然数量可观。这一大笔钱，对于来自偏僻山区农家的毛泽东来讲，无疑是一大笔开支。为保证表弟按时入学上课，王季范向教务出具了欠据，保证40元学费从自己的薪水中逐月扣除。

　　学费问题解决了，还有住宿的困难。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人都是在省城长沙供职的湘乡籍人士的子弟，他们在城区内都有住处，因而校方没有给学生安排寄宿的地方。这样一来，像毛泽东这样远道而来的学生，只得自找住处了。当时，王季范的住房很窄，但还是腾出一间房给毛泽东住，而他和妻子、小孩则挤在一起。仅有的一张条桌，也是与毛泽东共用，每天晚上，他总是等表弟完成功课后，才开始批阅作业，直到夜深人静。与表兄相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知识有了大的长进。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稍后，四师与一师合并，他就转入一师读书。1915年，王季范受聘到一师任教，并担任学监。他们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交情自然更深了。

　　这个时期，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在经济上全力扶持，在学业上谆谆教诲，对他的进步活动也大力支持。当时，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因此，也常惹出一些“祸”来，多是王季范出面予以保护，他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如在1915年的那场著名的学潮中，毛泽东等人在一师发起了驱逐校长张干的运动，张干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后来，是王季范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校方施加压力，才使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

　　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几次被反动军阀追捕，都得到了王季范的救援掩护，帮他渡过了难关。

　　1925年8月，带病回故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遭到反动军阀赵恒惕围捕，韶山的共产党员事先得到情报，掩护他秘密转移到长沙。当晚，毛泽东潜往王季范家里，通报了自己遭赵恒惕通缉追捕的险情，要表哥帮他准备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盘缠，以作前往广州之用。还委托王季范设法通知韶山的夫人杨开慧，要他携孩子岸英、岸青随后前往广州。考虑到自己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为确保表弟的安全，王季范即将他护送到乐古道巷颜子庙的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安排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湘乡籍教师谭泮泉处住宿。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装扮成商人模样，由韶山地下党负责人庞叔侃和工人骨干周振岳护送，由株洲经衡阳，南下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前，曾专程与王季范告别，说他这次要出一趟远门。王季范没有料到，此次分手，彼此离别竟长达二十余年，直到1950年才在北京再见面。

　　毛泽东这次走后，一直音讯杳茫。在漫长的岁月里，王季范时常想念毛泽东，深为表弟的安危担忧。

　　直到十年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形成，王季范通过报纸的宣传和中共方面的友人所传递的信息，才陆续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原来，毛泽东自1927年离开长沙以后，即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在江西东南部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选为主席。此后，“朱毛”红军多次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4年10月，率部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2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表弟的音讯，王季范欣喜异常，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唐家土乇外婆家的表兄弟们，以解故乡亲人们对毛泽东的思念之苦。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王季范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益不满，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充满了无限向往。这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捎信到延安，给毛泽东带去了许多真诚的问候与祝福，也带去了一份份挚友情、兄弟爱。

　　后来，为了直接投身抗战，王季范几经周折，把唯一的爱子王德恒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身边。

　　那是1937年的深秋，王季范来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事、原一师范教师徐特立，要求办事处帮助儿子王德恒去延安。徐特立当即表示大力支持。数天以后，在徐特立的精心安排下，王德恒终于成行。他和几位进步青年一道先坐火车抵达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

　　毛泽东问王德恒：路上走了几天？回过湘乡老家没有？唐家土乇、韶山的情况晓不晓得？父母大人的身体好不好？日子过不过得去？王德恒一一作答。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父亲向我推荐了你，这是信任我哩！可是你晓不晓得，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窝窝头，二要住窑洞，三要挑柴背米，四不发饷银，比起长沙来苦得多呢！干革命不容易，你伢子有没有思想准备！”王德恒毫不犹豫地回答：“苦，我不怕！来时爸爸跟我说过，表叔为革命吃了好多的苦，他要我来延安跟表叔学习，为天下人的甜去吃苦！”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他对王德恒说：“你父亲的这些想法很好！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许多人的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前……”

　　经毛泽东同意，王德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中央组建“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德恒得知消息后，向表叔毛泽东提出参加南下支队的请求，毛泽东当即赞同他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接受对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44年初冬的一天，南下支队一万余人由王震将军率领，在延安飞机坪接受了毛泽东、朱德的检阅。王德恒告别了表叔，随大部队离开了延安，回到了湖南老家。在长沙，王德恒过家门而不入，即奔赴桃源地区开辟工作。不幸的是，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余岁。

　　王德恒南下，因为事关军事机密，毛泽东没有告诉表哥王季范。后来，王德恒在湖南牺牲，王季范也不知晓。

　　王季范得到儿子牺牲的噩耗，是在1950年的秋天。就在本文开头写到的那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亲自把这一撕心裂肠的消息报告给了表兄。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两眼垂泪，哽咽着对王季范说：“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难辞其咎哇……”当时，王季范已是六十多岁的人，老年丧子，其悲痛自不待言！但是，此时此刻他反倒显得极为平静。说心里话，自从他把儿子送到延安跟毛泽东干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有了奉献与牺牲的思想准备。现在，儿子既然已经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除了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外，还能有什么呢！想到这里，王季范竟安慰起表弟毛泽东来：“润之老弟，快莫这样讲！为了革命，你几十年东奔西忙，抛家不顾；为了革命，表弟媳开慧命丧黄泉，泽民二十四弟、泽覃二十六弟血染疆场，如今你又把岸英大侄儿送到了朝鲜战场……若论牺牲谁比你大！若论痛苦谁有你深！德恒以你做榜样，为天下人的幸福作牺牲，他当含笑九泉，家人亦为他光荣！”毛泽东闻言，稍觉心安，他恳切地对王季范说：“九哥你说的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也是你做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顺变，照护好他的一双儿女，有何难处，可直接找我！我们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这次会见之后，党和政府给了王季范很高的礼遇，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观礼。

　　解放初，王季范出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和省文史馆专员之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面对巨大的政治荣誉，王季范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觉得惟有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赖，才能对得起表弟毛泽东。

　　建国伊始，王季范经常向毛泽东致电致函，就国家政治抒发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诚挚而又中肯的意见，深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他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进忠言，献国策，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条治国方略，供毛泽东参考。在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中，他除了谨致问候和报告家乡情况外，还常常结合自己数十年来钻研经史所得到的感悟与启示，与毛泽东一起探讨安邦治国的谋略，希望表弟能够以史为镜，从中找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周期率”，并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摸索出一条建立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路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建国初期，王季范就提醒毛泽东注重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出现。

　　王季范的这些“国是谏言”，深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为了让这位贤达之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毛泽东同意，王季范于1952年被聘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并定居北京。从此，王季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他积极参政议政，从事调查研究，努力沟通民主人士与政府的关系，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牵线搭桥。

　　晚年王季范心目中的毛泽东，再不只是他昔日的学生、表弟和挚友，而是万民景仰的领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包括王季范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泽东的英明，从而由衷产生出一种对领袖人物的热爱与崇拜之情；而这种热爱与崇拜之情，又化作一种自觉的行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干革命，子子孙孙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走下去……

　　正是由这一崇高感情使然，王季范常常向孙儿孙女们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褒扬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业，要他们以表爷爷为楷模，像他那样修学和立身，做一个对于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1972年7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其时，年近八旬，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不已！

　　故人虽离去，记忆却长存。往事，犹如一幕幕电影，在毛泽东脑海里闪现。想当年，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九哥到韶山上屋场极力相劝，父亲才得以送他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想当年，他到省城求学时举目无亲，身无文分，是九哥给了他经济上的资助，感情上的慰藉，学业上的指点；想当年，他在长沙几次被反动派通缉追捕，是九哥千方百计给他以掩护、救援……。为了表示对表兄的哀悼，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地订做了一个花圈，在花圈的飘带上赫然写着这样几个字：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小小花圈，寓意深长。这是学生献给老师的一簇花；这是表弟捧给兄长的一掬情；这是人民领袖送给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礼！       
二十二、“欲栽大木拄长天”——毛泽东和杨昌济  1920年1月25日上午8时许，北京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内，响起一阵阵低的哀乐。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走上“悯忠台”上所设的灵坛，庄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稍顷，一位身材修长、颇具学者风度的青年走上祭坛，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堂正中的遗像三鞠躬后，哽咽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等29人联名发布的《治丧辞》。这位青年，就是率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驱逐湖南督军的毛泽东。他作为死者的学生，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敬慕和思念的逝者——著名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字华生，又名怀中，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板仓杨”。

　　板仓杨家，可谓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官，一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父亲杨书祥，字书樵；母亲向氏，平江县石洞人，其父出身进士，做过前清国子监学录，乃诗书世家。向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

　　杨昌济7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不幸的是，入学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也相继撒手归西，这给他的童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1888年，17岁的杨昌济与表妹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试，一举考上“秀才”。1890年应试举人不中，为生活计，开始在乡间教书。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藉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途。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有“秀才”底子，但染上鸦片烟瘾，长卧家中。杨昌济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要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苦闷、前途渺茫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著名革命党人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了一封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时代思潮的感召和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萌发了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农历2月初，他毅然告别了故土，离开了亲爱的妻儿，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行前他更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上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在弘文学院，杨昌济学习十分刻苦，成绩特别优秀，因而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顺利毕业，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后来，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极力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1912年夏，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3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也很留意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考察完毕，随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长沙。

　　杨昌济回国时，正值立宪派政客谭延督湘，谭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为网罗人才，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的落后，人才的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职业——当了一名学校教师。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在此期间，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情谊日渐加深。杨先生不仅以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衷心敬佩与爱戴。毛泽东日后称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一师任修身教师，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一师范继续学习。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千百计，但却对毛泽东尤其欣赏。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师，专门就一个普通学生的家世和履历写下一篇日记，已属少有；“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出自于一向严谨的杨昌济之口，则更为鲜见。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杨昌济对出身农家的学子毛泽东，是何等的看重！

　　杨昌济写下这样的一篇日记实非偶然，他的确十分器重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的慧眼，通过对毛泽东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顽强的意志，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独特的为学之道————他在不断的摸索和借鉴中，选定自己的学习目的是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真谛；他认识到学问在于勤学积累，因此严格要求自己刻苦攻读，持之以恒，成为一个“苦读生”；他拜师访友，求学问道，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求教，探讨问题，交流学习心得；他不动笔墨不看书，自觉养成独立思索的精神，在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博与专的相互关系上，均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更为可贵的是，他不读死书，而是不断地面向实践，立志读通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透过毛泽东个性中显示出来的许多极富特色的品质，杨昌济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堪称海内人才，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鼓励毛泽东以梁启超等湖南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此后不久，在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教室的墙壁正中央，杨昌济亲笔书写了一幅对联——“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以此抒发他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培养经国济世之才的激越情怀。

　　杨昌济如此喜欢自己的学生，那学生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呢？在后来给已赴北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师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师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那时，杨昌济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批青年学生，登门求教。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都是“板仓杨寓”的常客。

　　尤其是毛泽东，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是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种学习机会。在这里，他或请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解疑难问题，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了《论语类钞》等教学参考书，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将这些书籍和讲义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大家学习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囿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浏阳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天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等人没有回家，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这期间，杨昌济和他的学生们曾有过一次小别。那便是1915年夏季的那场学潮之后，杨昌济为抗议校方处分他喜爱的学生毛泽东的专横做法，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未在一师教课。但尽管这样，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中断。这年7月5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在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一扯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在一师时，给毛泽东以教诲和影响的老师很多，如徐特立、黎锦熙、袁仲谦、王立庵、方维夏、王季范等等。但是，对他影响最为直接、关系最为紧密的，当首推杨昌济老师。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文化知识的，又是思想人格的。对于毛泽东来说，杨先生诚如他后来赞叹的那样，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他的道德楷模。

　　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远。正像他自己所言的，“君子所泽，源远而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而立之年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杨昌济接受了宋明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有益成分；他又考察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杨昌济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因而，他的思想体系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杠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上，他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也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与国家的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非常积极的影响。

　　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炼。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服务于社会，不要谋官，不要混世，不要光为个人打算，真正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从此直至终年，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有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求新的真理。正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在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杨昌济极为注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以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以此为基点，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练方面，他做事勤勉，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

　　据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作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致谈论那些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也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治学上，杨昌济注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之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执著精神，在读书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近十载，但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借鉴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杨昌济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在学习精神上，杨昌济鼓励学生树立刻苦勤勉的学风，作日积月累的知识储蓄，做到久积成学，以久制胜。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给学生做出了样板。在一师执教时，尽管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勤奋读书、写作。即使是学生来家请教学问，待解答完各种难题送走学生之后，他仍要挑灯夜战，读写一阵子方才罢休。就是靠这股钻劲和挤劲，他编写出版了《论语类钞》、《教育学讲义》和《儿童侦探》等著述。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伦理学之根本问题》和《西洋伦理学史》。

　　向老师学习，毛泽东也成为刻苦治学的范例。他在一师读书的几年中，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在一本不很厚的《伦理学原理》的书上，他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评语。在他最喜欢读的《韩昌黎全集》中，圈点、考订、批评和称赞，朱墨纷呈，琳琅满目。因此，他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苦读生”。

　　此外，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

　　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习惯直接影响学生，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杨昌济成功的、也是非凡之处。如果说，在教育人、培养人的过程中，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的话，那么，杨昌济确是一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以师示范，言传身教的良师。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杨昌济关于“三育并举”、“身心并完”的教育思想以及大力提倡体育活动的做法，很对毛泽东的心路，因之深受他的欢迎和赞同。

　　师法杨昌济先生，毛泽东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经过数年的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从一师范的情况看，校方虽然注意体育工作，但存在“锦标主义”，单纯追求运动成绩，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目的，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垮了。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便有七名同学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以此尖锐批评学校当局对于体育只重形式、不讲实效的弊端，同时也在于唤醒全校师生吸取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惨痛教训，提高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这以后，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以使学校教育真正做到“三育并举”，进而达到不仅个人“身心并完”、整个民族亦当“身心并完”的理想境界。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通过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受到杨先生的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掌故，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七千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春光明媚、草木生辉的日子。在岳麓山氵荣市湾蔡和森的家，聚集着十多位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这里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关于它发起的原因和经过，在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周详的叙述：“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发起原因，一是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成为一个迫使讨论的问题。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原因之二，是为了“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于是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从毛泽东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新民学会的成立与杨昌济关系紧密——它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经常“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深受老师“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

　　在几年的师范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置身省城长沙，亲眼看到了“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不能不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及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悄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新青年》的前身）杂志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唤醒着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烈欢迎。几乎从创刊之日起，他就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生推荐。为了将一师的进步学生聚集在《新青年》周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门生，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杨昌济还热情鼓励学生向它积极投稿，如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便是在他的支持和推荐下，才得以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的。与此同时，杨昌济自己也积极给《新青年》撰文，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以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影响学生。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那里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这期间，杨昌济不仅影响毛泽东去接受《新青年》的思想主张，还引导他去接近另一个团体——王船山学社，或称王夫之研究学会。在杨昌济的建议和支持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参与学会的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培养了他的集体意识，为他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作了经验上的积累和准备，使他产生了集结同志、组织社团的愿望。

　　到这时为止，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已清晰明了：要建功立业、匡世救民，就必须改造国家和社会，但要彻底改造中国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三年五载便能完成，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就能办到的，除了本身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之外，一定要联合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这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地长期奋斗，方能有所成效。

　　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的：“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保持聚会。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和萧子升任教的楚怡小学教师宿舍，还有老师杨昌济的“板仓杨寓”，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他们讨论的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经过严肃认真的反复讨论，大家达成一种共识：个人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取，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形成的“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这一结果，提议组织一种严密的团体，成立一个学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蔡和森当即提出了会名，他根据《礼记·大学》篇中“在新民”和《书经·汤诰》篇中“作新民”的意思以及谭嗣同、梁启超倡导过的“新民之道”，认为“新民”二字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用这个名称最能代表时代精神和大家的意愿。大家听了他的解释以后，都觉得很有意思，都同意将团体名称定为“新民学会”。这样，水到渠成，新民学会就应运而生了！于是，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记载和当事者的回忆，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14人，最初会员是22人。会议最后举行了选举，会员们首先推举毛泽东为总干事，他谦辞了；最后由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为干事。不久，由于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一直是由毛泽东负责主持的。会议还通过了学会的《章程》，它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纪律，与杨昌济关于“修身”和伦理道德的一贯主张是相吻合的。

　　成立大会后，新民学会这个富有希望和生命力的团体，便在毛泽东等的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基本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一大“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一师的精英，又是湘中的人杰，都是同毛泽东一样师承杨昌济等良师的。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他创建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因之，如果我们撇开成立新民学会的政治意义不讲，单就毛泽东的个人成长而言，它不啻于是他通向成功的基石与阶梯……

　　今天，当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意义与作用时，我们千万不应当忽略他的老师杨昌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先生是新民学会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接到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当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临别之时，毛泽东和同学们到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嘱咐：“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生生活。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同学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急于谋职，都希望趁年轻继续升学深造，可是又苦于缺钱，连自学的栖身之所和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因此大家在彷徨的状态中渡过这个暑假期。这期间，毛泽东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毛泽东、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随即，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负责联系有关事宜。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二十多人，从长沙启程赴京。由于沿途辗转，约在9月上旬才到达北京。

　　这次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出远门。在古都北京，“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

　　初到北京，毛泽东和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凭杨昌济全力操持，大家才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三间小房子安身，这便是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毛泽东则被杨先生留在家里，由于房子较窄，只好和杂役挤在一个房里睡觉。吃饭也在杨先生家里。有时，师母向振熙还特意为他做几样可口的湖南家乡菜，让他饱饱口福。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老师全家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当时，北京米珠薪桂。杨先生一家加上毛泽东和杂役，一共六口人过生活，全靠杨先生微薄的薪水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要求杨先生帮助找事做。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先把湖南来的青年安排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又推荐萧子升给法华教育会李石岑做秘书，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元，解决了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学生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北海，游览故宫，欣赏古都风光，体验着爱情的甜蜜。

　　作为父亲般的仁慈长者，杨昌济精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关怀着他的个人婚娶大事；而作为老师，杨昌济更注重毛泽东知识的长进，学问的更新。

　　在进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职员的有利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他除了在工作之余常去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系科教授讲课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其中的哲学研究会，是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等十二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成立的，旨在通过定期的讲演和报告会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北大学术气氛。毛泽东通过参加这些团体的学术活动，汲取了新的知识，结交了名流学者。同时，为了使毛泽东接触知识界的名流，杨昌济还让学生利用工作便利多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聆教，并推荐他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同他们讨论新思潮和各种问题。

　　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文化及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在这里，毛泽东及时阅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对于毛泽东思想上的骤变，杨昌济是喜忧参半的。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主张人是应该有哲学头脑和思想信仰的；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更欣赏学生在对信仰追求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执著；但作为一个纯粹的教授和学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么政治之路。不过，他是一个开明而豁达的长者，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

　　不久，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将从北京去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毛泽东决定，放弃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向杨昌济先生一家辞行，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湘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同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敬尧展开公开斗争。

　　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较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他顾不上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和自己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病体就好像一下子康复许多。在那些日子里，师生常常在医院轻声细语地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湖南局势，谈国家、湖南和毛泽东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当杨昌济了解到学生自前次分别回湘已有所作为的情况后，内心非常高兴。

　　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这就是要把毛泽东和蔡和森推荐给有关教育当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后，有人对他们加以提携。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感到浑身极度轻松、爽快。他在临终前与友人谈话时还说：“吾意正畅。”然而，就在他说罢这句话时，便溘然长逝了！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病魔终于夺去了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就在杨昌济逝世以后，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朱剑凡以及毛泽东等二十多人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毛泽东还与杨开慧、杨开智兄妹一起为先生守灵，以尽人子和学子之孝。

　　痛失良师和慈父，毛泽东尤感悲恸。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只好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就在杨昌济逝世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和老师的爱女杨开慧自由结合了……

　　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从1913年在四师与杨昌济相识至1920年先生谢世，毛泽东承蒙老师长达8年的教诲之恩，良师的谆谆教导如春风化雨，催他成材；再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经过28年风风雨雨的磨练，他终如老师所愿，长成一株拄天大木——成为中华民族这泱泱大国的主席和数万万中国人民拥戴推崇的伟大领袖！

　　前人栽树后人歇荫。成功越是巨大，好念旧情的毛泽东越是忘不了杨昌济老师的再造之恩。怀念之情夹杂着些许忧愁和感伤，常常啃噬着他那颗永不安逸的心——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他们未能等到这一天就都永远地走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到他们的亲人身上。在长辈当中，岳母加师母的杨老太太向振熙，是毛泽东最关心和牵挂的一个。

　　为了保证向振熙老太太安度幸福晚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并供给足够的生活费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寄了，他便叮嘱要补寄。就这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二十三、峥嵘岁月师生情——毛泽东和易培基 《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第482页这样写道：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字寅村，号鹿山，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1920年与谭延在湖南筹组教育委员会，任委员长。次年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及省长公署秘书长。1923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8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1934年辞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同年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珠宝，匿天津租界。1937年9月逝世于上海。

　　这段文字作为易培基的小传，不知编撰者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至少漏掉了易培基的这么一段经历，即曾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教过毛泽东近3年的国文课；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做过毛泽东两年多的“顶头上司”。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这位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良师和政治活动家，无论是在传播文化知识还是在指引人生道路上，对毛泽东日后的成长，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对此，历史是不会遗忘的。

　　在毛泽东求学时的一师，教师中易培基的资历最深，是不折不扣的“元老”。自早年在武昌方言学校毕业以后，他即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师范馆。1901年11月，师范馆与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又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两年后与湖南省第四师范合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学校几经变迁，他迎来送走了十三任馆长、监督、校长。截至毛泽东考入该校时，他在一师这块育才的园地里已辛勤耕耘了整整10年。其时，他只不过三十来岁，从年龄上说又是十足的“少壮派”。

　　易培基这位“明师”与“廿八画生”毛泽东的相识，是从阅读他的诗文开始的。

　　1914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们这批春季始业的学生，和原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个年级。毛泽东先被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第八班。在预科班和本科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先生担任国文课的任课老师。因此，这个时期他和易培基并不太熟悉。但是，易培基和袁仲谦同是国文教师，两人私交甚好，相互之间常常交谈起各自班级学生的一些情况。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字润之，文章和书信常以“廿八画生”署之。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袁先生赞叹，他执教以来还从未遇上过文章做得这么好的学生，认为毛泽东将来必有“大造”。透过这位老学究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辞，易培基深感这个“廿八画生”异乎寻常！

　　易培基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先生，他也很喜欢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打那以后，他便开始关注毛泽东，尤其是十分留意毛泽东的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的诗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的文章果然词章华美，词句流畅，且立意都很高远。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大都写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亲自目睹这些诗文，易培基才体味到袁仲谦这位“举子”出身、从不轻易夸奖学生的先生，为什么对毛泽东情有独钟了！

　　易培基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级，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师，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以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知者的形象，留在他的老师——易培基的心目中。

　　最令易培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学习文史哲的那份兴趣，简直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毛泽东给易培基总的印象是：酷爱读书，但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对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凡是喜欢的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不喜欢的就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力气去学它。因此，他的图画课常常不及格，英语成绩较差，算术也不太好，但国文成绩的确是出类拔萃的。他对中国历史和古典文学以及西洋哲学特别感兴趣。一部《史记》不知阅读了多少遍，《离骚》出口成诵，手抄杨昌济先生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研读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竟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注。

　　易培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品学兼优，还具备成大器者应有的特质。毛泽东绝非那种唯唯诺诺、老实听话的学生，学校的规矩往往在他身上失灵，但他天生一派沉雄的气质，谦逊质朴，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每逢集会时，无论是做主席或当听众，他都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论的时候，他常常先静静地倾听，尔后才开口作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与同学相处，从不开无谓玩笑，更未和别人发生口角。平常和同学、朋友相聚时，大都是交流读书心得和评论古今人物，或谈论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而不愿谈个人琐事。他常对人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在他的日记里，更是充满着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

　　自从对毛泽东有了深层的了解以后，易培基便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了。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8月中旬，他告别易培基等先生，为继续深造和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事宜，偕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瓒等24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从长沙启程抵京。次年3月12日，他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半年多的古都北京，南下上海，在送走赴法求学的朋友之后，于4月初又回到长沙。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一运动震动全国，湖南学界闻此消息后，群情激昂，积极响应。当时，毛泽东经师友引荐，已在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师，靠八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得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便同易培基、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一道，立即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之中。他带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进行联络，准备成立学生联合会，实行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同时，在5月9日这天，还亲笔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经易培基请示校长孔昭绶同意后，以一师名义发出，号召各界民众“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长沙各界群众的爱国运动，受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百般阻挠。五四运动的爆发、张敬尧深感惊恐，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他亲自派员加强新闻检查，严禁报纸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令各校校长严厉管制学生，压制学生上街“寻事”。

　　张敬尧的高压政策，丝毫不能动摇进步师生投身爱国运动的决心。5月27日，经方维夏、易培基等省教育会领导人批准，毛泽东邀集各校代表齐聚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的会章，选举产生了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学联领导班子，讨论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第一师范是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

　　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压制和迫害学生的行动进一步升级。6月8日，省府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

　　张敬尧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广大进步师生。于是，驱逐张敬尧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1919年8月，学联的机关刊物、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和方维夏、易培基等便开始谋划怎样开展同张敬尧的斗争。

　　经易培基、毛泽东等进步师生的精心策划，湖南学联于11月16日发出了“重组宣言”，以重组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宣言指责“政府麻木，措施乖方”，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这实际上成为湖南人民的第一份驱张宣言。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由此拉开帷幕。

　　12月3日下午，学运负责人毛泽东等约集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余人，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形势，讨论对策，以全面展开驱张运动。易培基、方维夏、徐特立、朱剑凡等湖南教育界名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这些知识精英向学生们分析了形势，列举了驱张的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民众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入孤立。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有利时机，动员各地群众投入斗争，全面开展罢课、罢教、罢工、罢市，坚决把张敬尧赶出湖南。会议最后形成了组织驱张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各校统一无限期罢课、罢教的决议。

　　全省总罢教和总罢课以后，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各种谣言纷纷流传，形势骤然紧张。针对这一情况，湖南各界联合会又及时召开了“紧急联席会”，商定成立赴省外请愿团事宜。遵照12月3日在枫树亭易培基家召开的会议精神，长沙七十多所学校均已选出各自的请愿代表，易培基和蒋竹如、钟秀被一师推举为请愿代表，毛泽东为修业小学教师代表。会议根据各校提交的这些请愿代表名单，编组成六个请愿团、一个留守团，请愿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各地，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策动吴佩孚、谭延在军事上对张敬尧的逼进。赴北京的请愿团最大，共有代表一百人，易培基和毛泽东都编在这个团，并被指定为请愿团领队。

　　各代表团于12月上旬分头出发，毛泽东和易培基师生二人亲率赴京请愿团踏上了北上征程。18日，请愿团抵达北京。自此，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易培基着手组织一个“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担任社长。通信社每日要向全国各主要报刊发出大量稿件，通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宣传驱张的意义。当时，通信社设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马神庙里，大殿中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权当工作室，里面有几间房子搭着一排排统铺，大部分学生便住在这里。北京的隆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福佑寺东墙外的故宫护城河，已经结了一层厚冰。然而，这些全然影响不了毛泽东和易培基的高昂斗志。白天，他们四处奔波，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晚上，又要顶风冒雪来到福佑寺起草、编辑稿件。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不把张敬尧从湖南赶走，决不罢休。

　　1920年1月28日，逐张代表团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华的示威游行和请愿行动。这天上午，毛泽东、易培基率全体赴京驱张代表，和北京的部分教师、学生及各界人士一道，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分头出发，到新华门总理府请愿。请愿的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总理府门前等待数小时，不见总理靳云鹏的人影，便离开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靳云鹏私宅。靳托词不见，由其副官长接见。毛泽东等湖南代表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罪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读解决办法。靳承诺“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下星期四学生代表到靳宅候信。请愿团到晚七时离去。2月4日，毛泽东等六位代表以“一周期满”、“访靳氏以践前约”为由，再次来到总理府，要求答复驱张。由于政府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驱张代表团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一片声讨声中，反动军阀张敬尧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的斗争也更加尖锐，谭延、赵恒惕率湘军逼近长沙，张敬尧已处在孤立无援、内外夹攻的境地，他在湖南的统治快到尽头了。

　　在这种形势下，驱张代表团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1920年4月，易培基率代表团成员登上了南归的列车。毛泽东在与老师分别后去了上海，一来同陈独秀会晤，商议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的大计方针，二来欢送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一个多月以后，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离长沙、滚出湖南。历时十个月的驱张运动，在湖南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这最为辉煌的一页，以及这段师生并肩战斗的生活，久久难以忘怀。

　　1920年的夏天，是湖南人民喜庆的时节——反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跑，谭延率湘军进入长沙，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一时，三湘四水群情振奋，各界人士扬眉吐气，全省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

　　当时，易培基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谭延曾经三进三出湖南，此番再度返回故里任省长兼督军时，他面对父老乡亲，不禁“泪随声下”，表示自己“负罪甚深”。为了消除留在湘人心目中那“亡湘罪人”的恶名，标榜民主，取信于人，稳定局势，他不得不以新派人物的面目出现，装出一副唯才是举的样子，起用一批享誉湖南的社会名流进入督府辅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易培基这位五四运动的进步民主派人士，“驱张”代表团主要成员，一师范的资深教师，受谭延之聘担任了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这时的第一师范正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濒临倒闭的局面。自张敬尧督湘以后，湖南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第一师范受害更甚。颇有作为的孔昭绶校长，于1918年9月愤然离任，隐归故里。此后短短的一年时间，一师校长三易其人，均因无力回天而引咎辞职。

　　面对这种情势，一师的进步师生忧心如焚。在易培基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一师师生三番五次上书谭延，请求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一方面，易培基在第一师范工作了十多年，对学校有较深的感情，自己乐意兼任一师校长；另一方面，谭延早年曾担任过中路师范学堂的监督，深知一师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办好了它，将可点缀自己的政绩，因而也就批准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这样，易培基由一位普通的国文教师，一跃而成为全湘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湖南“亚高学府”的校长。

　　易培基担任一师校长后，采取的第一步举措是整顿学校机构，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为全面推行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易培基在加强第一师范本部教职员队伍的同时，还对附属小学的领导和师资力量进行了充实。在这次机构调整中，易培基解聘了原一师附属小学“主事”，重聘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这一职务安排，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既为毛泽东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也使他找到了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

　　毛泽东自担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以后，对于附小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校长易培基，对自己这位学生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非常欣赏。

　　于是，从1921年下学期开始，易培基又聘请毛泽东担任师范部22班的国文教师。经毛泽东推荐，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接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毛泽东依托一师这个“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和基地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他的老师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了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正像毛泽东自己在50年代曾对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经先后两度赴京学习和开展社会活动。这期间，他在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教授的引导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古都北京返回湖南应易培基之聘到一师工作以后，他一直思考着怎样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新文化运动等问题。根据湖南思想文化界的现状，他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书社。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首先在易培基这里征求意见，立即得到这位教育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的赞同。易培基的看法相当明确：湖南虽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没有受过系统的新文化熏陶，也没能形成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特别是张敬尧统治期间，公然提倡扶乩占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还亲临城隍庙拈香，把湖南搞得乌烟瘴气。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表示，将以全力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并就书社的组织人员、资金、场地等一揽子方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易培基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同时由他出面邀长沙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如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省教育厅长方维夏、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欣然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并慷慨解囊，为书社捐资。在他们的赞助下，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书社于1920年9月9日正式开业。开业这天，易培基亲自为书社题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名，并偕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参加了开业庆典。文化书社前后创办了7年时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络和团结社会各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等人一起，于1920年秋，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积极参加了两个研究会的发起和组织，并再一次亲自出面联络长沙政界、文化教育界委员作为发起人，以此吸引广大青年的参与。他还支持和鼓励一师进步师生入会，两个研究会的会员中以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为主，如熊瑾玎、何叔衡、陈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等。妙高峰下惜阴街拐角处的一师校友会会址和一师附小，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党早期骨干，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党的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在湖南建团，最先是从一师开始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经过多次研究，认为一师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校长易培基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支持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许多方面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另外，一师“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已有过较长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革命斗争，是青年团员的理想人选，“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极力赞成这个意见，于是一师学生郭亮、夏曦、肖述凡等，就成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继青年团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在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易培基这个党外的民主人士，仍给予毛泽东以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帮助，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师生之间感情交往的本身。

　　湖南建党，引起了陈独秀等人的高度重视。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请毛泽东赴沪参加会议。随即，毛泽东一边为他和附小主事何叔衡向易培基校长打了请假报告，一边进行着行前的各项准备，等待着假期批准后立即成行。当时，第一师范尚未放暑假，学生正面临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按规定是不允许教师告假的。但是，易培基是一位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政府官员，他仿佛感到毛泽东此番突然请假远行，绝非寻常之举。于是，他未究详情，便在请假报告上签了字。这样，6月29日下午6点，毛泽东偕何叔衡悄悄离开了湖南，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盛会。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湖南。就在这次归湘后拜望易培基先生的时候，他被告知从下学期起被聘为一师国文教师。于是，毛泽东仍以在一师任教为职业，继续从事建党工作。这期间，由于易培基的开明和宽容，毛泽东利用一师这个有革命基础的阵地，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先后在第一师范、省第一中等学校和长沙的一些工厂，以及衡阳、平江、岳州、常德等县建立了地方党小组。在此基础上，中共湘区委员会于1922年5月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至此，毛泽东辞却了第一师范的教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20年代初的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易培基来说，无疑是他们人生历程上的重大转折阶段。

　　这个时期，人到中年、仕途得意的易培基，并没有心安理得地去当官做老爷。富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易培基，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和发动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他任第一师范校长期间的几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和他领导下的第一师范，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

　　易培基和第一师范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深深触怒了赵恒惕军阀省政府，他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早在1920年上半年，赵恒惕便率兵进入长沙，到年底逼走谭延，当上了湘军总司令。随后，又逼走临时省长林支宇，当上了省长。赵恒惕主湘后，看到长沙发生的每次学潮，一师学生均必参加，并总是居于领先地位。因此，赵恒惕再也难以容忍易培基了，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4年1月21日至30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任《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30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由孙中山亲自提名和当列为候选人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这前后，易培基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职务的通知，随即赵便委任其亲信李济民担任一师校长。李济民上任那天，一师师生全体罢教罢课，以示反对。赵恒惕派军警荷枪实弹包围学校，以武力强行压制师生接受李济民出任校长。至此，易培基教育强国的梦已破灭，他忿然辞去省府一切职务，于旧历腊月举家南迁革命中心广州，通过谭延、毛泽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

　　在担任大元帅府顾问后，易培基以他勤勉的工作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大元帅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不久，又兼任时称“革命摇篮”的广东大学教授。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家政权落入军阀之手，易培基不愿同流合污，再次脱离军政府，先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职。1927年，谭延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先被谭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后居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要职。只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他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珍宝，被迫辞职，为躲避惩罚隐匿于天津租界。

　　其实，这是一起大冤案，它是由易培基最喜欢的一位学生一手造成的。易培基蒙此不白之冤，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绝望，就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终日心情抑郁，久积成疾，于1937年病逝于上海，时年57岁。一位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年舍弃高官参加国民革命，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家，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大概是连他本人在内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易培基走了另一条政治道路，而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私下多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过学生时代的这位恩师，并以他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呵，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与惋惜之情。

　　党没有忘记这位民主人士在自己青年时所给予的特殊帮助和所作的特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对易培基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二十四、开明的第一师范校长——毛泽东和孔昭绶 今天的年轻学子们或许不太清楚：当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得到众多良师益友的精心教育、培养和呵护的同时，也曾遭受同时代里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学生同样的际遇——因与旧的教育制度格格不入，而被学校个别思想保守的教师、甚至是校长所不容。

　　1915年，毛泽东因闹“学潮”受到校方的“记过”处分后，此后一个学年内连续三任校长都心怀成见，把他视为和师长对着干的“刺儿头”，而备加歧视。面对这种不公正待遇，一向有着强烈反抗意识的毛泽东，在入学近4年、完成学业已过半的情况下，忿然提出退学申请，以此来抗议校方对民主学风的压制。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刚到一师走马上任的校长挽留了他，鼓励他继续攻读完自己的全部学业。这位对毛泽东备加爱护的新校长，便是当时在湖南教育界颇享盛名的孔昭绶先生。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师，于1913年和1916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经请银5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季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孔昭绶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年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又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师也因停课停薪离去，一切都须从零开始。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和再创活动。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芗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芗铭离湘，谭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法政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委派他再度出任第一师范校长……

　　可是，就在孔昭绶赴任的头一天，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署名“毛泽东”的《退学申请报告》。

　　孔昭绶仔细地看了毛泽东的退学申请，又从“学生花名册”上查阅了毛泽东的简历，心里不由寻思开了。他想，第一师范是湖南的“亚高学府”，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是长沙第一流的，不少三湘子弟都争相前来投考这所学校。而毛泽东——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来这里读书，按理论之也属不易的。可他为什么要中途退学呢？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和隐情呢？

　　孔昭绶决定先弄清事情原委，再在退学申请上签字。

　　在处理完一些新学期的准备事项后，孔昭绶请来了好朋友、一师范博物课教师方维夏，向他了解起毛泽东的情况来。方先生在具体地介绍了毛泽东的详情后，对好友说，毛泽东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只因对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校方的某些作法有意见，引发了一些过激言行，而受到了原先几任领导的非难。他出于对校方的失望和反抗，才不得已选择了退学这条自己不愿走的路。

　　听完方维夏的介绍，孔昭绶的内心很不平静。他想，办教育的主旨是为了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据方先生所言，毛泽东正是一位能够“兴国而强兵，足民而丰财”的异才，学校的责任应当是不断改革教育方式，创造更为民主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其得到更好的锻炼和成长，以便将来走上社会为国效力，而决不能让这样的优秀学生流失掉。否则，我们当老师的就是一种失职。想到这些，孔昭绶决定立即找毛泽东面谈一次，做做这个学生的挽留工作。

　　恰在这时，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来催他的报告。于是，这两位刚刚见面的师生，便有了一次长时间的倾心交谈。

　　在孔昭绶诚恳耐心的启发下，毛泽东向新来的校长袒露了自己的心曲。

　　毛泽东坦率地告诉孔昭绶校长：他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第四师范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

　　他毫无保留地向新校长倾诉了进入一师后几年来的诸多烦恼。他以为，学校教育几乎全部是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制约着学生钻研真正的学问。第一师范本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可课程设置比普通的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他自己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订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有的课目成绩不太理想。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各科成绩的好坏，他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非议。

　　毛泽东继续向孔校长倾诉说，以他倔犟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之，就有了去年的那场学潮，也就有了学校给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他感到失望至极，曾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他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步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他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他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1916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刚到任的孔昭绶校长递交了退学的书面申请……

　　“总的来说，我不愿意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第一师范不是我要寻找的求学乐土，所以我请求校长准许我退学……”毛泽东总结式地对孔校长说。

　　听完毛泽东的讲述，孔昭绶深感这是一个性格独特、颇有见地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师范生的认识范畴，甚至大大超前了师范教育的现实。因此，孔昭绶不想对他作什么空洞的说教，他只是劝毛泽东不要急于作出退学的决断，暂时在学校里等一等，看一看，相信到时候会作出最佳选择的。

　　告别孔昭绶以后，毛泽东把和新校长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比毛泽东高两届，孔昭绶第一次在一师当校长时他正好也在这里读书，对老校长的人品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他告诉毛泽东，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十分爱护学生，在原来的一师甚得人望。萧子升劝毛泽东，听孔校长的，留下来，不要走。

　　于是，毛泽东接受了孔昭绶校长真诚的挽留，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9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孔昭绶在新任学监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芗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才，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毛泽东的眼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

　　也许是从这一刻起，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重返一师的孔昭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昭绶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

　　这期间，孔昭绶所采取的一项影响最大、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革新举措，当首推组建一师学生志愿军一事。

　　1916年秋，孔昭绶就任一师校长后不久，在一师校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学生志愿军成立了！

　　这件事不啻在校园扔下了一颗炸弹，整个第一师范沸腾起来了！

　　历来讲经论道、学文习字的学校，为什么创办军队，练起兵操来了呢？这事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孔昭绶校长的办学宗旨说起。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当军事要冲，自1912年起，南北军阀谭延、汤芗铭、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等更替督湘，湖南惨遭兵祸。第一师范地处铁路线边沿，校舍又宽敞，遂成为驻兵之所。1913年孔昭绶第一次出任一师校长时，汤芗铭就曾派部属在此驻扎。因此，学校被搞得乌烟瘴气，师生安全常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附近居民也感到极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便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最初发端。

　　但是，真正促使学生志愿军很快成立的深层原因，是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结果。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对日本学校教育中推行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十分推崇，痛感于中国国力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因而，他十分赞同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把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正是基于在一师实行“军育”的教育方针，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孔昭绶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约在1916年10月，孔昭绶亲自给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开首，就其指导思想写道：“兹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绵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至军国民教育尤非仅橥主义，虚悬理想，即足以策进行而收实效。”

　　接着，孔昭绶在“呈文”中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

　　“呈文”最后指出：“惟枪械不备，凭虚讲演，终鲜实用。”故请按二连人数拨给枪械。

　　呈文上报省府后，谭延当即照准。他还亲自确定“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以“对于各种命令指挥均须绝对服从为天职”，以中华民国国庆日为志愿军成立纪念日。一师学生志愿军遂于10月底正式宣告成立。

　　孔昭绶的这一创举，在一师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有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窃窃私语，颇有微辞；有的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据萧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之间便对此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一次讨论中，萧认为学校推行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他还根据这一主体思想，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以美学代宗教》。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的看法，觉得“军育”是最值得提倡的，坚持认为“军育更为重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辩解说：“德性的完美早已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如果民族软弱，完美的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问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萧子升不赞成组织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则成了最先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随后，许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

　　最后，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14人，计269人。校长孔昭绶亲任学生志愿军“总指挥”。

　　从此直至毕业，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这段生活，不仅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还使他经受了严明的军纪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钻研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谋略的兴趣，从而为他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为日后图谋亘古大业蓄积了力量。纵看毛泽东的一生，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年一师学生志愿军中的“连部上士”，10多年后能成为威震四方的“红色山大王”，30年后又能成为率领数百万雄师直捣“黄龙”的统帅，绝不会与这段经历毫无关系……

　　1917年11月间，第一师范的师生和全长沙城的居民一样，日夜惶恐不安，都担心着一场即将降临的兵灾战祸。

　　事情是这样的：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系军队谭浩明所部打败。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卒逃出长沙，朝湖北方向溃退，而谭浩明部还驻守在衡山、湘乡一线，不能及时赶到长沙。于是，长沙暂时成了一座空城，仅靠数目很少的警察维持秩序。这时，忽然传来这样的消息：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闻知傅良佐已败走湖北，也无心恋战，便由株洲、湘潭方向沿粤汉铁路撤往长沙，已经到了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这个消息，霎时传遍第一师范。全校近一千多名师生员工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校长孔昭绶向大家报告说：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必须立即作好准备，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等号令马上出发。

　　听了孔昭绶的敌情报告以后，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会场，他坐在礼堂的方桌前，手托腮帮，眉头紧锁地沉思起来：近年来，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湖湘百姓惨遭兵祸，一师师生也饱经战乱之苦。事实证明，消极躲避总不是个办法。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且不说一千多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一师校园势必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学校数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校舍，还有初具规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岂不要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学校再遭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随即，他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之后，一个依靠学生志愿军开展护校护城的方案形成了。

　　于是，毛泽东来到校长办公室，向孔昭绶谈了自己的想法。孔昭绶不放心地问：“润之，以200多名学生军去抵挡数千余众的溃兵，这能行吗？”毛泽东分析道：“如果师生撤离学校，学校空虚，溃兵必定进校打劫；相反，如果积极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倒比离校避难要安全一些。再说这些溃兵为什么仅在城外徘徊而不入城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城里的情况而不敢贸然行动。如果趁他们又慌又累，立足未稳而主动出击，是可以将他们赶走的！”听完毛泽东的意见，孔昭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提醒毛泽东：“润之，此事关系到一师1000多名师生员工的安危，责任重大啊！”毛泽东从校长那严肃的话语中掂量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他稍加思考后郑重地答道：“您放心吧，校长……”

　　尔后，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溃兵的真实情况。他经过侦察得知，这些溃兵已完全陷入饥饿、疲劳，又不知道长沙城内的兵力情况，害怕再遭打击，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如果组织力量来击退这些溃兵，是完全可能的。他经过周密考虑，立即返回学校，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械。

　　孔昭绶经过与方维夏和其他老师紧急磋商之后，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立即会同孔校长作出决定：抽调配有枪支的学生志愿军100名左右，做好出发准备；紧急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所有门，形成多道屏障，准备迎战。接着，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联络警察统一行动。这样，全校师生、抽调的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都统一归毛泽东指挥，他成了“三军”的统帅。

　　时将黄昏，孔昭绶和毛泽东率领荷枪实弹的学生志愿军，并携带着爆竹和煤油桶，分成三队，绕道潜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同时，让警察扼守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这时，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的地方时，警察和学生军在山头上一齐开枪射击，同时一边鸣放装在煤油桶里的爆竹，一面齐声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不杀！”霎时间，枪“炮”齐鸣，喊声震天，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本是惊弓之鸟，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士兵东躲西藏，溃不成军，约有3000余人当场缴械投降。当晚败兵露宿在第一师范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送回北方去了。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都夸他“浑身是胆”。孔昭绶为嘉许毛泽东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提升他为一连连长。

　　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很满意，他觉得不仅受到了实战的锻炼和考验，还初尝了统率士卒、纵横驰骋和谋定后动、挥洒自如的惬意，使他对战争的艺术有了初步的兴趣。很久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说他“搞军事，那才是第一次呢”！

　　有了这次经历后，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时，张敬尧部队侵入长沙，孔昭绶便再次授权毛泽东组织了“警备队”，并担任队长，负责护卫学校。这年4月，湘东战事仍然很紧张，长沙城内风声鹤唳，居民连觉都不敢睡。毛泽东则带领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地保卫着学校，从而使学校仍能照常上课。为了纪念这件事，孔昭绶特命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

　　“知识和勇气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曾经“留洋”的孔昭绶熟悉这句外国名人的著名论断。或许他从第一师范求学时那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毛泽东身上，窥视到了寓于普通之中的不普通，平凡之中的不平凡；从毛泽东学生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超常的智慧和胆识中，憧憬到了来日“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的栋梁之材。于是，他亲手将毛泽东当年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详情一一记入《一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纪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珍藏起来。从而为后人研究一师校史和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他当初与毛泽东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找到了有力的佐证。1951年，人们在已经故去很久的孔昭绶家中，发现了这些珍贵资料，遂将它献给了国家……

　　孔昭绶在第一师范为开创民主教育所做的种种努力，恰似一阵阵春风，吹去了一师的沉沉暮气，给它带来了一片勃勃生机。

　　一师变了！她以崭新的风貌矗立在莘莘学子面前！

　　——学校的入口处，书写着“德、智、军、美”四个大红字，包容了学校的办学和教育宗旨，它把一所新型的学校昭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当然，这些只是外观上的变化，真正深层的变化还是如前所述的民主教育的兴起————在孔昭绶的领导下，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举行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培训，实行修业旅行，等等。

　　这些组织和活动，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培养人才的办学愿望，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行，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特别是毛泽东，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两年的校长任期内，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更是他辉煌人生的开端！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