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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区——答题活动（第二期）☆宣传帖☆送派派币啦！！！（活动结束！）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史称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219年）。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疫疾广泛流行，大批的人死亡，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现在的张仲景：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张仲景　　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独创医术　　古代封建社会，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无辜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　　“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刺激造成的。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 ‘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张仲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为了使更多的病人能从巫术迷信中解脱出来，早日康复，张仲景刻苦探索，创立了许多新的医疗方法。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排不出，吃不下饭，很虚弱。张仲景仔细做了检查，确认是高热引起的一种便秘症。当时碰到便秘，一般是让病人服用泻火的药。但是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如果服用泻药，他会经受不住。但不用泻药，大便不通，热邪无法排除。怎么办呢？张仲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一种新的尝试：他取来一些蜂蜜并将它煎干，捏成细细的长条，制成“药锭”，慢慢地塞进病人的肛门。“药锭”进人肠道后，很快溶化，干结的大便被溶开，一会儿就排了下来。大便畅通，热邪排出体外，病人的病情立刻有了好转。这就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这种方法和原理至今还被临床采用，并拓展到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　　还有一次，张仲景外出，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叹息，有几个妇女在悲惨地啼哭。他一打听，知道那人因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就上吊自杀，被人们发现救下来时已经不能动弹了。张仲景得知距上吊的时间不太长，便赶紧吩咐把那人放在床板上，拉过棉被为他保暖。同时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蹲在那人的旁边，一面按摩胸部，一面拿起双臂，一起一落地进行活动。张仲景自己则叉开双脚，蹲在床板上，用手掌抵住那人的腰部和腹部，随着手臂一起一落的动作，一松一压。不到半个时辰，那人竟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张仲景关照大家不要停止动作，继续做下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清醒过来。这就是现在在急救中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　　“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专业术语。它是说，首先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中医看病，都非常重视“辨证施治”。但在张仲景之前，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床方法。张仲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经过询问，原来二人都淋了一场大雨。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发汗解热。　　第二天，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找张仲景，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张仲景听后很纳闷儿，以为自己诊断出了差错，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病人说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更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病人本来就有汗，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加虚弱了吗？这样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结果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　　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他认为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张仲景系统地总结了“辨证施治”，他的医术大大提高，技艺超群。张仲景行医到过很多城市，接触过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这些人对张仲景都很敬重。建安年间一位有名的诗人，在朝廷作过侍中 （一种官职），名叫王仲宣，与张仲景有较深的交往。张仲景与他接触几次后，就辨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名叫“病疾”（麻疯病）的病原。张仲景对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得早点医治，要不然到40岁时会脱眉毛，脱眉至半年，将会有生命危险。我劝你还是先服几剂五石汤。”当时王仲宣才二十几岁。患有“病疾”在那时是非常危险的，也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张仲景不说出病名，只说出症状。王仲宣听懂了他的意思，但以为是吓唬自己，便没有听张仲景的劝告。不久二人再次相见，张仲景问王仲宣：“你服过五石汤了吗？”王仲宣有些反感地说：“服过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了他的气色说：“不像，看你的气色，肯定没有服过。为什么你不听从医生的劝告，而轻视自己的生命呢？我劝你还是赶快服些吧，不然就麻烦啦！”可王仲宣还是不信，未按张仲景说的做。果然20年后，王仲宣开始脱眉，脱眉到第187天，便不治身亡。可惜这位极有才华的文学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撰写医书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对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就要张仲景参加考试。古时的人以不忠不孝为最大耻辱，尽管张仲景很不情愿，但也不愿违背父命，落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声。因此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他参加了考试并且中了“举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 （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也有说他寿至一百五六十岁仍保持着六十多岁的容貌，而且是鹤发童颜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关于华佗医术记载还有，他曾经替广陵太守陈登治病，当时陈登面色赤红心情烦躁，有下属说华佗在这个地方，后来他就命人去请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先请他准备了十几个脸盆，然后为他诊治结果陈登吐出了几十盆的红头的虫子，为他开了药，说陈登是吃鱼得的这个病，告诉他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到时候再向他要这种药，这个病就可以根治了，并且临走告诉了他（华佗家）的地址，那年陈登３６岁，结果果然陈登三年后旧病复发，并派人依照地址寻找，可是华佗的药童告诉陈登的使者说华佗上山采药还没回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结果陈登３９岁时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其实华佗的医术是很好的，只是那个广陵太守运气不好，没能等到他采药回来，这是华佗医治的所有病人的唯一的一个例外．（依据见三国志*陈登传）华佗还十分提倡导引养生。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闻得华佗医术超群，就把他召来，留在身边。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鬲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但华佗心系百姓，不愿侍候王公贵族，便称妻子有病告假回家，又久不回朝。曹操十分生气，派人前去追查，发现他妻子无恙，便将华佗关进牢房，处以死刑。临刑前，华佗将一本书拿了出来，交给狱卒说：“这本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卒不敢收，华佗也不强求，便将书烧了。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虽不可考，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外科并不是不存在，而且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这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中医的缺陷。相反，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国特殊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中医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只能使用外科方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却可以使用内治的方法达到同样的效果，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同时，这也是中医学一直以其理论凌驾于其他医学，经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医学家　　神医华佗　　　麻沸散　　提起华佗，人们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一位能治百病的医生。在我国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其实，华佗对人类的贡献远不止此，他在医学上的创见，领先于西方1000多年。　　华佗生于我国东汉末年，距今有1700多年。他是沛国谯郡（现在安徽省毫县）人。他热爱医学，从小就钻研医术。他立志要做一名为人排忧解难的医生，曾经有人推荐他到官府做官，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背起药箱，云游四方，为百姓们治病。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快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　　有一次在行路途中，华佗见一群人围在路旁。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名车夫倒在地上。只见那车夫面色蜡黄，两脚蜷曲，双手捂肚，不住地发出难以忍受的痛苦声音。华佗见状，立即放下药箱，蹲在地上为病人检查。过了一会儿，华佗转身对围观的人们说：“他这是患了肠痈（阑尾炎），如果早些治疗，针灸就可以了。”“难道他现在无望了？”周围的人急切地问。华佗笑着摇了摇头说：“别急，别急，这点小病算不了什么。不过，我需要将他的肠子取出来治疗。”听说剖腹取肠，有的人吓得伸了伸舌头，还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想像不出剖腹将有多么疼痛。华佗自若地取出一包药末，叫人取些酒来，给病人冲服下。不一会，病人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病人竟酣然大睡进人了梦乡。华佗让人把车夫抬到附近的一个房子里，用手术刀，将车夫的肚皮划开，取出病人的肠子，切掉溃烂的那一段，缝合以后，敷上生肌的药膏。这一切工作完成以后，病人睡醒过来，睁开双眼，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再疼了。当他得知刚才发生的一切时，感激地拉着华佗的手连声说道：“您救了我的命，我真不知如何感谢您才好。您真是一位神仙呀！”旁人问华伦在手术前给病人吃了什么，使他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没有疼痛感觉。华佗笑着从箱里拿出一些粉末，说：“就是它，叫做 ‘麻沸散’。吃了它，任凭你做什么手术也不会感觉疼痛。”有个小伙子大声问道：“是哪位神仙下凡送给您的？”华佗微笑着指指众人，又指指自己，说：“说到神仙，那可多呢，我就是根据乡亲们的提示，自己加以总结以后配制而成的。”　　几天以后，车夫的病完全好了，又和其他的人一样出现在大路上。华佗医术高明的消息不胫而走，“麻沸散”的神效功能也随着华佗的名字传遍了千家万户。　　麻沸散是华佗制造的一种很有效的违规词语，这种药如果和酒一起服用，则效力更大，能起到全身麻醉的效果。而医学上现代采用的违规词语剂，仅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欧洲人作手术，用的是放血的方法使病人休克，然后再进行手术。用这种方法，非常危险，血放多了，病人就永远醒不过来。即使不发生危险，病人也因手术前大量失血，造成身体极度虚弱，对于恢复健康是很困难的。1842年，法国人黑克曼开始用二氧化碳作麻药，但这只能用在动物身上，而不能用于人。过了两年，美国人柯尔顿用一氧化二氮做麻药，效果也不太好。直到1848年美国人莫尔顿才开始用乙醚做麻药，今天西医还用这种药物。我国神医华佗使用麻沸散为病人做手术，至少比西方早1600年左右。但可惜此方失传，幸有史书记载了这一奇迹。我国历史文献《后汉书》中记载：“若疾病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即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可见，麻沸散的发明及其使用，不能不说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五禽戏　　古代的人们，由于科学不发达，错误地认为“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认为人们只能听凭老天爷的摆布。而华佗却不相信这一套。他认为，人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积极主动的作用，增进健康，抵御疾病。他赞成我国古代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重预防思想。　　有一天，他对他的学生吴普说：“你懂得‘户枢不蠢，流水不腐’的道理吗？人得了疾病就是因为气血不流通造成的。如果人经常活动，让气血畅通，就可以增强体质而减少疾病。”　　华佗自己就很注意锻炼，每天早晨，他都在院子里活动，然后再看书或给人医诊。每当他坐的时间久了，就停下工作，伸伸手臂，抬抬腿脚，顿时觉得精神清爽。他相信人的生命不在于天，而是在于运动。他一直想找出一个办法来，使人能够延年益寿。　　有一天，华佗看见老鹰在天上翱翔，两只伸张开了的翅膀带动着躯体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由此，他想起了草原上的鹿，山岭上的虎以及森林中的猿猴和狗熊，它们是那样的强健，又有各自的特点。如果我们能够取其所长，用于自身，岂不能像它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地上吗？从此以后，华佗潜心钻研这五种禽兽的动作特点，然后根据医书上的穴脉原理，创造了一套医疗体操，称作“五禽戏”。五禽戏就是要求人们模仿虎、鹿、熊、猿、鸟做出各种动作，以促进血液循环，使全身关节和肌肉都能得到舒展，以达到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目的。　　华佗的“五禽戏”很受人们的欢迎，很快就在许昌一带普及开了。有许多体弱的人由于坚持做“五禽戏”，体质明显地得到了增强。有一个人胃口不好，经常泻肚。由于做了“五禽戏”，没有服药，三个月病就完全好了。华佗的学生吴普，依照这个方法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却仍然“卫目聪明，牙齿完坚”。　　早在1700多年前，华佗就能把预防和治疗结合起来，把锻炼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对人类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他提出的“生命在于运动”的思想，至今仍对人类的保健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无视权贵　　华佗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东汉末年，当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由于连年战乱，政(蟹)府对农民的摇役、赋税不断增加，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华佗对百姓的不幸非常同情，他发誓要为解除百姓痛苦贡献自己的一切。　　华佗长年在民间行医，与广大劳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只要遇见病人，他就热心地医治，从不计报酬。　　有一次，华佗给一个船夫看病，经诊断是脾脏烂了。他给船夫喝了自制的麻沸散，打开肚皮，把溃烂的部分除去，然后缝合好伤口，又给他吃了点药，一个月左右病人就痊愈了。　　又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咽喉阻塞病患者，病人吃不下东西，只是呻吟不止，十分痛苦。华佗看后什么也没说，走到路旁的一家铺子里，找主人要了一碗蒜泥加醋，经他调和，给病人灌了下去。不一会，一条长长的虫子从病人嘴里吐了出来，病人立即就好了。病人全家对华佗感激不尽，要重谢他。华佗再三推辞后，头也不回地赶路去了。　　华佗给人看病，非常认真仔细，他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注意发病特点，做到对症下药，效果显著。一次，两个病人都来看病，二人都是头痛发烧。华伦一一检查了他们的病情后，给他们二人开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药。他让一个病人吃泻药，而让另一个病人吃发散的药。两人迷惑不解。华佗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二人虽然都是头痛发烧，但引起的原因不同。一个是伤食，吃得太多了；另一个是外感风寒引起感冒。所以你们的药就不一样哩！”说得病人解除了疑虑。他们按华佗的要求服了药，第二天果然全都好了。　　东阳地区有个叫陈叔山的，他两岁的儿子患了病。华佗听说以后，连夜赶到那里。原来陈叔山的儿子患了痢疾，生命危在旦夕，幸亏华佗及时赶到，才挽救了他的性命。　　华佗给人看病，不讲价钱，不怕路遥，不辞辛劳，广大劳动人民非常爱戴他，亲切地称他是民间医生。　　当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称雄中原。有一天，他头疼如裂，派人去把华佗找来。华佗来了以后，仔细给他进行了诊断，确定他是偏头风病。他取出银针，在曹操的头上只扎了几针，头疼马上就止住了。曹操见华佗果然医术高明，就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华佗拒绝了曹操的要求，他不愿意留在许昌享清福，他要为天下广大百姓排苦难。为了脱身，他谎称自己的妻子病了。这一方法果然奏效，曹操放他回家照看妻子，要他妻子的病好以后立即返回。谁知华佗一走，许多天都没有回来。原来，他惦记着乡亲父老，惦记着他的病人。离开曹操以后，他又云游四方，为人民行医看病去了。　　曹操哪肯罢休，气冲冲地派人把华佗抓了回来。此时，曹操的头疼病又复发了，他让华佗给他看病。华佗放心不下他的病人，请求给曹操治完病后立即放他回去，曹操没有答应。华佗一气之下拒绝给曹操针灸，曹操用死要挟他。华佗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曹操没有办法，将他打入了死牢。华佗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就托人拿来笔砚，把自己多年来行医看病的心得体会写了几本书，在临刑的前一天送给了狱卒，托他把这些宝贵的经验传下去，为人民免除病忧。谁知狱卒胆小怕事，不敢接受华佗的医书。无奈何，华佗只好眼含热泪，将这些材料扔在火中烧掉。第二天，曹操派人杀了华佗。一代名医就这样告别了人间。　　华佗的被害，是我国医学界的一大损失。他虽然没有留下什么专著，但他的学生吴普、李当之等人，部分继承了华佗的经验和知识，编写了《吴普本草》、 《本草经》等医书，对祖国的医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镇法师
　福建泉州崇福寺，始建於五代末年，当时的清源郡节度使陈洪进，有女出家为尼，陈洪进在泉州松湾地方，为女建千佛庵以居之。宋太平兴国年间，敕赐名崇圣寺，元佑年间改名崇福寺。元代至中年间曾为大火所焚，不久重建；明代永乐、景泰、天顺年间，屡有增建，後又荒废。清季康熙、乾隆两朝，曾重予修建，到清末民初之际又复陈旧破落。此时崇福寺监院宗喜、行理二师，请回青年时期在崇福寺出家，後来有「铁沙手」之称的妙月和尚出任住持，妙月乃负担起了重修崇福寺的中兴任务。　　释妙月，是近代佛门中的一位奇人。他俗家姓邵名腾朗，是福建泉州安海县人，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出生。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时方十六岁时，依泉州崇福寺觉明和尚披剃出家，受具戒於厦门南普陀寺喜参上人，得法於厦门妙释寺愿意老人。他继而依泉州南少林出身的仰华大师习武术，精於击技，尤长於少林拳。光绪末年，他在紫帽山创建普照寺。紫帽山是泉州四大名山之一，以山顶常有紫云覆盖而得名。普照寺在紫帽山麓，妙月和尚在此建寺，目的是利用紫帽山峰高势险的地形，来训练随他练武的徒众。普照寺的青年僧侣，於农禅课诵之外，都依妙月练习武术，妙月要弟子在腰间及足踝系上铅条，日渐加重，在山上奔腾跳跃，以锻练腿力，到功夫纯熟时，一旦卸下铅条，便觉身轻如燕，纵跳可达数丈。　　妙月和尚除了拳击之外，还精於伤科正骨之术。他的武术造诣高深莫测，而伤科医术更是远近闻名。泉州所属数县，莫不知道这位伤科圣手之名。宣统年间，他为一位青年接骨治伤，後来这个青年人礼他为师，剃度出家，且继承了他击技、医术两项绝技，这个青年人就是本文传主元镇和尚。　　释元镇，俗家姓孙，福建省惠安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岁次丁酉，出生於惠安县山雅边村。他自幼父母见背，由祖母康氏抚养（康氏晚年也出家为尼），且教其读书识字。他的五叔父孙喜生，为惠安儒医，设有医局，元镇童年常到叔父医局中玩耍，日久之後，对岐黄之术发生兴趣，自叔父处学习得不少中医知识。元镇十馀岁时，由於一次意外受伤而骨折，他叔父是内科，外伤非其所长，乃送他到紫帽山普照寺，请妙月和尚为他治疗。元镇在寺内疗伤期间，常听妙月和尚为他开示佛法道理，他感到身心清凉，因此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他於伤愈之後，求妙月和尚留他在寺中，随众练功，兼学医术。到了他十七岁那年，妙月和尚为他剃度，成为一个青年沙弥。　　元镇出家後，继续依妙月和尚学习医术及武功。元镇生性吃苦耐劳，於农禅及练功之馀，他在紫帽山下就地取石，为普照寺修筑了一道围墙；他并开辟荒地，种植菜蔬，供养常住。此外则穷研岐黄奥旨，焚膏继晷，学问日进。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元镇十九岁，奉妙月和尚之命，到兴化县慈寿寺，依元智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圆戒後到厦门南普陀寺任职事。元镇为人忠实勤恳，任劳任怨，深为监院转诚和尚所器重，他的职务也由侍者、香灯、殿主而副寺，总管寺中帐目，采购常住众食用物品。当时南普陀寺尚是子孙庙（到一九二○年（民国九年），转逢和尚继任住持後，才改为十方丛林），但也有十方云水僧来往挂褡参学，元镇虚怀若谷，常向挂褡的老参们执经问难，住云水堂的行脚僧来自各方，甚麽样的人才都有。有精於拳术的，有精於医道的，元镇不耻下问，与他们切磋拳术，钻研医道，日久之後，医术、拳术两方面，都使他融会各家，青出於蓝。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元镇自南普陀寺告假返泉州礼祖，途经晋江，适南狱寺住持妙意和尚圆寂，寺中常住找他去参加助念。其中有人知道他会看病，有病的人就找他医治，果然是妙手回春。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传扬开来，寺外信众也来找他看病，他慈悲心重，来者不拒，予以施医。南狱寺常住见他慈悲喜施，对他深为敬重，大家挽留他继任南岳寺住持。他不敢自专，回到崇福寺请示妙月禅师，得到禅师的允许；再到南普陀寺告假。这时南普陀监院已换为瑞等法师，瑞等本来要请元镇担任常住维那，以他已答应了南岳寺，深感失之交臂，惟有相互道珍重道别。　　元师住持南岳寺後，他以医术广结善缘，著手成春，受到乡民的爱戴。日久之後，晋江、南安及邻近诸县人士，无人不知元镇大师的大名，善男信女皈依於其座下者不计其数。民间若有婚丧喜庆等事，都以能请到元镇大师光临为荣。地方人士如有争执，元镇若出面排解，往往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而他对晋江县最大的贡献，是他化解了地方上多年的械斗。原来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泉州一带仍有封建社会遗留的陋俗，有所谓「小姓大姓」、「强房弱房」等帮派之分，时而发生械斗。一旦械斗发生，轻则多人受伤，重则有人丧命，而乡民愚昧，乐此不疲。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晋江有「十乡帮」和「三股帮」者，以多年宿怨，已械斗多次不能解决，此时又发生械斗。元师以乡民愚痴，不可以理喻，他善巧方便，利用神权为之释怨。当两方械斗时，元师会同地方父老，抬了乡民最畏敬的石狮城隍公及七王爷到械斗处。此时双方已有多人受伤，元师告以此即神明的惩罚，若不停止械斗，将有更大的伤亡。乡人迷信，信以为真，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元师此时再以佛法化导他们，终於消除了双方的宿怨，以後不再有械斗发生。　　南岳寺周围荒山野地极多，元师亲率寺众，胼手胝足，开辟荒地变成良田，在平原地上种植麦豆地瓜，在山坡地上种植桃梨果树，在贫瘠的山上则植林取薪，使南岳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当时农村，经济落後，乡人生活艰难，元师於寺中经济改善之後，斥资兴建织造工厂，向外地购置织造机器，聘专人管理，招请乡人到工厂中，学习织造线衫、线袜，成品销到外地，如此一来，南岳寺附近乡民的生活大为改善。此外，他重修了南岳寺的大殿，增建僧寮，开海单广接十方僧众。在那段时间内，由南洋（今之东南亚）回国的法师如广增、广秋、广专、广听、传爽、法诚等，都曾在南岳寺挂褡居住过。元镇住持南岳寺前後近三十年，为地方上做了很多事，多年之後，仍为地方人士所称颂和感念。　　晋江城外东南十里处，临近海滨有一座古刹南宫寺。一九二一年（民国十一年），寺中董事仰慕元镇大师的道誉，礼请他出任住持──这是兼任住持，事实上他仍然是南岳寺的住持。此後二十年，他就在南岳寺和南宫寺两寺院间往来驻锡，随缘弘化，兼以行医济世。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就像妙月禅师以医伤因缘为他剃度似的，他也以医伤因缘，为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剃度，这个少年後来继承了他的医术，更加以发扬广大。这个少年就是後来曾任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荣获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奖章的常凯法师。　　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元镇的剃度师泉州崇福寺住持妙月禅师圆寂，崇福寺常住两序推选元镇继任。妙月禅师早年得法於愿意老和尚，传法於智圆法师，後来智圆到南洋弘化杳无音讯，衣钵再传给福忍上座。至此元镇得法於福忍上座，传法与晋山大典同时举行，由承天寺住持、晋江佛教会主席转尘老和尚代传法卷及送位，仪式极为隆重。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妙月和尚出任崇福寺住持时，他见殿宇颓败，发愿修建。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妙月到南洋托钵募化，兼以行医济世。他在国外募得钜资，返回泉州，开始重修崇福寺。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妙月二度出国，到菲律宾行医兼以募化，蓄资回山，继续重修大殿工程。施工多年，梵刹庄严，殿堂宏伟，使崇福寺成为泉州三大丛林之一。不过崇福寺的家风，是不化缘、不做佛事，农禅之外，就是靠医术济世以维持寺院经济。元镇继任住持，也继承崇福寺家风，以行医所得，维持常住道粮。　　日寇侵华战败投降後，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的十一月，是妙月老和尚三周年忌辰。在菲律宾弘化的性愿老法师回到闽南，发起在崇福寺举行冥阳普利大斋水陆法会，追悼抗倭阵亡将士及死难人民，法会圆满，剩馀了一笔钱，元镇以此馀款，在崇福寺内建筑了一幢藏经楼。抗战胜利的果实，只是昙花一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家僧尼都要参加劳动生产，寺庙经济也都受到严重影响。一九五四年，在崇福寺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寺中的几处殿堂、祖师塔、普同塔，又到了非修不可的程度。亏得妙月老和尚法眷很多，有些在东南亚弘化的，时常汇款接济祖庭，例如元镇老和尚的剃度徒常凯法师，就是经常由新加坡汇款接济祖庭的一位。　　一九六六年「十年浩劫」开始，出家人都被用暴力赶出寺院，返乡参加劳动生产。是年元镇老和尚年已古稀，七十岁的老人，他没有家，当然更没有妻室子女。他离开寺院无处可去，就在泉州市内的二郎巷租了一所民房，开设崇福诊所。他一本数十年来怜贫恤苦，　　在抱的胸怀，为乡民诊病疗疾，对乡民解衣推食，和乡民打成一片。以後十馀年间，他年岁日高，体力也逐日渐衰退。他晚年培养了几个门人，传授他生平绝学──伤科正骨之术。老和尚晚年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建筑一座妙月禅师纪念堂，除了供奉妙月老和尚遗像遗物外，他自己可以居住，可以诊病，也可以由随他学医的门人及远道求诊的病人留宿。那时正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蟹）命期间，这种愿望当然是一种奢想。另一个愿望，他想到新加坡去依他的剃度徒常凯，但在那个时代申请出国极端困难，这个愿望当然也没有实现。一九七六年，老和尚年已八十岁，他在二郎巷租的房子为业主收回，他无处栖身，便到二郎庙挂褡。没有多久，又移锡赐恩岩，但赐恩岩在山上，求诊病人来往不便，後来在赐恩岩山下村子中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诊病之所。这样到了一九七七年初夏，饮食日减，身体日瘦，延到六月二十六日（丁巳岁五月初十日），化缘已尽，舍报往生，世寿八十一岁，僧腊六十四、戒腊六十二夏。   扁鹊
中文名称: 扁鹊 又名: 秦越人 性别: 男 所属年代: 春秋战国时代 生卒年: 公元前407—310 姓名：扁鹊 国家或者地区：中国 学科：医学家发明创造：《内经》和《外经》生平简介扁鹊，战国时医学家。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莫（今河北任丘）人。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扁鹊年轻时虚心好学，刻苦钻研医术。他把积累的医疗经验，用于平民百姓，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为民解除痛苦。由于扁鹊医道高明，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赵国劳动人民送他“扁鹊”称号。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  扁鹊（活动期公元前4世纪初）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家。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济南郊区鹊山西麓有扁鹊墓，墓前石碑署“春秋卢医扁鹊墓”，并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重整字样。扁鹊云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名扬天下。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便做了带下医（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一天，晋国的大夫赵简子病了。五日五夜不省人事，大家十分骇怕，扁鹊看了以后说，他血脉正常，没什么可怕的，不超过三天一定会醒。后来过了两天半，他果然苏醒了。有一次，扁鹊路过虢国，见到那里的百姓都在进行祈福消灾的仪式，就问是谁病了，宫中术士说，太子死了已有半日了。扁鹊问明了详细情况，认为太子患的只是一种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的“尸厥”症，鼻息微弱，像死去一样，便亲去察看诊治。他让弟子磨研针石，刺百会穴，又做了药力能入体五分的熨药，用八减方的药混合使用之后，太子竟然坐了起来，和常人无异。继续调补阴阳，两天以后，太子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天下人传言扁鹊能“起死回生”，但扁鹊却否认说，他并不能救活死人，只不过能把应当活的人的病治愈罢了。还有一次，扁鹊来到了齐国，齐桓公知道他声望很大，便宴请扁鹊，他见到齐桓公以后说：“君王有病，就在肌肤之间，不治会加重的。”齐桓公不相信，还很不高兴。5天后，扁鹊再去见他，说道：“大王的病已到了血脉，不治会加深的。”齐桓公仍不信，而且更加不悦了。又过了5天，扁鹊又见到齐桓公时说，“病已到肠胃，不治会更重”，齐桓公十分生气，他并不喜欢别人说他有病。5天又过去了，这次，扁鹊一见到齐桓公，就赶快避开了，齐桓公十分纳闷，就派人去问，扁鹊说：“病在肌肤之间时，可用熨药治愈；在血脉，可用针刺、砭石的方法达到治疗效果；在肠胃里时，借助酒的力量也能达到；可病到了骨髓，就无法治疗了，现在大王的病已在骨髓，我无能为力了。”果然，5天后，齐桓侯身患重病，忙派人去找扁鹊，而他已经走了。不久，齐桓公就这样死了。可见，扁鹊的望诊技术出神入化，真是“望而知之谓之神”的神医了。在中医的诊断方法里，望诊在四诊当中居于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要达到一望即知的神奇能力更是非同寻常。这三个例子都是非常有名的医学故事，“起死回生”、“讳疾忌医”的成语也出于此。相传扁鹊名声过大，因为受到秦国太医李谧嫉妒而被其害死了。中医学的一部经典之作《难经》相传为秦越人所作，但从内容上看应该是《黄帝内经》成书以后问世的作品，成书于汉代。其内容深奥，是中医学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之一。因此，古人将该书托名秦越人所著，也表示扁鹊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借其名以示书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扁鹊姓秦名越人。勃海郡■(今河北任丘，一说今山东省内)人。约生活于公
元前5世纪。中医学。
　　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即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
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往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
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及秘方传授予你，
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其医术，终于成为
一代名医，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人治病。由于
其医术高明，又常为君主看病，受到当时秦国太医令李醯的嫉妒，后被李派的刺
客刺杀身亡。　　扁鹊具有高明的医术。他的行医事迹及医学成就，可以反映出先秦时期的医
药水平和医药特点。先秦不少著作载有扁鹊的事迹，本文主要取材于《史记·扁
鹊列传》。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
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
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他精于望色，通
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齐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
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齐桓侯接受治疗，如
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
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
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
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
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
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
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
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
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扁鹊脉诊及其理论可从虢太子这一
病例的诊断中体现出来。当时虢太子已昏迷不醒，扁鹊通过脉诊判断为“尸蹶”。
他认为患者的阴阳脉失调，阳脉下陷，阴脉上冲，也即阴阳脉不调和，导致全身
脉象出现紊乱，故患者表现如死状。其实，患者并未真正死亡，除脉诊外，他还
观察到患者鼻翼微动。结合切摸，他发现两大腿的体表仍然温暖，因而敢于下此
判断。扁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应用脉诊来判断疾病的医生，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脉
诊理论。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
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
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　　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
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
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
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
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
当他游历到秦国时(今陕西咸阳一带)，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
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
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
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
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如他治好虢太子的尸蹶证后，虢君十分
感激，大家也都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患者并没有
死，我只不过能使他重病消除、回复他原来的状态而已，并没有“起死回生”的
本领。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从齐桓侯这个案例来看，他之所以多次劝说及早
治疗，就寓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
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
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先秦时期，巫术有一定市场，并且已经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绊脚石。扁鹊对
巫术深恶痛绝，认为医术和巫术势不两立。他的这些医疗道德思想，在《史记》
中概括归纳为六条戒律，称为“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
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
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人都是
有所成就的人。后来在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有人认为是根据扁
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书的，并且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近
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形成了扁鹊学派。 黄省三
黄省三(1882～1965)，广州番禺化龙镇人，著名中医学家。幼年随傲乡村医生的父亲学医，12岁丧父后，一边做杂工维持生计，一边苦读中医学名著，17岁因治好家乡瘟疫而名声鹊起，1910年迁居广州南关西横街开黄崇本堂行医，1924年赴香港，开始钻研西医医学理论，是中国倡导中西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他治病药到病除，驰名省港澳。1955年回广州，历任中山医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至1965年逝世时行医65年，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论著10多种。在肾炎、肺结核、急性阑尾炎、流感等领域均有开创性成就。逝世公祭时，周恩来总理送来花圈。黄省三：上善若水 大医精诚中文词语中常包含着充满智慧的辩证法，如“危机”二词。癸末年春天猝不及防地降临神州大地的“非典”疫情，一度令许多城市成为人心惶惶的“危城”，对于冲锋在前的中国医学界更是一场生死考验。“非典”病魔终被迅速控制，这不仅令一度失落的白衣天使形象重树民间，而中西医结合的神奇疗效，更令全球医学界刮目相看，长期以来未能获得西方认可的中医再一次迎来了迈向世界的大机遇。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并将由此引发世界医学的突变。它的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医所开始的探索，而生于番禺的南派医学权威黄省三便是其中的杰出先驱者。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疾病作搏斗的历史，千万年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医学。而作为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化，中西医学分别深深烙着不同文化特征的烙印，各自有一套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基础上，把生病的人看做一个整体，通过草药调理人体而达致阴阳五行平衡；而在西方，从1676年荷兰学者列文虎克发明了世界第一台显微镜起，发现细胞是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后，西医学便步入了微观世界，其治疗理论是把人体中的病菌病毒作为消灭目标。从今天看来，中西医互有短长，以草药治病的中医副作用小，但诊治手段笼统模糊、药效也较慢，而结合现代科技的西医则诊断精确、化学药物见效迅速，但副作用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黄省三踏上职业医师之路并一鸣惊人也因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然而，军阀统治下的混乱社会则比瘟疫更凶狠，一代名医却无法立足广州。1924年的一个很小的历史机缘——在广州南关西横街“黄崇本堂”医馆行医的黄省三因不堪歹徒的“打单”(勒索)，连夜逃往香港。这次有点仓皇的赴港，不仅是黄省三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也使医学发展史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中西医这两种在各自轨道上发展数十个世纪的科学开始走向殊途同归。而初到香港的黄省三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实验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西医比中医更精确、更易令人信服，中医必须在面对挑战中主动与现代科技结合，寻求新的发展。于是，一直靠自学成名成家的他，在年届不惑时又开始了全新探索：学习日文，去“啃”日文版西医经典原著，还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清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力行中西结合。这种把两种医学融合并取长补短的试验，使他在肾病、肺结核、流感、麻疹等等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在中医学探索上，黄省三可谓当时锐意革新的新派人物，他突破数千年中医的封闭传统，进行了“西化”，甚至被许多老中医同行视为异端。其实在行医为人上，黄省三却是深受着儒家传统的影响。幼年丧父的他事母至孝，日夕侍奉至她满百岁仙逝；对病人从不分贫富贵贱，都以谦和礼仪相待，一生中给贫苦患者诊病免收诊金、自掏腰包付药费不胜枚举；对于学生和后辈，都倾心将一生绝技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是“出世”的，一生深居简出而钻研医术；又是“入世”的，除了65年不辍行医外，解放后，在祖国一声召唤下便放弃了优厚待遇回国，穷晚年全部精力奉献于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发展上。观其一生，可谓是绝不愧对“大医精诚”四字的一代儒医。中医是中国国粹，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氏、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医生扁鹊以来，数千年来名医辈出，使中医发展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宝库。然而，直到今天，统治世界主流医学的仍是西医。黄省三所倡导的与实践推动的中西医结合学，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要世界普遍认可，仍有待医学界的长期不懈努力。读万卷书·医万人疾黄省三是泰斗级的一代名医，但他不仅从未接受过学院派的系统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式师从名医学艺，甚至幼年受过的普通私塾教育也极有限，而他渊博的学识，却是同辈医学家中罕有的。这完全靠他数十年如一日不倦汲取积累而来；他取得卓越的医学成就，则是在他一生行医共达65年的漫长岁月中，对数以千万计的每个病例中悉心总结而得。1882年，黄省三生于番禺化龙镇的乡村医生家庭。当时乡村中没有药店，父亲黄紫轩常上山采药为乡亲治病，受耳濡目染的黄省三幼年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来他可以顺利地继承父业，但他12岁那年父亲即与世长辞，留下了贫寒的家境和几箱古典医籍。13岁起，黄省三便在一个乡间当铺起早摸黑地打杂来维持生计，生活的重荷却磨灭不了他决心继承父业的意志。每晚当铺关门之后，他便在铺中挑灯把父亲遗下的线装医书一本本诵读、钻研，后来当铺老板怕他夜读易惹火灾而禁止，他每晚便躲进村里的更楼中继续孜孜不倦地攻读。这样默默的用功终于使黄省三17岁那年一鸣惊人。这年适逢瘟疫流行，蔓延凶猛，别无良策的乡里长辈见黄省三晚晚夜读医书，便让他试着为乡亲治病，当铺老板在当铺侧门摆上一张台，这便成了他第一个医馆。他细心诊察，灵活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一医界新手竟能药到病除，救人无数，几十里乡亲踊跃来就医，随着他把瘟疫控制下来，黄省三的名声也随之鹊起。从此，黄省三踏上职业医师之路。在家乡做了十余年乡间医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1910年，28岁的他自信地步人大都市——广州，在地处繁华市中心的南关西横街(今北京南路旁)开设“黄崇本堂”医寓行医。上世纪20年代中又到香港继续设馆悬壶济世，因为救治了无数病人、治好大量奇难杂症而驰名省港澳乃至世界华人社会。而他的医术日益炉火纯青，所开医馆数十年均门庭若市，许多华侨慕名专程从海外回来找他求诊。黄省三医术的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爱书如命，从幼年至80多岁高龄的晚年，都博览群书不辍。他一生深居简出，更从不赴宴，除了治病救人，稍有业余时间便手不释卷，一生读过的各种书籍过万卷。据后人回忆，由于他长期勤于背诵，博学强记，练就出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回到广州，70多岁高龄的他常参加广州各大医院的专家会诊，常当场指出病者症候记载于某书第几卷第几页，所述从不差错，令同行钦佩不已。他毕生还十分注重搜罗收藏古籍医书，共藏有上万册，许多都是珍本孤本，他去世后，他的后人根据他遗嘱把这些书全部捐赠给广东医科院图书馆，泽被后世。融会古今·医贯中西上世纪20年代，广州这座城市有上百个派系的军阀盘踞，各立山头对商家市民征税，社会治安十分混乱。1924年，在广州行医的黄省三因不堪歹徒“打单”(勒索)及人身安全的威胁，不得不连夜离开广州。这次有点仓皇的离开，不仅是黄省三人生的一大转折，也使中医发展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黄省三到香港跑马地礼顿道继续设馆行医。当时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已数十年，西医的医院已经渐出现并兴起，但香港市民仍多以中医中药来治疗保健。这时的中医大多都墨守成规，对西医学充耳不闻，大多中医师连“细菌”、“血清”等都不肯相信。好学的黄省三却开始接触外国医学，他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化验、实验等科技手段的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比中医更令人信服，而诊治方法一直较模糊的中医在发展数千年后即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中医要发扬光大，既要继承其博大精深的传统，同时要走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道路。于是，黄省三在深入钻研中国古典医学的同时，悉心研究西方医学理论。当时译成中文的西医原著很少，而日文版则相当多，年过不惑的他便学习日文，去“啃”日文版的西医经典原著。他不仅“纸上谈兵”，还真金白银地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力行中西结合，相互取长补短。黄省三是以当时极新的西医科技手段对病症进行确诊，同时运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病，这使他的医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对心脏病、慢性肾炎、麻疹、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的治疗上，用中药治疗能药到病除。在抗菌素尚未面世的当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强调治病必求于本，这用药平和，故疗效持久而无副作用，深受社会各界赞誉和同行的尊敬。对于古典医藉，黄省三博览古书而不“泥古”，对于现代西医，吸收其理论素养及科技手段，再结合中国数千年医术精髓。在他这里，博采古今医学之长，把中医西医融于一炉，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全新的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学开始诞生，而黄省三是我国提倡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上世纪50年代初，年近古稀的黄省三开始把他一生的行医经验进行总结著述，在香港和广州渐次出版，如《肺结核实验新疗法》、《肾脏炎肾变性实验新疗法》、《急性阑尾炎药物新疗法》、《白喉病药物新疗法》等共有十余种，其中多部都一版再版，被医学界奉为该领域必读著作。黄省三的高徒、现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内科学博士生导师的叶任高教授告诉记者，他本人行医40年，在肾病治疗方面一直沿用黄老前辈在肾炎、尿毒症等方面的治疗原则，而且疗效非常好。仁心仁术·一代儒医中国自古有“医乃仁术”之说，而黄省三的高徒叶任高教授对老师最简洁的评价是：“仁人”。黄省三气质儒雅、和蔼可亲，病人在他面前一坐便有如沐春风之感。不管来求医者是贫富贵贱，甚至不管能否付得起诊金，均一视同仁，细心诊察病情，耐心听病者诉说，剖析病因病理，详细说明药方煎服方法及服后反应等等。病者往往一下子对战胜疾病的自信心骤增。据后人回忆，有不少病者还未服药便自觉病情好转。对于贫困病者，黄省兰常赠医送药，他一生为多少贫苦人免费医治难以计数。只要他观察到经济困难的病者，不但分文诊金不收，还在处方上加盖印章，病者到药店配药都不用付钱，由他自掏腰包与药店结账。在儒家思想长期作为主流的中国，评价各行业杰出者都有向“儒”这“正宗”靠拢的惯例：这正如岳飞等能文能武、心忧天下的将军被称为“儒将”；像“红顶商人”胡雪岩等被称作“儒商”；而知识渊博、富有儒家思想的良医被称作“儒医”。黄省三自幼年起一生不辍于向古典医籍求索，同时博览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典籍，无论个人品行还是报国理想，都受儒学思想影响甚深，可谓一代儒医。黄省三早年丧父，事母至孝，每天早上亲自到母亲床前请安，晚间必到母亲房中问好；母亲如有不适、他必亲奉汤药。由于他的悉心侍奉，他母亲足足活满了一百岁无疾而终。在他出版的第一本医学著作的时候，他本人年近古稀，父母双逝，他还在该书的扉页印上“谨以此书之成，奉献给先父黄紫轩公、先母卫太夫人”以示不忘养育之恩。据其子侄辈黄永俊等后来的回忆，黄省三待人一向彬彬有礼。凡乡亲到他医馆求医治病的，诊治完毕，无论他工作多忙碌，都亲自送到门外，站在门前鞠躬送客；而黄永俊作为子侄到他家中做客，黄省三也一样执意要躬送到门外，这使后辈们十分过意不去。上世纪20年代，黄省三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连夜悄然离穗赴港。而解放后，在香港已行医三十多年，已成为誉满港澳、收入丰厚的名医的黄省三，1955年却利用旅游的机会突然从澳门举家迁回广州。这事轰动港澳及海外，从后来他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话中，可看到他当时那种报效祖国的心怀：“回国来为国家服务，与在香港时为个人生活，意义大不相同了。只因为国民党反动政(蟹)府残民以逞，才不得不羁居香港，但是谁人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庐墓?所以解放以后，我从报刊消息，亲友相告，知道了共(蟹)产(蟹)党的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共(蟹)产(蟹)党和人民政(蟹)府如此重视中医，对我的确是极大感召，因此我决心把我的一些经验，多年来研究的一得之愚，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于是我毅然回到广州。”(见《文汇报》1955年9月14一日)。黄省三大半生超然于政治和任何组织之外，一个人潜心行医及研究。而回国后，积极出任公职：如任中山医学院教授，无私地传道授业，培养后辈医学者；出任广东省卫生厅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等职，极力推动中国医学特别是中西医结合学的发展；还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而在回国的十年中，在社会活动。和门诊之余，他更分秒必争地总结提炼毕生的经验，著作一本本问世。1965年6月24日，黄省三医生与世长辞，而他以超卓医术、高尚医德而誉满海内外，在他逝世的追悼会现场，庄严地放着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悼念花圈。平生逸事曾受国家领导人赏识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当时北京的医生救治效果并不明显。孙中山身边的人士得知黄省三在南国医界的名望后，邀请他北上参加专家会诊，黄省三火速收拾行装赶赴机场，准备全力救治伟人。不料，当他正准备登上飞机前往北京时，北京方面却传来噩耗：孙中山已不幸逝世。上世纪50年代中，黄省三在国家统战部的动员下，举家从香港回到祖国，他被选为第二、三、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开两会期间，会期虽只有半个月左右，但他必须在北京留一两个月才能回广州，因为常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病。有趣的是，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蟹)小(蟹)平等一批领导人都对黄省三的医术十分信服，但毛(蟹)泽(蟹)东却从未找黄省三看病，也许是因为觉得黄省三的诊治已西化太多的缘故。 [ 此贴被无聊的在2009-08-19 15:44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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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小丫、、、
ZXid: 8046603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等级:文学大师以后的以后 我们的记忆中还会有对方的身影么From:重庆市 电信发帖: 3811派派币: 30 PB威望: 2044 点贡献值：30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978(小时)注册时间:2009-07-15最后登录:2011-04-22        
沙发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10:25 只看此人 他们两个确实是大师级的人物了
弱弱的问一句： 扁鹊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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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星邪
ZXid: 828104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qq等级:家喻户晓回望，岁月悠悠From:天津市 网通ADSL发帖: 2676派派币: 30 PB威望: 1024 点贡献值：8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318(小时)注册时间:2008-07-10最后登录:2011-04-21     
板凳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10:53 只看此人 都是我的偶像！！
我爱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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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月琉璃
ZXid: 6219611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qq等级:寒窗墨者From:浙江省温州市 电信发帖: 73派派币: 7 PB威望: 25 点贡献值：0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64(小时)注册时间:2009-05-01最后登录:2011-04-18 地板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10:54 只看此人 只是几个医师，要是全点就更好了，孙思邈跟李时珍这些也放上去更好。
楼主留言：自然有孙药王  李老头更不会忘了  偶还在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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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灬千ヽ
ZXid: 264835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qq等级:派派版主心有灵犀怎么点都不通From:海南省 网通发帖: 10032派派币: 60 PB威望: 1000 点贡献值：30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2681(小时)注册时间:2007-10-17最后登录:2011-04-22               
4楼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13:52 只看此人 LSD。。楼主这不是说更新中么。。你得等人家找嘛。。
哟西哟西。。请继续加油。。
楼主留言：千姐  聪明滴可爱啊    来么么 引用回复 推荐 编辑
 无聊的
ZXid: 443235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qq等级:家喻户晓消失了一百年，才知道什么是再见From:山西省 移动(全省通用)发帖: 2456派派币: 2047 PB威望: 1200 点贡献值：2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479(小时)注册时间:2007-12-08最后登录:2011-04-22     
5楼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15:49 只看此人 叶天士
叶天士，名桂，号香岩，又号上律老人。江苏吴县人，约生于清代康熙五年（公元一六六六年），卒于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 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不管什么人，只要比自己有本事的，他都希望拜之为师。这样，他的老师有长辈，有同行，有病人，甚至有端中的和尚。当他打听到某人善治某病，就欣然前往，学成后才离去。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仅仅六年，他除继家学外，先后踵门求教过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叶天士的虚心求教，“师门深广”，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叶天士少承家学。他的祖父叫紫帆，名时，父亲叫阳生，名朝采，都精于医术。白天，他从师读经书；晚上，他父亲就教他“岐黄学”。因此，他从小时就自《素问》、《难经》及汉唐宋诸名家所著书，无不旁搜博览。可惜的是，当他十四岁，父亲就死去。他幼孤且贫，为了维持生活，只好一面开始行医应诊，一面拜父亲的门生朱某为师，继续学医。不多久，在医学上的造诣，就超过了朱老师。但他毫不自满，孜孜不倦，又去寻找别的老师求学去了。 山东有位姓刘的名医，擅长针术，叶天士很想去学，只苦于没人介绍。一天，恰巧有位姓赵的病人，是那位名医的外甥，因为舅舅没法治好他的病，特地来找叶天士医治。叶天士专心诊治，给他服了几帖药就好了。姓赵的很感激。叶天士趁机请他介绍去拜姓刘的那个名医做老师。这个要求得到允诺。叶天士就改名换姓去当学生。他在姓刘的名医那里，每逢临症处方，都虚心谨慎地学习。一天，有人抬来一个神智昏迷的孕妇就诊。姓刘的医生候脉后，推辞不能治。叶天士仔细观察琢磨，发现孕妇因为临产，胎儿不能转胞，是痛得不省人事的。于是，取针在孕妇脐下刺了一下，就叫人马上抬回家去。到家，胎儿果然产下。姓刘的医生很惊奇，便详加询问，才知道这个徒弟原来是早已名震远近的叶天士。叶天士接着便把如何要向他学习的苦心如实说了出来。姓刘的很受感动，终于把自己的针灸医术全部传授给他。 又有一次，一位上京应考的举人，路过苏州，请叶天士诊治。叶天士诊其脉，问其症。举人说：“我无其他不适，只是每天都感口渴，时日已久。”叶天士便劝那位举人不要赴考，说他内热太重，得了糖尿病，不出百日，必不可救。举人虽然心里疑惧，但是应试心切，仍然启程北上。走到镇江，他听说有个老僧能治病，就赶去求治。老僧的诊断和叶天士的诊断一模一样。可是，叶天士当时还拿不出办法，而老僧却能把防治的方案具体地告诉了举人说：“既有其病，必有治方。从今天起，你每天即以梨为生，口渴吃梨，饿了也吃梨，坚持吃一百天，自然会好。”举人按嘱咐每天吃梨，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当他衣锦回家时，在苏州又遇见叶天士，便把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叶天士知道老僧的医术比自己高明，就打扮成穷人模样，到庙里拜和尚为师，并改名叫张小三。他每天起早摸黑，除挑水，砍柴等外，就挤时间精心学医。老僧见他勤奋好学，很喜欢他。每次出诊，必带他一起去。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叶天士把老僧的医术全部学到手。有一天，老僧对叶天士说：“张小三，你可以回去了，凭你现在的医术，就可赛过江南的叶天士了。”叶天士一听便跪下自认自己是叶天士。老僧很受感动。 碰到自己治不好的病，叶天士乐于倾听同道的意见，那怕是“名未著”的医生，他也虚心吸取其诊病立方的长处。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年老患病。他多方治疗总是无效，又遍请县城内外有名的医生治疗，也没有效。病情一天天加剧，叶天士很忧虑，便向仆人说：“本城还有没有学问深而无名气的医生？”仆人说：“后街有个章医生，平日总是夸耀自己的医术比你高明，但是上门请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叶天士吃惊地说：“敢如此大言不惭，应当会有真才实学的，快去请来！”仆人奉命去请。章医生详细询问病情。仆人说：“太夫人服药无效，病势日危，主人终夜?厢澹谥朽┼┎恍菽钭拧盎屏倍帧！闭乱缴闹杏兴煳颍愕揭短焓考摇Ｕ锸右独咸螅帜霉サ囊┓阶酉缚矗烈骱芫盟担骸霸┖椭⑾嗪希绽碛Φ弊嘈А５蛉瞬∮扇刃坝粲谛奈钢洌┲斜匦爰踊屏拍苤斡！币短焓恳惶痪跻辉径穑档溃骸拔以缇拖胗谜馕兑蛭悸悄盖啄昙痛螅峙禄崦鹫婊穑圆桓矣醚健！闭乱缴担骸疤蛉肆匠俾龀ざ猩瘢驹峁獭６灾⑾乱没屏泻尾豢桑俊币短焓勘硎驹尥＝峁┮患粒∏榫痛笥泻米俜患粒【秃昧恕Ｒ短焓肯渤鐾猓嗝虐菪唬⒅潞癯辍Ｕ乱缴拼撬担骸爸皇俏业募馔愕男囊馀己希巫愕佬唬俊币院螅短焓烤６圆∪怂担骸罢乱缴囊绞醣任腋呙鳎梢郧胨?！笨杉短焓烤哂行榛橙艄龋废蛏龅拿赖拢虼耍芄话谕选拔娜讼嗲帷钡穆埃佣降廊找娉そ?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证，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天士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作为辨证施治的纲领；在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仲景书之残缺。其功劳很大。 有一年，苏州发生大温疫，他救活了不少人。其中有个“打更”的人，全身浮肿，又黄又白，病情十分险恶。别的医生看了，都说没得救。叶天士经过细致诊察，只用两剂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又有一个人患一种慢性病，经常复发，十分苦恼。他找叶天士诊治。叶天士开了一个方，嘱他按方服一百剂，就不会复发了。病人服了八十剂，病已好了一个多月，他就再不服药了。不料，事隔一年，病又复发。叶天士对他说：“我叫你服一百剂，你才服八十剂，当然复发了。从今天开始，你听我的，再服四十剂，病就永不复发。”事情果真如他说的一样。 叶天士活了八十岁，临死时，还谆谆告诫他的孩子说：“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沈德潜《香岩传》）。 叶天士去世后，由他的门人，取其方药治验，分门别类集为一书，取名《临证指南医案》。此书刊于一七六六年，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妇科与儿科，体现了叶天士治病辨证细致，善于抓住主证，对症下药。其中以温病治案尤多。 纵观叶天士的一生，无论是从他的医学理论，还是他的治学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尤其是他的治学态度，以及他那种敏而好学，更名换姓求师学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计量的财富。叶天士的著作《温热论》，是对治疗温热病的大量临证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温病学派的开山之作。虽然文章不长，甚至没有记载任何具体的方剂，但全文言简意赅，对于临床常见的温热病的病状和其传遍规律做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温热论》就此成为了后世中医学乃至现代中医学临床诊断热性疾病的重要依据。除去在温热病状分析方面做出的重要总结之外，叶桂在中医学辨证方法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将使用了千余年的以“六经辨证”为主的外感病诊断方法，进一步发展为以“卫、气、营、血”四个层次为主体，由表及里的辨证方法，这既是成功的创新，又是对于六经辨证的高水平的应用和发展，标志着中医学在辨证水平上的又一次提高。自此，也将“伤寒”与“温病”两大学说从辨证方法上区分开来。他这种大胆的创新来自于对先贤著作的透彻分析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也有人认为，叶天士称得上是对《伤寒论》理解得最透彻的一位医家。叶天士与薛雪是同一时代的温病大家，二人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便相互排斥，频有学术争执。叶天士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踏雪斋”，薛雪把自己的书房题作“扫叶山房。”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高热大汗，面赤口渴，脉象洪大，叶天士开了药方，可服后总不见效，他知道治疗母亲的病应该使用白虎汤，可总是担心母亲年岁已大，受不了这种攻伐力量强的方剂。薛雪闻得此事后，笑道：“老太太得的是这个病，本就该用白虎，药下对了，当然不会伤人，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叶天士闻言顿悟，便改用此方，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他亲自前往薛雪家中，拱手作揖，诚心请教，薛勇也十分感动，二人尽弃前嫌，从此成了至交密友，也是一段趣谈。叶氏指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如此短短几字就概括了温病的特征性发展规律，一些医家认为，这也是对现代医学常见的由肺炎导致心肌类这一现象从中医学理论角度最贴切的诠释。再者，文中还提到了“吾吴湿邪，害人最重”的观点，也是温病学的重要特征，这一学派产生于江南一带，与北方的伤寒派的差异很大，这与地域和气候有很大关系。以至于现代中医界的伤寒与温病学派也存在着南北的差异。叶天士的《温热论》，是学习温病学说的必读书。其后，温病学派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医家和论著，但是都未离开他所创建的理论体系。叶天士还留下了不少的医案记录，他十分善于使用轻灵短小的方子治愈严重的疾病，这是中医达到很高境界的时候才能做到的所谓“四两拨千斤”的高超医术，我们从中似乎还可以依稀见到他曾经叱咤医坛的潇洒。
王世和他，不仅以精湛的医术为叶利钦总统解除了病痛，也着着实实替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长了脸。王世和1951年生于北京，自幼受家庭熏陶，他对中华传统医学情有独钟。70年代，正当中国历史上一个黑白颠倒的时期，他却与当时所流行的“知识无用”思潮背道而驰，默默地学起了中医推拿按摩。他四处拜师，孜孜以求，几位资深医师和民间老中医也很喜欢这个好学上进的年轻人，他们把深埋心底的期望寄托到这个年轻人身上，带他诊病，将多年行医的心得技艺悉数传授给他。王世和有幸在登堂入室之际就接触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随着医疗工作的实践，他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充实自身的理论基础，王世和在80年代走进了大学校门，先后就读于北京教育学院高等师范体育运动系和北京中山学院针灸按摩专业，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研究了运动生理科学和中西医学理论以及针灸按摩，他将西医的人体结构、体能机制、运动生理与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治方剂相结合，用现代科学理论及生理药理知识为古老的中医医术插上腾飞的翅膀。历经多年潜心研习，终于在90年代独辟蹊径，形成了一套融现代反射学、脊椎矫正学、现代康复技术与中国传统按摩术于一体，有别于经典中医按摩的推拿正骨方法——“王氏手法”。近十年来，王世和以独特的“王氏手法”进行了大量临床实践，不少长卧病榻的患者经他诊治获得了康复。他的“王氏手法”对于许多病症，如颈椎病、胸背痛、脊椎炎、腰间盘突出、青少年胸腰椎弯曲、坐骨神经痛、神经根炎、脑供血不足、头疼头晕、脑外伤后遗症、脑中风后遗症，Ⅱ型糖尿病、癫痫、心率不齐、心动过缓、胃疼、横隔肌痉挛、小儿厌食症、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月经不调、肾结石等等，都有显著疗效和明显缓解作用。他还精于运用反射学原理进行疾病诊断和预测，其准确率达到了95%。他的医学成就赢得了社会的承认，曾被中国足部反射区健康法研究会评为研究员，1996年又被俄罗斯康复医学会聘为客座教授。中国北方的近邻俄罗斯处于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而潮湿。由于着装、饮食等生活习惯的不同，那里是运动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病症的多发区。从90年代初开始，王世和多次应邀到俄罗斯讲学，并先后为俄罗斯、乌克兰、德国的政(蟹)府要员进行治疗，他用一双回春的妙手，治愈了多例长年困扰患者的沉疴，解决了若干疑难杂症。为此，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神奇医术被俄罗斯人传为佳话，也引起了俄罗斯高层的关注。 王世和是在1994年应俄罗斯政(蟹)府之邀前往总统府，成为包括叶利钦总统在内的俄罗斯高层领导人的常任保健医生的。从此，他的身影经常在总统府和总统疗养地、在国宴和其他高层活动中出现在俄罗斯总统或总统夫人身边。推拿正骨是一种定位定量的医疗，施术部位的选择、手法力度的掌握常常关系到患者的安危；推拿正骨又是一份艰辛的劳动，医师往往要调动自身肌肉、意念的整体功能，通过双手全力以赴。很多时候，患者症状缓解了，医生则大汗淋漓，身体、精神疲惫之极。王世和以保健治病为宗旨，尽力服务于他的患者，他的高超医术经受住了考验，总统和家人对他的诊治都十分满意。同时，他也为时任外长科季列夫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俄罗斯联邦体育旅游局主席、总统顾问达里毕谢夫·沙米里等官员治疗过疾患，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王世和成了总统府里的另一种“安全保障”，不少俄罗斯高层领导人对他赞不绝口。 1995年年底，一向不大喜欢公开露面的总统夫人纳伊娜·叶利钦特意作出安排，正式接见了王世和。这位前俄罗斯第一夫人对他精湛的医术给予极高的评价，对他为总统本人以及其他俄罗斯公民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表示真诚的谢意。王世和为中国人、为中国传统医学赢得了新的荣誉。 1998年2月27 日，在举世闻名的克里姆林宫附近，一家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医疗机构——“王世和医疗中心”正式挂牌营业，这是一些俄罗斯患者为了表达对王世和的感激之情，出资协助兴建的当时莫斯科规模最大的一家中医治疗机构。一时间，俄罗斯的以及其他国家的患者纷纷慕名而来，领略中医推拿圣手王世和的神奇医术……30多年来，王世和先后为中国和来自欧美及亚洲国家的无数病人进行过成功的诊治，他使成千上万为病痛所扰的患者获得新生。中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对他进行过专访。俄罗斯、德国、乌克兰等国家的新闻媒体更是对他的医术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东方的一双金手”。  药王孙思邈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享年101岁。也有人根据《旧唐书》、《***书》等分析，认为孙思邈大约生于公元542年，卒于公元682年，终年140岁左右（我们以为后者更为正确，故以之为准）。  孙氏自幼聪颖好学，敏慧强记，他7岁时每天能背诵一千多字，人称圣童。孙思邈的家乡在长安附近，长安为秦汉时期的文化中心，在当时也是东西魏之间战争的后方，当时的战乱对其历史文化的破坏不大。在这种条件下，孙思邈有机会从小就博览群书。因自幼体弱多病，常请医生诊治，以致耗尽家资。因此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用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为民除病，因而刻苦研习岐黄之术。到20岁左右，他已对医学有一定造诣并小有名气，所以“京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找他治疗。除医学书籍外，儒家、道家、佛家的典籍他也无所不读。到青年时代，孙氏已是个知识渊博，尤其精通儒家、道家并兼通佛学思想的颇有功底的学者了。  公元579年即孙氏大约37岁以后，他以聪慧敏锐的头脑和相当渊博的知识看透了当时的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勾心斗争、彼此倾轧杀戮的本质，加之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他鄙弃仕途，离开家乡，先后到长安以西稍偏南距长安600余里的太白山和长安以南200余里的终南山过了数十年的隐居生活。在这期间，他潜心钻研唐以前历代医家的著作，如《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及扁鹊、仲景、仓公、华佗、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家的《经方》，对人体的“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表里孔穴”、“三部九候”及“本草对药”等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除此之外，他也在当时盛行的“阴阳录命”、“诸家相法”、“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即预测祸福、卜筮吉凶、符录消灾等方面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除了熟读经典探究医理，他还利用久居山林的自然条件，钻研并整理记载了大量药物识别、采集、炮制、贮存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在长年为方圆数百里内平民百姓治疗各种疾病的实践中，他所学的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融汇贯通，医疗技术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境地。孙氏治病针药并用，效若桴鼓。例如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他成功地治愈过上吐下泻的重症；唐太宗贞观初年（约公元627年），他治愈过几乎不治的虚痨病；贞观九年（公元636年），他妙手回春，治愈了汉王的顽固性水肿病；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他用内服中药的方法治愈过顽症箭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此之外，在他数十年的医疗实践中，经治了600余名麻风病人，治愈率达10%，这在1300年前来讲，已经是一个奇迹。各种多方求治辗转数医而不效的疑难杂证，一经孙氏诊治多可手到病除。就这样，他的名气不仅声噪山林，而且已经誉满京师。  孙思邈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多次请其为官，他均托病辞而不受。自85岁以后，他时而居京师，时而居山林，以行医为主要社会活动。  唐高宗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孙思邈132岁左右，他大约和朝廷有某种联系，受到某种约束，因此他上表高宗皇帝，借口身体不佳申请离京返回山林，高宗未予批准，而特赐其良马，并把当时闲置不用的原鄱阳公主的府第送给他居住。在此期间，孙氏在上流社会颇受尊重，当时的东台详正学士宋含文、名士孟诜和唐初四杰“王杨卢骆”之一的卢照邻等均以“师资之礼”对待他。  孙思邈到了晚年，对天文、地理、人文、社会、心理等诸方面学问无不精通，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和洞察力，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据《旧唐书》记载，当时的东台侍郎孙处约带着五个儿子孙健、孙儆、孙俊、孙佑、孙?缛グ菁锼煎悖锸霞怂侵笏担锟』嵯确⒉疲镉拥氖乱党晒贤恚?缭诩父鲂值苤薪崦畲螅洳恍以谟诖Ｒ院笫虑榈姆⒄构蝗缢锸纤稀；褂校诱彩侣肭溆啄晔痹龅焦锼煎悖锸纤担澳阄迨暌院蠼伲业乃镒咏晌愕牟肯隆薄Ｒ院舐肭涔坏绷诵熘荽淌罚锼煎愕乃镒铀镤吖坏绷诵熘菹粝氐南刎Ｋ锼煎愫吐肭浣不笆彼镤呱形闯錾?  孙思邈晚年把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据南宋文学家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所说，孙氏在一百多岁才开始着手写《千金要方》30卷。永淳元年（682）他又集最后30年之经验，著成《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遗。同年，寿至140岁左右的一代名医孙思邈在长安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嘱咐家人对他的葬礼要从简，不要陪葬品，不要宰杀牲畜祭奠。据《旧唐书》记载，他死后“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这可能和他长期练气功并服用某些药物，使其机体代谢发生了某些特殊的变化所致。对此不应轻易视为无稽之说或封建迷信，有待今后深入发掘加以研究。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然而他不慕名利，以医生为终身职业，长期生活在民间，行医施药，治病救人。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转辗于五台山、太白山、终南山、峨嵋山等地，采集药材、炮制药物，提炼丹药，深究药性。他对民间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多有研究，救治过许多疑难危重病人。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这不仅使他成为唐代名极一时的医学大师，而且使他一变羸弱之体，至百岁而视听不衰。  孙氏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精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安神定志，精心集中，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一样看待；治疗中要不避危险，昼夜、寒暑、饥渴与疲劳，全心赴救病人，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600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宋·林亿赞曰：“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孙思邈积一生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九个方面。第一、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改六经辩证为按方剂主治及临床表现相结合的分类诊断方法，使理论更切合实际。第二、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收载医方6500多个，无论是经方、古方、俗说单方均系统整理，大多注以出处。第三、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突出反映在消渴、霍乱、附骨疽、恶疾大风、雀目、瘿瘤等病的描述和治疗上。第四、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如下颌关节脱臼手法整复术、葱叶导尿术、食管异物剔除术、自家血脓接种以防治疖病等。第五、在药物学上，重视地道药材以及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并在药物七品分类基础上按药物功用分为65章，以总摄众病，便于医生处方用药。第六、重视妇幼保健，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第七、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石，提倡吐故纳新，动静结合，并辅以食治、劳动，使养生学和老年病防治相结合。第八、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第九、在炼丹生涯中，记录了硫黄伏火法，是我国早期火药配方，在火药发明上有突出贡献。  孙氏的著作，除上述外，史志见载的颇多，大多已散佚无存。  由于孙思邈在医学上的杰出成就及其崇高的医德医风，使之深受我国历代人民的爱戴，其影响历代相传，经久不衰。千百年来，用来纪念他的庙宇遍布各地，尤其是在他的家乡耀县，早在唐朝后期就在城东药王山为他立祠。此后宋、金、元、明、清各代在那里陆续增建了药王庙，并建有碑亭、石刻等。现在明朝建的药王庙保存完好，庙内有“孙真人”居住过的石室太玄洞，洞外亭内有明刻《千金宝要》、《海上方》石碑。相传当年孙思邈洗药用的洗药池和他亲手种植的柏树还完好无损。这些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深受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珍爱。每年二月，人们都在药王庙举行仪式，隆重纪念和缅怀这位名垂千古的伟大医药学家。   孙思邈因病学医成药王  孙思邈从小身体就很弱，常常得病，家里为给他治病，几乎倾家荡产，稍大一点的时候，他又目睹了隋文帝时长安一带流行瘟疫的悲惨景象，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于是他立志学医，到20岁时孙思邈就已经学识渊博，他结识了当时的太医令谢季卿及甄权、甄立言兄弟，并向他们虚心求教，医术更为精进。孙思邈是一个全能医生，各个医科的疾病都难不倒他，而且对于养生、食疗、针灸乃至炼丹也都有所涉猎，也许是因为他小时候的经历，所以他更愿意为平民百姓治病，隋唐两代的几位皇帝先后邀请他去宫内做官，他都婉言拒绝，依然在民间行医，不过由于他医术高超，经常要被召到宫中来诊治皇宫贵人们的疾病。    唐仁宗时候，宫中一位才人生病，双目赤红，而且凸出，什么也看不见，非常痛苦，宫内的御医认为是内火，所以用祛火药医治，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仁宗叫来孙思邈，孙思邈诊脉后认为这位才人不是单纯的热火，接着孙思邈又诊出才人肝脉弦滑，就询问才人的月事情况，宫内的御医说才人已经三个月没有月事了，应该是怀孕了。孙思邈却认为，才人的病是因为年轻气血旺盛，经血不通，肝火上行才导致目疾，并不是怀孕。孙思邈开了通经药，果然才人月事正常了，双目自然就复明了。    史上还有孙思邈“悬丝诊脉”的传说，他曾经给唐太宗长孙皇后看病用的就是此法。悬丝诊脉是指病人和医生分处两室，互不见面，医生通过搭在病人手腕上的一根丝线来诊脉。孙思邈给长孙皇后诊脉时，宫内的御医开始把丝线拴在冬青根、铜鼎足部和鹦鹉上来试探孙思邈，这种小伎俩一点也没有难倒孙思邈，很快就被一一识破。孙思邈给皇后悬丝诊脉之后，认为皇后是滞产，开出一方催产药，使得皇后顺利分娩。    孙思邈医德高尚，治病救人不分贵贱，因此无论是皇上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十分敬重。他提出“大医精诚”，就是告诫医生，不管医术有多高明，治病的时候都要心平气静，排除杂念，不能心存私利，无论对什么样的病人都要一视同仁。孙思邈在晚年著述颇多。最著名的就是《千金要方》，又名《备急千金要方》，30卷，后又有《千金翼方》30卷。这些书中涉及范围非常广泛，而且由于孙思邈在民间行医，经验十分丰富，所以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民间治病的土方。比如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用葱叶当导尿管治疗尿闭症等等都是非常实用的治疗方法。书中对药物的论述也非常多，孙思邈被誉为“药王”，他经常到深山中采药，对药物的了解非常透彻，在书中他指出，凡草石药皆须土地坚实、气味浓烈，不然治病不愈；凡麦门冬皆微润抽去心；栀子者，去皮；用蒲黄者，汤成下等。对于草药如何处理才能达到最佳功效，书中都提出了明确的说法。    孙思邈活了101岁才离开人世。他死后，尸体过了一个月，颜色容貌仍然跟活人一样没有变化，当人们把他尸体抬起来的时候，感觉非常轻，就像只有衣服一样，令人们十分惊诧。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药王，在死后又给人留下了传奇的一幕。    延伸阅读    关于“悬丝诊脉”的真伪    历史上是否真的有悬丝诊脉之事？病人的脉象能否通过丝线传导给医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曾有人专门请教过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老先生。    施老先生曾给清廷皇室内眷看过病。他介绍说，这悬丝诊脉可说是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曾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原来，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为了获得真实而详尽的情况，有时太医还要给太监送些礼物。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到了悬丝诊脉时，太医必须屏息静气，沉着认真。这样做，一是谨守宫廷礼仪，表示臣属对皇室的恭敬；二是利用此时暗思处方，准备应付，以免因一言不慎、一药不当而招祸。 
在我国民间信仰中，药王的信仰甚为普遍。因各地民俗的不同，故信奉的药王还不止一个，其中著名的有春秋时期的扁鹊，唐代的孙思邈、韦慈藏、韦善俊、韦古道（韦老师）等。　　扁鹊是我国古代的名医、《史记》称其姓秦，名越人，春秋渤海郡莫阝人。他精通医道，曾遇异人长桑君授以秘方奇术，能用肉眼视人五脏症结，遂以医名。他到处行医，在齐国号卢生；在赵国名扁鹊。他行医的特点是能随俗应变。据《新搜神记•神考》曰：“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列子•场问》中记载了其为鲁公扈、赵齐婴等人治病时，“剖胸探心，易而置之”的情景。另外《史记•扁鹊传》中还记载了扁鹊神诊妙医的故事，如治愈了昏迷七天的晋国大夫赵筒子，救活了被人当死的萌国太子，指出将置齐桓公于死地的不治之症。扁鹊遂闻名于天下，被誉为神医。传说黄帝的大医名扁鹊，故以其名称之，秦太医嫉妒其高明医术，暗中派人将其刺杀了。因扁鹊医术神奇，医德高尚，遂被人们封为药王，立庙把之。　　祭祀扁鹊的药王庙，以其墓所在地河间任邱县药王庙和其故乡莫阝州药王庙最为著名。据明人《稗史汇编》说，扁鹊墓在河北任邱县，该地有药王祠，祀扁鹊。祠前有地数亩。前来祈求药王看病者，先在神前祷告，然后以改（占卜用具）占卜。若占卜的结果为神灵答应治病的要求，那么就会指出取药之地点。据说，按此法掘上取药，服之辄愈。《宋史•许希传》载，北宋景枯元年（1034），仁宗病卧不起。医生许希以针炙法疗使之愈。仁宗封其为翰林医官，赐绊衣，银鱼及币器，许希拜谢完毕，又向西拜。六宗惑问其故，许希日：“扁鹊，臣师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师之赐，安敢忘师呼？乃清以所得之财修扁鹊庙。六宗遂敕封建扁鹊庙于京城西隅，诏封为“灵应侯”，后来明朝又封为“神应王”。学医者竞相求拜。　　相传药王扁鹊的生日为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据清初高士奇《扈从西巡回录》云：每年四月郑州民间有药王会。时黄淮以北，秦晋以东，商旅云集，来此贸易，江湖艺人，集此献艺。但见幕涨遍野，声乐震天，如此者二十来日方止，可见规模之盛。其俗一直沿至今日。　　　　药王中最有名的是唐代神医孙思邀。制日唐书说其为京兆（今陕西耀县）人、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性好道家之学。周宣帝（579）时，以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后长期隐居终南山，行医修道，隋唐统治者屡次派人到山中请他至京城为官，均辞谢不前，志在山林，一心向道，终其一生。北宋崇宁二年（1103），赠封为“妙应真人”。　　孙思邈自注《老》、《庄》、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世，主张治病时必须天人合一，认为“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人亦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寝”为之应；天转运，“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为霜雪，张而为虹霓”，谓此为“天地之常数也”，人“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营）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声音”，称此为“人之常数也”。二者相结合，“阳用其神，阴用其精，天人之所用也。”指出“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痛疽，弃而为喘，乏竭而为樵枯”，必须：“诊发乎面，变动乎形”，以此论天地，亦如此。所以提出“五纬盈缩，星辰铝行。日月薄蚀，车管飞流”为天地之危诊；“山崩上陷”为天地之痈疽；“奔风暴雨”为天地之喘；“川滇竭涸”为天地之焦枯。提倡“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圣德，辅之以人事”，最终使“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后人以此理论治病，救活了许多人，因此后人尊称他为药王，又称之为真人。
　　孙思邈一生隐修的地方甚多。据说曾在五台山隐居过，为了纪念他，后人遂将五台山称为药王山。唐初“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曾经评道：“邈道合古今，学弹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持诘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生之俦也。”及明末清初时有《药王救苦忠孝宝卷》，讲孙思邈救助白蛇，后得道成为药王的故事。
　　此外唐代的韦慈藏、韦善俊、韦古道等人也被人们尊为药王，他们被道教所倡而流传于民间。韦慈藏为唐一代名医，《旧唐书》回其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后来称为韦真人。《月令广义•五月令》称五月十五日是药王韦真人的生日。韦善俊是唐武则天时候的人，《列仙全传》卷五称其十三岁奉长斋，后遇一道土授以金丹秘要。常携一条黑犬，呼之为乌龙。一日黑犬化为乌龙，韦善俊乘之他去。韦古道，又称韦老师，西域天竺人。开元（713－743）中入京师，系葫芦数十枚于腰间。广施药饵，治病多见奇效。唐玄宗召入宫中，赐号药王，朝野称之为药王菩萨。　　全国各地遍布药王庙，其中最大的且供奉较全的要数河北安国的药王庙。庙中供奉东汉，开国功臣邱彤，在邓彤神像两则，奉把华伦、张介宾、扁鹊、张仲景、孙思通，三韦等十大名医，岁时祭粑，香火极旺。
董奉
董奉（220～280），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区”。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董氏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轻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董奉出生于长乐古槐镇董厝村，与华佗、张仲景都是后汉三国时代的名医，史称“建安三神医”。 董奉从小钻研很多古代有关医药方面的知识，采集各种树木花草加以研究实验，根据药物的颜色、气味和产生的季节、地方等，分别种类、性质，再参考古书记载和经验，通过对家禽、牲畜的试验中获得丰富的医药知识，也发明了很多古代所没有的病源、医理。董奉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给人看病不收诊费，病家在医好后送他的礼物都被谢绝，对所治愈病人只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重病者种五棵，轻病者种一棵。于是，几年后杏林满山，故人们便以“杏林春暖”来赞誉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名医。至今，在长乐有一座山就被称为董奉山，而在福州的茶亭街河上村，则有一座明代的救生堂，均为纪念董奉。 董奉年轻时经常到处云旅，行医施赈，特别是在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和越南等处往来。他所到地方除了治病赈济以外，还遍访名山大川，采集野生植物制成丹药给人治病。董奉不求名利、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被人们传为佳话，千秋流传。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唤中医为“杏林”。这些名垂千古的名医史迹，铸就了中华医药今日的辉煌。 与华佗齐名于世的董奉，是三国时代福州长乐人。他一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不收钱财，仅要求重病治愈者，在山上种五株杏树；轻病治愈者，种一株杏树。于是，几年后杏林满山，故人们便以“杏林春暖”来赞誉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名医。至今，在长乐有一座山就被称为董奉山，而在福州的茶亭街河上村，则有一座明代的救生堂，均为纪念董奉。
董奉年青时离开福建前往江西庐山学道，继续民为除害。当时由于江西江河溪涧里多出现巨蟒，常危害人畜，董奉设法杀之。据《庐山志》卷七记载：“浔阳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治之，少日见一蛟死浮出。”《浔阳志·董奉太乙观》还记载：“董奉居庐山大中祥符观”。张景诗云：“桃花漫说武陵源，误杀刘郎不得仙。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说的是董奉是在庐山逝世后成仙的故事。 同时，《庐山志》还记载董奉在江西行医期间，有一县官女儿得了怪病，医疗无效，请董奉医治即愈，于是县令便把女儿嫁给董奉为妻。因董奉常年累月要外出为人治病，怕妻子孤单，便收养一女为她侍候。 董奉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还在庐山上建有董奉馆。《真仙通鉴》载：“奉在人间百年，其颜色常如三十许人。”可见董奉有一套养生之道。[ 此贴被无聊的在2009-08-19 16:07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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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16:13 只看此人 歧伯岐伯是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生，由于是传说，关于他的籍贯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岐伯家居岐山(今陕西省岐山)一带。而新近有资料表明，岐伯为甘肃省庆阳县人。如清·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所以，记载“岐伯”的最早的文献是《黄帝内经》。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专门修建了岐伯庙。如《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县城南。”据《辞海》说：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泊所在义渠，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 岐伯又尊称为岐天师，意为懂得修养天真的先知先觉。张志聪《黄帝内经素问集注》卷一：“天师，尊称岐伯也。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者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伯曰天师。”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3.《***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4.《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以上诸书皆已佚，仅存书目，因此只能从书名知其与岐伯有关，内容主要是针灸，另外有按摩、藏象等，而不能确定为岐伯所著，因为古代“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所以托名岐伯的医书，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用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有关岐伯与岐黄的研究发现，其中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由此说明中医药学与其母体文化的密切关系。
歧伯是传说中的医学家,春秋时期黄帝的大臣.据传说黄帝让歧伯尝草药,编著医药经方,才有传世的《本草》《素问》等书。
因《内经》主要采用黄帝与歧伯君臣问对的方式，所以常称其为歧黄家言，进而把医术称为歧黄之术，从事中医业者为“歧黄传人”。
中华医学鼻祖——歧伯 岐伯是我国远古轩辕黄帝时期的重要人物，是著名医学家。他的著述颇多，但多失传。仅留残著，被后人整理编辑成《黄帝内经》，流传至今。因而，他被后人称为中华医学鼻祖。 《资治通鉴》和明清《庆阳府志》、《庆阳县志》均载：“岐伯，北地人”。北地即今之庆阳。南宋郑樵《通志》记：“古有岐伯，为黄帝师，望出安化”。安化即今庆阳，岐伯是庆阳人当属无疑。 《庆阳府志》卷十九记：“岐伯庙在今南原”，即今庆阳市斤辖董志原，《庆阳县志》卷三记：“岐伯庙在县城南嘉会门十”。说明庆阳曾为岐伯两建祠庙，自古至今，祭祀不断。 过去许多史书上说岐伯是黄帝的太医。也是“黄帝之旷，称“天师”。宋嘉 年间高保衡等人所著《黄帝内经序》说：“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身，更相问难，垂德以福万世”。清著名医学家张志聪云：“天师，尊称岐伯也。天者，谓能修其天真；师乃先知先觉也。言道者，上帝之所贵，师所以传道而设教，故称谓曰天师”。《史记·孝武本纪》：“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这些都说明，岐伯并非只是黄帝的太医，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军师，也即今天的顾问。《资治通鉴》云：“黄帝命岐伯作镯铙、鼓角、灵髀、神钲以扬德而建武。”《隋书·音乐》云：东汉明帝时，乐有四品，“其四日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讽敌励兵”。这说明岐伯是一个上知天文，下极地理，多才多艺，才智过人的博学家，是名符其实的黄帝之师。 岐伯一生，对我国医学的贡献最大，奠定了我国中医学的基础。 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经史百家杂钞》注云：“岐伯，黄帝臣。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与论医，更相问难，著素问、灵柩，总为内经十八卷，为医书之祖”。关于岐伯的遗著，见于医籍者有《岐伯经》十卷，《岐伯灸经》一卷，《黄帝岐伯针论》二卷及《岐黄要旨》、《岐伯精藏论》、《岐伯五藏论》、《岐伯奥旨》等。但以上诸书大多失传，唯留《黄帝内经》一书，为古今研究中医的经典著作。褚证的《褚氏遗书》中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即本纪所谓咨于岐伯，而作《内经》是也。此书出于岐伯者多，故本纪不及诸臣耳”。《内经》的成书时间，现无准确年代可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不断完善、增修，最后才形成今天的《内经》。即使在岐伯之前，我国民间已早有医术相传，岐伯也是总结学习了前人的经验，再加上刻苦钻研、反复实验，才取得了“素问”成果。所以《内经》是我国古代众多医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的宝贵医学遗产。当然岐伯是对此贡献最大者，因而成为我国中医界无与伦比的鼻祖。
李老乡来了李时珍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其父李言闻世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再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经二十七年（1578年）著成。共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每种药首先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其次是集解、辨疑、正误，详述产状；再次是气味、主治、附方，说明体用。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本草纲目》的故事于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 “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二、李时珍的太医院生涯 1551—1556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如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 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三、《本草纲目》的重大贡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科、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四、《本草纲目》最著名的金陵版及其它版本流传《本草纲目》脱稿于1578年，又经过反复三次修改后终于定稿。为了能尽快刊刻此书，李时珍不顾年高体弱，于1580及1590年两次前往太仓和南京，请当代文学家、曾任刑部尚书的王世贞作序，之后经金陵出版书商胡承龙应允刻印。从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起，至1593(明万历二十一年)止，前后历时四年才全部刻完。在原书即将出版之时，李时珍告别人世，没有能目睹自己心血的问世。三年后的1596年，《本草纲目》在南京全部出版，史称金陵版。目前该版本已成为世界珍宝，存世不多。根据日本著名医史文献学者真柳诚教授的研究，该书在世界各地收藏情况如下( 括号内为目录中所列)：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本（别42函 8号）全帙本。为井口直树所献本。内阁文库所藏这一金陵本，于1992年由大阪Orient出版社影印出版。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本（205-5)全帙本。为田泽仲舒的旧藏书，后献于国立国会图书馆。3)日本、东洋文库本（11-3-A-c-23）虽是全帙本，但一部分是钞补内容，为岩崎久弥旧藏书。4)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本（狩8?21595?36）全帙本。中国学者狩野亨吉的旧藏书。5)美国、国立国会图书馆本（G141.76/L61.4)[16]全帙本。日本的旧藏书。6)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本(0953/子21-1578)全帙本，谓思补山房的旧藏书。7)中国、上海图书馆本（善本480471-90）全帙本。1993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出版。根据其藏书印可知，此书曾为解放前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藏书。更早的藏书印模糊不清，只知为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之藏书印。8)日本、京都府立植物园大森记念文库本（38番）阙卷19～21和卷47～49等６卷。为植物学者白井光太郎的旧藏书。9)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本（贵593）现仅存卷19～28共10卷。江户本草学者小野兰山和幕末考证医学者伊泽兰轩的旧藏书。10)日本、宫城县图书馆伊达文库本（30196 伊?BR>  现仅存卷36～38共3卷。经曲直濑养安院、奥田庆安、幕末的考证医学者弘前藩医涩江抽斋、伊达家等辗转所藏，传至于今。除了上述著名的金陵版之外，《本草纲目》还有江西版、湖北版、杭州版、本立堂版等多种，先后在国内翻刻60余次，同时还有一些简编本出现。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李时珍行医，既珍视前人经验，又注重亲身实践，医术不断提高。很快他的名声即传遍蕲州。当时封藩在蕲州的第三个孙子富顺王朱厚焜，特请他到王府为自己的儿子诊病。此子爱吃灯花、生米、泥土，李时珍根据上述症状，诊其为虫病，于是用杀虫药物治好了这种怪病。 不久，封藩在武昌的楚王，又把李时珍请去当侍医。一天，楚王的儿子突然昏厥不省人事，李时珍根据中医理论辨证后，大胆施用傕吐、攻下类药物，从死亡边缘救回了世子的性命。由此，李时珍被召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祭祀礼节的官署)，并兼管王府的“良医所”，期间曾治愈许多疾病，楚王欲重金酬谢，但都被李时珍拒绝。由此可见，李时珍是一位不重权贵、不务名利、只求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五、纪念李时珍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蕲州城东。到今天为止，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朝拜，许多人常把坟头的青草带回家以消灾灭病。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1954年，将其坟墓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蕲春县人民政(蟹)府对墓地进行了修缮，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并初具陵园规模。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成立了国家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并于1982年再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纪念馆内保存有与李时珍相关的大量资料及著作，是全国闻名的机构。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李时珍　　　医学世家　　李时珍是我国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行医采药数十年，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勤于著述。特别是他历经27年，三易其稿，于万历六年（1578年）写成的《本草纲目》，不仅系统地总结了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学的丰富经验，而且把我国医药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阶段，对祖国和世界的医药学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然而，当初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时，有人骂他“造反”，也有人讥笑他“死心眼”，庸医则视他为“狂妄”。面对这一切，李时珍置若罔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日夜奔波在崎岖的路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登上了那个时代的科学高峰。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公元1518年生于湖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瓦硝坝一个世代医生的家庭里。他的家乡是一个山明水秀、风光优美的地方，又是一个产药的胜地。时珍的祖父是一个热心替人治病的医生，但名气不大，早在时珍年幼时就去世了。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是当时有名的医生，又是一个饱学的秀才，虽参加过多次乡试，但始终没有考中。母亲张氏，身体衰弱，在生下时珍后不久便病倒了，以后长期地缠绵在病榻上。　　幼年时代的李时珍，体弱多病。直到10岁左右，身体才慢慢地好起来，能够念一点书和到外边活动一下了。时珍对于草木虫鱼的学问，从小就有出奇的爱好。这方面，他受到父亲很多的影响。在父亲的房间里，一年到头都能嗅到白芷、郁金香之类芳草的清香。有时，父亲还带他到山里去，让他看药草的生长情况。由此，他在药草方面的知识逐渐丰富起来；同时，热爱自然、热爱田野活动的习惯也逐渐养成了。瓦硝坝附近有个著名的雨湖，它方圆20多里，经常有渔民捕鱼。时珍和许多渔民熟识，老渔翁还常告诉他许多关于水鸟的知识。李言问很了解儿子的兴趣，为了满足时珍的好奇心，还曾教他读过画本的《尔雅》。家庭和环境的影响，使得李时珍从小就对祖国的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李言闻并不想让儿子学医，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医生被官府歧视，史书上常把学医的排列在“方伎列传”里，社会地位比较低。李言闻希望儿子多读点“四书”、“五经”，将来能升个一官半职。于是，在时珍12岁那年，父亲就明确地向他宣布了这个意图，从此，摆在他面前的多是为考取功名用的八股文集。开始，在父亲的督促下，他还认真地读了几年书，在 14岁那年考中了秀才。后来，他越来越感觉到死读这些八股教条毫无意思，虽遵从父命三次赴武昌应府试，但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崇理求真的品格，是注定写不好八股文的，所以每次都落选了。三次乡试的失败，虚度的宝贵光阴，使李时珍深深感觉到科举应试这条路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现在必须按照自己的志愿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学习医学。父亲见他意志坚定，也就只好答应了。　　从此，他一边认真学习父亲的临床经验，一边刻苦攻读前人留下来的《内经》、《伤寒论》、《本草经》等古典医学书籍，每日天没大亮，就悄悄地爬起来，挟着几本书，到外面去埋头苦读。这样坚持学习多年，又得到父亲的尽心教导，在医学上进步很快。李时珍22岁那年正式挂牌行医。　　1537年，蕲州地区发生大水灾，江水倒灌人蕲河，田地被洪水淹没，颗粒未收，连市街的交通也要靠舟船来维持，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水退后，各种瘟疫、疾病猖撅起来，封建统治阶级置广大人民生死于不顾，医生成了全城百姓所托命的重要人物。当时一些没本领的官医摆起架子，没钱不给医病。因此，穷困的病人都来找李家父子求医，从早到晚，病人摩肩接踵。在非常紧张的医疗实践中，李时珍帮助父亲救死扶伤，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的病人，自己也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锻炼。在病人呻吟和死亡的哀痛中，他开始深深体会到医生责任的重大，使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有一次，在寒冬的夜晚，有人请李时珍出诊，患者是个妇女，气喘得非常厉害，浑身浮肿。李时珍诊断后，先用麻黄止住她的气喘，再用茯苓、香薷等药；使其小便畅通。经治疗，浮肿逐渐消退，以后又诊了几次，病竟痊愈了。由于他们父子治好了无数病人，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颂扬，从此，年轻医生李时珍的声望越来越大，远近驰名。　　李时珍的高明医术，很自然地引起了有钱有势的皇族、官僚和地主乡绅的注意。当地皇族荆王的妃子，患急性胃炎，肚子痛得很厉害，很多医生诊治时，只用泻药、吐药，非但没医好，病越发重了。李时珍经仔细诊断，判定和普通胃炎不同，便开了延胡索和其他几味药，王妃服后，肚痛立止，大便也通畅了，病也好了。富顺王朱厚焜的孙子患了一种嗜食灯花的病，久治不愈，时珍用杀虫疗癖的方法也把他治好了。后来，封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的一个儿子得了一种常发的气厥病，许多医生都治不好，便派人来找李时珍。经时珍精心医治，楚王儿子的病顺利地治愈了。楚王怕儿子的旧病复发，一下子找不到这样的好医生，就任命时珍做楚王府的“奉祠正”，兼管王府的　　“良医所”，并赏赐给他不少珠宝财物。时珍拒绝了楚王的酬报。从此，他在王府里建立起一种威信，皇族对他不敢有所轻慢。他虽身在王府，也常到外边去给人治病。蛇山观音阁的一个老和尚跟他很要好，过了不久，观音阁就成了李时珍的义诊所了，许多进不了王府大门的病人，都跑到那里去请他治病。　　博采众长　　李时珍的一生既重视博览群书，刻苦研读书本知识；又注重采访四方，深入实践调查研究。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精读了大量的医药书籍。传说他曾“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当然做为一个职业医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但由此也可想到他苦读的情况。中国先民在药物应用上的种种发明，在汉代曾做了初步总结，产生了《神农本草经》。在以后的若干年间，围绕这部伟著，出现了许多注释性和补充性的著作，使古代药物研究工作的内容逐渐丰富。从《本草经集注》、《唐本草》、《蜀本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起，一直到宋朝四川名医唐慎微编著的《证类本草》为止，标志着药物学的研究不断地向前发展。李时珍对这些重要著作一一认真研读，反复研究。他一方面十分敬佩前代大师们的辉煌业绩；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们在理论上和观察上的一些错误，觉得应予修正。　　李时珍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首先是博览古代所有有关医药方面的书籍。李时珍每天除为病人治病外，余下的一分一秒都用在读书上。他和他父亲藏书都不多，因为在古代，书籍大都掌握在有钱有势的人手里。李时珍通过给皇族、官僚和贵族治病，唯一的收获便是饱览了王府朱门所藏的奇书。尤其是医书、方书，在宋、元、明的递变过程中，经屡次战乱破坏，不少在民间已绝迹，而在皇族、官府的书库里却常能找到。他利用这些难得的机会和优越的条件如饥似渴地攻读，勤读勤记。到他35岁时，古代的医书、药书，他已读过800多种了，单是摘录的笔记，就装满了好几个柜子。他所阅读的，也不限于医药书籍。他不但把前人医书中所引的经史百家材料，找出它们的出处，一一重新读过，以便核实订正；还读了许多前人未加注意、未曾引用的书，企图从古代学术的宝藏里挖出更多的东西。比如，煌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他也仔细读过了。其中古代诗人叙事状物的精确、生动，给了他很大启发。像王维的《敕赐百官樱桃》诗，告诉他蔗浆的性格是寒的，使他更了解蔗浆泻除中热的功用。苏辙的“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两句诗，告诉他栗子的吃法，他用之于临床治疗，也产生了效力。　　李时珍对稗官小说也从不轻视，这也是他“读书有得”的一个因素。他曾读过诸如《泊宅编》、《两山墨谈》一类的笔记。其他像刘贡父的《芍药谱》、范成大的《菊谱》、沈立的《海棠谱》等，他也都读过。这些谱录性的作品，对他后来考证各种药物名实，都起过很大作用。为了了解边远地方药物生产的情况，他还读过《南方草木状》、《凉州异物志》、《桂海虞衡志》一类书。为了研究外国药，他还仔细读了马欢、费信、巩珍这些人随郑和下西洋回国后写的书。　　李时珍的高明医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不是单靠博览群书，从书本中得来的；而且还靠他注重实践，采访四方，直接观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时珍曾读过许多药书，然而，最使他感到茫然的，是许多药物的形状和生长情况，虽经前人反复解释和辗转引申，自己却仍旧得不到一个清晰的概念，有时甚至于越读越糊涂。可见，只靠“无书不读”来获取知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时珍的家乡蕲州有三样特产，明朝时是作为贡物入贡的。一样是竹子，名为“新竹”；一样是艾叶，名为“蕲艾”；还有一样是白花蛇，名为“蕲蛇”。李言闻写过一篇《艾叶传》，李时珍很感兴趣，他也想仿照父亲的做法，给白花蛇写一本传。有一次李时珍问父亲：“书上说白花蛇皮下面有24块斜方块的花纹，是真的吗？”父亲说：“我们新州有的是白花蛇，你到凤凰山去捉一条看看，不就知道了吗？”父亲的话，对他启发很大。他想，古人常说：“眼见为实，耳听是虚”，这句话很有道理。于是他独自登上了凤凰山，先找到捕蛇人，同他们爬到山洞里，捉到了白花蛇。他不但很清楚地看到了白花蛇的形状——黑质白花，肋下有24个斜方块的花纹，而且连捕蛇人的动作、捕到蛇后怎样截取头尾，也都看到了。由此，李时珍进一步懂得了：不论研究什么学问，除了博览群书，还须多用眼睛去看，多用耳朵去听，多用脑子去想；学问是从“真知灼见”中得来的。从这时起，他的腿跟他的脑子一起开动起来。蕲州一带的原野和山谷，一次又一次地印上了他的足迹。近的如缺齿山，远的如丫头山，大的如紫云洞，小的如朱家洞，都成了他奔驰访察的对象。山中的甘菊、苦参、紫苏、苍耳、土蜂、蟾蜍、竹鸡、野猪……使他感到“应接不暇”了。　　为了开拓更宽阔的知识境地，他在1565年以后，又到各地游历。后人赞美他“远穷僻壤之产，险探仙麓之华”，就是描写他的采访活动。他到湖广一带的山谷进行过药物调查，还到过江西的庐山，江苏的茅山，南京的牛首山、紫霞洞，以及安徽、河南的名山大川。凡是生长药材丰富的崇山峻岭，他都曾去过，并采集了大批的标本。他对每一棵药草，从产地、栽培，到苗、茎、叶、根、花果以及形态、气味、功能等，都研究得非常深入。　　有一次，李时珍听人说均州 （湖北省均县）的太和山上有一种稀罕的果子叫榔梅，人吃了可以长寿，为弄清真相，他特地登山访查。一个看庙的老和尚告诉他：“皇上有命令，榔梅只能由皇家采，谁要偷采是要问罪的。”白天采不得，等到夜晚，李时珍趁着月光，偷偷溜上山去，终于采到几颗榔梅。经他研究，发现榔梅是一种榆树类的变形果实，只能够生津解渴，功用有限，根本不是什么“仙果”，说吃了长生不老全是骗人的话。　　李时珍对民间流传的药方也认真地做过搜集研究。他认为民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医药宝库。他曾被举荐到太医院工作，一年后，托病辞职。南归时，路过一个驿站，遇到一群北上的驿卒在站外用锅煮着一把粉红色的旋花汤喝。驿卒们告诉他说：“我们官命在身，长年奔走，筋骨都受过伤。喝了这种花熬的汤，可治筋骨痛，”李时珍听后高兴极了，觉得又增长了见识。从此，他更大量地搜集民间药方。他接触的人很多，种田的、捕鱼的、砍樵的、打猎的、放牧的、采矿的、做手工业的，都成了他的助手和老师。例如，一些药草的区别，是靠农民解决的；某些动物和鱼类的生活、繁殖情况，是靠牧民和渔民解决的；矿物药品的采集与炼制，是靠矿工解决的。李时珍还非常重视直接经验，曾亲自下过煤窑，去过炼铅、炼汞的作坊。为了体验药的麻醉作用，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吞服蔓陀萝这种烈性药物。　　李时珍在医疗实践中，坚持不懈地博览群书，采访四方，使他积累了丰富、宝贵的医药学知识，这些就成了李时珍在医药学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物质基础；也为他晚年著成《本草纲目》，做好了思想与物质上的准备。　　《本草纲目》　　李时珍一生除了以他的精湛医术，为人民群众做出了巨大贡献外，他给后人留下的医药遗产也是非常丰富、无比宝贵的。　　李时珍的著作很多，如《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濒湖医案》、　　《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集简方》等多种。可惜这些书籍大都已散佚了。但是，李时珍给我们留下价值最大、影响深远的是他历时 27年，呕心沥血，修订历代《本草》，直至晚年著成的《本草纲目》。　　重修《本草》可以说是李时珍一生的宿愿。他读过大量的医药书籍，但在医疗实践中，却发现不少药书对药物性能的记载有错误。比如，有的医生给患癫狂病的人服了防葵，结果病人马上死掉了；有的医生给身体虚弱的病人服了黄精，结果病人也死了。李时珍对此惨痛教训，做了深刻研究，最后发现，责任都在药书上。是药书把防葵和狼毒、钩吻和黄精错误地说成同一个东西。由此，时珍感觉到越是重要的著作，更迫切需要订正。　　后来，他又发现：古代的药书多成于庙堂人物之手，著者大都怀有成见，轻视民间习用的药方品物。时珍长期生活于群众中间，民间怎样重视习用的药方品物，他十分了解。他觉得应该有一部书，将古人漏掉的或未发现的药方品物补充进去，使天地间万物能充分地得到应用。同时，他还想到：“本草学”在一千几百年中间一直是发展的，为什么到了宋代《证类本草》之后就停滞下来呢？宋以后的医药学者既然在这方面未能做出什么成绩，那么，自己有责任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　　从此，李时珍下决心要对古代的“本草学”加以整理、修改和补充，对那些迷信邪说加以批驳，把新的发现和药物科学知识补充进去，写出一部分类更细致更科学的药书来。　　1552年，李时珍35岁时，开始写书。为了确定这部书的体例，他考虑了很长时间。案头的一部《通鉴纲目》，引起了时珍的注意。朱熹的那种“以纲挚目”“纲举目张”的编辑方法启发了他，使他豁然开朗。时珍提笔在稿本上题了“本草纲目”四个字，由此走上了辛勤而又漫长的编著历程。　　在这27年中间，李时珍一面行医采药，一面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翻阅了近一千种著作，走了上万里的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考订了历代《本草》中的错误，充实了许多重要内容，在无数关心他、尊敬他、热爱他的人的支持下，于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的初稿。　　他为了把这部书编得更充实、更完备，曾经做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每一次修改，几乎都是推翻成稿，重新写就。在他的书案上，堆着几尺高的笔记本子，上面全是他手录的材料，有的是他从古书上摘录的，有的是从别人传述中记下的，有的是他自己联想、存疑和判断的记录。这些材料加在一起足有上千万字。他夙兴夜寐，识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经过反复筛选，仔细推敲，终于将这上千万字的材料，提炼编撰成为一部　100多万字的书稿。　　《本草纲目》全书共 52卷，分为16部， 62类。共搜集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动物340种，矿石357种。此外附有处方11096则，各种矿植物插图1160幅。这部书在解释工作上，其体例特点是：以“正名”为纲，以名家注释称目；用“集解”叙述产地、形态以及栽培和采集方法；用“正误”考订品种真伪和历史文献记载；用“修治”讲解它的炮制方法；用“气味”、“主治”、“发明”分析它的性质和功用。《本草纲目》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用科学的实物对证的方法，来改正前人关于药物的许多错误的含混的记录，使药物的分类解释工作能够更接近于精确无误。它除了对药物学有着特殊贡献外，在化学、地质学、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　　30年前，李时珍曾立志对《本草学》做一次更广博、更周密、更细致的大规模的修订、总结，现在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几百年以前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科学家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确确实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李时珍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那种关切多数人生命安危的高尚品德，他的勤劳、刻苦，富于创造的精神和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坚强意志，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1593年，李时珍与世长辞。直到他逝世3年后，《本草纲目》这部不朽的巨著才得以在南京刊行。接着很快传入日本，由日本医学界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随后，它又被译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全世界，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将与日月同辉，永驻人间。  葛洪葛洪（283～363）为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 中国东晋的炼丹家和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他曾受封为关内候，后隐居罗浮山炼丹。著有《抱朴子》、《肘后备急方》、《西京杂记》等。其中丹书《抱朴子·内篇》具体地描写了炼制金银丹药等多方面有关化学的知识，也介绍了许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例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丹砂），分解出汞，而汞加硫黄又能生成黑色硫化汞，再变为红色硫化汞。描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就描述了铁置换出铜的反应，等等。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 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 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 尠能读也。 ……”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 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西晋太安元年 （302），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 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 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 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稀含为广州刺史， 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 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 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 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 .建兴四年（316），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334）初，司徒王导召补州 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 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享年61岁。 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并把这种纲常名教与道教的戒 律融为一体，要求信徒严格遵守。他说：“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 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 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 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主张神仙 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他在《抱朴子外篇》中，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治 乱世应用重刑，提倡严刑峻法。匡时佐世，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 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的思想指导下，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 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映.他在《抱朴子内篇》中的《金丹》和《黄白》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成为炼丹史 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著名炼丹家。 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认为修道者如不兼习医术，一旦“病痛及己”，便“无以攻疗”，不仅不 能长生成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在其所撰《肘后备急方》中，保存了不少我 国早期医学典籍，记载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常用方剂，系古代随身常备急救之手册，并在 东南亚各地广为流传，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医学的重要史料。该书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 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对结核性传染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据载， 葛洪还撰有《肘后救卒方》和《玉函方》。“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 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三卷，皆单行径易，约而易验，篱陌之间，顾眄 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⑦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 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 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自谓有《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 《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传》十卷，《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 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另有《金匮药方》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惟多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十三种，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肘后备急方》中收载了多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医学资料。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被疯狗咬过后用疯狗的脑子涂在伤口上治疗的方法，该方法比狂犬疫苗的使用更快捷，而且有效，从道理上讲，也是惊人的相似。另外，对于流行病、传染病，书中更是提出了“疠气”的概念，认为这绝不是所谓的鬼神作祟，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当今来讲，也是十分有见地的。书中对于恙虫病、疥虫病之类的寄生虫病的描述，也是世界医学史上出现时间最早，叙述最准确的。葛洪在中年时，晋元帝及晋咸帝都曾赐召他高官厚爵，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厌于在家中总被人催请做官，又听说了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有炼丹的原料，就主动要求到那里去做县令。皇帝以为这很辱没他的才能，但他并非为了高官厚禄，而是为了方便取得炼丹的原料。上任时，在他经过广州的时候，刺史邓兵留住了他，提供给他炼丹的原料，于是他就隐居在罗浮山，从事炼丹术。 举凡名医，必有一段艰难的求学历程，以其超人的毅力去探索和学习。葛洪的一生可谓精彩，而且颇具传奇色彩，他的聪慧睿智帮助他开拓了医学上的新领域，在临床急症医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化学家　　葛洪　　　医学上的贡献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活在东晋时代，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和制药家。公元281年，他出生在丹阳句容（现在江苏省句容县），家境清贫。他无钱购买书籍笔墨，只好向人家借书阅读，用木炭练习写字。长大了当过官吏，后来辞职回家，专门从事科学研究。　　葛洪从小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丹制药的书，还很留心民间流行的一些简便的治病方法。他把在广大的农村里搜集到的验方，结合自己学到的医药知识，写成了一本书，取名叫《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不是大部头的著作，但是非常实用。“肘后”就是说这部书篇幅很小，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类似现代所说的“袖珍本”。　　“备急”就是应急的意思。用现代话说，就是一本“急症手册”。这部书里的治病药方，都是容易得到的到处都有的草药，又便宜，又方便，更重要的是灵验有效，所以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葛洪很注意研究急病。他所指的急病，大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急性传染病，古时候人们管它叫“天刑”，认为是天降的灾祸，是鬼神作怪。葛洪在书中说：急病不是鬼神引起的，而是中了外界的疠气。我们都知道，急性传染病是微生物 （包括原虫、细菌、立克次氏小体和病毒等）引起的。这些微生物起码要放大几百倍才能见到，1600多年前还没有发明显微镜，当然不知道有细菌这些东西。葛洪能够排除迷信，指出急病是外界的物质因素引起的，这种见解已经很了不起了。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一种叫 犬咬人引起的病症。 犬就是疯狗。人被疯狗咬了，非常痛苦，病人受不得一点刺激，只要听见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所以有人把疯狗病又叫做“恐水病”。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治疗。　　葛洪想到古代有以毒攻毒的办法。例如我国最古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里就说，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治不了病。葛洪想，疯狗咬人，一定是狗嘴里有毒物，从伤口侵入人体，使人中了毒。能不能用疯狗身上的毒物来治这种病呢？他把疯狗捕来杀死，取出脑子，敷在 犬病人的伤口上。果然有的人没有再发病，有人虽然发了病，也比较轻些。　　葛洪用的方法是有科学道理的，含有免疫的思想萌芽。大家知道，种牛痘可以预防天花，注射脑炎疫苗可以预防脑炎，注射破伤风细菌的毒素可以治疗破伤风。这些方法都是近代免疫学的研究成果。“免疫”就是免于得传染病。细菌和病毒等侵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本来有排斥和消灭它们的能力，所以不一定就发病，只有在身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细菌和病毒等才能使人发病。免疫的方法就是设法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使人免于发病。注射预防针，就是一种免疫的方法 （现代免疫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注射预防针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葛洪对疯狗病能采取预防措施，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欧洲的免疫学是从法国的巴斯德开始的。他用人工的方法使兔子得疯狗病，把病兔的脑髓取出来制成针剂，用来预防和治疗疯狗病，原理与葛洪的基本上相似。巴斯德的工作方法当然比较科学，但是比葛洪晚了1000多年。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小瘢初起发黑，一年以后才变得和皮肤一样颜色。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　　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有一种小虫叫沙虱，螫人吸血的时候就把这种病原体注入人的身体内，使人得病发热。沙虱生长在南方，据调查，我国只有广东、福建一带有恙虫病流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葛洪是通过艰苦的实践，才得到关于这种病的知识的。原来他酷爱炼丹，在广东的罗浮山里住了很久。这一带的深山草地里就有沙虱。沙虱比小米粒还小，不仔细观察根本发现不了。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早期的化学家　　葛洪为什么喜欢炼丹呢？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官僚为了永远享受骄奢淫逸的生活，妄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想炼制出“仙丹”来，满足他们的奢欲，于是形成了一种炼丹术。炼丹的人把一些矿物放在密封的鼎里，用火来烧炼。矿物在高温高压下就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剥削阶级的幻想，当然是炼不出来的。但是在炼丹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些物质变化的规律，这就成了现代化学的先声。炼丹术在我国发展得比较早，葛洪也是一个炼丹家。　　当时，葛洪炼制出来的药物有密陀僧（氧化铅）、三仙丹（氧化汞）等，这些都是外用药物的原料。　　葛洪在炼制水银的过程中，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他指出，对丹砂　　（硫化汞）加热，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还指出，用四氧化三铅可以炼得铅，铅也能炼成四氧化三铅。在葛洪的著作中，还记载了雌黄 （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升华，直接成为结晶的现象。　　此外，葛洪还提出了不少治疗疾病的简单药物和方剂，其中有些已被证实是特效药。如松节油治疗关节炎，铜青（碳酸铜）治疗皮肤病，雄黄、艾叶可以消毒，密陀僧可以防腐等等。这些记载，对治疗关节炎有一定效果。雄黄中所含的砷，有较强的杀菌作用。艾叶中含有挥发性的芳香油，毒虫很怕它，所以我国民间在五月节前后烧燃艾叶驱虫。铜青能抑制细菌的生长繁殖，所以能治皮肤病。密陀僧有消毒杀菌作用，所以用来做防腐剂。葛洪早在15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些药物的效用，在医学上做出了很大贡献。 [ 此贴被无聊的在2009-08-19 16:34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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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比归来
ZXid: 7837777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等级:才华横溢From:江苏省扬州市 电信发帖: 681派派币: 111 PB威望: 111 点贡献值：0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393(小时)注册时间:2009-07-06最后登录:2011-04-21 7楼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19 20:40 只看此人 张仲景，俺看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野史。
话说老张很老的时候，大概六七十吧，他的老婆还是小妾的，十七八，生了个儿子。老张很高兴啊，可是别人都在讲闲话，说老张戴了绿帽子了。老张很生气，一气之下就辞官了（长沙太守）。临走时发誓，就是说，要是这娃儿是我的，二十年后还来做长沙太守！二十年后，这小张果然来做长沙太守了……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派派币:+1(天若舞) 汗 引用回复 推荐 编辑
 玖夜爵、
ZXid: 8435099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qq等级:明星作家---- ` 如果二 请深二 、配偶: 千年公、
From:加拿大发帖: 1168派派币: 524 PB威望: 1423 点贡献值：6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205(小时)注册时间:2009-08-11最后登录:2011-04-08         
8楼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09-08-20 05:47 只看此人 噢噢~名医啊~~~古人很厉害的，在那样的环境下都能有这样的成就，不得不佩服人家。 引用回复 推荐 编辑
 mylord
ZXid: 3331904发送短消息加为好友他的帖子查看作者资料 等级:素材组倦怠From:天津市 联通发帖: 5182派派币: 79 PB威望: 1040 点贡献值：126当前: 不在线 在线时间:1989(小时)注册时间:2009-01-07最后登录:2011-04-22              
9楼 小 中 大 发表于 2010-12-03 22:50 只看此人 强悍的帖子~~~一直觉得把脉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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