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v dna 怎么看结果:管理学与帝王术

    管理，其实我非常不喜欢“管理”这个词，特别是“管”。这个从竹管、管子、水管的“管”引申出的动词，很自然、很形象地让人联想到管控、控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而英文中的manage，更多时候是run，cope的意思，run是一个积极地词，让某个东西顺利地运转，而cope更像是消极的应对和处理。我想，一个人说自己在管理的时候，自然而然将对管理的对象，不管是人和事，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说自己在manage的人，恐怕对manage的对象更多是一种平视，而非俯视。但在中文里，我们又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对应manage，我觉得，这种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将使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有趣的变化。
　　
　　德鲁克先生的不朽著作《管理：使命、责任与实践》，把使命放到了管理的几大要素的最前面。确实，一件事，我们首先得明确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达到。因此明确管理的使命成为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在使命都未明确之前去谈方法，谈技术，到最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恐怕也不自知。
　　
　　企业管理的使命是什么？德鲁克先生开宗明义：企业的经济成就、富有活力的工作和职工的成就、对社会的影响与责任。我想第一个使命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因此德鲁克把经济成就放在了三大使命的前面。我们如何完成这些使命，用怎样的方法，怎样的方式可以更出色地到达目的，我想所有的管理著作都试图在探讨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德鲁克并没有就企业的使命一题给出出人意料的答案，这个答案甚至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到了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地步，不就是赚钱吗？但德鲁克为什么一再强调管理的使命呢，不惜花掉巨大的篇幅和精力去阐述管理的使命。大概是因为我们有时太健忘，在路上行走时总是忘乎所以，往往忘记了初始的目的地。
　　
　　有人给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既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恰当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的产出或者效益。其实管理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我们首先得明确我们需要怎样的产出，怎样的效益。人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一件相同的东西，有的人可以为其舍弃生命，有的人却弃之如敝履。因此，经济学把产出定义为个人的满足视为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这样更贴合现实。
　　
　　如果你常逛书店，并对经管类书籍有一定兴趣的话，一定会记得这一类的书名：“向刘邦学管理”，“向秦始皇学管理”，向朱元璋康熙李世民等等等等。按大部分中国人对管理的理解，如本文第一段的阐释，我想这些帝王在他们眼中是毋庸置疑的管理大师，君临天下，统御亿万人民，杰克韦尔奇的组织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吗？但我们必须回到管理起初的位置，管理的使命是什么？统御和管理是一回事吗？帝王术和管理的区别在哪里？
　　
　　当我们回到管理最初的位置，探讨帝王术与管理的使命的时候，这样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汉高祖刘邦还是亭长的时候，看见秦始皇的銮驾，叹一声：大丈夫当如是。这句话恐怕成了中国几千年有志青年的座右铭。管理，是为了获得组织最佳的绩效，而帝王术，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私欲。当然，这两个目标很多时候是重叠的，因此帝王术和管理学在某些领域是互通的，帝王术于管理而言，是有某些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权力毕竟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当，当事人难免走火入魔。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清帝王术和管理的差别。
　　
　　帝王统御一个国家，为了满足个人以及家族的利益，他们的活动是以自己的九五至尊的地位为导向的。他们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现有的地位，就足以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因此，他们的目标是以行政安全为第一的。统治，本来就是目的，保持自己统治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而让人民富足，不饿肚子，不造反，不过是为了保持现有地位的手段而已。所谓太平盛世，也就是不出什么乱子，安全，稳定，就足以让他们满足，中国政治家的理想不过如此。围绕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技术手段，这就是帝王术，如户籍制度，保甲连坐把人民绑起来，终生不得离开原地，我看不到这样的制度除了对社会安全有作用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好处，它几乎窒息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妨碍资源和人员的流动，也防止了任何有效率的生产试验的成功。又如分而治之，马基雅维利叫“divide and rule”，利用官僚或者诸侯的派系，用一派压制另一派，帝王自己从中渔利。当一派消失后，为防止胜利的一派独大，又树立另一派与之抗衡，也叫平衡之术。汉朝皇帝利用外戚制衡官僚，当外戚嚣张的时候，皇帝又利用太监制衡外戚，于是造成外戚、宦官乱政的恶性循环。朱元璋怕宰相专权，取消宰相，但又让大学士，自己的私人秘书代替宰相的职责，造成张居正的尴尬局面。当私人秘书大学士专权的时候，皇帝们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太监，于是魏忠贤等辈又出来危害人间。雍正皇帝害怕官僚把自己架空，成立军机处，但军机处不是官僚吗？还有科举制度，几乎就是利用平民来制衡官僚，防止士族的形成，而毛主席更是此种高手。中国公司里的派系斗争，难道和这种平衡之术没有任何关系吗？还有流官制度，频繁调动官员，以免形成地方势力，抗衡中央。一任官员即便是清廉无私，他也很难在这样的制度下去实施较为长远的规划，由此造成官僚行为短期化的趋势更是为害甚烈，以至于黄宗羲将这样的官僚比作“流寇”，刮一层地皮就走。
　　
　　最后说一下帝王最爱的思想控制，即所谓的教化，也叫洗脑，统一思想，还可以叫文化。让一个人按自己的要求办事，无非有三种方法，用鞭子抽他——威逼，给他好处——利诱，除了威逼利诱之外，还有就是劝说，让他从内心认同你，服从你。当法家的法、术、势等手段用尽之后，汉武帝想到了攻心为上，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很多人用这句话批评儒家。但我觉得这不是儒家伦理本身造成的，而是强制推行信仰之后的必然结果，即犬儒主义与伪善的泛滥，其上申韩，其下必佛老，上面的指路为马，下面的难得糊涂。所谓魏晋风骨，正是对东汉末年伪善世风的反动。历史上任何伪善与犬儒主义泛滥时期的一大特征就是政治高压，就好像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罗马教廷的腐败、中国的东汉以及明末。这种帝王术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企业文化，所谓企业文化，不如说就是洗脑。企业为什么需要文化，因为人不是机器，除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外，他们还有更高级的需要。按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还需要社会交往，别人的认同，自我实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的初衷，是告诉管理者，如果你的公司或者组织能够满足员工上述高层次的需求，那么你将取得辉煌的绩效与成绩。但可笑的是，很多中国企业竟然用这个需求理论来培训员工，说你们要不光只知道拿工资，还要自我实现，因为工作不仅仅是挣钱，是为你们自我实现云云。我想，这些企业家看中企业文化无非就是希望不费工资就可以让员工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吧。这种洗脑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强制推行，用圣人的高标准要求别人，但领导人却光说不练，不容异见，领导人说的话就是真理，每个人都能喊几句口号，却没有一个人由衷相信。这样的企业文化毋宁说满足了员工高层次的需求，不如说满足大家表演的欲望。这种不容异见，让人愚蠢、弱化、矮化、无条件服从的政策将大大削弱一个组织或社会的创造力，但是对帝王来说，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根本就无关紧要，可是对某些企业而言，这却是致命的。
　　
　　当帝王在打天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打败敌人，为此必须激发军队最大的潜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管理案例，如设置激励制度，知人善任。但一旦天下一统，他们的目标就成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个过程中我们与其说他在管理，不如说他是在统御、统治。统治统御与管理的差别，是由其使命和任务的差别所决定的。这种以安全为第一目标的技术，能实现的不过是个人欲望无限满足而已。而为了安全，他们是以牺牲绩效为代价的，甚至人民福利、社会繁荣都成了可以忽略的目标。
　　
　　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管理这个词，因为“管”太注重于控制、驾驭，很多时候是以牺牲绩效为代价，只知控制，以个人权位安全为导向的管理者，绝不是称职的管理者，比起那些立志实现德鲁克所说的“富有活力的工作和职工的成就、对社会的影响与责任”的管理者来，甚至是委琐的。而各种“向帝王学管理”等书籍的流行，可能正是因其暗合了我们对“管理”一词的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