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般评论：学官办官学——“断子绝孙”的中国教育(2009-12-02 00:32:07)
标签：中国教育 教育 飞一般/文 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文士争名，不与无谓争闲气。
这个时候写出来这一篇文章，恐怕就不会显得那么敏感了吧？毕竟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国民对一个热点问题的关注只能持续几周。不过好在，教育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热点问题。
之所以贴上这一张照片只是想做一个引子，为了契合今天的题目。至于大家先前感兴趣的政坛秘闻，虽然会略微涉及一点，但却不是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重点是“学官”办“官学”之于中国社会之害。
学术造假，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基础教育发展滞后……中国教育之罪，恐怕已是罄竹难书。而教育又确实是关乎子孙后代的大事，毕竟相对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更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一个教育部长下台，之所以引来一片非议，恐怕都是因为教育的事关重大。
外媒说周的下台，是因为学术造假或者高校校长任上的腐败问题，其实只要了解中国国情，就会觉得这个结论很可笑。因为中国的官能不能作，向来是取决于一种密室政治，所谓“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领导是关键，能力做参考”。所以要真是学术造假，反而是小事情了。
从我身在高校圈子的经验看，周部长算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机械专业虽然我不懂，但是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还算是个名校，不是现在那种靠收学费维持运转的“野鸡大学”，美国的好大学还是很不容易读的。尤其是工科，能读到博士，其科研能力已经不需要证明了。至于工程院院士，也许是因为当了校长的同一年被评的，我们国家向来是官大学问大，时间上好像有瑕疵。不过考虑到两院院士其实授予的都是有影响的过气学者，本是一个荣誉称号，有点像是“科学圣诞老人”的意思，并不一定说明当下的学术水平，所以也没必要太当回事。
而那个高校校长任上的腐败问题更是值得怀疑。虽然现在高校学官腐败很多，不过周的下台恐怕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后来他还干了武汉市长，甚至官至教育部长、中央委员，这些位子都比原来那个校长含权量大，所以就算要腐恐怕也没那么早。想想那些因腐败被抓的高官，往往不是在职位最高的时候出问题，而是在含权量最高时候出问题。比如广西的成克杰、河北的程维高，黑龙江的田凤山和重庆的文强。而且周部长已然转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是准备好要接任徐匡迪的工程院院长之职。而工程院院长按惯例一定是政协副主席，副国家级。所以周部长不是下台，而是升官。于是你骂也罢，气也罢，事实就是这样。
其实教育的问题远不是换一两个部长可以解决的。中国教育的症结就在一个地方——学官办官学。
学官者，靠一定的学术成就发迹，进而为官，脱离了学术的本行，改为以政治为业的人。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读书人的终极追求。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中国的学官历史恐怕要比我们的帝制的时代还要久远。
我在历史分期上赞成唐德刚的观点，而不是郭沫若的观点，即：西周到秦汉之际是封建时代，汉武帝时期到清末是帝制时代，辛亥革命以来是共和时代。其实每个时代都要经历两三百年，中间会经历多次反复，所以理论上讲我们现在依然处于帝制到共和的过渡时期。
由此看出，帝制的时代大概是从汉初才确立，而学官的历史显然要长的很。中国知识分子最大放异彩的时代就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年代——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恐怕再也无法复制了。那时不要说一介布衣，就是一个贱民、一个逃犯，只要有才学也可以封侯拜相。后来科举制度形成了，那更是把读书人都框到一个模子里，按统治者的标准去生产。所谓士大夫文化，也就是这样形成的。读书人读书为了做官，近代以来多为人所诟病，其实错不在读书人自己，而在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知识分子不要把知识看的有多么高深，其实和剃头匠、泥瓦匠、厨师、屠夫赖以谋生的手艺没有什么区别。谁掌握社会资源最多，谁就应当是服务的对象。
但是如果学术活动完全被学官所垄断，危害就是是深远的。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学问有学问的规律，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学官并不以真正的学问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眼睛盯着上面，甘愿做愚民的工具和暴政的帮凶，所以学官是做不好学问的。好的人才都去当官，这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源的浪费。
官学者，官办的学术机构，区别于民间的学术机构。官学本身的危害并不像学官那么显而易见。因为罪不在官学本身，而在官学是什么人在办，还有官学是否垄断了学术资源。若官学虽由官所办，但是相对独立，那么也是可以办好的；或者官学和私学之间有良性竞争，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官学碰巧不是真正的教育家在办，而是官僚化的学官再办，那就肯定要坏掉了。学官因为做不好学问，但是还是没有脱离学界，必然会利用官学的资源去垄断学界，这样就毒害了学术和教育生长的环境。
学官办的官学往往思想禁锢，求稳而不求真。对于有实力同行，他们会用手中的权力去排挤，对于质疑的声音，他们会打棍子、扣帽子，让你失去话语权；他们把学术机构办成“机关”，把学术活动办成“饭局”；教师变成流水线上的工人，学生变成“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学变成了第三产业，科学研究变成了“选美”，学术界变成了名利场……
高等教育，受到的戕害是最大的。本来大学作为各种思潮冲击碰撞的地方，必然只有学术上的自由才有生命力。这在中国尤其不容易，所以谁能把大学办的更自由，谁就能办的更好，蔡元培的老本不是让北大吃到现在了么。
我们的高等教育办的好不好，只需要纵向的和前朝做个对比。我不喜欢说民国，因为有人会误认为我是捧臭脚为民国正名。客观来说，民国与新中国各有成功和失败。但是平心而论，高等教育，新中国确不如民国，这个可以争论。我的观点是民国的高等教育比现在不是强一点点。民国国家分裂，战乱频发，但是民国培养的大家如浩瀚的银河，星汉灿烂，各个领域可以说都培养出了一代宗师。
今天，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甚至整个华人世界，我们都还在受益。比如中国经济的良心吴敬琏，非典英雄蒋彦永（世人尽知钟南山，殊不知还有一个蒋彦永），建筑学家梁思成，两弹元勋钱学森……还有华人世界的五位诺奖得主，都民国的大学培养的。而新中国60年高等教育，除了培养出了我辈这般“普通劳动者”，真正的大师又有几人。
当然，民国政府对于学术还是有控制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比较自由。民国以来，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官方和民间各有特色，相得益彰。既有声名显赫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又有民办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还有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国立的、私立的各有长处。
民国时代，中央大学乃远东第一名校，声誉远在日本东京帝大之上；而今人只知亚洲名校是东京大学、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我们从幼儿园开始为之奋斗的清华北大已经沦为了留学的预科和官僚孵化器。既无大师又无大学，足以说明我们没有办好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方面现在也是说的比做的多。成绩上，新中国消灭了文盲，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看全世界，印度也消灭了文盲，甚至金日成也消灭了文盲。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批评中国基础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尚不及非洲穷国确是不争的事实。我经历过中国独木桥式的教育，也喝过几天洋墨水。就我自己的体会来看，基础教育上，相对于得到的，中国人民付出的更多。
重要的是我们的基础教育根本就不是为了传播知识本身，也不是为了把人从人培养成公民，而是为了玩“抢凳子”的游戏。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多，那我反倒要问一句，人多也应该学校多，老师多，这根本就是不足以推卸责任；有人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没钱办教育，其实永远是“穷庙富和尚”。中国的税种之多、税率之高可以排世界前十（前面是挪威丹麦瑞典芬兰等国），财政增长速度从来就比GDP快。所以增加教育经费，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科学研究方面，学官办官学只能牺牲科学研究的规律，服务政治。在自然科学上，限制了科研人员对真实的科学的探究。本来容不得半点投机的事情，变得功利化；学生则沦为考试工具，除了去欧美实验室做技术员，没有别的出路。
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受到的毒害更大。自然科学好歹还有实践去检验，但社会科学则完全是被异化了。有的人说社会科学用处不大，其实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搞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对人的人文精神的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独立的、有人理性、有担当的公民。你把社会科学当成洗脑工具，不用它去塑造人格的完善，反而像植入芯片一样制造无数的“革命接班人”。如此培养出的人心理上是不健康的，没有理性精神，没有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认知。如果被不当利用，就会成为动乱的根源。
社会危机。学官办官学，学界官场化。这造成了学校的好大喜功，学者的学术造假，教师的不务正业，学生的学而无用……最终又都转化为全民的负担。如今，教育、医疗、住房已然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还进一步扩大了特权阶层和一般民众的鸿沟。而且教育的不平等，阻塞了下层人民靠正常的努力向上流动的渠道，这就会酝酿更大的社会危机。所谓“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我们老家乡下，形容一个人干的坏事不可饶恕，用的词是“挖祖坟的事儿”，而比挖祖坟更严重的就叫“断子绝孙的事儿”。依我看，学官办官学就是“断子绝孙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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