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异或运算:你知道“吕大姐寻亲”吗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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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扬名坊16号，教养院旧址，670个弃婴50年前从这里被送往河南抚养。

    670个温州弃婴北上河南求生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

    2008年，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的档案室内。

    外面的阳光渗进档案室内，飞尘在光线的照耀下，忽起忽落。

    年轻的女记者林倩看完许多档案材料，问曾在温州教养院(福利院前身)工作的李阿姨：“你还记得自然灾害时那些孤儿的事吗？”

    李阿姨：“记不清楚，只是觉得突然来了很多孩子，到处都是哭声……”

    这是导演陆建光新拍电影《血缘》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中的女主角林倩是温州当地报社的记者，她不断帮助50年代被送到河南抚养的温州弃婴寻找亲人。

    而影片中的李阿姨，陆建光说，现实中也是有原型的，是温州一个叫李根程的老人。

    他顿了一下又说：“她也是一位孤儿。”

    记者 汪再兴 冯志刚 摄影 时鹏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

    2004年的一天，阳光如同往常扫过那个位于杭州左家新村的陆建光家。

    那天中午，他看到一条新闻：一个温州家庭在50多年前遗弃了一个女孩，父亲临死前要儿子重新找到早年遗弃的妹妹。

    故事的最后，儿子找了很多年，最终在河南找到了父亲说的那个“妹妹”，但通过DNA的比对，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妹，但他们仍要继续相认。

    “找不到了，就不找了，这样不也挺好。”陆建光对新闻最后的那句话尤感深刻。

    “看了以后，我就记在心里！”2007年春节，陆建光发现温州有着大批这样的寻亲故事，很多跑来寻亲的河南孤儿都会说，自己是从温州出去的。

    “这些有关遗弃和寻找的寻亲故事都非常戏剧化，矛盾冲突极强。”谙熟好莱坞剧情的温州人陆建光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影，初定名《血缘》。

    5万弃婴北上求生

    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一段大规模的温州婴孩北迁旅程被陆建光慢慢揭开。

    1960年前后，食品极度匮乏，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人们陷入困境，一些家庭不得已将孩子丢弃。在上海孤儿院最多的一天收到108个弃婴。各地儿童福利院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福利机构已无力抚养。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乌兰夫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之后，做出了更加有力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送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

    很快，内蒙古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

    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到处寻找其他栖身之所。这一路北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多年人们估算，是5万人。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陆建光掩卷思考。

    筹拍电影的那些夜晚，陆建光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个隆冬的深夜，冒着蒸汽的火车朝北飞驰，孩子的哭泣声穿透黑夜。

    其中有670个是温州孤儿

    在5万北上求生的弃婴中，究竟有多少是温州的？这些温州弃婴北上的目的地又是哪里？一个巨大的疑问在陆建光的脑海中形成。

    这个谜直到温州老人李根程的出现才被解开。

    温州市为支持导演拍摄，特地给陆建光办了一次温州孤儿座谈会。

    在那次座谈会上，陆建光遇到了70岁的李根程。聊天中，陆建光才知道，李根程老人当年也是一名孤儿，被温州孤儿院收养后就一直留在孤儿院工作。

    那场见面会上，李根程给出了一个数据，从1957年到1960年底，她护送了670个共11批婴儿到河南求生，主要是到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偃师三地。

    “50多年前，我送他们走。现在，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李根程说。

    遗失的身份档案

    现在这些孩子到哪里去了呢？

    2010年9月28号的中午，雨下得很大。温州市上吕浦社区一栋老房子的5楼，李根程家中。

    老人蹲下身拉开一个红木色的抽屉。她艰难地从抽屉最底层拿出60个纸袋，袋子上写着“温州市儿童教养院婴幼儿材料袋。”

    这些泛黄的袋子全部用旧报纸糊成，正面写着“孤儿姓名、收容日期、离院日期”，背面则是糊着的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新闻显示了这些袋子的制作时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3年自然灾害”。(3年自然灾害，指1959年至1961年，也称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大饥荒、大跃进饥荒)

    “当时教养院送一批弃婴到河南，就保存一批他们的身世资料。”李根程说，到文革时，这几百份温州孤儿档案丢得只剩下60多份。

    身世档案的丢失给以后孤儿寻亲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国家的孩子

    在客厅的沙发上，李根程翻看着一本当年温州儿童教养院留下来的孤儿收容登记簿。

    她边看边指着孤儿收容簿上的名字说，60多个弃婴里，只有几个人有真实的出生年月。“假的远比真的多”。

    之后的那些岁月里，李根程总对那些千里迢迢来寻亲的人说，“你们很多人的出生日期是1号、10号、20号，这些出生日期都是假的，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都是工作人员之后给你们填的出生日期。”

    老人手中的那本模糊不清的孤儿花名册上，假的不仅仅是出生日期，还有孤儿们的名字。

    在政治当先的那个年代，孤儿的姓紧跟领袖的姓，意思是孤儿都是领袖的子女。56年姓朱，57年姓刘，58姓周……朱是跟朱德，刘是刘少奇，周就是周恩来了。于是，就有了周柳桂、刘中华、周国庆这样的名字。

    陆建光说，当年这些弃婴都被叫作“国家的孩子”、“党的儿女”，国家养育了他们。

    

    当年被送到河南三门峡抚养的弃婴在寻亲

    一天收养十五六个弃婴

    回望53年前的1957年，李根程说，这一年她很忙。

    当年，她17岁，在温州教养院管后勤。

    一天深夜，李根程见到，一个穿白制服、蓝裤的警察抱着一个襁褓敲门。又是一个弃婴。

    “最多的一天，教养院可以捡到十五六个弃婴，高峰的时候教养院收留了250多个弃婴。”李根程说，多数弃婴是女孩，50个孤儿里面只有一两个男孩。

    “这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怪。”陆建光说。

    一下激增这么多的孤儿，让这个小小教养院承受不住。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

    “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1957年的一天上午，教养院的院长对李根程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和河南当地政府联系好了，准备把一部分弃婴送到河南去，那边有吃的，也有人养。”

    陆建光查阅那段历史资料后发现，当年河南洛阳等地由于办重工业污染比较严重，导致很多市民和农户都无法生育。所以，这些河南父母领养孩子的愿望强烈。

    收养孤儿的家庭首先要填一份领养申请书和一份领养保证书，然后再寄给儿童教养院审核。

    在一份1957年的领养保证书上，一对来自河南的养父母写道：“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蓝色的钢笔字力透纸背。

    北上的旅程就这样启程，第一批50个孩子被送到河南洛阳。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那时浙江的人们坚定地相信，北上才有生路。李根程也相信，上海会有吃的。

    1957年的秋天，天没放亮。温州儿童教养院门口，十几个女人拿着大袋大袋的行李走了出来。一个行李就装着10个痰盂、10份口粮、还有换洗的衣物。“四五十斤重。”

    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婴儿们早早被换上了新的衣服，深蓝色的底子上有梅花的图案，都是教养院的阿姨缝上的。

    一个指头长、标有姓名和代码的白纸条被别在婴孩的衣袖上。河南收养的父母那边也有同样的号码。到时候，号码一对就可以把婴儿领走。

    坐长途车从金华到上海需要一天，一个阿姨要管10个婴儿。来到上海这个中转站，李根程和孤儿们要在这休整一晚上。

    “上海孤儿院是旧时代教堂改造的，很大，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坐洋车上下班的，孤儿院收满了婴儿，有江苏来的，有安徽来的，哪里的都有。他们的设备也先进，衣服丢进机器里，一拿出来就干了。”

    但17岁的李根程不知道，昔日的十里洋场上海，也已经断粮。

    一份《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清楚地表明，京津沪这三个最大城市的存粮是：北京为7天，天津为10天，上海几无库存。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向北，向北，越走越冷的路

    离开上海的火车一路向北，继续前往河南洛阳。

    李根程往外看去，窗外雾已成霜，天气越来越冷。南方的孩子受不了北方的天气，一路上，她忙着给孩子换厚衣服，“很多孩子路上生病感冒，还好有医生随行。”生病的孩子直接就在火车上医治。

    上下火车的时候，车站永远是最混乱的。

    李根程说，河南很多人没有孩子，他们第一次送孩子去洛阳时，刚走出洛阳火车站，就被人群围住了，求子心切的人们抢走了3个婴儿。

    后来，军队来人了，军车一路护送李根程他们到河南洛阳白马寺孤儿院。

    领取婴儿的过程如同默片

    火车到达洛阳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段插曲。

    由于停车只有5分钟，50个婴儿仅靠10个阿姨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下车，列车长让李根程和其他阿姨先下车，把孩子留在车上，然后，通过广播发出通知：“所有的军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到母婴车厢帮忙。”

    厚厚的火车车窗徐徐升起，一双双手将婴儿从车厢中递出来，李根程他们在外面接。

    5分钟后，婴儿交接完成，火车正常出发。月台上，人们响起了掌声。

    送李根程的军车一到洛阳的白马寺孤儿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养父母们就开始来接孤儿。

    这一过程就像第一代电影“默片”，没有声音——温州弃婴们一个接着一个，呆呆地被养父母抱走。

    那天，李根程站在白马寺孤儿院的大门内，她看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对丈夫说：“这闺女，真俊。”

    就这样，李根程完成了第一次护送孤儿的任务。此后，她又10次送弃婴到河南求生。

    50年后 当年的弃婴南下温州寻亲

    “他们有过不解，有过怨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后，他们不再怨恨，而是感激。”

    松糕松糕高又高；我请阿叔吃松糕。 松糕厚，送娘舅；松糕薄，冇棱角；松糕实，迎大佛。

    ……

    2008年，洛阳龙门石窟外。一个稚嫩的女童音唱起了温州童谣《送松糕》。

    龙门石窟的菩萨像前，一个温州弃婴长跪不起，她想找到自己远在温州的生父。

    这同样是电影《血缘》的片段。

    陆建光在筹拍《血缘》前寻访过很多弃婴，做了整整一本笔记的他说，各种巧合让这帮被送到中原收养的温州弃婴相互认识，命运又让他们成群结队回来找根。

    采访中，都市快报记者试图去归纳这些弃婴为什么回来寻根，陆建光笔记中的一段话或许让我们有所认识。

    “孤儿们后来得知自己是弃婴，而非孤儿时，他们有过不解，有过怨恨。可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后，他们不再怨恨，而是感激。他们深知个人的命运和家国命运一脉相承。”

    

    编号002853的保健证

    编号002853的保健证

    2010年9月25日清晨，两辆河南牌照的卧铺车飞驰在回浙江的高速路上，车上熬了20多个小时的旅客一觉醒来，窗外的水乡景致还是让他们感到新鲜。

    车终于要到温州了，还是沿着50年前去北方的路址，不过之前的马路如今已变成高速公路。车上载的72个人都是当年的温州弃婴，此前这些人互不相识，但为了寻亲，他们或隐瞒亲人，或放下工作相约到温州来。

    刘慧珍放下煤炭运输生意，作为团长带队来了。除了喂奶养她长大的嫂娘外，家族是一片反对声。

    另一个“弃婴”杨金绸躲着八旬养母，拿着从邻居家借来的500元钱，撒谎说要到县城办点事，来寻亲团报到的，两个上大学的孩子鼓励最终给了她信心。

    如今快回家了，能否找到亲人，这些当年的弃婴内心忐忑不安。

    在卧铺车上，杨利丽不停地翻看着一张保存完整的孤儿信息，信息上写着：周金锋(温州儿童教养院给杨利丽取的名字)，浙江温州人，出生于1955年12月或1956年，1958年与家人失散。

    杨利丽还保存着当年教养院给养父的回访信，并留有当年的两寸照片和温州市卫生局监制的《儿童保健证》，编号为002853。

    杨利丽说，自己无疑是幸运的，有个知书达理的工程师养父，将她的一些档案保存下来，为随后找亲生父母，缩小了范围。

    更多的人，因为信息遗失，失去了寻找方向。

    最后一招：DNA鉴定

    很多温州弃婴在和亲人相认后，都迈不过DNA鉴定的坎。

    “找到了，人家只要愿意，我不介意不做DNA鉴定。”杨利丽说，很多相认并且逐渐建立起来的亲情，最后因DNA鉴定结果不同，而分散。

    几天来，这支从河南来温州的寻亲团中，只有邓海峡一个人在温州组织的寻亲会上找到了疑似亲人。

    一次寻亲会结束后，邓海峡和刚刚相认的疑似亲人吴思千约好第二天在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相见，做DNA鉴定。

    第二天，来的还有吴思千的大姐。

    由于吴思千的父母去世，只能兄妹间查DNA，医生为了准确，至少还要一个人和邓海峡比对，所以吴思千把大姐叫来。

    去验血的那天上午，邓海峡很矛盾，他不想抽，如果是亲人，他怎么办？如果不是，他又怎么办？所有的所有，他都没有想好。

    最后，他在爱人张棉鼓励下才来到司法鉴定中心。

    医院的走道里，邓海峡和“二哥”吴思千走在前面，张棉拉着“大姐”的手走到后面，只认识一天的两家人说笑着。

    邓海峡和吴思千签字、抽血，一个试管殷红的静脉血被抽出，整个鉴定过程持续了不到20分钟。

    “你看他们兄弟俩像吗？”邓海峡的妻子张棉私下问工作人员，两个女工作人员看了看说：鼻子以上都像，不过还是要相信科学。

    一等50年

    2010年9月27日晚，河南孤儿寻亲团在温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团员们纷纷回到宾馆里休息，他们中的多数人一无所获。

    他们说，找到的几率极低极低，有一个邓海峡就很不错了。

    暗夜中，弃婴堵艳秋站在宾馆长长的楼道中不肯回房，她对记者说，“我有过恨，但是我现在也身为人母，能够体谅到他们的苦衷。”

    50年前，堵艳秋3岁，父亲把她带到一个巷子拐角后说了一句话，“我去那儿，你在这边等一会儿。”

    父亲说的“等一会儿”，女孩却整整等了50年，并且不知道结束的尽头在哪里。

    那天晚上，楼道中。堵艳秋哭了，她固执地将脸朝向楼道的尽头，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虽然没找到真正的亲人，但弃婴董春春不像其他团员那样忧伤，她在温州有一个妈妈，董春春一回温州就跑到福利院工作人员李根程老人的家里。她管李根程叫李妈妈。

    董春春和老人李根程的相识是通过一封信。

    1984年，一封信从河南省偃师市寄出，寄到了温州市儿童福利院。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拆开信笺，信是董春春写的，开头就说写给“故乡的人”。

    信上说，董春春的养父母在临死前告诉她：“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并且明确说，她来自温州孤儿院。董春春知道这段身世后，十分怨恨，但随后就想找到自己的亲人。

    信中，董春春说，每年洛阳赏花节的时候，她总觉得看花的人群中有自己的亲人，也许这些亲人也在寻找她。

    “我是谁？”

    温州福利院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段历史，信就这样被转到李根程手上。

    李根程一看信件，顿时明白了一二。

    老人还记得董春春在那封信的最后写道：“现在生活好了，我就想知道我的父母是不是还健在，家里还有谁？我是谁？我想他们啊。”

    跟都市快报记者复述这句话的时候，老人有些哽咽。她意识到：“送出去的孤儿想回家了。”

    这些年，李根程时常到洛阳寻找这个或者那个当年弃婴的下落。一次无意中，她帮助一个河南孤儿和一个温州家属相认。这让老人看到了希望。

    陆建光说，如果说50多年前，李根程是为完成党的任务送这些孩子北上求生，是给孩子一次生命，那么她后半辈子则是在完成一种自我救赎，也在救赎这些想回家的孩子。

    母亲的秘密

    2010年9月27日，陆建光的片子《血缘》终于在温州市鹿城文化中心首映，观众便是当年送到河南去的72个弃婴。

    片子感人，没放到一半，下面就哭成一片了。

    靠前排坐的，当年的一个弃婴靠近李根程的耳朵，悄悄说：“妈妈，妈妈，你看电影那个孤儿院阿姨就是演你啦。”

    观影后，交流环节，很多观众几乎是流着泪讲自己的观影感受，这让陆建光心里落下了一块石头：“他们还是认可的。”

    新闻到这里本该结束了，没想到横生枝节。

    一天，陆建光出差回到温州的家，吃完饭后的他被母亲叫到饭桌边。“片子看了，不错，我也流泪了。”

    随后一句话让陆建光默然了——母亲淡淡地说：“我们家也有孩子被送走。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是我的兄弟和妹妹。”

    有的时候，陆建光站在温州的街头会有幻觉：擦肩而过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亲人呢？

    母亲说，送走的那个弟弟长得白白的，眼睛很大，很可爱……

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据保守估计，其人数至少有五万之巨。今天，他们被通称为“上海孤儿”。19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
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 一直喊哑了嗓子。
这是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亲会在此举行。
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
那是他记忆的源头。就在他被弃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没剪透，他喊疼死了妈妈不要剪啊！有邻居劝妈妈住手。左耳鲜血淋漓，但没剪透。母亲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咔的一声，右耳剪透了。
踏上寻亲路时他才幡悟母亲的良苦用心。因为他找遍全身，发现自己除了这双耳的疤痕，再无其它标记。

4月28日，金陵晚报举办的南京孤儿寻亲会上，到会孤儿捧着各自资料等亲人来认 图 邓建鹰

4月29日，南京孤儿寻亲会最后一天，没等来亲人的孤儿们哭着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图 邓建鹰

历史见证：当年日本向中国递交的投降书(组图)

政治宣传画里的中国大陆当代史


5月1日，宜兴官林小学操场上，寻亲人合影。左起依次为：济南孤儿王娟，上海孤儿徐国志，淄博孤儿李华，潍坊孤儿何卫清，寻找弟弟的上海哥哥王海庚 图 受访者提供

孤儿们把吕顺芳（中）团团围住，吕是寻亲组织的中心
这一方式不是他母亲的独创。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烫疤，等等，原是苏皖一带农户为免混淆而在猪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记号。类似种种，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被苏皖等地的数万父母淋漓尽致地用到他们所抛弃的子女身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父母们带着残缺的梦老去，或逝去，他们失散的子女们带着累累伤痕，踏上返乡寻亲之途。那梦了千百回的家园，终将在依稀残梦里召唤他们一生……
骨肉离别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泪珠随即打了上去。字条干了，他折好塞进 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
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
这项工作完成，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泣不成声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在哭声中等着她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
安徽和县乌江镇，宫秀英家的绝境来得更早些。1958年春，37岁的宫秀英将四个孩子一一看过，拉走了5岁的三女儿杨宜翠。上面两个都大了，能记事的，肯定没人要，最小的儿子刚几个月，如果必须送一个，她只能送三女儿。
她把三女儿丢到南京碑亭巷与一枝园交界处的路口，塞块饼子给她：“小翠儿，你在这等着，妈去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女儿大口吞着烧饼，直点头。
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又转回了那个十字路口。女儿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难以支撑，几个月后，她抱着小儿子又赶往南京江浦的一个小村。
一路上，她一直让儿子含着咬着她干瘪的乳房，儿子乳牙已经长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来，就放开血迹斑斑的乳头对着她哭。她手里还有一小丁糟面饼，看他哭得厉害，就抠一块放他嘴里，继而再将乳头塞进去。她看见孩子满嘴殷红，却已感觉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稳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后一块饼塞到他嘴里，又喂了他一口血。然后转身离去。
两年后，她42岁的丈夫杨岐昆活活饿死。
宫秀英拉着小翠儿往南京奔时，无锡宜兴官林镇农妇谢秀妹正带着她的小女儿吕雅芳往上海去。35岁的谢秀妹从宜兴坐船到常州，又转火车来到上海街道，为的是给她这两岁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找一个不会挨饿的未来。
她把女儿丢在一家饭馆门口，转脸就走。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她神经质般一路念叨着，回到一贫如洗的家里。家里还有三个等吃的孩子。送走一个并没能换回充饥之粮，只让她此后常从思儿的梦里哭醒。
像杨健安一样对大都市满怀期待的父母们并不知道，曾经的人间天堂早已不是他们儿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 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5~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 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弃婴们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路。“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
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1960年初，第一批孤儿越千里关山，坐火车到达内蒙古。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据曾参与过孤儿接收工作的乌兰夫女儿云曙碧回忆，牧民家庭最多一户收养婴孩达五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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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内蒙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车轮所到处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 医院了。
痛哭并不能阻挡接下来的厄运。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八千里云月，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他就跑到当年丢妹妹的那家医院，一个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寻访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很多与他有过类似疯狂经历的寻亲者们。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马克宣，小妹失散 30余年后，给他的一封信又被丢失，马家8兄妹向发信地山东牟平县寄出1561封寻亲信，至今无果；
安微和县的张思清兄妹，认下了一位河南邯郸姐姐以慰二老残年，又继续背着老人四处寻找那还在人海漂泊的亲姐姐；
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沈建中老人，平反后四处寻找1959年底在上海丢掉的6岁女儿小淮，至1989年辞世时仍无音讯，临终时特意要求子女们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栏中……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无人取代。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费往国内各媒体发函，打电话通知各地孤儿，为他们张罗住行，带他们见亲人，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这是耗时耗财耗力的事情，每办一回，吕顺芳的嗓子都要哑上好几天。而每次寻亲会后，她都向人诉苦发誓，说“再也不办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儿来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将旁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业。但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除了大部分孤儿与家属的理解支持，她确实孤立无援。
母亲谢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她说她多少比孤儿们要好些，那么多身世飘零的孤儿，还在寻亲的茫茫大海泅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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泅渡
比如王艳君。
王艳君的童年很幸福。10来岁时，有同学说她是从上海抱来的，她很生气。她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那个同学家走去。“不要在我女儿面前胡说什么！”同学的父母不停道歉，从此再没什么人敢说她了。
上中学后，她发现同学父母都在40岁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开外，还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她满心疑窦。有人嘻笑着夸她：“你看人家王艳君皮肤多好，像上海小姐！”她听了如万箭穿心。回家查户口本，籍贯一栏写的是“ 本市(唐山)”。想去问父母，又不忍心。母亲因哮喘夜夜咳嗽，她开始幻想将来当一名医生，治好她的病，从而感动她说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毕业时，高考尚未恢复，7月28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唐山大 地震却爆发了。
她醒来时，房子塌了，电断了，她被压在重物下，徒劳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头顶扒杂物。“君，你在哪里？快回话啊！”是父亲在唤她的小名。父亲把她从瓦砾中救出，父女俩边哭边寻找母亲。没多久，幸运的一家三口都脱险了。但次年5月，母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王艳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机会。
成人之后，王艳君越发想了解身世，怕父亲也像母亲那样突然离开她。然而看着猝然苍老的父亲顶着花白头发，每天蹲在小路边等她回家吃饭，她又不忍心去问。
1985年，父亲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紧。她多希望他能在弥留之际吐露实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着女儿，说不出一句话来。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杂志递给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个孤儿寻亲始末》。她开始向《唐山晚报》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后，家里的电话渐渐多了起来。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弃儿与她联系上。同时也得知，有不少弃儿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了。
2000年5月，她与另32名唐山弃儿组团从唐山火车站乘车南下，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洒泪，看东方明珠绚烂了夜上海，都以为是回到了家乡。然而媒体报道之后，一天两天过去，没有一个人来宾馆认他们。临走之前，她才知道，原来当年的孤儿们绝大多数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后，她作为唐山寻亲团代表数次赴无锡宜兴，参加吕顺芳组织的寻亲会，至今无果。
也有个别幸运儿，比如徐国志。
1960年7月，他被亲人丢在上海，没能乘上北上的列车，一个多月后被在上海工作的养父母抱走，成为上海人。
徐国志很小就隐约知道身世，但他无所谓，深受养父母宠爱的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刚抱回家时，他骨瘦如柴，邻居都说养不活了，为了让他吃上鸡蛋，养父母跑到农村从农民手中五毛一个地买。他要吃 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养母也立马就跑到离家半小时路程的静安寺去买来。孩子长到大约100天时，已是个人见人爱的胖娃娃了。当时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馆还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摆在大橱窗里做广告。
最让他难忘的，是每年夏天养母单位发冷饮，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给他，然后擦掉满头大汗喝点冷开水就急匆匆往单位赶。他就这样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幸福成长着。
成年后，他突然就想要找找亲生父母。他怕伤了养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听，登报，可一无收获。随着年龄增长，寻亲愿望越发强烈，他小心翼翼试探养父母，养母居然极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亲妈，也有了亲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后也就放心了。”这朴实善良的话让徐国志激动地抱住了母亲：“妈，即使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你也永远是我的亲妈！你们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怀！”
他开始积极奔走于此后的每一场寻亲会，同时也积极地参与活动担当义工，遇到有人来认他，略有相似就掏钱做亲子鉴定，几场鉴定做下来，亲人没找到，却认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触孤儿越多，他就越发感到幸运。这个群体中，幸运儿是少数，更多人满腹苦泪——徐国志永远记得有一40多岁的男孤儿，向他介绍自己情况时，只说了一句：“我5岁被领过去时，家里面5个姐姐。两年以后，养父母又生了个弟弟…… ”
之后再无一语，泪水悄然而下。
近20年来，数以万计的孤儿苦苦寻觅，而成功圆梦的，只是极少数人。陕西潼关孤儿何忠的认亲路，便走得一波三折，颇富戏剧色彩。
2004年底，何忠(编者注：此处为化名)从陕西潼关出发，慕名找到宜兴吕顺芳家中。他所述自己从上海育婴堂送出的日期与幼年印象中家庭成员的情况，与宜兴某镇赵家情况刚好吻合。
赵家老太已是86岁高龄，这些年哭儿子都快把眼哭瞎了。1959年底，全家人吃光了缸里最后几粒米之后，她把家中排行最小的3岁儿子送到上海，回来就大病一场。
2004年12月28日的寻亲会上，吕顺芳把何忠介绍给赵老太，老人当时眼睛就直了。“长得跟我那死去的老伴一模一样！”再拉过两个大儿子来一对照，果然相像，再对照离开福利院的批次日期，两下查询结果也一致无异。老太太抱着何忠泣不成声，当场瘫倒在地。
两下认了，吕顺芳很高兴，但还是提醒他们做一个DNA鉴定。老太太拒绝了：“你不要出馊主意！”她当时就把何忠拉回家，而家里听得消息，两个嫂子已忙乎起来。围着好酒好菜，陕西方言与宜兴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已被忽略，一家人哭了笑，笑了哭。
当天下午，赵老太太带着何忠去了赵家的祖坟，给先夫上坟，而家里的大嫂为给小叔子收拾房间，爬梯子竟把腿给摔断了。这一切，让何忠对亲人曾有的一丝抱怨顷刻消散。
几天后，与赵家同在一镇上的兰先生，踏进吕顺芳家门。1960年，父母决定把三儿子送掉，思来想去谁都不忍心，这任务就落到了13岁的他身上。
他把3岁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给了他一些钱，除了弟弟吃东西和路费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将他往一个像食堂模样的门口一丢，就回来了。
后来找亲人，他从上海育婴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没多久，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陕西潼关。听说这次也有陕西的人过来，他又感觉有希望了。他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弟弟小时候右臂上有一个大红胎记。
吕顺芳再一端详兰先生的相貌，再联想到刚刚被赵老太太领走的何忠，当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讲过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红胎记，而赵家在领孩子时，她也曾问过有无身体标记，对方并没说出这个细节来！
她赶紧打电话给赵家，老太太一听说又有人来认何忠，立马急了：“这个儿子就是我的，谁要抢我跟他拼命！”再辗转找到何忠，他也为难：“这边对我这么好，就是这家了吧！”就这样，何忠被赵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临走时一直送到车站。自始至终，他没能与那个说出他右臂胎记的那位六旬兄长见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又悄悄来到宜兴，就在吕顺芳家里见到了兰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经可以确认，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但因为兰家与赵家同在一个镇上，他们的喜悦也不敢太张扬。他们害怕一经报道，被赵家见了，徒增老人伤心。但犹豫再三后，他说他最后还是要把真相告诉赵家，请他们继续找真正的儿子。届时如何开口，他也想不清楚。
失散亲人团聚，多数情况下都是好事，但有时骨肉重逢带给亲人的，并不是期待中的福音。
江苏徐州一对老夫妻，1960年初丢掉家中的小儿子。1992年，已成家的长子次子在一次意外中双双丧生，老俩口费尽周折，把小儿子从山东某地找了回来。当时这个儿子年过40，未婚无业。痴心父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们当年的抛弃，接儿子回家好生服侍，竭力弥补，然而这已不再是当年他们狠心送走的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个游手好闲贪吃爱赌的无赖。家财很快耗尽，老夫妻的愧疚渐渐消散，代之以委屈，不满，气愤。一年半后，忍无可忍的老汉挥起棍棒把不肖子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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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冒吕顺芳的名义，四处收钱，出入往返都让孤儿买单。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寻亲活动的参与者与规模都呈增长之势。而经苏沪一带媒体的大力介入，原先的不对等局面，也渐渐有了改观——以往每次寻亲会上，孤儿人数总是多于家人，而最近的几次，渐渐多起来的，却是当年抛掉孩子的家属亲人。
1999年起，绝大多数地区的“上海孤儿”相继明了，他们并不是上海人。通过查找历史资料，互相对照信息，他们的寻亲目标也更为明晰，活动更为频繁。1999年至2001年间，河北的邯郸、邢台、唐山，内蒙的赤峰、陕西的潼关、渭南等地先后组织近10次寻亲活动。2006年一年间，各地组织的寻亲会便达11次之多。
2007年4月底，为分担吕顺芳的压力，南京金陵晚报举办首场南京孤儿寻亲会，寻亲孤儿200余人，认亲家属 150余人，有5人当场确认找到亲人。2007年5月1日至3日，吕顺芳再次组织江南孤儿寻亲会，到会孤儿600余人，三天中累计前来认亲家属1500余人，已有60名孤儿与前来认亲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初步认下。
这是一条孤独痛苦的路，北上的铁轨上曾留下他们共同的哭声，如今南上归家的荆棘路上，他们建起寻亲网，寻亲Q Q群(群号35279673)，互通信息，也互相鼓励。
最近传出的一个利好消息，从理想角度来说，也许可以让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都不再继续——基因工程。
在今年宜兴的五一寻亲会上，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出现，给很多孤儿与家属们带来福音。该中心主要负责人于晓光提出，既然DNA鉴定是最终确认亲人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何不直接将寻亲者的DNA数据入库，以便随时比对？
目前，北欧一些国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数据库”，提供服务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资，比如著名的“国际遇难者身份识别”。而个人不管以何种形式入库，费用都是由政府买单。
但一涉及经费问题，于晓光又很为难。最初进入宜兴寻亲会场时，中心是准备收取一些成本费的，但他发现，孤儿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临时改变方案，现场免费采集了50位初步确认者的血样，之后再去申请赞助，最终得到了含上述50 人在内的300份免费进口试剂赞助。
吕顺芳一边紧急将剩下的250个名额分派给各地寻亲孤儿与家属，一边不住慨叹：300个，太少了啊！现在大家都来要名额了！
揪心的消息很快传来，先期鉴定的50个血样结果表明——20余对疑似亲人中，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几乎都为零。
在还有更多寻亲者还不知道有基因库这项技术和工程的情况下，想在短期内通过基因库数据的比对一步登天地找到家人，还属于望梅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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