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22日 13:29  深圳新闻网-深圳特区报

　　　　深圳特区报记者 丁立连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特区具有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

　　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标志是具有一个以人的权利为内容的现代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基本制度。将传统的威权政府逐步转化为现代的服务政府，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又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1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记者：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经过了30年的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已经奠定了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为长期研究特区问题的经济学家，您认为中国经济特区创办的大背景是什么？

　　苏东斌：先介绍两个事实：1978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心痛地说：“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汕头还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而眼前的汕头却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时候还穷啊。”

　　面对“文革”后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则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并高度警觉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

　　1979年主持广东工作的习仲勋郑重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行一步。”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未确定时，邓小平深思熟虑地说：“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与此同时也孕育着一个大决策：“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

　　可以说，从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出台，到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作出决定，中国经济特区也就正式诞生了。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

　　记者：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是否可以作为“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

　　苏东斌：的确如此。第一，苏联模式不行了，计划经济走不通。邓小平说：“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平均主义不行了，均衡发展走不通。据于光远回忆，早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观点：“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在这里，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宝安”。第三，寻找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在现有僵化的体制之外实行强制性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从此，中国的现代化就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的特殊道路。

　　2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因素

　　记者：中国经济特区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对于成功的因素，有些人认为主要是特殊政策的产物。

　　苏东斌：对此，必须做具体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三大决定性因素。

　　第一，有一把“尚方宝剑”。我们之所以把这30年称为“改革”而不是“革命”，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造反”，而是自上而下的“授权”——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中央授予的“改革权”就是一把“尚方宝剑”，与此相适应的才是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第二，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水域辽阔。试想，如果深圳所面对的不是香港，改革初期怎么会吸引那么多外资？如果没有那么长的海岸线和深水码头，盐田港(6.15,-0.08,-1.28%)能会高居世界第四大集装箱码头的地位？

　　第三，有一批敢于“大闹天宫”的闯将。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环境，事情也总是由人干出来的，而人又是千差万别的。对于特区，从“敢于大胆地使用中央授权，敢于真正先走一步”的任仲夷，到“我愿到家乡去搞实验，要杀头先杀我”的吴南生，从“没有钱就是当掉我裤子也要办一所深圳大学”的梁湘，到恳请不做副省长兼深圳市长果断地就在蛇口搞改革开放大实验并声言“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的袁庚。就是这样一大批既敢于冒险，又敢于承担的改革家们，在特区创造性地运用着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正是这些“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才使特区能够在体制外发生着渐进式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3中国经济特区的历史性贡献

　　记者：以历史的深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可总结出哪些贡献？

　　苏东斌：概括地说，以深圳为典型的中国经济特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了四大历史性贡献。

　　第一，贡献了一个“新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判断：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的贡献，就是探索出一条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变迁上的基础性保障。

　　第二，贡献了一条“新路”。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跃为人口1000多万的现代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邓小平在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渔民村时就赞许地预言：全国农村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特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就是寻找到一条从一般小城镇走向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通过非均衡发展能够比较迅速地实现从普遍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第三，贡献了一种“新精神”。邓小平多次总结“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当年袁庚在蛇口那句响彻全国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则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特区对时代精神的贡献，就是在状态上形成了一种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品格。它突出反映在思想上的解放和科技上的创新。

　　第四，验证了一个“大理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1992年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中国改革试验田，深圳经验如果成功了，说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这就透彻地点出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中国经济特区的创办，是邓小平一个伟大的理论发明，是开启中国社会全方位转型的关键之举，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伟大的创造性实践。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是邓小平理论充分而光辉的实践，特区的历史步伐又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这种内在联系构成了中国经济特区在理论上的巨大贡献。

　　4中国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

　　记者：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是否反映出“中国特色”的魅力，从中又可以总结出哪些基本经验来呢？

　　苏东斌：特区的成功的确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与集中。但是，我们决不应该把这种转型中过渡状态和超常规特殊项目当作运行的常态和应有的特色去对待。中国经济特区30年辉煌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但是，我们必须同时看到，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

　　记者：那么，您认为有哪几条经验呢？

　　苏东斌：概括起来，其基本经验有两条。

　　其一，从现实状态来分析，是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

　　早在1980年底当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而当时在全国还都把搞市场经济等同于洪水猛兽。在一些人眼里，特区就是旧中国的租界，除了五星红旗还飘着外，已经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味道了。1982年，真可谓秋风萧瑟、寒流滚滚，深圳也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广州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下去。”

　　尤其在1992年那幕激动人心的春天的故事。在这里，邓小平作出了如下两个坚定的判断：第一，经济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第二，政治判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在1992年6月12日审看“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毫不犹豫地说：“我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此言一出，可谓黄钟大吕。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价格是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力量和天赋

　　去满足那些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而市场竞争的压力就是内生技术变迁导致创新的决定性动力。其实，市场经济说到底也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所揭示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实现社会利益的基本制度。它是人类社会200多年历史智慧的结晶，是无数理论大师殚思极虑的伟大成果。

　　记者：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市场经济成就了经济特区，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那么，第二条经验是什么呢？

　　苏东斌：其二，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

　　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可以说，解放人，解放中国人民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层涵义。

　　首先，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最终主体并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经典性论点，就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应该说，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精髓也就是需求定律，它背后的全部奥秘就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价格。

　　这种对利益追求的前提也就是特区人因被解放所享有更大的自由。如深圳，这个外来人口占到几乎95%以上的移民城市构成了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

　　其次，改革又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发生中国魅力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因竞争而创新。邓小平指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成了地区竞争的总动员令。田纪云说：“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使特区政府充满了活力。中国经济特区一反“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传统计划经济法则，对于股票证券，对于土地经营，对于深度资本市场，按照邓小平“坚决地试”的指示，坚定不移地开展起来。于是，才有了波澜壮阔的一系列“财产性收入”的历史性突破，才有了华为、腾讯这样赫赫有名的创新型企业。可以说，有一分自由，就能释放五分潜力，就能形成十分发展。

　　然而，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在良好的特区创业环境下，终于孕育出华为、腾讯、格力等创新型企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

　　值得强调的是，“以自由看待发展”，是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20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念：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且也是促进发展的首要条件。在这里，发展的标准不仅主要不是以GDP指标，而是以自由的程度看待发展的水平，更主要的还是把发展过程视为拓展自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特区比其他地区实际上享有更大的空间。可见，以自由看待发展，以发展去拓展自由就是中国经济特区以及中国社会30多年巨大进步的深层奥秘所在。

　　我认为，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与现代化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高度共识与圆满结合，才终于发生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5中国经济特区的双重新使命

　　记者：进入新世纪(22.80,-0.30,-1.30%)，江泽民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发展经济特区，将贯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那么，特区现在的新使命是什么？

　　苏东斌：这两个“全过程”告诉我们：特区又被赋予了双重新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锋；从“发展”的意义上讲，是要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早日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构筑中国区域经济的新版图。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9年12月视察珠海时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

　　记者：今天，特区到底还有什么“特”的地方？

　　苏东斌：既然有这样的使命、责任，那么就自然还是要给予相应的权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那句著名的话“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特区还要“锐意进取、先行先试”。这就是在明示：特区还有继续“先行先试”的改革权。我理解，这就是今天特区的基本涵义了。

　　这种特殊的权力(包括立法权)一旦结合30年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体制改革，尤其是创新精神三大优势，是有条件完成这一新使命的。

　　记者：您认为今天的特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苏东斌：可以归纳为：在政府的主导与市场的基础性资源配置之间的失衡问题。

　　记者：如何去解决这一矛盾与问题？

　　苏东斌：显然，需要的不仅是“勇气”和“信心”，更主要还是要靠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突破性的举措，即靠改革的深度和开放的广度去平衡。

　　只有深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此，特区应当有大动作。特区城市一个鲜明特征是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城里人”，谁是“外来工”。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早日把占实际人口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才能出现一个作为整体的特区消费群体，而这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最大的政绩。

　　行业收入差距之大使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于0.5这一国际公认最高警戒线。少数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上百倍，个别相差上千倍。只有拆除垄断壁垒，实行平等准入，不仅使价格下降，而且必然会降低“特许租金”。只有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使其变为转移支付、社保经费等，把政府财政转为公共财政，才能在治本的方向上改革分配结构。

　　只有深入改革政府调控的方式，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此，特区应表现更出色。比如，由于特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和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所以住房供需的矛盾特别尖锐，对于这种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由市场去决定(新加坡政府投资的保障性住房占85%，而香港也占60%左右)。所以，建设廉价房就是政府必须把“居者有其屋”作为保证民生的极为重要内容。这绝不是政府的特殊关怀，而是责无旁贷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个民生重大问题，而且是城市转型成功的一个标志。

　　记者：这样看来，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还不是简单的物质繁荣问题。

　　苏东斌：特区发展到今天，已经由经济体制转型走向社会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其重要标志是具有一个以人的权利为内容的现代价值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今天，我们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其首要含义也并不是如何发展，而是为谁发展。而在如何发展中，首要含义也不是什么技术上的升级，而是现代基本制度下的成型，这也就是现代性对现代化的根本制约。

　　邓小平晚年有句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可以说，由于对传统的威权政府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所以，毛泽东说：“百代都行秦政法。”其特征，第一是高度集权；第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而且退出的成本又会逐渐升高。一旦锁定，又常会以社会的动荡为代价。所以，必须用党内民主去带动社会民主。只有这样，才能把传统的威权政府逐步转化为现代的服务政府，这也正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这就是说，只有深化并加快超越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改革，才能真正建成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中国经济特区已经加快了中国的历史，并相当地吸引着世界。“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深圳既不是一个独立的新加坡，又不是港人治港的香港，毕竟是一座年轻的内地城市。今天，它不可能垄断改革开放权，它不可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所以，特区的人们更应以忧患的意识去畅想着自己的今天和明天。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有两句话可以警示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我们不是为了一个完善的社会而奋斗，而是为了一个不完善的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