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演讲国语配音: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简述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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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庄子》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言论著作总汇。庄子即庄周，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2年—公元前221年)的隐士，宋国蒙(今中国中部河南商丘)人。《庄子》经过汉朝刘向的编定，共有五十二篇。现在版本的《庄子》只有三十三篇，分三部分，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是晋人郭象所定的版本。
《庄子》内篇思想比较系统，文字风格也很一致，而外、杂篇内容则很丰富，但风格有了一些差别。内容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的重要经典。
到了唐代时，因为皇帝将老子李耳尊为祖先，所以尊崇道教，《庄子》因此也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注释版本较多，郭象的《庄子注》最有名。清代人郭庆藩著有《庄子集释》。
庄周深切地感受过社会变革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他认为痛苦的原因是圣人们制定了礼乐，引起了竞争，而提倡仁义又造成虚伪，所以是仁义礼乐损害了人的天性。
庄周和老子同样认为上古时人性朴实，没有战争与争斗，生活安逸。所以应该抛弃礼乐，断绝仁义。
庄周宁可贫穷，也不愿去做官，那会丧失本性和自由。但庄周又不主张遁入山林，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他鄙视名利，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差别都没有意义。只有“道”使得天地万物相通为一，知道它们相通为一，就是得道。得道者不必贪生怕死，所以庄周在妻子死后还“鼓盆而歌”。
《庄子》用很多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庄子》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的虚伪行为，在似乎矛盾的言论中有着深邃的智慧。其中当然也有对人生的悲哀态度和对社会的失望，只好寄希望于心灵的纯净，追求逍遥的内心境界。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种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
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释书籍有清末苏舆的《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的《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参考价值较高。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荀子》
《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言论汇编。但他的思想和孟子有很大区别，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相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之所以善是受后天教育的结果。
荀子受老子的思想影响，认为天没有意志，只是生长万物的自然界而已，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所以他提出人应顺应自然，但也能改变自然，即“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
荀子重视礼，也重视法，这是他对儒家学说的重要发展，后来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礼在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中有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强力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认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还将君主比作舟船，百姓比作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意思是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政权就会像船一样被水打翻。
他主张治国用礼义教化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镇压。因为荀子的一些思想和儒家传统有分歧，所以受到后人非议，特别是遭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反对。到清朝末年，梁启超等人又重新肯定了荀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荀子》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有三十二篇。清代学者为之所作的注释很多，清末的王先谦汇集这些成果，写成《荀子集解》，是注本中最好的。近代的梁启雄著有《荀子简释》，内容也很简单易懂。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吴子》
《吴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吴起所作。吴起(?—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中国东部山东定陶县西)人，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曾经拜左丘明的弟子曾申为师，后来在鲁国为将，屡立战功。
此后又到魏国做将军，魏文侯派他率兵攻秦，几次打败秦军，因功被任命为西河郡守。在魏国，他帮助魏温侯推行法家政策，进行改革。秦国军队在靠近魏国的边境上建立了一个叫小亭的军事要塞，为了打掉这个要塞，吴起下令，先登上小亭的士兵，赐予大夫之官职，同时赏赐上等的田宅，终于占领了小亭。
到魏武侯时，吴起受到排挤，只好离开魏国，到了楚国。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相当于宰相，主持楚国变法，楚国因此而强盛起来。楚悼王死后，宗室叛乱，吴起最后被杀于楚悼王灵柩前。
吴起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期很受欢迎。《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多有”，其影响几乎能和《孙子兵法》相比。《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著录《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一卷。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陆希声类次”《吴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见今本《吴子》乃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
现存的宋版《武经七书》、影印宋朝版本《孙吴司马法》，《吴子》共上下两卷，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基本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话、对话的形式，共三十三章。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尉缭子》
《尉缭子》是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著作，共五卷二十四篇，南宋刻行的《武经七书》本最早。《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其理论水平很高。思想中糅合了儒、法、道各家观点，这也许是被纳入杂家的主要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所以有人把此书作为兵书来看待、研究。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兵书，又名《孙子》、《孙子兵书》、《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孙武兵书》等。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据说拿破仑战败后还曾为没有早日得到此书而后悔。宋朝以后被列入了《武经七书》之首，在唐初传入日本，近代以来又传入欧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此书是春秋末期(公元前476年前后)的孙武所著。孙武，原为齐国人，后来到了吴国，因为献上兵法十三篇，被吴王阖闾重用，拜为大将，和伍子胥共事，辅佐吴王，后来领兵攻破楚国都城郢。
《孙子兵法》从汉代开始一直认为是孙武所著，但宋朝以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此书有着明显的战国特征，是不是孙武所作值得怀疑。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北宋时期注释《孙子兵法》的名家梅尧臣，南宋的叶适也推测《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在梅、叶等人说法的影响下，后来又出现了不少怀疑之说，影响较大的是“孙膑所作说”，主要是近代的一些中国和日本学者。他们认为，汉代人所说的孙武不见于先秦古书，疑点很多，可能由孙膑的传说演化而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关于《孙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也有争论，通行的看法认为《孙子兵法》是孙武草创，但最后整理成书的是孙膑。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计》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主要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形》、《势》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也很有哲理性，后来的很多将领用兵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在1972年 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它证实了《史记》关于《吴孙子》和《齐孙子》从汉初就各有其书的记载，澄清了一些误解。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在战国时期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阳谷、鄄城一带)，曾和庞涓一块儿学习兵法。后来，庞涓辅佐魏惠王，做了将军，暗中派人请孙膑到了魏国。但庞涓见了孙膑又嫉妒他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后来陷害孙膑，给他用了膑刑，即去掉膝盖骨的残忍肉刑，所以后来人叫他孙膑。
在友人的帮助下，孙膑最后逃离魏国，到了齐国，被齐威王重用，做了齐国将军田忌的军师，设奇计大败魏军，并射死庞涓。后来，田忌被邹忌排挤，流亡到楚国，孙膑大概也随他而去，所以汉人王符说“孙膑修能于楚”。在战国的兵家中，孙膑是以“贵势”即讲求机变而著称的，他和吴起都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慎子》
《慎子》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申子》
《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在只在《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大体篇》和一些佚文。
申不害继承了道家的学说，主要从道家里边吸收了“君人南面之术”，即驾御大臣的权术，以此来加强法家当时所主张的君主中央集权制度。他主张君主“无为”，即不从事任何具体的工作，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术”去驾驭臣子。根据《韩非子·定法篇》中的解释，“术”的意思是说，君主要按照大臣们的才干授予官职，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督促和考核，根据政绩来决定赏罚。
申不害强调，明君是身体，大臣是双手，君主要掌握权柄，大臣去做具体的工作。即君主要把立法、任免、赏罚等大权掌握在手，做事要抓要害，抓大事。因此，君主要防止大臣蒙蔽君主的视听，防止大臣主权独断侵害君主的权力，那样很可能导致大臣谋杀君主而自立为王。
申不害主张的“术”，最典型的就是“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具体的驾御大臣的权术。要求君主“去听”、“去视”、“去智”，就是装听不见，装看不见，装不知道事情真相，避免暴露自己。这使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细，没办法投其所好，也就没法掩盖他们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则可以看得明白，辨别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韩非认为，“术”是必要的，但只讲术而忽视法，会导致法令前后矛盾，给人可利用的机会。所以，韩非批评申不害是只懂得“术”而无法，所以改革成效不大。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商君书》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商君书》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其中也保留了商鞅遗著，记录了商鞅的言行，大概是战国末年商鞅学派的后人编成的。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所以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不能再守旧。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
第一，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治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商鞅总结了一条前人的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反对根据这六种情况授予官职。
第二，奖励军功，提倡耕战，取消贵族的世袭特权。商鞅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他解释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所以国家就可以利用这种本性，用奖赏的方法激励百姓努力生产，作战时努力杀敌。同时，取消没有军功的贵族特权。
第三，推行法治要重视法治、信用和权势。执法要公平，要讲究信用，即使官员贵族犯罪也要处罚。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势，必须尊君。
第四，治理国家要用重刑，商鞅称为“以刑去刑”。他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则重者无从至矣”。即对轻罪严厉处罚，就可以杜绝犯重罪了。这种重刑思想后来被秦始皇、李斯接受，结果导致了秦的速亡。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孟子》
《孟子》一书主要记载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孟子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修行去保持和发展，否则就会丧失这些善良的品德，所以他要求人们重视内心修行。
孟子还主张仁政、王道。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认为暴政是灭亡的根本原因，即“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
孟子的民主思想在当时也是很有价值的，即民贵君轻。他认为君主必须重视大臣和百姓的利益，君主有大错，臣下要劝谏，如果不听就可以推翻他，另外拥立贤能人做君主。如果是像桀、纣那样的暴君，臣民还可以诛杀。
孟子反对霸道，即用战争去征服别国，他主张仁政，实行王道，用争取民心来战胜对方，即“仁者无敌”。
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地位仅次于孔子，后人称他为“亚圣”。北宋以后，《孟子》成为儒家经典，地位上升。南宋时朱熹将《孟子》和《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
从宋朝到明清，“四书”成为读书人的必读教材。注释方面，朱熹有《孟子章句集注》，论述精辟简明，是南宋到明清最有影响的注释本。清代的焦循有《孟子正义》，注释详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写成于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前后)。《论语》记述了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记载了他的生活习惯和细节。全书大体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所记，是研究孔子的基本资料。
历代研究《论语》的书籍很多，现存主要有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儒家学派对《论语》研究的代表作。
清代刘宝楠写《论语正义》，吸收了汉、宋、清各代观点，为何晏的集解作了进一步阐述。近代学者程树德汇集古今书籍两百余种，编成了《论语集释》，很有参考价值。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
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可以作为参考。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老子》
《老子》是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全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老子》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看不见摸不着，和具体物不同。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老子反对人们争强好胜，他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反面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后来，汉武帝重视儒学，黄老思想地位下降。
从汉初崇尚黄老思想之后，历代对《老子》的研究和注释很多，注释本有六、七百种之多。近现代则有朱谦之的《老子校释》、高亨的《老子正诂》、任继愈的《老子今译》和《老子新译》。《老子》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被译成了多种文字。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韩非子》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又名《韩子》。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韩国贵族出身，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看到韩国国力日益削弱，韩非几次劝谏韩王，但韩王听不进去。在韩非还在世的时候，他写的这本书名声就很大了，当时还是秦王的秦始皇读到了其中的《孤愤》、《五蠹》等篇章，非常喜欢，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但在公元前234年，韩非奉命出使秦国时，却被李斯陷害入狱，后来被逼服毒自尽。
在西汉时期，刘向校书时加进了几篇别人的作品，如《初见秦》、《有度》和《存韩》的后半篇，最后定《韩非子》共五十五篇。韩非的思想成就超过了所有的法家，他在总结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人代表性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成熟法治理论。他认为君主必须重视权力、威势和驾驭臣下的权谋之术，这样才能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巩固君主的集权地位。后来，李斯和秦始皇就是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
韩非还继承了老师荀子的人性恶学说，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刑、赏。在《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都是用法家的观点来对《老子》进行解释，体现了韩非的哲学思想。《五蠹》则将历史的发展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他认为时代在不停地发展，所以社会和政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儒家恢复周礼的复古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管子》
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现在的版本《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在刘向编定之前，韩非、贾谊、司马迁等人都认为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主张法治的同时也提倡用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对礼和法是并重的。所以有人推测这是齐国学者结合本国特点托名管仲提出的一种新学说。也许是刘向或其他人把各派的著作编进了《管子》，造成了内容庞杂的结果。尽管如此，《管子》还是在保存丰富的史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清戴望所著《管子校正》很有参考价值，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写的《管子集校》把前人研究成果汇集一书，学习、使用都很方便。
先秦诸子百家典籍——《公孙龙子》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后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著作，《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公孙龙子》十四篇，但现在只保存下来了六篇。第一篇《迹府》也是后人搜集的有关他的事迹，其他五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公孙龙的所作。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以“白马非马”论和“离坚白”而著名，
他的这些思想分别见于《白马非马论》和《坚白论》中，这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公孙龙主要研究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所具有的内在矛盾。他的特点就是夸大这种矛盾，并否认两者的统一，所以最后得出违背常理的结论。即白马不是普通所说的马，颜色中的白色和质地的坚硬他也人为地分裂开来论述。
另外，在《指物论》中他还着重论述了指与物的关系。“指”即事物的概念或名称，“物”是具体的事物，它们的关系也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通变论》则论述了对运动变化的看法，《名实论》讨论名与实的关系。上述五篇文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
《公孙龙子》的注释本，有宋朝人谢希深的注本，以及清朝陈澧的《公孙龙子注》。近代陈柱的《公孙龙子集解》，王启湘的《公孙龙子校诠》也可以参考。
《尚书》
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名《书》。“尚”即上古，“书”是指书写于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主要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
《尚书》的书名是汉代文学家确定的。汉代的《尚书》是由秦朝的博士伏生藏在墙壁中躲过秦的焚书和楚汉战争的乱世才保留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了二十八篇，经过学生传承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成为官学。因为伏生藏的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为了区别以后新出现的“古文”本，就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中期时，几次出现先秦留下来的版本，叫《古文尚书》，此后就引起了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
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典籍散失。东晋初年，梅赜献出一部《尚书》，经文下边有“孔安国传(传就是注释)”的《古文尚书》十三卷。此书将伏生二十八篇分成三十三篇，又从当时古籍中摘编出二十五篇，凑够了刘向、郑玄所说的“古文五十八篇”。因为经文完整，注解清楚，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加上统治者的支持，逐渐取得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
唐朝的孔颖达写了《尚书正义》二十卷，到南宋时和“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之一，也叫“太公六韬”，内容由《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组成。《隋书·经籍志》里说是“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就是西周的吕尚，即姜子牙，他在古书中又被称为“太公望”或“太公”。全书用太公答周文王、周武王之问的形式写成，语言浅显易懂。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骑兵战术，但骑兵作为一个新兵种，是到战国时才出现的，其他的内容，例如将相分职、国君避正殿以消灾凶、谈论王道霸业等，这都不是战国前所有的事，之所以说是姜子牙所著，主要是后人假托的。
《六韬》最晚在战国后期就出现了。在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一部分抄录了《六韬》，残存的内容大多与现代本《文韬》、《武韬》、《龙韬》中的篇目相符。这说明在西汉前期此书已广为流传，由此可以断定，这是战国时期熟习兵学的谋士们广泛吸收周王室的文献、各种兵家言论，然后结合自己的体会编写而成的，可能是多人所写。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编定《武经七书》时，对此书有一次全面修订，现在的版本就是元丰改定本，共六十篇。
《六韬》在先秦兵家著作中是篇幅最长的，内容也很丰富。《文韬》、《武韬》主要讲政治战略，思想包括儒、道、法、纵横众家；《龙韬》以下的四部分，讲述了军队的编制、装备、军令、军纪、人才选拔、练兵方法、官兵关系、兵种配合、通讯联络、后勤供应以及不同条件下采用的各种战术。对突围战、围攻战、攻坚战、防御战、埋伏战、奔袭战、山地战、林地战、水泽战、夜战、车战、骑战、步战、火攻等不同的战法都有具体论述，比《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等书更为详细，堪称作中国古代的兵学大全。
西汉以后《六韬》开始广泛流传，唐朝以后，兵家都喜欢学习《六韬》，常引用其中的观点。宋朝时则编入了《武经七书》，武将们对此极为重视，成为必读书，可见此书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
《礼记》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到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
《楚辞》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楚国的文学总集，原来收入了楚国人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来王逸又增加了自己的《九思》，达到十七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学术参考价值很高。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因为主张改革，推行法治，任用贤能人为官，受到楚怀王儿子子兰等人的诬陷，被罢官。到了顷襄王时，屈原又被放逐，绝望之下投汨罗江而死。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大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他的进步理想。屈原常以历史抒发内心的情怀，而且从中寻找经验教训。
《九歌》原来是古代的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了《九歌》，沿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总共十一篇，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的神话传说，是现在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宝贵史料。
《天问》则是首长诗，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了多达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也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涉及到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最后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的始祖契，以及从契到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而《天问》则提供了很多这方面的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其珍贵。
《周易》
《周易》又名《易》、《易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包括经和传两部分，里边共六十四卦，每卦含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
《易经》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司马迁称为《易大传》，以区别汉代其他各家的易传。《易大传》是最早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部分共十篇，称为《十翼》。翼即羽翼、辅助的意思，表示《十翼》目的是解释《易经》。
《彖传》是根据卦象爻象来判断每一卦的含义。《象传》则解释卦象和卦辞爻辞，分《大象》和《小象》。解释卦象和卦义的称为《大象》，解释爻象和爻义的称为《小象》，因为以卦象、爻象为依据，所以叫《象传》。《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以阐述《易》理及其作用为主，系在经之后，所以叫系辞。《文言传》是解说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的，《说卦传》的前一部分很简要地说明《易》的卦爻为观变穷理，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说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杂卦传》将性质相对或其义相近的卦组合起来说明其卦义，因为没有按《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排列，次序杂乱，所以有了这个名字。
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由《易经》到《十翼》，源远流长。原来传说是伏羲创造了八卦，周文王发展到六十四卦，孔子著《十翼》。现在，一般认为八卦开始于上古，卦辞爻辞形成于西周初期。《易传》则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也包含了道家、阴阳家的思想。
《易》的名字有三种含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说明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不易是说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简易是以一持万、执简驭繁之道。《易》用阴阳学说推测人事，所以《易》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易》除了哲学，还包括了天文、地理、乐律、兵法、炉火炼丹、医卜星相等，甚至现代的科学都有说起源于《易》的，如计算机采用的二进位制。
《周礼》
《周礼》是一部古代官制典籍，写作年代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全书的补充定型则在战国时期。后来有小部分汉代资料掺杂进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
《周礼》在汉代称《周官》，又叫《周官经》，西汉末期的刘歆开始称《周礼》。
全书分六篇，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地官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春官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夏官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秋官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冬官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每一官职都有不少下属，共计几万人。
《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1年)有关个人经历、思想、学识并对子孙进行告诫的古书，分为七卷、二十篇。作者颜之推(公元531年—公元591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中国东部山东临沂北)，先祖在东晋(公元317年—420年)时渡江，定居在建康。在后来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的《颜氏家训》是在隋灭陈即公元589之后完成的。
颜之推士族出身，受儒家礼法影响，也信仰佛教。他博学多才，处事机敏，因而在多个在政权中任职，地位都很高。他的阅历异常丰富，这是他书中思想形成的社会基础。虽然有些观点陈旧，但也有很多涉及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容和议论，史料价值很高。
“哲学”一词的由来
在我国古籍中，“哲”作聪明、贤明、智慧释;“学”当学问解，没有“哲学”一词。“哲学”一词是近代从日本流传过来的。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第一个用“哲学”这个名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这个希腊名词由两个字组成——“爱”(音译为菲罗)和“智”(音译为索菲亚)，合起来即是“爱智”。这就是“哲学”的原始意义。这个词转借到英语、俄语、德语等语言中，都音译为“菲罗索菲”。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哲学家西周，根据汉字的意义将“哲”和“学”拼成“哲学”一词，意译了英语的“philosophy”。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新学的兴起，“哲学”一词开始在我国书报杂志中使用，并且很快取代了“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成为通用术语。“哲学”即使人聪慧之学。(来源：中国文化小百科全书)
哲学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00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届执行局会议批准，以中国政府名义正式设立“孔子教育奖”。该奖主要表彰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农村教育和扫盲领域、妇女儿童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一奖项每年颁发一次，评出两名获奖者。
生平介绍
孔子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周武王灭殷后，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弗父何为卿。孔子先祖遂由诸候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之曾孙正考父，连续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孔子六祖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按周礼制，大夫不得祖诸候，“五世亲尽，别为公候”，故其后代以孔为氏。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其后代避难奔鲁(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孔子曾祖父防叔曾任鲁防邑宰。祖父伯夏的事迹无考。父亲名纥，字叔，又称叔梁纥，为一名武士，以勇力著称。叔梁纥先娶施氏，无子，其妾生男，病足，复娶颜徵在，生孔子。
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凡带上一点“束修”的，都收为学生。如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鲁由孔子相礼。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早有防范，使齐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之预谋未能得逞，并运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齐侵占的郓、灌、龟阴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并通过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实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而反对堕成邑。定公围之不克。孔子计划受挫。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岁。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六十岁。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9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坎坷的政治生涯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 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 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 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 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的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6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岁的子路。子路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
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中，孔子虽然有4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上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跟随他周游了列国，一部分从了政。
第三阶段：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5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他虽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时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祭孔的由来与演变
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祭孔大典的仪规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出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历朝历代无不循例而制礼作乐，遂使祭孔大典演成稳定的文化现象。
祭孔活动最早始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卒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开始对孔子的祭祀。
真正意义上的祭孔大典始于公元前195年，当时汉高祖刘邦过鲁，首次以“太牢”(即皇帝祭天大典)祭祀孔子，开孔子祭祀活动升为祭孔大典即国之大典的先河。“祭孔”也从此与“祭天”“祭黄”一起成为封建时代的“三大国祭”。
1948年，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离开孔府，大陆祭孔大典就此中断。2004年以前，大陆祭孔一直处于民间状态，直到2004年曲阜市政府介入，才成为政府公祭。
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使祭孔成为规模空前的盛会。曲阜孔庙大成殿为主会场，云南、甘肃、天津、上海、浙江、台北、香港等地以及日本、韩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华人共襄盛举。
孔子其人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祭孔的由来与演变
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祭孔大典的仪规虽然每个朝代都有出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历朝历代无不循例而制礼作乐，遂使祭孔大典演成稳定的文化现象。
祭孔活动最早始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卒后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宅辟为寿堂，开始对孔子的祭祀。
真正意义上的祭孔大典始于公元前195年，当时汉高祖刘邦过鲁，首次以“太牢”(即皇帝祭天大典)祭祀孔子，开孔子祭祀活动升为祭孔大典即国之大典的先河。“祭孔”也从此与“祭天”“祭黄”一起成为封建时代的“三大国祭”。
1948年，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离开孔府，大陆祭孔大典就此中断。2004年以前，大陆祭孔一直处于民间状态，直到2004年曲阜市政府介入，才成为政府公祭。
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使祭孔成为规模空前的盛会。曲阜孔庙大成殿为主会场，云南、甘肃、天津、上海、浙江、台北、香港等地以及日本、韩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的华人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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