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关系的发端:芦笛在凯迪-贵族子女的冲突

贵族子女的冲突

高中第一学年是大饥荒后那短暂宽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4年9月1日，假期结束，我重返学校，发现学校的团委内阁发生了大改组。从团委到各班支部都进行了大改组，所有的团干都由突击入团的干部子弟们充任了。孟书记再不是书记，成了普通团员，就连班干都不是，顿失往日威风，对我再不是什么威胁，反倒还成了我的同情对象。许多出身不好的团干也给罢了官，取代他们的是高干子弟们。整个学校的气氛都变了，现在大家都在谈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而我、孟以及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将在这个社会中再也没有任何前途。

老孟自然很丧气，但这人城府之深，和年龄极不相称。他平素就少言寡语，此时更是沉默寡言，只是那郁郁不得志毕竟还是写在了持续阴沉的脸上，让我这旁观者看得明明白白，这倒让彼此的关系改善了。我和权贵的关系都不好，但对掉毛凤凰则都怀有深切的同情之心，老孟并非唯一一个我因同情而改善关系的过气权贵。

说实在的，那阵我还真有点为他抱不平：接替他的书记完全是个老粗，和他可真是没法比。老孟就算没能耐学数理化，人家的文科成绩可绝对是第一流的，乃是传统型才子。可新任团支书完全是个文盲痞子，行动就露出匪气来。

我们学校是全市教育质量最高的中学。文革前气风还算廉洁，文革后期那种大规模公开走后门尚未形成风尚。高干们可做的，就是把子弟塞进好学校，以此提高他们的升学机会。所以本校其实是个贵族学校，塞满了政治暴发户子弟。不过，１９６３年前，那些人虽然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但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谁都没把他们当回事。但从１９６４年初，学校便开始实行“阶级路线”，吐故纳新，把干部子弟纳进团组织去。旦夕之间，那些纨裤子弟便成了新主子。

新主和旧主的风格划然而异，前者是没文化没教养满口脏话只知追欢逐乐的匪类，后者则是伪君子假道学狗腿子。前者靠薰天气焰欺负人，指望大众被他们的显赫家世吓倒，趋之若骛，团团罗拜，后者则躲在受害人背后，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密告上司，制造冤狱暗算人。前者让我鄙视到了极点，后者则让我怕进了骨子里去。

我那时是智力势利鬼，又是个奉行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因此，当道的高干子弟们只能引起我道德和智力上的双重鄙视，使我讨厌那些人远远超过了失宠的狗崽子们。但４０多年后，我反倒觉得，其实匪类胜过伪君子，起码不会让你防不胜防，内心深处时时刻刻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生怕一不留神说错话，给人家记下来密告上去，就此成了反动学生。高干子弟们都是老粗，根本也就不学毛著，不如整人的狗崽子们精通整人文化，也没有无限上纲、罗织入罪的聪明才智。所以，那些人可鄙，但不可怕。如果不是阶级路线使得孟书记失宠，就此失去害人的能力，我很可能真要毁在他手上。

不仅如此，如今心平气和地追思往事，我反而觉得，在那个人性遭到空前扭曲的虚伪社会中，高干子弟们因为有恃无恐，用不着改造自己，保留下来的真实人性大概是同代人中最完整的。那些人确实是粗俗的痞子，但人家鄙俗得真实。

阶级路线贯彻之后，我辈狗崽子便再没了前途。后来团中央大概觉得不妥，便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中国青年》似乎从来是国内最开明的杂志，文革前便如此了。当时那种文章也只有《中国青年》能发出来。就为那篇文章，两年后团中央成了高干子弟们的第一个造反对象。

但在当时，那烂文字成了黑崽子们唯一的救命稻草，所有的黑手都死死抓在这稻草上，包括区区在下在内。怎么个“表现”法呢？那就是和家庭划清界限，彻底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怎么个背叛法？那就是争相辱骂父母，沉痛糟踏自己，将自己受到的毒害彻底暴露出来，供大众批判。用红色恐怖期间的行话来说，那就是“挖黑烙印”，这“挖黑烙印”的出典乃是我前头已经背诵过的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挖黑烙印的第一个高峰，乃是高二下学期的“写自传”运动。

所谓“写自传”乃是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明的整肃革命队伍的绝招之一。所有参加者都要一遍又一遍地写自传，负责审干的领导则仔细攻读这些不同版本，抓住其中不一致之处作为突破口，就此成功地把对方打成国民党特务，让其受尽煎熬，再在后期把他（她）“抢救”活了。

将写自传这套用去审查来自国统区的经历复杂的“知识分子”干部犹可，用来对付我等红旗下长大的后生就是笑话了：除了出身，大家的经历不都是一模一样么？几行字就能写完这“传记文学”。

但组织上自有办法，那就是把这“写自传”变成“写他传”，各人代自己的父母树碑立传，于是，由黑崽子们带头，这“写自传”运动便变成了忏悔大赛。

明星当仁不让是老孟和老巫，两人都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才子，写小说的高手。不过冠军还非老巫莫属， 

我那时已经被“阶级教育运动”洗了脑，成了志壮坚信马列的信徒，但我并没有效法老巫和老孟的榜样。相反，我觉得写出那种惊险小说来，其实是哗众取宠，属于欺骗组织。此外，在内心深处，我也本能地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抓屎抹脸。越是这么糟踏自己，组织上就越觉得你这人特别复杂，不可信任（当然，这想法我当时不敢正视，因为它属于我改造不彻底的见不得人的一面）。所以，尽管我对革命无限忠诚，在这忏悔大赛中的表现却非常平庸，只是实事求是地交代了家庭问题，没引动任何人的兴趣。

有趣的是，这忏悔大赛本来没高干子弟们什么事，但他们竟然也卷进来了。他们没有黑烙印可挖，便争相暴露自己的“黄色思想”，并积极揭发同侪不堪入耳的丑事，诸如偷窥浴室厕所等等。当然，在现在看来，此类壮举或许不如强奸那种最高形式的爱更结棍，但毕竟也该属于纯真的爱情。

我那阵正因为暗恋可可而无限烦恼，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乃是天生的流氓色鬼。听了那些故事后才如释重负，作出了两个重大发现：第一，我并没有什么反常之处，流氓之心，人皆有之。第二，和高干子弟们比起来，我简直纯洁如新生羔羊，真正需要改造的是那些灵魂肮脏的匪类，不是我这种正派同志。

当时我们被告之苏联是最危险的敌人，时刻威胁着对我们好不容易才赢得的独立。所有的人都开始担忧某个“赫鲁晓夫”会在未来改变中国的颜色。

接着我们被告之，要保持中国的颜色永不改变，唯一的办法是到处开展永不休止的“阶级斗争”。于是便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去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把“丧失了的权力”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据说这些阶级敌人已经控制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在城市中，所有的传统戏曲和外国电影都被禁止了。舆论界开始无所不包的大批判，将许多电影、小说、哲学观点、史学观点、经济学观点谴责为“大毒草”。

更重要的是，野心家林彪以空前规模推行个人崇拜，号召全民像狂热的基督徒学习圣经那样学习毛著。与此同时，受过训练的老工人和老贫农被派到各单位向青年一代“忆苦思甜”。“阶级斗争展览会”在各地开办，展示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残暴和劳动人民的辛酸血泪。这高密度的运动有效地把整个青年一代变成了宗教狂，满怀对缔造了人间天堂的领袖的盲目热爱和试图颠覆这天堂的“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

另一个良药是所谓“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青年天生靠不住，所以，国家的权力只能交给前者这些“革命事业接班人”，而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只能进行歧视和迫害。这“阶级路线”竟然搞到这个地步，以致农村的黑崽子们连会计都没资格当，而城市里的黑崽子们连司机都作不了，以免控制金钱和运输的“大权”落到这些脑后有反骨的家伙手中。正是因为这“阶级路线”，我班原团支书孟某人才失了宠。

对孟的失宠，我幸灾乐祸，真诚地欢迎他加入咱们这些落后分子俱乐部。不过我罪恶的开心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不久就和那些贵族子弟，特别是新任团支书发生冲突。

我校因为教育质量最高，一直是个贵族学校。那些贵族子弟在学校里可谓声名狼籍，既蠢又俗还莫名其妙地傲慢不可一世。他们自己形成个非常严密的小圈子，在其中根据老子的官阶排座次。那时的学生非常清贫勤苦，但这些贵族子弟却穿得漂亮，吃得讲究，戴着“上海”表，骑着小“飞鸽”，对谈恋爱的兴趣远远大于学习。有时甚至连性丑闻都会从他们的圈子中暴出来。他们看不起任何圈外人包括校长在内，因为校长的官衔比他们的老子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成绩劣等、操行恶劣，在“阶级路线”开始前，他们在学校生活中完全无足轻重，但眼下这“阶级路线”却决定了这些花花公子小姐是未来的统治者。

我那时既是一个清教徒，又是一个智力上的势利鬼，所以我双重地看不起那些花花公子小姐。从他们那边看过来，当然我这黑崽子也只值得鄙视。没多久，新任团支书就成了我的死敌。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就是“阶级路线”彻底断送了我入团的希望，有他挡在那儿，我也别想熬到那五分硬币大的团徽。

尽管黑崽子老巫（我们班的大才子）的忏悔深深打动了全班人的心，组织上仍然觉得他不可信任。鉴定会过后不久，他就被“青训班”除了名，以让位给那些贵族子弟。不仅如此，他就连行政内阁的职务都没法保住。最后一个学年开始时，班主任通知全班：老巫和另外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再也不是班委了。他们的职务将由两个混混来接替。

那俩混混之一叫老瘪，在班上最不得人心。因为他老子的官阶在那夥贵族子弟里是最高的，所以他也相应地最傲慢。他时常宣称到了18岁就得作将军。或许是为了培养将军风度，他对待同学就跟巴顿将军对待那个吓破了胆的士兵一样。可惜除了他本人，无人认识到他的重要性。在最后一个学年以前，他连团都没入，也不是班干，只能靠扮演自封长官过干瘾，但现在“阶级路线”终于使得他美梦成真，而就是这个混混要取代老巫，那个全校公认的最有才华的大才子！

全班立刻就沸腾了，而我这个老牌正宗“落后分子”是抗议者中最活跃的。我拽住每个愿听的人的衣角，滔滔不绝地进行游说活动。在引用了大量毛主席语录之后，我雄辩地指出，重在表现一向是我党的阶级路线，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周总理不是在新疆建设兵团接见了背叛家庭、主动支边的鱼某某，夸奖她干得好么？为什么老巫和另外那个同学就得因为他们的出身被排除出班干队伍？如果敬爱的周总理知道这件事，难道不会因为那两个同学被剥夺革命机会而痛心疾首？让大家投票决定！毛主席不是说过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谁个劣，谁个不劣，都看得清清楚楚！

班主任屈服于我们的压力，举行了班干选举。在所有班干候选人中，老巫和那位同学以最高票数当选，甚至比班长的票数还高，而那俩混混获得的选票连两位数都没达到。我大喜若狂，唠叨得几乎成了祥林嫂，因为我发现：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讨厌那些贵族子弟。我对自己说，他们的父母当然是光荣的老革命，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要不怎么会这么讨人厌？

我们的大胜激怒了团支书。一天中午休息，我听到他和另一个贵族子弟谈天。他说，班干选举其实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妄图夺权，并暂时占了上风。“不过没关系，让他们笑吧，”他怨毒四溅地说，“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听了这话，我的整个心灵都禁不住连打寒战：我一边想，寒气一边从心底冒出来：这是不是说，等老一代阶级敌人统统死光了，我们就是未来的阶级敌人？

当时作为一个狂热的信徒，我知道的就只是不顾巨大的痛苦，每天用快刀修剪我的“足”去迁就那个僵硬的“履”。实际上，我的信仰导致我陷在一场跟自己的持久战中。每晚我躺下后，都要回忆那天我干了什么，用它们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相比较。白天我一旦有不洁的杂念，立刻就用毛语录将它及时诛灭。

要不了多久，我就彻底地“改造”过来了。我原是一个懒鬼，过去母亲为把我从床上赶起来常常得把我的被子强行抢走，但现在我黎明即起，和同志们一起进行狂热的锻炼。我们像士兵一样，在操场上列队跑上几千米，一边高叫：“一！二！三！四！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接着又是俯卧撑或杠上运动。锻炼结束后，我们学习青年毛泽东，用冷水冲澡，以此磨炼自己的革命意志，无论天气有多么寒冷都如此。尽管我过去痛恨体育，但现在我几乎是用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去寻找一切机会“苦其筋骨”。我必须为未来的抗美战争做好准备，我更得为农村的艰苦劳动打下体力基础。随着毕业越来越近，连我这个狂信者都能看出来，跟那些贵族子弟不一样，我最可能的前途不是进大学，而是在某个生产队里苦断脊梁。芦笛 发表于：2007-11-5 8: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