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翻墙 app:清朝的农业与农民（四）

四、农业雇佣

　　（一）农业雇佣的数量

　　农业雇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很早就已出现。在明代，不少地区的农村，已有长工、短工和忙工的名目。进入清代以后，农业雇佣有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清代农业雇佣的数量问题，需要说明的有农业雇佣的普遍程度和增长趋势，短工集市的普遍出现，农业雇工在地区间的流动，农业雇佣的规模和农业雇工在人口中的比例等几个方面。

　　1、农业雇佣的普遍程度和增长趋势。在现存的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农业雇工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的选样统计，至少在乾隆年间，农业雇工已经遍及当时的二十一个行省。有些省份（如河南）绝大部分的州县，都有农业雇工的记载。有些省份（如福建），到处都有农业雇工，以至在保甲和户籍册上，专有“雇工”一栏，以资识别。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到乾隆时，农业雇工已经相当普遍。至于农业雇工的增长趋势，上述档案材料也提供了一些例证。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七百○八件农业雇工的选样统计中，属于雍正朝的不过十二件，而属于乾隆、嘉庆两朝的，则分别为二百五十九件和四百三十七件。农业雇佣增长趋势，也是相当显著的。

　　2、短工集市的出现。农业中的短工集市，至少在乾隆时期，已经在东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省出现。东北的“工夫市”、河南的“人市”、山东的“雇工子”，安徽的“打短”，都是短工集市或集市上短工的别称。此外，山西阳高、广东钦州、新会等州县，都有关于雇工市的记载（明清档案馆，刑科题本）。这些短工集市，经常出现于农忙季节，受雇的短工，“每当日出之时，皆荷锄立于集市，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

　　短工集市的普遍出现，说明农业雇佣中，短工雇佣有较大的增长。在上述清代七百○八件农业雇工选样统计中，短工为数占一半以上，这说明在绝对数量上，短工居于优势。

　　3、农业雇工在地区间的流动。在清代有关农业雇工的档案中，还保存了大量的所谓“客籍佣工”的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农业雇工向县外、省外的流动，在乾隆时期，已经是大量的、普遍的现象。仅从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这十年当中，就可看到：福建的农民受雇于陕西，湖南的农民受雇于云南，而山东、河南的农民，远至吉林、奉天。这种远距离的流动，有的出现较早，如山东农民向东北的流动；有的在以前的文献中，并不多见。至于邻近省份或邻近州县之间的流动，在清代以前，即已有发现，如江西南丰长工，雇于宁都，在明末时，每年不下数百。进入清代，这种短距离的流动更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佣工经常出现循环流动的现象。山东佣工流向河南，河南佣工流向江苏，而江苏佣工又流向山东。造成这种循环流动的原因，已不能以一般的逃荒来解释，它必然带有专门外出寻找雇佣的因素在内。

　　4、农业雇佣的规模。清代的农业雇工在数量上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是，整个说来，农业雇佣的规模，一般是比较小的。大量的档案材料证明：农村中雇佣帮工的农户，一般每户都只雇佣一至两个雇工。雇佣规模比较大的，多半出现在经营经济作物的富农或经营地主的土地上。四川甘蔗产区，在乾隆时期，出现有雇工达十数人的租地富农。广东甘蔗产区合浦，在乾隆时期，也出现租地较多，雇工经营的富农。在山东产烟区中，雍正时期，出现过佣工数百人的大户。广西产烟区，乾隆时期，已经出现雇工一、二十人，种烟一两万株的专业经营。在安徽的产茶区，乾隆时期，出现过雇工达二十多人的茶圃。福建的产茶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茶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其中有些茶厂的雇主，实际上是兼营茶叶加工的作坊老板。在专业化的农业中，雇工经营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福建种植花生，广东栽种竹林、槟榔，福建、广东采摘荔枝、龙眼，都出现过雇工经营。上海种植蜜桃，甚至雇有专门捉虫的工人。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雇工一、二人的农户仍然占绝大多数。他们主要是与雇工“一同力作”的富裕农民。

　　5、农业雇工在人口中的比例。农业雇工虽然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它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总的说来还是很低的。明朝嘉靖时期，江苏、常熟每三十八人之中，大约有一名“常时为人赁作”之人。这个人如果可以算作农业雇工，那么农业雇工占人口的比例为三十八分之一，即不足百分之三。依据道光时期河南密县查点户口统计，全县共有雇工四，二五九名，当时密县全县编入保甲的户口共为一三○，七二二人。据此计算，雇工占全县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三稍多一点。常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雇佣可能大大超过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密县是一个产煤的县份，上述雇工之中，可能有不少是煤窑雇工。因此，就全国而言，农业雇工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定远远低于百分之三，是极其微小的。

　　总括以上，对于清代农业雇佣，在量的方面，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雇工数量，特别是其中的短工数量，在此期间，有所增长。但雇佣的规模，除了少数经济作物地区以外，一般都比较小，农业雇佣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下。农业上的劳动者，仍然是以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佃农和自耕农为主力军。农业雇工，作为农业生产的承担者而言，还是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二）农业雇佣的性质

　　清代农业中，虽然有了相当数量的长工和短工，但是雇佣的性质，雇工与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就雇工的大多数而言，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雇主剥削的性质和雇工的人身隶属关系两个方面。

　　从剥削的性质看，清代的农业雇工中，长工所出卖的，无疑不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长工的绝大部分可以称得上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但是，正是长工在雇佣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全部时间，几乎都为雇主所占有，由雇主来支配。长工已经睡觉，雇主可以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长工正在吃饭，雇主可以要他把碗筷放下去。总之，一经雇佣，长工的整个时间，都受雇主支配。不仅如此，雇主通过长工的雇佣，甚至可以支配长工的全家劳动。也就是说，有的长工的工价，甚至包括了长工全家劳动的“报酬”。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河南唐河一个雇工的遭遇，就是例证。这个名叫吕魁元的长工，先是出雇于同邑的郑天禄家，工价每年二千五百文。后来吕魁元的妻子王氏带同幼子，也来郑家佣工，雇主并不给价，只是拨地五亩给王氏“管锄”，“分收籽粒，增作工价”。显然，王氏加上她幼子的劳动，只能为她的丈夫“增作工价”，她自己和她的幼子是无独立的工价可言的。而雇主郑天禄所增付的工价，又是在把王氏母子沦为他的佃户以后，用“分收籽粒”的办法，从封建的剥削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说，从一个长工的雇佣中，体现了双重的封建剥削关系。至于长工一家为雇主劳动，而他本人工价分文未见增加的，也是常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处于长工地位的长工家属，既未能为长工本人增补工价，而他们自己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是“只管衣食，并无工钱”。

　　其次，关于短工，他在雇佣的自由程度上，比长工似乎要优越一些。他可以到短工集市上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由选择出价最高的雇主。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生活的现实是：短工在农忙季节也许在人市中能找到相宜的雇主，然而，一过农忙，就往往变为失业者和流浪汉，在“行乞”、“偷盗”、“抢劫”中补充自己的衣食来源。在清代刑部档案的审案记录中，大量出现“佣工度日，先不为匪”的供辞。可见这些为“匪”的人，原来都是“佣工度日”的短工。当其无工可佣，就有被迫为“匪”之可能，这正好说明短工工价的低下，除了“度日”以外，别无储备。在清代的档案材料中所发现的乾隆、嘉庆时期的短工工价，每天不过十文上下，最低的一个月才一百三十文，平均每天不过几文，连一升米也买不到。而短工的劳动时间，则可以由雇主任意延长。平时如此，在农忙季节，尤其如此。

　　短工虽然可以比较自由地受雇佣，但他所得的，同样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价格。在短工的集市上，他们往往是“荷锄于市以受雇”，这说明在他们所得的工价中，除了自己的劳动的报酬以外，还有自备生产工具的折旧费用。此外，许多短工除了自有农具以外，还多少有一点土地，为的是保证自己在无工可佣之时，不致立即流而为“匪”。这些事实，更加说明短工所得的“工价”，不足以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

　　事实上，要说明农业雇工的真正处境，还必须结合其他的社会经济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特别是要注意到雇工在法律政治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