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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与惯性：曹乃谦小说论

　　
　　作者：晓南
　　
　　我们这一代搞小说评论的知道曹乃谦，恐怕都是因为马悦然的一句话。他说：“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对大陆文学批评界忽视这么一位艺术上有很高成就的作家而感到不解。既然执诺贝尔文学奖之牛耳的汉学家马悦然这么说了，国内出版商便纷纷出动：2006年12月曹乃谦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不久，2007年7月，早因马悦然的推荐而蜚声海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大陆版终于正式出版。距离曹乃谦写作第一篇小说，已经20年过去了，小说评论界对他的评论依旧寥寥，那么曹乃谦果真是被大陆文学批评界埋没多年才重见天日的么？
　　读罢曹乃谦，脑海里便牵出一连串的名字。曹乃谦的小说语言很特别，如果说赵树理是将方言“化”为小说语言，那么曹乃谦是直接把方言照“搬”进小说语言里了。这种瓮声瓮气的生活语言落到书面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声音，使小说的肌理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现当代文学史中，以方言入小说的企图此消彼长，似乎从未终止。从韩邦庆用吴侬软语写《海上花列传》，到废名用黄梅方言、唐人诗境写《桥》，再到林斤澜以温州方言写《矮凳桥风情》，方言的运用令一些作家在众多风景中脱颖而出，另辟无限风光。方言是一出怪招，也是一出险招，倘若用得太厉害，就难免因理解的障碍而失去大多数读者，敢于那么坚决的作家毕竟不多。曹乃谦也算是做得比较彻底的一位。“隔上个一月两月的，年轻些的光棍们就要朋各着打一顿平花。充充足足讲讲究究滋滋味味地吃个大肚圆”；“人们尽说狗子，可狗子就是闹不机明撞上啥鬼和发上啥灰了”；“老柱柱家这两年简直简红火翻了”；“东房的土炕上日每日黑夜不安生”，这样的方言是即使赵树理、李锐也不敢用，即使能用也用不到如此彻底的。况且，小说家们写村里的生活，顶多不过是让人物模仿模仿农民的口吻，而曹乃谦的小说里，连叙述语言都是和农民一模一样的村言俚语，从语法到用词，乃至于思维方式，全方位地“土化”了。曹乃谦就这样豁喇喇将它直接倒到纸面上，不经文人的墨水浸泡酝酿便吐出，散发出浓烈厚重的泥土味。那是雨点打在干渴土地上散发出的土腥味，它热烈地说出了渴望，朴素地直奔主题，油泼辣子一般三下两下就点着了火。这样的语言是有冲击力的，当人们被当代小说那些泛滥满纸的大白话弄得审美疲劳之后，看到这样独特而简捷的语言时，确实眼前一亮。曹乃谦是有风格的，人们凭语言一眼就能认出他。
　　然而，当这些小说叠加在一起时，曹乃谦的语言便显得过于朴素了。他的语言像木刻，全是粗线条地白描与勾勒。这固然可作为小说语言的技法之一，但若篇篇处处如此，既单调又缺乏节奏变化，不免让人怀疑作家若非笔力不足就是在偷懒了。
　　她又圪挤住眼，又流出两行泪蛋蛋，又是那只涩巴巴的大手给她抹去了泪。
　　她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快起开快起开。你也甭哭，哭也没用。一村人尽得黄病死了，我也得上了，我也要死了。他说。
　　你死我也死。她说。
　　你快起开快起开。你快走哇，到河套去寻你爹。要不，会带害你的。他说。
　　几行字就交代过去了，像一个不够敬业的人讲故事，总让人觉得不够咂摸。读着读着不免让人怀念贾平凹的丰腴袅娜，莫言的恣肆铺张。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简化在省略对生活精细入微的描绘的同时，也省略了对生活精细入微的观察。曹乃谦小说中的描绘和观察与农民无异——光棍看见了女娃的渴，荒年时见到油糕的馋，都依循着直勾勾的本能。或许这样的语言也是对那种的生活的一种适应。那里的生活本来就如此简单，照实了写，语言也便简单了起来。倘或不是这样，能用这种语言写现代都市生活吗？
　　至少这种语言还能应付得了温家窑的生活，我们姑且不去求全责备。比起语言来，手法的单一才是曹乃谦真正面临的问题。汪曾祺先生在二十年前就向他提出过：照这样写下去，顶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汪老真是一语中的。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到最近的作品集《最后的村庄》可以见出，二十年来曹乃谦始终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写作，如同他所喜欢的陕北山西一带流传的民歌小调一样，表现手法均一。“哥哥在山上嗖喽嗖喽割莜麦，妹妹在山下圪嘣圪嘣挑苦菜”，这种民歌手法几乎概括了曹乃谦创作的一切：他的小说常常是以意象如莜麦或苦菜等作为一种人或命运的象征，由这意象起兴，设置一种对仗式的结构，哥哥与妹妹因贫困而生的食与性的不能满足的故事就通过“割莜麦”、“挑苦菜”等农事铺演，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封闭的村庄，无非是“山上”与“山下”这么大的范围。在描写时，他最擅长“嗖喽嗖喽”与“圪嘣圪嘣”这样简练、利落的白描手法。
　　于是，两本集子看下来，当初看一两篇时所有的那种印象深刻的“惊艳感”和悲凉感反而渐渐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乏味。原来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人，所有的母题也只是一个而已。这些母题虽全是人类最简单的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却没有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角度和花样，那些故事只是一味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呈现出一种执拗的单向度，使小说整体陷入闷局之中。痛苦是有层次的，但在曹乃谦的笔下，它们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而且，它们被过于内在化了。导致人物悲剧的根源似乎仅仅是贫穷，但贫穷之外的文化之根却不在作者的追问之列，这使得曹乃谦的小说难以深入地层深处，因而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也由于故事过多的相似性、作者笔法笔力的单一、性格内涵的一致，而呈现出某种同一性。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痛苦的程度不同而已，痛苦的内容、成色几乎一样。当这些人物叠加起来，反而让人想不起形象鲜明的“这一个”，似乎都成了“这一类”。
　　曹乃谦确实是一个有风格有个性的作家。不过，几十年来总使一套拳脚，作者或许是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了；读者却失去了新鲜感。风格固然难得，但也要提防惯性。从总体上看，评论界不给予这样一位特异气质的作家足够的关注固然不当，但若像马悦然先生评价那么具有压倒性，恐怕会让人看轻诺贝尔奖的分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