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os pulse怎么下载:北大评刊：纷语：众议曹乃谦

曹乃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
 
李云雷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说：“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对大陆评论界长期忽略这样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马悦然感到难以理解。2006年12月，曹乃谦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个小说集。2007年7月，早因马悦然的推荐而蜚声海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才在大陆正式出版，这两本小说在市场上都有不俗的销售成绩，但同时这也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界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曹乃谦是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对他应该如何定位；二，中国批评界是否忽略了这位作家的价值；三，马悦然的评价是否可靠？
在读完《最后的村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两本小说后，我认为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说不上是一位大家，曹乃谦小说的特点很突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叙述方式和语言特色，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
《最后的村庄》在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描写民俗民情与乡村少女命运的作品，如《野酸枣》、《沙蓬球》、《斋斋苗儿》、《亲圪蛋》等，这类作品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作者饱含深情，以精致而又浑然天成的艺术方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鲜明而可爱的艺术形象；二是书写作者对生活、生命的感悟，这些作品往往短小精悍，在形式上很自由，比如《小寡妇》、《老汉》等，以两三千字的篇幅，写出了作者对底层人深切的感情，而《小精灵》一篇，描写在火车上偶然遇到的一个小孩，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三是直接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如《老汪东北蒙难记》、《豺狼的日子》等，这类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在艺术性上还略欠缺一些。
前两类作品代表了作者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是更值得重视的作品。在文学传统上，这些作品继承了中国现代小说“抒情诗”的艺术脉络，即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的传统，在小说的抒情性、散文式笔法等方面别开生面，其优秀的作品如《野酸枣》、《沙蓬球》等，能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萧萧》、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经典作品，但作者却又有独到的发挥与创造，在色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明丽自然，孙犁的小说清新细腻，那么曹乃谦的小说则更为幽暗，但他们对特定环境下“人性美、人情美”的关注则是相通的。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由29篇短篇小说和1部中篇小说连缀而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雁北地区1973、1974年极度贫苦的生活，作者对农村中的食物匮乏与性饥渴的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其最优秀的小说都是极为短小的，其特点在于简洁、含蓄，简洁使小说具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轻盈之美，含蓄则使作者把握住了中国人感情与伦理的表达方式。小说中的一些细节令人印象深刻，但却缺乏更为整体性的构思，我们很难将之理解为“长篇小说”，事实上它更接近于中短篇小说集。
曹乃谦小说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语言上采用了一些方言土语，并成功地将之融入到小说的叙述之中，带有浓重的泥土味，达到了一种“既雅且俗，大雅大俗”的艺术效果，这令人想起赵树理的小说，但与赵树理将方言“化”为普通话不同，曹乃谦的小说则注重突显“方言”自身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曹乃谦有着类似韩少功、李锐等作家对语言的自觉。另外，对地方民歌的频繁引用，也构成了小说的一大特点，这显示了曹乃谦对地方文化、民间文化的汲取，也是构成他小说“风俗画”特色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去以上优点，曹乃谦的小说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小说的风格化过于明显，不少作品自我重复，不但在风格、题材上重复，在叙述的姿态上也自我重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们读曹乃谦的一篇小说，会有惊喜之感，但读完他的一整本小说集后，会发现人物、故事与叙述方式都极为雷同，模糊在一起了；二、小说一直以“性与饥饿”来刻画农村中的苦难，但对“性”的描写与展示过于集中，如兄弟朋锅、母子乱伦、兄妹越界、光棍“跑马”、粪坑偷窥等等，有时显得格调不高，并有“炫异”之嫌；三、小说对苦难有着较为细致的呈现，但作者却时常流露出一种类似于古代“文人”那种欣赏、把玩的态度，有一种精英式的优越感，这使小说以“审美”遮蔽了对人物的同情、批判与反思。
如果我们承认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张炜、李锐等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那么曹乃谦离他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没有这些作家的文学世界那么丰富、宽广与深厚，也许曹乃谦最大的意义在于他延续了“抒情诗”小说的传统，并做出了自己独到的探索，这使他在当代文坛有不可忽略的价值。
那么，中国文学界是否忽略了曹乃谦呢?
这涉及到曹乃谦作品的发表与出版情况，在《最后的村庄》的“后记”中，曹乃谦说，“收进本集子的作品，都是以前发表过的”，杨新雨在该书的序言中也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巨擘汪曾祺就看中曹乃谦的小说，极力举荐他之后，还说他是‘一举成名天下闻’。他的小说连续发表于国内的大刊及港台的报刊，入选各种选本，被翻译到国外，文坛人物也多有评价”，而他后来是“因服侍病重的母亲，为尽孝而辍笔”了。
在这两本书的封底，附有王安忆、陈忠实、李锐、刘心武等人推荐性的短语，对曹乃谦的小说都有极高的评价，这些评论都摘自这些作家1990年代初期对曹乃谦的评价。曹乃谦在《命运的安排——我的一些和文学有关的事(五)》一文中介绍了更多人对他小说的赞赏，海峡两岸都有，并且说，“从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的４年后，也就是１９９１年，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部长篇或中篇，仅仅发过２０来万字的短篇小说，一眨眼工夫就被破格‘提拔’成了中国作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故意的忽略，而只是没有马悦然的评价那么高罢了。
至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出版，马悦然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书的“内容提要”中，提及正是因为在马悦然的高度评价，“从而引起港台及海外地区高度关注。台湾地区抢先推出其中文繁体字版，美国、德国等地也相继组织翻译。由马悦然亲自担任翻译的瑞典译文也于2006年在瑞典出版。”而大陆版的推出则是2007年7月。
马悦然和他背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就诺贝尔文学奖而言，它不仅忽略了20世纪初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也忽略了瑞典本国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在冷战时期甚至成为东西方斗争的工具，其客观性与公正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承认其权威性，那也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19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一个对象，中国文学的伟大与否，并不是某一个外国文学机构所能评定的，而在于它是否表达出中国人独特的经验与美感，是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起到了推进作用，是否为中国普通读者所真心喜爱。
就马悦然个人来说，对曹乃谦的评价，首先受制于他的个人趣味，他像一般的海外汉学家一样，不喜欢“感时忧国”的作品，更喜欢“抒情诗”的优美动人，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沈从文的喜爱，个人趣味是时代与环境的产物，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之凌驾于中国文学之上作为评价的标准，则难免跨越了界限；其次，则是政治与民族偏见，我们注意到《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背景是1973年左右的中国，小说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描述为贫穷、愚昧、落后，似乎不可理喻的世界，虽然较为隐约，我们似乎也不难看到马悦然对之肯定的背后，存在着他对中国在政治与民族上的双重偏见；第三，从现实的效果来说，曹乃谦的小说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在“文学场”上也获得了成功，这双重性的成功不仅属于曹乃谦，同时也是属于译者马悦然的，与曹乃谦的亲近关系使他的评价不得不打上一点折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曹乃谦是一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但说不上是一位大家，中国文学界对曹乃谦并没有忽略，只是没有马悦然的评价那么高，而马悦然的评价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不足为定论。
 
风格与惯性
                         晓南
 
我们这一代搞小说评论的知道曹乃谦，恐怕都是因为马悦然的那一句话。读罢曹乃谦，脑海里便牵出一连串作家的名字。曹乃谦的小说语言很特别，如果说赵树理是将方言“化”为小说语言，那么曹乃谦是直接把方言照“搬”进小说语言里了。这种瓮声瓮气的生活语言落到书面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声音，使小说的肌理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现当代文学史中，以方言入小说的企图此消彼长，似乎从未终止。从韩邦庆用吴侬软语写《海上花列传》，到废名用黄梅方言、唐人诗境写《桥》，再到林斤澜以温州方言写《矮凳桥风情》，方言的运用令一些作家在众多风景中脱颖而出，另辟无限风光。方言是一出怪招，也是一出险招，倘若用得太厉害，就难免因理解的障碍而失去大多数读者，敢于那么坚决的作家毕竟不多。曹乃谦也算是做得比较彻底的一位。
“隔上个一月两月的，年轻些的光棍们就要朋各着打一顿平花。充充足足讲讲究究滋滋味味地吃个大肚圆”；“人们尽说狗子，可狗子就是闹不机明撞上啥鬼和发上啥灰了”；“老柱柱家这两年简直简红火翻了”；“东房的土炕上日每日黑夜不安生”……
这样的方言是即使赵树理、李锐也不敢用，即使能用也用不到如此彻底的。况且，小说家们写村里的生活，顶多不过是让人物模仿模仿农民的口吻，而曹乃谦的小说里，连叙述语言都是和农民一模一样的村言俚语，从语法到用词，乃至于思维方式，全方位地“土化”了。曹乃谦就这样豁喇喇将它直接倒到纸面上，不经文人的墨水浸泡酝酿便吐出，散发出浓烈厚重的泥土味。那是雨点打在干渴土地上散发出的土腥味，它热烈地说出了渴望，朴素地直奔主题，油泼辣子一般三下两下就点着了火。这样的语言是有冲击力的，当人们被当代小说那些泛滥满纸的大白话弄得审美疲劳之后，看到这样独特而简捷的语言时，确实眼前一亮。曹乃谦是有风格的，人们凭语言一眼就能认出他。
然而，当这些小说叠加在一起时，曹乃谦的语言便显得过于朴素了。他的语言像木刻，全是粗线条地白描与勾勒。这固然可作为小说语言的技法之一，但若篇篇处处如此，既单调又缺乏节奏变化，不免让人怀疑作家若非笔力不足就是在偷懒了。
她又圪挤住眼，又流出两行泪蛋蛋，又是那只涩巴巴的大手给她抹去了泪。
她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快起开快起开。你也甭哭，哭也没用。一村人尽得黄病死了，我也得上了，我也要死了。他说。
你死我也死。她说。
你快起开快起开。你快走哇，到河套去寻你爹。要不，会带害你的。他说。
几行字就交代过去了，像一个不够敬业的人讲故事，总让人觉得不够咂摸。读着读着不免让人怀念贾平凹的丰腴袅娜，莫言的恣肆铺张。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简化在省略对生活精细入微的描绘的同时，也省略了对生活精细入微的观察。曹乃谦小说中的描绘和观察与农民无异——光棍看见了女娃的渴，荒年时见到油糕的馋，都依循着直勾勾的本能。或许这样的语言也是对那种的生活的一种适应。那里的生活本来就如此简单，照实了写，语言也便简单了起来。倘或不是这样，能用这种语言写现代都市生活吗？
至少这种语言还能应付得了温家窑的生活，我们姑且不去求全责备。比起语言来，手法的单一才是曹乃谦真正面临的问题。汪曾祺先生在二十年前就向他提出过：照这样写下去，顶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汪老真是一语中的。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到最近的作品集《最后的村庄》可以见出，二十年来曹乃谦始终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写作，如同他所喜欢的陕北山西一带流传的民歌小调一样，表现手法均一。“哥哥在山上嗖喽嗖喽割莜麦，妹妹在山下圪嘣圪嘣挑苦菜”，这种民歌手法几乎概括了曹乃谦创作的一切：他的小说常常是以意象如莜麦或苦菜等作为一种人或命运的象征，由这意象起兴，设置一种对仗式的结构，哥哥与妹妹因贫困而生的食与性的不能满足的故事就通过“割莜麦”、“挑苦菜”等农事铺演，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封闭的村庄，无非是“山上”与“山下”这么大的范围。在描写时，他最擅长“嗖喽嗖喽”与“圪嘣圪嘣”这样简练、利落的白描手法。
于是，两本集子看下来，当初看一两篇时所有的那种印象深刻的“惊艳感”和悲凉感反而渐渐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乏味。原来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人，所有的母题也只是一个而已。这些母题虽全是人类最简单的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却没有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角度和花样，那些故事只是一味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呈现出一种执拗的单向度，使小说整体陷入闷局之中。痛苦是有层次的，但在曹乃谦的笔下，它们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而且，它们被过于内在化了。导致人物悲剧的根源似乎仅仅是贫穷，但贫穷之外的文化之根却不在作者的追问之列，这使得曹乃谦的小说难以深入地层深处，因而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也由于故事过多的相似性、作者笔法笔力的单一、性格内涵的一致，而呈现出某种同一性。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痛苦的程度不同而已，痛苦的内容、成色几乎一样。当这些人物叠加起来，反而让人想不起形象鲜明的“这一个”，似乎都成了“这一类”。
曹乃谦确实是一个有风格有个性的作家。不过，几十年来总使一套拳脚，作者或许是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了；读者却失去了新鲜感。风格固然难得，但也要提防惯性。从总体上看，评论界不给予这样一位特异气质的作家足够的关注固然不当，但若像马悦然先生评价那么具有压倒性，恐怕会让人看轻诺贝尔奖的分量了。
 
 
由方言成就的小说
 
赵 晖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最打尖之处莫过于语言。不光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就连小说的叙述本身也统一于一种精筛细磨过的雁北方言。事实上，由于曹乃谦对雁北方言的沉浸，《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不仅仅是运用了某种独特的方言在写作，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部以方言来感知与思考的小说。汪曾祺曾用“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来强调小说语言与内容的不容割裂，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可以说，是雁北方言最终成就了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的语言魅力首先来自于构词结构上的陌生化。那些被食色压抑的雁北人的生活本身就足以令世人瞠目，再透过如此扳着口的语言来“还原”他们的生活，简直可以虏获读者双倍的惊奇。在“温家窑”这个虚拟的世界中，这些人物与表现他们的方言完全融为一体，这种精简过的方言已经成为他们身上难以剥离的一部分，折射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亲家》中，黑旦送女人去庆家住时，虽然也心疼媳妇，内心深处也怀有屈辱，但他的立场却很明确，“人家少要一千块，就顶是把个女儿白给了咱儿。球。去吧去吧。横竖一年才一个月，中国人说话得算话”。出门前，还不忘叮嘱女人，“把那干净衣裳换上，甭叫人家村笑话”。这就是温家窑独特的行为逻辑和价值观念，从中可以看到个体尊严与困窘生活之间的相互妥协，也可以见出“食”与“色”之间沉默而艰难的换位体谅。这无疑是《黑夜》最动人之处。
汪曾祺认为，曹乃谦“小说的形式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夜会上卖的泥人一样简单”，汪曾祺更看重的是那“似乎草草率率画出的眉眼间”的“天真的意趣”。同样，虽然通篇看来，《黑夜》的语言多多少少给人删繁就简的感觉，但具体到各个短篇之中，这种简省的方言却有效地扩大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无论是小说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对话，照句讲都一句是一句的，按词看也是个顶个得挡事，罕有虚费；且字句言词都聚焦于人物的言谈举止，往往指实打虚，尽力将人物复杂胶着的心理状态与温家窑风景内面的烈焰包裹于村民们举手抬足的具体细节。在《锅扣大爷》中，甚至用锅扣大爷临死前的一句话“把我埋进三寡妇的坟”，洞开了他在温家窑的另一重生活，很得林斤澜所谓“无话则长、有话则短”的妙处，为读者开放了想象空间。但无庸讳言，由于小说的长处是呈现而不是反省，是沉重的叹息而不是深入的追问，它为读者开放的想象空间就不能不处处为作者全然匍匐于温家窑这块贫瘠土地的姿势所局限，而温家窑生活的苦烈在更多的时候也终成风景，许多原本可以深挖的东西也令人遗憾地隐而不张。
最后，很可能并非作者有意为之但却客观达到的一点是：这种简涩朴拙的方言本身还具有极佳的象征意味。雁北方言中所谓的“简直简”、“日每日”似的骨鲠，所谓的“泪蛋蛋”、“灰了”似的土味，所谓“穷球的”、“狗日的”似的脏口，民歌以及单音节词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固然使得小说的文质互益、相得益彰；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种语言特色是如此突出、令人难以轻视，以至于它们自己也获得了某种独立于内容之外的象征意义——从语言层面直接构成了一组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木讷寡言、贫穷蒙昧、满身尘土味，艰卓的生活压弯了他们的脊背，同时也赋予他们硬朗的线条和执拗的生命力量——这种“中国人形象”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之间有着不自觉的隐秘联系，但似乎更暗合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普遍想象。借此一隅观之，《黑夜》深得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的赞誉，原也在情理之中。
这部小说的语言、人物、主题相互契合、浑然天成，仿佛确证了那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老话；其骨力全赖独特的雁北方言成就。相比之下，曹乃谦改用现代汉语写就的本书“后记”就显得糙多了，完全失去了遒劲的力量，前后的语言“简直简”判若两人。而比照曹乃谦的另一本小说集《最后的村庄》，这种精简过的方言赋予《黑夜》的魅力就更为显在。《最后的村庄》中反映雁北乡下人情、人性的小说，启蒙者的优越感不再遮遮掩掩，叙述者的情感带入也更为明显，小说给人的感觉却是拖沓与平淡。即使是取材与《黑夜》非常接近的小说《豆豆》、《荞麦》，也因或多或少地离开了那种筛磨过的雁北方言的叙述与思考方式而减损了小说的冲击力。当年，汪曾祺说曹乃谦照这种方式“最多写两年”，“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现在看来，曹乃谦的新路走得并不宽展，让人挂念的仍然是这“两年”之内的语言和这“两年”之内的作品。
曹乃谦：“当代的贾岛”？
                               谢俊
 
在我看来，曹乃谦在当代文坛的地位，也顶多是贾岛在唐诗的位置了，要说特色他不是没有，但整体上格局太小，大气不足。
对农村的写作可以是大气磅礴的，如陕西的三大巨头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再往上还可以追述到柳青，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再到《秦腔》，这些作品都有为时代写传的大气，这些忠诚的现实主义写作将创作作为时代之镜，并且还有勇气归纳出时代精神，从而以“灯”照亮前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相比于他们，虽然也塑造了几十个人物，但这些人物都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苦愁脸，虽然也讲述了几十个故事，但这些故事都经营着同一个主题：肚子的饥饿和性的饥渴。农村的家族、文化、阶层，从土改到合作化到联产承包到进城打工，农村的组织与破坏再组织与再破坏，农村人的喜怒哀乐，乡里乡亲的爱恨情仇，真正生活的甜酸苦辣，以及对整个历史的总结与对未来的妄想，跟主要的是一种对农村世界的激烈的情感，在这个作品里不是面目模糊就是无处可寻。作者似乎还是一个局外人，以一种精英主义的关照来描写风俗，想象心理，塑造形象，仿如一个怀揣着“瑞典人眼睛”的文艺干部。而如果以温家堡风情的面貌去让世界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乡村，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歪曲和遗漏啊。
当然写农村也可以从内部写，从“人”的内部和“文化”的内部，以一种主观和感觉入手，直抵现象下的内核，或者说停留在对现象的摧毁和虚构，这就是寻根派特别是后来先锋派的路子，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苏童的《罂粟之家》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格非的《迷舟》到最近的杰作《人面桃花》都可以看作这一类的经典之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似乎也专注于个人而不是时代，也能在心理细节上停留，并注意到细微的感触。比如说《贵举老汉》这一篇，写一个老长工回忆当年和地主婆野合的情景，那种明晃晃的稻田上的阳光有了一些先锋派的影子。但曹乃谦最大的问题还是执着于语言的透明性和创作的意义，他的情节都是来说事的，而不是来抒情的、来表达感觉的、来获得写作的美感的。所以，曹往往在关键之处浅尝辄止。像有一篇写愣二和金兰的感情，写一个穷光棍的心灵悸动，还是很有特色的，但作家却仅仅停留在人物行动、语言的外在表达上，作一种客观化的反应，这里作家似乎缺乏向人物主观内心正面强攻的能力，因而那种情感的复杂性和抒情性就无法渗透出来，这可能也与作家叙事上的笨拙有关，单一的第三人称很难起到组织主观感觉流动的效果，对场景的描写总是基于写实因而生发不出莫言对情绪的组织后的风景语言那样绚丽的色彩，而抒情的匮乏则直接导致不能表达类似于苏童的对乡村颓败的迷醉，固执的情节设计、前后铺垫简单套路与格非的空缺所带来的命运的神秘和扑朔迷离相比更显得呆板而无生机。这里这么讲，并不意味着曹乃谦就要走莫言或苏童的套路，我只是认为，在经过先锋派对形式的改装以后，叙事技法应该是一种较高追求的作家基本常识，形式可能也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曹乃谦的作品之所以显得旧，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它缺乏一种形式的自觉，依然停留在赵树理那种“大众现实主义文艺”的老路子上。
所以，我感觉不管是在经典现实主义的意义上，还是从乡村抒情叙事风范中，曹乃谦的作品都无法归纳入内，这并不是说曹的作品风格独特，卓然独立，而恰恰是在于它总体上平庸无力和画虎似猫，不客气地说，这种四不像的作品实在不能给我带来一丝惊喜。
 
 
曹乃谦与“雁北文化”
                            丁幸娜
 
一般的评论文章关注的都是《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这部小说的“语言”，但我重视的是“文化”。方言是区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区域文化最直接的表征。使用方言，才能在语言层面上直接造成文化上的差异感。通常来说，作家使用“方言”是为了提示读者，他所搬出的文化，与我们日常的文化是有距离的。方言会令初读小说的人产生“陌生感”和“间隔感”，它预示着小说背后有一种别样的、独特的文化在支撑着。曹乃谦使用方言和民歌，原汁原味，不作改动，就是想突显区域文化的真实性和独特性。
曹乃谦多次强调自己是“乡巴佬”，写着“莜面味儿”的小说，也是一种强调文化独特性的策略。出版商和媒体也知道，“土”就是“新鲜”，土就是“看点”，土就是“卖点”，于是对“土”进行了商业包装。新浪读书频道连载《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网页上醒目的宣传语就是“土得掉渣的原生态生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很显然，如今文化上也兴起了“土特产”，并且想通过特殊的文化来带动地区旅游。出版《最后的村庄》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就和北京晋商道文化推广中心、新浪网，联合推出了“寻找最后的村庄”的心灵之旅活动，目的是推广“雁北文化”，带动区域旅游。这说明，文化上的“土特产”是有商机的，有内在价值的。
我以为，中国文坛从80年代开始，学完了西方，学古典；学完了古典，再学民间、学少数民族的文化。那是在轮番挖掘不同的文化资源。因为大众需要“新鲜感”，而每一种文化资源也确实含有独特的养料。民间的文化能够养活大一批作家。每个作家都有立足于文坛的一点“资本”。沈从文在文坛能有一席之地，靠得还不是他的“湘西世界”、“湘西文化”？如今的曹乃谦，他创作的源头活水，他的文化资源，也正是他的“雁北文化”。在《最后的村庄》的封面上，就赫然印着“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等广告字样。《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写成于80年代后期，而同时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中后期中国作家的“文化寻根热”，包括出了莫言的《红高粱》、阿城的《棋王》，汪曾祺、何立伟的一些小说，其实都在构造文化、贩卖文化，如果曹的小说也在这个时候出版，那也只是多了一道风景线而已。他们塑造的东西总是远离主流的、现实的、大众的生活，通常是经过作家自己包装过的边缘地区的边缘文化，那里的文化、语言、伦理和风俗都离我们特别遥远，而且作家都抱着不同程度的“文化炫示”心理（炫耀、展示心理）在写作。网络上就有人说，“讲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这个故事只能由他来讲”。如果他们写了一半的小说，叫我们接着写，那肯定是写不出来的。
何谓“雁北文化”？我想给一个自己的定义。“雁北”指雁门关北部地区，大概是今天的大同、朔州一带，位于山西省北部。现在我国行政区划中已经不存在“雁北地区”了，原所辖的十三县，七县属大同，六县归朔州。（《雁北志》）而我所谓的“文化”，包括了“物质文化”这一最基础层面，这一基础层面决定着其他层面，也渗透到其他层面上。服饰、饮食、建筑、生活用品等等，都属于物质文化。单纯的物质不是文化，但物质中一旦融入了人类的智慧，具有了地方特色，它就属于我所谓的广义上的“文化”。物质文化，再加上当地的方言、民歌、风土人情、伦理观念等就构成了一个“雁北文化”。“雁北文化”当然是多层次的，但最上层的文化由于靠近主流文化，反而与主流文化趋同了、没有特色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的那民间的、地方的与基层的文化。曹乃谦依靠的正是这个基层的“雁北文化”，例如他使用了方言，民歌等等。另外，小说还是要与流传在当地的、由群众创作的、口耳相传说的“民间文学”有区别，它毕竟还是一种“作家文学”。
我们的民间是有文化的，有宝藏的。曹乃谦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能写出好的作品，就是因为长期浸润在民间文化之中，倚靠着民间文化的资源。甚至连他的“个人名言”都是用山西民歌的样式写的，例如“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曹乃谦在红九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弹过三弦，到过大同矿务局文工团，演小节目、拉二胡、小提琴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曹乃谦的成功，也证明这种民间的、地方的、基层的文化是有自己的力量和魅力的。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杂陈着多种不同时空的、错位的、多层次的文化，最“现代的”与最“落后的”，最“都市的”与最“农村的”最“富裕的”与最“贫穷的”，最“洋味”的与最“土气”的。这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曹既然提供了一个“温家窑世界”，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独特贡献。而文化上的落差感、距离感也正是曹乃谦希望营造的。他所描写的是最落后地区的文化，而他所希望的读者群，却是我们这些人。在对象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存在着很大“文化落差”。这使得我们遥望这种文化的时候，仿佛遥望一座大山，能够感觉到大体的轮廓（甚至比身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人感受得更为清晰些）；但对于它内部事物的感受却是模糊的，内部个体之间的区别是很弱的。例如，曹笔下的人物负载了过多的文化特性，过于强调文化上的差异性，而缺少了个性与特性，成了一些“文化符号”。无独有偶，其实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也有这个特点。《边城》中“翠翠”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始终如烟似雾，模糊不清。她与沈笔下的其他女孩子相比，仿佛只有命运的差别，而无个性的差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类作品本来就不能避免的缺陷。
我不知道，身处中国文化之外的马悦然先生是否对此有强烈的感受；但我揣测，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陌生感，可能会冲淡了这种距离感、文化落差感。对他来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而区域文化上的大的分别。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正是这种“文化落差”，使我们分不清楚，作者写的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看到好几个采访曹乃谦的记者都不约而同地问：“你写的是真实的事情吗？”因为小说所描写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已经陌生到这种地步，以至于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日常经验去分辨它真实与否。
对于曹乃谦的地位问题，我想，目前要“盖棺定论”仍为时过早。一本《最后的村庄》、一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是不足以说明问题。文学史对于作家创作的“质”与“量”是并重的。《春江花月夜》虽然是“孤篇压倒全唐”，但作者的地位仍然无法与李、杜相比。没有“量”，很难显示作家的变化性和丰富性。但如果一个作家只是简单重复自己，没有突破和创新，即使有了量上的优势，也是很乏味的。我并不反对曹继续沿着他原来的路子走下去（从实际情况来看，我想他真要换条路子也比较困难），但读者想问的是：“曹乃谦还能为我们提供多少东西？当然是指有效的东西。”能否以自己特殊的文化根基为基础，继续开拓、丰富自己的世界，是曹乃谦成败的关键，而我们的民间也许还有进一步值得发掘的资源。我对于曹乃谦的更多的是期待，听说他的中篇小说合集《佛的孤独》已经出版，还准备写长篇小说《母亲》、自传体小说《伤逝九章》等，只是暂时耽搁了。最后我想说的是，曹乃谦用自己的小说呈现了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他对得起生于斯、养于斯的雁北人民。
 
独特的结构形式
                                张清芳
 
                                  
        从艺术构思来看，《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需要把二十九个短篇连缀起来阅读，才能够理解为何作者把小说副标题定为“温家窑风景”——一个个生活场景如同一个个电影镜头和风景片断，带有某种蒙太奇式的跳跃而且需要读者的想象加入其中，才能够完整呈现出小说情境和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换另一句话来说，即这些短篇只是截取了生活的某一个层面而已，需要几个相关的短篇组合成一个复杂立体的生活和人物形象。而且某一个人物的故事及其生活情景的叙述顺序被有意打乱，穿插了诸多其他的人物和场景，无疑这造成了小说阅读中的“迷”——人物塑造和叙事上的空缺和空白，读者耐心阅读的过程就是解开这些“小说之谜”的过程，也就说，只有到小说结尾才能够了解，这部小说其实是塑造出诸多血肉鲜明的人物和苦难故事的。在《楞二疯了》、《打平花》、《楞二、楞二》中揭示出楞二和他发疯的原因，是触目惊心的贫困使他无法娶到心爱的恋人金兰，用卖血换来的钱并不能够改变他的贫穷状况，无法得到爱情和婚姻的现实把他逼疯了。而愣二只要一发疯，楞二妈就打发他的父亲外出，几天后楞二莫名其妙就好了，而作者并没有直接写出原因，这种有意的叙事空缺，如同格非《青黄》中的空缺一样，也是马悦然已经指出的，隐喻了一种母子乱伦的巨大无奈和生活痛楚，而这种乱伦是被贫困生活强迫的，而且包含了一个母亲的忍辱负重和强烈的母爱。同时这也是一种虽然羞于启齿但是经常存在于贫困中国雁北农村的一种生活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隐蔽存在的，因此楞二并没有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的惩罚，而《玉茭》中的玉茭泄漏了这种乱伦，所以他被惩罚饿死。两个人物截然不同的结局反而更加令人感到温家堡生活的绝望和悲痛，乃至触摸到作者的悲伤。
 
古典美学精神的生存论转换
 
徐妍
 
这本充溢着莜麦香、苦菜苦的小说经过一段迂回、寂静之路，一夜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令人瞩目的事件。诺奖评委会马悦然慷慨为其作序，毫不吝啬赞誉之语，文坛各路名家、大腕好评如潮，可谓峰回路转。
应该说，小说题材本身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发生在雁北光棍汉们中间各种真实得荒谬的故事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兄弟朋锅、母子乱伦、兄妹越界、光棍“跑马”、粪坑偷窥等等离奇情节诱惑了人们的想象力。三寡妇、老黑女、女娃、小婶婶、二尾、鼠鼠等等真实原型的虚构，又增加其传奇色彩。手电筒、洋火、大洋箱等细节设计在瞬间里便唤醒了人们对于70年代贫瘠而难忘的记忆。加上作者对人物深入骨髓的体察更产生了感动人心的力量。但我总感觉全书成就不在于上述方面。甚至小说中那些带有雁北风味的、冷静得闪闪发光、简洁却极富意蕴的语言也不是小说的全部魅力。小说一定另外还有些什么。当情节讲述到饥饿、欲望、死亡、爱情、流血时，小说让我们认识到它与当下底层写作的区别。同样是探寻生存问题，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呈现出惊悸之美，而底层写作则追求震撼之真。更确切地说，曹乃谦的小说提出了古典美学精神在当代文学史的延续性问题，即始终处于文学史边缘位置的古典美学写作如何转换。
曹乃谦对古典美学精神的接续在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里已经表明心迹。小说中的核心意象——雁北村庄、小女孩、民歌等无不散发出古典美学的素朴、洁净之气。其蕴涵的古典美感不仅滋养了贫瘠的土地，而且涤净读者的心灵。还有它从沈从文小说《边城》借鉴来的“那人”的称谓、汪曾祺小说的节制的语言，都传达出古典美学的艺术精神。不过，《最后的村庄》作为曹乃谦刚刚上路之作，显然依附于丰厚的生活资源和前辈古典形态作家的双重庇护之下。然而到了这部《温家窑的风景》，曹乃谦的笔调充满自信，叙事传情拿捏自如，故事结构有棱有角，人物肌理细致自然，可谓将废名小说禅宗意味的诗性表达、沈从文对人物命运的悲情态度、汪曾祺寓热于冷的高妙手法一并内化在小说细节、对话、行动等缝隙中。尤其，那些在现代主义视阈下又脏又丑的欲望场景，在曹乃谦笔下却处理得从容又节制。从这些特质中便可看出该小说储积沉潜的古典美学的力量；它激活了作者的丰厚经验，且依凭作者对生活的体察，实践了古典美学的生存论转换。由此，一向被视为优美风格的古典美学写作转向了对“食欲和性欲”的原生态书写。而且，这些原生态的书写被提升为一种生存哲学的品格，正如小说反复强调的“就为了个这”这个话语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哲学含义——生活、男人、女人及生命的要义。当然，曹乃谦小说的生存论转换对古典美学而言也是一个冒险。小说一经将生存作为写作的对象，是否会付出高昂的代价？譬如：风景，作为古典美学的重要元素，逐渐地淡出了小说之外。尽管如此，小说在古典美学的当代转换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不过，如果据此将曹乃谦的作品视为一个完美的厚重之作，也有些不合实际。姑且不说曹乃谦小说尚难以承担沈从文所致力的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重大工程，就是小说结构也有力不从心之处。虽然一些短篇确有自然天成之感，但小说一经需要表现复杂的时间切换，便常常选用简单的倒叙来替代人物的心理时间。结果，《温家窑的风景》虽云长篇，作者也力图追求古典写作的散文化结构，却还是有松散之感。
曹乃谦的小说还能走多远？我们只能以期待之心拭目以待。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作家已经抵达了最大的限度，我们就应该怀有感激之心。
 
曹乃谦三议
                                                                朱晓科
 

对于曹乃谦《到黑夜里想你没办法》我有三点看法。
一，如何看待曹乃谦《黑夜》里的方言？
大量地道的雁北方言的运用是《黑夜》最为浓郁的特色之一，因此曹乃谦被冠以“土得掉渣的乡巴佬”——在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这算是不低的评价了，因为它代表了作家驾驭语言和生活的能力，还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家的立场和道德取向，更使人将曹乃谦与文学史上地位显赫的赵树理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认为，曹乃谦的特点恰恰不在于其与赵树理的相像，而在于其与赵树理在语言上的差别。赵树理算是印象里最“土”的作家之一了，可翻开赵的作品，《三里湾》也好，《登记》也好，可以发现：赵基本上用的都是普通话、大白话，即便碰上几个方言也要添加注释，生怕读者看不明白；而曹乃谦的《黑夜》则并非如此，读者对《黑夜》中方言的揣摩过程是阅读的间离效果之一，很大程度上直接构成了对《黑夜》的审美风格的接受。如果说，人们从赵树理的普通话中读出了“土”味，那么对于曹乃谦，就是从他的“土”和“方言”力读出了诗味——读者一定不会忽略《黑夜》中大量借用了复沓、比兴等手法：“她一会拈起大襟揉揉眼睛，一会拈起大襟揉揉眼睛”……曹乃谦对民歌小调的偏爱明显融入了作品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会使读者联想起《诗经》。
这一切都揭示了曹乃谦独特的语言质感：曹的“土”是一种诗意的“土”，是吟唱着的“土”。他骨子里端着智识分子的架子，“土”得不如赵树理更“本色”。但是，如果完全用“本色”这个标准来卡曹乃谦恐怕也枘不对椽，因为这无异于抹杀了曹乃谦的特质。时下的乡村题材作品多若牛毛，乱伦、共妻比较少见，但偷情、越轨那可见得多了。不客气地说，这些统统掺杂着知识分子的道德判断，都是知识分子的“叙述”，只不过着眼点与曹乃谦相异罢了。这其中，有几个作家能有曹乃谦这般考究的语言？有几个作家能在“土”和“诗性”之间达到这般水准的平衡？——即便是韩少功《乡村四题》，也仅仅有孩童气，纯真气，论及诗兴恐怕还差几分，至于另一批作家，做到曹乃谦这般“土”就已不易，遑论诗意了。其实，《黑夜》最成功之处就是曹乃谦的语言。对语言特质的追求在时下并非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也是曹乃谦可以孑立于当下作家的理由之一。
二，如何看待《黑夜》中“留白”的叙事技巧？
除了“方言”之外，曹乃谦对“诗性”（或许是对“民歌性”）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黑夜》的叙述风格上：节俭、精约、留有余地、意在话外、余韵深长。我觉得，曹乃谦在叙述中频频留白似乎是对古典诗歌表意手法的模仿，这与他语言风格的追求是一致的。曹乃谦的语言容纳性非常强，负载量很大，善于用尽量简单的词汇容纳尽量丰富的内容，其对复杂场面和人物微妙心境的刻画非常到位，比如《楞二、楞二》中的那句“金兰撕”、“金兰撕”。想要理解《黑夜》中的语言，必须先理解作品中人物的心境、情绪和处境。对于其中的某些篇目，比如“楞二系列”，读者的会意和参悟直接决定了能够读懂作品几成。
或许，这种“留白”的处理方式会被说成是取巧，走捷径，并在相当程度上暴露了曹的软肋。但这也不能一以概论：楞二的“疯”与“不疯”之间一定要说清楚才带劲么？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曹乃谦为了将自己的审美追求贯彻到底，做出了一定的取舍，也因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比如：他放弃了小说的丰富性，陷入单调与重复，并容易因此被人诟病；同时，他也搁置了另一种凸显写作功力的方法：正面强攻，并很可能因此放弃了对自己写作生涯的另一项挑战。但正是因为如此，《黑夜》才是《黑夜》，是赵树理和汪曾祺都无可替代的——这也是《黑夜》与《最后的村庄》最大的不同。
不过，平心而论，尽管《黑夜》并不缺乏直面农民的心态的篇幅，《玉茭》本身也正是“楞二故事”的正面讲述版，而且笔者也并不赞同把“正面强攻”作为作家功力确之如凿的度量衡，但不得不承认：《黑夜》诸篇章确实呈现出某种质量与篇幅成反比的倾向。
三，如何客观地评价曹乃谦，并给他在当下作家中恰如其分地定位？
这看上去是在回应马悦然的呼吁，但真要落到实处，却不得不把马悦然和诺贝尔完全抛到一边：欧洲的事情踢回欧洲去，中国的东西却必须留下来。
诚然，在《最后的村庄》、《到黑夜里想你没办法》出版之前（也就是马悦然的大力推荐之前），曹乃谦仅仅是精英作家小圈子中的谈资，几乎与公众隔绝。而且《黑夜》的另类也使得对曹乃谦的评价面临着无处着落的尴尬：说他有“山药蛋派”的气象，其实他与赵树理“貌合神离”；说他“土”的有诗意，可也确实与“白洋淀派”风格迥异；将其完全独立于“山药蛋派”？又觉得颇对不起雁北的土腥味和方言……此外，若把《黑夜》看成是短篇小说集，就忽略了各篇章之间草蛇灰线的联系——显然这也是作家的苦心经营之一；可视之为长篇小说，作品的整体又缺乏推进的层次感，过于平面化。我们发现，曹乃谦不仅难于纳入文学传统，甚至连基本的定位都难于实现：他究竟是一个短篇小说家，还是要排进长篇小说家的序列？作为前者，他有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作为后者，他目前也有难以企及的地方。
或许，我们必须把文学史、长短篇小说的分野统统抛到脑后：同样的穷乡僻壤、同样的光棍难题，同样是“黑夜里想你没办法”的焦虑，有谁写得比曹乃谦好？有谁像曹乃谦这样俗得彻底、脏得合适而又意蕴深长？——这是曹乃谦可以孑然于时下创作的第二个理由。
最后，笔者还是认为：应该把曹乃谦和马悦然完全分开。小说是小说，评奖是评奖。若以马悦然的视角，结合国外汉学的热衷，《黑夜》难免有“哗番众而取宠”的嫌疑，但因此遮蔽了曹乃谦的艺术特色，窃以为反为不美。
 
得之于简，失之于单
                          ——对曹乃谦创作的评论和评价
                                                   邵燕君
 
近来，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曹乃谦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其主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作品被相继出版（《最后的村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2月；《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这自然与马悦然先生的力推盛赞有直接关系。中国评论界虽然不必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首是瞻，但若真是长期忽略一位优秀的作家也难辞其咎。在细读了这两部作品后，笔者以为，曹乃谦的创作虽然极具特色并在多方面有探索成果，但比起在该方面“最一流”的作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级的，都略逊一筹。
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u       逼近“原生态”，但角度嫌单一，手法嫌单调——相对于李锐《厚土》
u       直写“生存本能”，但经验细节欠突破——相对于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u       内敛、克制，但深层少冲突，整体欠张力——相对于前苏联巴别尔《骑兵军》
u       讲求简笔、留白，但人物嫌简平、“风景”显固态——相对于赵树理作品
u       语言“原汁原味”，但稍嫌简化做作——相对于赵树理、韩少功、李锐的方言实践
 
曹乃谦的创作，尤其是最代表其风格和成就的《黑夜》，其核心主题就是一句话：“食色，性也”。这种直逼、并且固守“原生态”的写作，在当代创作中特色鲜明但并非独一无二。李锐在1989年发表的《厚土》系列也是要“拨开这些外在于人而又高于人的看似神圣的遮蔽，而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人的处境。”（见《后记》）《黑夜》的写作时间和地域都与《厚土》相近，但相对于《厚土》，《黑夜》在篇幅上厚了，在意蕴上却薄了，主要原因是将人物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孤立了出来，单纯受困于本能欲望。在艺术手法上，曹乃谦专注于经营对话，特色突出，但也嫌单调。
单调和重复是曹乃谦创作的一个比较显见的问题，“一两篇惊艳，一两部沉闷”是较为普遍的阅读感受。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感受，除了创作主题的单一和叙述方式的固定化外，还有更内在的原因——宏观上：价值缺乏对立、结构张力不足；微观上：细节经验缺乏突破。
读曹乃谦《黑夜》的感觉与读巴别尔《骑兵军》的感觉明显不同，前者如履平地，后者如登峻岩。《骑兵军》的紧张感来自作品内部蕴含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冲突——作家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向往成为其 “天敌”哥萨克人。而在曹乃谦这里，在将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本能”的同时，也将所有的价值都压向了平面。
当然，写“本能”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对“本能经验”进行突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就是专注于写“本能”，主题更单一到只有一个——饿，22篇故事写的就是一件事：人是怎么被饿死的。然而，读完整个系列，你会发现，这些作品的震撼力居然具有惊人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其原因是由于构成这些故事的“核儿”的生命体验都是具有突破性的——带着沉入地狱者最后的挣扎和哀号。曹乃谦的创作基本上是把读者带到“底线”处就止步了，在他“留白”的地方，是杨显惠真正的起点。除了艺术追求不同外，这里恐怕还是显示了曹乃谦“下生活”的深度还不够。即使写“在人间”的生活，也缺乏足够扎实鲜活的细节支撑，在一些地方，看得出文人想象的局囿。
简笔、留白，是曹乃谦重要的艺术追求和成就，从中可以看到与林斤澜、汪曾祺一脉相承的艺术风格。但有的时候简笔也真成了简略，使人物简平，缺乏厚度。比如那篇让马悦然先生特别赞赏的《女人》，题材其实是赵树理在1950年发表的《登记》中就处理过的。温孩女人新婚之夜为什么不愿意“脱裤子”？被毒打时是什么感受？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整治女人”的规矩到底该不该破，能不能破？这些曹乃谦用简笔“留白”的问题，正是赵树理当年深挖细写的。在赵树理那里我们看到的“女人”不那像影子一样的“毛驴”，而是渴望“翻身得解放”的“受苦人”。马悦然称道曹乃谦“冷静状态之下藏着对山村居民的真正的爱，对他们的艰苦命运的猛烈的憎恨”，但对比一下赵树理在笔下人物身上投注的爱与憎，曹乃谦的“不动声色”里多少还是有一种“写风景”式的超然物外，而这样展示出的“风景”难免是固态的，也是平面的。
“原汁原味”的方言构成了曹乃谦创作的另一重要特色，由此马悦然也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乡巴佬”。相对于赵树理的“将方言化入普通话”，曹乃谦对方言的运用显然更“彻底、直接、全套”。但有趣的是，赵树理虽然很少直接使用方言但满纸“土味儿”；曹乃谦照搬“土话”甚至“脏话”，背后却隐约可见“诗味儿”、“洋味儿”，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文人精心选择的方言。究其原因是，在赵树理这里，方言只是手段，目的是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而在曹乃谦这里，方言本身已经有了意义，渗透了作家的语言意识，乃至“最中国的才是最世界的”的文化意识。曹乃谦突破了赵树理等前辈作家使用方言的限度，但在与方言的内在亲和性上还有距离；而在现代语言意识的维度上，相对于李锐在《无风之树》《万里无云》中的创造性和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的颠覆性，曹乃谦又稍嫌拘谨简单。
以上从几个方面讨论了曹乃谦作品的不足，需要申明的是，这样的品评是苛刻的，是在将其分别与该方面表现“最一流”的中国作家、乃至世界级作家的比较中做出的——这当然不能掩饰，曹乃谦在二十年如一日的创作中，特色突出、风格稳定、成就斐然，在当代众多随风而动、面相模糊的作家中，他风光独具，堪称优秀。当代文学批评不该忽略这样一位作家，将来的文学史也应给予其恰当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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