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are的一首歌男唱: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

最近，不断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被披露，中华民国时期第一夫人宋美龄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的照片更是被网友广为转载。那么，你印象里1949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等等一些邪恶的词汇，当然这可能不是你的想法，但这的确是我自己大脑中一贯的看法。

哲学讲，人的意识就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我大脑中的意识是一个结果，起作用的原因就是影响我大脑的客观事物，比如说接受的教育，教科书，媒体宣传等等。

1949年前是中华民国的统治中国的时代，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间，中国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我大脑中印象的那几个词汇？准确吗？随着我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开始越来越怀疑我大脑中的很多意识及导致它们的客观存在。

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建立中华民国，借鉴美国的三权分立案例，在中国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中国播下了文明政治学说的种子，中国应该会有些许光明才对。就算最后掌权的蒋介石飞扬跋扈，但他一直尚且口口声声遵守“总理遗嘱”，以光大总理遗愿为己任，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最起码要稍能掩人耳目才对。照这个逻辑推断，加上国民党内未爆发诸如“文革”、各种全国范围内政治迫害运动的人间惨剧的实例，很多教科书上的说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所犯的种种罪行，已尽人皆知，这里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其他真面目。

经济：曾经的辉煌光芒万丈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现在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教育：大学真正独立的时代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当时的大学和学者骨头太硬？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昏暗腐朽之外，的确还是有不少建树的，当时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不像如今这么平面化。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样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记录和解读，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但愿我们民族的未来道路越来越通达顺畅，上面的行人也都丰满而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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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些，和历史上的大事比，比如济南惨案、万县惨案、918、租界等比，实在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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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行纸币---法币。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成为废纸，退出流通。累计贬值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

与此相比，楼主所言皆为茶余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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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东南互保.满清事实上已是名存实亡.然列强为有效控制中国,又重新扶持起了满清.满清也打起了宪政的招牌,练新军,设咨议局.而后来的事实就是,新的国家就是有这两支力量推动和设计出来的.

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但是他在两广地区的行动全部规于失败,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是名存实亡.两广,两湖,江浙的革命团体各行其事.书生汪精卫对革命前途的失望干出了极端的事情.武昌起义的组织者是同盟会当时的外围组织,他们只听从两湖地区的同盟会领导人,而非孙中山.

武昌起义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士兵的哗变.最后不得不请出部队领导黎元洪来镇场子.有咨议局的人负责设计新政权的组织结构.此后各省同盟会也在各自领导人的带动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孙中山也没有参与.

满清动用袁世凯镇压,当时袁的北洋军有横扫天下的能力,武昌不保.与袁妥协.若袁能让满清退位让他做天下盟主.1911年12月南方各省在上海开会,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由红、黄、蓝、白、黑组成，分别象征中国汉、满、蒙、回（穆斯林）、藏五大民族.含五族共和之义.选孙中山这个名气大的人出头做临时元首.孙回国时无钱无枪无人,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然孙为此耿耿于怀．

袁兑现让满清退位的承诺做了天下盟主，国家为之气象一新．孙在宋案司法程序未完成前，靠猜疑发动武装叛乱．然失道寡助，不出两月所谓二次革命便草草收场．孙逃亡日本，居然想借对中国有野心的日本人的手，来助他推翻袁世凯．为此不惜割让东北．

袁若非犯了想做中华民国皇帝的错误，中国华民国的国父称号是名至实归．

袁病死后，孙又在南方搞割据势力，后来发展到与苏俄勾结．最终青天白日旗取代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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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洋政府才是中华民国的正统，国民政府一直是非法政权

第一，北洋有清帝的退位诏书

"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一大中华民国"

后南京临时政府之临时大总统孙文辞职，南北统一，因此当时的北洋是无可非议的正统，是国际普遍承认的，而所谓的护国，护法，二次革命之类都是武装叛乱，所谓的广东革命政府更是在勾结外国势力搞分裂.和后来国粉说CHC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分裂政权毫无区别.

第二，不管怎么说，北洋政府有民选国会，成文宪法，总统也是选举的,国民政府有国民大会是1948年的事情，而且1948年的那个国大不符合1945年政协，根本无人承认，是伪国大。

第三，按李宗仁的说法，蒋介石下野后没有资格“复职”，而且蒋后来召集的无论国大还是立法委员都远不到半数，从开始就是非法的。因此，1949年后，即使是对于1948年的国大或者宪法，老蒋重任总统也是非法的。因此那个政府的法统也伪掉了。总统辞职后居然可以自说自话地复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小孩子过家家都不带这么玩的。要是这都不伪，天下可就没伪了,而且被干掉的总统总理主席乃至皇帝国王多了去，没什么稀奇，但是自己主动辞职又自己宣布复职，绝对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第四，如果从国土面积来说，以北洋为正统是最划算的。

大炮要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把“鞑虏”驱除到哪里去呢？满鞑子驱到满清的发源地，辽宁以北（这可能也是大炮私下愿意出让东北利益的原因，他可能从来没把东北看成是中华国土）。蒙鞑子驱到明长城以北？那恢复的“中华”只能是明“中华”，和反清复明差不多，只有明长城以南那点疆域，而北洋则是通过清帝退位而完整地继承了满清疆界（因该说，当时把小皇帝关在紫禁城里的办法远远好过遣回原籍，真要让他回了白山黑水麻烦更大，后来的伪满就是实证），面积大了多去了。所以，现在的中国才会有那么多可争议地区去和别人争。

当然，北洋那个国会也是很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国会，得到了当时南北双方的认可，不像后来南京伪国会和“橡皮图章”，总有一部份中国人不承认的.

第五，这种情况下，当然北京有了正统地位，基于控制区域、实力和外交承认，更何况理论上最后一任的民国合法总统回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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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尚未完成削藩，就急于称帝，想当中国的拿破仑。愚蠢，老糊涂啦。真正打败袁世凯的，不是“信仰民主共和”的老百姓，而是那些已经对袁世凯削藩不满意的都督们，终于有了摆脱中央控制，当土皇帝的理由。老百姓更在乎秩序，产业，司法独立，而非帝制共和之争。袁世凯的专制并不猛烈，基本尊重结社言论自由，尊重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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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一）

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这一概念，今天在中国已被用来泛指对祖国的关切与眷恋之情。此关切之深，达到不惜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并能举全国民众共同来争取，即可谓之为“伟大”。孙中山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当不为过。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没有人会去想一下，这样误导历史，会不会使后来人把政治与外交概念化、简单化，使人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就是大逆不道，必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90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和日本》与俞辛淳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

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俞辛淳教授则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淳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

应该承认，俞辛淳教授的解释颇有些道理。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CHC早期更是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对于这种事情，纯粹要看你打算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比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就未必有什么错。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安内而后攘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CHC，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国的一边。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协约国，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苏联也同样要求CHC在中苏外交关系问题上要站在苏联的一边。如1924年春中苏两国政府谈判中，为推动解决悬案的外交谈判，共产党就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颇多批评，并且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1929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一方面是举国舆论沸沸扬扬地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CHC中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红军采取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比较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孙中山有过这样或那样“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言行，就相信孙中山当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并不爱国，那就如同说列宁或CHC不爱国一样，大概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二）

如今争论孙中山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有没有不爱国的言行，多以争论《中日盟约》的真假为关键。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

《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洲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对于日方史料的上述记录，台湾和大陆学者歧见颇多。但很少有学者考虑过，孙中山此种记录的有疑无疑，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比如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乘机在广州策动起义。策动起义也罢，毕竟也可以算是“爱国”的一种。然而，他为了起义，却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

比如1911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

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了解到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向敌国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以后更公开依靠日本侵略军的支持来反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的真假问题，并各执己见，但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