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a5单机有什么好玩的:沧桑金融（金融与文明）2

第7章 日落瀛台
　　（清末）
　　一
　　岂因祸福避趋之
　　拜工业革命所赐，1775～1833年英国纺织品成本下降了94％，英国商人开始满世界卖布，中国市场当是目标。不过，中国人不这么想，尤其是把放热气球当升天的弘历，他规定英国人只能在广州城卖布，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需夷外货物以通有无”。
　　弘历太闭塞，自鸣得意、自高自大、自以为是……
　　实际上，不是。
　　核算运费，英国洋布价格比中国土布并不便宜，加上数千年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英国商人想在这个时候打开中国市场，基本上不可能。1830～1833年，中英贸易中国仍年均入超158万两白银，英国人很愤怒……
　　愤怒之后，就开始使坏，既然卖布不挣钱，就卖鸦片。鸦片，学名海洛因，地球人都知道，那玩意儿是毒品。
　　鸦片贸易，中国失去的不只是银子，还有民族的希望。与常识相反，吸食鸦片的并不是地痞流氓以及二流子，就是他们想吸，人家也不给。
　　因为，没钱。
　　当时，鸦片的吸食者主要是商人、官吏乃至军官，相对于地痞、流氓、二流子他们是社会中坚，如果他们迷恋毒品，中国就真完蛋了。
　　鸦片是英国在清朝最挣钱的买卖，每年能从中国弄走240万两白银，1839年这个数字可能到达了400万两白银，有人估计中国20～25%的白银被英国佬卷走了，中国对外贸易开始经严重出超。
　　白银流出，彻底改变了满族政府的货币政策，从“钱贵银贱”改为“钱贱银贵”了。其实，“钱贱”对小农无所谓，“银贵”就有所谓了。因为官老爷们改收银子了，官家汇兑牌价每两/1000文，实际汇兑价格到了每两/2000文。官家又不肯吃亏，官府向小农收银子、兑铜钱，小农只能从市场上以钱换银。
　　凭空小农税款多出一倍，太离谱了。
　　与英国人贸易，既亏官府，又亏百姓；既亏银子，更亏身体。
　　百姓不想忍，皇帝更不想忍，向来在这块地盘上都是皇帝说了算，现在你不但布，还卖鸦片，顺带杀人放火。
　　是可忍，孰不可忍！
　　此时，林则徐站了出来，因为“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所以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绝对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呐喊.不过，在国际政治舞台呐喊是没用的，要靠实力。
　　评价林则徐是很难的，当然，这位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确实不容撼动。遗憾的是，这位伟人连猛人都称不上，更不是神人。即使林则徐不被撤换，他也不可能改变历史轨迹，英国人该打进来还是要打进来，清政府该输照样要输。1841年虎门决战的时候林则徐依然在广州，而且琦善其实很尊敬林则徐，广东水师主将关天培也未被撤换，但是，我们依然输了，输的很惨。
　　其实，每次我们惨败，都要找到几个人，一个是民族的希望，一个是民族的败类，结局是败类战胜了希望，于是我们输了。总要给自己的失败找到一个具体的理由，然而，鸦片战争我们输了，是因为没有林则徐，甲午海战呢，难道都是败类战胜希望，还都是偶然吗？
　　1841年前，英军放弃广州北上天津的原因是想找一个地方能直接向清朝皇帝递交国书，并非惧怕林则徐在广州。就这样，英国在天津的国书依然被翻译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
　　擅长呐喊的民族英雄始终认为英军只有海战能力，“夷兵除枪炮外，击刺步伐具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上岸更无所能，是其强给不可制也”，“即其船坚炮利，也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

　　主角与配角
　　人们谈起鸦片战争，往往指责清王朝腐败透顶。不过1840年，中国并不落后，当年工业生产份额仍然占全球29.8％，对爱新觉罗•旻宁卖国来说，卖国就是卖家，他才不想卖国呢。　　
　　仗打输了，要赔银子、割地，实在是没有办法。　　
　　现在，我们指责清朝政府无能，骂列强豺狗不如。　　
　　道可道，非常道，既然战败，也就只能屈从豺狼之道。我们斥责清政府卖国，既然是卖，就是交易。　　
　　国家间的交易，力量相等，外交就是力量；实力悬殊，力量才是外交。　　
　　不开口岸，就赔命，英国佬打进来，会更丧权辱国。　　
　　两害相权，取其轻。　　
　　《南京条约》的直接结果是之一是“五口通商”，很多人据此辩论，《南京条约》以一种被动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大门，实际提高了国民福利，对外开放是好事。　　
　　持这种观点的人，理论根据是经济学，确切的说，是西方经济学。　　
　　可以买到便宜的洋布、提高国民福利，开放口岸有错吗？　　
　　答案是，有错。　　
　　西方经济学里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分工合作”，说白了纯粹是帝国主义胡掰，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粉饰太平。　　
　　西方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优势，在分工中要最大限度发挥各自优势。　　
　　这个，确实没错。　　
　　但是，有前提。前提是：大家要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潜力要充分发挥。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势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你：我是主角，你是配角，因为我现在比你更有优势。　　
　　用陈佩斯的话回击：“我没过当主角，你怎么知道我当不了主角”。　　
　　对了，还有一句也很实用，“废话，谁不想当主角啊”。　　
　　很遗憾，当时我们是弱者。　　
　　当时，中国已经陷入了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通俗的说，就是说处在封建专制恶性循环中，在大一统的环境下根本没机会进行试错，只能依照原来的路径走下去。　　
　　因此，替代专制王朝的必然是另一个专制王朝。　　
　　即使没有鸦片战争，我们也已经落后。只不过，帝国主义以战争的形式废掉了清政府武功，所以更显得屈辱。　　
　　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最适合做什么，就被强盗安排到配角的位置。　　
　　我们是配角，他们是主角。　　
　　主角，作用是改良蒸汽机，发明电能进而改变世界……　　
　　配角，作用是原材料产地，产品倾销地……　　
　　问题背后的实质，其实跟现在一样：当时我们提供的农产品，买洋布；现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用衬衫换芯片……
咸丰通胀
　　爱新觉罗•旻宁一定很郁闷，刚刚登上皇位没几天，洪秀全就在南京弄了太平天国出来，摆明了要跟他死磕。太平天国占的地盘可是江浙一带，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让旻宁到太平天国地盘上收税，显然很不现实。他又得花更多的银子役使军队出去跟洪秀全的天兵玩命。
　　没法子，只能增发货币了。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分天下，还有他这一半天下的通货膨胀。其实，旻宁的路子跟每个末代都差不多：没有准备就发纸钞、铸造不足值铸币。
　　旻宁在名义上建立了官银钱号，仿照民间银号银票发行纸钞。官号中没有现银准备，铸不足值铜币。尽管旻宁用御笔写下朱批里：“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显然旻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属于他的官钱号，只有北京，旻宁发行的纸钞根本没出北京城，地方纸钞权在地方督抚自设的官钱局。
　　因为，旻宁的清军实在不争气，一败再败。
　　太平天国让清廷明白，八旗已经没有了入关时的骁勇，指望一堆提笼遛狗的少爷跃马横刀，很难。为剿灭太平天国，清廷规定地方督抚可以自办团练，至于饷银，只能指望这些督抚自己搂，也就是所谓“地方财政自主”。
　　正因为如此，汉臣才有可能重掌军权，在此之前，有军权的汉人基本上都没什么好结果，比如吴三桂、年羹尧（抬入旗籍，不算真正的满人）……。此时，清廷内焦外困、国势衰微，不得已才让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清代由此多了一批文人出身的武将：曾国藩、沈葆祯、李鸿章、左宗棠……。
　　地方财政一旦自主，极端集权的时代就算终结了。
　　至于太平天国，实行配给制，一切金银宝物都是天王洪秀全他老人家的，所有收获都要交给圣库（全银宝物一律得归天朝圣库，所有太平军大小兵将都不得私藏私带金银宝物，否则一经查出即斩首示众）。显然，这是十分愚蠢的决定，到末年实在推行不下去了，才开始出现铸币，但史料和存物都非常零星。
　　这里并不想记述太平天国这段历史，因为，公平评价太平天国实在是不容易。这里只提一点，太平天国给中国历史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极大削弱了清朝中央集权。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Ⅰ
　　19世纪对中国是一个不幸的世纪。　　
　　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太多的失败。突然间，世界之门也对我们打开了。人们开始思索，为什么西方可以船坚炮利，如果我们有了坚船利炮，是不是一样可以纵横海洋？皇室也在思索，毕竟丢了祖宗拿命拼来的地盘，他们恨不得自己船坚炮利，把英国白金汉宫、法国凡尔赛宫统统抢了。　　
　　就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诞生了，由此也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企业股权。这就是所谓的“同治中兴”。　　
　　今天，我们称呼它为洋务运动：　　
　　民用：　　
　　1872年，设立造船厂，浙江轮船招商局；　　
　　1878年，设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　　
　　1869年，上海与伦敦之间铺设海地电缆，距莫尔斯第一次成功发报仅35年；　　
　　1882年，广州出现自来水；　　
　　1885年，中国电线总长度达到万公里以上，距爱迪生发明竹丝电灯仅5年；　　
　　1891年，设汉阳铁厂；　　
　　……　　
　　军用：　　
　　1865年，设江南制造局，也就是第一家中国兵工厂；　　
　　1866年，设福建船政局，也就是第一家现代化军官学校；　　
　　1875年，福建船政局派出第一批欧洲海军留学生；　　
　　1888年，设北洋水师。　　
　　……。　　
　　同样的时刻，日本1863年开始明治维新。　　
　　战争是检验国家实力最有效的试金石。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即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国洋务运动VS日本明治维新。　　
　　中方：主力舰定远、镇远排水量7000吨以上，2000千吨级巡洋舰5艘，共8艘军舰。　　
　　日方，主力舰吉野排水量4000吨，参战12艘战舰。　　
　　今天日本海军有宙斯盾，有准航母，中国……。　　
　　武器差异，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中日海军力量在伯仲之间，我们在没有输在器械上。　　
　　战败自杀殉国的将士不英勇吗，定远舰管带（相当于舰长）刘步蟾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苟丧舰，必自裁”，我们没有输在将士懦弱上。　　
　　留学西欧的将领在战术上落后吗，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毕业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竟然临阵脱逃（一说是诱敌离开旗舰），我们没有输在战术、战法落后上。　　
　　……　　
　　结果：日方一舰未沉，北洋水师完败。　　
　　如果已知历史，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再有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们还是不是必负于日本？　　
　　面对历史，默然无声，凭什么我们输了？如果一切可以重来Ⅱ
　　流行的评价未必公允，说教也未必是真理。　　
　　洋务运动的结果，未必是失败，或者说，洋务运动，结果也只能如此。　　
　　关于这场运动，以前我们的想法跟流行的一样，可以总结如下：　　
　　没有约束的封建王朝，贪婪就会没有止境。洋务运动官督商办的本质，是模仿发达技术，而封建官僚身份却决定了它必然利用权力追求私利，不过是一种制度化的机会主义。在这个环境下，即使民族资本主义也要与官府搞好关系，比如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后文会专门提及）。　　
　　在市场和封建权力双重压力下，封建官僚会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制度化利益，公平的市场秩序不可能出现，也就不可能超越以体制变革为核心的明治维新。　　
　　现代中国历史把1860年以来的同治中兴称呼为“洋务运动”太合适了，洋务派所作的实在都是变事，即所谓“务”。　　
　　在清朝体制下，即使把当代美国航母拉去，却有这么一个统治者，甲午海战中国一样会输。我们可能会赢得一两次偶然的战役胜利，但结果必然失败。就是这一两次偶然，上天也没有给我们。　　
　　甲午海战，日本战胜，并无半分侥幸。　　
　　既使重来一次，我们还是必输！　　
　　承认这个答案很痛苦。　　　　
　　现在，我们对以上内容的理解是：这些只是表象，表象背后，有天道……　　
　　洋务运动不过是一本科幻小说，希望借别人的先进技术打败创造技术的敌人，这不可能。　　
　　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是清末不世出的名臣：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他们不明白吗？　　
　　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输了，我们不明白四夷有多强，他们经略了50年沧桑，应该什么都懂。为什么不直接整个议会出来呢。　　
　　因为，就算创立制度，封建文化也变不了，体制仍将是那个体制。仅变技术，暂时不触动制度，还有可能变封建体制，变革封建制度必须更新封建文化底蕴。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康有为不明白，他要变法，要维新，证据就来了。　　
　　很多人认为，变法失败是因为叶赫那拉氏有权力，甚至有人想，载湉为啥不找个没人的时候把老太婆干掉。更为现实的想法是，隐忍不动，先积蓄力量，控制军权，然后，……　　
　　很多人慨叹，恨不得亲历亲为。　　
　　实际上，干掉老太婆是有可能的，然后，就没然后了。　　
　　变法，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以杀掉老太婆，但能把满朝文武都杀了吗，满朝文武都杀了，就直接亡国了。这就是 康有为先生第一次面君，在朝堂上给载湉的建议：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叶赫纳拉、荣禄是变法的阻碍者吗。　　
　　叶赫纳拉如果真反对变法，以她对朝局的控制能力，载湉连一封诏书都发不下去。叶赫纳拉突然囚禁载湉，是因为康有为要谋叶赫纳拉，把她关进颐和园。　　
　　很多人感慨，可惜康有为没有军权。　　
　　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幸亏康有为没有军权。　　
　　仅政变这一点，康有为肯定不懂现代政治的真谛，而是从骨子里继承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思维。政治不是比武场，如果始终依靠暴力解决问题，暴力中走出的必定还是暴力。政治斗争，失败者必须真的没有怨言，必须心服、口服、真服。　　
　　康有为倡导君主立宪，首先要立宪。　　
　　既然如此，变法何用？　　
　　载湉任命的中枢宰辅，也就是清朝军机处，是谭嗣同、杨锐这批年轻人，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可以分割既得利益者格局。想骤然分割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是绝对会遭到强烈反抗，把刀架到人家脖子上，还不准人家反抗，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反抗的结果，必然是废帝。　　
　　换一句话说，即使载湉胜利了，废掉了太后，他用新人来操持行政。封建框架是既定的，利益格局也是既定的，在利益趋势下新人必定会选择利益，指望梁启超、谭嗣同等几个人有操守，现实吗。　　
　　董仲舒灭古文经学，一步一步改造了先秦文明，斗掉了士族，革除了相权，压制了朴学，灭掉了心学，阉割了理学，最终只剩下一个今文经学，这种专制体制历经了多少年？指望短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变革就革除所有弊端。　　
　　不是不靠谱，是根本不可能。　　
　　后来的中华民国没有法律吗，那些民国部长多毕业于西国名校，弄不好还是个洋博士，这个新的行政框架仅仅几十年就腐化堕落了，何况戊戌变法是在旧有体制内变革。　　
　　一个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根本不可能阻碍民族进程，那样的话，也高看这些官僚了。皇权有意策划的封建文化才是这种封建体制的本源，也正是这种封建文化阻碍了我们的思维。如果每个人都想超越规则，就会产生制度性腐败，制度、法律就就会形同虚设。　　
　　因为，人的集合才是法律的最终执行者。　　
　　不信，你把清廷官僚弄到美国做文员，一样没得贪。　　
　　请不要比较中国和日本。　　
　　没错，1860年前这两个都是亚洲专制国家，但日本幕府专制从1603年才开始，之前还是一堆大名（官职，相当于中国的县长）互相乱砍的战国时代。再往前，所谓7世纪“大化改新”不过也就是能管理都城周围一点地方。从公元前到幕府，日本一直是既没文化，更没道德，就别说文明了。260年的历史，又如何跟3000年历史相比，260年又如何能形成一种数千年传承的文明积淀。　　
　　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向天笑，留待功罪后人论。　　
　　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初识汇丰
　　1864年8月4日，汇丰银行创立（清注意，不是开业），是中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总行。不过，跟19世纪60年代比，那个时候汇丰更牛。现在只是发港币，当时汇丰银行的票子，在全中国畅行无阻，比大清户部的票子好使多了。汇丰银行的股东名单几乎囊括了香港、上海最牛的富商，可惜这些人都随着政治沉浮烟消云散，没有一个人能象皮尔庞特那样创立中国的金融帝国。　　
　　1865年汇丰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先后开业，同年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和日本横滨正金设分行，1869年在印度加尔各达设分行，完成了地域战略布局。1869年汇丰股价上涨至票面价值的80％。　　
　　期间，汇丰有三场很经典的手笔。　　
　　第一件事，收购半年期汇票。　　
　　1866年，上海发生棉花投机风暴，最终酿成金融恐慌（稍后会提及），幸存下来的中国钱庄和外国银行开始对国际汇兑持谨慎态度。1866年3月，丽如银行倡议所有汇票一律以4月为期限，不再接受6个月期限的汇票，大部分外资银行都觉得丽如银行这个主意不错，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法兰西银行与丽如银行第一次与中国银钱界结成垄断联盟，拒绝接受4个月以上汇票。　　
　　汇丰极力反对上述倡议，同时出手收购4月以上银行汇票，市面上大多数6月期限汇票都到了汇丰手里，而且是低价购入。　　
　　6个月汇票的含义是：就算亏本关门也在半年后，而半年后的银根形势也许会变化……　　
　　你想的没错，这是赌博。　　
　　金融的本质就是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最大化风险，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化收益。　　
　　幸运的是，这笔买卖汇丰赚了一票，更重要的，汇丰确立了在香港、上海汇兑老大的地位，江湖霸业从此开始。　　
　　第二件事，发钞。　　
　　一般来说，外资银行在中国设分行是谋求本国商人在上海、香港汇款生意，至于存款和发钞，外资行根本没兴趣。就算在清朝能发钞票，还是不能拿到本土使用。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没有中央银行，没有一个稳定的信用中心。汇丰总行在中国，而且它意识到了这一点，汇丰的目的就是成为中央银行。　　
　　汇丰银行不是大清户部，不能想自己发钞票就发钞票。汇丰干的第一件事是拉存款，更确切的说是拉存银。60～80年代，汇丰银行文件里充斥着“抓存款”、“存款乃首务之极”之类的词汇。1865～1880年，汇丰银行存款总额增长了9倍。不过，汇丰拉村银不是为了抢市场份额，而是为了自己发钞做准备。　　
　　伴随存款增长，汇丰银行开始发钞，开始在香港和上海，70年代中期，汇丰已经基本统治了香港、上海发钞市场，发钞量占市场总钞量的50％以上，在上海约为200万两，在香港为180万港币左右。　　
　　对银本位时代的银行来说，得汇兑可称王，但是，得钞票者得天下。民族银行初长成
　　1840年后，中国突然设立很多外资银行机构，这些银行主要扶持本国商人、做国际汇兑，至于中国民族企业，人家没什么兴趣。我们自己的钱庄票号，又把钱集中于贸易，刚刚发轫的中国民族企业太需要一个自己的银行了。　　
　　第一个动脑筋的是一个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署的赫德。　　
　　他看来还是有点脑子，指使中国手下上折总理衙门，要求设立“中国皇家宝源汇存银行”，同时在报纸上鼓吹将设银行，即行募股。　　
　　老外搞阴招比中国人差远了，很快赫德就暴露在盛宣怀眼底，盛宣怀赶紧去忽悠张之洞。在张之洞授意下总理衙门驳斥了赫德的申请，同时接受了盛宣怀的《请设银行折》、《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银行眆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财货，以上下之求给，商务机枢之所系，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商货之气脉，杜洋行之挟持”。　　
　　不过总理衙门的批复是非常离谱的，他们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朝廷需要钱的时候，能否随时到你那里弄个几百万两；　　
　　第二，借款、存款10万以上必须报告总理衙门；　　
　　第三，朝廷至少要拿利润分红的50％。　　
　　你还不如去抢。　　
　　不知道盛大人怎么运动的，反正最后搞定了。批文内容倒是很简单，批准了他的银行章程，也没有以前离谱的要求，而且有一条类似于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不得移做各项工业及各项房产地基，其借与一公司或一商家之款项，不得超过股本百分之十”。　　
　　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由此诞生，定名“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5月27日正式开业。中国有太多的节日，银行业应该公议把每年5月27日定为“银行节”。　　
　　战争中，第一个冲上城头的人，未必就真能成为最后的英雄。　　
　　中国通商银行，也是如此。　　
　　通商银行实在是倒霉，刚刚开业就赶上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北京，于是就被抢了。　　
　　不过，这里要说，第一个抢劫中国通商银行的是义和团。　　
　　有人说，义和团，是爱国运动。义和团最主要的工作，是内讧，杀二毛子，甚至杀带着铅笔的孩子。在天津，义和团抄了前线将领聂士诚的家，顺便还杀了人家老娘；在北京，两万义和团攻打东郊民巷，一个月搞不定几百个洋兵，就这还“慷慨以誓师徙，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叶赫纳拉宣战的目的更有可能是借洋兵消灭义和团，就算义和团的法术是忽悠，生猛的汉子是真的，不弄去跟洋兵开战，回头就该冲她来了。　　
　　义和团主张“逢洋必灭”，对这家仿西制建立的银行自然是不能放过。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民闯入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焚毁分行房屋，抢走现银，具体数目不祥。　　
　　义和团刚走，八国联军就来了，未焚毁的房屋，被意大利军队占领，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关门大吉。　　
　　好歹义和团、八国联军是明抢，日本人就太不厚道了。　　
　　庚子之乱过后，1903年通商银行跟平时没什么不同，发银行券、存款、贷款。　　
　　2月4日，有个钱庄用通商银行的银元券换现银，这是很正常的业务。这笔不正常，因为银行券是假的。　　
　　通商银行发现了假钞，却做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个钱庄伙计送到租界巡捕房里。拿假钞不对，但假钞不一定是他做的，把人送巡捕房，就等于公开了说大家手里的钞票有假，有假钞只能自认倒霉。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比较淳朴，更重要的是，没有验钞机，谁也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钞票是不是假的。　　
　　2月5日，北京银钱业公议，不再用通商银行钞票，市井风传伪钞达30万元，人们开始挤兑通商银行。　　
　　通商银行露出了官商本色，衙门立刻派兵用灭火水龙冲散了挤兑人群。不过，通商银行也做了相应兑付准备，准备了100万现银，又从汇丰拆借了10万现银，终于平息了挤兑风波，2月通商银行约收回30万纸钞。倒不是汇丰大慈大悲，主要是这样下去汇丰迟早也会被挤兑。　　
　　看来事情是平息了。　　
　　假钞是骗不了发行银行，改骗其他银行吧。挤兑后不久，有个日本人持通商银行钞票在汇丰银行兑现，汇丰岂是好忽悠的，发现此人带来的4000元全系伪钞。　　
　　汇丰的方式比较聪明，胡编了个理由让他过两天再来兑换，背地里却派了个人跟他搭讪，套出了他的地址、姓名、身份（一说是跟踪、报告巡捕房），反正是最后知道这家伙到底是谁了：　　
　　罪犯姓名：中井义之助，日本人。中井义之助在上海开办一家贸易公司，假钞源自日本大阪，由日本浪人山下忠太郎制造，偷运来上海后秘密放置在他家，再由他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流散到外面。　　
　　这是一件刑事案件，日本官方的回复竟然是，“据日本外务部声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　　
　　无耻！　　
　　伪钞数量确实不大，但对通商银行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避免与伪钞混用，中国通商银行将真钞陆续收回，并连同已印好但未发行之钞票一起烧毁，直至1905年2月，该行才发行新钞。 民族银行初长成
　　1840年后，中国突然设立很多外资银行机构，这些银行主要扶持本国商人、做国际汇兑，至于中国民族企业，人家没什么兴趣。我们自己的钱庄票号，又把钱集中于贸易，刚刚发轫的中国民族企业太需要一个自己的银行了。
　　第一个动脑筋的是一个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署的赫德。
　　他看来还是有点脑子，指使中国手下上折总理衙门，要求设立“中国皇家宝源汇存银行”，同时在报纸上鼓吹将设银行，即行募股。
　　老外搞阴招比中国人差远了，很快赫德就暴露在盛宣怀眼底，盛宣怀赶紧去忽悠张之洞。在张之洞授意下总理衙门驳斥了赫德的申请，同时接受了盛宣怀的《请设银行折》、《公议中国银行大概章程》，“银行眆于泰西，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财货，以上下之求给，商务机枢之所系，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商货之气脉，杜洋行之挟持”。
　　不过总理衙门的批复是非常离谱的，他们问了几个问题：
　　第一，朝廷需要钱的时候，能否随时到你那里弄个几百万两；
　　第二，借款、存款10万以上必须报告总理衙门；
　　第三，朝廷至少要拿利润分红的50％。
　　你还不如去抢。
　　不知道盛大人怎么运动的，反正最后搞定了。批文内容倒是很简单，批准了他的银行章程，也没有以前离谱的要求，而且有一条类似于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不得移做各项工业及各项房产地基，其借与一公司或一商家之款项，不得超过股本百分之十”。
　　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由此诞生，定名“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5月27日正式开业。中国有太多的节日，银行业应该公议把每年5月27日定为“银行节”。
　　战争中，第一个冲上城头的人，未必就真能成为最后的英雄。
　　中国通商银行，也是如此。
　　通商银行实在是倒霉，刚刚开业就赶上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北京，于是就被抢了。
　　不过，这里要说，第一个抢劫中国通商银行的是义和团。
　　有人说，义和团，是爱国运动。义和团最主要的工作，是内讧，杀二毛子，甚至杀带着铅笔的孩子。在天津，义和团抄了前线将领聂士诚的家，顺便还杀了人家老娘；在北京，两万义和团攻打东郊民巷，一个月搞不定几百个洋兵，就这还“慷慨以誓师徙，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八国联军进北京那年，叶赫纳拉宣战的目的更有可能是借洋兵消灭义和团，就算义和团的法术是假的，那一条条汉子是真的，不弄去跟洋兵开战，回头就该冲她来了。义和团主张“逢洋必灭”，对这家仿西制建立的银行自然是不能放过。1900年6月22日，义和团民闯入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焚毁分行房屋，抢走现银，具体数目不祥。
　　义和团刚走，八国联军就来了，未焚毁的房屋，被意大利军队占领，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关门大吉。
　　好歹义和团、八国联军是明抢，日本人就太不厚道了。
　　庚子之乱过后，1903年通商银行跟平时没什么不同，发银行券、存款、贷款。
　　2月4日，有个钱庄用通商银行的银元券换现银，这是很正常的业务。这笔不正常，因为银行券是假的。
　　通商银行发现了假钞，却做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个钱庄伙计送到租界巡捕房里。拿假钞不对，但假钞不一定是他做的，把人送巡捕房，就等于公开了说大家手里的钞票有假，有假钞只能自认倒霉。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比较淳朴，更重要的是，没有验钞机，谁也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钞票是不是假的。
　　2月5日，北京银钱业公议，不再用通商银行钞票，市井风传伪钞达30万元，人们开始挤兑通商银行。
　　通商银行露出了官商本色，衙门立刻派兵用灭火水龙冲散了挤兑人群。不过，通商银行也做了相应兑付准备，准备了100万现银，又从汇丰拆借了10万现银，终于平息了挤兑风波，2月通商银行约收回30万纸钞。倒不是汇丰大慈大悲，主要是这样下去汇丰迟早也会被挤兑。
　　看来事情是平息了。
　　假钞是骗不了发行银行，改骗其他银行吧。挤兑后不久，有个日本人持通商银行钞票在汇丰银行兑现，汇丰岂是好忽悠的，发现此人带来的4000元全系伪钞。
　　汇丰的方式比较聪明，胡编了个理由让他过两天再来兑换，背地里却派了个人跟他搭讪，套出了他的地址、姓名、身份（一说是跟踪、报告巡捕房），反正是最后知道这家伙到底是谁了：
　　罪犯姓名：中井义之助，日本人。中井义之助在上海开办一家贸易公司，假钞源自日本大阪，由日本浪人山下忠太郎制造，偷运来上海后秘密放置在他家，再由他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流散到外面。
　　这是一件刑事案件，日本官方的回复竟然是，“据日本外务部声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
　　无耻！
　　伪钞数量确实不大，但对通商银行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避免与伪钞混用，中国通商银行将真钞陆续收回，并连同已印好但未发行之钞票一起烧毁，直至1905年2月，该行才发行新钞。我们曾经沧海
　　中国银行官方网站这样的介绍自己，“中国银行于1912年，由孙中山先生批准成立”。实际上，中国银行的历史其实更早。孙中山先生能大笔一挥，是因为成立中国银行前有个大清银行。
　　鉴于开银行很赚钱，1905年9月27日，清政府在北京成立了户部银行，户部和商股各占一半，1906年户部改名度支部，户部银行改名大清银行。大清银行的经营实在是没什么可说道的，到1912年被孙中山关门，总行和18家分行呆帐合计1600万两白银，股本只有400万两白银，早就资不抵债了。1911年6月，辛亥革命开始的时候，度支部才提出要“以维持币制为惟一目的，凡普通银行的业务，大清银行一律规避之”。
　　太晚了。
　　在交通银行的广告中，也有“百年交行”之说，1908年确实设立了一家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由清廷邮传部在1908年成立，理由是支持邮传部所设的轮船、电报、邮政等实业。可能由于邮传部尚书陈壁的原因，与大清银行相比，虽然没有那么牛气冲天，但管理相对审慎，放款集中于民族企业。虽然交通银行最初也是官商各半的股份，但交通银行更像一家金融企业。
　　辛亥革命后，交通银行继续经营。
　　1904年1月21日颁布清政府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相当于公司法），1905年颁布公司《登记法》，1906年通过《破产法》和《专利法》……
　　这些法律开始向人们宣示，农耕文明将一去不返，中国需要一个保护私权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会逐渐成熟起来。对中国银行业来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痛并快乐的时代，一批民族银行应运而生。
　　1906年9月，银行第一次在中国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出现，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
　　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四海通商银行成立；
　　1908年四明储蓄银行、裕商银行成立；
　　1910年北洋保商银行成立……
　　虽然，这些银行持续的时间不长，却有颇为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浙江兴业银行。
　　20世纪初，中国四川曾经有一场著名的保路运动，也是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当时，各省都在修筑铁路，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不过江浙士绅比较精明，根本就没让政府控股。1906年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成立，但当时浙江还没有华商银行，将股本金交给外资行显然不符合铁路公司股东的爱国情操。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时，公司总理汤寿潜就提议成立银行，确保铁路营运资金。
　　出于这个目的，1906年10月召开浙江铁路银行第一次股东大会，商议筹建银行。会议上，股东提出了不同意见，银行是银行、铁路是铁路，根本就是两个不沾边的公司。基于上述考虑，10月15日一个完全独立于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的银行诞生了，定名“浙江兴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的经营非常值得称道，继承了江浙一带精明的经商传统，也拜托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浙江兴业银行放款主要对象是民族工业、钱庄，兼顾小商贩（民国时期转入农村），基本没有涉足官僚、官僚企业，甚至没有支持辛亥革命，也正是因此民国政府一直对浙江兴业银行颇有微词。
　　1949年后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公司合营，后并入中国银行。票号是怎么炼成的
　　票号产生于明末清初，是商品流通扩展的结果。　　
　　票号的产生有一个传说，李自成败走山西时留下巨款，顾炎武给山西票号定下了经营规矩，因此山西人才有了实力开办票号，也才有这么多规矩。传说很离谱，第一位票号创始人山西平遥县雷履泰，是不是李自成手下的后代，无从考证。　　
　　雷履泰最初是干染料生意的，店铺叫做“西裕染料行”，总部在平遥，分店在北京、沈阳、四川。由于生意比较大，有很多分店，西裕染料行经常替生意伙伴汇兑。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染料行改名“日升昌”，专干汇兑，除了雷履泰外，日升昌还有一个合伙人叫做毛于道。　　
　　后来，雷毛发生矛盾，毛另创“蔚泰厚”。　　
　　鸦片战争前，山西票号只有7家，最著名的是“平遥五联号”，即五家票号联手，互相在总分号之间调剂资金，支持汇兑。　　
　　一般来说，票号由出资人（东家）和经理（掌柜）出面，邀请地方名流证明资本数额，如果是合股也明确彼此股份；同时设立“万金账”由伙计以人身入股（顶身股），也就是现在说的人力资源入股；东家不管理经营，由掌柜全权负责，东家只在年终查阅帐簿，即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　　
　　不但股东结构值得称道，山西票号的管理模式也非常严谨，密押制度、总分号报告制度、总号独立出票制度（分号没有资格印制汇票）等等至今为人称道。比如，你捡到山西票号的汇票，别指望能知道这张票子能值多少钱。上面没有数字，只有一堆你看不明白的唐诗，而且很多是把唐诗里的字拿出来，凑成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至于多少钱，只有票号和持票人知道，所以，把这玩意当做购物卡送礼是不现实的。如果你想弄张假票出来，把字照抄一遍，还是没用，因为你没有图章。“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这句话在山西日升昌里，在某段时间曾经代表0-1这十个数字。但过了这个个时段，就会换成另外十个字。　　
　　说实话，现在一些银行，还不如山西票号。　　
　　山西票号并非打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开始它的经营范围只是原来商号的网点范围，人熟，路也熟。山西票号的第一批主顾，就是雷履泰当年这些老掌柜生意上的伙伴。老主顾把现银存到票号，票号给老主顾一张天书一样的纸片，就可以到其他有票号的地方兑换现银了，当然，要掏一笔汇费。 作者：天圆地方的困惑　回复日期：2009-11-26　09:07:09　   　　败亡
　　替朝廷汇兑，终结了山西票号。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时时刻刻盯着票号的汇兑业务，但总体上没能弄走多少。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就不一样了，他们也得吃饭，而且是朝廷的亲儿子，山西票号最多是个亲戚。
　　户部银行从山西票号手中取走了京饷、协饷汇兑，山西票号的根基动摇了。如果这个时候票号改组成银行，没有谁有实力跟它争天下，以它的资本实力、卓著信誉，只要山西票号在银行界振臂一呼，那时中原鹿正肥。
　　没错，在山西票号的经营中，我们能看到谨慎、看到诚信，甚至看到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子。山西票号的历史中，找不到一笔差错业务，衰败的时候也没有，一百多年都没有。山西票号差一点就演进为中国第一批商业银行。
　　这一点，永远无法超越。
　　票号和银行文化起源截然不同，现代文明制度造就现代金融，传统文明形成传统金融，山西票号这些值得称道的光环中，隐藏的却是传统文化。
　　在技术表象上，蒸气机、电能、工业化企业代表当时的西方文明，然而什么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呢，可以从契约角度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从政治体制上，公民和政府达成契约，我缴税，你保护我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就是政治文明，可能是共和，也可能是君主立宪，核心都是世俗权力受到制约。西欧文明演进过程中，这个制约始终存在：领主对王权，大领主对小领主，始终没有任何一方能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在宗教上，既然人跟人之间都是站着对话，那每个人都有权力跟上帝对话，我在尘世努力挣钱，上帝看到我努力了，也就救赎了原罪。
　　到经济上，没有一个人的起点可以超越过多，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能违反契约，因为不知道违反契约之后是否必然获得收益，也就是所谓“模糊面纱”（现在看来，这种模糊面纱，很不靠谱）。契约的本质，就是不相信任何人的品质，依靠严厉的惩罚约束人类投机行为。在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参与竞争的各方并没有绝对优势，因此惩罚有足够的威慑力，没有人可以违反这种契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代企业在西方世界率先兴起。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在社会生活哪一个方面专制者都有绝对优势，可以压倒任何竞争者，他自己没有必要遵守契约。其他社会成员获利的唯一方式就是接近独裁权力中心，越接近权力中心，受束缚便越小，甚至可以获得瞬时的超越。在隋朝之前，社会权力中心优势不具备压倒性，士族靠祖荫进入权力中心，并不绝对服从。隋唐以降，在与皇权斗争中士族逐步衰败，明、清两朝皇权基本可以想灭谁灭谁。
　　因此，士子科举跳龙门，不过是突然进入了权力圈，也就能在瞬间占有诸多社会资源，而这些社会资源靠读四书五经是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中国佛教、道教有数不清的神仙，而且个个法力高强。法力，主要用途是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或者禁锢别人，比如，宝葫芦，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也照装不误。凡人不是向神仙赎罪，而是希望和神交易，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许诺：“若能如何，定当再修庙宇、重塑金身”，求福、求寿、求健康、求官位，甚至求别人早死……
　　没有任何标准，什么都可以求，这样的神，还神吗？
　　山西票号，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孕育、成长的。体现到企业制度，出现了几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股东无限负责制，一个是劳资之间的师徒关系。如果让银行负无限责任，世界上就没有银行了；如果银行信贷不靠抵押、质押，世界上也不会存在银行了。 　　萧瑟洋场
　　19世纪末期上海又被称作“十里洋场”，“十里洋场”发生了中国第一次金融危机，危机背后的主题是本土银钱业与外资机构对上海金融统治权的竞争。　　
　　事情的起因是美国南北内战，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英国就依靠新大陆供应棉花，美国南部是棉花主要产地，但北部海军封锁着海面，而且这些军舰显然不是保驾护航的。1861年7月，伦敦市场北美棉花断供，伦敦市场棉花价格从2便士/磅上涨到7便士/磅。除了美国以外，伦敦当时还可以在印度、南洋等多个地方购买棉花，因此一直到1863年上海棉价并没有猛涨，大概市价维持在10两/担。　　
　　1863年是一个疯狂的年景，大致在七八月份的某一天，上海棉花市价突然上涨到12两/担，很多商号立刻出手，抛售了约10万包。　　
　　即使如此，上海棉花市价仍然居高不下，大概10天后上涨到17两/担左右。上海周边商人们闻风而至，开始囤积棉花，8月底棉花涨到了25两/担。现在看，这已经是不可持续的价格，把上海的棉花弄到伦敦，加上运费赚头已经不大了，在不翻船的情况下利润率大概是15％。因此，虽然上海棉花市场火爆，其实大部分棉花在自己人手里卖来卖去。　　
　　1865年美国南北双方停战，伦敦棉价猛跌，中国上海第一次陷入投机后的萧条。　　
　　既然投机可以带来高额利润，投机者根本就不会在乎拆借利息。　　
　　期间，上海南北两市拆息在1863～1865年间暴涨，月息最高甚至达到了36％，在任何时刻这都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字，比高利贷还黑。　　
　　跟所有的危机一样，风起于青萍之末。　　
　　1866年突然有人风传一批在上海租界避难的乡绅带着棉花回老家了，更糟糕的是，欧洲也因为棉花投机发生了金融危机，一批银行倒闭。上海市面银根骤然紧缩，本来这些外资银行在1863～1865年的投机中就欠下一屁股烂帐，当时就被干挺了。　　
　　1866年底，整个上海滩就剩下6家外资银行了，年初是11家。　　
　　幸亏当时钱庄跟外资银行瓜葛不是很深，虽然投机者也从钱庄拆钱，但规模不大，因此对银钱业损害还不是很大。　　
　　下一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1869年上海与伦敦之间的海地电缆通信工程完工，从伦敦到上海的消息传递时间骤然从几个月下降到几秒，钱庄和洋行生意火爆了起来。钱庄跟洋行之间，往往是先付款，后装船，英国工业品运往上海也是这种方式。电报通信完成后，双方靠轧差交换头寸，1871年上海海关共出超300万两，贸易总额在5700万两左右。　　
　　在某种程度上，购销两旺是好事，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这一切。　　
　　1871年冬，不知道扬州盐商怎么得罪了县令，县衙命令所有盐商立即补齐以前所欠下的税款，扬州盐商大概需要300万两现银。　　
　　强调一下，是现银，不是汇票。　　
　　诚如清末小说、当代电视剧中看到的，盐商是富户，而大部分江浙盐商的银子都放在上海。扬州盐商从上海提现，上海市面银根顿时紧缩，其实这也没什么，找外资银行拆借点就算了。　　
　　外资银行联手不借。　　
　　媒体在这个时候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尤其是《申报》每天都在忽悠，“西国银行存银八九十万，不肯放出”，“银根紧张的压力在中国商人面前成为一种恐慌”。本来可能没什么事，到苏、杭、南京钱庄拆借点不就得了，让媒体一忽悠，市面立刻形势大变。　　
　　媒体、记着被称为“无冕之王”，意思是说他们是正义的使者、邪恶的天敌。　　
　　在金融危急中，这个话最好倒过来说。　　
　　金融危机，最怕忽悠，甚至真相也不能让大家知道。一个人手中不可能有很多钱，但如果所有人都向钱庄或者银行提款，就是花期银行也顶不住。媒体的一个通病，往往喜欢抓眼球，眼球是被抓住了，金融机构也完蛋了。　　
　　后果在意料之中，一批钱庄、洋行破产。还有一个后果，上海、伦敦贸易量下降，1872年约比上年下降10％。　　
　　上海金融市场在惴惴不安中走过了1877年，所幸1878年是个好年景，当年上海海关统计入超达白银7200万两。　　
　　1879年5月，正当茶、丝购销两旺的时候，外资银行再次出手。联合洋行，在汉口、上海等重要城市同时收缩银根，拒不放款，洋行则蓄意将收购时间托后将近一个星期。钱庄和华资商人立刻坐不住了，他们的资金周转期本来就短，拖一个礼拜，想玩死我？　　
　　没错，就是想玩死你。

 

天圆地方的困惑　回复日期：2009-11-24　13:36:05　

 

　　拟将全稿出书，望各位大侠为本书赐名，谢谢！
　　本来我也不想改，问题书商非说这个名字不能一眼看出书的主要内容，感谢诸位，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