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弹出网页:读毛主席的书，掌握分析现实的科学原理

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结束了我国长达半世纪的分裂和内战，开创了至今的和平年代，而且在“一穷二白”的洋货时代基础上，在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中，在不到30年内，建设成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世界第六工业国、第十三科技国，拥有“两弹一星核潜艇”名列前茅的军事大国，人均寿命几近翻番的第一人口大国，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大革命席卷全球、毛泽东著作风靡世界的第三政治大国。　　至今，全世界也在推崇他，政治家们在仰慕他、军事家们在学习他、劳动阶级在怀念他、专家学者们在研究他、他的追随者在各地奋斗着、……

——题记

　　理论的全部意义是用于指导实践的。读毛主席的书，当然也要带着问题学，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以求得到立竿见影疗效。这就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必须是在通读全部的基础上熟读基础，然后结合实际、突出重点。

那么，什么是毛主席基础性的书呢？

就是毛主席有关论述立场问题和方法问题的著作，也就是论述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著作。

（一）

在那军阀混战的年代，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等白手起家、平地而起已占优势的枭雄大有人在，然而最终却被后起的毛泽东一鼓荡平。那么，这是因为那些枭雄的才智不如毛泽东、略逊一筹吗？

不仅如此，更主要的是他们没有像毛泽东那样选择立场。

立场决定取向、决定态度、决定方法选择、决定得失成败。

为了生存，人类的先祖选择了群居；为了发展，人类组成了社会，开始了社会分工，发生了利益差别，出现了贫富分化，形成了阶级阶层，诞生了社会分化的最高形式——私有制。于是，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不同阶级和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差别，不仅构成了他们各自的立场，而且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诉求。由此，产生了他们各自的思想。所以，阶级立场决定着利益取向，利益取向决定着所思所想，决定着行动方向，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同样的事物，不同的立场就会产生“糟得很”和“好得很”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不仅如此，不同的立场也直接产生“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着一个选择什么样立场的问题，即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人生的基本选择问题。

这个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基本选择有为自我、为他人、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人民、为各种阶级，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行排列组合。立场不仅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行动方向，而且更最现实的意义还是决定着如何所思所想、怎样言行动做的选择空间。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由立场决定，即便是明知是坏的方法，由利益使然，也不得不用；即便明知有好的方法，或者投鼠忌器，断然不能用，或者因为没有人民支持，用了也不灵。对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为选择科学的言行和正确的动作方法开辟最广阔的空间，提供实现方法选择最优化的可能。

蒋介石也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也讲精诚团结，可却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李宗仁回忆录》）。关于人民战争，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枭雄也懂得，也奉行，也不是一点好事不做，可由于他们是站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自然也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倒净干些“花园口决堤”之类伤天害理的勾当，当然也就不可能组织起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

蒋介石也知道腐败必然亡党亡国，也明知蒋经国在上海搞“打虎”运动是对的，可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不得不中止。“　蒋　先生既不长于将兵，亦不长于将将。但是他却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　蒋　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李宗仁回忆录》）

然而，无论是出于“人身政治的延长”，还是“破坏体制的表现”，蒋介石就是不能改正这个缺点，辽沈、淮海战役期间尤其突出。可毛泽东则不然，他奉行的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为人民服务（　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正是因此，毛泽东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弥补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动员组织复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使命。

相反，国民党人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枭雄，他们不可能“随时准备坚持真理”、更不可能“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了。所以，他们也就只好败在毛泽东面前、心悦诚服了。

（二）　

“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大道理共产党整日的宣传，谁也懂。”

是的。对这样的大道理，可能有不少人感到厌烦了！或许也有人以为，自己就是崇拜毛泽东，就是爱读毛泽东的书、爱听毛泽东的话。所以，立场问题早就解决了：毛泽东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第一、我们说，未必。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组织了一个24人的小组，从数百个事件和人物的名单中，选定了从1001年到2000年这一千年间的“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和人物”，编辑出版了《人类1000年》的精美画册。不仅将毛泽东名列其中，而且他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100个事件之一，并且在100位人物中唯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世界上崇拜毛泽东、爱读毛泽东的书、爱听毛泽东的话的人数不胜数。

美国总统福特认为：“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法国总统德斯坦强调：“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毛主席是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泽东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现象，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然而，事实是，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并没有选择毛泽东的立场。以现今的历史条件，崇拜毛泽东、爱读毛泽东的书、爱听毛泽东的话的人，其动机多种多样，有人为毛泽东的才华所倾倒、有人为毛泽东的人格所迷恋、有人为其成功所吸引，更有人出自利益需要，还有人来自激情冲动，也有人则是被逼无奈，另有人是出于理性认识。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极端自私自利的极少数人不会选择，为其才华所倾倒、为其人格所迷恋、有人为其成功所吸引、出自利益需要、来自激情冲动的多数人只会一事一时选择，只有出于理性认识的少数人才能始终如一的选择毛泽东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事实不正是如此吗？想当年，追求毛泽东的人有多少，可是真正选择了毛泽东的立场，“读毛主席读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又能有几人？曾几何时，毛泽东的路线不就被弃之如敝履了嘛。第二、即便是有人选择了为人民服务，可那也并不一定就是选择了毛泽东的立场。道理很简单，为人民服务只是毛泽东制定的宗旨，并不是毛泽东的立场。那么，毛泽东的立场是什么呢？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　1947年10月17日　，为佳县县委题词）的立场。对此，难免有人糊涂了：你说这么热闹，完全是故弄玄虚！为人民服务和“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不是一回事嘛。

不是的，绝不是的！人民、劳动人民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这是三个意义并不相同的概念。

所谓人民，是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毛主席强调：“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谓劳动人民，就是所有以劳动为生的社会基本成员。不仅包括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而且包括军人、教师、运动员、管理者、艺术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等等。所谓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就是以从事社会简单劳动为生，并占劳动人民多数的社会基本成员。主要是由农民、工人、战士、手工业者等构成。所以，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他们是收入低、地位低的社会弱势群体，也是淳朴、善良、奉献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主要继承者，更是构成社会的基础成员。没有他们的存在，其他社会成员，也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就是选择了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就是选择了民族传统，就是选择了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力量。“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不仅意味着要为人民谋幸福，而且更意味着当其他劳动人民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发生利益冲突时，当其他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发生利益矛盾时，必须义无反顾地维护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

这正是毛泽东的奋斗历史，也是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热爱他、拥护他、怀念他，少数人恨他、骂他、怕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那么，怎样才能始终如一的选择像毛泽东那样“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

必须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富有坚决的献身精神。

其实，即便是自称、乃至果然也是选择毛泽东立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未必就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为什么能够始终不渝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以为这仅仅是出自仁慈的天性，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既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义士，也不是悲天悯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不是普度众生的教父活佛，他们之所以选择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主要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毛主席正是抛弃了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得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的真理，才自觉选择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绝不仅仅是出于人人平等的政治理想，更是出于实现生产力顺利发展的经济高效。

同样，落后国家之所以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绝不只是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更是出于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当年俄国和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无论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还是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亦或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些家境优越的仁人志士的动机都是救国图强，并不是为人民服务。即便是周总理，最初立志也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由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提出了在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正因为救国图强依然是第一要务，所以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这时，毛泽东却认识到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

正因为救国图强依然是第一要务，所以革命的中坚诸如周恩来、叶挺、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贺龙等，也多是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形成了单纯的军事主义思想。这时，毛泽东却认识到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

由此，在毛泽东思想中，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从总体上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能高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才能将

所建立的军队定性为“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八页）

毛主席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零一页）

由此，在毛泽东思想中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从总体上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发出“团结到底”（《团结到底（1940年7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组织起来”（《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伟大号召。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最初或许是自慈母的言传身教、后来也许又受到我国“民重君轻”传统思想的影响，然而最终却必定是由于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1955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忠贞不渝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才能“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

（四）

选择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毫无疑问就要为他们去呐喊、去奋斗！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为他们去呐喊、去奋斗的人们并不一定就能得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比如，辛亥革命的志士们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我们大家”的天下，既是在救国，也是在救民，可还是出现了　鲁迅　先生在《药》中所描述的情景。“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

群众果然是愚昧吗？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在我国还落后的条件下，群众缺文化、少见识，他们容易从切身的感受、却很难从历史的高度看待现实的问题，不容易形成崇高和远大的理想。

说不是，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要生存和生活，也就更注重实事求是，从切身的感受选择自己的政治行动。

正因如此，“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和“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来说，仅仅选择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还只是个必要条件，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充分条件。

毛主席在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他反复强调：“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能指出：“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他才能强调“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中国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能规定他所建立的军队必须“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论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三九页）他才能确立他所领导的政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论联合政府（　1945年4月24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展开全面反攻，捷报频传时，就在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从河南开始展开了打通大陆架的“1号作战”，仅用了38天，便攻占了郑州、洛阳、许昌等83座城镇，继续前进，夺走了长沙、衡阳、广西南宁、桂林、柳州，直指贵州独山，七个航空基地和30个机场，全部落入日军手中。

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军汤恩伯部长期驻扎河南，被称作“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不怕日寇来烧杀，就怕汤军来驻扎”，在日军以12万人进攻中原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徐焰少将：《网上对国民党抗战有众多不实吹嘘》）

然而此时，在人民的支持中，中共军队却转入了战略进攻，不仅收复了大量失地，而且抢占了回击日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战略先机。

“花园口决堤十年后，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用双腿和手推车更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徐焰少将：《网上对国民党抗战有众多不实吹嘘》）

（五）

不仅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讲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法。这是毛主席又高人一筹、获得成功之处。

那么究竟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第一、“我们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毛主席指出：“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

可是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和政党并不是地主老财，能给人民以什么东西提高生活福利呢？

对此，他反复强调：“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9页。)

正因如此，毛泽东在土地战争时期，提出了“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规定了土地改革纲领；建国之后，推行了农村合作化、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由此，人民高唱：“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第二、“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现实中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苦恼：他们自己对别人，对恋人、朋友，尤其是父母对孩子，一片赤诚、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给予，可对方很多时候不但不感激，反倒反感。原因何在呢？

方法不对！读毛主席的书：“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如何解决呢？听毛主席的话：“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怎样解决呢？“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1944年10月30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三、“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

解决人民群众现实的生活问题，给他们直接的物质福利，目的是使他们接受政治号召，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来。所以，必须教育群众，“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让人民认识到现实利益同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自觉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正因如此，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不仅出生入死地跟着毛泽东闹革命、搞建设，而且永远热爱、支持他，成为任何反毛势力永远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除此之外，任何党派，任何人，不管怎样富有牺牲精神、无论理想多么崇高，也如鲁迅先生所言：“你们的'理论’确比　毛泽东　先生的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所以，反毛分子企图依靠怨妇般的喋喋不休和施舍些许小恩小惠，就动摇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毛泽东信念，岂不是蚍蜉撼树！

我们再次强调指出：无论什么党派，不管什么人，要想动摇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毛泽东信念，唯一的、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比毛泽东干得好，表现的更出色！让最大多数劳动人民感觉到，在没有毛泽东的日子里，他们最幸福，国家最强大。

问题是：“谁有这个本事呢？”

其实，谁也明白，时下反对毛泽东最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中去，到藏族人民中、到毛主席纪念堂前、到韶山毛泽东广场、到南街村、到那些给毛泽东盖庙，到所有崇拜毛泽东的群众中，去揭露和批判毛泽东。

问题是：反毛分子们有这个胆量吗？

没有，他们绝对没有！所以，只能整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蒙蔽些许幼稚青年。可这些青年中的多，回到家中一宣扬，即会因为父母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而清醒，联系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的现实，反倒认清了这些教唆犯的面目。

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教训了中国，人民大众的毛泽东信念早已形成了浩渺无涯的汪洋大海，反毛小丑连沧海一粟都算不上。既然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卫视已经担当起了宣传毛泽东的重任，那么，民间的社会主义者们，请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吧！

几个臭味相投的人，整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反毛，既如苟延残喘一般，也丝毫动摇不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毛泽东信念，毫无实际效益。

（五）当年同样选择“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的立场，富有坚决的献身精神且先于毛泽东负有全责、掌握决策的共产党也大有人在，可却无一例外的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损失，不得不让位给了毛泽东。那么，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周总理他们与毛泽东相比，才智略逊一筹吗？

不是的，绝不是的。陈独秀的理论能力、瞿秋白的文采飞扬、周总理的政治魅力、李立三的鼓动能力均不在毛泽东之下，关键是他们没能像毛泽东那样及时地、完全彻底地掌握正确的方法。

毛主席强调：“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方法决定思想、决定言行、决定得失成败。所谓方法，就是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仅是为选择正确的方法开辟了最广阔的空间，提供了实现方法选择最优化的可能，而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艰苦的努力。“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所以，正确的方法首先自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毛泽东社会实践的领域之广阔、经验之丰富，是人所不及的。陈独秀、瞿秋白主要擅长文化和党务活动、李立三熟悉学运和工运、周总理则是侧重学运、党运和军队，而毛主席不仅组织过学运和工运，而且也曾当过兵，任过教，并独立领导了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驱张”政治运动，既参与了建党，又亲建了基层党组织，不仅出任过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局秘书，而且曾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尤其是他的农村实践，更是当时的其他领袖的不可同日而语的。

不仅如此，毛主席博览群书、博古通今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如此丰富的直接和间接的实践活动，自然也就为他老人家“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实现“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奠定了无人可比的基础。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奠定了无人可比的基础。

无论什么阶级，不管什么立场，丰富阅历、增长知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朋友们，勤于实践、努力读书吧。

问题是，现实中同样阅历丰富、博览群书者大有人在，可遇到实际问题，束手无策者和一错再错者也不乏其人，原因何在呢？

除了立场因素决定了必然无策、必定出错之外，同样立场、同样阅历和读书的人，解决问题能力的不同，主要还是由“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个因素决定的。而这种“改造制作工夫”则来自于科学的方法论，即正确的思维方式。

所谓思维方式，即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就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就是思维主体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借助于思维形式，认识和把握对象本质的途径和思路，并以较为固定的、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究其实质，就是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序。

毫无疑问，大脑活动内在程序的正确与否、功能大小，直接决定着思维结果的正确与否、偏差大小。

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中产生的西化反毛的极右分子和社会主义极“左”分子，他们的大脑活动内在程序就是扭曲了的。对待最大多数劳动人民，这些极端分子一副铁公鸡的摸样，一毛不拔，甚至连篇百字文也舍不得写，几个人在一起耍耍嘴皮子、喷喷唾沫星，竟然就恬不知耻地自以为是人民化身、能代表人民了。

极端分子开口闭口、国家挂在口、人民不离口，作出了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摆出了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可他们关注的焦点仅仅是诸如房价、物价、拆迁、治安等，这些同小资产阶级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对诸如就业、职业培训、劳工工资、劳动保护、罢工自由、城乡差别、农资价格、村容村貌、村民选举等等，这些关乎工人学生、农民工和农民直接利益的问题，则兴趣不大，对水土流失沙尘暴、国家财政赤字、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素质等等，关乎国家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问题，更是感到索然无味。所以，就本质而论，极端分子是自私自利的人，他们除了能代表自己、代表小资产阶级中自私自利的人之外，谁也代表不了。

（六）

思维形式有发散的、抽象的、形象的、逆向的多种多样，可思维方式却只有两种基本的程序，即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作为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是以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自然界和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其程序的设置是：“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恩格斯：《反杜林论》第63页）即“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由此，形成片面性的认识且极端化、绝对化的倾向。

而与之相反，辩证法，是用联系、发展和全面的观点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其程序的设置是：在辩证法看来，对立的两极“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是互相渗透的”。“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64页）。

显然，辩证法要比形而上学优秀。然而历史上，以形而上学比以辩证法解释自然界和认识问题获得成就大的，也不乏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世界观的不同。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唯物主义世界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虽然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得，可两者相互间却不仅没有必然的联系和组合，而且也不是单一不变的。同样的世界观，可以有不同的方法论；同样的方法论，可以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环境，也或许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就是说，世界观，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序设置为既可能是形而上学，也可能是辩证法，亦或兼而有之；方法论，无论是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世界观既可能是唯心论，也可能是唯物论，亦或兼而有之。所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心主义者也能获得成就。例如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形成的就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尤其是牛顿（IsaacNewton，　1643年1月4日　—　1727年3月20日　，英国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就根本来说，他的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以辩证法的方法论研究物质世界，发现科学规律，然而却又决定了他必然得出“第一推动力”来自上帝的结论，埋头注释《约翰启示录》，著作130万字的神学。

毛主席所倡导的世界观只是唯物论、所推崇的方法论只是辩证法。毛泽东哲学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完全统一，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唯心论形而上学，却又普遍在人们中运用着。究其原因，“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1955年5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版第70页）

正因如此，勤奋出天才，天才出伟大。毛泽东的勤学苦思，成就了他的伟大。

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中产生的极端分子就是一群好吃懒做的唯心论形而上学者。他们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实际、不读书、不看报，凭着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就想当然的自以为，自己所说的就必定是历史的真实，所想的就必定是无比正确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只顾卖弄。

更有甚者，只不过是如胡传奎的队伍刚开张时的那么几个人，凑在一起发牢骚放怨气，却自我想象成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派别，本是连村小组长、排长也不是的人，居然以领袖自居，一味鼓吹着组织建设、拥护谁、打倒谁，张罗着颜色革命、暴力夺权。比当年那些初中生的红卫兵还幼稚可笑，可却又沉溺于这虚幻之中乐此不疲、不可自拔。这既便不是精神有问题，也是从狂热发展到了狂妄、乃至癫狂。道理很简单！且不说在我国13亿人口中，不仅几个人的支持反对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单就说暴力夺权，若是果然如他们所想所说的那般容易，村长和连长早就夺过去了，还轮得着他们嘛。

道理如此简单，一些极社会主义者中的“左”分子竟然不懂，蜕化变质成了拒谏饰非、武断专横、胡搅蛮缠的偏执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焉有不败之理。

而另有些反毛反共的极右分子则未必不懂。然而极端的自私自利性，促使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企图煽动民众，便仿效当年一些国军军官，自己躲在暗处扇阴风、点鬼火，高喊着“弟兄们给我冲！”一看大事不好，掉头先跑。

对这些不逞之徒，善良的人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成为他们的炮灰。须知：

第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我国，仅凭着小资产阶级，就想颜色革命、暴力夺权，那是痴人说梦。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骚乱，几个替死鬼。

第二、劳动人民绝不是听人喊几句漂亮口号就激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谁如果以为劳动人民只是沾火就着、有人煽动就造反的白痴，那么，殊不知，这个世界的白痴，就是他自己。

（七）

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形成的产品，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据观察，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混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也就是说，绝多数人的头脑中，既有着唯心论，也有着唯物论，既安置了形而上学，也装置了辩证法的程序，以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地选择组合和生产。正因如此，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于是，人们必须永远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不断成功。所以，毛主席强调：

“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改造主观世界之首要和基本的意义就是：“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那么，怎么样才能学会这个方法呢？

第一、掌握根本规律。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二、把握矛盾变化。毛主席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三、捉住主要的矛盾。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然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发现改造主观世界的规律并没有自己秘密垄断，而是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等著作公之于众了，可为什么其他领袖不能获得毛主席那样的成功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农村调查（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所以，在把握了我国社会的一般的结构和一般的发展规律制定正确战略方针的基础上，还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正如毛主席所强调：“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他老人家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4月1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便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也难免出错，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更何况神仙也有错呢。所以，毛泽东也会有错误的，可毛泽东为什么却胜过神呢？

毛泽东反复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论联合政府（　1945年　4月24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正因如此，毛泽东才能不屈不挠地走群众路线、坚持真理、改正错误，不仅自己出生入死，而且贡献了亲人后代。“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为人民服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也正因如此，毛泽东获得举世无双的划时代成功！以他老人家所处的地位、所有的条件、所受的打击、所经的困苦，所开创的事业，古今中外无人可匹。

也正因如此，毛主席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

所谓毛主席著作，就是他老人家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边”（　1947年10月17日　，为佳县县委题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唯物辩证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结晶。

这就是需要我们学习毛泽东直到永远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