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

原文刊于《CHUTAPAH! 天南》第三期“诗歌地理学”专刊，后徐敬亚连载在自己的博客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2011年6月初，正在回否东北度夏的犹豫中，接欧宁电话。他说《天南》本期全交给诗歌。他刚说出“诗歌地理”几个字，一幅辽阔的中国诗歌版图，已经出现在我的脑中。在一句顶一句的对答中，我似乎已经预订了那张未来的机票，并在一瞬间扫过了我诗歌记忆的全部天南地北，抚过了我熟知的天下诗歌好汉。正是在东北，1971年，我写了我人生的第一首诗，在吉林延边一个水电站的工棚里：《嘎呀河畅想曲》：我站在嘎呀河旁，/看河水滚滚，/出神凝望。/碧波流向无边大海，/琼浆灌满千年河床。/一条水的队伍浩浩荡荡。/其间蕴藏着多少千卡热能，/多少万吨力量（1971-4-11）22岁的我无法知道，在几千公里外遥远的河北白洋淀，一群和我同年龄的青年人也在聚集写诗。在这些来自京城的天之骄子中，一股新奇的诗风正在旋转、啸叫、聚集。若干年后。它们神奇地向我吹来，并注定影响整个中国。河北。白洋淀—1968～1973：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白洋淀诗群的存在，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派并不全是西方人送来的。1968年秋冬，尽管寒风扫过整个国土，但在千亩万亩的高梁中，总会有一枝神奇之穗，冒天下之大不韪超前吐粒飘红——在火热的上山下乡中，食指天才地写出了悲泣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技巧略传统，但其内在精神却具有超前的现代性。1971年，在白洋淀，芒克已经写出“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这些都是现代诗在中国本土的最初萌芽。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白洋淀，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诗的一个摇篮。正是由于那里来了一群首都的天之骄子。他们带去的，不仅有动物般的、天然的绝望与忧郁，也带着京城里早已渗透出来的关于时局的小道消息。那些令人外省人心惊的政治破绽，在首都高层及其子女们的圈子里，早已成为暧昧的时局常识。这一点相当重要，对于被欺瞒了10年的心灵，一个耳边密语都可能带来一瞬间的顿悟，带来为自由奋战的智慧与勇气。我之所以曾称中国最先起跑的《今天》诗派“穿着一双令人羡慕的首都牌跑鞋”，是由于他们的另一个得天独厚：文革后期，北京已悄悄成为某些禁书的秘密集散地。当时，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和《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一批黄皮书开始传遍北京。这些洗人耳目的书，带来了陌生、惊异的西方现代派气息，带来了一种外省人无法企及的贵族式高傲、智慧、自由。诗集《娘子谷》我是在1980年青春诗会上从江河手里才看到。不管先行者们享受过多少天然恩惠，后世人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才华。仿佛上天设定，在具备了精神受虐、思想提醒、艺术点拨这三个要素后，一批才华横溢的北京中学生在白洋淀自由的天地里，拉动了中国诗歌革命的大幕：那个站在白洋淀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被多多称为“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的男低音岳重，还有后来写过《在路上》的方含，还有潘青萍、戎雪兰、陶洛诵、宋海泉……当然还有芒克、多多。白洋淀诗群的大本营其实是北京。与全国几千万常年困守乡村的知青相比，他们显然具有另一种特殊的自由。从诸多回忆中，人们发现，白洋淀的天才诗人们常常奔波在白洋淀通往北京的南北大路上。像被流放的竹林七贤，他们在京城与芦苇荡之间流窜、写诗。当时在京的北岛、江河、甘铁生等也都曾前往游历。诗人的处境往往被诗化。在今天诗歌界，白洋淀似乎再被额外赋予了一种美妙浪漫的气息。但不管诗意多么飞扬，也不能改变那些苦闷生活的本质。对于20几岁的年轻人，那是绝望之地，是青春囚徒的灵魂沼泽。多多曾像法官宣布刑期一样恨恨地写道：我6年，岳重3年，芒克7年。                                                                北京—1970年代：地下文学沙龙与北京浓厚的地下艺术氛围相比，白洋淀只是一个小小分支。我相信当时的北京各类高层、权威子弟中，还有更多写诗的青年人。暗中的文化，常常带来一种潜伏地下党的快感。那些禁书，在大人们眼里只是一些危险的文字。对青年人，它们却可能是美妙的毒品，强烈击中青春期的敏感。因此，当年的天才并没有在中成年人群体中出现，恰恰是一批15-20岁的青年工人、滞留学生、返城知青，最先沾染了那时代仙气。时局意义上的大国首都恩惠，使他们的艺术才能骤然升华。这其中便包括后来名满天下的北岛、多多、食指等中国现代诗先驱。多多和北岛都分别回忆过，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以徐浩渊为中心的文学沙龙。文革期间，徐浩渊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诗霸”岳重，包括写过《你好，哀愁》的依群，还有后来多成了知名画家、诗人、音乐家的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在沙龙中，最初相识的多多与北岛，双方竟是作为男高音被互相介绍的。贵州。贵阳—1962～1997：黄翔，诗界顾准多多曾伤感地说过：“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这是老牌人物精彩的哀叹，但是他指的并不是贵州黄翔。1995年夏，参加完贵州红枫湖诗会后，我和唐晓渡、唐亚平一起去看望黄翔。那时他刚获释不久，和妻子住在在贵阳市郊一座小山下。门前就是充满诗意的花溪，而黄翔却过着毫无诗意的流浪汉生活。被监视，被限出，没有工作，家徒四壁。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全部喝得大醉。不知为什么几个人忽然走散。我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乘公交大巴返回了贵阳。我记得我摇晃着走在无边的山沟里，不辨东西，摸爬滚打终于找到了汽车站。我当时身体已经失去控制，但头脑还有一丝清醒。我努力抵抗着晕眩，心想我要抓住这清醒，不能倒下去。努力控制后，我甚至还躲到了一处小树林里呕吐完了才上车。那真是一次莫名的众人通醉！黄翔流着眼泪，说着那些年的往事。我和晓渡都说历史不会淹没一位诗人……我想，那天暗中作祟的，不是未谋面老友的相聚，而是整整一个时代隐藏的内心悲哀。中国民间诗歌的精英行列中，没有谁比黄翔更早。1958年黄翔在《山花》上开始发表诗歌。1962年，他写出了迷惘、孤独的《独唱》，这是至今发现中国1949年后最早的现代诗萌芽：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我相信，中国现代诗人中没人比黄翔更磨难：1959年，他以“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罪被劳动教养4年……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送管训班重点严管……1987年引导学潮被关押8个多月，10月在贵阳家中被捕、抄家……1988年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刑3年……贵州诗人们称黄翔为“诗界顾准”。这不是单纯羡慕夸赞，也是沉痛追悼。在当年，谁愿意当顾准，谁愿意一天天写那苦难的日记。黄翔是中国少数与专制对抗的早期诗人。1978年他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社团“中国启蒙社”，成为当年西单民主墙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1980年在贵州参与创办《崛起的一代》（我至今能记得封面那油印的5个大黑字）。1986年，黄翔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与薛德云等人到北大、北师大、人大、中央美院等处进行“诗歌大爆炸”行为主义吼诵活动。因被当局视为“引爆”“八六学潮”而入狱。1997年夏旅居美国。在漫长崎岖的生命旅途中，黄翔始终坚持非官方的文学创作，反叛笔争从未停止。他的创作涉及各种形式，包括诗歌、诗论、文论、诗化哲学、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政论和回忆录等。据贵州朋友说，数十年来几经历届政治运动清查、抄搜，现仍幸存有300万字左右。谢冕这样评价黄翔：“比食指年长，写作也早于食指的黄翔，是一位承上启下的诗人……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对他的了解不多，但他确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耶鲁大学苏炜说：“我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诗人为了写诗关过那么多的铁窗，也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关过那么多铁窗，也关不掉他的诗……有足够资料证明：贵州，因黄翔、哑默等先行诗人，成为中国现代诗早期圣地之一。诗人哑默的哥哥伍汶宪，五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充满自由主义诗歌写作，宣泄精神压抑和苦闷。后来冒险偷越国境，被狼狗咬住一条腿拖了回来。丢进黑牢，一泡十多年，黑发泡成了白发，被迫放弃了文学……诗人哑默六十年代开始写诗并自印民刊。他家是全省最大资本家，在保留下的一座深宅大院中有一个沙龙，每周定期聚会，参与者都是省城青年中出类拔萃的青年诗人、画家、演员、音乐人，被黄翔称为“野鸭沙龙”。北京—1960年代：“太阳纵队”和“X诗社”仍是北京，时间再向前推。中国现代诗更早的影迹，可追溯到六十年代。1963年，张郎郎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在中央美院正式成立了诗社“太阳纵队”。其《章程》开篇便宣布——“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文革初，张郎郎又编辑16开地下杂志：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文革开始后，太阳纵队遭遇很惨：张久兴在军队中服役时自杀。甘露林也在军中自杀身亡。张郎郎被抓。逃跑后被通缉，归案后被判死缓，坐牢10年……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时，他在一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这一张回忆录中的纸条，成为食指《相信未来》一诗原创性的因果疑点。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诗歌史上的所谓疑案。我只是把它当成历史的巧合，当成悲愤年代囚徒发出的相似吼声。一句话与一首诗，远不是一回事。天才从来不需要被人摇醒，在时局壁垒森严的七十年代，没有怀疑与反叛精神而写出纯粹的诗，几乎不可能。时间再向前推。更早的五六十年代之交，郭沫若之子、北大哲学系的郭世英组织了地下沙龙：X诗社。很快被破获，全数被捕。郭士英最终自杀。那个年代，文学结社本身即罪过。这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们为此付出了比后人十倍百倍的苦难，甚至生命。任何苦难皆有代价。任何苦难皆有果实。一条暗中的文学通道，已经遥远地伸向未来。四川。云南。南京—1968～1978：精神病患者                                                                诗一直是中国人的强项。自幼古典诗词潜移默化的熏隐，官方出版物中普希金式的忧郁，拜伦、雪莱的反抗……都成为那时文学青年的潜在营养——因此，中国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体裁不能不是诗歌。沮丧的情绪，是现代派滋生的肥沃土壤。流传在四川的知青歌曲，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二唱我老师，/老师是屁眼痒哟，//天天上门来动员哟，//骗我去边疆罗哟。//哎嗨唷，哄我去边疆罗哟。三唱我的同学，/同学是不落交哟，/明知边疆凭格苦哟，/来信还说好哟罗。/哎嗨唷，来信还说好罗哟。而流传全国的《精神病患者》，已天然地具有了荒诞派倾向：失去了理想的人，/心神两离分，/太阳月亮星星小雨，/和我无关系。/世上人，/讥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却被埋没，/有谁同情我。一个人孤独地走，/何时才是个头，/眼前秋去冬又来临，/雪花飘飘落。/心上人，/过来吧，/坐在我身旁。/我们相伴在一起，/永远不离分。《中国知青之歌》及作者任毅的遭遇，是七十年代地下诗歌的典型。1969年，一首《我的家乡》在一所小茅屋里诞生（《南京知青之歌》），迅速风行全国。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　/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 一定会到来。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同年8月，苏联莫斯科华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称之为《中国知青之歌》。中苏敌对时期，无形的电波将任毅推入绝境。一个月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已开始口诛笔伐，被定性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之后，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出面过问此事，原因是 1970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部分知青在里弄里哼唱这首歌，被逐级汇报到上海革委会。后者又立即向中央报告，姚文元、江青作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指示”，张春桥则要求上海市革委会成立专门小组负责此案。 “一打三反”运动中，任毅被定为反革命关押。我不得不提示今天的读者：这些地下诗歌与当年官方意识之间的天壤之别——红日出东方，/光芒照四海。/伟大的人民，/革命壮志满胸怀！这就是当时官方广播、报纸、书籍中的代表诗句。后来的人们不容易明白，那些当年囚犯，即今日英雄们，在彼年代经历了怎样真实的磨难。在深深地下匍匐爬行着的诗，一天天与黄沙砥砺，与血泪相随。                                                                                                                                                                                                                                                                                                                                北京—1976：清明诗潮，八十年代诗的出发点                                                                1976年初，正是文革最黑暗，最熬人的时候。周恩来病逝。他的死，立刻引起全局骚动。被压抑了10年的反抗，以悼念的方式爆发。最初在南京，之后迅速传至首都。清明雨中……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海，花圈如雪，挽诗如潮……诗，像一道撕裂的闪电，划破长空，拔剑出鞘。当时，我正在长春市一家工厂做锅炉工。听到广播中严厉声讨“反革命事件”时，我正吃饭。清楚记得，食堂里所有人都呆了，手里的碗筷全停在手上……在信息简陋、新闻短路的年代，外省的人们无法看到那些盛大悲愤的画面。我只能从广播报纸的批判缝隙中，寻找并感受那些反动的、惊世骇俗的只言片语——里面透露出一股令人晕眩的反动气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当权者出示罪证以示众，却充当了一个可怜的泄密者。批判，只能使这些可怕的诗在更广大区域传播。诗，享受了一次免费的全国大广告。高压恐怖其实非常脆弱。像一堆积木，堆积它可能需要10年，而倒塌却只需一瞬。一个民族，怎样表达内心的悲涌与愤闷——日本人可能剖腹，印度人可能绝食，非洲人可能巫咒，欧洲人可能祈祷……而中国人，只有一种方式：聚众、诵诗。中国人与诗歌的关系，太不一般。几千年里，诗成为国家文学之首，成为文人的基本训练与日常习惯，甚至成为一种全民化的文字图腾与艺术宗教。在古代，诗词的传播，不止以审美方式，更以幼年识字教育的方式，直接侵入一个人最初的母语记忆。因此，当历史把一代中国人逼向绝境，万人同悲、同感、同怒，而又无法渲泄时，诗，几乎成为民族心声的惟一出口。“四五”运动，其实是一场盛大的诗歌节日！天安门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不是写诗者，就是诵诗人、观诗人。从接受美学角度，警察对罪犯的抓捕，以及大江南北的批判，只是扩大了两种截然相反诗歌阅读的后果。如果搁置社会学意义的幸与不幸，排除反革命或英雄的政治角色——“四五”，其实是一场盛大的诗歌节日！天安门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不是写诗者，就是诵诗人、观诗人。从接受美学角度，军人警察对豪杰罪犯信的抓捕，以及遍及大江南北的批判，只是传播了、扩大了两种截然相反诗歌阅读的后果。那是一次民心与诗心的合谋，也是千载难逢的诗之转折。沉寂落没的诗，在民族最危险、最压抑的时刻充当了最敏感的传导神经，放大了时代破绽，加速了民族自救。之后，它又再次被国家机器放大性地在全国强制阅读、强制传播。诗，什么时代享受过如此宽阔的广告待遇。那些恶狠狠的读者，造孽的同时，造了福。当傍晚华灯爆发出万文光芒/却成为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霎！(徐城北) “四五”运动，中国人病入沉疴的诗歌意识被强力唤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天安门诗歌就是这样成为了八十年代诗歌大潮的出发点。                                                                北京—1978：《今天》，中国第一根火柴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最初的动议时间，据北岛回忆是“1978年初秋”。按北京气候，我想初秋应是10月初。一个晚上，北岛、芒克、黄锐在黄锐家小院喝了点儿白酒。北岛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于是说干就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回来，积少成多，纸就都出来了。以致于《今天》创刊号纸张颜色都不一样。12月下旬，在陆焕兴腾出来的小屋，7个人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刊物印出后，由陆焕兴、芒克、北岛张贴。北岛说，为了防止意外，他特地把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把创刊号《今天》贴在了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及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大学区。《今天》第一期是腊纸刻写油印。外省人们看到的，基本都是后来重印、加印的打字机印刷本。我可能是吉林省最先几个看到这本杂志的人。时间大约是1979年春。是它的第3期《诗歌专号》。当时我总能收到很多地下刊物，包括一些非文学刊物。最初《今天》在我们《赤子心》诗社内部传阅。后来传到宿舍，中文系同学纷纷邮订。再后来传到了东北师大。在此同时，它也传遍了中国各高校，当时我与黑龙江大学曹长青、武汉大学高伐林、杭州大学张德强等频繁通信谈论《今天》。我还把它拿给公木先生。年近70的公木校长读了之后也受到很大震动，后来多次为朦胧诗说话。“北京东四14条76号刘念春”——对于30年前《今天》读者，绝对是一组温暖的汉字。他们不再是地名人名，而是一种新时代的灵魂籍慰剂。当年拿出3角钱邮寄一本油印杂志的穷学生们都知道，其营养远远超过一碗红烧肉的全部味道。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至今清晰记得那种震憾。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在吉林大学潮湿阴暗的走廊里，我的眼前每个字都似乎闪闪发光。那样的震憾，一生中大概只能出现一次。带着最初的阅读兴奋，我写出了对今天诗派的评论《奇异的光》，那也是我的第一篇诗歌评论。按地址寄给了刘念春，收到的却是北岛的回信，并很快发表在《今天》第9期上。当时评论他们的人很少，这使我有幸成为早期《今天》的理论撰稿人之一。重读《奇异的光》，我很感慨30多年前一个狂妄大学生的胆气：“如果让我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诗歌一页上，我要写上几个大字——在七十年代末，诗坛上出现了一个文学刊物：《今天》。它放射了奇异的光。”我之所以称《今天》为中国第一根火柴，是因为对于八十年代诗歌大潮来说，它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因素。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今天》，没有当年的青年工人北岛、芒克，没有待业青年顾城，没有纺织女工舒婷，没有曾经的神经病人食指，没有知青方含，没有从白洋淀返回的多多，没有严力……没有那些仿佛从天而降的、高屋建瓴的、天才般的启动，中国现代诗的高峰、高潮可能还要推迟多少年出现。                                                                今天杂志                                                                诗人多多2004                                                                诗人顾城1986                                                                顾城信1983                                                                                                                                诗人严力八十年代                                                                诗人梁小武九十年代                                                                诗人杨炼九十年代                                                                诗人顾城八十年代                                                                诗人舒婷2006年星星美展1979                                                                    1979年9月27日，中国新时期艺术出现第一缕曙光：历史以奇怪的方式出现——中国美术馆馆正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却起起伏伏地挂满了奇怪的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这就是星星美展首展。它震憾了中国。它首先是自由的。它又是现代的。这个像原子弹一样炸响中国的系列作品，在我看来就是诗的。                                                                                                                                                                                                                                                                吉林。长春—1978：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封面画：王小妮                                                                好多年，我一直说不准《赤子心》诗社的成立日期。前些天，在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班级博客上，发现了一封30多年前的信，证实了赤子心不但与《今天》几乎同步（出刊周期也相似。都是共出九期）。我们甚至成立得比《今天》还早一些天。最早动议的时间是1978年9月。请看32年前刚获得自由结社权利的大学生给同学王小妮的《特邀电》：特邀电  致326室王今有筹备成立诗歌小组事。发起人徐敬亚  吕贵品参加者张晶、邹进、丁临一、陈晓明此特邀王君小妮屈驾参加。余有志同者，皆十分欢迎，并请于今天下午16：00整光临207室，共商大计。即颂大安！78.9.2110：53                                                                1976-1979几年，是中国时局最迷离的年代，也是人们心理密度最大的几年。正当北岛、芒克在北京筹办《今天》时，在恢复高考后的高等院校，刚刚解禁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在各大学中文系同期开课。“五四”后的文学社团高潮――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被正面、公开宣讲后，像示范的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级蔓延，民间性的文学结社，突然大面积兴起！当时，仅在我们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一个班内，便诞生了3个文学社团。我记得，我们送给公木老师题字时拿了两个诗社名字：一个《赤子心》，另一个是《崛起》。我们拿不准。一个名字太狠太硬，另一个太平太稳。当时中文系还有一个系刊《红叶》，是综合性文学刊物。由77、78级与76级工农兵学员三届学生会联办。我与王小妮、吕贵品都是编委。诗社发起成立的《特邀信》，是丁临一同学写的。那时刚开学，几天后诗社就宣布成立。最多时，赤子心的成员达到24名。不过，不久风向大变——北京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声称不搞运动，但寒气逼人。诗社开会，有些人开始缩头不敢参加。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四五”运动平反，举办大型诗歌朗诵会，题目叫《血与火之歌》。有的同学说，这题目太狠了吧，不要过头啊。我们全不理会，我制作了几十份窄32开的三折节目单，类似小请柬，正中用腊纸黑黑刻着“四五精神万岁”。王小妮画了一些燃烧的火焰，用红油墨印在旁边。那天来了100多人，很多外系同学也来朗诵。气氛悲壮凝重。开完《血与火》朗诵会，一些同学纷纷退社。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三个五个十个……那情景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我们知道一定是某些权威组织做了工作，可能打了招呼，吹了风。学生干部和要求入党的同学最先走了。其中几个人很有才华，退社时恋恋不舍。退社风潮停止的时候，24人的诗社只剩6人：我、吕贵品、王小妮、邹进、兰亚明、张晶。6人一致说：就是退到最后一个，我也不退！这么一说，表明退社风波真正过去了。白光入社很偶然。那时班里一周换一次座位，我不知怎么和白光同了桌。一次我看见他本子上有些分行的字，才知道他也写诗。记得有一首题目是《猫》，写得很心惊肉跳，字都是斜着乱写在本子上。我说你加入诗社吧。他说行。当时的手续就是这样简便。最后一个进诗社的是刘敏感。那时他远没有出名。时间是那一年寒假。我当时刚写完《复苏的谬斯》，公木先生看了大加赞赏，专门嘱托两个老师帮我修改。而晓波则在全力攻读西方文论。全班都放假回家了，宿舍里空空荡荡。我住204，他住203，每人都独霸一间12床位的寝室。我们俩每天各看各书，到了吃饭时，两人或我过他房，或他过我房。每天两人都是几通神聊大侃。整整一个寒假，我和晓波都是这样渡过。对于当年沉浸诗文的穷学生，那简直是一种神仙过的日子。1980年开学后，张晶因准备研究生考试，申请暂时休社。刘敏感便成为我们诗社第7名成员。今天看，对诗来说，高考简直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串联与培训。在遥远的唐代，谁能有那么大的力量，把天南海北的无数小李白、小杜甫征集在一起，聚众写诗整整4年！我想，即便没有“五四”的示范，在那个年代，至少我们诗社的出现不可避免。写诗，成为我们大学生活的第一主题。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老师的絮语全部变成嗡嗡的画外音。一首首诗在7个人中间频繁传递……毫不掩饰的兴奋赞赏……骂得狗血喷头的贬斥……煞有介事的文学批评……肆无忌惮的直接改写……《赤子心》诗刊每期的稿子就是这样出来的。我的诗歌评论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最先试了身手。至1982年毕业，《赤子心》共出版9期。全部为油印。除第2期为打字机打字外，其余8期为腊纸钢板刻写。印刷和装订都是诗社自己弄，校印刷厂为我们免费裁切。纸张和油墨比北岛他们优越，全部由校团委提供。我们也有一间可随时使用的房间。吕贵品是系学生会宣传部长，出刊及聚会都在系学生会办公室，他有一把特权钥匙。《赤子心》每学期出刊一次，4年一直保持着这个频率，个别学期还出过两期。每一期的诗稿，都经过反复传阅，反复校对。印刷一般在下午或晚自习。油印机被几个人围成一圈。贴腊纸的，调油墨的，推油滚儿的，添纸计数的……其实办刊物也是一种游戏，煞有介事很美妙，像办《挺进报》。小诗人们常常闹成一团，满手满脸油墨。最好玩的是装订的过程——印好的诗集散页，按页码一迭迭摆放在桌子周边，诗社全体7名成员一个一个排队围成一圈，边走边拿，走完了一圈一本诗集就在手上了。直到去年，吕贵品还跟我吹：我那油印技术，一张腊纸印200张不皱不破！最有成就感的，是用自行车从印刷厂驮回诗刊。而最有豪气的时候，是往信封上写那些全国著名诗人的名字。为了催索回信，狂妄的赤子心，在信纸上只写几个大字：“来而不往非礼也”！当时诗人公刘接到我们刊物，马上回了信，没怎么夸，却批评我们狂妄。赤子心存在的准确时间，其实是整3年。头一个学期空白，最后一个学期一班都已无心恋战。1981年冬，我写《崛起的诗群》时，赤子心基本已休止活动。以致于那篇文章他们在学校时都没读过。                                                                赤子心诗社全体与曲有源（1980-7-19）后左起：邹进、王小妮、白光、徐敬亚、吕贵品。前左起：刘敏感、曲有源、兰亚明武汉 1979 残缺的《这一代》自由结社似乎是人类的一个自由基因。到1979年，大学生文学社团几乎遍布了全国各高校。而一旦结社，文学群落的更大联合，几乎必然。各高校联合的速度有点过于惊人。1979年夏，全国高校社团领袖“在北京聚会，共商大事”，消息传到吉大——发信者是武汉大学的高伐林、张桦。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量：决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参会。领袖，说得伟大轻巧。每月生活费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愁路费啊。9月开学，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也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幅开天辟地的架势。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由全国14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创办刊物，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我们吉林大学承办。发起的社团分别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社/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诗社/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诗，成为《这一代》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