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往往掩盖智慧(徐小斌)

　　容貌美丽也不一定全是好事。古来便有红颜薄命之说，抛却此说，美丽还容易掩盖一个人的其他品质，譬如智慧。一个女子容貌平平略有才智，容易被人认为“才女”，而一位天资国色的女子再有智慧，恐怕也是“疑似花瓶”，或者干脆“疑似肉弹”，要翻身也难。就连鼎鼎大名的克丽奥佩特拉亦难逃此劫。

　　克丽奥佩特拉这个名字，我们最早无疑是从好莱坞巨片《埃及艳后》中知道的，我们还同时知道：这位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皇，她那传奇般的绝世美貌，她与恺撒、安东尼等英雄人物的情缘，曾经激发过无数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如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等，都曾将其描述为一个“旷世的肉感妖妇”；而萧伯纳也称她为“一个任性而不专情的女性”。在《埃及艳后》中，克丽奥佩特拉更是被描绘成凭着色相诱使恺撒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助其击溃亲生胞弟而出掌王位；恺撒遇刺后，她又诱使安东尼为其效力。然而天不从人愿，安东尼的作为激起了罗马市民的愤怒，在与罗马人交战中彻底败北之后，克丽奥佩特拉眼见大势已去，不得已以毒蛇噬胸自杀，时年38岁。于是，妖艳、美丽、性感成为了这位埃及女皇的代名词。

　　不过，却也有史书记载说，她的面容“既不出众，也不惊人”，她更多的是依靠智慧而非美貌来进行统治的。她有着令人吃惊的政治智慧，事实上，在恺撒死后，她急欲求得安东尼的庇护，但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她马上把主攻方向转向安东尼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卡尼迪斯，以贿赂的手段买通了这位影响力非凡的罗马大将。正是卡尼迪斯后来说服了安东尼，让他同意庇护克丽奥佩特拉，而安东尼也从此陷入埃及艳后的温柔陷阱中不可自拔。据说，这一段历史后来找到了确凿证据：克丽奥佩特拉的亲笔签名文件。文件的具体内容，是埃及女皇答应给罗马帝国大将军卡尼迪斯以优惠的商品进出口关税——允许他每年免税向埃及出口1万袋小麦，进口5000安普耳的上好埃及美酒。这份文件的末尾有一个笔迹秀美的单词，正是埃及女皇的亲笔签名——于是，这份文件便成为了她贿赂罗马大将的铁证。

　　实际上，在克丽奥佩特拉统治时代，古埃及仍保持着极度繁荣。至今，在亚历山大港外海海底，依然保存着完整的街区和雕像，那便是克丽奥佩特拉和她的最后一个情人迈克·安东尼共筑的爱巢——亚历山大城。使这座极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家古城获得重生的，是海洋探险家弗兰克·戈迪奥和他的考古探险队，他们的惊人发现，都证明了古埃及历史上那段仍然繁荣的历史，当然也证明了“埃及艳后”决非只是凭美色来保家卫国，捍卫自己王位的。她运用的技巧跟我们现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做法并没有什么两样。

　　历史的某些层面，往往是被掩盖着的，“埃及艳后”的智慧便被她的“美丽”掩盖了，她究竟是不是那么美丽，我们无从考察，而她的智慧却已成为了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克丽奥佩特拉地下有知，她会对《埃及艳后》说什么呢？

徐小斌：这次来的汉学家水平很高

　　【徐小斌】：我首先要说这个会真是开的好的出乎意料，因为之前也开过类似的会，没想到这次来的汉学家水平如此之高，我2007年参加美国文学翻译中心，当时是50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一个作家、一个翻译家，我认为那个会应该是顶级的汉学家，但是真的不如这次会汉学家的水平高。

　　我小说翻译的情况跟余华很不一样，董强今天说的随缘，我就是这样的，没有去刻意寻找翻译，我的工作单位是在央视编剧中心，这也给很多人误读我的可能性，认为我首先是一个编辑，实际我首先是写小说的，大学的时候得了奖，当时因为我是第二批小说，谁都不知道我，我记得十月主编专门为我开了一个会，读者票选我是第二，然后说给不给这个小作者，如果给他的话会不会对他不利，这么早就给他这个讲，大家认为一致按照读者票选给了我这个十月文学奖。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就写下去了。

　　我的工作单位在中央电视台的编剧中心，我是不一个好编剧，因为我始终在写小说，编剧在05年以前是有任务的，你自己写剧本两集，通过播出算完成任务，假如你不写，组别人的稿子18集算完成任务。05年后就没有这个任务了，所以有任务之前和没有任务后我都坚持写小说，我有一个原则是必须是我原创，我自己写了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在06年播出，小说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的。

　　讲到翻译我觉得我有点幸运，04年的时候我跟我们单位到加拿大去拍《小留学生》这个电视剧，当时有两个年轻人算是我的粉丝，他们特别喜欢我的小说，就要我新出的小说，手边有一本《雨蛇》，我就给他们了。半年后他们来信，说找到了一个加拿大的翻译家，这个翻译家非常好，已经73岁了，在中国做过两年半的中国日报的副总编，翻译过一些别人的作品，和老舍的作品。他看到了《雨蛇》之后说一定要翻译出来，他根本没有跟我谈任何钱的事，到现在我们两个都没有见过面。然后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我07年去参加美国翻译中心会的时候，他翻译了前三章，通过我的代理，我的代理给了西蒙书斯特出版公司看了前三章，就说我们要，而且我们要并签两书，就同时签了我们另外一本书，叫《敦煌驿梦》(音译)。

　　我的作品在中国小说中有点另类，《敦煌驿梦》写了一个发生在敦煌的爱情故事，背景是宗教背景，还有一些阴谋穿插其中，商业元素更重一点，但是主要是写人性、人心灵、人的命运，这样两本书就给了西蒙书斯特。它们的条件是很好的，以后我所有的书都要给他们首选权，然后把我这个书列入它们的“国际出版计划”，我算第一本，我之后的是一个印度作家，之后是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去年《雨蛇》(音译)全球发行后接连签了八个小语种，所以美国的大出版社的发行力量非常强。我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我这位非常好的老翻译没法翻译了，帕金森综合症，所以我特别希望从在座的汉学家当中，再有对我小说感兴趣的汉学家继续翻译工作。意大利的出来了，韩国刚刚签，挪威、巴西都快出来了。据说卖的不错，出版社也给我设立了一个它们门户网站的网页，我发现这种大出版社的营销力量还是蛮强的。

　　当然从总体来讲文学还在边缘化，现在是读图时代，所以在一个读图时代作协组织我们开这样的会，请来了这么优秀的汉学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而且一开始的开幕词就讲到了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这句话我很感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文学读图时代，坚持文学路前提是要拒绝很多的诱惑，所以我想无论怎么样都要坚持下去。谢谢！

　　【】：谈到跟翻译家的关系，我对翻译家非常信任，我为什么信任呢？因为伟大的作品经得起错误的翻译，如果这个翻译非常好，把你的小说翻译成类似鲁迅的小说，那非常好。没有翻译成这种地步也是理所应当的。

　　余华的判断标准是跟翻译家谈他的母语文学，以此判断这个翻译家的水平。我也有我的判断标准，就是我朗诵，因为作品在国外出版之后它会举办系列朗诵会，在朗诵会的现场我能马上判断出这个译文好不好。因为我朗诵中文的时候，在场个别的中国读者他会笑，我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情绪的反映。当一个德语译者朗诵德文的时候，我能判断出他朗诵到哪里了，虽然我不懂德文，因为人名和地名能判断出大致到哪里，这时候你能从现场外国读者的脸上看出相似的表情，那么就说明这个译文是非常成功的，这是我的判断标准。

　　有没有可能一部作品它的翻译非常准确就意味着是非常好的译文呢？我不这样看，因为那年企鹅出版社搞了个活动，在那个活动刚开始的时候铁林主席和我去了，葛浩文(音译)领导的小组负责翻译我的小说，另一小组负责翻译铁林的小说。我这个小组大概是十个人，当翻译的时候每个人翻译一个，形成了具有个人风格的译文。然后大家开始讨论，最后如果小说原文是1000字，翻译出来就1500字，但是经过大家讨论以后形成一个被每个人认可的译本，这个译本一下变成了4000字。我就跟企鹅出版社讲，说这个试验结果是失败的，因为当每个人所认可的文本出现以后，这个文本毫无个人修辞风格。也就是说在准确与否和是否具有个人风格文本两种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具有个人风格的译本，因为这个非常准确的译本是一篇说明文，它已经不是一篇文学作品了。这是当时做的试验。

　　这两天我听到很多汉学家的说法，谈到了翻译中的很多困难，我如果听到我的翻译这样谈的话我首先会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抱歉归抱歉，是不是我就要对我自己的写作做出某种调整呢？我认为这个还需要再商量商量，并不意味着我要做调整。为什么呢？我坚持认为好的文学作品的翻译难度要远远大于一部比较差的作品难度，鲁迅小说翻译难度肯定要大于我的翻译难度。鲁迅是不是要照顾翻译把小说做调整呢？肯定不会。白亚仁先生对我的小说很感兴趣，因为我写的是儒学家的生活，所有这些话翻译的时候就变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有些话我还要查字典，我写的时候就把这句话做注释。当一个翻译家把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法语或者别的语言的时候，意味着对这个注释再做一翻注释，但是这个注释我认为对译本是必要的，相比起来我愿意做注释，而不愿意对自己的作品做一些妥协的调整。

　　我谈的第三点是我很高兴、很感谢，也非常慌恐，慌恐在哪？如果考虑到我们还有许多非常好的作品，我们的四大名著，我们的《屈原》，等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这些作品，并没有翻译成别的文字，或者已经进行了，但只是到最近才开始翻译，那么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没有任何理由不高兴，只是感到侥幸，并为这种侥幸感到一丝慌恐。但是我想中国作家他会做某种调整，对得起自己的这种慌恐。谢谢大家！

徐小斌：我不能容忍伪善

　　岁月几乎没给徐小斌带来什么变化，还是那么温和坦率，说话柔声细语，慢条斯理，完全不能让人相信，那风云谲秘又奇幻瑰丽的世界，是在她的笔下幻化而出。

　　“一个真正成熟的女人是不可战胜的。真正美丽的女人是历尽沧桑的女人。”她虽然这么说，却在新作《炼狱之花》(长江文艺出版社)里，刻画了一个“生瓜蛋子”海百合。

　　“海百合公主”在海王的命令之下，来到人类世界寻找戒指的主人，与之“和亲”，目的是阻止人类对海底世界日益疯狂的掳掠。当她来到人类世界，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在一家影视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试图以人类的方式生活时，却发现了一连串的“不可思议”，尔虞我诈、欺世盗名、见利忘义、口是心非、指鹿为马、恶意中伤等人类惯伎，当善良无法阻止恶的漫延的时候，她决定以恶制恶，因此再也不能回到海底。

　　与她多年前的“逃离意识”相比，徐小斌在《炼狱之花》中的表现变得勇敢坚定。她依然以神秘虚幻的文风与现实主义结合，发出了自己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声音。5月底，采访徐小斌的时候，她的《炼狱之花》台湾版已经出版，封面虽然艳俗，但是封底“以海为镜，映照人心”的宣传语，却深得徐小斌之心。

　　读书报：您的作品总是有很多隐喻，这次又想通过《炼狱之花》告诉读者什么？

　　徐小斌：有些东西让我无法忍受。我工作的单位是影视界，耳闻目睹很多潜规则。其实外面知道的所谓潜规则只是冰山一角，而且不局限于影视圈，各领域都这样。我一开始没察觉，比如评奖，有些评奖会找一点平衡，但有一些就比较过分，明目张胆。本来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某件事情突然发生了，揭开了冰山一角。我好奇心极强，想知道背后的内幕，细细追究过去，发现的确有利益交换。我是对现实反应愚钝的人，连我都看出来了……而且我暗自观察他们，发现他们都活得很好，一点没有“有愧于心”的样子。《炼狱之花》里有一句话，“神并不眷顾和保护善良的人，也不会惩罚恶人，是否连神都害怕现世？”其实是我自己的疑问。

　　读书报：生活中很多人知道“潜规则”，但习以为常，反应不像您那么强烈。

　　徐小斌：我属于什么都反应过度的人。别人早都看出来了，跟他们议论起来，大家反应都很漠然，他们谁都不说，就缺一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我是有话要说的人，所以有一阵对现实彻底失望，对很多事情感到不可理喻。尤其是2005、2006年我陷入困惑，质疑自己是否不够与时俱进。对人文环境有强烈质疑，内心有种纠结的痛苦。此前老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准则是对的，活得坦然。

　　读书报：您把那两年的经历称之为“痛苦的蜕变”，为什么？

　　徐小斌：我能接受大善大恶但是不能容忍伪善，说穿了就是不能接受“装”。我对自己和整个人文环境产生了强烈质疑，而且这种质疑得不到答案。我第一次感觉很恐惧，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恐惧，忽然觉得这个恐惧不再是精神层面的恐惧，是物质化的恐惧。每天一到黑暗降临的时候，那种物质的东西就像冰凉的蚯蚓一样沿着我的脊椎往上爬。每当有这种感觉，我就在院子里不停地疯狂走路，把头脑中的东西全部甩掉。现在我想通了，这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的事情。纠结过去了，我用一种不绝对化的姿态看这个时代和人文环境。

　　读书报：这种对伪善的不能容忍缘自什么？

　　徐小斌：跟我关系密切的人，总说我童心未泯。可能内心缺乏成长过程，从小我就是跟整个社会语境背道而弛，格格不入。小学的时候停课闹革命，所有小孩子都在外面又玩又闹，我就在家里看书。我家藏书多，又幸好没被抄家，看了很多俄苏文学作品，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复活》里讲到聂赫留道夫脑子里经常有两个人在争斗———精神的人与动物的人，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做“精神的人”。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很多人受不了强体力劳动，我从来就没叫过苦。一说去兵团自己就跑到派出所把户口销了。我一直活在内心世界里，外部世界几乎对我构不成伤害。

　　读书报：多数作家的写作都是很自我的，您好像还考虑到了读者是否能接受。因为很早之前您就说过，这是一部适合改长篇动画的作品，风格类似蒂姆·波顿与宫崎骏。

　　徐小斌：我就是听从内心召唤写作，一旦进入写作状态，我会被叙事牵着走，不考虑其它因素。但是我这一次确实想知道年轻人怎么看。一个是想颠覆自己，另外我还想往动画上走，看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蒂姆·波顿的《剪刀手爱德华》，我特别感动，他们的动画里有让人心碎的质朴真情。金敏的动画我也看过一些，感觉像有利刀在心上“吧”地敲一下。中国没有像样的长篇动画，长时间被日本、美国动画把持着。这跟原创力匮乏有关。

　　不能轻视动画。动画貌似单纯，其实有很深刻的哲理。《千与千寻》的寓意就很明显，这样的动画很深刻，只是用单纯的东西表现出来，更单纯才更直接，更直接才更有力量。所以这次我是有意为之。我希望更多年轻人接受，所以不想板着面孔。书里也有一些流行语，好多来自网络，在很长时间内网络用语会变成社会流行语。我一般不怎么改作品，《炼狱之花》中是我唯一改得最多的。现在看基本符合我预期的目标。

　　读书报：很佩服您的自我挑战和颠覆。在30年的写作中，您如何评价自己的风格变化？是不是也有一贯秉持的原则？

　　徐小斌：我的小说都有深度隐喻。从发表小说到现在30年间，我一直坚持两点：一是真诚写作。只有奉献给读者诚意，才能进入读者内心，就像巴尔扎克所说：只有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现在好多大片很华丽，但是没有诚意，所以没法进入观众内心；二是深度写作。我不想把写作变成平淡无奇毫无历险的过程，不能停留在表层故事上，有深度喻意才是真正的文学。

　　我写作太投入，太消耗，不像有的小说家能比较轻松地写。我的每一部小说对自己和读者都是挑战。如果概括起来，1985年发表《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原来叫《弧光》)，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萌芽；真正完成虚幻与现实互相转换的作品，是《海火》。此前还写了几个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此后也有现实的，比如《别人》。

　　读书报：多少年来不断有人拿《羽蛇》做题目来诠释所谓女性主义的写作。您自己怎么评价？

　　徐小斌：我的作品中除了《双鱼星座》算女性主义作品外，别的都不能归类为女性主义。我写的东西，关乎人性深层的隐秘。我觉得戴锦华的评价更全面，她说“徐小斌的作品不仅仅关乎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于整个现代社会与现代生存”，属“现代寓言”。我是希望如此，但是否达到也很难说。

　　我写的女性基本上都有原型。托尔斯泰说，要用原型，最好把原型糅在一起，搅拌得越细越好。有些男作家写女性让女人看来不是真正的女人。就像古希腊的皮格马力翁，认为所有女人都有缺陷，就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女人，但是没有呼吸没有血液没有灵魂。所谓真善美，缺的就是真。我最要弘扬的就是真。现在是复制和粘贴的年代，缺的就是真品和真相。《炼狱之花》中其实埋藏着巨大的隐喻，海百合一直在人间寻找真相和真品。

　　读书报：作品中的隐喻，会不会影响到阅读的普遍性？

　　徐小斌：我曾经和宗璞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雅俗共赏几乎是不可能的，基本达不到。但总会有一些知音读者能读到作品深入隐含的内容。每次写作我都是根据主题确定风格。写《德龄公主》对我挑战也很大。当时我偶然看到一个小册子，讲上世纪初的1903年，有两个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女孩在昏暗的清宫里，为慈禧太后跳芭蕾舞。我玩命地读了一百多本书才敢写这部历史小说，但是我的真实想法并没多少人能看出来。除了写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里面还埋了一个制度的问题。

　　读书报：应该说，好奇和兴趣成就了艺术家、作家徐小斌。

　　徐小斌：双鱼座爱幻想，让我持之以恒干一件事，不现实。我缺乏自我规划，总是随心所欲，做的事情都是兴趣所致。对一切有兴趣，也可以转瞬间对一切都了无兴趣。

徐小斌：我的作品经得起时间考验

　　徐小斌的小说，后一部总是要颠覆前一部。她的新书《炼狱之花》近日推出，这部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如同一部“成人童话”。 近日，徐小斌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一手写字，一手画画，兼做编剧

　　徐小斌是一位画家，自幼拜名师学画，当了作家的徐小斌仍未放弃她画家的身份，从最初画国画，到后来改为油画，后来又改为刻纸，尝试着一个又一个艺术门类，可见她对艺术的痴狂。1990年她曾办过个人刻纸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人刻纸艺术展，艾青、周思聪等名家题词赞誉。

　　记者问她是什么原因使她放弃擅长的绘画及刻纸艺术，而开始改写小说的，她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是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的，第二篇小说《请收下这束鲜花》获了《十月》首届文学奖；第三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发在1983年《收获》头条并收入《收获》丛书，第四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改编成电影《弧光》获得了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特别奖，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小说都是自然来稿，我是在没有任何关系的前提与背景下进入文学的。而画展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所以不存在放弃绘画改写小说的问题。”

　　徐小斌说：“我热爱文学，而工作单位在影视界，所以只好跨界了。”

　　“我的影视观念很前卫，但探索却十分有限，大概只在《弧光》一部片子中探索了一把。当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弧光》被列为探索片，有海内外两个版本。海外版有个很长的做爱镜头，堪称那个时代非常稀有的了，当然那是导演加上去的，原剧本中没有。严格地说是当时的女一号白灵(现居美国)的意见，她第一次见我就说，小斌姐，我觉得你的小说非常棒，只是缺一点东西，那就是性爱。记得我当时说，我不是清教徒，不过我觉得这篇小说要表达的主旨与性无关。

　　“至于编剧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我觉得剧本与小说是两种话语系统，基本上互不干扰。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也是积极的影响，譬如《羽蛇》，这部写百年女性史的作品，就用了一些电影中的手法，譬如闪回，定格，叠印等。不然会写得过于冗长。”

　　没有畅销书，但有长销书

　　徐小斌以前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系任教，后来转到了收入不如经济系的中文系，谈及此事，徐小斌说：“仅仅是出自于对文学的热爱。”

　　默默写作近三十载，如果不是中篇小说《双鱼星座》获得鲁迅文学奖，以及长篇小说《羽蛇》在海外大热，她就不会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关注。

　　不过，在国内，徐小斌的知名度并不算特别高，某些作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遇。徐小斌却很淡定。她说：“这没什么可抱怨的。从我开始写作的那天起我就做好了受冷遇的准备。因为我从一开始写作就与当时的整个社会语境格格不入。我从来不写那种社会问题式的小说，我认为那应当由报告文学作家来解决。我也绝不写那种赶风潮式的小说。我的小说只关乎人，人性，人的命运与生存状态，大概正因如此，我的小说翻译之后比较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因为人性是共通的。”

　　“再有，所谓冷遇，也分怎么说，我的确没什么畅销书，除了《德龄公主》首印五万册之外，我的小说起印基本都是两三万册。但是，我的书基本都是长销书，《羽蛇》至今在国内已经印了九版了，总印数已经超过了四十万册。去年又被作家出版社《共和国丛书》签了，英文版去年全球发行。

　　“我的长篇最少的也出了三版，即《敦煌遗梦》，今年又被香港的一家电影公司买了。这至少证明，我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喜欢这种长销的态势。”

　　后一部总是要颠覆前一部

　　徐小斌曾经获得过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很多人把她贴上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作家的标签。

　　问及这个话题，徐小斌口风伶俐地说：“我当然不认同这个标签。岂止不认同这个标签，所有的标签我都不认同。但是，贴标签的人却无疑是善意的。总之我会继续写下去，无人喝彩也罢，贴不贴标签也罢，我都会一往无前地写下去，要知道，我的‘粉丝’虽然不多，但个个都是‘骨灰级’的，如果我懒惰躺倒不干，他们就会拼命催我。当然，我的写作，包括我的绘画及其他，主要还是为了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生命只有一次，我要让它变得不同寻常。”

　　徐小斌认为，人归根到底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屈从于外部的强力和诱惑，放弃自由出卖灵魂，换得世俗意义的幸福，而另一种是对抗，是绝不放弃，这样可能牺牲太大，但是这样的生命或爱情可以爆发出瞬间的辉煌，这样的人可以说他真正活过了。在小说中，徐小斌注入了她的人生观。

　　写历史人物一般都吃力不讨好，需要很多资料，还要经受读者关于硬伤的挑剔。徐小斌写《德龄公主》的时候，光是资料就看了整整一年，完成小说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写一部小说如此艰辛，是怎样的一种力量，使她坚持完成了这部小说呢？

　　徐小斌说：“简单地说，就是‘热爱’这种力量。我记得有个名人说过，‘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这人就是这样，选中了一个题材就钻进去，不仅是热爱，简直就是迷恋了。写任何一个题材都是这样，我‘迷’在其中，废寝忘食，等写完了出来再面对现实，每一次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徐小斌的小说，后一部总是要颠覆前一部，她的新书《炼狱之花》近日推出，这部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说如同一部“成人童话”。 徐小斌这样评价它：“这部小说是我迄今为止的第一部讽刺寓言小说。当然，说它是成人童话也可以。”

　　“在《炼狱之花》的序里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当时是两种题材在我脑子里打架，一个是想写一部中国式的奇幻小说，另一个是想写当代。因为当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经济腾飞物质发达。另一方面，我们的精神贫瘠，这样的时代产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太多了，最后我决定把现实包装在奇幻的外衣里。”

　　分裂的童年对我日后的写作有好处

　　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童年经验写作，一种是后天努力写作。徐小斌说她属于前者。她说：“我有个太不寻常、太分裂的童年，这样对我日后的写作极有好处，对我的人生却是致命的痛苦。其实我是个矛盾的集合体，喜欢和逃离，无时无刻不在我身上存在。我一边喜欢写作，一边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种生活，不知你是否能理解。”

　　徐小斌生长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在这样一个书香家庭里，她的内心却有着许多纠结。从小时起，徐小斌就是兄弟姐妹中最不为母亲喜爱的一个。她不断想办法证明自己也有优点，但她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母亲并不认可她的能力。母女关系几乎成为她一生的伤痛，尽管父亲特别疼爱她，但她还是成长为一个天性很敏感的孩子。

　　徐小斌这样谈她童年的感受：“我童年时经常做一些特别奇怪的梦，我从小对那种神秘的东西感兴趣，而且我经常对未知的事情带有巨大的恐惧。”在这样环境中成长的人，对事物有着异于寻常的感知。迷幻、沉溺、孤独，正是这样的性格特质，使她日后成为颇具个性与影响的艺术家与作家。

　　徐小斌，女，当代作家，央视一级编剧。

　　　　祖籍南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习画，曾下过乡，当过工人。擅长绘画及民间刻纸艺术，自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电影、电视剧本。

孤独是迷人的(徐小斌)

　　人们知道“孤独是可耻的”，然而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生把这句话改写成“孤独是迷人的”。

　　我读《艾米莉·狄金森传》是在1996年，作者巴蒂娜·克纳帕(Bettna L.Knapp)，译者李恒春。封面是狄金森一生唯一的照片——简朴的服装隐隐透出低调的奢华，貌似平凡的脸上，一双眼睛暴露出内心的热烈与狂野、勇敢与坚强。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之所以不喜欢拍照，是因为不愿意让自己“被困在木框子”里，除非是诗行的框框—多么强烈的个性！

　　我被深深吸引了：它告诉我一个奇女子的真实一生——生于1830年的她，自28岁那年便闭门不出，文学史上称她为“阿默斯特的女尼”。她让人知道，“孤寂”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它也可以是一种迷人的正向力量。我们的女诗人不过是厌弃红尘纷扰，而在自我幽闭的内心深处，有海，有花，有星，有月。最重要的是，她很早就悟到了：灵魂应当选择自己的伴侣。她很早就敢于和别人不一样。

　　她一直没有皈依宗教。为此，加在她身上的压力是无情的，包括威胁与羞辱，但她却从未动摇。她之所以一直没有皈依宗教，恰恰是因为她如同夏娃一般偷吃了智慧之果，她的智慧令她无法返回到童年的伊甸园。一个敢于选择与别人不一样的人，势必一生尝尽痛苦，包括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痛苦。

　　我国出版的有关狄金森的诗集与介绍中，对于她的闭门不出一直语焉不详。然而此书却详实地揭示了这一原因，为狄金森一生的秘史开启了一条神秘的通道，那通道直达女诗人的心灵深处。

　　狄金森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也曾经有过快乐的童年。然而很快，一切都变质了，随着岁月的推移，她与父母与兄妹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微妙。她在少女时代便开始照顾多病的母亲，她觉得母亲“无法亲近”，死亡在很长的时间内笼罩着母亲，使整个家庭变得“压抑不安”。狄金森在晚年时这样回忆道：“我从未有过母亲。我猜母亲就是当你有烦恼时可以急切寻求帮助的人。”她又写道：“孩提时，当我跑回家，总有一种恐惧感，生怕有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头上。”对于父亲，她更是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她觉得他令人敬畏；另一方面，她无法容忍父亲对她才华的无视。父亲对她哥哥奥斯汀的偏爱，给她的心灵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她与哥哥的关系一度紧张。她在一封信里用讥讽的语气写道：“奥斯汀是诗人了……滚一边去吧！”

　　女诗人强烈的个性与神经质使得她烦恼不安。她曾经寄希望于爱情。她完全不是别人猜测的那样如同清教徒一般，而是怀有极其强烈的爱欲。25岁那年，她深爱着一位牧师。很不幸，这个牧师是一个有妇之夫，她的爱情无法宣泄，只能怀着初恋的心情给他写信。她把自己的诗比喻成“我的花朵”，把他比喻成“西方的唇”。但是，爱永远是双刃剑，爱有多深，伤害就有多深。心中的爱化作烈焰，把她敏感的心燃烧得疼痛难忍。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最终她选择了“隐藏”。她的隐藏，不但包括她的爱情，也包括她超尘绝俗的诗句。以至于在她的生前，只发表了7首诗，留下的诗稿却达1700余首。她在孤独中埋头写诗30年，死后留下的是整整一座令人惊叹的玫瑰园！直到美国现代诗兴起，她才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者受到热烈追捧，她本人也成为与美国文学之父欧文与大诗人惠特曼齐名的伟大诗人。

　　她的美丽真挚、直击灵魂的诗行，有着深刻的思想——关于死亡、永恒、自然与爱：“我是为美而死——被人／安置在这个坟冢／有人是为真理而亡的，也被葬在旁边的穴中／他曾轻声问道‘你为何而死’？／‘为美，’我回答／‘我，为真理——两者都一样／我们是兄弟……’”

　　为美而死？为形而上的原因而死，在中国的文人中几乎绝迹——仅有上世纪80年代的诗人海子。当然，并不是说为精神理想，非要去疯去死才纯粹。但是对于这样的作家，我表示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