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研究的回报越来越小

　　马克·博伊尔莱因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马克·博伊尔莱因（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Emory）英语教授。最新著作是《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让美国年轻人变得愚蠢，将威胁到美国的未来》（或者不要信任30岁以下的人）去年由Jeremy P. Tarcher/Penguin出版社出版。

　　我认为，大约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候，文学批评目标的基本转型已经完成了。不是在圈外人或者大学之外的批评家如后来成为电台主持人的前任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看到的政治主题的传播或者对身份认同的着迷等明显的变化，而是文学批评到底做什么的基本概念的更深层次调整。也就是说，从作为解释的批评转向作为表演的批评。人文学者不再把学术研究看作是对一个客观作品的解释分析，如一首诗的意思或者一幅画的内涵，而是把批评当成阐释性的行为，进行中的分析之眼。

　　批评家作为从属性的、衍生性的、甚至寄生性的传统模式被创造性的和冒险性的批评家模式所取代。瓦莱德·高兹（Wlad Godzich）对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盲目与洞见》(1983)第二版的介绍在标题中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情绪"当心：读者在工作”。人们开始说“在进行一种阅读”, 在运用一种理论或采取一个途径，他们把忠实作品的原则看做独裁暴政。1973年《新文学史》上有篇文章，题目是“阐释者：自我分析”，作者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谴责传统批评家“在方法上过于谦恭”，“屈服于对作品或则作家进行评论”，接着他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可以挑战在文学和批评文章的关系上文学占优势的地位。”他说，作家有个性，“阐释者就不应该有个性吗？”

　　传统文学批评模式也是表现类的，但是这些模式正是在认为对象把神秘性让渡给它们的程度上宣称正当性的。结果，对作品意义的解释更多地依赖于产生作品的实施过程。到1980年代末，“作品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被替换成了“我们该如何读作品？”阐释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必须是巧妙的。

　　当然，把批评家从评注者提升为表演者有着哲学上的理论基础，但它也碰巧发生在适宜的时刻。因为理论外的一些东西也让正确认识作品的意义或者表现不再作为人们渴望的目标。在从前的35年，数以百计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的作品已经进行过数以千计的实验了。

　　这是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变量，我提出来不是要重复谈论196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历史，而是要探讨一个意义深远的难题：50年来得到众多资源和资金的支持的大量文学研究生产，这难道不是研究课题优先顺序尤其是针对教学的重新分配吗？

　　我最近为美国企业研究所写了一份工作报告，题目是“生产线上的教授，生产线上的学生”。报告的内容是在过去50多年里，语言文学领域的学者的“产量”大幅度增加，大学发表文章从每年13000篇猛增到72000篇文章。我们看看文学研究的成果吧。从1950年到1985年，研究和批评威廉·华兹华斯的文章2195篇，伍尔芙的1307篇，惠特曼的1986篇，福克纳的3487篇，弥尔顿的4274篇，莎士比亚的最多16771篇。在现代语言协会国际参考书目数据库中输入任何一个主要作家的名字，让人更加吃惊的众多文献就会出现。在每堆文献中，从情节总结到存在主义反思等应有尽有。除了对任何切实的目的如本科生的教学没有多大作用外，它们完全涵盖了作品意义和表现的所有方面。

　　但是，这个行业的成就对于年轻的爱好者、写论文的研究生（比如1985年的我）和需要写书的副教授就是诅咒了。因为他们需要写出新的不同的东西来。取消作品意义和奖励阐释者独特视角的理论和评价不仅仅恭维了文学批评本领域，还它给予新手推动性的力量。先驱者的长长阴影消失在创造性的、个人性的批评中。被研究的作家或许还在，但总有新理论可以在他们身上一试身手，总有新话题从他们身上产生，“确定自己地位”的争议恰恰是展现读者敏捷身手的号机会。

　　正如后来的成果显示的，这是解放和授权。从1986年到 2008年,研究华兹华斯的书、章节、论文达到2257本，福克纳的2781本，弥尔顿的3294本，惠特曼的1509本，沃尔夫的3217本，莎士比亚的18799本。这个模式起作用了，而且作用大得惊人。硕士博士学位、课题经费、工作机会、教授岗位、职称晋升等全指望这些书了。如果从前的文学批评回答了《失乐园》的意义问题，现在就需要发现其他问题。

　　但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虽然年轻学者和功成名就的老学者采用了先进的理论和热门话题，推出一本又一本新阅读，形形色色的作品一年年堆积起来，但是这些书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小。只要看看专著的销售数字就明白了。在1995年的时候，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社长萨弗德·撒切尔（Sanford G. Thatcher）在《高等教育记事》上询问谁在阅读这些书，结果显示“我们的文学批评著作的销售结果说明读者越来越少。”该社最近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中65%的销量不足500本。几年后，还是在《高等教育记事》上，哈佛大学出版社执行编辑林塞·沃特斯（Lindsay Waters）说人文科学专著的销量“一般在275本到600本之间。”2002年，现代语言协会发表了关于学术著作出版的报告，引用编辑的话说,估计购买量在200本到300本。请别忘了，图书馆的订购量大概就在250本左右啊。（这是我的估计，几个图书馆长告诉我这些书没人借阅的可能性非常大。)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表演大行其道，但现在这个游戏结束了。读者厌烦了。

　　几十年来，表演模式掩盖了当时就应该认识到的情形：人文科学的庞大领域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数以百计的文学作品已经被介绍、总结、分析过很多遍了。单单一部《哈姆雷特》从1950年到1985年就有1824篇研究文章，1986年到2008年又有2406篇文章，关于它还能再说些别的什么呢？文学批评的辩护者可能说文学研究中的革新像生态批评主义和创伤理论已经迫使人们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释，但是尽管酷儿理论的鼓吹者打开了阅读作品的新视角，但这样的发展并不能为随后的作品大生产提供合理性啊。而且，理论走马灯似地推出，一个伟大理论接着一个理论让人感到厌烦，认为这不过是专业人士的游戏而已，一种找到更多话说的手段罢了。

　　什么时候常识插进来高喊：“够啦，停下来吧。《哈姆雷特》不能给你什么了。”这个制度已经达到荒谬的地步了。我们最好承认几十年前为了实用的目的，艾布拉姆斯（M.H. Abrams）写的书、哈特曼（Hartman）等人写的华兹华斯诗歌的书、或者约瑟夫·瑞德尔（Joseph N. Riddel）(我导师)在1965年的书已经很多好地阐释了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神秘岛抒情诗了。而出版的几百本关于亨利·詹姆斯的书和文章已经充分地把其全部作品的意义阐释出来了。自1950年以来已经6000多本的著作之外再增添更多的书，不客气地说，确实没有多大必要。

　　我不知道其他领域的情况如何，但是我猜想在电影、艺术史、哲学（在历史领域）以及历史的某些领域很可能情况与文学批评类似。这样的批评意见在这些领域的人士看来或许是反智主义的、反动的、思想卑鄙的。他们威胁了人文科学学者形成的自我描述的“新知识创造者”的脆弱身份。但是人文学者的动机和行为不是我批评的目标。

　　相反，饱和问题适用于要求和奖励人文研究的机构：院系、领导、课题资金提供者。这些部门提供工作和金钱，迫使个人大量生产学术产品，创造了一大群研究者的队伍，为根本不存在的读者生产商品。在2006年，现代语言协会教授岗位和晋升学术评价工作组注意到“超过62%的院系报告说在过去10年里学术著作在决定是否评定教授时的重要性增加了。”而且，院系自1968年以来，科研在评价老师水平上的权重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35.4%上升到75.7%。

　　这种趋势是没有道理的。每个系主任和院长都阅读的现代语言协会报告强调了读者的减少，尤其是图书馆订购人文书籍的减少。但这个工作组却没有建议削减课题研究数目，相反建议学院尊重随笔和“新媒体”出版物，要终结“专著的主导地位”。但是不改变年轻老师面临的职称晋升时的困难，减少发表文章的要求很难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基金会、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以及资助人文科学研究的其他组织也应该认识到读者的下降。当它们在1960年代资助如美国文学研究的时候，这些资助帮助学者填补了文学史及其研究上的空白和分歧，但是在2009年，在美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批评著作已经达到225749部之多的时候，同样大的支持力度意味着什么呢？

　　除非机构调整评价标准，否则这种刺激将继续存在，在饱和的领域出版劳动力密集而读者冷漠的著作的势头仍将继续。

　　政策上的两个改变将有助于纠正这个问题。

　　一个是，院系在晋升教师职称的时候限制审查的材料。比如申请者只能提交给评审员100页的材料。这样他们就会少发表些东西，以确保这100页的材料是能显示其最高水平。

　　第二，资助者应该把支持领域从饱和领域转向不饱和领域，尤其是转向教学研究，甚至更多关于课堂和课程改革的研究。

　　最近一些针对本科生的全国性调查表明这种资金重新分配的紧迫性。比如，2007年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进行的“你的大一学习”调查显示，只有29%的学生说每周学习超过10个小时。79%的学生“经常”或“偶尔”交给老师并不能反映自己最好水平的作业。70%的学生逃过课，62%的学生迟到，44%的学生上课睡觉。他们在课外和老师的交流是非常少的。2008年全国大一学生学习调查发现，38%的大一新生“从来没有”讨论过读书和课堂上的观点，39%的学生只是“偶尔”讨论过。

　　我们应该在调查结果上添加上另外一个反应，虽然在表面上，这似乎是完全积极的趋势。当被问到师生关系的质量时，全国大一学生学习调查中78%的学生给老师的打分在1-7级中给5级或者以上（65%的学生对师生接触数量的回答是“满意”或“非常满意”）。换句话说，他们喜欢自己的教授，和他们相处感到舒服，但是他们并不在乎和老师一起讨论阅读的书或者交流观点。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高等教育的最根本部分是发生在和教授的面对面交流和对话中的，在一次次的你来我往的讨论中的。我们需要支持教学研究，更具体地鼓励教授们把课外与学生的交流纳入到课程教学中的措施。

　　在新一年的大学招聘、职称晋升、评奖等开始前，决策者应该坐下来考察评教授要专著、批准支持老掉牙的研究课题、把没有人看的书和文章当作分配资源和评价学术水平的适当标准等做法带来的严重后果。我知道人文科学的教授很少对学术成果的要求感到满意，而且我也知道在过去40年来它已经对本科生学习人文科学的兴趣造成极大的破坏。

　　（译自：Diminishing Returns in Humanities Research, by Mark Bauerlein

　　http://chronicle.com/article/Diminishing-Returns-in/4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