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谈全球金融改革:不认同片面限制银行规模

全球最大市值、最多存款也是最盈利的银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都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佳时刻。

国有银行改革启动之初，外界颇多质疑。现在，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商业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受邀多次参加了国际上重要的金融监管改革会议，“他们开始想听并重视中国商业银行业的想法。”姜建清说，“这和十年前确实有天壤之别。”

6月25日和7月2日，姜建清就此两度接受本刊记者共计三个多小时的专访。身着白衬衣的姜建清比几年前稍显清瘦，但愈发自信，谈起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最终草案，细节的变化亦不放过。不过，他称应客观看待国际金融监管的新趋势，既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也要注意辨别哪些适合中国及新兴市场，“不能别人生病，我们吃药。”

姜建清以工行掌门人的身份，经历了发端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银行改革全过程。他在总部接受过我们多次独家专访，其中一次是2003年1月对外详解工行的改革计划，一次是畅谈工行改制上市，这次则是纵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暗合着工行近年来的改革路线图。

金融危机甫定，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试图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焦点集中到资本金的定义和定量。对此，姜建清认为，这些改革对中国银行业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我们初步测算，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约在1个百分点。”

1个百分点，对工行意味着592亿元。

2010年3月底，工行资本充足率11.98%，核心资本充足率9.58％，在几大行里最高。工行未雨绸缪，目前启动了A股可转债加H股配股的再融资方案，外界预计规模在600亿元左右。

但姜建清也指出，从中长期看，这些监管规则的修改，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银行业都将面临更高资本的要求，而如果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变，银行业补充资本的压力长期存在。“转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融资模式，也转变银行的盈利模式，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待解之题。”姜建清提出，应开始系统考虑推进中国银行业资产证券化的进程。

工行当前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元，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一成半，盈利则接近1300亿元。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是国际上最大银行之一，姜建清并不隐讳对如何处理“大而不倒”的不同看法，“机构之大并不和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键是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建立大也能倒的机制”。

资本！资本！

“根据工行初步测算，若完全按照讨论中的新规则实施，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新世纪》：你参加了多次巴塞尔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组织的国际会议，据你的观察，最重要的变革是什么？

姜建清：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提高资本的质量，提升资本充足率。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Ⅱ，本来被认为是非常好的规则。但是在金融危机中，很多银行不得不在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补充资本，甚至需要政府注资，引发极大争议。

危机表明，不同质量的资本吸收损失的能力是有差异的。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留存收益等权益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也称核心资本。这一次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定义：第一，高度重视一级权益资本，创新型资本工具要从一级资本中予以剔除；过去一些创新型工具虽然降低了融资成本，但是牺牲了资本质量；第二，简化资本的分类，取消二级资本的子类；第三，提高资本的透明度。

《新世纪》：一些国家已经把银行的核心资本的要求从4%提高到8%，巴塞尔委员会对此是否认可并推广？

姜建清：未来的资本充足率标准现在正进行全球定量测算。银行的核心资本肯定要增加，总体资本充足率也要上升，但具体比例还待定。

确实这次改革对核心资本的内容调整较大：第一，无形资产要求从一级资本的普通权益中扣除；第二，递延税资产的实现有赖于银行未来的盈利能力，要求从一级资本的普通权益中扣除；第三是对外股权投资的处理。如果银行在一家金融机构持有普通股的比例超过10%，就要从本银行的普通权益中全额扣减。此外还包括对养老金资产、所持自己银行的股票、股本溢价等几十项的规定。

《新世纪》：这对中国银行业有什么直接影响？

姜建清：非常小。根据工行初步测算，若完全按照讨论中的新规则实施，对工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其中，对一级权益资本影响仅0.3个百分点，因为中国的银行一级资本里面没有创新型工具，基本上都是权益一级资本。

工行主要受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要从资本项目中扣除，二是新增的递延税资产处理规则；至于工行少量持有其他银行的100多亿元次级债，将来要转让掉。

但扣除土地使用权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因为在中国土地不是私有的，流通中转让的是土地使用权，可以得到现金和对价，这与无法单独转让的企业商誉相比，有本质区别，我觉得计算时不应扣除。

现在我们的资本充足率在监管要求的红线之上。但随着业务发展和金融监管改革对资本质量和数量标准的提高，还是有较大的资本压力。

《新世纪》：银行增加资本是抗击风险的需要，但这对实体经济会不会造成影响？

姜建清：欧美的大银行都提出，增加资本，需要在市场上大量融资，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特别是会影响到中小企业的融资，将会引起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等。

国际金融协会（IIF）对新规则若实施后对G3（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体未来5年到10年宏观经济的影响做过一个分析。到2015年，G3经济体总体的GDP与改革前比较，约下降3个百分点。这里面包括美国下降2.5个百分点，日本下降1.9个百分点，欧洲下降高达4个百分点。

我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提出来，要重视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多样性。比如在非洲赤道地区谈论北欧如何抵御寒冷，难以感同身受。

随着这些年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经济的不断强大，情况还不错。但在另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长期处在低发展阶段，有增长的爆发期，而财政积累较低，资本市场不发达，过高的监管要求将来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新世纪》：去年因为信贷投放较猛，今年初以来中国银行业纷纷再融资。而市场对未来银行业资本饥渴症仍有恐惧。你觉得应如何打消市场的疑虑？

姜建清：现在增加资本只有两条路，一是减少分红，二是市场增资。这几年中国银行业的分红都在45%左右，可否再降低一些来增加资本？问题是股东有即期回报的要求，实际上形成一对矛盾。今年几大银行在市场上先后推出融资计划，虽然在A股市场主要采取可转债等对市场冲击较小的办法，影响有所缓解，但市场仍然感到了银行再融资的压力。

按照工行目前的盈利状况和发展，每年的利润留存很可观。若能再略降一些分红，资本的增加也有保障。

过去西方的银行走第三条路，就是通过创新工具，既增加了分子、减少了分母又扩大了盈利，但因为金融创新过度等多种因素，酿下金融危机，现在看来这条路已经被断掉了。但对中国而言，金融创新比较不足，因此，适度资产证券化还是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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