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 机器人算法:名人与北京的图书馆

紫禁城西南侧(南池子南口路东)，红墙围护着一组叫做“皇史晟”的古建筑群，即明清时期的皇家档案馆。始建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初名“神御阁”，两年后竣工，皇帝亲自将其命名为“皇史晟”，主要收藏皇家档案文献。总面积达8400多平方米，先不提其中的东西配殿等附属建筑，仅其中黄琉璃筒瓦庑殿顶、拱券式砖石结构的正殿，就面阔九间；室内有座近一人高的汉白玉须弥座，上置雕云龙纹铜皮樟木柜152个，俗称“金匮”，恐怕算最豪华的书架了。除了存放圣旨、玉牒等宫廷资料，还藏书，如《永乐大典》副本(及后来的《大清会典》)等。
　　皇史晟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档案馆，却非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直到清朝，乾隆皇帝出面修集共3460种，计75854卷的《四库全书》，曾缮写七份，建阁藏庋，先后置内庭四阁、江浙三阁。“大内曰文渊，圆明园曰文源，热河曰文津，盛京(沈阳)曰文溯，并于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京口(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亦各庀一份。”若干年后，文源阁毁于英法联军入京之役：火烧圆明园，园内的图书馆也难逃此劫。文渊阁在紫禁城内，所藏《四库全书》后归故宫博物馆，今存台北。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民国初年由热河避暑山庄运回北京，充实京师图书馆的馆藏。
　　据史树青先生讲解:“京师图书馆是在宣统元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所设立，馆址在今地安门外什刹海广化寺。当时全部藏书不到十万册，其中包括国子监南学藏书、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敦煌写经八千余卷。至民国四年六月，全部藏书迁移至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南学旧址。”馆内少数罕见善本可以推溯到南宋绢熙殿所藏书，恰在此时获得文津阁《四库全书》，如虎添翼，今非昔比，“民国十五年，租用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等处建筑。十七年成立北海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民国十八年两馆合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选定北海西岸兴建馆舍。其地为元兴圣宫、明玉熙宫、清御马圈旧址。”就因为馆内藏有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街也摇身一变，易名为文津街。“文津街馆全部建筑于民国二十年落成，同年七月一日，正式接待读者，公开阅览。”
　　京师图书馆，是位于北京白石桥的今国家图书馆(旧称“北图”)之前身，那套来自热河避暑山庄的《四库全书》，至今仍在白石桥安营扎寨。由此可见，书和古玩、玉玺、权杖、人心一样，是无价之宝，代代相传。书和帝王将相一起搬家，一起迁都。一座图书馆(譬如圆明园的文源阁)毁于天灾人祸，也和阿房宫焚之一炬同样损失惨重，令人扼腕叹惜。书的命运就是历史。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时又可构成其内容。譬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篝火熊熊。譬如司马迁《史记》中的结绳记事。譬如……乾隆创立的七大图书馆大相径庭的命运，本身就可以写一部书。
　　圆明园文源阁，系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之格局建造的，是皇帝在御苑的藏书楼。可惜，英法联军点的一把火，成了其最后的读者。北海金鳌玉桥西侧的文津街，今北京图书馆分馆门前，蹲踞着一对石狮，正是圆明园长春园大东门之遗物，该馆还收藏有华表两根，御碑数尊，及石象、铜仙鹤、蟠龙石刻台阶等，皆是从圆明园的灰烬里刨出来的。算是对文源阁的怀念?
　　汪曾祺曾描述北京这块地面上图书馆的兴衰变迁：“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鲁迅时为北洋政府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改任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专门负责图书馆、博物馆的管理事务。应该说专业还挺“对口”的。他除了对中国历史博物馆等之建立有汗马功劳，及为头发胡同的通俗图书馆捐赠个人藏书，还花了大力气促成京师图书馆的改组、搬迁、建立分馆、健全借阅制度、拓宽使用功能。“这些事务性工作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却为他借阅图书，继续完成《唐宋传奇集》的纂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苦闷和沉郁之中，南京清凉山下的江南图书馆曾经给过他几许安慰，而今的京师图书馆更是他聊以慰藉苦闷心灵的最后家园……他把这些画谱、杂记、诗话、史典，以及收藏它们的散发着陈旧气息的图书馆譬作一座古代的荒冢，将自己掩埋，以免自己抬起头来便会听见外面令人厌恶的嘈杂的尘嚣。”(钮岱峰语)

     看来北京的图书馆，曾经是这位未来的斗士蛰伏时期的“避难所”或避风港。
　　

    似乎应该提一提北京大学图书馆。“五四”运动前后，馆址在沙滩红楼内(今五四大街29号)，主任是李大钊。周作人等北大教授，去红楼讲学，下课后常去图书馆主任室找李大钊谈今说古。

    1918年，有个叫毛泽东的新青年，从湖南来，穿着灰布长衫，频频进出北大图书馆，在担任助理管理员期间，不仅博览群书，而且孕育了最初的思想，就像卡尔·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构思出《资本论》一样。

    几十年后，他微笑着回到北京，在中南海住下来，读书、写诗、批阅文件。据传说，北京图书馆还专门为他办过一张特殊的借书证。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接待了无数读者，对几代人的成长产生过非同小可的影响。可由于面积有限、设备陈旧，加上置身于闹市，很难拓展，因而显得较局促。大约在1975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批准了北京图书馆扩建方案，作出“原址保留不动，在城外找一个地方，解决一劳永逸的问题”的决定。“1980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图书馆工作的同时，讨论了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决定按原来周总理批准的方案，列入国家计划，由北京市负责筹建，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之一。1983年9月23日在北京西直门外白石桥新址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奠基典礼，现已落成。”(引自史树青《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一文)
　　在我印象中，北京至少拥有两座颇具王者之气的宫殿。其一众所周知，乃皇帝们住过的紫禁城(又叫故宫)；其二则是位于白石桥的北京图书馆(现称作国家图书馆)。在读书人心目中，遍搜天下籍典的巍巍北图，堪称精神上的朝廷，踏进其门槛真恨不得焚香净手，顶礼膜拜。一朝天子一朝臣，紫禁城最繁华的时候，也不过驻扎着文武百官、嫔妃三千，而今皆被雨打风吹去。而堪称中国一号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之丰、读者之广，足以倚仗半壁江山，雄峙九州方圆。
　　多少年了，有多少卷牍泛黄的古籍藏在深宫人未识，又有多少才子与名流曾经在图书馆的翘檐下进进出出?这已然和历史一样，浩如烟海了。图书馆是书的别墅，使书享受到贵族的待遇。而读者则是永远的香客，永远的朝拜者。北京图书馆乔迁白石桥，坐北朝南，层楼叠嶂，水磨石墙面，绿琉璃瓦，落地玻璃门窗，就建筑风格而言，是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至于它的前身、它的渊源，则如老树虬枝，盘根错节。于是，我想到了写这篇文章。
　　我对北京图书馆很有感情的。有那么个夏天，一位穿文化衫的外省青年，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出现在二楼阅览室临窗的座位，和一本书相对，就像日常生活中和世界相对一样放松而自然。休憩的时候，餐厅里供应5块钱1份的盒饭，而馆前的大理石台阶上坐满了表情悠闲的烟鬼，犹如放风的囚徒，彼此借火、套话、交换眼神。我曾经是其中之一。
　　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建筑能像图书馆那样，安抚知识分子的灵魂。它是我们朴素的皇宫、清贫的教堂。先知的声音在这里活着，鱼在水里活着，历史在纸上活着甚至呼吸着，我们的眼镜片上弥漫一片水雾。花园还是花园，假山还是假山石。高耸的廊柱下，我还是昨天的我吗?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坐在阳光灿烂的大理石台阶上，抽烟、辩论、思考，沉默或呐喊——他们这是在向岁月借火呀，用双手笼络住风中摇曳、硕果仅存的一根火柴，做一次炊烟袅袅、神曲悠扬的深呼吸……读书也会上瘾的。谁能说，读书不是一种瘾?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思想的瘾君子也。
　　

    由于经常泡北京图书馆，爱屋及乌，我对其南侧的白石桥也颇感兴趣。据说北图所占之地，为元大护国仁王寺遗址。“至元七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良(粱)河。”(《元史·世祖纪》香火好像还很旺盛。可有一条高粱河(通惠河之上游)相隔，南岸的朝拜者，需向左或右绕一段路，借广源桥或高粱桥过河，往返极是曲折。至元二十九年，便在大护国仁王寺门外以白色石块砌筑一跨河小桥，俗称白石桥。桥北有路，可达魏公村——时称畏吾村，为元朝色目人中维吾尔族营寨。白石桥与魏公村之间，有明代一位姓万的驸马所造庄园，也以白石为名：“驸马都万公白石庄，在白石桥稍北，台榭数重，古木多合抱，竹色葱茜，盛夏不知有暑，附郭园庭，当为第一。”(《燕都游览志》) 看来这位驸马爷，很沾了皇帝(及公主)的光。可惜他靠裙带关系获得的别墅，今已夷为平地。

    魏公村一带，不仅有维吾尔族集市，湖南人也很喜欢这块风水宝地，建造了乡亲们的公墓(义园)。

    1957年，大画家齐璜(白石)，就安葬在这里。齐璜是1913年由湖南闯北京的。跨车胡同13号，有这一代宗师的故居，今仍住着其第三代嫡孙齐秉颐等8户齐氏后人。院中的三间北屋，即其自题的“白石画屋。”
　　从白石桥北望，我首先会想起九泉之下的白石老人。看来老人和白石桥，还是挺有缘的。我想，他一定能遥遥地听见桥下的流水声，不会感到寂寞的。
　　我刚来北京时，白石桥尚存，很结实的样子。我甚至怀疑：它是否确为元世祖时期修建的那一座?若是的话，那它可太经得起时光的消磨了。从忽必烈算起，(元明清)换了多少代皇帝，可白石桥纹丝不动，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人间上演无数的闹剧，却依旧沉默无语。沉默是金。
　　可惜，前几年扩建白颐路(白石桥至颐和园)，把白石桥拆了。我的诗友高星，感到有点心疼，问海淀文物所为何不就地保留。人家很为难地回答：谁给出钱呀?高星说:“这就是冷酷的现实。”唉，有什么办法呢?像我等这样两袖清风的书生，只能对消失的白石桥报以一叹了。
    这已经算是很有良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