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余发表惊人演说：谁来为我们未来的灾难买单？

　　12月18日，著名80后作家许多余莅临武汉，参加由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和Public Interest LawInstitute(国际公益活动组织"公益法研究所")合办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理念与实践"研讨会。会议的议题主要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相关问题；几类需要特别关注的未成年人；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的有效策略。主办方希望通过研讨会能使与会者对这个领域的国际背景和世界趋势以及我国立法现状和实施情况有更好的理解；为在此领域工作的律师建立一个工作网络，帮助他们获得一些有效策略；让与会者扩大国家和地方的联系，从而提升他们的辩护质量。

　　会议邀请了多位在全国从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及知名社会公益热心人士到会参与和交流。救助儿童会、宝贝回家等爱心组织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主任林莉红、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孔繁华、湖北民族学院汪燕、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未成年人权益部执行部长刘慧等共同主持，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未成年权益保护部部长项焱首先致开幕词，向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政策和研究部门主任胡元琼，著名80后作家、原黄桥民工子弟小学校长许多余，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杨彦萍，安徽省律协未保委主任姚炜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检察官苗苗，昆明盘龙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杨江红，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社会工作科科长张珺，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宝贝回家"慈善基金管委会秘书长张宝艳等先后做了精彩的主题演说。几次讨论会也是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大家各抒己见，针对当前未成年人保护和公益诉讼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许多余从自己的底层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出发，深刻地分析了当前中国的教育现状，在其严肃的批判声中充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担忧，语惊四座。

　　附录：

　　许多余的演讲稿：谁来为我们未来的灾难买单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我是许多余。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参加由武汉大学和美国PILI联合主办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讨会。我是一位作家，可能有人会说，作家不坐在家里好好写作，跑到这里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干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武汉大学的刘老师或许可以帮我解答。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合肥市黄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

　　黄桥民工子弟小学，是我和我的朋友于2007年7月创办，至今已有四年，四年来，我将自己绝大部分的稿费收入投入进这所学校(目前已经持续投入约60万元)，用以维系这个学校的运转。四年来，我们解决了大约500多名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持续为孩子和家长们发放生活、学习用品及其它各类物资约计价值20多万元。黄桥小学先后受到新华社、中央人民政府网、影响力周刊、团中央《农村青年》、公安部《人民公安》、安徽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合肥电视台、法制日报、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合肥晚报、安徽青年报、市场星报、大江晚报、当代青年杂志等全国数十家媒体的持续关注报道。国务院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及一些民间公益组织和爱心个人都曾先后为学校捐资捐物。学校能够坚持下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热心人。

　　就在今年11月，黄桥小学被拆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仅仅因为修建高铁，还是因为合肥市庐阳区产业园开发囤积土地的需要。经过与当地政府的反复谈判，我校127名学生全部被政府无条件接纳，当地政府已经承诺，将为这些孩子免除小学阶段的全部学杂费和借读费。

　　政府无条件安置了我学校的学生，也算是暂时解除了我的心病，但是，我还有更大的心病，谁来解决？

　　比如，在拆迁学校之前，所有的家长都表示不愿意接受地方政府的安置，他们都希望继续与我在一起，甚至有部分家长表示，许校长，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学校没有了，我们可以重新建，我们给你免费当工人，找不房子，我们就外面搭草棚子。。。。。。

　　为什么这些家长对我学校的忠诚度如此之高？或者说，为什么家长如此信任我们？我想，这里的原因已经不需要我来回答。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将结合我的个人实践，与大家谈谈这个特殊群体的教育问题--城市边沿的未成年人（教育）。

　　当前的中国，到处都在搞大建设，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如此迅猛，就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拆迁矛盾等。但是，我以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必将会成为未来影响城市发展和安全的重要问题。

　　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元素，已经成为维系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农民工，我们的城市几乎会瘫痪！没有建筑工人，楼房如何建设起来，道路如何修通，下水管道坏了谁来修理，每日几十吨几百吨的垃圾谁来清扫……等等等等。网络流传有个拆迁办主任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我认为，当前情况下，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城市，就没有新中国，我这说法毫不夸张！

　　我们以前学过一首古诗，杜甫在《卖炭翁》里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也学过，遍穿绫罗者，不是养蚕人。我们曾经对古代中国人民的不平均分配表示过深切的同情和极度的不满。从小，我们的语文和历史课本就告诉我们教育我们，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是今天，我们中国日益被拉大的不仅仅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还有法律在适用不同人群的差距，以及权利在被不同享用者享用过程中的差距！如果说，贫富差距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那后两种差距的产生，我不得不说他是我国特有的悲剧，若长此以往，是不可以理解的。

　　作为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群体，收入低他们可以忍受，被人歧视他们也可以忍受，但若自己的孩子在享受教育的权利上也得不到保障，甚至还遭遇歧视，你认为他们还可以理解吗？当然，或许他们目前还没有足够觉醒的权益意识，他们还能忍受，可是他们的孩子，这些占据中国未来人口比重不低于20%的孩子，他们能忍受吗？试想一下，一个从小就遭遇种种不公平和歧视的孩子，谁能保证他以后的心理是健康的？如果这个未成年人群体连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没有，未来某年，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因为被扭曲的不堪负重的灵魂，在城市的每个阴暗的角落飘零，并且随时会崩溃，甚至爆炸，这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可是，谁来为我们未来人为的灾难买单？

　　然而，我们许多地方的政府还没有意识，或者没有重视到这一块，他们只沉迷于看得见的眼前利益（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房地产等）和政绩工程，而忽视了一些根本的民生工程建设。

　　就我个人的办学经验来说，我认为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到了急待解决的时候，温家宝总理一直呼吁保障农民工兄弟的待遇，我想仅仅保障了农民工的待遇，还不足以使得这个城市边沿的群体利益得到充分的保证，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也应该并且必须得到保证。中国城市还在飞速的发展，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进城市，城市边沿的未成年人群体还在日益增大。由于农村孩子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足，若按某些城市的做法，把他们全部放进公办学校显然是不科学的，首先是教育的进度和教育方法与他们以往的有很大脱节，孩子一时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适应；其次，这样做会打乱城市学校正常的教学进度和教学秩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会激起城市孩子的反感。由于民工子女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内适用城市，与城市孩子相比，他们很多是自卑的；同时，城市孩子也会由于双方家长身份的悬殊，也会在日常言语中有意无意地表露出对他们的不屑、鄙视甚至嘲弄--最终的结果是，进城的孩子很可能有很多会产生心理疾病，甚至在未来走向极端。

　　他们不愿意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某一天，他们带着满心好奇和希望，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忽然发现城市根本不愿意接纳他们，繁华和谐美好的城市原来根本与他们无关。他们的父母不想让他们回去，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回去，他们将继续留在城市里，过着没有尊严的煎熬的日子……

　　我见过很多这样孩子的家长，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孩子终于有机会在城市里读书后，流露出万分的欣喜和感激，为此，我曾一次次感动，和感叹，我在想，都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为什么他们的遭遇如此不同？为什么他们的求学之路，走的如此艰难？

　　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一位写作者，我出身于大别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我没有任何可供依靠的背景，我的祖上三代都是军人，为新中国的解放流血牺牲，我想他们泉下有知，他们会希望他们的后代--我能够做一个正直的有良知和爱心的公民。现在，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许多余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或许你们从来也没有对我有过任何期望，但我在冥冥之中好似感受到了某种召唤，我知道我所做的或许远远还不够，但我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只要我还活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