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不足之处分析

訾海2010年07月06日15:56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摘要]

　　当前，中国软实力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明显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应从改善国家形象、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提高塑造国际机制的能力等方面加强软实力建设。

　　[关键词]　 国家软实力　 挑战　完善　 不足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作为综合实力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部分，“软实力”注定要受到世人关注；而在“硬实力”影响逐渐式微，文化与价值观的影响力却日渐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软实力”就表现出空前的重要性。通过对各层次软实力进行通彻的理论研究，不仅可以在中国语境下发展经典作家的国家“软实力”概念，而且可以深化、系统化地了解人们对其他层面的“软实力”的理解。

　　“软实力”概念的首创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教授主要在国际政治领域谈论“软实力”，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软实力”，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也就是国家软实力。

　　按照我们的理解，硬实力是一种可以直接改变现实的能力，通过发挥这种实力，主体可以消灭博弈对手，或者削弱或解除博弈对手的行动能力，或者改变博弈对手所面对的利益格局，从而达到改变对方行动的目的；而软实力是一种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的感知的能力，它并不改变现实本身，而只是改变了现实在博弈对手眼中的价值，而这同样可以改变对方行动，并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原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说：“从本质上说，物理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然界的；而文化的‘力’，是人类用来‘化’自身的。”两种观点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把握软实力的资源或载体和构成要素――资源与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于，人们对常常是根据资源来对要素进行划分的，因此，一种要素就对应一种资源的功能――是理解软实力的重要一环。约瑟夫?奈指出，人们在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时，常把软实力与软实力资源或软实力载体相混淆。有人认为，文化具有吸引的能力，所以文化产品就等同于软实力。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占有“能力资源”不等于一定能够取得预想结果，后者还取决于应用“能力资源”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或所具备的具体条件。把美国在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仅仅理解为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和牛仔裤，那实在是对软实力概念的误解、滥用和庸俗化。[1]

　　在不同时期的著作或者文章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资源或载体有着不同的厘定。概括他在1990年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的观点，可以看到，他认为文化、意识形态、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构成软实力的载体，而在2004年为中文版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他认为，“确立预期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实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后来，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致胜之道》一书以及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再思考”一文中，他明确归纳出了三种主要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2007年，中国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撰写指出，“坊间一般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严格说来，这种表述是有毛病的，但是，人们仍然不难体会到，“坊间”认为一国的软实力载体是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和外交。

　　另有观点认为，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等。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认为，软实力分为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两个方面，“软实力＝政治实力×(1＋文化实力)”，“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文化实力包括了全民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媒体、电视电影、服装饮食等很多方面。……政治实力包括了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这种观点很容易勾起人们的疑问。例如，实力是有时间性的，所谓“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都是相对某一个时间点而言的。如果阎学通的意思是，某一个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上，一国的软实力取决于该国在这个时间点（或者时间段）上的“政治实力”和“文化实力”，那么，根据该公式，一个没有“政治实力”的主体就没有软实力可言。但是，事实上，已经灭亡的国家或者民族，其文化却可能被继承和发扬，从而影响一个别的国家或者民族。当初，希腊被罗马侵略者消灭，但是，罗马却将希腊文化继承了下来――如果没有罗马的继承，现在的西方世界恐怕就不能说自己的文化源头是希腊文化了。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文化可以独立产生作用，未必需要政治措施来运用它。实际上，对他国而言，本国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被他们理解并整合进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了，本国的对外软实力就已经形成。这时候，这种整合已经改变了文化接受者的思想观念，它就像一个炸弹，无论本国其后是否采取政治措施，它都会或强烈或微弱地影响他国上下的行为。实际上，这才是符合我们的界定――“改变博弈对手对现实的感知的能力，它并不改变现实本身，却改变了现实在博弈对手眼中的情感价值或者道义价值”――的“软实力”概念。

　　在《软实力在中国的实践之一――软实力概念》一文已经对中美两国学者对“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做出了对比。这种基本范畴上的分歧进一步反映到两国学者对“软实力”资源基础的不同理解之中。除此之外，我们认为，之所以在软实力的载体上出现这样的观念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还有待澄清与深化。例如，所谓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实际上取决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政府架构以及国民素质，以及路线和战略本身等多种要素特定形式的结合，作为一种综合效应，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本身是无法学习，无法模仿，不能作为榜样的，其他国家充其量只能学习、借鉴影响它的某些要素，比如意识形态、制度、政府架构、路线和发展战略等；而对于本国而言，它也是无法直接予以改进的，人们只能通过调整影响它的因素来间接地提升它。不过，它毕竟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也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容易测定的概念，那么，它倒是可以作为一种衡量这些要素的综合效应的指标。另外，民族的创造力取决于民族文化、制度、政策以及国民素质等要素；国家的凝聚力，归根结底是由文化、政治价值观、政策和制度等多方面要素决定的――正如驻印度使馆公参郑清典在谈论印度的民族凝聚力时所说，“民族凝聚力既属于文化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除文化范畴内的因素外，今天印度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同样也是与印度政治、经济变迁、与印度进步力量的成长壮大、与印度反帝、反殖的民族斗争及复兴经济争当世界大国等等均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所有国家都追求的一种价值，国家凝聚力的强弱是一种结果，一种表征，是这个国家的多种资源的对内软实力的体现，因此具有增强或者削弱一国政治价值观、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的吸引力的作用，是其他国家选择学习还是排斥该国的标尺之一，就像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的关键依据，而它实际上是发展模式选择的结果和反映一样。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意味着，凝聚力倒是可以作为反映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策、制度等方面的表现的指标来看。当制度、为文化、政策、意识形态等这类基础性范畴已经提出时，继续提出上层概念，也就是由基础范畴所决定的概念，是不大妥当的。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内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约瑟夫?奈的框架。[2]

　　那么，根据约瑟夫?奈的框架，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又有哪些不足呢？

　　一、文化发展水平低，对外传播不足

　　由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起点太低，尽管当前推进速度比较快，但是吸引力还是极其有限的。

　　在语言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处于严重逆差状态。2003年，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布朗来中国时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可以用出口的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项目，它的价值在5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大约占英国GDP的1%。可见，对英国来说，中国的语言教学出口甚至根本就不值一提，不仅无法与产品出口相比较，更谈不上与英国的英语出口相竞争。

　　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的大学质量远远地落后于美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入围世界顶尖高校之列。由于教育水平落后于人，甚至清华北大这些中国顶级学府的学生，都每年成百上千地赴美留学；而美国大学每年来中国巡展，场场都是门庭若市。

　　在学术研究方面，时至今日，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国内获得诺贝尔奖。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袁振国指出，现在全国每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专著近2万部，发表专业论文20万篇，但是能够被介绍到国外的很少。多年来，我们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每年出口的版权只有进口版权的十分之一，而且出口的版权绝大部分是园林、建筑、饮食、服装、古董这些东西，我们的价值观、文化、哲学社会科学理念、思想观念的东西几乎没有出口。出口的图书也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作为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发源地，中国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思想观念，难怪有人说，中国是个“硬件加工厂”。

　　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状况。从1999年到2002年，仅俄罗斯就有285个文艺团体到中国演出，同期中国到俄罗斯演出的文艺团体只有30个，相差10倍。而且，中国对外演出长期以来都处于廉价交易的状态。由于很多对外演出都由外国经纪人把持，也由于缺少像样的品牌，中外文化交流开展多年，中国提供的都只是廉价劳动力。与此对比强烈的是，“世界三大男高音”来中国演出的出场费动辄数十万美元，欧美四大音乐剧、世界十大交响乐团等来华演出的最高票价卖到5000元，每次演出都赚了个盆盈钵满。相比之下，中国依靠文化吸引力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

　　在大众文化方面，中国影视市场和音乐的“进出口”极不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在塑造流行音乐偶像方面，中国甚至比不上邻国韩国和日本。迄今为止，也几乎没有人能说出一个有名气的中国作家。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强调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动漫产业：“我有时看我孙子喜欢看动画片，但是动不动就是奥特曼。”

　　在企业和品牌方面，中国也鲜有公司或商标品牌能像美国的可口可乐或微软那样在全球无处不在、无人不晓。

　　2006年9月，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使用了从中国国家“品牌”调查活动中得到的数据。这次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尽管中国受到各国重视，但其品牌很弱，这个国家不为海外所了解；其次，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与世界其他民族对他们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2006年4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题为《中国寻找新的发展理念》的文章中评论指出：中国在物质力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文化吸引力或者说软力量的建设却没有跟上......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文化振兴是中国新战略理念的构建的根基。

　　2007年，中评社发表社评文章对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做出了比较综合的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绝对不可以说是巨大的。与美国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在世界范畴中许多方面都是不足的。一，没有在国际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二，没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三，没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

　　二、　核心价值观缺失

　　改革开放30年中，我国一直处于变化最快、发展也最快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基础迅速消失；与此同时，各种外来的文化和观念杂乱纷呈，纷纷进入人们的生活和头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在这种社会基础与新文化的冲击下，核心价值观缺位的问题就出现了。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是中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要崛起，就无法回避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旷新年则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失落，意义真空，用祝东力先生的话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剧作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黄纪苏认为，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震荡和民族道德的崩溃。

　　2007年两会期间，来自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十分关注中国人核心价值迷失的问题，“加紧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呼声再度高涨，代表委员们纷纷献计献策，希冀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得国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以凝聚起全社会的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国家建设。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际上也是在委婉地承认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三、　文化管理体制与能力落后

　　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改革需要时间，不能一蹴而就，所以虽然目前政府正在努力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并已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传统的计划体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文化管理者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型的文化管理方式，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生产力难以充分释放，进一步导致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以及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薄弱。尤其在文化输出上，政府主导对我国文化的对外吸引力构成双重损害：一方面，制约了我国的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政府过多的介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虑、担忧和反感--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因为政府的作用而具有了政治目的，要谨慎对待。为此，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表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能搞运动。因为那样宣传意味太浓，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和反感。这样做，又恰恰违背软实力的基本特点。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要像杜甫那首题为《春夜喜雨》诗中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因此，为了尽快提高我国的文化生产力，扩大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快速稳妥地向前推进。

　　四、　政治与经济制度不够完善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常常是它的软肋，而且是导致它落后的关键原因。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虽然三十年来中国的稳定和高速发展，制度创新的贡献不容抹煞，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中国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制度模仿和创新的空间都还相当大。

　　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大面积的腐败和经常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说明了很多问题：权力过度集中，民主集中制常常流于形式，以至出现完全是“一把手”说了算的“一言堂”现象；权力未得到有效制衡，行政权力僭越立法和司法权力，作为国家和地方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行政权力的戕害；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阳光政府”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等等。

　　在经济层面上，还有部分应消除而未消除的计划经济制度残余存在。许多年来，中央三番五次削减行政审批数量，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地方政府或部门为了收取税费而巧立名目的情况依然存在。金融体系也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由于未能建立起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大量中小企业都面临融资难的困境。也正是这个原因，2007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重视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市场经济建设也还面临法制不完善的问题。在某些领域，良好的法律制度尚未形成，或者虽然已经制定了法律，但是司法前景依然不明朗。例如，《物权法》这种重量级的法律，以及有“市场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都是直到2007年才颁布，而大多数人相信，即便是《反垄断法》也不能解决中国最严重的垄断问题--行政垄断。这些事件足以说明中国此前法律制度之匮乏。本来，即便没有成文的法律也不成问题，就像英国等国家在几百年的时间内都没有成文的法典，但是司法权威并不因此而被削弱，他们也仍然属于法治国家，但是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比较短，在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新社会的大变革之后，自身严重缺少司法传统和惯例可以借鉴；由于文化差别巨大，意识形态不统一，很多时候借鉴国外司法经验也不合适；另外，时下的社会风气也导致不可能在法制缺位的情况下将希望寄托于司法正义。因此，保守的非正式制度也只能靠正式制度的创新来引领发展，正式制度的缺位就变成一个尤其严重的问题。

　　五、“中国模式”面临挑战

　　“中国模式”使得中国享受了近30年的经济迅猛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一）、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收入差距的扩大既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区域之间，还体现在行业之间。这种情况危及社会稳定，以及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正因为如此，第五代领导人上台以来，坚定不移的采取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目前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环境污染严重，资源面临危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座城市中国占了13座。这种状况尤其受到倡导环境保护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在资源方面，以水资源为代表，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2009年，中国北方遭遇了50年不遇的大旱，缺水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会保障不足。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而由于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四）、民众权利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未能向一部分下岗职工提供充分的经济补偿，近几年发生的征地问题也使得一部分群众失去了住房和土地，生活陷入困境。

　　（五）、贪污腐败严重，引起人民群众严重的不满。2008年9月，天津市市委书记张高丽表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2009年两会前的网络调查显示，腐败成为网民最为关心的问题，足以说明问其严重程度。

　　以上这些问题是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的直接问题，这些问题又是由一些间接的、深层次的问题所造成的。所有问题的解决，成为关系“中国模式”吸引力的关键。

　　无论国际社会怎样理解中国模式，无论他们对这一模式抱有何种态度，中国的发展模式都必须进行调整。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面前，这一调整更显紧迫。像中国模式公认的、也是让这一模式令西方羡慕的一个特点--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就需要适度削弱。这是清醒的政治领导人必须认识到的。实际上，中国领导人确实已经认识到，“中国模式”还处于发展之中。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观，如果得到切实执行，它将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新基石。因此，它是中共乃至中国软实力的一种新来源。

　　六、外交上的局限

　　这些年来，中国的外交日渐成熟，并取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就，这是任何一个明眼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出于进一步提高我国外交水平，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我们仍然需要对我们的外交做全面、细致、深入的审视，发现其中的不足，以使我们的外交更上一层楼。

　　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体现在我们的内部建设上，同样也贯彻在我们的外交实践之中。但是，由于实践远比理论来得复杂，在某些时候或某些场合，实践对理论一定程度的偏离是在所难免的。综观我国的外交实践，人们可以看到，一种重经济而轻文化，重国际地位而轻国际形象，重内在修为而轻外部宣传，重硬实力而轻软实力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例如，国际关系倚重经济实力。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曾表示，“当我向非洲朋友们解释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就开始笑。”非洲朋友的这一笑充分说明，在他们看来，中国向非洲的投资和援助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能承担得起的了。《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的作者柯兰齐克曾说：“中国的影响力来自它派发不加疑问的慷慨，而且如果中国经历经济低迷，它将大幅度下降”。这种说法虽然非常片面，但是我们的外交对于经济实力的依赖性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实际上，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迅速提高。同时，国际环境本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外交的内外部条件都已经今非昔比。在这种情形下，我国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外交方式，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做适度的调整。另外，由于未来若干年内，我国的国际地位还会继续迅速上升，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人为将来更新的外交做好思想上的准备。例如，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外交原则和立场，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外交战略。[3]

　　七、国民整体素质和形象较差

　　我国的国民素质一直是制约我国国家形象的一项软肋。法国巴黎街头“请勿喧哗”的中文标识和美国纽约地铁站“请勿插队”的中文提醒让中国人十分尴尬，不文明的游客献丑的新闻一次次成为报章头条。有专家称“中国与美国的最大差距是国民平均素质的差距”，更有专家称“中国日本国民素质差距有30年”。2007年，著名旅游服务网站Expedia访问了1.5万名欧洲酒店业人士，对各国游客的表现进行了一次调查评比，中国人排名第三差，仅次于法国和印度。北京市前市长王岐山坦言，2008年奥运会，他最担心的就是在世界50亿双眼睛的注视下，市民的文明素质是否经受得起考验。

　　一国的文化是该国外化的文化资本，加上文化产品可能的传统性--正如目前人们所谈论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指传统文化，它可能离现实更为遥远。相比之下，国民素质是一国内化的文化资本，它与现实更为切近，对于在博弈中把握该国政府和人民的行为可能更有参考意义，因而更为重要，更加得到关注。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于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而言，国民素质的提高具有不下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因此，我国低下的国民素质势必显著影响我国的软实力水平，必须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一环来抓。

　　八、缺少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和个人

　　从建设软实力的角度看，民间组织--或者说社会组织、NGO--以及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个人（以下简称民间组织）具有双重作用。

　　一方面，民间组织是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助手。随着社会的发展，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还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民间组织正为了弥补政府和市场的不足而诞生。民间组织则被认为是政府的“减压阀”和民意的“平衡器”，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因此，民间组织可以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消除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从这种意义上讲，民间组织显然是提高政府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的积极因素，因而是提高国内软实力的积极因素。

　　另一方面，相比政府，民间组织具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客观中立性。一般而言，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有时候甚至是自身利益的代表。因此，政府的一言一行总要被人怀疑是出于利益的需要，其立场具有先天的劣势。而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则具有更强的客观中立性--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正是某些民间组织得以产生的根据。所以，在面对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社会时，它们更能获得信任，所提供的信息也就更有说服力。

　　尽管民间组织具有这样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但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的民间组织依然非常缺乏，具体的数据是无须列举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倾向于用一种政治化的眼光来看待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民间组织持一种防范心态。

　　为了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我国政府需要转变对民间组织的态度，消除对民间组织的不适当的敏感性，以宽容的政策为民间组织的发展释放空间。

　　2010年1月，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撰文指出，“在国际上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

　　未来，随着中国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硬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必将在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纠纷、环保与气候变暖、国际反恐与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困难和压力。鉴于此，中国就有必要未雨绸缪，亟待在国家软实力发展、建设和完善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设法从整体上改变和消除负面国家形象。《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中国的政治家应该善于“因利以制权”，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和从国家的软实力运用着手，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谋划和造就更大、更好、更有利的态势和空间。（中央党校研究生会宣传部供稿）

　　参考资料：

　　[1]约瑟夫·奈、王缉思:《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参见2008年4月11日《环球时报》。

　　[2]唐彦林：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6期

　　[3] Martin Hart-Landsberg,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in Monthly Review，July-August 2004,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