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的豪华陵墓的另一种意义

    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豪华陵墓与民众的“蜗居”陵墓在清明前后引起舆论关注。新浪微博4月5日有逾2,000条跟贴热议。

    据香港媒体报道，华国锋3年前去世后，骨灰一直暂寄北京，华国锋生前有遗愿“不葬北京八宝山，骨灰送回山西原籍安葬”，获同意。山西当局从2009年4月开始，在交城县外为其修建纪念陵墓。当局为他在原籍山西建造的陵墓投资约1亿元。据悉，华国锋陵墓现正紧锣密鼓收尾，预定2011年8月20日华国锋忌日时，举行落成及骨灰安葬仪式。

    据悉，陵墓选址十分上乘，设计参仿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建设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俯视交城。花岗岩石级共365级，两侧白玉栏杆相护。最顶墓碑为花岗大石鼎，正看如H，取“华国锋”字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比喻华国锋；鼎高5.5米，寓意华国锋55岁“登基”成为主席。华国锋陵墓北面是国家级文物卦山天宁寺，东侧有清古庙文昌宫，宫内有千年古柏40株。

    由于华国锋的陵墓号称媲美南京中山陵，招来舆论热议。民众慨叹小民死后找块巴掌大地方安魂都难，领导人却可安享如此厚葬。近年大陆墓价楼价飙升，民众哀叹“想死都难”，国家建设部高官近日又突然表示，指墓地使用期只有20年，每20年要续期。根据调查，海南、广州、重庆、济南、深圳等地都涌现炒墓潮，一块两平方米的墓地动辄叫价十几万元人民币或更高，比别墅还贵。由于买不起墓地，很多逝者不能入土，还出现了一个墓地安放5、 6个骨灰盒的现象，已经有讽刺表示，“墓地价比别墅，居然死后还得蜗居。”

    有网民指：“当局规定墓地不能超过0.7平方米，为什么他（华国锋）一个人就能占半个山头？”更有网民指：“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已经够恶心了，山西又搞一个，中国到底是什么朝代？”网友ppdjbk称，“真是服了，现在越来越不要脸了。”网友woodman说，“确实不要脸，恶心。封建时代的帝王陵墓差不多被挖光了，现代帝王陵墓却日益增多，世界在进步还是返祖了？”网民称，“关键还是现代社会制度只是过去封建王朝的继续而已，天天叫嚷声讨腐败的，其实就是腐败的集大成者。”

    更有网民模仿地方官的口吻说：“网友们，再别骂我们、恶心我们了！没工程我们这些党领导下的官员怎么捞钱呀！我们只不过挣点小钱，大头儿还得给我们的上级领导进贡，我不搞腐败，我这官当不下去呀！网友们，求求你们别宣传华国锋陵墓的事儿了，上面查下来，我们这次又得一窝端！”

    更多的网民，则轰当局做法“与华国锋生前作风不符”。

    继毛泽东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4年零8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国锋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国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国锋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

    对华国锋，官方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许多事实还需还原。

    一，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国锋下了决心没有，华国锋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国锋的意见。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国锋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当事人的口述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而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国锋“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国锋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国锋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泽东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二，华国锋未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

    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国锋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国锋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恢复阅读中央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这些材料表明，华国锋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

    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国锋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华国锋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泽东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威胁权力核心巩固和国内政局稳定。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泽东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

    三，“两个凡是”，始作俑者不是华国锋。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国锋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泽东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国锋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1月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泽东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泽东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泽东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泽东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但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说过，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国锋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泽东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个讲话，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国锋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泽东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因此，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

    四，华国锋没有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国锋共事，对华国锋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国锋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国锋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国锋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华国锋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国锋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国锋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甚至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五，华国锋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国锋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泽东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华国锋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国锋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华国锋“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

    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国锋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