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开发windows程序:中国实施大周边战略对邻国可能造成冲击

美称中国积极实施大周边战略对邻国造成冲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13日 10:40 环球网

资料图:泛亚铁路预想图
据美国“欧亚评论”杂志网站6月8日刊文，首先介绍了中国大周边战略的缘起，并对大周边战略的历史文化继承和发展做了深入探讨，最后论述了中国大周边战略对可能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文章认为，大周边战略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高而出现的，中国正在积极进行该战略的实施，将给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带来巨大冲击。
文章首先讲到了大周边战略的缘起，大周边国家军事战略是中国智囊中新流行的旧闻。它最初出现在香港《大公报》2009年9月24日的一篇报道里，该文章怀疑解放军保护边境的能力。随后，香港的另一份报纸《镜报》在2010年1月29日时对此作出了回应。由于可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周边国家发生冲突，它要求确定的学术解释。三个月后，中国一位副研究员发表的一篇论文明显受到了该概念的激发；他提出了该理论的动力，并认为面对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该战略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此后，这个概念在解放军军官中得到了关注。
美媒文章称，包括克斯利蒂娜-林(Christina Lin)在内的一些中国观察家，关注中国建设高速铁路网和在1000多个铁路站安装军事运输设施的动向；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在大周边战略上采取的行动。尽管如此，解放军在2010年决定利用上海到南京的高速列车将部队运送回军营，这被认为是中国对必要时在数小时内完成快速部署军事目标的尝试。依据这个事实，与大周边战略相符的是，中国将在几个战区内采取积极军事行动，其中还包括与海上接壤国家的边境。然而，快速安全的铁路交通已经修到西藏，并准备连接尼泊尔。就此而言，未来的计划是将铁路网络扩展到其他周边国家。因为多种原因，这将使其拥有有限的末端作战能力。
同时，它还需要在方法上进行理论改革；这在未来的多极世界里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目前，中国在国际理论平衡上占到了正确的一边；但还不能完全排除它选择单边军事行动的可能。
文章探讨了中国提出大周边战略的推动力，并深入研究了该战略可能的轮廓。作为对具有中国特色战略文化的继承，它全面建立在“势”的概念上。据推测，这是一个将国家战略布局转向另一边的方法。《中国2010年国防白皮书》也并没有与以往有所什么不同。中国每次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获得某种方法时，就会修改自己的理论。而同样的，媒体渲染这个概念可能是中国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上升的结果。
从结构上看，本文关注：理论根源和方法支柱；发展战略部署的断层线；中国冒险活动下的脆弱性和适者生存。研究的假设包括：中国战略部署从防御到进攻的变化现象，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结果；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断层线，媒体目前的报道很大程度上缺乏最终结果，周边国家可能不会乐观。
美媒文章称，中国历任领导特别支持中国古老的“用战争赢得和平”的战略文化。“权变”的概念构成了关键的决策依据，权变的基础谨慎的建立在“势”的概念上。这给了中国根据时间、地点和力量对比确定战略部署的方法，以及用某些手段显示有限的资源来震慑敌人，使之不敢冒险进行军事攻击。这源自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也”。
迈克尔-D-斯温(Michael D. Swaine)和阿什利-J-特利斯(Ashley J. Tellis)的研究证实，中国一直使用高压或和平非高压措施来确保核心地带不受外部入侵；在现代，则完全是通过其的优势来计算。对漫长的边境、周边地区控制和影响的扩展和收缩，常常是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或下降的标志。历史上，它曾使用武力以强硬立场建立附属关系，吞并邻近地区，对边远地区进行震慑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
美媒文章称，尽管和中国的战略思维一致，中国大周边战略的理论外表因逐渐缓慢的步伐而显得模糊。中国智囊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这包括在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军事战役和军事战术这四个水平上面。直到1985年，军委用局部战争理论代替了全部战争的思维。中国智囊的推测并未超出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的范围，或许是因为还没有可以替代的思想。中国困难的经济也不足以恰当装备280万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美媒文章称，人民战争战略需要广泛的人民支持，持久战的三阶段战略以游击战为主。毛泽东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对比着定义。在作战背景下，它表示首先发起攻击，本质上是进攻。因而，中国战争的方法以形式描述防御。引用孙子战略的强弱国家来计算，该战略能够使中国把自己的需求当做不得已要做的事。在过去所有的战役之中(包括中印1962年战争)，理论上都是基于这套周边战略。
美媒文章称，变化的现象在理论和行动上相对更加透明，这是面临许多发展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结果；尽管，它们仍处于既定的国家军事目标范围之内。1987年，军事科学院引入的战略学针对具有进攻性意图和目的的局部战争战略提出了有限方法；该方法基于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战略，使用了联合武装作战的阵地战和机动战来应对前苏联可能的入侵。相比之下，军事科学院1999年为基于准备进行一系列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战略规划了更加广泛的方法；该方法根据目标、强度和致命性而发生变化。当年的另外两部著作，分别为《当代世界军事与中国国防》和《战略理论学习指南》，书中为理论增加了技术标准；对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评论是鲜活的证明。2002年，中国国防大学编著的《战略理论学习指南》包含：中国智囊对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概念性质及特征的明确立场。
美媒文章称，中国战争理论方法的典型转变随中国战争机器的制度能力和作战能力而变化，所有这些因为中国对威胁的感知而发生。前苏联的解体消除了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但还有很多容易引起冲突的地方；它迫使中国领导人和军队规划人员仍需考虑不可避免的局部战争。然而，海湾战争的速度和致命性让中国战略家考虑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跟踪中国战略部署的变化，在涉及到和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时，进攻与防御军事选择的决策矩阵对中国决策者来说并不直接和简单。政治军事进攻与防御理论的支持者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乔治-H-奎斯特(Geroge H. Quester)、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凯尔-A-莱伯(Keir A. Lieb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他们提供了无价的深入体察。尽管，具有众多技术和战略各自独立的推动力和变量，他们将进攻与防御平衡作为决策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现代军事作家中，徐金和唐诗平在进攻性或防御性战场决策中倾向于支持进攻与防御平衡。理论的预测力量不是绝对的，中国的进攻与防御平衡同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相比，可以作为很好的对中国防御或进攻战略的指针。
美媒文章称，就“防御现实主义”来说，很难想象中国军事规划人员会有进攻性战略部署；而进攻与防御平衡反过来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先发制人”作为进攻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可能使中国耗尽自己的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但却得不到任何可以看到的利益。
据悉，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分别由进攻与防御平衡中的独立和应变量组成。在决策矩阵中，对单个或国家集团的战术和战略优势将需要控制局面，以免适得其反。再次，此类优势不能在所有时候和针对所有目标国家保持绝对。军事技术同时具有防御和进攻性质，任何差异都由冒险活动的断层线所引发。
一直以来，二次核打击能力常常被理解为是进攻与防御平衡中最好的防御方法；尤其是在维护拥有这项能力的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一直努力打造可计算的成功措施；然而，它还没有跨过一些进攻战略部署的里程碑。孙子的传统思想支持“不战而胜”，中国领导人和军事规划人员可能停止所有进攻部署，貌似可能只追求对敌战略优势和战略定位。
美媒文章称，中国已经建造了通到西藏地区的铁路，这条铁路不久之后还将连接尼泊尔。中国正在计划在老挝、新加坡、柬埔寨、越南、泰国和缅甸修建铁路；伊朗、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也已经同意与中国合作修建通往伊朗，连接新疆地区，穿过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最终到达伊朗的铁路线。作为联合国赞助的泛亚铁路的一部分，它将向西延伸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并连到欧洲。受到许多独立或干预变量的影响，中国的进攻战略部署从理论上讲，可能影响到所有这些国家。在中国的进攻性战略部署中生存是多维的，但基本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规则。在进攻防御理论的指引下，周边国家将不得不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同时加强进攻防御平衡中的进攻与防御两方，在中国进攻战略部署下保持安全。双赢的情况是，要求中国在边境争端等关键问题上提出可以接受的协议。
美媒体:中国缺乏把经济优势转为战略影响力能力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7日 10:27 新华网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6月6日文章】题：中国的影响力差距
4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接受提问。与往年不同，这次最困难的挑战并不是来自一名中国军事官员。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提问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美国如何在亚洲维护其战略主导地位？马凯硕认为，美国应该接受它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将很快终结。
盖茨没有提供任何理由，只是对马凯硕说愿意用100美元打赌，5或10年后美国将依然拥有它现在的地位。同往年相比一个更大的反差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似乎赞同盖茨的看法。
从竞争力的角度来说，没有人怀疑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意味着美国的相对衰落。但是北京发现，把它的经济规模转变成地区战略和外交优势比先前预想的要困难得多。
中国许多政治、军事官员和战略家很自然地认为，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在本地区不断上升的地位应该使它获得对其他亚洲国家相应的影响力和优势。2010年，一些东南亚小国胆敢反抗中国并公开鼓励美国介入到南中国海争端中来，这使中国官员非常吃惊并感到恼火。
北京不快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即本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仅选择同美国往来，而且积极设法维护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主导地位。正如盖茨在他的讲话中所说的，本地区同华盛顿的军事关系实际上正在加强，即使经济实力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一个富裕的国家能够提供资金让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缺乏拥有一个开放的政治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和影响力。由于需要追求纯粹的力量和规模，北京将经济足迹转变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的能力依然缺乏效率。
2010年，北京认识到威逼和恐吓只会制造忧虑和恐慌，而并不必然带来影响力。因此2011年中国官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样老调重弹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观就不奇怪了。这是一个未能在本地区施展相应战略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无法令人信服的外交说辞。 (作者悉尼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约翰·李)
【英国《泰晤士报》网站6月5日文章】题：热情友好的气氛掩盖了会议上的潜流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刚刚谢幕，中国的军人外交官就换上条纹图案的马球衫，来到酒店露台上放松地抽上一支烟。
他们有理由放松一下。尽管南中国海最近的一些事件有可能让中国成为严厉批评的焦点，但中国代表团基本安然无恙地躲过去了。就连去年曾利用同样的场合批评中国的美国防长盖茨也淡化了不久前的风波，赞扬前些日子美中军事对话的恢复。
中国显然感到高兴。首位出席该防务论坛的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从会议主席手中接过麦克风，对所有人表示了感谢。他竭力安抚中国的邻国说，北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似乎显示了语调的改变。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6月6日一期文章】题：中美军事关系：变幻局势下的务实主义(作者英国独家分析公司情报和海运分析师加里·李)
中美军事关系的关键问题是看法问题。中国认为，为了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需要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进入太平洋。美国认为，现在非常需要消除它在该地区的盟国的担心，例如韩国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小国。这些国家不会把太平洋交给正在崛起的中国。
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对台军售，北京和华盛顿关系进入低潮。中国的外交反应在预料之中，但由于一系列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而加剧。迅速现代化的中国海军试图在南海和中国沿海水域展现自己的力量。但这远远没有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而是适得其反，韩国和日本加强了与美国的关系，东盟国家请求美国帮助。
中国认识到，光是炫耀武力只会导致外交和战略上的孤立；而美国同时也认识到，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现在可能防止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时美航母介入的重演。
如果找不到容易的解决办法，就可能迫使两个超级大国寻求合作。中美两国军方之间的关系始终富有弹性，正如中国人经常说的那样，中美军事关系应该是“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坏”。
双方能够从边缘上后退并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特别是在打击海盗等共同利益上，对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对整个区域的长期稳定来说都是好兆头。
美称中国海军突破毛泽东时代战略呈现进攻态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26日 10:30 环球时报

资料图：中国海军169与171号导弹驱逐舰执行任务。
美国海军学会《学报》4月号文章，原题：中国变毛泽东的“积极防御”为主动出击 印度洋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进口资源的关键海上通道。目前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初显力量，中国正在闯入深浅莫测的险境，采取该国近代从未有过的进攻姿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战略的基本假设都是：该国在任何冲突中都是弱势一方。为此，中国军队诉诸防御，争取时间扭转形势，最后发起反攻。事实上，毛泽东就是根据这种当代治国术原理创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这也是中国近海防御战略的思想和名称来源。
但世易时移，毛的洞见如今已不再适用。现今同外国对手打交道时，中国未必就是弱势一方。北京想洗雪“百年屈辱”，长途奔袭代表着一种转变，解放军要发起真正的前沿部署，就不得不从“外围”着手，克服种种劣势，如复杂地理条件、来自印度的牵制等，此外还有防御一方坐镇坚守所具的诸多优势。
简言之，自明朝以来，中国统治者首次有机会向印度洋作前沿部署。显然北京十分清楚这种行动规模大、危险多，且可能顾此失彼。倘若中国领导层向印度洋抽调兵力，就必须接受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及南海等是非地带出现更大风险的现实。这些海域都属于中国沿海地区，远比远方的挑战更吸引官方注意力。
印度洋远在天边，周边又有未竟事业，这将制约中国的战略。不过，军事技术的进步有望缓解此类约束。若中国海军想依赖海岸火力支援，可能在中国近海及南亚远方战区都会捉襟见肘。但倘若中国能节省兵力部署，并辅以远程火力为后盾，那将大大减少近海的风险。技术不是万能的，但可提高战略分量。
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指挥官要不停地打击敌人的“重心”，即“倾全力打击一点”，而中国军事理论家孙子提出将资源投入间接或“不寻常”行动，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同时指挥官要节省资源。可见，两位理论家都反对肆意分散兵力。但当北京环顾周边时，会有许多问题吸引他们的注意。中国指挥官若想用有限资源包揽一切，最终可能一事无成。
从北到南，中国面临一系列不利因素：行为无常的朝鲜、与日本在东海气田和岛屿归属上的争执、台湾海峡僵局、南海海上领土争端、海盗及大国较量可能破坏马六甲航线。这都可能演变为紧急事态，需要投入大量的外交能量和军事资源。因此，确立不同战区主次，将是北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作者詹姆斯·R·霍尔姆斯和吉原俊井都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副教授，汪析译)
外国媒体称中国安全战略须配合“走出去”国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4月08日 08:25 中国新闻网

2011年2月21日，由中国导弹护卫舰“温州”舰、“马鞍山”舰组成的海军第八批护航编队从浙江舟山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胡社友 摄 图片来源：CFP视觉中国
中新网4月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7日刊出评论说，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这是强国战略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坚持实践，尽快制定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合的安全战略，对遍及世界的国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规划，不只是外交上的规划，而且还要有军事方面的规划。只有从这个层面去思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策及实施才能做到全面细致，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文章摘编如下：
利比亚局势还在激烈动荡，其结局如何还有待观察，其长远影响目前难以预测。从现在的形势看，中国年初果断地撤离在利人员，是非常及时和明智的，值得肯定。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崭新的国际环境下所进行的一次没有先例可循的实践，因此当然也存在着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
更重要的是，当中国国家利益遍布世界各地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地保护海外利益？
作为一个后起的新型工业国，中国当前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以确保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同时利用资本和成本优势，承接所在国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中国企业涉足之地，很多是政治和安全秩序都比较脆弱的国家，潜在的风险比较大。
若干年之前，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在一些国家频遭攻击，笔者就曾为文指出，中国资本在进入这些国家之前，不只是要分析商业意义上的成本和收益，更要估计到非商业因素所带来的成本负担，那就是政治和安全上的风险。中国企业最初走出国门时，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点，原因是从来没有在海外冒险的经验。现在，经过这些年的摸索和实践，一些企业已经增强了安全风险意识，但这种意识还处在企业自保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体国策的高度。
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这是强国战略不可缺少的环节，必须坚持实践，不能因为遇到类似挫折而有所退却。但是，中国必须尽快制定一套与“走出去”战略相配合的安全战略，必须对遍及世界的国家利益作出安全保障的规划，不只是外交上的规划，而且还要有军事方面的规划。
历史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把炮舰政策作为后盾，为本国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扩展保驾护航。中国现在绝不会用这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将来应该也不会。但是，中国必须开阔思路，摸索一套与本身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相适应的海外战略。中国海军舰艇过去到过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后来作出护航决定之前也有不少顾虑，但最后走出这一步也就走出去了，现在证明是多么必要。因此，在保护海外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必须敢于在战略上迈出一步。但首先，中国必须更新自己的观念。
在不同的时代，某些概念的内涵必须有所变化。比如“外交”，过去的内涵只是传统模式，限于政府跟政府之间的交往，但现在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大大丰富，包括民间外交、军事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等等。由于对外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商业利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外交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性已经超越过去简单意义上的“友好往来”。
同样，“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已经大大延伸。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只是防范外敌入侵，确保领土、领海、领空不被侵犯。但现在，“国家安全”的内涵已经扩展到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等等。中国当前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经济和商业利益向海外拓展的趋势，已经使“国家安全”的内涵显得不够完整。
中国的企业、资本和人员走出国境，其安全利益也随之走出国境。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离开国境的公民和资本，其安全利益就不属于“国家安全”所涵盖的范畴。相反，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到哪里，“国家安全”就同时延伸到哪里。况且，身居海外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其安危也确确实实攸关国家的安全，他们为国家寻找能源和原材料、扩展商业市场，他们的职责和任务本身，就是维护和增强国家安全，包括原材料供应、贸易出口市场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其内涵必须扩大和充实，必须把海外商业利益、海外公民人身安全纳入其中。只有从这个层面去思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策及其实施才能做到全面细致，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的完整性。
俄专家称俄面临真正的威胁是中国而非美国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3日23:15环球时报
环球网记者汤恩浩2月23日报道，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欣是俄罗斯著名军事专家，同时也是“中国威胁论”的忠实追随者。他日前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再次老调重弹，称俄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昔日的“对头”美国，而是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
俄《论据与事实》周刊网站2月22日发表了对俄政治与军事分析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赫拉姆奇欣的访谈。他表示，美军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军事战略》中，并没有针对前苏联国家的地方，而这显示美国正努力与俄关系正常化。
这位专家认为，美国自身及其北约盟友军事实力的削弱，使其无力继续通过军事力量控制全球，因此更需要“软实力”和新的盟友。而俄一直被美军视为潜在盟友，因为俄已经衰弱到不足以被美国视为“强大敌手”，同时又没有衰弱到不配做美国需要的盟友的地步。
美国新《国家军事战略》的重点是亚洲、特别是东亚，因为那里聚集着世界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美也想借此提醒俄不要将自己的注意力只集中在欧洲，并希望俄在阿富汗和伊朗、朝鲜的核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而我认为，这是邀请俄罗斯加入对抗中国的联盟中，”赫拉姆奇欣说。
赫拉姆奇欣表示，对俄罗斯来说中国是“更现实的威胁”。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仍和从前一样保持世界最高增速，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改善。而如果所有中国人都想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中国自身、甚至全球的资源都不够用”。此外，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也需要资源。他还宣称，中国清楚自己需要资源与土地，否则“将难以生存下去”；而由于东南亚领土小、资源少，“中国只能从俄罗斯来获取它们”。
赫拉姆奇欣还称，中国早就通过经济和人口手段“潜入”俄罗斯，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2009年年底与中国东北签署的合作纲要，就是中国“殖民”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正式规划。中国的“殖民计划”以和平方式展开，但可能“通过军事手段加强”。
赫拉姆奇欣经常散布“中国威胁论”，例如他认为俄向中国归还被占岛屿威胁远东地区甚至整个俄罗斯的战略安全，他还曾撰文称欧盟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将对俄构成威胁。
不过，俄也有很多专家和媒体反对“中国威胁论”，著名中国和东南亚问题专家彼得•科济马就曾指出，“中国威胁俄东部地区”的说法是夸大其词，事实上正是与中国的合作使当地的俄罗斯人得以维持生计。俄《劳动报》和《侧面》周刊也曾撰文指出，俄完全没必要担心中国会把俄远东肢解出去，中国将通过移民“占领”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说法也没有根据。
印度前防长称中国是印头号敌人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3日20:31环球时报
环球网记者汤恩浩2月23日报道，尽管中印关系近年不断改善，但仍有部分印度政要、专家和媒体不时炒作“中国威胁论”。印度社会党领导人、前国防部长亚达夫日前就宣称“中国是印度头号敌人”，并称“中国军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能“入侵”印度。
《印度时报》2月22日报道称，亚达夫断言中国和巴基斯坦有“入侵印度的战略”，并为此在22日向总理辛格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向议会保证国家免受“可能的外部入侵”。他在人民院(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中国和巴基斯坦可能入侵印度。他们有入侵印度的战略。总理必须向议会保证国家是安全的。”
亚达夫接着又称，自己意识到“中国已做好进攻印度的准备”。“中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现在是时候挽救我们的国家了。他们的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他们随时可能入侵。”这位前任国防部长说。他甚至表示，尼泊尔也将被“占领”。
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还对印度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评，称现在它掌握在美国手中。他说：“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像苏联那样的朋友。”
亚达夫所谓“中巴将入侵印度和尼泊尔”的说法，遭到尼泊尔的批驳。《尼伯尔电讯报》23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尼泊尔的友邦，尼泊尔与两国关系都有着非常好的双边关系，但亚达夫却说这两个国家“正计划入侵尼泊尔”。
对于亚达夫在讲话中质问总理辛格是什么原因导致印度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关系恶化，报道评论说：尼泊尔的观察家们相信，印度领导人现在意识到印度与邻国关系不好“还为时不晚”。报道还指出，印度领导层以及学者对中国经济空前增长及军事力量快速提升“非常忌妒”，同时也为此感到“担忧和紧张”。
评论称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意味着不用军事手段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08日 11:58 瞭望

资料图：解放军二炮军人进行作战演练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往的强国崛起基本上走的都是同一条路，那就是通过残酷的战争。近代以来出现的九大强国莫不如此。当今的中国在强大的过程中却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那就是和平发展之路。
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鲜见的事情。
和平发展就意味着不是通过战争手段强大起来。但是，和平并不意味着不用军事手段。如果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没有军事手段来支撑，和平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发展也就不会在和平中进行。和平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家间展开合作。如何利用军事手段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人们知道，影响社会发展的各因素中，军事因素历来是一个活跃的因素。在和平发展进程中，我们也应该利用好军事这一因素来促进合作，实现维护国家利益，拓展国家利益和增进国家利益的战略目的。
首先，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利用军事。影响国家利益的因素是很多的。虽然这些因素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个因素都应相互配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目前，在追求国家和平发展过程中，对军事的看法有两种偏见：一种是让军事远离国家发展的主战场，总觉得让军事因素参与进来就不是和平发展。这是一种抛开军事来和平发展的想法，可以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另一种看法是需要军事时才利用军事。这是一种把军事视为应急手段的想法，是一种被动利用军事的想法。这样对待军事这一因素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我们应该主动地利用军事这一活跃因素促进和平发展。如主动提出与周边国家展开军事演习、开展军事技术合作、加强军事交流等。这样的主动就可以使我们掌握军事接触的主动权，利于发展自己的优势等，使军事这一因素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美国在全球搞的军事透明就是一种主动做法，也就是利用军事优势打开其他国家的军事之门，形成威慑其他国家的有利之势。
其次，要动态而不是静态地运用军事。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中总是认为，和平就不能有斗争。事实上，在追求和平发展时，如果我们放弃了斗争，就意味着我们自己解除了武装，和平也就无法保证了。我国海军举行跨海区军事演习就是一个动态地运用军事的好形式。其一方面可以提高我海军的能力，另一方面让国际社会渐进式地接受我海军能力的提高，同时还宣示我主权领土的权益。这种动态利用军事的做法是应该积极运用的，也是我和平发展过程中需要的。
再次，要积极地调动军事这一因素造势。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美国通过军事训练、军事演习、调整军事部署等形式来构建对其有利的态势。当朝鲜半岛和中东地区出现形势紧张时，美国政要们总是首先问其航母在哪里。这意味着美国要利用航母来促进问题的解决。不管美国与其他国家遇到何样的问题，美国总是派航母到人家门口耀武扬威，施加压力。从二战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来看，美国总是积极与灵活地利用军事因素来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利用军事的形式与美国不同，但必须重视军事这一因素为和平发展积极造势。近年来，中国利用军事的做法值得赞赏，同时也应该坚持。如我军东海舰队的“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于2010年8月31日从舟山起航，前往亚丁湾海域及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和孟加拉等亚非五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任务，对这些国家进行巡诊及医疗服务。这对宣传中国军队是和平之师、文明之师和威武之师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提升了中国和平发展形象的影响力。
同时，动员一切因素包括军事因素相互之间密切配合，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任何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外交、经济和军事三个因素是最为活跃的。这三个因素配合得好，国力提升得就快。
在美国政府体制中，国务卿与国防部长是美国政府中最为活跃的人物。美国经济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军民兼容。美国仅有极少数生产火炮、轻武器和弹药的工厂是由政府直接掌管，绝大多数国防工业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二是开放经营。由于民营企业在生产国防产品时，这些企业在和平时期不可避免地有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为了利用这部分生产能力，这就需要政府打开军火的国际销路。这没有外交和国防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是实现不了的。为此，美国政府在外交和国防两个方面积极推动武器装备出口。这就是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军火销售大户的主要原因。可以说，美国将外交、经济和军事这三个因素非常密切地结合起来了。
在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将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结合起来，促进综合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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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作者：赵灵敏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来源:南风窗|来源日期：2011-08-03|责任编辑：向异
印度可能允许境内部署美国反导系统对抗中国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2日08:56环球时报
据俄罗斯军工新闻网9月8日报道，俄罗斯多数专家认为，印度可能会允许在自己境内部署北约反导系统，以争取西方的支持，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
在评论美国建议与印度进行反导合作的消息时，“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分析师别列斯托夫认为，印度可能与北约展开反导合作没有任何令人特别惊奇之处，因为印度能够在实现阿富汗局势正常化、反恐、禁毒、保证网络空间安全等方面与西方合作，起到重要作用，自然也会考虑参与地区和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美国驻北约代表达尔德曾经声称，印度应当放弃不结盟国家地位，加入北约。北约新闻局驻莫斯科代表普舍尔赞同达尔德的观点，认为现代许多威胁都具有全球性质，要想成功应对这些威胁，未必能离得开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
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沃尔康斯基强调，近年来的地区战争都是北约主导的，拉拢像印度这样的盟国，不仅能够巩固美国在南亚和西南亚的地位，而且还能共同遏制中国这条正在崛起的东方巨龙。
俄媒称，莫斯科认为美国可能会在印度部署反导系统，这与其即将在罗马尼亚部署拦截导弹和在土耳其部署反导雷达等行动一样，都是美国打造全球反导体系统一计划中的一部分。此前美国和印度已经研究了打造联合反导系统的可能性问题，尽管美国前防长盖茨曾经强调，双方的谈判目前仅处在初期阶段。
俄专家认为，目前印度仍在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发展本国反导系统，但是一旦做出与西方共同打造反导盾牌的决定，就将会为美国陆、空、海、天基反导系统主要生产商打开市场，如波音、洛马、雷神、诺格公司等，可能会与印度签署巨额合同。不过，无论印度同意部署美国任何类型的拦截导弹，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导合作，都会引起地区国家的严重关切，无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还是伊朗和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