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难诱导指示灯的定义:吴舒洁：《重放的鲜花》与“拨乱反正”

　　“新时期文学”往往被视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当代文学在“文革”结束后获得的一个新的话语起点。在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话语叙事中，“思想解放”成为了其基本声调，“新时期”意味着从“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 ，开始一个“拨乱反正”的社会集体实践过程。如果说“解放”、“转折”、“创新”这样的字眼已经构成了“新时期”话语讲述的关键词的话，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描述了“新时期”文学走向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不断叠加和放大的“一种”叙事，而在历史展开过程中所发生的矛盾与争斗，徘徊与反复都被遮蔽了。正如我在本文中将要讨论的那样，如果说“新时期文学”具有话语上的“起源性”的话，那么这种“起源性”始终是暧昧不明的。虽然“新时期文学”在自我讲述、自我构造的过程中会一再的重复这种起源与断裂，但是这种对“新”的文学形态的诉求根本无法摆脱历史的魅影，反而是在对历史有意的“原画复现”中获得关于转折/断裂的合法性支持。近年来已不断有论者开始强调“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之间的联系，指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诸多命题其实在此前的毛泽东时代已经开启 ，但对于这些历史话语如何在新时期展开/修改，为何能够被纳入以断裂为诉求的“新时期”的意识形态主流等复杂的具体问题大多没能深入讨论。而本文所要讨论的《重放的鲜花》的出版就为我们进入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颇具症候性的视点。

刘宾雁(左),胡耀邦(右)

　　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以下简称《鲜花》）这一短篇小说选集。这本选集编选了一些在1956－1957年间有着广泛影响、后来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其中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选集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全国的读者纷纷寄来大量热情赞扬的信，甚至放鞭炮庆祝出版” ，并且在一年内再版，在当时被视为是出版界思想解放的标志，也是为这批作家作品正名的一次“宣言”。“重放的鲜花”甚至成为了这批“右派”作家复出的代名词，他们因为敢于“干预生活”，暴露黑暗而被视为是那个专制时代里的勇士，也因此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他们为自己说真话的勇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象鲜花一样，开放在人民的心中永不凋谢” 。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作为新时期再造“文化英雄”的一个具有原点性质的事件，“鲜花”的重放并非天然的就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大多是1956－1957年间响应“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产物，在后来的“反右”斗争中遭到了批判。《鲜花》在“思想解放”后的1979年出版，而此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出台，如何看待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焦点，那么它是如何能够成为“右派”作家恢复名誉的标志呢？在选集所获得的一片赞誉中，人们又是如何讲述二十年前的这次文学的“干预生活”呢？1978年“双百方针”重新被写入宪法后 ，是不是意味着对二十年前的“鸣放”运动的“重返”？在“十七年”与“新时期”之间其实一直存在着某种“挪用与重构” 的关系，这种移植/错位的关系不仅是“文革”结束后的历史反思的内在组成，而且实际上参与并决定了以“拨乱反正”为起点的改革的意识形态轨迹。

　　1957年：“拨乱反正”中的禁忌/许可

　　《重放的鲜花》被视为是文艺界和编辑出版界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其实在此之前，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就已经展开了。虽然当时中央对于1957年反右斗争的性质尚无定论，但是对“右派”知识分子的平反已经先在人事安排上获得了解决。1978年全国“右派”已经全部摘帽，而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大批“右派”都已获得平反并重返工作岗位。《鲜花》中所选择的大多数作者在当时也都已经获得了平反，正如选集的编者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虽然当时还有一些“右派”作家尚未平反，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迟早会平反，因此为这些“右派”作家结集出版风险不会太大 。然而人事上的“平反”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平反”，在中央尚未对“反右”做出历史决议之前，如何评价这批在“反右”斗争中被批判的作品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正因为“1957年”在意识形态上的暧昧之处，尽管“双百方针”已经被恢复并成为新时期的文艺政策，但被视为“百花时代”的1956－1957年及其代表作品却始终处于被隐匿的位置。1978年，《文艺报》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了一次的为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座谈会，为一批被划为“毒草”的“十七年”文艺作品平反。获得平反的作品近七十部，但没有一部是“百花时代”的作品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建国三十周年，各地出版社纷纷出版了各种建国以来的小说选集，在这些选集中也鲜有这批作品的身影 。直到1979年，周扬为第四次文代会起草主题报告时，这批小说以及1957年获罪的“右派”作家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以至有人提出“应考虑为‘干预生活’而获罪的作家，以及因此而受批判的作品，经实践证明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优秀的，又受到观众欢迎曾在社会生活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公开恢复名誉” 。在这种局面下，《鲜花》对这批作品的结集出版实际上是一个处于禁忌与许可之间的事件，而这种尴尬正是来自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意识形态允诺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之间所出现的空白。

　　“1957年”的尴尬同时也牵涉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如何重新评价“十七年文艺”的问题。1979年1月“文艺黑线专政论”被正式否定之后，文艺界当时对“拨乱反正”的普遍认识就是要回到“十七年”，但是这样一来必然会涉及到“反右”、批胡风、批人性论等这些中央都还没有做出结论的历史问题。在筹备1979年10月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过程中，对“十七年”的评价就已经是文艺界的几个领导人之间最大的分歧所在。林默涵后来回顾这些争论时总结了当时几种对“十七年”的评价态度：“一种认为基本正确，但有‘左’错也有右错，左错更严重，但并没有形成一条‘左’的文艺路线。另一种认为已经形成一条‘左’倾文艺路线，四人帮的‘极左’就是从前面的‘左’发展起来的，其中还有人认为1957年以后才逐渐形成‘左’的路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歧，就在于“文革”中的文艺批判运动大多都可以追溯到“十七年”中的文艺斗争，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更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正如周扬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好比桥身，五七年后的十年，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 。因此，如果要彻底批判“文革”的话，就不可能不对“十七年”的文艺思想进行反思。“十七年”文艺究竟是不是存在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如果说“拨乱反正”是要纠正“文革”的“极左”而回到“十七年”的正确道路上的话，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十七年”中对于“右”的高度警惕而发动的一次次文艺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起初对“四人帮”的定性是“极右”，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人帮”才被正式定罪为“极左” ，而对“极左”路线的批判也随之成为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重点所在。因此，1979年初的理论思想界“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厘清“左”与右的性质，开展对“左”祸的批判。甚至有人主张应该把“‘左’倾”一词中“左”的引号去掉，“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在路线问题上，谁左了，谁就错了” 。与此同时，“防右”的声音也仍占有相当的势力。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取代“四大”之后，有不少人认为“反右”又要来了，政策又要从“放”到“收”了。而文艺界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在1979年愈加激烈 ，以至于陈登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言时说，“今年春天，又从‘左’边吹起了一股冷风，……预言又要来一次反右运动了” 。“左”与“右”的划分限定了当时反思历史的基本范畴，对于“十七年”文艺的难以定性，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时期的政治路线斗争远比“左”和右的对立要复杂得多。这种命题方式既无法对历史做出有效的清理，同时也导致了政治话语上的暧昧。虽然有着“防左”与“防右”的双重顾忌，但由于当时社会上普遍的对于“左”的反感，人们倾向于把“左”的意见等同于“长官意志”，即官员（“政治”）的独断专行，缺乏民主，表现在文艺领域就是是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正如陈登科将文艺界领导者之间的分歧表述为“左”的冷风那样，“有的担负着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在这场生气勃勃的文学运动面前，却不是满腔热情地加以支持和引导，而是指手划脚，甚至对揭露‘四人帮’罪行的作品非常反感，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愕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鲜花》中这些遭受过“反右”批判的作品也就获得了某种天然的合法性而从“左”与右的纠缠中脱身而出，因为它们被视为是哥白尼似的坚持“对真理的追求和信仰”，而这批作品的遭批判正如封建统治者对于优秀文艺作品的封禁，是统治者对文艺粗暴干涉的一个罪证。“罪人是谁？历史作了回答：是林彪、‘四人帮’！” 通过将《鲜花》在三十年中所遭受的批判以“毒草”的方式加以指认，将他们的被批判表述为“四人帮”的迫害，而不提毛泽东在1957年所发动的“反右”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鲜花》才能够获得普遍的欢迎并获得其合法性。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和文化部合编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中，《鲜花》的出版被列入了1979年的文艺大事中，这足以看出这本选集的出版获得了官方权威的重视和认可，然而与此相应的“写真实”“干预生活”口号的提出却没有出现在1956年的大事中，1957年“反右”斗争的展开以及对这批作品的批判也没有被记录 。很明显，《鲜花》的被认可并不意味着“1957年”成为可以言说的对象，后者虽然构成了“拨乱反正”展开的历史基础，却仍然无法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被容纳、被表述。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终结？

　　尽管《鲜花》只是一部历史文本的集合，但对这些作品的选择以及阐释都形成了一组新的“文本”，正是这组新文本的生产形塑了我们今天对于“百花时代”的文学图景的想象。《鲜花》中所收录的作品成为了日后文学史中讲述“百花时代”的“代表作”，而对这些作品的阐释也在不断的强化某一面向的意义并使之经典化和神圣化，甚至成为再造“文化英雄”的有效手段。

　　选集中的作品大部分是1956－1957年《人民文学》上为了响应“双百方针”而推出的小说，诸如《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沉默》、《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红豆》、《美丽》等，这些小说在发表之后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直到“反右”开始后，在李希凡的《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人民文学》1957.10）、《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11）以及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11）等文章中才对它们展开了集中的批判。还有几篇作品则是因为涉及到知识分子同人团体与政治权威之间的矛盾而被打为“毒草”，其中如流沙河的《草木篇》虽然是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的诗歌，但在当时引发了四川文艺界激烈的政治斗争并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陆文夫和方之则因其“探求者”的同人身份在“反右”中遭受厄运。至于选入的刘绍棠的作品则有些意味。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年轻气盛的刘绍棠曾经写过多篇文章矛头直指《讲话》 ，被批“尾巴翘得比旗杆还高”，他当时发表的两篇小说《田野落霞》和《西苑草》也被李希凡、姚文元等人列入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然而《鲜花》中并没有选入“干预生活”更为尖锐的《田野落霞》，而是选了描写大学内知识分子生活的《西苑草》。一个较为显在的原因大概是《西苑草》更符合“温良恭俭让”的风格 ，而不像《田野落霞》那样过于阴暗。类似的如当年同样影响较大的荔青的《马端的堕落》也未入选，我们或可从1978－1979年间发生的“歌德”与“缺德”的争论看到，在“干预生活”与“暴露黑暗”之间仍存在着隐隐的界线。

　　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题材上的考虑。《鲜花》的前言对这些小说的主题有一个勘称经典的概括，编者认为这些小说主要包括两类题材，一是以《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为代表的“干预生活”的作品，另一类是以《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红豆》等为代表的爱情题材作品。这两类作品之所以应该获得肯定，是因为前者所反对的官僚主义“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后者则通过“家务事，儿女情”歌颂了新社会，批判了旧世界 。在编者看来，《西苑草》正是可以被列入知识分子爱情题材的作品 ，它歌颂了知识分子高尚的品格和真挚的爱情。但事实上，《西苑草》涉及了五十年代相当敏感的问题，其主人公蒲塞风不热衷于集体活动，只专注于学术研究，富有“追求真理”的责任感，这个形象实际上暗示了知识分子个体与集体化、政治化话语之间的矛盾。而《鲜花》的编者对于《西苑草》在爱情与求知上的纯洁高尚的强调，实际上是以“真善美”的主题遮蔽了原有的政治脉络，较之题材偏向表现权力斗争的《田野落霞》，《西苑草》更易于被擦改以符合新时期对于知识独立于政治的要求。

　　然而，尽管“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毛泽东时期的文艺政策此时成了人们最急于摆脱的历史包袱，《鲜花》的出版也意在控诉政治对于文艺的干涉，但是这两类题材之间却呈现出某种貌合神离的吊诡之处。一方面，编者意欲强调爱情之于政治的纯洁，另一方面又期待那些“干预生活”的作品能够发挥它们批判现实政治的功能。《鲜花》出版之后，“干预生活”类的作品比爱情题材作品获得了远为广泛的关注。虽然“爱情的位置”在新时期初期已经构成了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是二十年前的这批爱情题材作品却没能参与进这场讨论中，反而是“干预生活”的作品此时成为了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资源。《重放的鲜花》所引起的共鸣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四人帮”统治的受害者。1979年前后有六十多部“十七年”中的“毒草”作品重印出版，但大多只是被视为否定“文艺黑线专政”的一种恢复名誉的工作 。《重放的鲜花》之所以有着更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因为在人们看来，“这个集子里反映的社会矛盾，二十年来非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 ，这个矛盾就是与官僚主义的斗争。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不仅被指认为历史的罪魁祸首，而且在新时期依然顽固的存在，成为实现“四化”的最大障碍，以至于有人甚至提出，“反对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使命” 。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人们看来，这些作品不仅为了反对官僚主义而创作的，它们之所以遭到批判被打成“毒草”也是因为统治者的官僚主义思想所致。因此，评论者们更关注的其实是官僚主义对于这些作品及“双百”方针的压制与迫害，而不是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更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如果说1956－1957年间对这批作品的争论还试图从美学角度去展开的话 ，那么二十年后，这批作品的面世反而因为被直接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评价体系中而获得了一片赞誉。

　　简单的说，毛泽东在1956－1957年间发动“双百”运动的时候，初衷是为了解决党外知识分子与党之间的矛盾，鼓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以达到团结知识分子的目的。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干预生活”所谓的“勇敢地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就不仅仅是反官僚主义所能容纳的，而是牵涉到两条路线斗争，人民内部矛盾与阶级矛盾，党内与党外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其说罗立正是官僚主义者的代表，不如说他更是在当时毛泽东“左”的激进路线号召下被批判的“右倾保守主义者”。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有着相对明确的反官僚主义内涵，但是更多的表达了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从而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当时对于这篇作品的争议也是在于它对“环境”描写的真实与否，也就是说，作品所揭露的矛盾并不在于官僚主义者与反官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而是着眼于革命者自身在面对环境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困惑。1957年姚文元在集中批判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时就把靶子瞄准了其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认为“要真实地反映人民中先进人物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就不能够把先进人物同整个社会环境对立起来。用人造的整个社会环境的‘黑暗’来衬托出个别先进者的正确，那正是把先进人物写成脱离集体的个人主义者。” 二十年后将“干预生活”的主题归纳为“反官僚主义”，正是将这些文本从既有的脉络中抽离出来，在看似延续的历史一致性中统一进“新时期”以“断裂”为诉求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

　　被改写的“反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