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里的app打不开: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

周初是我们历史的成年期，我们的文化也就在那时定型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是封建的，而封建的基础是家族，因此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与家族主义立于相反地位的一种文化势力，便是 民族主义。这是我们历史上比较晚起的东西。在家族主义的支配势力之下，它的发展起初很迟钝，而且是断断续 续的，直至最近五十年，因国际形势的刺激，才有显著的持续的进步。然而时代变得太快，目前这点民族意识的 醒觉，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现在将三千年来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两个势力发展的情形，作一粗略的检讨，这对于今后发展民族主义许是应有的认识。

上文已经说过，建立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家族制度。但封建制度的崩 溃，也正由于它这基础。一个最强固的家族，是在它发展得不大不小的时候。太小固然不足以成为一个力量，太 大则内部散漫，本身力量互相抵消，因此也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有机体。封建的重心始终在中层的大夫阶级 ，理由便在此。重心在大夫，所以侯国与王朝必趋于削弱，以至制度本身完全解体。

一方面封建制度下所谓国，既只是一群家的组合体，其重心在家而 不在国，一方面国与国间的地理环境，既无十分难以打通的天然墙壁，而人文方面，尤其是文字的统一，处处都是妨碍任何一国发展其个别性的条件，因此在列国之间，类似民族主义的观念便无从产生。春秋时诚然喊过一度 “尊王攘夷”的口号，但是那“夷”毕竟太容易“攘”了（有的还不待攘而自被同化），所以也没有逼出我们的 民族主义来。我们一直在为一种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天下主义努力，那便是所谓“天下一家”的理想。到了秦汉 ，这理想果然实现了。就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精神看来，郡县只是抽掉了侯国的封建——一种阶层更简单，组织 更统一，基础更稳固的封建制度，换言之，就是一种更彻底，更合理的家族主义的社会组织。汉人看清了这一点 ，索性就以治家之道治天下，而提倡孝，尊崇儒术。这办法一直维持了二千余年，没有变过，可见它对于维持内 部秩序相当有效。可惜的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仅从内部发生，因而家族主义的作用也就有时而穷了。

自汉朝以孝行为选举人才的标准，渐渐造成汉末魏晋以来的门阀之 风，于是家族主义更为发达。突然来临的五胡乱华的局面，不但没有刺激我们的民族主义，反而加深了我们的家族主义。因为当时的人是用家族主义来消极的抵抗外患。所以门阀之风到了六朝反而更盛，如果当时侵入的异族讲了民族主义，一意要胡化中国，我们的家族主义未尝不可变质为民族主义。无奈那些胡人只是学华语，改汉姓 ，一味向慕汉化，人家既不讲民族主义，我们的民族主义自然也讲不起来。一方面我们自己想借家族主义以抵抗异族，一方面异族也用釜底抽薪的手段，附和我们的家族主义，以图应付我们，于是家族主义便愈加发达，而民族意识便也愈加消沉。再加上当时内侵的异族本身，在种族方面万分复杂更使民族主义无从讲起。结果到了天宝 之乱，几乎整个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附逆了。一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人 便算作了不得的忠臣，那时代的忠的观念之缺乏，真叫人齿冷！这大概是历史上民族意识最消沉的一个时期了。

然而唐初已开始设法破坏门阀，而轻明经，重进士的选举制度也在 暗中打击拥护家族主义的儒家思想，这些措施虽未能立刻发生影响而消灭门阀观念，但至少中唐以下，十分不尽 人情的孝行是不多见了。（韩愈诡辩便是孝的观念在改变中之一例。）这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换点。因为老实 说，忠与孝根本是冲突的，若非唐朝先把孝的观念修正了，临到宋朝，无论遇到多大的外患，还是不会表现那么 多忠的情绪的。孝让一步，忠才能进一步，忠孝不能两全，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不能并立，不管你愿意与否，这是铁的事实。

历史进行了三分之二的年代，到了宋朝，民族主义这才开始发芽， 迟是太迟，但仍然是值得庆幸的。此后的发展虽不是直线的，大体说来，还是在进步着。从宋以下，直到清末科 举被废，历代皆以经义取士，这证明了以孝为中心思想的家族主义，依然在维持着它的历史的重要性，但蒙古满 清以及最近异族的侵略，却不断地给予了我们民族主义发展的机会，而且每一次民族革命的爆发，都比前一次更 为猛烈，意识也更为鲜明。由明太祖而太平天国，而辛亥革命，以至目前的抗战，我们确乎踏上了民族主义的路 。但这条路似乎是扇形的，开端时路面很窄，因此和家族主义的路两不相妨，现在路面愈来愈宽，有侵占家族主 义的路面之势，以至将来必有那么一天，逼得家族主义非大大让步不可。家庭是永远不能废的，但家族主义不能 存在。家族主义不存在，则孝的观念也要大大改变，因此儒家思想的价值也要大大减低了。家族主义本身的好坏 ，我们不谈，它妨碍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事实，而我们现在除了民族主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因为这是到大同主义 必经之路），所以我们非请它退让不可。

有人或许以为讲民族主义，必需讲民族文化，讲民族文化必须以儒 家为皈依。因而便不得不替家族主义辩护，这似乎是没有认清历史的发展。而且中国的好东西至少不仅仅是儒家 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好处也不在其维护家族主义的孝的精神。前人提过“移孝作忠”的话，其实真是孝，就无法 移作忠，既已移作忠，就不能再是孝了。倒是“忠孝不能两全”真正一语破的了。

（原载1944年3月1日昆明《中央日报》第2版“周中专论”栏）

【作家简介】

闻一多，中国现代著名诗人。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 县巴河镇，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遇难。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 、闻一多。祖上世代耕读，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他从小就浸染于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 酷爱古典诗文，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1912年冬，闻一多考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清华十年间，他既广泛地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又大量地阅读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尤醉心于中国古代诗歌。同时积极参加学校各种社会活动，更是热情地投身到“五四”运动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1920年开始诗歌创作，早期诗作自编手抄为《真我集》， 其中15首诗歌是他诗歌创作的最早尝试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1922年7月，赴美留学，学习美术，但更喜欢文学，尤积极创作新诗。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他的诗集《红烛》出版，其中歌颂自然美、青春美，抒写诗人理想，特别是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1925年6月，闻一多留美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他致力于新诗艺术美的探索，写下了《诗的格律》等一系列理论文章，提出了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歌“三美”的新格律诗理论主张，并努力实践，写出许多精美诗篇。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 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

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这部诗集是他新格律诗理论的 完美体现，融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美和西方诗歌音节体式为一炉，开了一代诗风，影响巨大。此外，他还创造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爱国诗，表现了他“文化上的爱国主义”的思想。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 。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被反动当局派遣特务枪杀于昆明，终年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