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图片搞笑:1953年山西省委书记:不论搞什么运动都要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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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山西省委书记:不论搞什么运动都要死人

时间:2011-11-29   来源:凤凰网   分享到:更多>>

回国述职

1953年3月,张闻天要回国述职,他让我随他一起回来。在述职中,他还向中央和外交部提了个建议,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到各地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国内各方面情况,使外交工作不致脱离国内实际,也好向外国宣传我们。周总理采纳了他的意见。那次就组织了个驻外使节参观团到几个省去参观,有张闻天、姬鹏飞、曹祥仁、姚仲明等一批大使,还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使馆工作人员。当时安徽正在建设佛子岭水库,我们就先到那里看了一下,接着到河南、山西、陕西几个地方转了一圈。那时候”三反“、”五反“运动刚搞完,不晓得还有别的什么运动,我们去一些地方参观时,有些干部和老百姓一听说中央来人了,就有一大帮人来告状。对这类伸冤告状的事,大使们都不想插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让我来应付。他们总是这一套:何方,你去管一管。我说,谁知道他是不是冤枉的?就是有了冤枉咱们又怎么能管得了?叫我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叫我推托掉算了。我只能向来人解释,我们是外交部来的,不是中央来的,这些事我们管不了,请他们还是找党委和政府去。磨来磨去只是耽误了我的一些参观时间。不过这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搞的每次运动,整错的都是多数,最后又不了了之。而且咱们有些事情也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到山西参观的时候,省委书记陶鲁茄就说,不论搞什么运动都要死人。他举例说,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就有一个老太太上吊了。我们要消灭文盲,她以为消灭就是弄死。她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把自己消灭了算了,结果还真上吊死了。

在我和新婚妻子宋以敏回使馆后,张闻天还留在北京。毛主席要他参加6月份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说让他”捞一点’资本‘回去“。这正合乎他想做经济工作的愿望,所以开始表现挺积极,找计委主任高岗和一些经济部门负责人了解情况。高岗还请他帮助起草了一份要在会上作报告的提纲(不过后来没有用)。会议开了不到一半,他就感到味道有点不对。一方面会议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批判薄一波;另一方面高岗在闲谈中又对他说了些”刘少奇在党内有个摊摊“之类的话,好象有点反对刘少奇的意思,但他却不摸底,也不便多问。因为他是被党内斗争特别是宗派问题吓怕了的,现在财经会议上这场斗争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生怕被卷进去。正好这时他得了感冒,于是就请假去北戴河休养,病一好也回大使馆了。不过他在北京时,还是请高岗向毛主席反映他希望回国做经济工作的意见。另外他也托了陈云。他们正是当年在北满分局提出东北战略方针的”陈、高、洛“,彼此也比较熟悉。

张闻天回到使馆不久,就接到陈云来信,告诉他:中央不同意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对你有看法,表示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员拉下来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希望你打消原来的想法吧。李汇川当时是张闻天的秘书,他收到陈云这封信后先拆开看了。为了这,李汇川后来还专门作了检讨。张闻天看了陈云的信,心一下子凉了,从此更多地专心于搞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兴趣转移了呢?我看他买书的种类有了变化,主要买国际问题方面的书了。

我到了驻苏联使馆工作以后,越发感到张闻天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真正做到了不计较名利和地位,能上能下,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于受到歧视和侮辱,他都能泰然处之、面不改色,不影响情绪,更不影响工作。例如参加1952年苏共十九大的中国代表团将他排除在外,就引起许多人的诧异和猜疑,都觉得这太不正常了。当时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而代表团除团长刘少奇外,四个团员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饶漱石和陈毅是中央委员,王稼祥和刘长胜还是七大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而且除王稼祥可能和他是原来的驻苏大使经历有点关系外,其余都是当年刘少奇领导下的华东局成员。这不但是对张闻天的露骨歧视,而且也违背社会主义国家间以至一般的国际惯例。像出席苏共十九大这样的代表团,各社会主义国家驻苏联的大使都是一定会参加的,连大使本人不是党中央委员的也要参加,何况政治局委员?代表团的这种安排,在苏联大概是绝无仅有,所以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使馆人员在下面也有所议论。就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像这种礼仪性的代表团,也都会包括本国大使。这样才有利于他的今后工作,否则会被认为在本国没有地位,驻在国就可能看不大起了。但对这件事,张闻天仍然表现沉稳,显得和没事一样,没有流露出任何特别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