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版本查询:黎加厚老师推荐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

十七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

一、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一个人如果永远在说别人听不懂的话，不能证明他水平高，只能证明他说不明白。曹禺先生曾针对那些特别玄深的编剧教师说："会写剧本的人写剧本，不会写剧本的人教人写剧本。"自己不会写剧本而教别人写剧本的人，定位总是特别高，弯子总是绕得特别多，能把一切会写剧本的人吓退。如果不能吓退，他的位置就没有了。一切伪精英架势，基本上就是这样摆出来的。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种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总是带有整人的目的，只是像西方人所说，中国人习惯于把jealousy（嫉妒）冒充成justice（正义）罢了。这有灾难的记录和沉痛的记忆，这儿就不多说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很多年轻学生刚刚考上大学中文系，一些教师就告诉他们，大学里不学习创作，只学习批判。于是，一年又一年，大批判的队伍迅速扩大。粗略统计，在中国文化领域，创作者和批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与一百之比吧。大家设想一下，在某个单位里，一个人在做事，一百个人在批评，这事能做好吗？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这个划分方法很深刻，但忘了揭示这两种人的比例。

他的这种划分，为突然失去“地图”的世界提供了一张简明“地图”，而且后来似乎又被“9·11”事件所证实。但世界上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类冲突事件正是他的理论诱发出来的。

亨廷顿如此强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是以一种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在防范着其他文明。它把中华文明在冲突中的地位大大抬高，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看作主要对手。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说，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词汇，那就是“我们”和“他们”。米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切简单化的理论总是会让人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才会让人们摆脱。

不妨以小喻大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
　　●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

与“文明冲突论”的误导同步，我们近十余年来在历史遗产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一系列误解。越来越多的文化人认为，我们的历史遗产都是好的，五四时期的批判是错误的，“文革”时期的割断更是荒唐的，因此需要完全恢复，重振“国学”、“国粹”、“国术”，从年幼一代就开始普及。

　这种想法，不完全错，但在整体上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误区。

误区就会产生超常敏感，例如今年有关部门开放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居然有很多文化人在媒体上发表看法，认为是“民族传统的回归”、“中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文化”，有人还借此高呼“中国人要过中国年”！其实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禁放，只是为了防范发生火灾而已，并没有半点汉奸、卖国贼的阴谋。这样的超常敏感，时常发生，有时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能诱发出一大堆民族主义的长篇宏论，谁也无法阻止。
　　这种超常敏感证明：误区确实成了误区。

即使返回到《四库全书》，又将如何？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
　　●在对《四库全书》继续表示崇敬的时候，不能不关注一下这个对比：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查……
　　●在文化生态上，是保守，还是创新，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长久症结所在。

中国一旦国力强盛，总会有一些文化人赞颂中华文化什么都好，而一旦国力衰落，又认为中华文化一无是处。结果，要么热烈歌颂，要么严厉批判，很少用平静的理性来面对历史遗产。对此，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来比喻：“老屋子最怕起火。不管是拜祭之火，还是愤怒之火，结果都是一样。”

我在考察世界文明的半道上，曾经作过一个粗浅的概括。我说，二千五百多年前，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岸边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中国哲人在黄河岸边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当时似乎分工明确，不分高低。但这么多年下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神学都不发达，最发达的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发达必然导致内耗，因此我在世界文明大会上反驳"中国威胁论"时说，中华文明在本性上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非侵略是正面的，内耗是负面的。
　　除了内耗，还有保守。

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在《四库全书》中都集中了，真可谓洋洋大观，让人钦佩。但是我曾做过一件事，把乾隆皇帝命令纪晓岚等一批高层学者倾全力编撰《四库全书》的1773年至1782年这十年间西方发生的事情作了一个整理。发现在那十年间，瓦特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德国建成了首条铁铸路轨，英国建成了第一座铁桥，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人类还实现了用热气球的自由飞行，又证明了水是化合物……
　　也许人们会说，你指的是物质科学，西方确实走到了前边，我们中国重视的是精神领域。
　　是这样吗？好像也不太对。因为就在这十年间，创立"人性论"的休谟、创立"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创立"社会契约论"的卢梭都完成了自己一系列的重要学说，而伏尔泰、莱辛、歌德、孔狄亚克也发表了自己关键性的著作。
　　那么，我们在对《四库全书》继续表示崇敬的时候，也不能不关注一下这个对比吧：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们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查……
　　这里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方向。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使庄严的中国文化不得不低头垂泪了。历史的是非暂且不论，在文化生态上，保守还是创新，确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长久症结所在。

在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上，近年来又普及了几个绕口令，叫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越是地区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据说是什么名人说的，是不是名人说的不知道，但大家都在说。
　　这几句绕口令，有一种"相反相成"的机智，成为一种旋转式的反论。但要让它们真正成立，必须依赖一系列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就成了诡辩。

请问，如果"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那么中国何苦还要改革开放？如果"越是传统的，就越是现代的"，那么几代人何苦还要为现代化而奋斗？

权谋逻辑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已经发出了询问：权谋的目的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胜利的彼岸是什么？
　　这些年，我一直重复讲述当代一位美国慈善家对我说的一段话："当我在六十岁之前赢取了一切成功目标，突然变得无限空虚，直到几年前我从一个急需救助的亚洲小女孩眼中看到她获得微小救助后所发生的灿烂光彩，才知道人生的意义。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直到爬到顶端才发现。我只能重新爬下梯子，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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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乒乓球赛，看着这个沉重的话题和发人深省的文章。

是创新铸就了 中国乒乓球的 辉煌，那么成为国球的 期间，是否也曾走了弯路，存在过观念上的误区呢？

一个国家的创新开始了，余秋雨先生不是在做引导创新的工作吗？

但悲哀的是创新的时间被分配的太少了。

我们的观念仍然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于是要先富裕，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

但精神的贫乏造成的后果呈现出来了。

我们受过的 多年的教育 绝大一部分时间用作知识的积累，创新被忽视，由学生自发的进行（大多成了人们眼中的叛逆），或者给予的关注和时间太少。

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是进一步扩大经济改革效果的推动力，也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推动力（不懂，乱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