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吕尚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活动

吕尚一生中军事方面的主要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文王时期，辅佐姬昌进行灭商战争的准备；武王时期，辅佐姬发进行灭商战争；成王时期，辅佐姬旦（周公）和姬诵（成王）巩固西周统治。
　　（１）辅佐姬昌进行灭商战争的准备
　　吕尚进入周统治集团之时，正是周族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姬昌正采取各种措施，积蓄力量，准备灭商。但周作为一方国，僻处西方一隅，虽自古公亶父以来一直苦心经营，国力不断强大，但与统治中原已有数百年的商王朝相比，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方面，仍居于劣势地位，要想以战争手段立即消灭商王朝，还不可能。文王姬昌虽矢志灭商，一时竟难以遂愿。而吕尚适周，使文王更加坚定了信心，从而加快了灭商的步伐。吕尚被文王重用成为周统治力量的核心人物后，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文王提出了一个逐步消弱商力量，增强自己的实力，即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为实施这一方案，吕尚辅佐文王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了几项战略性的措施。
　　第一，麻痹纣王，争取自身发展的有利环境。
　　商纣王虽然残暴无道，但并不是昏庸之辈，公正地说他是一个有一定才智的君王，曾力图振弊起衰以期复兴，因此他对周的兴起和不断扩张，并非毫无警惕，更不会漠然视之，季历的被杀和姬昌被囚于羑里即是明证。如果轻视纣王的能力，大张旗鼓地公开与商对抗，必将遭致武力镇压。吕尚对此有充分认识，为达到剪商和增强自身实力的目的，他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让纣王丧失警惕，使其不以武力干预周的发展。吕尚曾对文王说：“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圣有将动，必有愚色”（《六韬?武韬?发启》），又说：“因其新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六韬?武韬?文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姬昌与吕尚采取了一系列麻痹纣王的措施。首先是伪示恭顺，据 １９７６ 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出土的甲骨卜辞载，文王曾在周原建立商的宗庙，祭祀商王的先祖，并让商王到周的统治区内进行狩猎活动①。与此同时，周“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将许多叛离商王朝的小方国联合起来，形成实际以周为首的反商力量联盟，而在表面上却由周带头，率领它们共同臣服于商。其次，故意制造姬昌沉湎于享乐的假象，在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资治通鉴外纪》卷二）。由于文王处心积虑地运用了上述谋略，使虽然聪明却为自己的骄横所蒙蔽的纣王产生错觉，认为文王无意与商争夺天下，坚信周对自己是忠心不贰的，还说：“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南淮子?道应训》）；于是解除了对周的警惕，一改原来“欲杀文王而灭周”（《吕氏春秋?行论》）的想法，反而“赐命西伯得专征伐”（今本《竹书纪年》），放弃了对周的防范，并放心大胆地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东方的夷族。这样，不仅使商的实力在东方战场上大为消耗，为周后来的决战进攻减少了阻力，而且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周得以在西方迅速扩大和增强自己的实力。
　　第二，修德政，揽众心。
　　吕尚在出仕之前，作为吕国奴隶主贵族的后裔，曾受过严格的贵族教育，不仅掌握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知识，而且对商朝晚期的政治情况极为留心，对商王朝统治的现状有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商王朝之所以由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国而终于陷入众叛亲离、国势日衰的境地，皆因商王“修政不德”。有鉴于此，他在与文王讨论如何“以国取天下”时，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立敛”即收揽人心，而要达到收揽人心的目的，则应“爱民”和与民“同天下之利”，这样自然就会“天下归之”（《六韬?文韬》）。在这一思想主张的指导下，吕尚辅佐文王更好地“修德行善”，以争取人心，在内政上推行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政策：
　　实行“有亡荒阅”的政策，以争取奴隶主贵族的拥护，稳定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所谓“有亡荒阅”颁布于文王迁都于丰之后，当时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奴隶逃亡现象十分普遍，各级奴隶主贵族既害怕自己的奴隶逃亡，却又竞相收留别人的逃亡奴隶，以致奴隶制社会的统治秩序很不稳定。“有亡荒阅”正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制订的一条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搜索逃亡奴隶的法律，规定：无论何人不得擅自收留逃亡奴隶，必须归还原主，并定期进行大规模搜查。这条法律得到了奴隶主比较普遍的拥护和支持，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周灭商奠定了政治基础，因此《左传》称：由于文王实行了“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左传?昭公七年》）。
　　重视社会生产，体恤民艰，以争取平民百姓的拥护。由于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和大小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奴隶大批逃亡，社会生产凋敝，民众生活十分困苦，特别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境况更为凄惨。周文王针对这一社会现实，根据吕尚提出的“爱民”原则，“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使其民“无冻馁之老者”（《孟子?尽心上》）。又“关市饥而不征，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即制定土地政策，教劝民众进行耕种和畜牧，对交易不征税，并允许民众在国有的湖泽山林从事渔猎。这样不仅使民众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维持生活，而且老有所养，不致遭受冻馁之苦。除此之外，为表明对生产的重视，文王曾身披蓑衣参加耕种，手执鞭子参加放牧①。所有这些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周统治区内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文王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参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载《文物》1979 年第 10 期；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
　　废除酷刑，缩小施行范围，以争取广大奴隶的拥护。纣王无道，为压制奴隶的反抗，制定“炮烙之法”进行惩罚，广大奴隶对纣王的滥用酷刑深恶痛绝，其臣属亦是敢怒不敢言。针对这一情况，文王向纣王“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史记?殷本纪》），从文王主动请求纣王废除酷刑一事看，在其统治区内自然也不会滥施酷刑。不仅如此，他还规定了“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的法律，即对犯罪者的刑罚，只及于本人，不牵连其妻子儿女。上述措施使文王树立起了贤王善君的形象，不仅各诸侯方国对其景仰有加，纷纷归附，而且使广大奴隶对其产生好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拥护周的统治。
　　由于吕尚辅佐文王实行了以上各项政策措施，不仅团结了周内部的各种力量，稳定了周统治区内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影响了其他方国及商王朝统治下的部分奴隶主贵族、平民和奴隶，形成了天下归心的局面。商统治集团因之更为孤立，商周力量的对比逐渐朝着有利于周的方向转变。第三，剪商羽翼，壮大自己。
　　经过数年的精心经营，周的威望日高，诸侯方国及贤能之士归附者日众，力量大为增强。正如《淮南子?道应训》所说“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归之”，即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随着形势的变化，吕尚进而鼓动和辅佐文王乘商军主力投入对付东夷之机，开始以军事手段向敌对势力发动进攻，剪除商的羽翼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首先向西北用兵，先后征服了犬戎和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南），当消除后顾之忧后，接着转兵东向，攻占了耆（今山西长治西南）和邗（今河南沁阳西北），进而趁胜灭掉了亲商的崇国（今河南嵩县北），将势力推进至商的直接统治区边缘。随后将国都由歧东迁至丰（今陕西长安西北），为灭商建立了新的进攻基地。灭商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２）辅佐武王进行灭商战争
　　当周迁都于丰，正积极准备对商发动决战进攻之际，文王大业未竟而逝，其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仍以吕尚为太师，以周公姬旦（武王之弟）任吕尚之副手，继续为完成文王未竟事业积极准备。为了能顺利实施灭商的军事行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举行了一次灭商战争的联合军事演习，史称“孟津观兵”，“孟津观兵”的目的在于试探各方国对灭商战争的态度和检阅军队对即将进行的大决战的准备程度。吕尚以总指挥的身份主持了这次演习，据史籍记载，“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八百诸侯”之说虽有夸大之嫌，但会盟诸侯之多当属无疑。演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会盟诸侯众多，而且群情激昂，均言“纣可伐矣”。这说明周在政治上已确立了牢固的盟主地位，完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灭商。但吕尚认为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他对武王说：“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六韬?武韬?发启》），意为必须当商王朝内部矛盾空前激化时才能发动决战进攻。因此他对诸侯们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史记?周本纪》），这是吕尚深入分析形势，力排众议作出的明智决断，再次显示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待重大决策的冷静谨慎。文王听取了吕尚的意见，“观兵”结束后即引军而还。两年后，商王朝的实力因连年对东夷用兵而消耗殆尽，灭亡之兆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其内部发生了空前的大分裂，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走，少师疆、太师庇奔周，商统治集团分崩离析，陷于混乱，商朝真正出现了吕尚所说的天殃人灾交相困扰的局面。吕尚与武王等认为灭商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发动决战进攻。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凡大事必卜问于天，按惯例出兵前要进行占卜以问凶吉，但占卜的结果是“龟兆不吉”，而且有“风雨暴至”的天象相应，贵族公卿们尽皆恐惶，力主放弃此次军事行动，武王对此亦犹豫不决。在众议纷沸的情况下，吕尚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坚持按原计划行动，他“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武王四年（约公元前 １０２７ 年）率战车三百辆，虎贲（车兵甲士）三千、徒卒四万五千，并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各方国的军队，再次在孟津会合后，向商都朝歌挺进。二月初四日进抵牧野与前来迎战的商军相峙。在发起总攻之前，武王和吕尚再次运用政治宣传攻势，晓谕百姓曰“无畏！宁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申明周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纣王，百姓无需惊慌害怕。次日凌晨临战前，武王又向全军发布动员令（即《牧誓》，详见前文“牧野之战”），接着开始发动进攻。战斗一开始，吕尚带领少数勇猛之士卒担任前锋先向商军冲击，武王随后率大军向敌军主力发动猛烈攻击。在周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商军虽众，但是由奴隶临时武装起来的士卒，皆无战心，纷纷倒戈，顷刻土崩瓦解，纣王逃回鹿台，自焚而死，周军遂占领朝歌，随后又分兵四出，相继征服了附近的商属各小方国，从而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①　　《尚书?天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又《楚辞?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
　　由上所述，吕尚不仅亲自参加了灭商的战斗，更重要的是在制定灭商策略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认为，周灭商战争的胜利，实得力于吕尚的谋略，即所谓：“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周本纪》），对吕尚在周灭商过程中的功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３）辅佐周公、成王巩固西周统治
　　周军占领商朝统治中心地区后，在如何对待处理商族的问题上，吕尚与周公发生意见分歧。吕尚认为“咸刘厥敌，使靡有余”，主张全部予以消灭，周公则主张“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说苑?贵德》），武王采纳了周公的意见，封纣王之子武庚仍居商地以管理其族众，并以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监之。分封完毕，武王还军西归，不久病死，其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蔡、霍三叔不满，联合武庚及东方亲商势力徐、奄、薄姑等方国共同叛周，遂有周公东征之战。周公东征，三年奏功，征服了东方各国，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区。
　　周公东征之役，吕尚未与行，当是辅佐成王留守周都，以保根本，其功亦不可没。东方诸国被平定后，为进一步加强周在东方的统治，成王封周公为鲁侯，以周公之子伯禽率一部周军统治原奄国地区，封吕尚为齐侯，率一部周军统治原薄姑地区，以确保控制东部地区，防止旧商势力的反叛。吕尚到达薄姑后，击退了莱（今山东黄县东南）人的进攻，建都于营丘（山东临淄）成立齐国，他“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使得“人民多归齐”，齐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大的诸侯国（《史记?齐太公世家》），与都于曲阜的鲁国，成为控驭东方局势的两个重要军事基地，对巩固西周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