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评论
对于日方公布的那些日军“关爱”中国百姓，中国人民“拥护”日军之类的照片、影像资料背后的隐情，也可在一些西方人士的日记中觅到踪迹。
魏特琳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提到：“我们接到通知，妇女登记继续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进行，男子登记则在金陵大学进行。……几个日本记者来拍照，他们要求妇女们面带笑容，显出高兴的样子，她们尽力而为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史迈士则直接写道：“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此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么没有重复呢！”
费吴生在1938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记述：“下午我访问日本使馆时，他们正在指示60个中国人怎样庆祝元旦，其中大多是我们难民营的管理员。五色旗（南京伪政府的国旗）取代国民政府旗帜，要赶制1000幅五色旗和1000幅日本国旗以庆贺新年。超过千人规模的难民营必须派20人出席，较小的难民营出10人。元旦凌晨1时，鼓楼将升起五色旗，那里将有适当的演说与音乐（按节目单进行）——自然，将拍摄快乐的人群挥舞旗帜欢迎新政府的电影。与此同时，城市仍在继续焚烧，三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强奸或被抢走。”
自导自演的歌舞升平
为了展示日军与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友好相处的场面，1938年2月8日下午，日本大使馆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大约20名分别代表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西方人士受邀出席了音乐会。关于这场音乐会，好几位西方人士留下了文字。
威尔逊医生在信中写道：“为了显示这里社会生活的恢复，今天下午全体外籍人士受到邀请，到日本大使馆去参加一个由东京军事学院军乐团演奏的音乐会。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出席了这个音乐会。音乐会还不算坏……六名艺伎奉茶，现场还有一些读卖新闻社的人员照了许多相。每一次他们想给某个人留影，他们就会让一个艺伎斜倚在他身侧，随即按下快门。所以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照片，不要奇怪。”金陵大学的贝德士在1938年2月13日致妻子信中写道：“这里有一个军乐团的音乐会，用于拍摄一部精心准备的新闻纪录片，向我们展示日本军官和艺伎——在南京的友好国际关系。”
音乐会也许很“精彩”，但日方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精心准备的音乐会给受邀者带来的不过是无以名状的痛苦。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拉贝和斯迈思来带我去参加在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吹奏音乐会。我们无心听音乐，但觉得应该去。20人的乐队在指挥的安排下演奏了很好的节目，但我无法沉湎于音乐之中。当他们演奏序曲《轻骑兵进行曲》时，我的思绪却离不开12月14日路过我们大门口的队伍——那群手被绑着，在日军骑兵押解下行进的一百多位平民，这群人一去不复返了。当他们自豪地演奏《我们的军队》时，被摧残的城市、荒芜的乡村、遭强奸的妇女和小姑娘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并没有听到音乐……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想帮我们忘掉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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