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老兵搬家公司:冯友兰、章太炎、严复、黄侃

冯友兰 ----“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一直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据说在西方大学中，凡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李慎之先生常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书小容量大。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万言的《简史》，不可不谓“小”，然而它又是“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此书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故可谓，“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2﹒视野开阔。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虽是蜻蜓点水，仍不失哲人洞见。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风范。3﹒文体畅晓。许多读者都有同感：读冯先生的书，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你绝不会不明白他的观点。西人言，文体畅晓，其智乃见（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综此三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恐是学习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最好选择之一。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部分写得十分简明扼要。这个总结部分，在我看来所有学中国哲学的人都应该注意。虽然写得很短，但是这位哲学老人显得很自信和乐观，正是他伟大的遗言和对中国哲学的伟大预言。《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说：“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

　　这个“总结”很重要，可视为冯先生的“晚年定论”，无论功之者，罪之者，都能从中体会出很多东西。冯先生说过，他是用生命写作的，那么，《新编》的“总结”可说是生命的最后结晶，它不仅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而且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总结。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寅恪

　　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谐，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庸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喜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寅恪承命审查冯君之作，谨具报告书，并附着推论之余义于后，以求教正焉。

　　（原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一九三零年本）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

　　冯友兰于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由于绝版多年，书肆间很难访觅其踪，所以此次重印，无异新作，理所当然地备受人们关注。这本老境之作在冯友兰的著述系列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其一，对自己一生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都有生动的记述，即作者自言的“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使我们全面了解其人其事；其二，作为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家，这里描述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剖析了学术思想变迁，按照“知人论世”的古训，读其书者不可不先读这本《自序》，亦即作者所言：“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其三，《自序》可看作一部“忏悔录”，对自己在过去三十年间接受批判、自我批判、改造思想的过程中，放弃独立思考，人格上失去自我的可悲际遇加以真诚的解剖。作者的人生道路与痛定思痛之际的反思，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典型性，因而具有普泛的代表意义。

　　巧合的是，另一位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也于同年刊行。虽然这两部书的体例和立意不尽相同，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比对参照阅读。

　　人们很容易地将二人并论，不仅仅因为二位都是名闻海内的硕学鸿儒，对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为世人看重；还因为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十年间他们人生道路与命运颇多相似处。文革开始，二人都是“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倒在地，遭遇抄家、批斗、关进牛棚的命运。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而成立“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亦即人们熟知的“梁效”，其中就有冯友兰和周一良。这使他们过了两年多的“顺境”。“四人帮”倒台以后，一夜之间，梁效成员成了现行反革命。成员写材料，揭发，交代，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批判，审讯，斗争，用周一良的话来说，是“全套作法与'文革’毫无不同”，可谓“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

　　遑论当初，即使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梁效”也依然是他们所归属阵营的难以洗刷的耻辱，犹如无数受难的知识分子是他们难以忘怀的记忆一样。更不要说“四皓”之不见容于清流横议了。舒芜有《四皓新咏》，其中二绝分咏冯友兰和周一良（另有两首分咏同为“四皓”之魏建功、林庚）：

　　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

　　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

　　《四皓新咏》在当年的学者圈中，颇多传诵或步韵和唱者，足见人心大快、敌忾同仇的情景。周一良还收到一位“老朋友”的匿名函，上面大书“无耻之尤”四字。对于自己在梁效班子里的活动，冯友兰和周一良都有事实陈述和辩解之辞。周的说法是：“其实几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认为“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因而深信“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冯友兰每次承蒙毛主席接见，都会事后感激涕零地献诗，如1962年的“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的“若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按照今天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等诗句直与前朝历代的御前文学侍从的阿谀奉承之词无甚差别。更有甚者，1974年发表的《咏史》组诗中的“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多少有逢迎格外垂青于他的江青之嫌，也难怪时人对此嗤之以鼻。

　　在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竞折腰的年代，不应该厚责冯、周的选择，如同无法指摘郭沫若、周扬的言行一样。对“四皓”冷嘲热讽的舒芜，在胡风事件中落井下石，不也同样为同是知识分子的读书人所诟病吗？这样说，并非一网打尽，“洪洞县里无好人”，也不是故意忽略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比如老舍、胡风、梁漱溟、陈寅恪的刚烈或坚韧，而只是想说明，尽管台下受害者与台上风光一时者、失意者与得意者、顺从者与反抗者，彼此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实都是笼罩在时代大悲剧下的个人悲剧，都是在人家搭好并导演的舞台上或被动、或违心地扮演角色，并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空间。所谓“覆巢无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也。像陈寅恪先生所推崇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在现代中国只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所以，陈先生自己也无奈地说：“最是文人不自由”，学者之不自由亦如文人。

　　这里显然无法简单地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不硬，或者膝盖软弱来解释。乱世之中，能够“苟全性命于乱世”已经不易，如果还想坚守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也只有像傅雷、翦伯赞、老舍自杀那样选择“自绝于人民”。冯友兰曾经以“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来概括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经历，细加揣摩，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以至痛心。林彪说过的极其霸道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也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惟一选择：放弃学术个性与思想立场，无条件地投身于社会改造的洪炉之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洗礼。因而，事过境迁之后，自我盖棺论定曰“毕竟是书生”，既可以看作自我解释与辩解，亦可视为隐隐的忏悔与反省。若细加寻绎，里面其实还包含着一层耐人寻味的“书生”之傲气。说到忏悔，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陈，过去三十年中“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不可谓不沉痛--冯氏此言，早于周氏十年说出，尤见可贵。

　　二书的价值当然不仅在透露出来的这些文革历程，虽然这或许是我们读后深思而感慨最多的部分。其实，这两部回忆录中讲述的家世、交游，从幼承庭训、求学异域到执教名府的身世经历，以及关涉的众多人事掌故，扩而及于身家之外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多有足广见闻者。所以，他们的“八十自述”，虽然是“微小叙事”，但实在有助于我们把握近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一“宏大叙事”。就此而言，二人的典型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冯友兰小传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如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土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 1931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尚贤”。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长沙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到昆明后不久，他又为刚创立的西南联大写了校歌的歌词，调寄《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祯干质，九洲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歌词充分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和终将战胜日寇、收复祖国失地的信心。他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一直支撑着他，他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正是凭此坚定信念，冯氏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从1939年起，他先后出版了《新理学》、《新事论》（1940年）、《新事训》（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以《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章太炎

------革命者，大学问家、“章疯子”

（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

　　鲁迅笔下的章太炎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其次才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张扬国粹，却坚决而激烈地反抗权威和反抗一切束缚。他的确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强调道德的力量，却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

　　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

　　一生著作颇多，约有400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生平年表

　　一八六八年 一岁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公历一八六九年元月十二日，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父章浚，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好经术。有子女四人，太炎排行第三。

　　一八七三年 六岁

　　入私塾就读。

　　一八七六年 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

　　一八八〇年 十三岁

　　朱有虔归。在父章浚、表兄章篯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

　　一八八三年 十六岁

　　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一八八八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农历11月），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京师一时为之哗然。

　　一八九〇年 二十三岁

　　父章浚去世，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

　　一八九一年 二十四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刊行。《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以下简称《自定年谱》）称本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

　　一八九二年 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

　　一八九三年 二十六岁

　　女生。

　　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膏兰室札记》四册及《孝经本夏法说》、《子思孟轲五行说》等。

　　一八九四年 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夏氏主《公羊》、《齐诗》之说，与章多有辩论。又好佛学，劝章氏购览佛典。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撰《独居记》。

　　一八九五年 二十八岁

　　四月十七日（3月23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五月二日（4月初8日），康有为“公车上书”。

　　十一月，寄会费银十六圆，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

　　一八九六年 二十九岁

　　撰成《春秋左传读》(初名《春秋左传杂记》)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

　　八月九日（7月初1），《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

　　一八九七年 三十岁

　　一月，离诂径精舍赴沪，任职时务报馆。读谭嗣同《仁学》，“怪其杂糅”，不相许。

　　四月，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自称“教主”，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愤而离泸返杭。返杭后，与宋恕、陈虬等创办“兴浙会”，为《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撰稿。

　　本年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刊于《时务报》)；《变法箴言》、《平等难》、《读管子书后》、《东方盛衰论》(刊于《经世报》)；《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儒侠》、《异术》、《重设海军议》(刊于《实学报》)；《译书公会叙》、《论民数聚增》(刊于《译书公会报》)。

　　一八九八年 三十一岁

　　一月，上书李鸿章，末有结果。三月，受张之洞邀请，赴武昌筹办《正学报》，不到一月即离去。七月，在沪任《昌言报》主笔。发表《商鞅》、《弭兵难》、《书汉以来革政之狱》等。戊戌政变后，为躲避清政府迫害，携家避难台湾，于十二月抵达台湾。

　　一八九九年 三十二岁

　　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书信往来，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六月，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东渡日东，与孙中山相识。不久离日回国。夏秋间，辑订并出版《訄书》初刻本，收入文章五十篇，由梁启超题名，木刻刊行。冬，在沪任《亚东时报》主笔。

　　本年发表作品有：《答学究》、《客帝论》、《分镇》、《儒术真论》(刊于《清议报》)和《今古文辨义》(刊于《亚东时报》)等。

　　一九〇〇年 三十三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六月，八国联军进军津、京，清廷决定宣战。

　　七月，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思想发生较大转变，撰《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并开始修定《訄书》。

　　一九〇一年 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

　　发表《正仇满论》批判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撰《征信论》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

　　一九〇二年 三十五岁

　　二月，为避恩铭等人追捕，东渡日本，暂寓横滨《新民丛报》社，与梁启超、孙中山相会。四月，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七月，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删定《訄书》重刻本。

　　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发表《文学说例》，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中国通史》。

　　一九〇三年 三十六岁

　　三月，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六月三十日（闰5月初6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入狱。

　　本年发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刊于《国民日报》)、《与刘师培书一、二、》、《释真》(刊于《国粹学报》)。

　　一九〇四年 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五月，《訄书》重印本在日本出版。冬，光复会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

　　一九〇五年 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读《瑜伽师地论》等。

　　二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邓实主编，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

　　四月三日（2月29日），邹容死于狱中。

　　八月二十日（7月20日），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一九〇六年 三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5月初8日），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十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鼓吹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予以批驳。

　　本年发表：《俱分进化论》、《建立宗教论》、《人无我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衡三老》、《悲先戴》、《哀后戴》、《伤吴学》(刊于《民报》)；《与人论朴学报书》、《古今音损益说》(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入《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篇。

　　一九〇七年 四十岁

　　继续主《民报》笔政，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

　　二月，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

　　四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本年在《民报》发表：《社会通诠商兑》、《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五无论》、《定复仇之是非》、《国家论》、《官制索隐》。《春秋左传读叙录》在《国粹学报》刊完。撰《新方言》，并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另撰《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双声说》、《国粹学报祝辞》、《与刘师培书六》、《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二》等，均刊于次年出版的《国粹学报》。

　　一九〇八年 四十一岁

　　光绪、慈禧死去，溥仪即位。

　　从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坐，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七月，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刘师培、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于五月二十四日的上海《神州日报》刊登《炳麟启事》，对章太炎进行诬蔑陷害。章太炎登文予以否认。

　　十月十九日（9月25日），《民报》因宣传革命被封禁。

　　本年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四惑论》、《五朝法律索隐》、《马良请速开国会》(刊于《民报》)；《小疋大疋说》上下、《八卦释名》、《六诗说》、《原经》、《毛公说字述》、《刘子政左氏说》(刊于《国粹学报》)。《新方言》在《国粹学报》续完。

　　一九〇九年 四十二岁

　　因《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撰《伪民报检举状》，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民报》为非法，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

　　编订《太炎集》，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追求“俗或末之好”的“传世”之文。

　　本年发表：《与刘光汉(师培)书七》、《原儒》、《原名》、《致国粹学报社书二、三、四》、《庄子解诂》(刊于《国粹学报》)。出版《小学答问》。

　　一九一〇年 四十三岁

　　一月，黄兴在《日华新报》发表《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革命党之叛徒。

　　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正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作为机关报，与同盟会正式分裂。

　　夏，黄侃创办《学林》杂志，刊登章太炎《文始》、《封建考》、《五朝学》、《信史》、《思乡愿》、《秦政记》、《秦献记》、《医术平议》等许多重要著作。

　　本年撰定《文始》、《齐物论释》。编定《国故论衡》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在《国粹学报》发表《驳皮锡瑞三书》，批驳皮锡瑞所撰《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对《訄书》再次修订，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

　　一九一一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

　　十月十日（8月19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

　　十一月三日（9月13日），上海发动起义，次日“光复”。

　　十一月十五日（9月2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章太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告之。

　　槟榔屿《光华日报》连续刊载章氏政论《诛政党》。

　　一九一二年 四十五岁

　　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一月三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一月十四日，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章太炎与孙中山隔阂进一步加深。

　　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二月七日，章太炎应邀赴南京。在建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旋即返沪。

　　三月一日，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选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后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篡夺总统职位。冬，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

　　一九一三年 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

　　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

　　四月十七日，章太炎从长春赶回上海，受到孙中山的欢迎。又前往武昌见黎元洪，“以为联合之图。”五月上旬，通电袁世凯，要求罢黜四凶：梁士诒、赵秉钧、陈宦、段芝贵。下旬，由武汉返回北京。袁世凯授与二级勋章一枚。六月，由京来沪，由蔡元培主婚，与汤国黎在哈同花院举行婚礼。

　　六月十九日，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孔教会成立。章太炎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七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八月，章太炎昌着危险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

　　一九一四年 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手定《章氏丛书》，并将《訄书》定名为《检论》，从分卷到内容，都有很大变动。

　　一九一五年 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

　　四月，《太炎最近文录》出版，钱须弥编，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

　　五月，《国故论衡》增订完毕。《检论》定稿，共分九卷，正文六十篇，附录七篇，大半为新写或据《訄书》旧稿重新写定。

　　七月，上海右文社出版《章氏丛书》，铅字排印，两函二十四册，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一卷、《刘子政左氏说》一卷、《文始》九卷、《新方言》十一卷附《岭外三州语》一卷，《小学答问一卷》、《说文部首韵语》一卷、《庄子解诂》一卷、《管子余义》一卷、《齐物论释》一卷、《国故论衡》三卷、《太炎文录初编》文录二卷别录三卷。

　　冬，章太炎口述，吴承任笔述整理成《菿汉微言》。自述“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十二月，袁世凯复辟称帝，申令明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

　　一九一六年 四十九岁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

　　六月，章太炎恢复自由。七月，抵上海，受到热烈欢迎。九月，出国赴南洋考察，十二月，回国。

　　一九一七年 五十岁

　　三月四日，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

　　七月一日，张勋等拥立溥仪复辟。十二日，复辟覆灭。

　　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中央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

　　九月一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因唐缺乏诚意未果。

　　一九一八年 五十一岁

　　赴四川，到邹容祠行礼。在重庆等地讲学。又赴湖北、湖南，十月归抵上海。

　　十一月，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四川观鉴庐出版《太炎教育谈》。汪太冲编《太炎外纪》出版。

　　一九一九年 五十二岁

　　五四运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

　　《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初编》、《补编》、《菿汉微言》三种，校勘颇精，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

　　一九二〇年 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身患黄疸，病卧。六月，热病大作，几死。

　　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提出“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一九二一年 五十四岁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夏，主张“武力统一”的吴佩孚率军南下，打败主张“联省自治”的湘鄂川军，“联省自治”运动遭到打击。

　　《太炎学说》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下卷为一批书札。《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吴齐仁编，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二年 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章太炎受勋一枚。宣讲“联省自治”，还主张“南迁武汉”。

　　四月至六月，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一为曹聚仁所编《国学概论》，一为张冥飞所编《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答复，表示接受，还懊悔“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尺牍》出版，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

　　一九二三年 五十六岁

　　三月二日，孙中山在广东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章太炎以为“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九月，《华国月刊》在上海创刊，章太炎任社长，欲发扬“国故”，挽救“人心”。

　　一九二四年 五十七岁

　　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发表宣言，实现国共和作。

　　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居正的怂恿下，章太炎发表公函，反对国共和作。

　　《章氏丛书》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

　　一九二五年 五十八岁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章太炎撰文祭悼。

　　五卅运动爆发，章太炎发出通电，欲“使水深火热之民，早登衽席”。

　　一九二六年 五十九岁

　　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篡夺北伐军领导权。

　　四月七日，章太炎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出通电，叫嚷“反对赤化”。八月八日，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十三日，通电全国，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

　　一九二七年 六十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

　　五月至六月，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

　　七月至十一月，居同孚路赁寓，终日宴坐，兼治宋明儒学，借以惩忿。

　　一九二八年 六十一岁

　　写《自定年谱》，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十五岁止。

　　一九二九年 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

　　一九三〇年 六十三岁

　　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自称“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

　　一九三一年 六十四岁

　　五月一日，《国学丛刊》由中国大学出版，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编辑。章氏在该刊发表文章有：《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二》(1917年撰)、《论古韵四事》、《汉儒识古文考》上下等。

　　“九·一八”事变后，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对蒋介石、张学良拱手将奉、吉让予日本不满，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

　　一九三二年 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章太炎愤怒之下，北上见张学良。在燕京大学演说，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

　　秋，赴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章太炎亲撰《宣言》，主张“范以四经”。四经指《孝经》、《大学》、《儒行》、《丧服》。

　　一九三三年 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二月，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二老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

　　《章氏丛书续编》于北京发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收录著作七种：《广论语骈枝》一卷、《体撰录》一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一卷、《古文尚书拾遗》二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新出三体石经考》一卷、《菿汉昌言》六卷。

　　一九三四年 六十七岁

　　秋，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因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

　　一九三五年 六十八岁

　　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慰问，并致万金为疗疾费，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四月，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共九期，讲题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等，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

　　九月，《制言》半月刊创刊，由章太炎主编。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一九三六年 六十八岁

　　冬、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俱有讲演记录刊行。夏，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尚书》。六月十四日，于苏州病逝。时人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令以国葬，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

　　趣闻

　　1、章太炎寓所——钱粮胡同19号

　　作者 王之鸿

　　钱粮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大佛寺东街和东四北大街，长500多米；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与钱粮西巷、钱粮南巷、人民市场西巷、轿子胡同相通，北侧与钱粮北巷相通。明代，称“钱堂胡同”，因胡同内有铸钱机构——钱局而得名；清代，胡同内有宝泉局的铸钱机构之一的南作厂，因宝泉局隶属于户部，所铸之钱用于充军饷，故俗称宝泉局为“钱粮局”，胡同亦从俗改称为“钱粮胡同”，沿用至今。

　　钱粮胡同19号，旧时的门牌是12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是一座颇具规模、颇为气派的宅院。今为北京工业大学宿舍，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凯曾软禁章太炎于此。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大门迎面是一座“座山影壁”②，又称“靠山影壁”；大门外是“反八字影壁”③，又称“撇山影壁”。大门外原有的一对“上马石”经历了历史的风尘，大门前新增的一道“安全门”折射着时代的韵味。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座山影壁，位于大门内侧，在厢房的山墙上直接砌出小墙帽并做出影壁形状，使影壁与山墙连为一体。

　　③反八字影壁，在大门外两侧，两侧墙面的八字影壁与大门呈135度左右的夹角，影壁墙上可雕对称图案。

　　2、太炎先生的风骨与品格

　　(作者张昭军载《光明日报》)

　　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一意治经，文必法古”。1890年，赴杭州入“诂经精舍”，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兼向黄以周、高学治、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深造七年。甲午战争后，“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同时，开始涉足西学，觅取“学理”。戊戌政变后，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逃到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5年，东游日本，初次会晤孙中山。1903年，在上海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1911年，回国后被聘为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只身赴京声讨袁世凯，被禁锢三年。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九一八”事变后，年过花甲的章太炎再度拍案而起，奔走于京沪等地，呼吁抗日。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为之倾倒，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章太炎“三入牢狱”的大致情况是: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器宇轩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太炎先生为此付出三年牢狱之苦。

　　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狱，时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太炎先生获释。

　　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

　　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太炎先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太炎先生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太炎先生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1908年《民报》被禁，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专务历学”，“弟子至数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先生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太炎先生“甚非之”，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太炎先生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先生授课之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太炎先生的胸怀，为革命能抛弃私谊，为国学能不计前嫌。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太炎先生当之无愧。

　　另外，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曾拟模仿明朝方孝孺的故事，身穿麻衣，手指方丈，痛哭于国门，以此悼念共和的灭亡。后来经一帮朋友的竭力劝阻，章太炎才打消这念头。叶兆言说：“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戏，此事如果当真的话，他的戏剧性绝不亚于摇着折扇，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堂而皇之跑去见袁大总统。”

　　3、章太炎遗产价值难估量

　　关于章太炎的经济状况，留存的史料很少。我找到他在68岁时，即民国廿四年（1935年）七月立下的遗嘱：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由此可见，章太炎首重人品情操，次重学问文章，而遗产之中，以书籍文物为贵。那些都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根据章太炎遗嘱所列，他死前的财产如下———到1935年7月，章太炎在上海储蓄银行有存款12000银圆；在浙江兴业银行有1万银圆；在余杭泰昌有股本800银圆（30年代前期，1银圆约合1997年人民币30元）。以上存款共计约合今人民币68万元。此外，章太炎的房产，在苏州有两处：王废基一宅，侍其巷一宅；田产，在余杭有30多亩。

　　至于章太炎珍藏的书籍，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价值约“数千金”。文物古董，有秦代铜器、铁权等，汉代、唐代玉器、古钱等，宋代、明代瓷器等。其价值难以估量。

　　按照以上所述，章太炎属于中产阶级文化人。

　　4、章太炎一笔墨宝发了财

　　在上海同福里居住不久，章太炎竟发了一笔大财。说是“一笔”，确实由“笔”而发。一天，一位革命元老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另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他又被要求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获赠润笔墨银20圆大洋。

　　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的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10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5、杜月笙家祠求横披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

　　后来章太炎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问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拿出一张宣纸说：“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40分钟，已经写成。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太炎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纪念馆位于西湖南屏山下，占地1.5公顷，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环境清幽，布局具有江南园林风格。是我国唯一集章太炎生平展览、文物收藏、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名人博物馆。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

　　馆内收藏1000余件文物，其中《流血革命》、《狱中联句》、《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系国家一级文物。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章太炎墓及夫人汤国梨墓，坐落在纪念馆后面的苍松翠柏之中。

　　在纪念馆右侧，还有章太炎生前仰慕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的祠墓。张苍水，名煌言，浙江鄞县人，南明大臣，因抗清不屈被俘而牺牲。

严复-----“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1921年10月27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就在天津古文化街宫南西侧114-1乔香阁

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生平活动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

　　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严复之墓

　　严复墓在福建省 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西向东偏北34度，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仅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墓柱为金瓜顶，飞龙盘柱。两侧立卷书石围屏，上刻有梅、雀、松鹤等图案，形态逼真。坟周以花岗岩石砌护坡。墓系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民国10年(1921年)严复病逝后葬于此。陈宝琛为其撰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绛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氏见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1961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0年代，墓周围环境严重破坏。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门拨款和旅美严复长孙女严倚云，汇款，在上岐村民委员会支持下重新修复以原墓为中心，保持原状不变，在墓的两侧及后侧建一堵高2.3米的砖墙，在墓前砌建长40米、高2米多的石墙，扩展二层墓埕，墓园面宽40米，纵深42米。并在墓园内种植白玉兰树。1986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市区乘坐6、18、24、726、727、950路公交车可到严复墓。

严复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严复著作

　　天演论序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 ，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黄侃-----“黄疯子”

黄侃生平简介（1886－1935）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 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05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师事章太炎，受小学、经学，为章氏门下大弟子。1914年后，曾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等学校任教授。在北京大学期间，向刘师培学习，尽通春秋左氏学的家法。1935年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在经学、文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主张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应以《说文》和《广韵》两书为基础，他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中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

　　黄侃的古文字学主要见于《音略》（《国学卮林》1920年第1卷第1期）、《声韵略说》（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声韵通例》（《唯是》月刊1920年第1、2册）、《黄季刚先生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月刊1920年第3册）等论著中。他对上古声韵系统的贡献主要有：提出古声十九纽说；提出古韵二十八部说；提出古音只有平入二声说。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的古声韵系统，即古音学体系。他在古音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古音研究工作，使他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作为其语言文字学著作的一部分，他还有几十种表谱对古代汉语进行分析。他的《文心雕龙札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讲尚书通例》等著作对哲学、经学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见。由于他治学严谨，不肯轻易著书，若非定论，不以示人，并曾说：“年五十，当著书”，可惜在他年方五十时，未及撰成宏篇巨著就过早地谢世了，留下大批未经整理的点校笺识古籍的遗稿。

　　黄侃的主要著作有：《黄季刚先生遗嘱专号》（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6年第2卷第2期）、《黄侃论学杂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等。在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的青石中学，有一所黄侃图书馆。

往事略集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

　　▲毒手

　　　黄侃，祖籍湖北蕲州。父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黄侃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相识

　　1903年，18岁的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这所学校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新式中学。因父亲与张之洞有旧，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么一种说法。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反诘陈独秀

　　　黄侃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这一点颇为时人诟病。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也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来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雅谑胡适

　　　黄侃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穿布衣“钉鞋”的教授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们劝驾，但黄终未去中央大学授课。

　　▲内多欲而外仁义的大师

　　黄侃的第一大爱好是美色。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黄侃在这方面经常逾越师生人伦，颇遭物议。据说，他一生结婚达九次之多。当年，刊物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的极端攻讦之语。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两人聚少离多。他当过同乡、同族女子黄绍兰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而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身上的各种毛病（尤其是藐视道德的行为）则表示出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认为黄侃酷似魏晋时代“竹林七贤”中阮籍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物，不管他如何玩忽礼法，逃脱责任，毕竟丧母时呕血数升，仍是纯孝之人，内心是善良的，并非残忍之徒。

　　▲未出版任何著作的大师　　

　　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

　　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人物交往

　　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青石镇大樟树人。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1886年4月3日生于成都，1935年月10月8日殁于南京，年仅49岁。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一生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章太炎以太平天国为例，谑封黄侃为“天王”。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黄侃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胡适大怒。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黄侃治学勤奋，以愚自处，主张“为学务精”、“宏通严谨”。他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以自警。虽是名声赫赫之学者，且身体虚弱，仍致力学术而不倦，“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才著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在音韵学方面对古音作出了切合当时言语实际的分类。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之研究。黄侃著作甚丰，其重要著述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

黄氏论书

　　▲应读之书

　　《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以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真是高手眼法，金针度人）

　　▲读书之法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各种学问者，汉学之各种学问也。）

　　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此条非说成就期限，而是说治学顺序，先小学，再经，再史。）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恐是季刚自家门法。同时研究诸名家高论，如听讼数端，不仅有趣，而且未必不是入经史门法。）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读唐人义疏可明各经汉唐家法，不知皮锡瑞之经学通论是否可补汉唐之後？）

　　治史之要， 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此说入门之基，而非治史全部。如果只注重事件的人地官年，而无现代HISTORIOGRAPHY理论指导，便仍在梁任公所说的旧史学里打圈子。)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读书贵专不贵博，是朴学的法宝，恐怕当代不适用。朴学时代知学方法比较统一。而当今文史研究理论繁复，不略知一二无法为学。文科学生还要学政治，想出国的还要学英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之说也恐怕不适用于今日。此处说贵专，是为了能精通一二经典。精通之，才能在作学时有底气，避免颓废和妄诞两极端。圈书之法，先贤经验，有惠後学不浅。)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宋明经学多能疑，汉清经学多阙疑。而清之经学如无确证必阙疑，如有确证必翻案。大哉乾嘉之为学也！先生真是其中妩媚者。)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先生一生，知今处唯有不与复辟一节而已，天不假其以年，天妒之太甚矣。)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不接受新理论恐怕今人无人敢守之。)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一，刘申叔如果把玩政治的时间用来作学问，嘿嘿！二，比一比陈寅恪读遍中国书之叹如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为学之道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能青出于蓝者，赖先贤筚路蓝屡之功也。)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 必道前人未道处。)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此语让当今百分之九十九的高级学者汗颜)。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学术年表

　　1886年——4月3日（夏历二月廿九日）生于成都金玉街三道会馆。

　　1888年——随江叔海先生问字，初授《论语》。

　　1890年——随父还居原籍湖北蕲春。

　　1896年——随父至武昌，读经而外，纵览诸子、史传，能为诗文。次年丁父忧。

　　1900年——应县试，进学。

　　1902年——入武昌湖北普通学堂肄业。同学有宋教仁、董必武等。

　　1905年——在文普通学堂因宣传排满思想开除，以故人之子得张之洞资助留学日本。

　　1907年——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写作《释侠》、《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等文，刊于章太炎主编之《民报》。师事太炎先生。写有《新方言后序》、《国故论衡序》。

　　1908年——回国侍母疾，不久，母逝，本于孝义，闭门定省，曾写定《春秋名字解诂补谊》诸稿。时清廷命逮革命党人，胥吏欲捕之，遂仓皇离乡，再走日本，往依章师。日夕研讨国学。

　　1910年——返国还里，筹设孝义会，宣讲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听者甚众。

　　1911年——辛亥革命起，奔走江湖，然不欲谋仕宦，后退居沪上，主《民声日报》。

　　1914年——勤治故籍，研索《广韵》，综合前说，定古声十九类，古韵二十八部之目。有《仙道平论》、《释若者》等文刊于《雅言》杂志。

　　1919年——于《国故月刊》、《国民月刊》发表《广韵佚字》、《毛诗正韵评》等文。因与胡适等人不谐，转教武昌高等师范。

　　1920年——在《唯是学报》发表《声韵通例》、《与友人论治小学书》等。并为《说文》、《尔雅》等作讲章。

　　1923年——仍任教武昌，有《音略》、《释公士大夫》、《文心雕龙札记》等刊于《华国月刊》、《国学卮林》。

　　1925年——作《中国文学概谈》、《文学记微》等文，刊于《晨报》副刊。

　　1927年——应聘北京师范大学，秋后转教东北大学。

　　1928年——南下应南京中央大学聘，讲章有《礼学略说》、《唐七言诗式》诸稿。先后同事有汪东、胡小石、汪辟疆、陈伯弢、王伯沆、吴梅等。

　　1931年—— 于《金陵学报》、《金声》是发表《诗音上作平证》、《章炳麟黄侃往来论韵书》等，讲《三礼通论》，批注《尔雅义疏》。

　　1933年——出版《日知录校记》。

　　1935年——因病逝世于南京。逝前讲授《说文部首》及史汉文例。遗稿有《尔雅郝疏订补》、《说文注》、《广韵注》、《切韵表》、《集韵声类表》、《古韵谱》等。

黄氏语录

　　治学须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

　　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

　　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

　　中国学问有二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

　　学问不可趋时或挟势利以行。如唐张鷟在当时文名籍甚，文词行于海外，今所存者，一《龙筋凤髓判》，一《游仙窟》（得自日本）耳。又云，学术废兴亦各有时，惟在学者不媕婀而已。

　　所谓博学者，谓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

　　凡专门之学，不可于其间有所去取，因牵一发而动全身也。

　　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当精心玩意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件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扬子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矣，寡见则无卓矣。

　　学问之事，有传学，有行学。欲行其学者，未有不皇皇如也。

　　学者可贫而不可贱。白刃当前，不救流矢，学问亦然。

　　学问以积累为先，文学以顿悟为贵。故文学能早成，学问则早成者少，有之则颜回韩非贾谊王弼数人而已。

　　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惠栋《九经古谊》及《九曜斋笔记》可以教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恪守师承，力求闻见。）一曰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偶与之同，实有心得，非窃。习见所闻，忘其所自，非窃。众所称引，不为偷袭，非窃。结论虽同，推证各异，非窃。）

　　治国学当力戒二弊。一曰不讲条理。一曰忽略细微。讲条理而不讲细微，如五石之瓠。讲细微不讲条理，如入海量沙。

　　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曰郢书燕说之病。一曰辽东白豕之病。一曰妄谈火浣之病。

　　无论历史学、文学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到旧学说。

　　常人治学有二病，一曰急，二曰懒，所以无成。

　　世人是尧舜而非桀纣，治学亦当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博览旁征，必先有其基。

　　士以志气为先，不以学问为先。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以自立。

　　凡引古书，或从本义引之，或以己意引之。前者名曰推原本义，后者名曰断章取义。如孟子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后者之类。

　　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为次，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

　　看清一难懂之部书，可以读多数难懂之书。

　　古人议论其言简，今人议论其言繁。唐以前人之一二语，唐以后人可敷衍而为千百言。读周秦诸子等书，均可作如是观。

著作要目

　　▲专著

　　《文心雕龙札记》，北京文化学社，1927年；中华书局，1962年。

　　《反切解释》上编，中央大学出版组，1929年

　　《日知录校记》，中央大学出版组，1933年。

　　《集韵声类表》，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黄侃论学杂著》，收著作十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

　　《说文笺识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字正初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黄季刚先生遗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80年。

　　《文选黄氏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论文

　　《春秋名字解诂》，《国学粹报》4卷4期。

　　《与友人论治小学书》，《唯是学报》第三册，1920年。

　　《稷通释》，《华国月刊》1卷期，1923年11月。

　　《释尸鸠》，《华国月刊》1卷4期，1923年12月。

　　《咏怀诗笺》，《东北丛刊》第3期，1931年1月。

　　《中国文学概谈》，原载《晨报》副刊，又载艺社《文学论集》，1929年。

　　《文学记微》，同上。

　　《秋华室说诗》，《苏曼殊全集》第五册，1929年。

　　《诗音上作平证》，《金声》创刊号，1931年5月。

　　《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卷11期，193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