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月嫂公司:李宗仁谈蒋介石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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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最近查了查，内地已有几个出版社出版，但仍有些网友可能没看到，就当练习打字，摘了以下，让网友了解了解李代总统的观点。
民国三十三年春天，蒋先生因事到汉中视察，我便乘机向其建议说，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现在便要考虑到战后的接收问题，我认为胜利后，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将变成我们最头痛的难题。对付俄国，我的建议正如我给魏德迈和赫尔利的备忘录上所说的，应准备与苏联向东北作进军竞赛，并隔离中共和苏联的陆地交通和直接接触。
至于与对付中共有密切联系的对日军“受降”问题，我更向蒋先生提出具体的主张。我认为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等命，维持当地治安的交通，以待我接受部队的到达。至于各地区的受降和接收，应责成专人负责，有条有理地进行，我尤其指出东北为最重要地区，负责接收的人，尤应慎重遴选。
蒋先生问我说，“你看接收东北谁适当呢？”我稍加一思索，便说“我看黄绍闳还可以”。
我之所以推存黄，实出于数种考虑。第一，我认为战后东北问题最为棘手，主持其事者，必须有眼光，有魄力，勇于负责，必要时敢于便宜行事。而蒋先生袋中人物可以外调的，如陈城、顾祝同、蒋鼎文、刘峙、张治中、张群等人，在蒋先生极权之下，磨练已久，事事听候蒋先生手令，丝毫不敢独断独行，已完全失去主动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断难应付战后东北错综复杂的局面。第二，我考虑到蒋先生的顾忌。我如提名白崇禧，则多疑的蒋先生必以我徇私。加以战后的白崇禧，恐也不能离开中央。而黄绍闳则不然。他在民国十九年已和我疏远，而投入蒋氏幕中，颇为蒋先生倚重。同时黄绍闳也确有此应变之才，可以处理东北的复杂问题。至于东北耆老莫德惠、抗日英雄马占山、以及尚在进入监禁中的张学良等，中央若能逾格录用，在号召力方面而言，自可事半而功倍，可是我深知蒋先生对东北人特别忌恨，故未敢提供参考，以免触其忿怒。谁知蒋先生听了我的话，不置可否，“哼”了一声，便结束了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谈话。
战事则结束，我统帅部立即命令日本驻华司令官冈村宁次，将日军向数点集中，听候缴械。例如长江以北敌人便奉命于短期内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徐州、蚌埠、石家庄、济南、北平等重镇。而日军集中后所遗留的若干战略据点的各交通线的防务，我军却未能即时一一接防。因而原来通行无阻的津浦、平汉等线，胜利后顿时交通断绝，无法恢复，直至大陆易手而后已。
当时中央作此决定时，我便一再向何应钦警告，要他千万不可操之过急，草率从事。但是何说，奉蒋委员长面谕，如今抗战胜利，如不将敌人迅速集中缴械，将有损于国家威信。谁知后患即由造成。
至于向收复地区进军，中央也没采纳我“后浪推前浪”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全付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共四、五十个师，此时尚集中于滇西、缅北一带。如以后浪推前浪方式向华北前进，则原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将先入华北，甚或东北，这在私心自用的蒋先生看来，显然是对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驻鄂北、豫西的刘峙部队和原驻皖西大别山的李品仙部队，分别开进陇海线上的郑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前进，至于华北、东北的接收，却要等留在滇、缅一带的部队调去辩理。但是四、五十个师大军要自西南山区开往华北，谈何容易。大军向仆仆在途，东北、华北的版图大半已再度变色了。
政府在军事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的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加变本加厉。据说，抗战胜利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欣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欣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陈诚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欣，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蒋先生便将何应欣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长军政部。
陈诚说任军政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就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有功抗战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象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乘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烈的办法下，失业的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中共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以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一具威胁。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的“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是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谋手段。这样一“混”，原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烈的干法，当时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夺人兵权，制造混乱。例如，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不容易。
陈诚藉整编，混编为名，又处于培植他的私人。例如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消，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藉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
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
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
国家在大兵之后，凔痍满目，哀鸿遍野，而当国者却如此以国事逞私欲，国民党政权如不瓦解，真是无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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