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夫劳伦 香港:大学旧作：我是如何考上人民大学的（下）

大学旧作：我是如何考上人民大学的（下）

(2009-06-06 06:43:52)转载 标签：

高考

大学生活

校园

分类： 学/术


    林：几乎人人或多或少都会怯场，你是怎样克服它的呢？
    田：我认为怯场的原因主要是考生对高考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感。我对高考的敬畏感也由来已久。打小就听说过关于高考的种种传闻，头脑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了它各种神圣和庄严的意义。到了高三，我对高考的敬畏感愈来愈烈。但我知道要轻松上阵，就不能不消除这种敬畏的心态。
    人们对于不了解的事物一般容易产生敬畏感。因此，我有意识地深入了解高考的方方面面。先是接触一些高考题，发现也并不如想像中的那样复杂，也就不再为题目前标注的“某年高考”而心惊。后来看到整份高考试卷，亲自做一遍，也有不过耳耳之感。最终帮助我彻底消除敬畏感的是九七年版的《考试说明》。这本书我反反复复看了五遍，并作了摘抄。就靠它，我把高考从测试内容到题型比例，从试卷结构到难度安排，都摸了个门儿清。比方说英语，分主客观两卷，主观卷９０分，有语音、语法填空、完形填空、阅读理解四种题型，分值分别为５分、２０分、２５分、４０分，除了阅读理解每小题２分外，其余都是一小题一分。再比如物理，力学占３０％，电学占３０％，热学占２０％，光学、原子各占１０％左右。这些数据，我当时都记录在案，随时检索。我的化学成绩并不好，有机题尤其糊涂。看了《考试说明》后，我发现，有机部分只占整份试卷的２０％，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重要。我也就没把过多的精力投在这方面，而是在更容易提高成绩的无机题上下功夫。
    将军为了让士兵们消除对战争的恐惧，就来个实战演习。高考的实战演习就是模拟考试。我在高三下半学期一共接受过五次模拟考试。五次扛下来，我对高考的答题流程已经胸有成竹，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较大的信心。
    每回模拟考试之后，我都作详细的试卷分析。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两项数据：。第一，每一题我要花费多少时间；第二，每一题我应得多少分。这也就是量化核定每位考生都渴望提高的答题速度和正确率。每次模考，我都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并当场记录下我做每一题所用的时间；考试结束后，再整理出每一题的得分情况。经过几次模考，将数据汇总平均，就是我想要的量化指标，我把它作为以后做题，速度和正确率的参考。比如英文完形填空一题，我根据模考数据估算出的理想用时是十二分钟，正确率８８％，二十五题中只准错三个。平常练习完形填空我就以此为标准，做题时卡表计时，做完后对照答案核定正确率高低，以此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高考的实际情况和我的指标有些出入，但幅度很小。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使我科学地把握了自己的应试能力。
    林：除了消除敬畏感，高考还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怎样具备这些素质呢？
    田：有位学兄曾点出高考诀窍：平常复习当作考试，考试当作平常复习。这话真是经验之谈。前半句说的是复习效率，后半句讲的则是考试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临阵之即，就该有举重若轻、等闲视之的大将风度。所谓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大将风度的背后，必须有十分的实力和十足的自信垫背。要在高考考场上闲庭信步，就要培养自己必胜的信念和坚定的信心。“十年磨一剑，把君试天下”，我努力以一种宏大的浩然之气去面对眼前的艰难困苦。我经常用自我暗示的方法，强化自信。那时在日记上，我常常写着“我要如何，我能如何，我会如何”的排比句式。在开考前几分钟，我还在给自己打气，对自己说：“放心吧，你一定能考好”。但铃声一响，我马上又换了一种超然物外，不计成败的心态。它使我很快平静下来，不为一题一分的得失而耿耿于怀。事实上，我的对手是全省八万考生，但是在考场上，我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那薄薄的两页试题。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去做题，抛开一切杂念，全神贯注于眼前的试卷，这才是高考的最佳应试状态。
    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必须对自己的实力有充分的了解。高估自己容易产生自满情绪，骄兵必败；低看自己会产生自卑感，丧失信心。大家对高考成绩的期望值不要太高，以自己模拟考试的平均水平的稍下作为满意标准。否则理想与现实距离太大，考生会产生心理学上所谓的焦燥、不安、失眠等“心理应激现象”。
    高考前一二天就不要再做习题了，可以把要求识记的东西再温习一遍。饮食睡眠要规律。提前去看一下考场，熟悉一下地理环境。７月６号晚上可以和家长朋友随便聊聊，放松一下情绪。我在高考前一天夜里，不知中了什么邪，翻来覆去睡不着。大约到了凌晨两点，才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第二天七时起来，我对我说，今天你精神出奇地好，上阵吧。考试时也没怎么感觉疲悃。可见，失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以为失眠可怕，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
    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注意：考完一科后不要急着马上对题。因为如果得知自己出错，心理上就期望后边的科目考得更高。这对以后的考试平添了精神压力。再说试卷已经上交，对题也徙劳无益。
    最后，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对待高考，我们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我始终抱着这样两条信念。第一，评价高考的成败，不在分数的高低，而在于是否发挥了你所有的潜力。只要竭尽全力，即使功败垂成，又有何憾？第二，高考很重要，考什么样的大学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打算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没有考上，不要紧，重新收拾旧河山，明年再考，或者另谋出路，拓开一片新天地。不要因为没有考上就否定了自己的努力，更不要灰心丧气。设计出新的人生定位，坦然面对现实吧。
    林：你是否想过，如果自己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田：有一回在人民大学上哲学课，老师冷不丁把我叫起来，让我说说什么是必然性和偶然性。我就说我考上大学是必然的，上人民大学是偶然的。在我们这个崇尚谦虚美德的国度里，这话可能狂了点，教室里一片啧啧声。其实能上人大的学生，再怎么说也不至于考不上大学。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所以我当时没考虑过考不上怎么办，问题是能考到多好的学校。
    高三一开始我就想，铆足劲学呀，能考多高考多高。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尽了全力，即使没考上，那我也无怨无悔。虽然最终我未能考入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可已经尽力而为，能上人大，我也心满意足了。
    林：你的家长对你参加高考持何态度？
    田：我的父母在升学上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没有逼我非北大清华不考，也没有强迫我一心只读数理化，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强迫不来的。在专业选择上，他们更是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我。我很感激他们对我高考的宽容态度。

    林：现在大家都在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对高考的非议很多。以你的亲身经历，怎么看这个问题？    
    田：我认为高考是一项严肃公平的选拔人才制度。我们都知道，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是有限的，国家只能遴选部分优秀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大学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国家应使这种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这部分优秀学生怎么选就是一个问题。没恢复高考制度以前，中国实行的是推荐上大学的制度。推荐的标准既不是学识，也不是才能，而是所谓的“出身”。你生在红五类家庭，出身好，就可以被保送上大学；生在黑五类家庭──“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可不是著名食品的品牌──那就跟大学bye-bye，自认倒霉。我妈妈当年就因为出身不好，尽管学习成绩优异，却连一所中专也没得上。以出身为标准的推荐制是极左年代的产物，它的不公平性显而易见。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出山之后，率先着手对教育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当年因为印试卷纸不够，特别把准备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调用过来，可见中央对高考的重视。机会来之不易，被耽误了十年的知青又重新捧起书本，走入考场。去年１２月，《人民日报》特发了一版纪念恢复高考二十周年的文章。看着一篇篇七七级大学生浸透血泪和汗水的回忆文章，我热泪盈眶。我所以感动，既为他们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顽强学习精神，也为改变他们命运的高考制度。中国在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后，终于又恢复了体现社会公正的高考。那一年我妈妈幸或不幸身怀六甲，结果又失去了一次机会。第二年一个胖小子呱呱坠地，那就是我。所以去年我参加高考，寄托了两代人的理想和希望。
    高考制度并不是没有缺陷。你看看大大小小报刊上讨论应试教育的文章，就知道高考有多少弊端。但至少，它提供给每个考生的机会是均等的。或者说，高考制度并不偏袒任何一个参与者。在选拔人才上，高考也是很有效率的方法。如果取消高考，实行按中学德智体综合素质全面考察录取学生，标准难以统一，首先有失公平；营私舞弊更加方便，必然会有许多原本能够进入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拒之门外，效率也没有了。这些年大家对保送制度的非议就是明证，好在保送不是主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有位学者叫郑也夫，他认为１９０５年中国废除科举制不应该将内容与形式一并取消，而应该废除八股文的考试内容，保留录用国家官吏的考试形式。我很同意这个观点。现在我国政府和地方有些部门录用公务员，就采取了考试的办法。
    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高考是以牺牲“偏才”的高等教育机会为代价的。我有一个朋友，文学造诣很高，自己写的诗词在报上发表，可惜高考成绩不佳，最后只能屈就专科。北大一位青年学者说，爱因斯坦、爱迪生参加高考，也考不上中国的大学，我想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问起这位学者有什么高招，他说他只是指出病症，没开好药方。这就好比民主和专制，民主制度不是没有缺陷，但起码能妨止专制。
    林：你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里？谈谈家庭环境对你的影响。
    田：我生在一个内陆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爸爸妈妈加我一共三人，城里没有其他亲戚。爸爸是电声技术方面的专家，妈妈是会计师，都在国有企业工作，家里经济状况一般。他们在事业上一贯勤奋努力、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家里的主要投资都放在文化和教育上，娱乐方面比重很小。我九岁那年搬过一次家，印象里图书资料堆得一屋满地都是。当３８６还价值不菲时，我们家就率先买回一台电脑。但彩电购置很晚，冰箱也是近两年才添置的，音响、录像机、ＶＣＤ则毫无购买意向。这样的家庭消费倾向对我的生活习惯影响很大。一是我在增长知识和提高效率上会不遗余力地投资。我这里说的投资含义很广，不单指金钱，还包括时间精力等等。九五年我至少买了一百本书，差不多每三天买一本。那年我还干了一件漂亮事，就是鼓动父母安装了电话。此举不仅大大减少了我们家的交际成本，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讯息。二是我会尽可能低的压制享受型生活资料的消费。我在整个中学阶段只买过一盘磁带，这让许多发烧友吃惊不已。我对各式各样的流行色有着冷静的观察和淡漠的兴趣。我并不否定时尚的价值，但更喜欢理性的恒久的深刻的东西。这使我这个少年人能在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保持一种超然的心态和坚韧的定力。当然我偶而也会受外界诱惑而不能自持，老话叫“经不住考验”，但过后我很快会清醒。主调是积极向上的，个把时候放纵一下也不打紧。
    林：高三的学习生活异常紧张，你是如何调节情绪，保持精力的呢？
    田：单调总是让人疲倦。我不会长时间地复习某一科目，正如健身房里我不会长时间地使用某一器械一样。我喜欢数理化和英语语文交错复习，分头并进。爱迪生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他的工作方法不是“one by one”，而是把活儿摊开，同时着手好几项课题，各个击破。马克思在研究之余，用解数学题的方式放松脑筋。我的复习方法也是跟这二位古人学的。
    “以高考为中心，坚持吃好，坚持睡好”被我戏称为高三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没有过挑灯夜战，更没有“三更眠，五更起”的刻苦事迹可以一表。谁的一天都是二十四小时，延长时间必然会降低效率。秉烛夜读，能没有白日之梦吗？所以掌握好自己的生物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是最明智的。
    林：你课余读些什么书？你怎样处理课外书和学习的关系？
    田：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读课外书主要有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娱乐休闲的作用，第二种是吸收补充课外知识的作用。娱乐的作用容易引人非议，因为掌握不好分寸，沉溺其中，负面影响很大。但是我觉得书报杂志的休闲功能，不应否定，也不能否定。过去每个周末下午放学，我都去附近一家超级市场看书。超市内有很大一片营业面积用来售书，我就借开架的光，站着读书，一读就是一两个钟头。我的“站功”是很过硬的，高三一年，我在那家超市过眼的信息量少说也有一百万字。我周末去超级市场看些市面上流行的书，九成的是为了放松一下脑筋；当然放松的过程中，不妨稍带吸收那么一鳞半爪学问。鲁迅每日制造“匕首与投枪”不断，休息之余，也喜欢翻翻流行的杂志。音乐学院的学生天天听贝多芬、勃拉姆斯不止，回到宿舍，随身听里多半放的还是古之郑乐，今之流行音乐吧。我在这方面的大成绩，是看过全套一十五部金庸小说。不只看过，我还专写了评论金庸小说的论文，居然发表了。我的长处是，别人看完就看完了，我看完了还能撰点稿费。
    小说和连续剧一样，都是让人欲罢不能的东西。想看到半截就洗手不干──没门！倒不如一开始就不介入来得自在。要看的话，集中三五天假期，一举歼灭，不要让它在平常搅局。
    我自己藏有图书六七百册。一半是我中学时期积攒零钱买的，一半是从我爸爸妈妈的书柜里“窃取”的。有时爸爸找不着书，我说在我这里。爸爸说好小子，家贼难防啊，我就打趣说加强内部流通嘛。我读书兴趣所至，涉及社会科学各个门类，别人不太关注的一些边缘学科，如“生命伦理学”、“犯罪心理学”，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我中学时有关自然科学的书读得较少，不无遗憾。
    林：你上高中时，常看电视还是偶而看看？你认为看电视对学习有影响吗？
    田：我高中时平均一天看一个半小时节目，高三时缩减为半小时，内容主要是新闻、专题和娱乐节目。看电视对我的功课基本没有影响，我不会因为看电视而挤占学习时间。我那时比较看重电视的娱乐功能和传送新闻的功能。前者好比《综艺大观》，后者好比《新闻联播》。随着我欣赏水平的提高，娱乐节目已经极少过眼了。除了一个八集短剧《过把瘾》，高中时我再没有看过其它电视剧。以关心国家大事的名义收看新闻一向是我看电视的一个好借口，现在我认为那也是偷懒的表现。就像有的球迷看球，原本是兴趣使然，非要往爱国主义上扯，好象谁不看球就是汉奸似的。看电视新闻固然能了解很多细节，可要不是为了过瘾，我知道那么多细节干嘛？读大事记一类的书使人明白，历史上曾经轰动一时的大事到最后都不过是一行字，甚至连一行字都轮不上。大考在即，我又何必为那些今天引得万人空巷明天就被人抛置脑后的电视节目徙耗精力与时间呢？现在我每星期只固定收看三个节目，中央台的《实话实说》、《读书时间》和《１２演播室》，间或看看《晚间新闻》。如果让我再过一次高中，九成的电视节目我都不想再看。
    有人说电视是家庭的宠物，有人说电视是电子时代的恶魔。电视的功与过，成了本世纪人类争吵不休的话题之一。我曾经写过一篇讨论电视功过的文章，题目是《千秋功过，我来评说》，发表在一家中学生刊物上。那篇文章里我谈到，电视是二十世纪的划时代的大发明，自从有了电视，人类的视野大大开阔了，视角大大拓宽了，视线大大集中了，视力也大大下降了。电视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人们只能被动接受它的信息，而无选择的余地。打开电视，你就不得不忍受没完没了的广告、喋喋不休的新闻和拖泥带水的连续剧。这点报纸就比电视强，看什么不看什么，你选择的自由度很大。
    由于卫星通讯和有线电视技术的发展，现在的频道越来越多，我家里的电视就有二十多套节目。这么多频道一拥而上，抢占荧屏，总让我以为后边有好看的，于是一圈一圈轮着换台，一直换到“再见”为止。这时我才会发现，电视就像印度驯兽师吊在象鼻前的那串香蕉，而我不幸正是那头大象。
    林：你中学时当过班干部吗？你觉得当班干部是否影响学习？
    田：我初中当过生物科代表。因为中考成绩全校第一，高中时我被公推为学习委员。每次大考结束后，别人都乐得逍遥，我却没得消遣──急着汇总分数，统计成绩，排列名次。当时干这工作挺有意思，也没觉得多累。
    当班干部会付出很多，但不一定影响学习。“高中的时间很宝贵，不花在学习上，就是浪费。”我看这是一种误解。照此推论，吃饭睡觉洗脸都没有花在学习上，是浪费吗？现代社会需要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当班干部可以培养一个人社交、组织、管理等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我到人民大学以后，报名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会的成员，几乎全部是中学时代的班干部；有的部门，一半成员在中学当过校学生会的主席；我住的宿舍，八个舍友里有四个过去当过班长。他们能考到人大，当然成绩也很优秀。
    林：现在专为考生服务的营养品很多，像“忘不了”、“脑黄金”一类。你是否经常饮用这些营养品？
    田：从未用过。
    有一年一家电视台找到我，说是要为当时吵得正火的一个名字怪别扭的营养品作广告。具体来说，就是让我往镜头前一戳，说那玩意是如何如何的好，以致于我喝了以后一跃而为我们年级的第一名──虽然我以前就是。后来广告因故没有拍成，我却看透了何谓营养品──广告都是假的，货又能真到哪里去？高考前我妈妈要买这个液那个汁，我都极力反对。
    时下流行一本书，叫《马家军调查》，因为又涉及到名人官司，所以很走俏。不过有一件事不用调查，我也敢断定，就是马家军夺取世界冠军，不会是靠喝“中华鳖精”。

    林：你填报志愿，为什么要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呢？
    田：说来话长。我是选北京在前，选人大在后。所以要说我为什么选择人大，先谈谈我为什么选北京吧。
    现在大学生就业分配，流行一句话，叫“天南海北任我挑”。“天南海北”是指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座城市。这四座城市不仅是就业抢手，也是报考的热点。一半以上的中国名校，都集中在这四座城市里。此外，西安、成都和广州也是众多高校的聚居地。这七座城市中，我首选西安和北京。考西安的好处是，除父母外，我的所有亲戚都住在陕西关中一带，姨父一家更是住在西安城里，以后上大学，自然有人照顾。但是最终我确定了问鼎京城的志向。北京城真正吸引我的，与其说是某所大学的招牌，倒不如说是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优雅的人文环境。今天看来，选择城市的意义，似乎可与选择学校等量齐观。
    林：具体说说为什么要选择北京呢？
    田：选择北京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北京是首都，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科技中心、教育中心乃至旅游中心，汇集如此众多的中心于一处，舍北京其谁？北京是“首善之区”，得风气之先，信息发达，交通便利，海内外诸多讯息在这里汇总交融，再向四方幅射。在北京一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中央”。当我再察看中国地图，突然觉得全国的至高点不再是珠穆朗玛峰，而是华北平原上这座有八百年历史的中华帝都！今年暑假回到家乡，有位朋友跟我谈起他在本地搜罗到的两本新书，我马上想起人民大学东门外散落着的八九个小书铺，几乎每个书铺上都有他说的那两本书。而当我谈起在北京引起关注的几部新作时，他却蒙然无知。朋友也是关心出版界动态的人，却于京城图书行情如此陌生，令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家乡之于京城相对的闭塞与落后。
    其次，出于我对京味文化的认同，我选择了北京。小时候听相声评书，我由此喜欢上了京味语言。大了点看《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等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电视剧，更是对北京人风趣、诙谐、悠闲的处世态度和生活作风欣羡不已。再后来阅读王朔、老舍等新旧京味作家的作品，我为他们艺术化了的幽默感不忍释卷。这些因素使我身在北京城千里之外，却对北京城怀有浓厚的兴趣。北京的城市文化历经辽金元明清五代帝都，又经过了民国北洋政府和现在的共和国首都，逐渐形成开放、自信、多元化的城市风格。在中国，尤其在北方，京味文化相对于其他省区的地方文化有一种优越感。从深层面讲，我选择北京，是选择了一种优势文化。我在人大选修的第一门课程是“北京导游”。这门课对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乃至胡同王府四合院、大鼓相声数来宝都有全面的介绍。理论学习以外，我还结合实际，拟定“京都文化游”系列，准备在大学时期遍访北京的博物馆、名胜古迹、名人故居和大专院校。我还参加了人大研究京味文化的学生社团“燕都学社”。
    最后，选择北京还有气候和交通上的考虑。我从北京回家，硬座半票只要十八元钱，比从人大打的到北京西站还便宜。
    对北京的热爱是我整个高三学习的巨大动力之一。那时我在日记本上经常写着“苦干若干天，打进北京城”的口号，好象一六四四年的李自成。
    林：可以说说为什么选择人大了吧？
    田：我从小到大的梦想一直是北京大学。蔡元培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北大吸引我的，正是一代代传承了五四自由主义理念的大师们。我在上大学的第一年内，就去了二十多次北大，抛去寒暑假，平均两周去一次，足见我的“北大情结”多么深厚。人大的同学对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很不满意，时常以此揶揄我。我笑着答道，我对北大很向往，对人大很满意。报考人大，是我经过细心分析之后的一矢中的之举，我这辈子都不会为此遗憾。以前翻看语文辞典，“成仿吾”的条下记述着这位曾是创造社“四大天王”之一，与郭沫若、郁达夫并肩的青年作家解放后当了人大的校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字样。以后逐渐了解到人大的点点滴滴，知道那是一所培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和经济管理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就在报考前夕，一个七八级人大学生的文章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就是英年早逝的自由思想者王小波。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在他死后相继推出，成了九七年图书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讨论王小波的文章也在各大报刊上频频出现。我因为爱人及校，对人大的好感，又更进一层。这是在报考大学的最后关头促使我变北师大为人大的心理基础，尽管是建立在一个故去的人身上。我到人大以后，曾去王小波上学时住过的宿舍门口驻留片刻，聊作凭吊。
    选择人大，更主要的还是分数上的考虑。在我看来，分数的高低，实际上也就是选择院校范围的大小。分数越高，选择范围就越大，反之就小。因为圈定了北京，我就只在京城的高校里面挑，后来更进一步，只在海淀区的高校里挑。我根据模拟考试测算出的平均分数，在５９０分到６１０分之间。参照九六年各校的录取分数线，适合这个分数档次的，往上看北大清华高攀不上，往下看又不愿低就北师大、北理工，只有人大和北医最是合适不过。我对学医毫无兴趣，人大自然是首选。
    我选人大，还有一个地理上的因素，很多考生报考时不注意这一点，所以我想顺便提一下。九五年，我还在上高二，托外出旅游的朋友捎回一张北京地图。这张地图在我以后的报考中起了很大作用。我刚才和你谈到北京的各种好处，但是，你要注意，那些都是城区住户才享有的，最起码也得在四环以内。许多院校名义上在北京，其实都坐落在郊县，如大兴、通县、昌平等地。如果考取这些学校，四年之内，难得有几次进京机会，还不如转报西安、广州等特大城市。所以要报，就报地图上找得着的。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法大学也是全国名牌重点大学，你找来一份北京地图，会看到它在海淀区北三环路中段附近，地理位置绝佳。但那只是研究生院校址，本科部在昌平，离市区有几十里之遥。
    在北京六个城区中，海淀区是科技教育的重镇。海淀区之于北京，就如同格林尼治区之于纽约。这里汇集了中国科技界、学术界和文化界最优秀的人才，精英云集，群星灿烂。这里有北京八大院校，有“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有中科院十几个研究所，有“国林风”、“风入松”等京城著名书店。而人大就坐落在海淀区的中心。由人大往北，是北大清华；往东，是政法大学、邮电学院、北师大；往南，是北外、北理工和民族学院。这些学校经常组织各种联谊活动，互通有无。我在北京一年，与北大等校的大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获益非浅。
    林：你认为考生报考时应该注意了解哪些信息？
    田：首先是高等院校的分类。一般来说，是中国现有的一千多所高等院校主要可分为综合、理工、医科、师范、外语、军事、艺术七类院校。这七类学校，虽然各有长短，但以综合类实力最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在综合类大学，你不仅仅是上了一个专业，而且上了一所学校。你有机会接触到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老师学生，向他们讨教或同他们交流，为你以后的长足发展打下宽广而坚实的基础。中国在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中，把相关专业都划归在一起，条块分割得很严重，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清华当时被改为理工类大学，只是近年才建立了中文、历史、外语等文科专业，朝着综合类的方向发展。人大虽然是综合类大学，但偏重于文科，只有信息管理等少数几个理科专业，理科教学无论软硬件都很薄弱。剩下那六类院校各有千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特长来选择。比如英语很捧就上外语类，对医学感兴趣就上医科大学。
    其次是各个学校的分数档次。以北京高校在山西省的理科分数线为例，北大、清华、人大是第一等级，北医、北航、中财、北师大是第二等级，北理工、北京科技大学等是第三等级，其余是第四等级。每个等级之间大约相差二十到三十分。当然这只是个大体的划分，每年的情况都有所不同。九五年人大与北大分数线相同，清华比两校高十分；九六年北大清华都在六百二十分以上，而人大仅有五百九十四分；但到了九七年，就是我考大学的那年，人大的分数线比清华低七分，而比北大还要高。我观察过许多学校在九四到九六之间的分数线变动情况。结论是，各校的分数线大都呈波浪状起伏。今年高，明年就低；今年低，明年就高。我想这主要是由于考生的心理因素决定的。好比北京师范大学，九四年在山西理科招十人，就报一百四十人，可以想见其分数线之高；但到了九五年，报考人数与招生人数就变成了二十七比十六，招生人数增加了，报考人数反而大大减少；到了九六年，又成了二百五十九比十九，接近十三比一的比例！报考人数的多寡决定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竞争的激烈程度又决定了某一高校的分数线在一定范围内的高低。这好比经济学上所说的供求关系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在一定幅度内升降一样。但各年分数线的变动不会太大，如果我们“按可比价格计算”，这个变化不会超过十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平常成绩比去年某所学校的分数线高十分，就可以大胆的报了。但你不能放心，因为还是有风险的。我去年报考时，估计考中北师大的概率有九成，考人大有七成。这是因为师大九六的分数线最高不过六百分，九七年再怎么也不会超过去年的最高分吧。但九六年人大的分数范围在五百九十四到六百二十二之间，风险倍增。我一开始思想有些保守，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填报表格交上去以后，我又怅然若失，郁郁寡欢。我不断问自己，我是否报低了，我是不是低估了自己的实力。结论是：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于是我又打开《高考填报指南》，最终决定投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这大概是我做出的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抉择。第二天，妈妈去学校抽回了原来的表格，在新领回的一份上郑重其事地填写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
    还有，即使不能实地勘察，也尽量找些高等院校的简介，了解一下你想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要看学校录取线可以就瞎报一气。我提醒大家留心的是这样一些评判高校的指标：占地面积、教师数、在校学生数、图书馆藏书数、实验室数、建校时间、隶属部门，以及有无硕士博士点等。前五项是看学校的规模，后三项是看学校的资历级别。北京海淀区的院校我大都去过，尽管全是名校，但除了北大清华外，校园面积都不算大，也没什么风景，很多学生初来乍到，一看这就是名牌大学，非常失望。我对此倒无所谓，因为我“高山仰止”的是大师，而不是大楼。人大有近一百五十名博士生导师，就文科力量来说，足以和全国任何一所高校相抗衡，“得校如此，生复何求”？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太在乎学校的外观。图书馆的规模是衡量一所高校学术资源的重要标志。北大今年百年校庆，盖了新图书馆，藏书达六百万册，是全国高校第一。一般重点院校，能有一百万册就不错了。人大有二百七十万册藏书，我对学校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那十三个阅览室和两个开架书处。所属部门也很重要。教委直属的院校级别最高，全国有三十四所，北京只有四所，就是北大清华人大师大。其它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外交部所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航天部所属，北京理工大学是兵器部所属，北京印刷学院是新闻出版署所属。
    最后是学费。九七年高等院校全面并轨以后，除了军校，上大学都得自掏腰包。各高校的价码是很不一样的，在每年的《填报指南》上都有说明，大家要看准了再报。我上一年大学，学费是二千元，住宿五百元，饭费二千五百元，其它开销大约也要一千五百元，加起来近七千元。这样算下来，四年至少也得三万元。所以想上大学，家长必须给孩子准备好这笔钱。
    林：听你这么说，对大学一定作过一番调查吧？
    田：不错。我早在高一就开始为以后的高考做资料收集工作。那时我喜欢剪报，剪下的资料分门别类装入不同的档案袋，其中一只就叫“高考专用袋”。这个袋子专门用来存储九四至九七年高考信息，凡是专家点评、记者综述、往届考生的经验、心理医生的忠告，统统都放入我的资料袋中。这些平常的点滴搜集对我日后的报考很有帮助。
    高三下半学期刚开始，我向往届考生借来了九六年度的《高考填报志愿指南》，又从校图书馆弄来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九三年版的辞书《中国高校》。经过几个周末的奋战，我终于在九七年三月初拟出一份《高考填报草案》。《草案》由三个表格组成，分别表列了我所选出的十个专业，八所学校和九五年这些学校的录取情况。列表的好处是一目了然，清晰直观。比如我的专业表格，横栏分别是喜好程度、专业前景、录取难度、分配趋势；纵栏是从应用数学到图书出版发行学的十个专业。横栏每项根据程度分为ＡＢＣ三等级，然后依次给各专业打分，最后总评。
    我当时还找过一些熟悉北京高校的“消息灵通人士”询问实情。其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两位朋友。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方佳，她那时正上大二，曾经为我两次跑到北京南郊的印刷学院打听专业情况。另一位是邢山虎，他作过北京学通社的记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走遍大学”的系列文章，从北大开始依次写各校的特色，极其传神。
    林：填报志愿，第一志愿最重要，是这样吗？
    田：没错，非常重要。考生对于第一志愿，至少该有五成以上的把握，最好能一矢中的。因为一旦第一志愿不录取，落到第二三志愿，就不一定把你拔到哪个学校了。我的一个同学，考人大未中，结果给分配到烟台一个小学校去，这落差可够大的。如果她第一志愿报考北师大，就能考上。那样虽不如人大，但总比烟台的学校要好得多。
    林：现在考生对热门专业都趋之若鹜，你怎么看？
    田：我们国家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就业也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人才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商品。市场上短缺什么人才，什么人才的身价就高，就会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这项职业。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更多考生会报考培养短缺人才的专业，也即所谓的热门专业。一段时间以后，随着这一专业人才的增多，其劳动力市场也逐渐饱和，热门专业就会转移到其它行业去。所以热门与否是相对的，大家报考时不仅要瞻前，还应该顾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你还没摸清４８６，５８６已经被Ｐ２取代了。人们要不停地吸收新知识，不可能学了某一专业就一劳永逸。
    市场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好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有些基础科学专业，社会需要，却不能用市场调节。确有从事基础学科研究兴趣的同学，还是按自己的意愿报考为好。毕竟，社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只要你有本事，在哪行哪业也可以立住脚。
    林：你是理科出身，为什么要选择文科专业的经济学呢？
    田：我虽然上的是理科，成绩也还不坏，但兴趣所至，倒是文多于理。以我对社会科学的偏爱，我希望有个机会能在大学好好念几年书。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上理工科专业尽管不会很差，但也不可能太出色。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我选择了志趣相投的经济学。
    另一个原因，是出于一种折衷的考虑。我认为选择专业最好是“革命理想与眼前好处相结合”。经济学是基础学科，但却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形而上，可以搞理论研究，为政府出谋划策；形而下，从事证券交易、房产开发、市场营销也不费劲儿。
    林：你的亲戚朋友没有对你报考提什么意见吗？
    田：有的。《高考填报草案》做成后，我将它复印四份，同时寄给当物理老师的四叔，远在深圳工作的爸爸和一位在北京读书的朋友，请他们提些意见。一周后陆续收到回音，他们对我的草案都提了一些中肯的建议。但是说到底，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最后报考人大经济学系，是我自己参考各方面意见的综合结果。
    选择专业应该听取父母师长的意见，他们毕竟是过来人，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经验。但我还是主张考生仔细考虑后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报考。家长也应该把报考的权力交给考生，尊重考生的意愿。毕竟高三的学生也不小了，用法律术语说，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了。我妈妈当时想让我考医科，我爸爸想让我学电脑，但我最后选学经济，他们也没有反对，这点我很感谢父母。

    林：你已经上了一年大学，感觉比中学如何？
    田：我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大学比中学自由很多，但是我要对自己负的责任也有很多。
    在大学，你可以睡到早上十点还不起床，可以骑单车深夜在马路上疾驶，可以看足球赛熬个通宵，可以接过上铺兄弟递来的香烟，甚至可以大胆地找个女朋友。但是，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大小事情都要你拿主意，再没有父母师长给你担着。社会已经把你当成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了，你也得表现得能够自立。大学也有许多校规校纪，但主要靠自觉遵守，没人闲着像中学时的班主任那样见天儿查考勤。
    上课不再固定在一个教室，一般都是好几个专业的学生一块上，济济一堂。最大的课有八百人同上，你想想那阵势。作业基本没有，上课记好笔记，厚厚一本书全靠自己下去看。考试前老师通常都透点口风，给个大致范围，学生狠背一阵大都能过了。不过，我说的是文科专业的情况，你去清华，瞧瞧理工科学生的光景，可能比高三还累。
    林：讲一讲人大的校园生活吧。
    田：人大的校园生活非常丰富。当然有舞会，有台球，有卡拉ＯＫ，这些外边都有，我也很少光顾，不说了。较有特色的是接连不断的名流学者讲座。仅我一年在大学讲坛上所见，就有社会学者郑也夫、台湾作家陈映真、经济学家吴敬涟、历史学家李学勤等二十多人。讲座以外，还有邀请名人座谈的“话题沙龙”，人大学生会曾请中央电视台《环球》、《读书时间》的主持人王雪纯和甘琦主持过这个活动。学校里的文艺活动也很多，团委文体部就下设了器乐、合唱、舞蹈、话剧四个学生艺术团，每个团自己就能组织一台晚会。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也很活跃，你可以找自己有兴趣的社团报名参加，和志趣相同的同学切磋交流。我就参加了四个社团，有网络协会、燕都学社、青年读书社和传统文化研究会。
    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的世界也很精彩，同样构成的大学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举我熟悉的书店为例。北京的大学生常去海淀图书城闲逛，好比旧京的文人逛琉璃厂一样。图书城里较有名的一家是国林风书店。那里的购书环境非常优雅，图书全部开架外，还放置了长椅供读者小憩，并在店内设有咖啡厅。很多顾客就借此把书店当成了新书阅览室。北大附近的风入松书店和万圣书园在京城学界的名头也很响。这些书店除了经营图书，还经常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比如邀请作家签名售书，学者座谈研讨等等。我在国林风书店见过季羡林、任继愈等文化老人，也见过汪晖、吴国盛等青年学者，还在风入松书店见过台湾作家柏杨和刘墉。
    如果你想勤工俭学的话，学校内外打工的机会也很多。一般有家教、推销员、调查员、礼仪小姐等工种。你有电脑、外语或钢琴方面的特长，可以找到酬劳更高的工作。我的一个同学，当高三学生的家教，月薪五百元，至少可以养活他自己了。不久前，我曾经做过北京零点调查公司的访问员，调查有关克林顿访华的民意倾向，方式是电话访问。我一晚上做成二十份调查问卷，挣了八十元。
    林：九六年以后，大量的独生子女走入大校校园。同是独生子女的你，对大学生活有什么不适应吗？
    田：据我观察，独生子女在大学里还远不是主流。在我住的宿舍，八个学生只有我一人是独子。有八零年出生的同学，居然还有妹妹。除了说我国的计生工作没搞好外，你还能讲什么？独生子女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们很强的个体意识，家长教育方式的不同，可能娇纵出唯我独尊的小霸王，也可能造就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上的欠缺，似乎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我看来，只要有一段集体生活的经历，他们与有兄弟姊妹的同龄人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朋友，也是独生子女，性格开朗随和而又不失个性，很受人欢迎。
    我没去大学以前，设想是一人用一个暧水瓶的。但到了学校，才发现事实上大家的暧水瓶都共用，不分你的我的。学生宿舍就像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很多东西都“资源共享”，有点共产主义的味道。所以独生子女刚入大学，不要太明确自己的“产权”，这样容易处理好宿舍内部的关系。
    林：你对毕业后的去向作何打算？
    田：现在大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大体有四条。一是红道，学而优则仕，你可以考公务员，但仅是教委所属院校和部分部属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才有资格参加这种考试。二是黑道，指学士硕士博士一直念下去，念到头戴黑色的博士帽为止。三是黄道，指下海经商，好好赚钱。四是绿道，指出国留学，拿到绿卡。我初步打算先考研，再决定走哪条颜色的道儿。

    林：你考上大学，有哪些人给过你较大帮助？
    田：我记得一位成功企业家的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只爬到篱笆顶端的乌龟。这画寓意是没有别人的帮助，它是不会爬上去的。我高考能成功，也决不仅靠自己的孤军奋战，而是受惠于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升入高三前，爸爸去深圳工作。为了我的高考，他在香港回归前的六月三十日夜里，回归到我和妈妈身边。所以我复习阶段的后勤工作，都是妈妈一人操持完成的。爸爸在报考期打过多次电话帮我出谋划策，考试那两天又陪我去考场，累得中了暑。远在陕西的姨姨和四叔多次给我寄来复习资料，又写信鼓励我。还有韩永千等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指导，同学的热情帮助，我都记在心上。我报考时需要介绍高校概况的资料，校图书馆的老师向我推荐了《中国高校》。因为学校就这一本，一般不准学生借阅，但她没说什么就借给了我。正是因为有父母亲戚师长朋友的大力相助，我才能顺利考入人民大学，实现心中的梦想。

    林：看来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都得付出艰辛的努力。好了，耽误了你不少时间，我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你的合作，再见。
    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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