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8日，她于故乡的家中死于睡梦中，终年101岁。
电影作品
Das Blaue Licht, 1932
Der Sieg des Glaubens, 1933
Triumph des Willens, 1934
Tag der Freiheit - Unsere Wehrmacht, 1935
Festliches Nürnberg, 1937
Olympia (Part 1 known as Festival of the Nations, Part 2 as Festival of Beauty), 1938
Tiefland, 1954
Impressionen unter Wasser, 2002
关于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和图书
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纪录片，导演：Ray Müller，1994
Leni Riefenstahl: The fallen film goddess，传记，作者：Glenn B. Infield，Crowell，1976，ISBN 0-690-01167-9
Leni Riefenstahl: The Seduction of Genius，传记，作者：Rainer Rother，英文版，2003, ISBN 0-8264-7023-8
The Films of Leni Riefenstahl，专论，作者：David B. Hinton，Scarecrow Press，3rd edition, 2000, ISBN 1-57886-009-1
Leni Riefenstahl: Five Lives，传记，作者：Angelika Taschen，Taschen, 2000, ISBN 3-8228-6216-9
----------
她的一切罪，根源于她对美的耽溺。——题记
有一则讽刺哲学家的故事：哲学家在路上行走时，仰望星空，沉迷于形而上的思考，全然不顾脚下前方有个泥坑，结果扑嗵掉了进去。这则故事可以借用为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一生的隐喻：她沉迷于对美的追求，却不意在现实中深陷罪恶的深菽，至死也不肯直面她的唯美与罪恶间丝丝缕缕的联系。
极致的女性魅力
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个曾为希特勒拍纪录片的女导演，一个曾与希特勒私交甚笃的女人，在二战后，面对潮水般的指责、谩骂，她始终拒绝忏悔，直至101岁去世。她被称作“纳粹婊子”、“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堕落的电影女神”。在一切恶名的“光环”背后，藏着怎样的一个女性呢？
看她的回忆录记述的早年生活，你不得不感叹：上帝实在太厚爱她。当她还是那个叫莱妮的小姑娘时，已经魅力四射。她美貌出众，极具天赋，不喜欢学钢琴，却在柏林音乐厅学生音乐会上技惊四座；不喜欢学绘画，却在国家艺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中，从一百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两位入学者之一。
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尚且表现得如此出色，兴趣所在则可想而知。莱妮对生活充满了主动性，这与她的家庭环境有关。莱妮的父亲专横暴躁，母亲在父亲的强权下战战兢兢地生活。从幼时起，她便暗暗发誓：长大以后一定要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必须遵从自己的意愿。
对生活充满了主动性的莱妮，一旦抓住了自己的兴趣，便投注持久的激情，她的第一个持久激情是舞蹈。明知道专横的父亲不会同意，她仍然瞒着父亲，偷偷学习舞蹈。即使父亲发现了，强行将她送到寄宿学校，她仍把舞鞋偷偷带上，每天练习数个小时，直到最后感动了冷酷的父亲，出资为她举办个人舞蹈晚会。
这种非同寻常的执着、专注，在她人生的每次激情中，都表露无遗：剪辑电影时，可以连续两个月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为了说服看中的人选参与电影拍摄，可以十天半个月地同他们磨蹭、接触，直到最固执的人也被她打动；为了去非洲摄影，经历了无数挫折仍然百折不挠，以七八十岁的高龄数次深入非洲腹地。在这些非凡执着的背后，潜伏着一丝可怕的极端：她为了自己的目标，可以不顾一切。那么如果这目标是发动战争，又或统治世界呢？也许在伟大和罪恶之间，真的只有一线之隔。
当然，在莱妮的早年生涯，生活还是一阙华彩乐章。优秀的天赋加上超常的执着，使她的舞蹈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生活中的一个挫折扭转了莱妮命运的方向：她膝盖受伤，舞蹈事业难以为继。这时她再次展现了自己对生活的主动性：她在站台上偶然看到一幅电影《命运之山》的海报，一下被击中了。几分钟后，她坐进了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在被电影震撼的同时，她打定主意要亲自去登山体验。而当在山上邂逅电影剧组时，她毫不胆怯地主动请求自己参演下一部电影。遭到拒绝后，她又锲而不舍地写信，辗转同导演联系，最终深深打动了导演，走上了电影之路。这一连串的瞬间决定，使莱妮的命运之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惊心动魄的一笔，因为如果说舞蹈是纯粹的艺术，那么电影多少将她导向了现实，乃至导向了政治宣传之路。
在莱妮·里芬斯塔尔的人生航程上，每次关键的转向，都是她主动掌舵的结果：向左转，向右转，向前冲！在演员道路已经走上正轨时，一次电影拍摄期间，因为导演的中途缺席，莱妮果断地变卖首饰，争取资金，自己当起了导演。从这时起，可以称她里芬斯塔尔了，从此她将以导演里芬斯塔尔的名字传世。在导演事业蒸蒸日上时，她邂逅了希特勒的演讲，于是主动写信结识，迈出了她人生最危险的一步。在战后，无数次拍电影的努力失败后，因为被海明威的《非洲青山》所深深吸引，她毅然决定：孤身奔赴非洲，开始了她后半生最长久的激情之旅。
讽刺的是，就是这样一个牢牢把握自己命运的女人，却被拖进了极权政治的泥沼。
唯感觉＋唯美：与极权的契合
在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中，她完全是被动地被拖上政治宣传的道路，其实她并不像自己说得那么无辜，里芬斯塔尔自己也坦承：她与希特勒相互吸引，而这其间有许多必然的因素。除了他们同样具有尼采称颂的“超人意志”外，里芬斯塔尔对美的沉迷，和唯感觉是从，是她被希特勒所深深吸引的重要因素。
严谨是人们对德国人的印象之一，因此有人不解：如此严谨的民族，为何会为希特勒而狂热？其实这是将严谨混同于理智。严谨不等于理智，真正理智的民族，恐怕是英国，而德国人与其说严谨，不如说认真，他们对目标总是认真得近乎狂热。所以德国人的激情多于理智，但他们的激情是持久的狂热，而非法兰西的激情那般，是浪漫的飘忽不定。
里芬斯塔尔说：“我一生总是相信感觉，很少跟从理智。”感性的人总是情感经历丰富，里芬斯塔尔也不例外。她会轻易陷入迷恋中，而她最激烈持久的两次情感，更是伴随着山呼海啸般的激情。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男人的激情，都带有强暴的成分。初恋情人强行占有了她，事后塞给她二十元钱；她的丈夫也是破门而入，强行占有了她。里芬斯塔尔偏偏对这两个男人最为念念不忘，她似乎迷醉于带有强权色彩的激情，而这与法西斯美学，或曰极权美学的气质不谋而合：高亢、不容分说的感情裹挟，不假思索的迅速卷入。
里芬斯塔尔爱哭，在遇到困难，功亏一篑时，她多次当众嚎啕大哭。有趣的是，这颇为奏效，男人们面对这大哭，都在惊愕之余，纷纷投降，心软让步。眼泪是女人最好的武器这句话，在这位“超人”女导演身上也未失效。她在充满着强力男性色彩的同时，也具备了女人爱哭的天性。她始终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甚至常常让强烈的愿望蒙蔽了理智。这其中最大的一次错误，便是因为被希特勒所吸引，而渐渐卷入希特勒的政治事业中。
林贤治说：“里芬斯塔尔不会不知道，只要与这样一个政权沾上边，所有的工作，是没有不带政治性的。”的确如此，在结识希特勒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每次邀请，都让她犹豫不决。她知道，与政治人物的交往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但想进一步了解希特勒的愿望与好奇心，使她忽略了内心的理智之音。里芬斯塔尔在回忆录中，多次反省愿望蒙蔽理智的错误，唯独对这一次，却未能自省。她最珍视自己对命运的掌控，但因为被一个政治家吸引而卷入政治，这位艺术家的命运落入了别人的手中。
如果说对事业的执着还算是可贵的品质，而感性高于理智也只是性格的弱点，那么里芬斯塔尔对美过分的沉迷，则是她与极权主义最可怕的一个契合点。
里芬斯塔尔从小就对非功利的美，有着深沉的热爱。她迷恋星空，幼小的她常常在月圆之夜，站在屋顶上长久地遥望星空；她依恋山川和大海，在她遭受挫折和病痛时，她总是在群山环抱和攀岩的激情中重获力量，或者徜徉于海边、潜泳于海底，来平复心底波澜；她热爱非洲和非洲的原始部落人，她的后半生就是一次次深入非洲的激情之旅，即使在非洲暴乱时，她也孤身涉险。她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
无论是大自然，还是原始非洲，都有一种纯净、深邃的气质，这与里芬斯塔尔的内在气质、追求是契合的。但她毕竟生活在人间，而且是两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大时代，更何况她已经沾染上了这个时代罪恶的核心。在这样的情境中，她仍然沉迷于对美的追求，对身边的一切苦难、罪恶视而不见。在对美的沉醉追求中，她的罪之花也沿路绽放。
里芬斯塔尔是完美主义者，宏观如人生选择，微观如电影拍摄，她的完美主义处处展现。当戈培尔要求她将《奥林匹亚》中黑人运动员的镜头剪掉时，她一口回绝，而当法国要求她剪去希特勒的镜头，否则就不能在欧洲巡回公映，她同样拒绝，因为她的作品是完美的，不容丝毫减损。在战后，她的生活穷愁潦倒，拍电影的努力屡屡失败，这时奥委会主席邀请她拍摄1952年奥运会纪录片，这是个天大的喜讯，她却谢绝了，理由是：她不可能拍出比《奥林匹亚》更好的奥运会纪录片，因此——她也不想拍出更差的。
在电影拍摄上，里芬斯塔尔要求所有的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加以拍摄。替纳粹党拍摄党代会纪录片时，她完全不顾纳粹党内的排名座次逐个拍摄，而是根据自己的镜头美感来拍摄，对那些纳粹夫人们，她也只是把漂亮的女人拍进画面。当纳粹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指责她时，里芬斯塔尔大胆地说：“要是那些大人物娶美一些的女人结婚就好了。”
这一幕令人心惊。美是她的最高法则。作为艺术家，她可以把不美的人驱逐出镜头外，那么作为政治家，她也可能把不美的人驱逐出世界外。尽管里芬斯塔尔不认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但希特勒的种族清洗与里芬斯塔尔的唯美拍摄是有同构性的，只不过一为艺术家的追求，一为政治家的决策。对美的热爱可以走到这一步，实是罪与美的吊诡。
抗争与妥协：艺术家与政治家
面对纳粹党，里芬斯塔尔不是没有抗争过。她大胆向戈培尔推荐一个共产党导演，并为这位导演的才华辩护；她当面指责反犹周刊《冲锋队员》的主编，称他的行为极其卑鄙；面对希特勒一再邀请她帮纳粹党拍纪录片，她也一再拒绝。
但这些抗争相比于她的妥协，显得太过苍白。在艺术家与政治家的正面交锋中，艺术家总是太过弱小，里芬斯塔尔也没能逃脱这个悲剧。她既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胆量，同时在内心深处，又有着强烈的被征服的渴望。因此她既惧怕希特勒强大的慑服力会让自己失去最珍视的自我，但又不由自主地被他所吸引。当她终于接受希特勒的邀请，为党代会拍纪录片后，她的抗争便只限于对艺术完美性的捍卫了。
或许一个电影导演要脱离政治的干系，比舞蹈家、音乐家更难，更不用说比作家难。作家是单人运动，舞蹈家、音乐家也只是小型集体活动，而电影是大型的集体活动。导演要成就一部作品，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没有希特勒政府的鼎力支持，里芬斯塔尔又如何能完成她的电影史诗《奥林匹亚》呢？另一方面，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形式更具有宣传效应，更蛊惑人心，电影理论家格里尔逊称电影为“雄辩术”。
就这样，电影艺术家需要政治家的支持，政治家需要利用电影为自己服务，在艺术家与政治家的合作中，只能是前者向后者低头，因为政治家可以操纵艺术家的命运，艺术家却没有多少制衡的筹码，最大的筹码恐怕就是流亡。这当然是里芬斯塔尔没有想过的，她愿意为那些无奈屈服的同行们仗义执言，却没敢将目光投向那些在黑暗年代里，主动选择流亡的人们。
里芬斯塔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能地着迷于任何美丽的事物。也许这种对构图的关注，对形式的追求本身就是非常德国式的。但我自己确实不知道这些……这不是从意识而来，而是从潜意识而来。那些纯粹写实的、生活断面的东西，那些一般的、平庸的东西，我都是不感兴趣的……而美丽的、强壮的、健康的，充满生气的东西，都会使我着迷。”
诚然，追求美是没错的，甚至是高贵的。但如果耽溺于美，将它凌驾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那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
带罪的玫瑰：莱妮·里芬斯塔尔
带罪的玫瑰：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
美国TIMES周刊评选20世纪一百位最重要的艺术家中只有一位女性，她是舞蹈家、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摄影家、作家：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个美丽的、坚强的、才华横溢的女人。 里芬斯塔尔的几部重要作品是公认的电影艺术的里程碑。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电影人。因为她曾为纳粹工作，她说“我只是个艺术家，不太关心政治，只想留住过往的美好。”因此她拒不道歉，人们也不原谅她。我们常以为真、善、美是统一的，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善良是虚弱的、有些真相是残酷的、有些美丽是有毒的。从有毒的荆棘中同样可以生长出美丽的玫瑰，里芬斯塔尔只选择“美”，哪怕它伤天害理、洪水滔天。 生卒1902年8月22日，Helene Bertha Amalie Riefenstahl出生在德国柏林Berlin一个富商家庭。2003年9月8日，在德国慕尼黑郊外的寓所安然去世，享年101岁。 
成就一生导演了8部电影，主演了11部电影；《蓝光》、《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低地》等影片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只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里芬斯塔尔获得的大奖不多。 生平l 舞蹈家：少年时曾在柏林一家艺术学校修习油画和芭蕾，因为有习舞的经历，她后来习惯于称自己是“运动员”。1922年，里芬斯塔尔在慕尼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正式登台演出，并且很快在舞蹈界小有名气，但是一次不幸的腿伤迫使她离开舞台。l 演员：自幼喜欢神话的里芬斯塔尔偶然迷上了当时流行的“高山电影”（Mountain），这是一类以英雄为主角的带有原始神话色彩的德国电影，她认定电影将是她今后的整个生命。于是她给电影导演、魏玛影界的“高山电影之父”ArnoldFanck写信，希望主演下一部影片。导演与她见面后，感觉她的容貌与形体符合要求，但她的腿伤却无法保证电影的顺利拍摄。里芬斯塔尔听说了导演的担忧后，决定马山去医院做手术。这是一次命运的赌博，如果手术失败的话，她的腿就可能永远残疾了。但手术成功了，她获得了在《圣山》Der Heilige Berg(1926)中出演女主角的机会。《圣山》上映后大获成功，里芬斯塔尔也一举成名，因为在这类电影中的出色表演而红极一时，到20年代末，里芬斯塔尔已是当时的一个偶像了，她的高山攀援憾人心魂，赤着脚，抛弃绳索，向人的极限挑战，向至高无上的力量进军。德国导演Josef vonSternberg曾断言她会是第二个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
l 第一次导演：里芬斯塔尔的理想并不仅于此，她以极高的领悟力开始自己撰写剧本， 1931年她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1932年导演、主演、编剧、制片的《蓝光》Das Blaue Licht,(1932)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她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导演。这部电影使得希特勒成为她的崇拜者。
l 第三帝国时期： 1933年，刚刚篡夺大权的希特勒召见了里芬斯塔尔，委托她拍摄两天后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年度大会。里芬斯塔尔来不及多准备就投入了这场拍摄，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惧怕里芬斯塔尔的受宠会影响他对德国电影的控制，对拍摄设置了很多障碍，拍摄过程很不顺心，最后里芬斯塔尔完成了一部叫做《信仰的胜利》Der Sieg desGlaubens类似新闻简报式的短片，只映了一场就无声无息了。当里芬斯塔尔后来向希特勒告状时，希特勒马上做出了有利于她的决定。希特勒向她保证：“你可以绝对随心所欲地拍摄。”
（里芬斯塔尔写给希特勒的信） 1934年，希特勒邀请里芬斯塔尔来拍摄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经过数月的剪辑，这部名为《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的纪录片于1935年的3月首映，被公认为纪录电影的杰作。
1935年拍摄短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军队》Tag der Freiheit - Unsere Wehrmacht，此后里芬斯塔尔没有再为纳粹党拍片。 1936年，拍摄当年柏林奥运会影片《奥林匹亚》Olympia完全是出于里芬斯塔尔自愿。在为期16天的比赛中，摄制组共拍摄了120万英尺的素材，余下的18个月，里芬斯塔尔把自己关在剪辑室里，在没有助理导演和艺术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剪完了120万英尺的胶片，这不仅严重损坏了她的健康，而且还遭来了人们的嘲笑，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奥林匹亚》成功了，它获得了很多奖项和好评。包括193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当时这个奖被称为“墨索里尼杯”MussoliniCup。 在这之后，里芬斯塔尔本想拍摄一部叫做“Penthesilea”的故事片，由她出演希腊神话中好战的亚马逊女王，可见在她心目中对“神话”、“英雄”的主题一直感兴趣。突然爆发的战争把她的拍摄计划打断了，一直到死她也没有把这部片子拍出来。 1940年她导演并主演的影片《低地》Tiefland于1954年才得到公映，并受到戛纳电影节的邀请，作为非参赛影片，广受好评。反映了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的拒绝，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反叛的故事，关于弑君的故事。影评人罗伯特．达桑诺斯基（Robert vonDassanowsky）也提出，Tiefland的拍摄并没有接受纳粹宣传部的经费，她藉着这部影片开始她的“逃出第三帝国”，逃出她的“法西斯美学”。然而，艺术而言，从“法西斯美学”的逃逸让里芬斯塔尔失去了自己最强劲的表现力。
l 监禁：二战结束后，里芬斯塔尔因为涉嫌与纳粹牵连，被投入了监狱，她先是被美军逮捕，后又成为法军的阶下囚。随后，在西德的非纳粹化运动中，里芬斯塔尔在第三帝国时代的作用一直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她在监狱中度过了4年时光，为了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她还曾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重新获得自由的里芬斯塔尔试图恢复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地位，但是无形的猜忌和谴责还是经常落到她的身上，战后，为纳粹工作过的卡拉扬、海德格尔等名人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雷芬斯塔尔仍然长时间地被排除在社会公众生活之外，孤独地生活在慕尼黑郊外的寓所中。她长期受到欧美电影界的抵制。她常感叹：“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 l 走进非洲： 1956年，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她的非洲之旅，在那里，她不仅“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还开始拍摄一部叫做“黑奴船”的半虚构的纪录片，以表达她对现代奴隶买卖的义愤。可是因为资金、战争、车祸、天气等原因，这部片子被拖延了下来。 从1962年开始，里芬斯塔尔数次前往苏丹努巴山区的原始部落，去进行研究和拍摄工作。尽管她不是第一个拍摄他们的人，但她是第一个被皮肤黝黑的努巴人接受的外人，她被允许去拍摄努巴人神圣的仪式。从1965年开始，受努巴人金属般优雅的体态和富于美感的生活方式的吸引，62岁的里芬斯塔尔开始拍摄关于努巴人的彩色纪录片，以记录这一正处于崩溃瓦解之中的原始文明。与此同时，里芬斯塔尔出版和展出了一些关于东非和努巴原始部族的照片集，如《努巴人》，《考的努巴人》等，这些光彩夺目的照片使她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里芬斯塔尔说，她只拍好看的人和好看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她个人不喜欢有病的人，而是因为拍好看的人能给观者带来愉悦。 
l 深入海底： 1973年，71岁的里芬斯塔尔谎称自己只有51岁，参加了海底潜水训练，她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拍摄水底世界。不久，她果真成了一个出色的水底摄影师，并出版了两本插图著作，《珊瑚花园》和《水下的奇观》。 从此以后，里芬斯塔尔反复前往最优美的潜水区，去拍摄她的水下纪录片，直到94岁的时候，里芬斯塔尔还戴着潜水镜，到可可岛COCOS Islands附近的水域去拍摄鲨鱼。 2000年里芬斯塔尔拍摄出一部画面十分精美的介绍海洋动植物的影片《水下印象》Impressionen unter Wasser。片厂长45分钟，记录了她于1974—2000年在印度洋海底潜水时拍摄的海底景象。在这26年中，里芬斯塔尔进行了2000多次潜水，拍摄了大量胶片，影片是从这些胶片中经过剪辑制作出来的精华。
l 再入非洲： 97岁那年，里芬斯塔尔竟决定再次前往苏丹，去看望和帮助被战争隔绝的努巴人。里芬斯塔尔已经23年没能见到她的努巴朋友们了，为了这次旅行，她与苏丹政府进行了反复磋商，甚至和叛军首领取得了联系。 2000年2月，里芬斯塔尔率领一个小型摄影队飞抵苏丹首都喀土木，在那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难的谈判，当局终于同意他们前往努巴山区。成千上万的努巴人翘首期盼她的到来，在那里，她发现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成了内战的牺牲品，正当里芬斯塔尔准备继续对那些还活着的努巴朋友进行纪录时，新的战争爆发了，她只好立即和摄影队乘直升飞机离开努巴山区。另一场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直升机坠毁了，所幸没有人员死亡。一架救援飞机把里芬斯塔尔运往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人们发现将近百岁的里芬斯塔尔肋骨多处断裂并伤及肺部。尽管发生了这场可怕的事件，这位精力旺盛的老人还是没有放弃她再次前往苏丹的计划。l 写作：1992年，里芬斯塔尔动笔撰写她的回忆录《过滤时光》，并在2002年8月22日她的100岁生日招待会上推出，一年后去世。 特点：l “不关心政治”：里芬斯塔尔自称是一个不太关心政治的艺术家，她在拍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两部片子时，甚至一再坚持聘用一个有犹太血统的摄影师，尽管后者曾一再提醒她这样做不太妥当。她的电影带有更多的贵族气息，她醉心于生活的“美”，却并不关心生活的全部，她擅长拍摄纪录片，但工作起来更像是一个故事片导演，她拒绝承认《意志的胜利》是一部宣传电影，但恰好因为它是“艺术”的，所以才有煽动性，她从不关心政治，所以才会被政治利用。l “美与罪”：里芬斯塔尔的一生提出了一个关于“美与罪”的话题，法西斯艺术在形式上是很美的、是有影响力的。纳粹的军队是一支丧失了基本的人性情感的军队，但也是一支音乐素养很高的军队。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的音乐素养和爱好。真、善、美统一的美学信念基于我们的一个很可怕的愿望：总想找到一个可以总体上救赎人类灵魂的思想精神或偶像，好把自己的责任一次性交出去。这是人的一种本性——逃避自由和每日每天的艰难选择。其实艺术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艺术不是道德准则。l 奇观美学：无论在《意志的胜利》还是《奥林匹亚》当中，我们都能看到里芬斯塔尔的十足信心和骄傲。所有的画面都要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暴光与抓捕角度加以拍摄。一些由于天气原因而影响到画面效果的镜头就会被她无情地剪掉，无论这些镜头是否重要也不被采纳。所以，她并不是给我们看可以随便看的或是应该看到的东西，而是要你看她想给你看的东西。她的作品具有强大的创作意图，每一个镜头都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严格的把关的，其剪接的高超构思也弥补了内容的单调，她要用镜头俘获了观众的心。这种“奇观美学”今天被广泛地应用到宣传片、广告片中。l 说服性纪录片：电影可以传达出不同的情绪和信息，而这些信息代表着某种权力，正如人们认为媒介是“第四权力”一样，纪录电影可以利用视觉符号捕捉住人们的眼睛来传达一种权力意志。不存在一种不受权力影响的话语。从《奥林匹亚》与《意志的胜利》这两部作品的效果来看，它们的确行使了某种权力，它们让人们按照导演的意图去行动以及去思考问题。 影片赏析：
《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 1935l 拍摄：里芬斯塔尔起初不太情愿，她推荐《柏林：大都市交响曲》Berlin: Die Sinfonie der Gro?stadt（1927）的导演瓦尔特·鲁特曼WalterRuttmann来执导这部影片，但希特勒一再坚持他的请求，对里芬斯塔尔说：“把你的生命给我6天吧，今后你再不会违心替我做事了。”里芬斯塔尔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提出的条件是以后不再为纳粹党拍摄任何电影。在接受希特勒的片约后，她立即着手组建了一支120人的摄制队伍，其中包括16位主摄影师，他们的助手以及相关的技术人员。里芬斯塔尔手里掌握着30台摄像机，4条声轨，以及22辆配有警察的汽车。会议召开前夕，里芬斯塔尔排除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为这120个人安排好食宿，然后立即率领技术人员在纽伦堡市安排拍摄点，位于Luipoldhain的120英尺高的旗杆被安上了电梯，以便摄影师在数秒之内升至旗杆顶端进行俯拍；一个两层楼高的坡道在希特勒广场修建起来，以便摄影车能够平行拍摄行进中的队列；一辆消防卡车进入待命状态，它的活动天梯有90英尺那么高，可以随时把摄影师送上天空，扫拍纽伦堡市的屋脊、纪念碑、游行队伍以及高举的标语和旗帜；党代会的主会场甚至也是按照拍摄的需要而搭建和布置起来的。当这一切准备停当以后，里芬斯塔尔率领她庞大的队伍投入了为期一周的紧张拍摄工作，从1934年9月4日到9月10日，里芬斯塔尔就像指挥一场战争一样指挥着摄影师以及各种相关人员，为德意志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一个紧要历史关头留下了充足的影像证据。
l 美学：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里芬斯塔尔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与电影美学观来处理这个极容易拍得乏味的政治会议。比如，由于国防军出场时正好遇到阴天，因此无法拍摄出影调明快的画面，所以她就删除这部分影片。当德国国防军的将军问她“国防军的画面完全没有了吗”时，她的回答是“当然”。对于纳粹高级干部的镜头分配，她也无视纳粹党内的排名顺序逐个拍摄，而是根据自己的镜头美感来拍摄，因此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而对那些纳粹干部的夫人们，她也只把她认为漂亮的夫人拍摄进画面，而许多上了年纪的丑陋的纳粹干部夫人就失去了出镜的机会了。当纳粹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向她提出这一点时，她有恃无恐地讽刺说：“要是那些大人物们跟长得再美一些的人结婚就好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里芬斯塔尔非常自觉地从审美角度来为纳粹打造形象。为此，她不惜冒犯纳粹的高官。但是，这并不是如她所说的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拍摄，而是她自觉地以纳粹的意识形态为尺度所做的形象把关。其实，经过美的外衣的包装，意识形态将以一种更具杀伤力的方式渗透人心。它使人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中就接受了它的宣传意图。当然，希特勒对她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她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在《意志的胜利》的拍摄中，个性强悍的里芬斯塔尔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电影制作作风。凡是与她的美学要求冲突的事物，不管作为影片的内容来说有多重要，都会被她加以毫不留情地排除。电影中的所有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加以拍摄。而为了获得这种画面，她不惜动用几十台摄影机从各种角度一起拍摄，然后从以这种方式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选择她所需要的画面。她从十七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作为一个才能非凡加之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她对电影节奏与动感表现得恰到好处的把握，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部在视觉表现上酣畅淋漓的作品。旋律、节奏、动感之间的衔接、转化可谓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而由不断变化的画面所生成的节奏感、高翔与陶醉的感觉成了她的电影的基调。里芬斯塔尔也擅长运用静止的画面，使其作为停顿休止符收到一种戛然而止的效果。纳粹主义思想在她的壮观画面的演绎下，变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她受了纳粹思想的影响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受大会现场的那种法西斯狂热与陶醉的影响的产物。她用摄影机这个工具，在大会现场体会法西斯主义的狂喜并将其升华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视觉美学。与此同时，这部电影也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成功地将政治活动艺术化的经典之作。这部宣传纳粹是战败德国的救世主，鼓吹民族主义的“民众共同体”的纳粹理想的电影受到了希特勒的奖赏，里芬斯塔尔也因此奠定在德国电影界的女王地位。l 首映：“1935年3月28日晚上，柏林最大的剧院乌发剧场开始聚集起大批的观众。这些人举止优雅，男人们都打着黑领带，而女性观众则几乎人人身穿质地考究的第裙。不久，当快要到放映时刻的时候，身着白色裘皮大衣与露胸晚礼服的美貌的德国女演员、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从汽车里走了出来。她脸带微笑，向等待在剧院前面发出欢呼的密集的人群招手致意。许多等候在那里的人把手伸过警戒线绳子想要触摸她，甚至还有人向她送去飞吻。……今晚，她为了出席她的最新作品《意志的胜利》的首映式而来到了这个场院。这个电影是她为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所制作的。在里芬斯塔尔与她的陪同人员在贵宾包厢落座不久，一辆黑色的Benz轿车轻捷地驰入剧院的停车场。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打开后面的车门，总理希特勒从车中走了出来。在他下车的一瞬间，外面的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伸出右手做了一个纳粹式的致意，马上就消失在剧院里了。”这是美国人格伦·B．英菲尔德所写的《莱妮·里芬斯塔尔——堕落的电影女神》一书中的开头部分。从这本书我们得知，当一个女人的名字与阿道夫·希特勒与他的第三帝国联在了一起的时候，她的一生就不会再是平淡无奇的了。l 力量：很多年以后，当美国人决定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被邀请前来为战争摇旗呐喊的好莱坞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Capra）就是看了这部片子后，才找到了拍摄《为何而战》这部系列片的思路。据说，当他看完这部令人不寒而栗的“敌片”
中财网